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晚年時期，是他最憂鬱、痛苦的階段2011年09月06日09:02來源：《中國青年報》　「巴金的晚年時期，是他最憂鬱、痛苦的階段。這與公眾對他的印象恰恰相反，巴金內心的孤獨，一直伴隨他離世。」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周立民這樣解讀作家巴金的晚年生活。　　8月31日，在一場為巴金《再思錄》再版而舉辦的座談會上，周立民與作家馮驥才共同追憶起這位文學巨匠。　　「現在這個社會很浮燥，浮躁源於官商文化，它們攪得我們日夜不寧。我們該把這些放到一邊，談談巴金，心就靜了下來。」馮驥才笑稱自己是「文革後」作家，而對於他們這一批作家來說，巴金的《隨想錄》、《再思錄》，就像是《聖經》。「它們體現著一個作者的良知，那是最神聖的」。　　周立民提到：「巴金認為，儘管自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作家，但也可以有聖徒的光輝。他早期的創作環境是面臨戰爭的炮彈的，用巴金的話說，我今天活著，明天都不知道是不是像被炸掉的死屍一樣栽在地上。然而在這種連命都保不住的情況下，巴金仍背著刊物的校樣，從廣州到桂林，從桂林到重慶，他只為讀者能看到書。」　　觸動周立民的不光是巴金對文學的執著追求，他對後輩的無私提攜，也讓許多人難忘。　　在巴金故居整理文獻檔案時，周立民發現了不少青年作家的文稿，而這些文稿幾乎每頁都有被巴金改過的痕迹。「我不知現在有多少知名作家願意付出如此辛苦，去修改一個並不出名的年輕作家的文稿。」不光是巴金，在周立民看來，冰心、沈從文、曹禺等那一代人，儘管創作道路不同，性格不一樣，但他們有共通的東西。比如，沈從文可以當掉自己的棉袍，替卞之琳出詩集，這在當下社會是不可想像的。　　馮驥才本人就曾受到巴金的提攜。1979年，馮驥才根據「文革」時期女紅衛兵將人打死的故事，創作了小說《鋪花的歧路》。「巴金得知後，讓我把小說寄去。那個時候沒有複印稿，只有原稿，寄丟了就沒了。好在順利寄達。巴金看後便決定幫我出版。」　　「但是，對很多人來說，歷史只屬於歷史，與現實沒有關係。他們認為，巴金、沈從文、曹禺、冰心等作家，只活在文學史中，同現代作家、當前的創作無關，許多人更願意去關注國外的作家。」就此，周立民反問馮驥才：你覺得我們同他們是否還發生著關聯？　　「巴金、冰心如果像老舍一樣在『文革』時就辭世，我們就不知道什麼是有血有肉的『五四』時期作家了。我在《隨想錄》里看到一篇名為《知識分子》的文章，巴金寫到知識分子的苦，在他結婚時，甚至沒有買一件傢具。儘管知識分子苦，但巴金說，他們不曾出賣自己的靈魂。」馮驥才說。在他看來，巴金這一代作家仍舊在影響著當下的寫作者：「巴金走了，但他把精神遺產留給了我們，它在我們靈魂深處發生作用。如果說知識分子還在，是在說，知識分子的靈魂還在。」　　提及巴金的知識分子靈魂，就避不開他堅持了一輩子的「講真話」。巴金曾寫過這樣一句話：「到最後一刻我也會撒手而去，可能還有不少套話、大話、廢話、空話、佳話……把我送上西天，但是我留下的每張稿紙上都有這樣三個字：講真話。」　　巴金的《隨想錄》和《再思錄》都圍繞著「講真話」。然而他不是指責別人講了什麼，他會說自己講過假話、套話，覺得對不住讀者。馮驥才認為：「『講真話』在我們這個時代，仍然是需要的。而且我們現在講話的環境比從前寬鬆。像『文革』後，巴金提『講真話』三個字就使一些人發抖，因為在『文革』時，一句真話可能喪命，怎麼敢講真話呢？」　　而現在，「講真話」於我們來說更體現在「敬畏」二字上。　　「儘管許多人認為，我們似乎不懂得如何『敬畏』生活了。然而，之所以故宮、紅十字會在近日會引髮網民的尖銳議論，正是因為人們仍然渴望『敬畏』的存在。」馮驥才相信，心中有敬畏，才能有良知，講真話。　　巴金老人一生都在強調自己的「普通」。他曾在《隨想錄》中寫道：我不願意讓人記住我的名字。但如今，人們卻仍舊在追隨著他的思想。「當下文壇，缺少巴金這樣的文學脊樑。」馮驥才如是說。(張黎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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