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留下最多思想遺產的就是這一論及多個學科的法蘭克福學派了，其提出的眾多深刻迷人的見解在今天雖不能直接套用但卻依然值得我們思索、繼承與超越！

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什麼？批判和推翻一切形式的統治的理論範圍有多大？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德國興起的法蘭克福學派，其產生與上述問題的爭論密不可分。 為把握這一學派的思想發展中心，就必須正確評價能說明其背景的一系列重大紛擾的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歐左翼工人運動的失敗；

德國大部分左翼政黨墮落為改良主義或變成聽命於受莫斯科控制的運動；

俄國革命蛻變為斯大林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 這些事件向下述人士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這些人雖受到馬克思主義的鼓舞，但又準備承認，那種認為社會主義是「歷史預計進程」的必然組成部分的觀點，或者認為只要制定了「正確的」黨的路線。就會有「正確的」社會行動的觀點，是多麼的錯誤和危險。　　我們可以把法蘭克福學派同反布爾什維克的激進主義和自由的或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直接聯繫起來。由於既敵視資本主義又敵視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該學派的著作企圖找到使社會發展可能保持活力的另一條道路。許多在六七十年代致力於新左派運動的人，發現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既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作了令人感興趣的解釋，又突出了一些很少為較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所能及的問題（如官僚主義和極權主義）。　　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一般都是在「批判理論」的標題下提出的（見「參考書目」11和羅·雅科比：《馬克思主義和批判學派》，1974年英文版）。但應強調指出的是批判理論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理論；也並不表明該學派的所有信徒都信奉同一思想（見「參考書目」5和9）。 大致可以歸入「批判理論」這一標籤的思想傳統分為兩個分支。 一是以社會研究所為中心，它在1923年建於法蘭克福，1933年從德國流亡，不久後遷居美國，50年代初又重建於法蘭克福。該研究所的主要人物有麥克斯·霍克海默（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弗里德希·波洛克（經濟學家和國民計劃問題專家）、西奧多·阿多爾諾（哲學家、社會學家和音樂研究家）、埃里希·弗羅姆（心理分析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哲學家）弗蘭茨·諾伊曼（政治學家·特別精通法律）、奧托·馬基爾希海默（政治學家、精通法律）、列奧·洛文紹爾（大眾文化和文藝研究者）、亨利克·格羅斯曼（政治經濟學家）、阿爾卡狄·古蘭德（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以及研究所的「外圍」成員瓦爾特·本傑明（散文家和文藝批判家），研究所的全體成員通常被稱為「法蘭克福」學派。但這一叫法容易使人產生誤解，因為這個研究所的成員的著作並沒有形成一套嚴密的、相互補充的體系。能真正算是這個「學派」的人，只有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洛文紹爾、波洛克以及（該研究所早期的）弗洛姆；而甚至在這些人中，其觀點的分歧也是很大的。 第二分支源於尤里根·哈貝馬斯最近的哲學和社會學著作，他的著作重新確定了批判理論的概念。對這一事業有過貢獻的其他人有阿爾布雷希特·韋爾默爾（哲學家）、克勞斯·奧菲（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和克勞斯·艾德爾（人類學家）（見「參考數目」15）。 　　下面談談法蘭克福學派的傑出成員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的情況。他們是截至目前為止闡發社會批判理論的最主要人物。他們著作中的許多共同要素可以看作是這一批判理論的思想。批判的概念曾從（康德的）理性和認識的可能性條件發展為（黑格爾的）對精神形成的思考，然後又發展為（馬克思的）對特殊歷史形態及資本主義和交換過程的集中探討。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人物進一步發展了批判概念。他們在探討一切社會實踐中力圖提出批判的見解，即提出貫注於意識形態批判的見解，因為這種意識形態戲台系統了現實以掩蓋不合理的權力關係並使之合法化。它們關係的是社會利益、衝突和矛盾是怎樣通過思想表述出來以及他們是怎樣在統治體制中展示和再現的。他們希望通過對這些體制的考察能加強對統治根源的認識、削弱意識形態的基礎以及促使人們改變意識和行動。

　　所有這些批判理論家由於都具有哲學素養，因而寫的大都是評價德國哲學遺產的內容。這些著述被認為既是對德國哲學傳統的分析，又是對這一傳統的批判；因為他們的目的是打破一切封閉思想體系的束縛、摧毀妨礙批判事業進展的各種傳統。這四位思想家雖保留了許多德國唯心主義關心的問題（如理性、真理和美的性質），但卻重新表述了康德和黑格爾理解上述問題的方法。他們像馬克思那樣將歷史作為研究哲學和社會的核心（如馬爾庫塞，見「參考書目」12）。但是，他們每一個人在堅持一切知識都受歷史條件限制的同時，又堅持可以脫離具體的社會利益（如階級利益）而合理地判定真理的主張。他們捍衛自主的批判要素的可能性（見「參考書目」10和1）。

