同時代人就是那些知道如何觀察這種黯淡的人，他能夠用筆探究當下的晦暗，從而進行書寫。

——阿甘本

“暝色”是憂傷和透着古意的，黃昏確實像這樣，一種悄無聲息、似有若無，以至無可挽回，小說中也不乏如此敘述。但是，我其實並不願意用“憂傷”這個詞；相反，《暝色》是有力量的：因爲它討論馬克思、康德和休謨，或者說，它敢於一次比一次滑稽地討論正義、物自體和公平；因爲就是在傍晚的“暝色”中，老趙被通知腎有了，而這正是歷經種種力量之較量後的結果。甚至也因爲，身體和慾望不會在“天色黑下來”之後就“打算去睡覺或僅僅待着”；所以，“暝色”的不穩定性是悖論的生成空間，它回不到自己，它包容了無數的“反與正”，在空氣中盪開；就像語文老師以“表演藝術家”的身份，在敘事中時不時地盪開一筆，抒情一番。因此，在透着些古意的“暝色”之抒情和當代生活之“日常性”與“倫理”之間，前者是“還鄉”之不可能性及針對“懷鄉”的反諷，而小說經此、對“正義”的討論也包含了對它的反諷。當“反與正”共在一個平面而不再有一個高居上位者和可追溯的原點時，“反諷”的自由便成了一個永恆的問題。

“還鄉”主題的三次延遲：從抒情走向反諷

01

當我們說起《暝色》中的“還鄉”時，我們所談論的其實是歷史和自由的問題。這是朱個之隱微中的睿智與成熟，也是“暝色”悠悠盪開一筆後蘊積的力量，首當其衝的“傳統”被衝散而後重組，是艾略特所謂“個人才能”對“傳統”的重構。這是文學史，亦是“歷史”的問題。

《暝色》中，“我”工作在“北方”，是一位語文老師。小說開篇便是“一到冬天就覺出自己是一個外鄉人”的“懷鄉”之愁。“南”與“北”，由此看似形成了地域空間上的對立。它讓我想起魯迅這位“五四”時期的“過客”，倒不僅僅因爲朱個在紹興待過。魯迅亦曾自南而北，《在酒樓上》卻是寫的回了S城的情景，他說：

“我從北地向東南旅行，繞道訪了我的家鄉，就到S城。這城離我的故鄉不過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這裏的學校裏當過一年的教員。深冬雪後，風景悽清，懶散和懷舊的心緒聯結起來，我竟暫寓在S城的洛思旅館裏了……”

在《暝色》中的“我”與《在酒樓上》的“我”之間，形成了一個有意思的對照：前者未還鄉，後者還了鄉；前者是異鄉的教員，後者是故鄉的教員；前者自稱“抒情表演藝術家”，後者是“啓蒙者”。魯迅對於現代文學的意義，關鍵不在於他爲後人開闢了幾條“啓蒙”的道路，而在於，他從一開始就領會到啓蒙的悖論。比如在《起死》中，莊子將骷髏喚醒，後者醒來後發現自己赤身裸體，便向莊子索要衣物。莊子沒辦法，最後只能求助於“國家機器”，以暴制暴。悖論中“反與正”的滑稽，看似造成了“啓蒙”本身的自我消解：啓蒙無法回到自身，就像“還鄉”之不可能。因此，魯迅在《在酒樓上》還說：

“覺得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幹雪怎樣紛飛，這裏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於我都沒有什麼關係了。”

魯迅在此說的是一種對“還鄉”之不可能性的經驗，就如同他對“啓蒙”之不可能性的經驗一樣，因爲故鄉和啓蒙的本來面目都已不再能夠被準確無誤地認出。安克施密特說，正是因爲“還鄉”不可能，“懷鄉病”纔有可能（《歷史與轉義》）。但無論是對《在酒樓上》的“我”，還是對魯迅而言，他們都回去了，都曾有過對於返鄉的期待和信念，因此，他們對“不可能性”的經驗只不過是理想之希望的落空罷了。爲了這種落空，他們花了巨量的篇幅去敘述，敘述者因此反而留下了理想。而這種理想便是歷史之重負。

