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教会绝对权威苦修者罗拉德派人文主义大航海时代欧洲本土崩溃人口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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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文艺复兴与宗教信仰

老男孩 2017-05-19 13:51:37

一：缘起

中世纪黑死病的赫赫威名，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有所耳闻。黑死病就是鼠疫，最近知乎上有一个高质量的有关鼠疫的回答。讲得就是中国抗击鼠疫的英雄，国士无双伍连德的事迹。相信大部分人应该还有印象。

鼠疫危害之大，尤以欧洲中世纪为甚！

黑死病的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死亡人数之多，堪称空前绝后，这场生态灾难带给欧洲的悲惨后果，成为中世纪黑暗的另一个写照，并由此引发了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危机，进而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某种意义上，黑死病成为欧洲挣扎中世纪枷锁和实现欧洲文化转化的一个诱因。它与发生在此后的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同样是人类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甚至可以说这场鼠疫直接催生了当代西方文明。

这场鼠疫是由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使用「生物武器」引发的。1346年，西征的蒙古军队包围黑海港口城市克法(今费奥多西亚，属乌克兰)，因士兵染上鼠疫，部队迅速瓦解，绝望的士兵把患鼠疫死亡的死者尸体用投石机射入城内，城里鼠疫由此开始流行。城里的居民热那亚人逃离此城，鼠疫也跟随他们传播到西西里，随后又传播到欧洲大陆，之后席卷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北海岸国家，肆虐了三个多世纪，造成了很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在1346年鼠疫爆发后的短短5年内，第一波的鼠疫就导致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死亡。义大利和英国死者达人口的半数。严重影响了当时欧洲宗教和经济活动。这次大流行在医学史上称为「黑死病」。

二：直击

当鼠疫无法遏制地在欧洲大陆横行时，中世纪的帷幕就此落下了。无论是主教、贵族、商人还是穷人都无法逃脱这种瘟疫的屠戮，黑死病成为中世纪死神的象征。这游荡在中世纪欧洲天空的死神，直接导致了欧洲发生某些结构性的变化。

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大量的神父染病死亡，动摇了"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罚"的这一基本信念，使教会对普罗大众的精神控制严重削减。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清楚地洞悉了号称万能、救世的宗教与教会，在灾难面前竟然同样毫无作为。人们开始对宗教重新思考和追求，从这一点来说，黑死病对宗教改革也有促进作用。

2.孕育了及时行乐的现实主义。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思想盛行，随著黑死病的日益猖獗，面对死亡，人们把目光从对天国的期待转向尘世的享乐。甚至主教、传教士和僧侣也都以不光彩的方式卷入这一狂潮。禁欲主义逐渐退出, 人文主义逐渐兴起, 人们把目光从对天国的期许中转向了对现世的关注。人类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生命的存在, 探索人性结构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追求平等与自由权, 张扬人文主义, 提倡社会的主宰是人而不是神。一些具有推动意义的新思想得以酝酿和传播，促使中世纪向近现代社会发展。

「人文主义之父」的诗人彼特拉克宣称：「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在永恒之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来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凡人的的幸福。」

3.劳动力的匮乏。在瘟疫流行的年代，欧洲人口的剧减已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的大规模匮乏，导致农奴制瓦解，大片农田荒芜，整个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在黑死病的冲击下，劳动者素质下降，农业生产力倒退，经济增长速度大减，甚至出现负增长，劳动生产的停滞甚至倒退，这无疑严重阻碍了欧洲经济的发展。这直接导致欧洲城镇的手工业几乎消亡，这也是后来文艺复兴强劲市场需求的主要原因。义大利最初的资本家们开始寻求先进的技术弥补减少的工人的产量，越来越多先进技术出现。