　　這些批判理論家的大部分著作都是採用與過去和當代的重要哲學家、思想家進行一系列的批判性的對話方式展開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言人都試圖綜合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維貝爾、盧卡奇和弗洛伊德等人著作中的觀點並與之進行爭論。對哈貝馬斯來說，某些英美思想傳統，尤其是語言哲學和近代的科學哲學也是重要是綜合和爭論的對象。每個批判家這樣做的動機似乎都是相同的——在交叉學科的研究中，為探討社會復興和改造的條件、文化的意義以及個人、社會與自然關係等問題奠定基礎。　　批判理論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認識到；既然馬克思主義表現為斯大林主義時就成了壓制的思想意識，因而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並不一定就會提供真理的鑰匙。它不僅認為「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不足以解釋一系列現象（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其它等）產生的原因，而且認為維貝爾和弗洛伊德這樣一些人的思想和理論為解決馬克思主義者所面臨的問題——為什麼西方預期發生的革命始終沒有發生——提供了重要線索。批判理論家們評價和發展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並不表明他們要削弱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相反，而是要恢復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並發展它。因而，他們一方面承認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重大貢獻，另一方面又認為它並不足以成為認識當代社會的基礎。 國家權力所涉及的領域愈來愈多、「基礎與上層建築」愈來愈相互滲透、批判理論家稱之為「文化工業」的現象不斷蔓延、極權主義的發展，凡此種種都表明政治經濟學必須與其他學科融合在一起。因而，政治社會學、文化批判、心理分析以及其它學科，都在批評理論的框架結構中佔有一席之地。通過提出分工、官僚主義、文化模式、家庭結構以及所有制和管理的問題，法蘭克福學派就大大地擴大了批判的範圍並有助於改變政治的概念。　　他們的著作企圖揭示各種妨礙將生產方式——這可能是馬克思主義體系中最核心的部分——說成只是客觀的結構和在人「以外」發展的事物的複雜關係和中介。他們尤其反對歷史唯物主義作「決定論的」和「實證論」解釋，因為這種解釋強調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是不可變更的（在一種貌似獨立的經濟「基礎」的推動下），並認為能夠按照自然科學方法論的模式來理解這些歷史階段。他們論證說，後來對馬克思所作的解釋正是馬克思本人早年曾駁斥過的一種思想——「思辯的唯物論」，卻忽視人的主體性的重要作用的唯物論。 他們認為正統馬克思主義（如德國共產黨的理論）的傳統的觀點沒有認識到既必須研究行動的客觀條件，又必須研究理解和解釋這些條件的方法的重要性，例如，對文化或同一性的形式的各種成分進行分析，就是必要的，因為「歷史是由從事局部認識的主體在既定條件下的活動創造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並不是定期爆發危機的原因。這種危機的過程和解決它的辦法的性質，都取決於代表各種社會力量的人物的實踐和他們如何理解本身的處境。批判理論所致力研究的是結構與社會實踐的相互作用，即研究在特定社會現象中的主體和客觀以及他們的關係如何通過這些現象來進行協調。 　　批判理論家們提出問題的方式雖千差萬別，但他們認為通過對現代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探討就能闡明未來的前景，這些前景如果實現了，就會提高社會的合理性。然而，他們關心的不僅僅是闡明那些不明顯的現象，也不是像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說的那樣只是「記憶」或「回想」有被忘卻危險的往事——爭取解放的鬥爭、從事這一鬥爭的種種原因與批判思想本身的性質。他們還提出自己理論和實踐的新的重點和新的思想。比如，馬爾庫塞就為個人的舒適享樂——（與堅持苦行僧式和清教徙式觀點的革命者相反）、為個人的自我解放（與那些簡單地認為這種解放只來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變革的人不同）和為人類與自然之間可能有與現存關係截然不同的關係（與要加速發展現存各種技術的人不同）進行辯解。這些觀占顯然偏離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見「參考書目」13）。 然而，霍克海默、阿爾多諾和馬爾庫塞卻從未提出一套嚴格的政治要求。因為他們以及哈貝馬斯的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則是：革命的過程也就是自我解放和自我革命的過程。因此，列寧的先鋒組織的觀點受到了批判性的評價，因為這樣的組織被認為會導致一種根深蒂固的分工、官僚階層和極權主義的領導。雖然這些批判理論家沒有提出一貫的政治理論，但他們同意傳統的看法，即社會主義和自由是一致的，合理社會的目標必須體現在這種社會的方法上，而且必須與這種方法相一致。