《暝色》中的我與此不同。如果說魯迅的“懷鄉”與“啓蒙”是抒情，是“認真”；那麼朱個的“我”自稱“抒情表演藝術家”就已是反抒情的戲謔和“不認真”，由此構成一種自我調整的“反諷”。比如小說中，“我”對於老趙的真實所採取的態度是：“對他們只要別太認真，或者說把認真表現作一種不認真，他們就會很舒服了。”正是“不認真”構成了小說旁逸斜出的全部。“還鄉”始終是《暝色》中一件隱而不發的事情，它隨時要面臨其他事件的插入，就像一個無限滑動的能指，無法及物，以至於產生了一種對“本源”“界限”的懷疑。

在“我”感慨自己的“外鄉人”身份之後，便是與老趙的久別重逢，以及對那聲充滿戲劇情感的稱呼的自嘲，並自稱“抒情表演藝術家”。這在暗示我們，開篇的抒情也不過一個“表演”。而“我”之所以說“戲劇”，實則因爲老趙進來時，“我”正與趙太太在微信裏聊天。故事由此開始敘述，所謂“外鄉人”身份及外鄉人之情感的展開卻首次遭到了延擱。接着，在第4部分，當老趙問及南方並稱其爲好地方時，“我”則否認了“南方”與“北方”的界限：

“‘南方’是個很籠統的概念，就跟“北方”一樣。“南方”可以更南，“北方”也可以更北。尤其當你生活在北方，沒有必要去細究、並且“北方”纔不管你的“南方”是哪一部分的南方。”

兩句話聽起來像是煞有介事的思辨，彷彿真要去表達一種地域界限消失的真理；實際上，此時的“我”只是“笑笑”之後的隨口蕩蕩，依然在與趙太太聊天，並且安於一種自我認可的“猥瑣”中。於是在這裏，對“懷鄉”主題中地域空間問題的展開遭到了延遲。直到小說的第9部分，趙太太在朋友圈發了一張昆明湖的照片，“我”與她展開了一段對話：

她說：“朱老師沒在上課吧？”

我說：“上完了。照片拍得不錯，這麼對稱。”

她說：“我沒去過西湖。”

我說：“我是西湖邊長大的。”

她說：“啊，難怪你說西湖更美。”

我說：“那也不是因爲這個原因才這麼說。”

她說：“那是爲什麼？”

我說：“帝王造園嘛，就是仿照西湖，它也得要氣象。氣象一大，美就缺了。”

她說：“噢。此美非彼美吧？”

我說：“心裏的小美，纔是真實的美吧？”

她說：“嗯？”

我說：“比如，你覺得那一刻美，你拍了下來，只要你真正這麼想的，那就是好的。”

她說：“你怎麼知道帝王之美不是他們心裏真實的美呢？”

我說：“我真實地知道自己心裏確實不知道這個呀。”

她說：“朱老師這麼狡猾啊。”

我說：“哪裏，一講真話才顯得狡猾了。”

在這段對話中，繼之前取消了在空間上還鄉的可能性之後，又否認了一種線性時間意義上的“過去”。“我”若因在西湖長大就覺得西湖美，那便意味着“過去”是可以由“現在”而追溯到的“原點”。據此，“成長”便如同一個直線型的跑道，只要跑回去，就可以“認識”到它的美。這就像一個哲學、美學中的認識論問題：以上帝視角把握全局，把擴散的空間轉變爲線性時間中前後相繼的點，每一個點，包括起點，都是可以認識的對象。但是，“我”沒有這麼說，也就意味着，“故鄉”在“時間”上也是不可追溯的，無關浩浩湯湯的歷史進程般的宏大之美，如同人類社會從神話走向現代。相反，“真實的美”是“心裏的小美”。於是“我”說：“比如，你覺得那一刻美，你拍了下來，只要你真正這麼想的，那就是好的。”“瞬時”取消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界限。但是如果滯留於此，它便仍然是抒情，是趙太太朋友圈式的抒情，被“我”定義爲“雞湯圖文”，因此，“心裏的小美”“真實的美”通過二人對“真實”二字的調侃，再一次遭到否定。

