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留下最多思想遗产的就是这一论及多个学科的法兰克福学派了，其提出的众多深刻迷人的见解在今天虽不能直接套用但却依然值得我们思索、继承与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批判和推翻一切形式的统治的理论范围有多大？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德国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其产生与上述问题的争论密不可分。 为把握这一学派的思想发展中心，就必须正确评价能说明其背景的一系列重大纷扰的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左翼工人运动的失败；

德国大部分左翼政党堕落为改良主义或变成听命于受莫斯科控制的运动；

俄国革命蜕变为斯大林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 这些事件向下述人士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人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鼓舞，但又准备承认，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预计进程」的必然组成部分的观点，或者认为只要制定了「正确的」党的路线。就会有「正确的」社会行动的观点，是多么的错误和危险。　　我们可以把法兰克福学派同反布尔什维克的激进主义和自由的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直接联系起来。由于既敌视资本主义又敌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该学派的著作企图找到使社会发展可能保持活力的另一条道路。许多在六七十年代致力于新左派运动的人，发现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了令人感兴趣的解释，又突出了一些很少为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能及的问题（如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一般都是在「批判理论」的标题下提出的（见「参考书目」11和罗·雅科比：《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学派》，1974年英文版）。但应强调指出的是批判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也并不表明该学派的所有信徒都信奉同一思想（见「参考书目」5和9）。 大致可以归入「批判理论」这一标签的思想传统分为两个分支。 一是以社会研究所为中心，它在1923年建于法兰克福，1933年从德国流亡，不久后迁居美国，50年代初又重建于法兰克福。该研究所的主要人物有麦克斯·霍克海默（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希·波洛克（经济学家和国民计划问题专家）、西奥多·阿多尔诺（哲学家、社会学家和音乐研究家）、埃里希·弗罗姆（心理分析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哲学家）弗兰茨·诺伊曼（政治学家·特别精通法律）、奥托·马基尔希海默（政治学家、精通法律）、列奥·洛文绍尔（大众文化和文艺研究者）、亨利克·格罗斯曼（政治经济学家）、阿尔卡狄·古兰德（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研究所的「外围」成员瓦尔特·本杰明（散文家和文艺批判家），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通常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但这一叫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个研究所的成员的著作并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相互补充的体系。能真正算是这个「学派」的人，只有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洛文绍尔、波洛克以及（该研究所早期的）弗洛姆；而甚至在这些人中，其观点的分歧也是很大的。 第二分支源于尤里根·哈贝马斯最近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他的著作重新确定了批判理论的概念。对这一事业有过贡献的其他人有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尔（哲学家）、克劳斯·奥菲（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和克劳斯·艾德尔（人类学家）（见「参考数目」15）。 　　下面谈谈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成员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情况。他们是截至目前为止阐发社会批判理论的最主要人物。他们著作中的许多共同要素可以看作是这一批判理论的思想。批判的概念曾从（康德的）理性和认识的可能性条件发展为（黑格尔的）对精神形成的思考，然后又发展为（马克思的）对特殊历史形态及资本主义和交换过程的集中探讨。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进一步发展了批判概念。他们在探讨一切社会实践中力图提出批判的见解，即提出贯注于意识形态批判的见解，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戏台系统了现实以掩盖不合理的权力关系并使之合法化。它们关系的是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是怎样通过思想表述出来以及他们是怎样在统治体制中展示和再现的。他们希望通过对这些体制的考察能加强对统治根源的认识、削弱意识形态的基础以及促使人们改变意识和行动。

　　所有这些批判理论家由于都具有哲学素养，因而写的大都是评价德国哲学遗产的内容。这些著述被认为既是对德国哲学传统的分析，又是对这一传统的批判；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打破一切封闭思想体系的束缚、摧毁妨碍批判事业进展的各种传统。这四位思想家虽保留了许多德国唯心主义关心的问题（如理性、真理和美的性质），但却重新表述了康德和黑格尔理解上述问题的方法。他们像马克思那样将历史作为研究哲学和社会的核心（如马尔库塞，见「参考书目」12）。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在坚持一切知识都受历史条件限制的同时，又坚持可以脱离具体的社会利益（如阶级利益）而合理地判定真理的主张。他们捍卫自主的批判要素的可能性（见「参考书目」10和1）。