医学法律的进步。人们开始放弃信仰疗法，试用世俗的方法解决威胁人类生命的问题，研究抵制瘟疫的措施；由于病人的增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医院，一些医生开始寻求治疗患者的方案。也提出了一些防治措施：比如在公共场合消毒，多通风；在食物选择上，尽量多吃干肉和新鲜水果......使医学向前进了一小步。政府颁布卫生法令和法规，严格规定城市生活的卫生准则，有效遏止疾病的传播。1377年，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拉古萨共和国首先颁布了对海员的管理规则。1383年，马赛成立海港检疫站，威尼斯及其他沿海城市也都将这些防御鼠疫的公共措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反犹主义。在瘟疫的阴影下，街坊邻里互不往来，都避而远之。在许多城市里，人们认为瘟疫是犹太人往水里投毒造成的。犹太人因此遭到特别严重的不人道对待。大量犹太人不是被迫迁移，就是遭到残忍的杀害。当时的编年史家雅各布·冯·科尼格所芬就曾描述了发生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次大屠杀，上千犹太人被认为是瘟疫的制造者而遭到杀害。到1351年，德国的60多个主要的犹太团体被彻底清除。许多犹太人逃到东欧——俄国和波兰——在那里，他们得到保护。慢慢地，更多的犹太人把自己的家迁到更远的东方（中东）。

三：回响

黑死病直接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推动了人文主义、宗教改革的产生。人口的匮乏导致农奴制度的瓦解、享乐主义盛行又导致资本主义得以壮大，资本阶级话语权得以加重。相对于许多将财富积淀于土地而受创严重的土地领主，城市中的商人和金融家，却能较快地从灾难中恢复元气，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和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契机，迅速搜掠财富，许多大商人、金融家则平步青云，开始进入国家各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成了政府的主要决策人。从社会地位上讲，商人、金融家的地位开始逐渐高于贵族领主的地位。城市经济的涅槃重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载体，成为欧洲从中世纪走入近代社会的开路先锋。

黑死病的发生改变了旧有的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从技术到组织方式，从物质基础到各类思潮，这些思潮深刻的影响了当代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反犹主义带来的后果至今还是中东火药桶的导火线。（大量犹太人迁居中东，后来犹太人从Palestine 购买神赐之地—迦南以求复国）

四：结束

也许黑死病是偶然的，按历史规律发展，就算没有黑死病，黑暗的中世纪也会过去。对黑死病的推动作用不能太夸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黑死病在某个时期起到契机的作用。如果没有当年的那次黑死病扫荡欧洲，人类何时才能告别中世纪和铁器时代，现代文明又何由诞生？一个没有外部威胁，不懂得恐惧的物种，是否就将接近它的末日？这样看来，一时塞翁失马的我们，又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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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黑死病改变的不仅仅是欧洲，而是整个世界

对于人类来说，战争一直都是死神镰刀的象征，人类对于战争的恐惧，是渊源它对生命无情的收割。从古至今，战争对于人口减少方面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最为严重的。可是除掉战争以外，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件比战争更加无情的杀虐机器，人类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在它的面前也不过是小儿科。假如说战争是一件不断收割生命的死神镰刀，那么对于人类而言，它是直接笼罩在生命上方的无底黑洞，这就是瘟疫。瘟疫，亦称作大流行病，指大型且具有传染力的流行病，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恶性传染病，我们所熟知的，比如禽流感、非典、天花等。

在古时候，由于卫生环境和医疗条件的限制，瘟疫往往伴随著战争所流行，甚至可以说，在任意一场地域性的持续战争中，瘟疫造成的人员伤亡，往往要比在战场上直接对抗造成的死亡人数多的多。即使到了近代，人们依旧对拥有梦魇般手段的瘟疫素手无策，比如1918年的那场「全球性世纪瘟疫」—西班牙流行感冒（连同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西班牙有近800万人感染，而作为中立国，西班牙官方媒体率先在欧洲其他国家之前大幅报道），其一般文献上的死亡人数是在2000万到4000之间，全球平均2.5%-5%的死亡率，然而据实际情况是，其真实的死亡人数在一个亿左右，死亡率更是接近6%。这是一幅单单从数据上就可以想像出那场瘟疫下的世界是多么恐慌的画面。