她說：“你怎麼知道帝王之美不是他們心裏真實的美呢？”

我說：“我真實地知道自己心裏確實不知道這個呀。”

她說：“朱老師這麼狡猾啊。”

我說：“哪裏，一講真話才顯得狡猾了。”

朱個在《暝色》中不再逗留於抒情，無論是風景中還是人物對話中；而是走向了針對抒情的反諷，反諷在於對“還鄉”“懷鄉”等終極價值一次又一次的延遲。在小說整體篇幅中顯得無足輕重的“故鄉”“還鄉”及“懷鄉”，不再是敘述者沉醉不知歸路之處。我們會說，它們（抒情）也許還能算作漫無邊際的夜空中閃爍的明星，就像這個時代裏看似始終保持自身的理想主義，但是理想主義本身也成了我們時代英雄主義的自我嘲諷；康德式的“仰望星空”則成了道德律對自身的反諷。面對真實的“存在”，沒有什麼是不易遭人遺忘的，遺忘反而真實，就像加繆的《鼠疫》，沒有什麼“人道主義”，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輾轉、沉淪於複雜境遇之間。對於反諷者朱個而言，這是《暝色》對《在酒樓上》中魯迅式抒情的重組，也是面對歷史的輕盈感對面對歷史之重負的替代。

“正義”的困境與反諷

02

我們建構了《暝色》與《在酒樓上》的互文，其間存在一個“今”與“昔”的對照。除了與敘述者之“故鄉”有關的空間上的南/北，時間上的過去/現在，小說中還有很多其他有關時間、空間之“此”與“彼”的對照。但是它們無一例外地，都像南與北、有雪區域與無雪區域之間界限的模糊一樣地不可靠。正如小說結尾談起回南方的經歷，最後一次借景懷鄉、抒情時所說：

“我一直在疑惑，沒發現從無雪區域到有雪區域的那個交界處。明明剛纔還有太陽，還把窗簾拉下的。”

在這裏，一種“界限”消失的當代、當下之體驗取代了那個作爲“過去”、作爲“原點”而自足和無可置疑的本源。因爲就在對此感到困惑之前，“我”提起了“開雪眼”。“開雪眼”這個詞中一種明明白白感覺到要下雪了的明晰性，由此成了無可挽回的追憶，連同這個詞所指涉的“江南”和“母親”的存在。現在再來看魯迅在《在酒樓上》對於南北的那番話：“覺得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幹雪怎樣紛飛，這裏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於我都沒有什麼關係了。”“我”彷彿一個高居者、局外者，分清了南方與北方，也撇清了南方與北方，但當他說“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時，深深的遺憾所隱含的深層結構卻是深深的歸屬。然而在朱個看來，南與北是悖論，界限的兩面隨時可能轉向各自的反面。“暝色”本身就暗示了“界限”的消失，正如小說開篇提及黃昏時說：“北方小城的冬天，日色隱得飛快。剛剛還是一抹暖調，轉眼就陰沉了，沒有一條明白的界限。”小說第一段的抒情已經在經過自我反諷之後，產生了新的一面，暗示消失“界限”之後的“暝色”的混沌。正是在此基礎上，“正義”的討論也帶有了“暝色”的不穩定性。

由此我們發現，這早已不是《在酒樓上》充滿理想主義的二人獨白式的孤獨者形象及其對與客泛舟之蘇子的遙相呼應。在上面已經討論過的隱而不發的“還鄉”“懷鄉”主題下，馬克思針對資本主義的正義、不正義之論斷，康德的物自體、星空和道德律，對於當代社會來說，也成了一個“故鄉”般的存在。它們也屬於過去、回不到的過去，屬於必然要歷經一次次反諷的過去。