　　这些批判理论家的大部分著作都是采用与过去和当代的重要哲学家、思想家进行一系列的批判性的对话方式展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言人都试图综合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维贝尔、卢卡奇和弗洛伊德等人著作中的观点并与之进行争论。对哈贝马斯来说，某些英美思想传统，尤其是语言哲学和近代的科学哲学也是重要是综合和争论的对象。每个批判家这样做的动机似乎都是相同的——在交叉学科的研究中，为探讨社会复兴和改造的条件、文化的意义以及个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等问题奠定基础。　　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认识到；既然马克思主义表现为斯大林主义时就成了压制的思想意识，因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不一定就会提供真理的钥匙。它不仅认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不足以解释一系列现象（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其它等）产生的原因，而且认为维贝尔和弗洛伊德这样一些人的思想和理论为解决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为什么西方预期发生的革命始终没有发生——提供了重要线索。批判理论家们评价和发展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表明他们要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相反，而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并发展它。因而，他们一方面承认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又认为它并不足以成为认识当代社会的基础。 国家权力所涉及的领域愈来愈多、「基础与上层建筑」愈来愈相互渗透、批判理论家称之为「文化工业」的现象不断蔓延、极权主义的发展，凡此种种都表明政治经济学必须与其他学科融合在一起。因而，政治社会学、文化批判、心理分析以及其它学科，都在批评理论的框架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通过提出分工、官僚主义、文化模式、家庭结构以及所有制和管理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就大大地扩大了批判的范围并有助于改变政治的概念。　　他们的著作企图揭示各种妨碍将生产方式——这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说成只是客观的结构和在人「以外」发展的事物的复杂关系和中介。他们尤其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决定论的」和「实证论」解释，因为这种解释强调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不可变更的（在一种貌似独立的经济「基础」的推动下），并认为能够按照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模式来理解这些历史阶段。他们论证说，后来对马克思所作的解释正是马克思本人早年曾驳斥过的一种思想——「思辩的唯物论」，却忽视人的主体性的重要作用的唯物论。 他们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如德国共产党的理论）的传统的观点没有认识到既必须研究行动的客观条件，又必须研究理解和解释这些条件的方法的重要性，例如，对文化或同一性的形式的各种成分进行分析，就是必要的，因为「历史是由从事局部认识的主体在既定条件下的活动创造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并不是定期爆发危机的原因。这种危机的过程和解决它的办法的性质，都取决于代表各种社会力量的人物的实践和他们如何理解本身的处境。批判理论所致力研究的是结构与社会实践的相互作用，即研究在特定社会现象中的主体和客观以及他们的关系如何通过这些现象来进行协调。 　　批判理论家们提出问题的方式虽千差万别，但他们认为通过对现代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探讨就能阐明未来的前景，这些前景如果实现了，就会提高社会的合理性。然而，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阐明那些不明显的现象，也不是像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说的那样只是「记忆」或「回想」有被忘却危险的往事——争取解放的斗争、从事这一斗争的种种原因与批判思想本身的性质。他们还提出自己理论和实践的新的重点和新的思想。比如，马尔库塞就为个人的舒适享乐——（与坚持苦行僧式和清教徙式观点的革命者相反）、为个人的自我解放（与那些简单地认为这种解放只来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的人不同）和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可能有与现存关系截然不同的关系（与要加速发展现存各种技术的人不同）进行辩解。这些观占显然偏离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见「参考书目」13）。 然而，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和马尔库塞却从未提出一套严格的政治要求。因为他们以及哈贝马斯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革命的过程也就是自我解放和自我革命的过程。因此，列宁的先锋组织的观点受到了批判性的评价，因为这样的组织被认为会导致一种根深蒂固的分工、官僚阶层和极权主义的领导。虽然这些批判理论家没有提出一贯的政治理论，但他们同意传统的看法，即社会主义和自由是一致的，合理社会的目标必须体现在这种社会的方法上，而且必须与这种方法相一致。