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波罗并未到过中国，但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我们提到了马克波罗或许并未到真正过中国，却为了让《马可波罗游记》一书成为「畅销书」，在内容上进行大量的杜撰和夸张描述，对全欧洲的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或许在说谎上面，我们也只能谴责马可波罗的品行实在不怎么样。毕竟《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畅销后，他也被人们称之为「百万先生（牛皮大王）」。但是在某个特殊的条件下，他所描述的「黄金满地，香料百万」，却实实在在的刺激了当时许多欧洲人的神经，以至于无数贪婪的欧洲人血红著双眼，在全世界烧杀奸掠，就为了寻找那个书中所描述的「东方神秘天堂」。然而如果单单只是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或许还无法激起欧洲人对于黄金的饥渴，但是就在《马可波罗游记》畅销后的一个世纪，一场瘟疫的爆发，彻底激发了欧洲人铤而走险的动机，那就是瘟疫史里面大名鼎鼎的黑死病。

关于黑死病的文献已然太多太多，对于这场直接杀死欧洲接近一半人口的瘟疫，一直以来都是医学界和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对于医学界来说，黑死病原先认为是一场鼠疫，发源于中亚，并携带鼠疫杆菌的老鼠经丝绸之路于1343年传播到克里米亚半岛，然后乘著货船抵达欧洲。之后，腺鼠疫与败血性鼠疫病毒会由经跳蚤的直接接触而传染。原先生活在这些跳蚤的身体中细菌，会导致饥饿的跳蚤不断地叮咬宿主，于是经由伤口和血液的传播，越来越多的活体便会携带这一病毒，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之下，鼠疫几乎得到了最大的扩散。而经过大半个世纪之后，在本世纪初，利物浦大学的苏珊·斯科特和克里斯托弗·邓肯则经由数学模型建立的论证，认为那场黑死病的应该更加类似埃博拉出血热，而它的起源，则相对来说更加久远，是东非大裂谷时期人类祖先和动物一同生存的时候。

在历史学界，黑死病对于后来整个世界的影响，其实远大于丧失无数人口的欧洲。这其中就包括了推动后来的「大航海时代」的产生。可以想像，大量人口的丧生，特别是最低层的手工劳动力的缺失，使得欧洲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更加直白的讲，就是社会财富的大量缩水，这是最最直接的影响，也是这场黑死病对欧洲诸多经济影响中最简单和最本质的影响。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由于这场灾难的席卷范围之广，使得产业结构崩坏，人们根本无法从欧洲本土获得任何的调整。当区域本身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人们就只能寄希望于马可波罗口中那个满地黄金的东方神秘天堂了。另一方面，中世纪的欧洲本身就是宗教战争最为严重的地方，黑死病这种恐慌性疾病使得宗教的声望直线下降，而传教和发展新教徒是宗教生活下去的根本，他们同样希望开辟新的教会地盘，目标则是显而易见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www.tiexue.net/ ]

除去宗教和财富，黑死病之后的欧洲人对于香料的渴望已经从原先的只是因为这东西可以增加美味和香气，转而认为欧洲香料的缺失，才是导致鼠疫这种不卫生病毒传播的原因。亚洲的香料本身已经是欧洲最为急缺货物，飘扬而至的香料更是等价于黄金，但是其实这都并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去说服一个欧洲人倾家荡产，冒著生命危险去进行全球性略夺。然而当一件物品从原来只是稍微贵重的物品上升到带著信仰和神奇属性的物品以后，他的价值就从可以衡量到了无价。于是「黄金满地，香料成吨」的神秘东方天堂已经变成了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不得不去探索的区域，大航海时代来临的契机在一系列的酝酿之下一触而发。而航海家、冒险家、政治家、统治者对于马可波罗撒下的弥天大谎开始从原先的嘲笑，也变成了可以一试的态度，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建立在无数土著淘汰的基础上，加速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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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对欧洲宗教的影响

(2012-08-29 16:47:03)

标签：杂谈

黑死病肆虐使人感觉到生命本身是一场与死亡主宰之间无望的战斗。死亡不再是一种　等待重生的灵魂看守者，它变成了一个强取豪夺的怪物。这种对死亡看法的变化在很多　中世纪后期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上帝万能论的信念开始动摇，人们对上　帝及人生问题开始反思，从而为人们思想解放提供了契机。