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小說將其設置在一個個正在赴宴或是將要赴宴的場景中。宴會彷彿這個時代衆聲喧譁的“復調”演練場，就像喬伊斯《尤利西斯》中古老的神話成了當代世俗生活永恆的回望與戲說的對象。即便是後來老趙與“我”在辦公室時，敘述者依然說：“他呷口茶，大概燙嘴，很快就放下了，神態好像是我們昨天還在一起喫過飯喝過茶似的。”在宴會或是一種宴會狀態中，人類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同時以一種多元化的方式展開，以至於互相滲透而取消了靈與肉的界限。而這也呼應了“正義”界限的消失。

爲了取消一種形而上學的意識對象，列維納斯在《從存在到存在者》中舉了飢餓的例子。他的意思是，人餓了就要喫東西，因此，飢餓的慾望對象就是慾望要達到的終點，而毋須再追尋另一個佔據高位的理念。（《從存在到存在者》）那麼在宴會狀態中，人們對食物的慾望，在實現的同時又會立即產生，在慾望與對象之間幾乎沒有距離，無須任何尋視、反思、停留。因此小說中接二連三地提及餐桌上幾位老師舉杯、喫菜、動筷子等細微且自發的動作。而老趙對“正義”的討論就在這些不起眼的動作之間。

面對“正義”這樣一個頑固的詞語，宴會中人們的動作、行爲所形成的動態就像一個個突發事件，延遲了“嚴肅”空間的形成和對“正義”進行定義的可能性。當老趙說，馬克思最傑出的優點是沒有把“不正義”的帽子扣到資本主義頭上時，敘述者是頗有些惺惺相惜的：“老趙的口吻輕飄飄，回答的內容又比較沉重，彷彿他講的那些詞語介入了日常生活——局上的氣息，就好像不得不讓人們要挺起腰板喫這頓飯一樣了。”但是最終，在宴會情境的流動性中，人們並沒有挺起腰板，喫飯就是喫飯。於是緊接着，裘老師稱讚老趙有才，隨即將手裏的筷子向一條魚伸去。而老趙只能轉向“我”。一種後形而上學語境下的日常生活之“沉淪”使得形而上學的“正義”面臨困境。這便形成了小說對“正義”的第一層反諷。

《暝色》對“正義”的第二層反諷在於，它敢於一次比一次滑稽地討論正義、物自體和公平。就像敘述者在小說最後說的“在這種地方談正義比在酒桌上談更加顯得滑稽”。這裏說的“在這種地方”已是五年後。上一次在酒桌上對馬克思的正義觀欲罷不能的，還是五年前的老趙。小說在後面通過趙太太告訴我們，馬克思、康德等“只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讀物”。我們並不知道是哪個時代，小說對此也有意欲說還休。也許是與“我”在北京讀書時遇到的那位談馬克思的政治哲學老師同處於一個時代。那位每到課間就坐在講臺後面彎着腰低頭啃餅乾的老師談起馬克思也像老趙一樣地“欲拒還迎欲罷不能”。他們的“亦莊亦諧”顯然是一種“沉淪”中的“自珍”，就像是還帶着一些理想和真實，並且正如敘述者所說，也不憚於表達一下這種真實。由此一個對照出現：一個敘述者按下不表的時代和當下已然沉淪的時代。