　　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社会研究所在霍克海默任所长期间，对包括个人的身份形成、家庭关系、官僚主义、国家、经济和文化在内的许多领域进行了研究与分析。虽然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往往是从人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的，但得出的许多结论却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反，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突出了在可预见的将来进行社会改造的许多障碍。以下就是他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观点。

　　第一，他们证明，经济和政治融合在一起的趋势将不断增强。垄断组织出现并干预国家事务，而国家也进行干预以保护和维持经济过程。　　第二，经济与国家组织愈来愈交织在一起，以确保地方的主动性从属于官僚政治的考虑、市场上原料的分配从属于中央的集中计划。社会的协调工作是由强大的公、私行政机构负责的，这些机构愈来愈自成体系，而且只考虑生产。　　第三，在官僚主义泛滥和机构臃肿的同时，由于实用理论——关心完成预定目标的手段的功效——深入人心，社会生活合理化（工具理性化）的进程也在扩大。　　第四，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把工作任务分得愈来愈细。随著工作任务和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工人几乎不可能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思考和组织。整个劳动的过程更难于了解，大部分职业成了完成各种孤立的、极小的产品的片断生产。　　第五，随著工作和知识的细微化，阶级的体验正在消失。统治愈益成为非个人的统治，人成了完成目的的手段而这种目的却似乎是独立存在的（异化）。决定这些过程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物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愈来愈只具有商品的性质，从而加剧了物化，社会关系也愈来愈难以为人们所了解。冲突日益集中在那些并不能触及社会基础的边际问题上。　　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力图揭示似乎无个性特征的统治的特定社会基础，从而揭示是什么东西在妨碍人们「意识他们自己」是能采取主动和积极行动的「主体」的。在进行这一分析时，集中评价了「大众文化」传播思想与信仰的途径，即自我外（家庭外）的社会化用以摧毁个人、私人领域的方式（不太具有真正的个性）。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都认为，资本主义时期、基督教的中古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的作品，都对单纯注重实效的世界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见「参考书目」2）。这些大师们的作品通过自己的形式与风格，体现了个人的经验，表达了他们的意图。阿多尔诺通常所说的「自主的」艺术将产生出美和秩序或矛盾和不协调的形象——即美学领域，它与现实相脱离同时又突出表现了现实。它的对象世界来自现存的秩序，但它却是以非因袭的方式来描绘这一秩序的。这样，艺术就具有认识和破坏的特点。它的「真理内容」就在于它能重新构筑成传统的意义模式。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现今大部分文化产品已变成商品，而文化本身也业已成为一种「工业」。「工业」这个词，在这里是指文化产品的「标准化」，「虚假的个体化」或只有极细小的差异（如西方的电视和电影音乐），也指推广和传播技术的合理化。文化工业不寻求艺术形式的统一，它关心的是「效果至上」。它主要是为了消遣和娱乐，提供一个机会使人们暂时逃避日常生活的负担和单调乏味的工作。但是文化工业并不能使人真心地逃避现实。它提供的娱乐——没有压力、比较自在——只是使人从生活的基本压力中轻松一下，使其重新产生工作的愿望。在分析电视、艺术、流行音乐和星相学时，阿多尔诺特别试图证明这种「工业」产品只不过是再现和加强了人们想要逃避的那种世界的结构。它们强调的信念是：生活中的消极因素是由自然原因和偶然原因造成的，从而宣传了宿命论、依附感和责任感。文化工业为现存秩序生产了一种「社会胶合剂」（阿尔多诺并不认为一切艺术和音乐的命运都如此。比如，他曾不厌其烦地强调舍恩伯格的无调性音乐具有一种批判的、否定的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想通过对现代艺术和音乐的考察，来评价各种文化现象的性质。在这一探讨中，他们试图揭示人们是如何安排和控制大多数闲暇活动的。生产和消费这两个领域对个人的社会化有著重要的影响。非人的力量不仅控制著个人的信仰，而且支配了人的活动的动力。　　这个学派使用了许多心理分析的概念（借鉴弗洛伊德）来考察社会是怎样造就个人、形成各类社会性格的。他们发现，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父母的重要性逐渐减低了。由于家庭愈来愈不能对外界的巨大的压力提供保护，因而父亲权威的合法性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结果是，男孩不希望长大后成为象父亲那样的人，而是愈来愈想成为文化工业所提倡的那种形象的人，（在纳粹德国，这种形象就是法西斯主义）。父亲虽保有一些权力，但他的要求和禁令，充其量也只是在家庭内勉强起作用。因而，父亲的权力就显得专横。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对力量的概念只是抽象的，并寻求符合他们心中想像的、更有力的「父亲」这样（符号），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易于受外界力量影响（如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的状态。