害怕被感染黑死病驱使很多人走上了朝圣之路，虔诚是个现成的理由。去朝圣可逃离　传染区还能访问圣地，这样对身体和心灵都有好处。在朝圣者中最亮丽的风景线是那些　宣称为帮助别人的苦修者，他们为自己和社会赎罪，在通过城市的进程中用带结的绳子　抽打自己赤裸的上身。苦修者相信他们的行动具有神圣的力量，显然，这些人好像代替　了牧师，成了天国与人间的调解人。这当然是教会不允许的，教皇克莱门特四世(Pope　 Clement IV)于是宣布禁止公众苦修，然而运动如此强大根本无法禁止。

黑死病降低了人们对教会精神领袖的信任，结果导致了许多自发宗教运动的出现。除　了少数一些教会能够勉强地维持控制外，其他的则走上了挑战教会精神独裁的道路。黑　死病制造了那么多痛苦，造成了那么多人死亡，宗教必须对此做出回应，需要找到新的　教义来对这些苦难做出解释。在受教育人群中，很多人开始认识到圣徒的礼拜式，以及他们对圣物和神殿的礼拜是迷信和盲目崇拜。宗教争论的声音在黑死病过后的欧洲回荡　了几个世纪，并且争论最终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

黑死病彻底动摇了宗教桎梏，人文主义的思想开始复苏，文艺复兴的萌芽开始孕育。艺术家的作品中不再是宗教形象一统天下，悲观和抑郁的情绪，赎罪和死亡的主题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题材.

不是，一个例子可以证明：锡耶纳建立于公元前29年，历史上是贸易、金融和艺术中心，现为锡耶纳省的首府。锡耶纳在13世纪达到全盛，那时哥特式建筑正在盛行。 287年中产阶级掌权之时，锡耶纳的经济和建筑得到极大的发展。德卡波广场的正面就是在此时协调起来的，并且哥特式风格继续盛行直至1348年发生黑死病.

1349年底，黑死病在欧洲达到了它自己传播的高峰期，但至此为止，它的魔爪还未能捕获一位最高级别的教士和贵族，这是因为这些人采取了当时针对瘟疫最为有效的战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大批买不起交通工具的贫民被迫留在疫区等死之时，他们则乘坐著华丽的马车，来往于各个著名而洁净的温泉疗养地之间。只有一位君主毫不动摇地决定坚守自己的阵地，继续攻击不共戴天的异教徒，他就是卡斯提利国王阿方索十一世。如此高尚的行为自然有相应的代价：1350年耶稣受难日那天，这位欧洲最勇敢的领袖和他的数千名近卫军士兵一道在军营中倒下了，他是死于黑死病的唯一一位欧洲国王。几个月后，他的邻居，阿拉贡王后利奥诺娜及其女儿玛丽亚也因同样的原因含恨撒手人寰。被阿方索十一世在塞维利亚战场上活捉的数千名穆斯林战俘倒是因祸得福：他们一觉醒来，发现看守们已经死了个精光，而他们自己却居然安然无恙。于是在尽可能简短地赞美了一番安拉的伟大之后，战俘们开始了幸福的胜利大逃亡。这当然和他们的的宗教信仰关系不大，也许是因为阿拉伯人不像当时的欧洲人，常常几个月都不洗澡，生活相对比较清洁，所以身上的跳蚤也相应少的缘故。其实，阿拉伯世界也受到了鼠疫的沉重打击，黑死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许多不久前还陶醉在击退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性胜利中的阿拉伯人，还以为这瘟疫是耶和华的报复，所以认认真真地准备改宗天主教。可惜基督徒们自己不争气，人员损失不久就大大超过了穆斯林，从而很快打消了对方的这种荒唐念头。