如果說這時候的老趙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對於曾經讀馬克思和康德的時代依然存有無限懷想的話，那麼五年後，經歷了患病、換腎的他，作爲面對生命之脆弱的病患，也作爲一個最終的利益既得者，則無可挽回地在現實中栽了理想主義的大跟頭。此時出現的一個消解“正義”的場景，就像小說最後老趙說的，是一個“屠宰場”。“屠宰場”的比喻，讓人想起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說：自然狀態下，人們在自然平等的條件下，面臨同樣的將要死亡的恐懼，由此引發力量較量的戰爭狀態。這種殘酷的較量則含蓄地表現在小說借老趙換腎而讓人聯想到的器官交易事件中，只是在這背後是種種看不見的力量和看不見的權力、運氣的不平等。所以老趙苦笑道：“搞到手不是一個問題，能不能早點搞到手纔是一個問題啊。”小說中，給老趙腎的是一個剛拿到駕照就出了車禍的年輕女孩兒。“有角膜，有肝，還有心，都分掉了”，暝色對此的描述也暗合了“屠宰場”的意象。

在康德哲學中，因爲“物自體”不可知，我們知道人類理性的有限性；但也正是因爲如此，被懸置的理性，就像是一種無限的“崇高”，仍然被放在了柏拉圖的“理念”、亞裏士多德的“至善”，基督教的“彼岸”，或是內心最高的“道德律”中，成爲對現世生活的限制，爲一種積極的道德自由提供引導。而在小說所表現的當代日常對話中，高懸在至善倫理中的理性，反而成了對自身的反諷。比如“我”與老趙在對話中對康德的“物自體”的調笑。現實的真實是，理性和正義無法自持，隨時可能走向各自的反面，談論正義本身不是正義的，就像老趙在小說結尾處的質問：“我們說的哪句話不是自認爲出於正義啊？”

由此，所謂“出於正義”，就像敘述者告訴我們的，老趙“一會兒馬克思，一會兒康德，對孩子的成績漠不關心，關心的是和生活沒有關係的東西，甚至說不上是‘東西’，只是一些荒謬的名詞”。這些荒謬的名詞沒有辦法指向現實情境。現實始終處於正與反的張力中，它只能表現爲每時每刻的“溢出”：超出種種義務、責任、美德，以人與人之間的感性關聯、細微神態、動作，乃至於“說話”替代之。由此，便引出《暝色》對“正義”的第三層反諷，即貫穿小說始終、但總是處於幕後的三角關係。無論是五年前三人都在場的宴會上，還是五年後老趙與“我”在辦公室裏，“我”與趙太太的曖昧關係在小說中通過種種細節描寫成爲整部小說旁逸斜出的全部插曲。

反諷如何自由？

03

反諷者只能不斷反對自身。如果我們回頭再看老趙對馬克思的描述，會發現，老趙的馬克思本人也許也是一個反諷者。他說，“馬克思取消了永恆正義”，“馬克思忍住了，沒有說資本主義不正義”，這就像小說結尾處，老趙也忍住了對不正義的批判，只是說，“沒有愛的正義就像一個屠宰場”，屠宰場成了最後在灰色天空中唯一顯現自身的東西。它帶來的最後詰問是：即便“正義”不可能，今天的我們，又能憑藉什麼去批判“不正義”？批判的自由還是否可能？反諷到底是遊戲還是自由？如果說康德哲學中的“自由”是指一個成熟的人，以至高道德爲旨歸的實踐理性。那麼，對此的反諷所獲得的自由究竟能否具有一種倫理承擔？又或者，它是否只能走向一個不斷否定自身的能指滑動的遊戲中？

這可能是《暝色》無法給出答案的問題。而給出一個一勞永逸的答案，也不是文學力所能及之事。但是小說通過兩人視頻聊天討論了“名字”的問題，卻是引人深思的。我們說，“我”與趙太太的曖昧是貫穿始終的一個絕妙的反諷。但是這種曖昧也像“暝色”一樣的不穩定。他們誰也沒有真的越了雷池半步。關於他們的視頻聊天，敘述者描述道，“她朝我笑了一下。畫面有延時，她的笑容在某一微秒時是卡住的，這讓她的笑容看起來不像是在面對着我。好像面對的我，依舊是一個人工智能什麼的，或者我是人工智能模擬出來的三維影像，反正好像我不是個活人。”隨即又說，這是一種“性冷淡”的樣子。之後對“性冷淡”的討論，實際上揭示出的是反諷者的困境。