　　整個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社會研究所在霍克海默任所長期間，對包括個人的身份形成、家庭關係、官僚主義、國家、經濟和文化在內的許多領域進行了研究與分析。雖然被稱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理論往往是從人們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出發的，但得出的許多結論卻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相反，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突出了在可預見的將來進行社會改造的許多障礙。以下就是他們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核心觀點。

　　第一，他們證明，經濟和政治融合在一起的趨勢將不斷增強。壟斷組織出現並干預國家事務，而國家也進行干預以保護和維持經濟過程。　　第二，經濟與國家組織愈來愈交織在一起，以確保地方的主動性從屬於官僚政治的考慮、市場上原料的分配從屬於中央的集中計劃。社會的協調工作是由強大的公、私行政機構負責的，這些機構愈來愈自成體系，而且只考慮生產。　　第三，在官僚主義泛濫和機構臃腫的同時，由於實用理論——關心完成預定目標的手段的功效——深入人心，社會生活合理化（工具理性化）的進程也在擴大。　　第四，勞動分工的不斷發展把工作任務分得愈來愈細。隨著工作任務和機械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工人幾乎不可能對自己的工作進行思考和組織。整個勞動的過程更難於了解，大部分職業成了完成各種孤立的、極小的產品的片斷生產。　　第五，隨著工作和知識的細微化，階級的體驗正在消失。統治癒益成為非個人的統治，人成了完成目的的手段而這種目的卻似乎是獨立存在的（異化）。決定這些過程的特定的社會關係的形式——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物化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愈來愈只具有商品的性質，從而加劇了物化，社會關係也愈來愈難以為人們所了解。衝突日益集中在那些並不能觸及社會基礎的邊際問題上。　　法蘭克福學派對這些過程的分析，力圖揭示似乎無個性特徵的統治的特定社會基礎，從而揭示是什麼東西在妨礙人們「意識他們自己」是能採取主動和積極行動的「主體」的。在進行這一分析時，集中評價了「大眾文化」傳播思想與信仰的途徑，即自我外（家庭外）的社會化用以摧毀個人、私人領域的方式（不太具有真正的個性）。　　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都認為，資本主義時期、基督教的中古時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們的作品，都對單純注重實效的世界保持某種程度的獨立性（見「參考書目」2）。這些大師們的作品通過自己的形式與風格，體現了個人的經驗，表達了他們的意圖。阿多爾諾通常所說的「自主的」藝術將產生出美和秩序或矛盾和不協調的形象——即美學領域，它與現實相脫離同時又突出表現了現實。它的對象世界來自現存的秩序，但它卻是以非因襲的方式來描繪這一秩序的。這樣，藝術就具有認識和破壞的特點。它的「真理內容」就在於它能重新構築成傳統的意義模式。　　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們認為，現今大部分文化產品已變成商品，而文化本身也業已成為一種「工業」。「工業」這個詞，在這裡是指文化產品的「標準化」，「虛假的個體化」或只有極細小的差異（如西方的電視和電影音樂），也指推廣和傳播技術的合理化。文化工業不尋求藝術形式的統一，它關心的是「效果至上」。它主要是為了消遣和娛樂，提供一個機會使人們暫時逃避日常生活的負擔和單調乏味的工作。但是文化工業並不能使人真心地逃避現實。它提供的娛樂——沒有壓力、比較自在——只是使人從生活的基本壓力中輕鬆一下，使其重新產生工作的願望。在分析電視、藝術、流行音樂和星相學時，阿多爾諾特別試圖證明這種「工業」產品只不過是再現和加強了人們想要逃避的那種世界的結構。它們強調的信念是：生活中的消極因素是由自然原因和偶然原因造成的，從而宣傳了宿命論、依附感和責任感。文化工業為現存秩序生產了一種「社會膠合劑」（阿爾多諾並不認為一切藝術和音樂的命運都如此。比如，他曾不厭其煩地強調舍恩伯格的無調性音樂具有一種批判的、否定的功能）。法蘭克福學派想通過對現代藝術和音樂的考察，來評價各種文化現象的性質。在這一探討中，他們試圖揭示人們是如何安排和控制大多數閑暇活動的。生產和消費這兩個領域對個人的社會化有著重要的影響。非人的力量不僅控制著個人的信仰，而且支配了人的活動的動力。　　這個學派使用了許多心理分析的概念（借鑒弗洛伊德）來考察社會是怎樣造就個人、形成各類社會性格的。他們發現，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父母的重要性逐漸減低了。由於家庭愈來愈不能對外界的巨大的壓力提供保護，因而父親權威的合法性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其結果是，男孩不希望長大後成為象父親那樣的人，而是愈來愈想成為文化工業所提倡的那種形象的人，（在納粹德國，這種形象就是法西斯主義）。父親雖保有一些權力，但他的要求和禁令，充其量也只是在家庭內勉強起作用。因而，父親的權力就顯得專橫。在這種情況下，孩子對力量的概念只是抽象的，並尋求符合他們心中想像的、更有力的「父親」這樣（符號），就造成了一種普遍的、易於受外界力量影響（如法西斯主義的煽動）的狀態。