　　《极权主义的个性》（见「参考数目」3）这一典型的著作的目的，就是依照上述压力所形成的性格综合症来分析这种易感性。这份研究试图将某些性格与政见（如民族扩张主义和民族偏见这样一些有法西斯倾向的政见）联系起来。它揭示出一种「标准化」的个人，这种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规、盲目屈从于传统的价值观、权威和迷信。研究揭示了意识形态是如何地根深蒂固和人们为什么会接受「与他们的利益相违背」的信仰体系。这种极权主义类型的性格同样会在能独立思考、能提出批评性意见的人身上出现。

　　法兰克福学派论述当代文化和独裁主义模式等的目的是要促进解放斗争，虽然必须补充指出，该学派内部对这一斗争的确切含义是有争议的。不过，他们的著作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由于他们坚持人类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必须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这种矛盾就更为突出了。他们提出的关于社会根本变革重要性的理论并没有多少社会斗争的基础。他们扩大了批判的范围和政治概念；这是他们把相互矛盾的观点捏在一起的一个重要方法。正是由于看不到资本主义必然会转化，他们才如此重视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而有助于可与现存统治结构决裂的意识，但矛盾主要是由一个有问题的论点引起的，这个论点使他们即低估了某些类型的政治斗争，又低估了他们的著作对这些斗争的重要意义。　　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解释为什么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没有在西方发生。在试图解释革命没有发生的原因时，他们低估了重大政治事件的复杂性。他们设想，与现存秩序作断然的决裂就一定会发生社会变革；但这一设想使他们不恰当地看重了可稳定社会的各种力量的作用。在试图解释他们预期的事情没有发生的原因时，他们夸大了「制度」吸收反对势力的能力。其结果是；批判理论忽视了西方内部的和西方以为的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政治斗争——以改变并在继续改变政治面貌的斗争。虽然他们对不断变化的重大政治事件并不总能作出正确的评价，但他们对理论和批判的兴趣，对各种压制激进政治运动的统治方式进行分析的兴趣，却颇有实际影响。他们在这些领域内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可以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作些批判，但这里就不赘述了（见「参考书目」4、9、14和6）。值得注意的是，该学派的一些最重要的失误已在第二代批判理论家的著作中提出来了；其中，哈贝马斯最为突出，他是在完全不同于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和马尔库塞的框架中发展自己的思想的。他特别深入探讨了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试图阐明关于合理性的「好社会」的预言，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前景重新作了说明（见「参考书目」7和8）。他的研究仍在继续，这证明进一步阐明社会的批判理论是很有生命力的工作，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无批判地接受它的许多理论教义。

参考书目

① 西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966），1973年英文版。② 西奥多·阿多尔诺和麦·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1947），1973年英文版。③ 西奥多·阿多尔诺等合著：《极权主义的个性》，1950年英文版。④ 佩·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考》，1976年英文版。

⑤ 赫尔穆特·杜比尔埃：《科学组织与政治知识》，1978年德文版。

⑥ 雷蒙德·葛斯：《批判理论的概念》，1982年英文版。⑦ 尤尔根·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⑧ 同上作者：《合法性危机》（1973），1976年英文版。⑨ 大卫·赫尔德：《批判理论介绍——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1980年英文版。⑩ 麦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1968），本卷由30年代和40年代初所写的论文组成，1972年英文版。? 马丁·杰伊：《辩证的想像力——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1973年英文版。⑿ 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1941年英文版。⒀ 同上作者：《爱欲与文明》（1955），1966年英文版。⒁ 约翰·汤普森《批判的注释学》，1981年英文版。⒂ 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尔：《批判的社会理论》，1974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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