首先，就像同性戀者無法擺脫社會將其視作“他者”的眼光，反諷者自身也沒有辦法擺脫它反諷的對象。其次，就像同性戀者的僞裝，反諷者只能在一種遊戲狀態中調整自身和對象，卻無法確認它們。第三，正是反諷和它所反諷的對象之間的永恆張力，使得我們說的本源、界限、定義變得不可能，那麼世界就成了一張相對主義之網，絲毫沒有力量。

認識到反諷者困境的朱個，也許並沒有試圖用無限的反諷取代永恆的正義。因爲在最後，“我”的名字在小說中第一次出現，“朱喻明”三個字，就像是一種力量的隱喻。趙太太用一種艱難、“愚拙”，甚至隱約帶有些詭異的溫情的方式，在胸口寫“我”的名字。“我”藉此重新認識的那個自己和“x小姐”，成爲了一種無限的“喻體”本身，由此，趙太太的“高潮”也成了一個隱喻，像是以隱祕的身體和慾望的方式，擺脫了反諷者的性冷淡，給了這個時代一個最恰逢其時的迴應。這個迴應所顯示的，不是什麼問題的答案，而是，永恆的問題本身。

我與誰是同時代人？

04

在法蘭西學院一次講座的筆記中，羅蘭·巴特說，“我與誰是同時代人？”“也許日曆並不能給出答案。”《暝色》中提及的“時代”，是我們最後要討論的問題。老趙與“我”有這樣一段對話：

我：“其實，我一直覺得你身上有天真的一面。”

老趙：“你說的那個是時代的烙印。”

我：“我們算是一個時代的人吧？”

老趙：“你是哪一年上的大學？”

我：“九一年。”

老趙：“兩代人。”

老趙與趙太太一樣，確實存有一種對過去時代認真的懷想，前者斬釘截鐵地認爲自己與“我”是兩代人，而後者也說，胡塞爾海德格爾黑格爾等“只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讀物”。但是，這種時代的斷裂感在“我”看來，就像種種界限、定義一樣地不可靠。因此對於老趙“兩代人”的斷言，“我”只是“笑着說：“兩代人，兩代人。也不早了，我收拾收拾，咱們出去找個地兒喫飯？”而面對趙太太談及的“時代”，“我”則在微信上“發過去一個呲牙笑臉的表情”。此外，在另一段有關理想主義的討論中，老趙說趙太太理想起來像古人，而“我”認爲，“理想主義跟時代沒關係”。

開篇我們說，“暝色”背後是朱個以“個人才能”重組“傳統”的力量。因此，除了自由以外，這還是一個有關歷史的問題。理想幻滅者對於過去理想時代的相信，使得時代在他們看來是斷裂的，傳統是故鄉之美、是正義之光，現代則是遺失和失落。因此，在他們的邏輯裏，改變現狀就像回到過去一樣的不可能。而當朱個說“理想主義跟時代沒關係”的時候，她實際上恰恰是時代斷裂說的反對者。也許朱個想要尋找的，是一種“同時代性”。這種“同時代性”意味着，無論是小說中按下不表的那個時代，還是三人共在的現在，抒情不僅僅是過去的事情，沒有理想也不是當代獨有。由此，趙太太的抒情與北島1976年的《回答》在文本中得以並置；老趙換腎的故事與過去“舅媽”的經歷並置；“師道尊嚴”在兩個時代間切換；而當“我”看到毛茸茸一片、又淒涼又美的白楊時，對茅盾1941年的《白楊禮讚》產生了懷疑。

因此，傳統對朱個而言不再是虛構的實體，“同時代性”則意味着一種站在自己時代之外，發現時代之連續的可能性。正像後來阿甘本在談到同樣的話題時說的，“同時代人是緊緊凝視自己時代的人，以便感知時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對於那些經歷過同時代性的人來說，所有的時代都是黯淡的”。

本文作者簡介

陳麗，女，1995年生，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完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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