　　《極權主義的個性》（見「參考數目」3）這一典型的著作的目的，就是依照上述壓力所形成的性格綜合症來分析這種易感性。這份研究試圖將某些性格與政見（如民族擴張主義和民族偏見這樣一些有法西斯傾向的政見）聯繫起來。它揭示出一種「標準化」的個人，這種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規、盲目屈從於傳統的價值觀、權威和迷信。研究揭示了意識形態是如何地根深蒂固和人們為什麼會接受「與他們的利益相違背」的信仰體系。這種極權主義類型的性格同樣會在能獨立思考、能提出批評性意見的人身上出現。

　　法蘭克福學派論述當代文化和獨裁主義模式等的目的是要促進解放鬥爭，雖然必須補充指出，該學派內部對這一鬥爭的確切含義是有爭議的。不過，他們的著作明顯地表現出一種自相矛盾的東西，由於他們堅持人類和社會變革的可能性必須要受歷史條件的制約，這種矛盾就更為突出了。他們提出的關於社會根本變革重要性的理論並沒有多少社會鬥爭的基礎。他們擴大了批判的範圍和政治概念；這是他們把相互矛盾的觀點捏在一起的一個重要方法。正是由於看不到資本主義必然會轉化，他們才如此重視意識形態的批判，從而有助於可與現存統治結構決裂的意識，但矛盾主要是由一個有問題的論點引起的，這個論點使他們即低估了某些類型的政治鬥爭，又低估了他們的著作對這些鬥爭的重要意義。　　他們主要關心的問題之一，是解釋為什麼馬克思所設想的革命沒有在西方發生。在試圖解釋革命沒有發生的原因時，他們低估了重大政治事件的複雜性。他們設想，與現存秩序作斷然的決裂就一定會發生社會變革；但這一設想使他們不恰當地看重了可穩定社會的各種力量的作用。在試圖解釋他們預期的事情沒有發生的原因時，他們誇大了「制度」吸收反對勢力的能力。其結果是；批判理論忽視了西方內部的和西方以為的一系列重要的社會政治鬥爭——以改變並在繼續改變政治面貌的鬥爭。雖然他們對不斷變化的重大政治事件並不總能作出正確的評價，但他們對理論和批判的興趣，對各種壓制激進政治運動的統治方式進行分析的興趣，卻頗有實際影響。他們在這些領域內的著作是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還可以對法蘭克福學派的立場作些批判，但這裡就不贅述了（見「參考書目」4、9、14和6）。值得注意的是，該學派的一些最重要的失誤已在第二代批判理論家的著作中提出來了；其中，哈貝馬斯最為突出，他是在完全不同於霍克海默、阿爾多諾和馬爾庫塞的框架中發展自己的思想的。他特別深入探討了批判理論的哲學基礎，試圖闡明關於合理性的「好社會」的預言，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前景重新作了說明（見「參考書目」7和8）。他的研究仍在繼續，這證明進一步闡明社會的批判理論是很有生命力的工作，儘管我們目前還不能無批判地接受它的許多理論教義。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② 西奧多·阿多爾諾和麥·霍克海默：《啟蒙辯證法》（1947），1973年英文版。③ 西奧多·阿多爾諾等合著：《極權主義的個性》，1950年英文版。④ 佩·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思考》，1976年英文版。

⑤ 赫爾穆特·杜比爾埃：《科學組織與政治知識》，1978年德文版。

⑥ 雷蒙德·葛斯：《批判理論的概念》，1982年英文版。⑦ 尤爾根·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⑧ 同上作者：《合法性危機》（1973），1976年英文版。⑨ 大衛·赫爾德：《批判理論介紹——從霍克海默到哈貝馬斯》，1980年英文版。⑩ 麥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論》（1968），本卷由30年代和40年代初所寫的論文組成，1972年英文版。? 馬丁·傑伊：《辯證的想像力——法蘭克福學派和社會研究所的歷史1923—1950》，1973年英文版。⑿ 赫伯特·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1941年英文版。⒀ 同上作者：《愛欲與文明》（1955），1966年英文版。⒁ 約翰·湯普森《批判的注釋學》，1981年英文版。⒂ 阿爾布雷希特·韋爾默爾：《批判的社會理論》，1974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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