1351年，黑死病在蹂躏欧洲的六年之后，传染的势头突然开始迅速减缓，这令许多人在惊喜之余感到莫名其妙。究其原因，鼠疫的传播有一个特点：每年秋天是它爆发的高峰，因为那时是家鼠的生育季节，鼠蚤也随之大肆繁殖；在冬天几乎不发作，原因是啮齿类动物在那时冬眠，鼠蚤也随之休息几个月。鼠疫不仅对人类致命，对啮齿类动物常常也是致命的。到了1350年后，欧洲家鼠的数目锐减，到1351年已近乎绝迹。它们的原来的位置被穴居田鼠所取代，而后者不喜群居，密度较小，所以鼠蚤的数目也不至于爆炸性地增长。不过在当时，被天主教会无孔不入地严密控制著的人们，一般都把这个功劳归于上帝的仁慈。而这位上帝的仁慈，首先是以至少2350万欧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这相当于疫前(1346年)欧洲人总数(约6250万)的八分之三。要知道，历时六年之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只消灭了欧洲人口的5%。

黑死病对欧洲的影响，遍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首先，基督教会在瘟疫期间的表现令所有人失望，大部分神职人员不肯履行自己的职责，争先恐后地逃命，使得灾区活著的人没有地方诉苦和忏悔，死者下葬时得不到应有的祷告。更有甚者，许多教士还利用人民的恐惧心理，大肆招摇撞骗，从贩卖一些据说能够禳病的圣物中牟利。在英格兰的Yeovil镇，愤怒的群众用铁棍和弓箭攻击Bath主教，使其死于非命，这在从前是不可想像的。

但与此同时，鼠疫也引发了大规模的宗教狂热，因为在科学极不发达的当时，人们除了向神忏悔之外，看不到其它什么阻止瘟疫的办法。这直接导致了黑死病时期欧洲的两道风景线：鞭刑者运动和迫害犹太人。所谓的鞭刑者运动，在1260年起源于神圣罗马帝国，是当时的天主教会在十字军从中东溃败的不利客观情况下，倡议并组织的一种自虐式的忏悔方式。运动开始后，成千上万的人光著脚，身披麻衣，手持皮鞭涌向教堂，一路之上不停地责骂自己，同时用皮鞭抽打身体，直到浑身流血为止，以为这样就可以抵销他们过去所犯下的罪行了。因为据说耶稣基督活了33岁半，所以鞭刑者运动一般也要持续33天半，情节严重时，甚至有用蝎子取代皮鞭来伤害自己的信众。

黑死病开始流行时，欧洲人普遍相信，《圣经?启示录》里所说的末日审判就要到了，都急著要赶快赎罪，鞭刑者运动的规模因此越来越大。在荷兰，一次性参加者高达十万之众，按人口比例讲，远远大于近年来发动的任何游行示威。到1350年为止，法国的鞭刑者总数超过了80万，神圣罗马帝国和义大利等地的教徒也同样乐此不疲。

迫害犹太人的历史，则漫长得多。犹太人原来住在以色列，在被罗马帝国征服之后，自公元2世纪便开始陆续向欧洲迁移。因为特殊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再加上擅长经商及放高利贷等种种原因，他们总是与当地人格格不入。在417，423和534年，罗马皇帝们先后颁布过限制犹太人公民权的法令，到公元9世纪时，反犹太人思潮(也被称作「反闪米特人思潮」)开始真正兴起。天主教会向来把犹太人视为眼中钉，在向西亚和北非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同时，也没忘了在本土迫害这些异教徒，宗教裁判所不断判他们死刑，普通民众在教会的煽动下犯下的反犹暴行也层出不穷。鼠疫爆发之后，很多人说这是犹太人生活不洁净导致的天谴，他们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到1350年为止，欧洲绝大部分犹太人被向东赶入波兰和立陶宛，留下的都被烧死。此后陆续返回的一些，又相继为法国和西班牙政府所消灭。15世纪末，犹太人在中西欧宣告绝迹。除此之外，数以万计的老百姓涌入修道院，从四面八方到罗马朝圣者更是多如牛毛，虽然很多人病死在路上，也无法阻止其他人的赎罪热情。黑死病也使教会认识到了疾病的危害和重要性，在疫后开始花巨资建造医院，借以重新赢得人民对他们的支持，从而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不过，在黑死病流行期间，人民群众对教会产生的怀疑并未消除，它在不久后的义大利造就了辉煌的文艺复兴，而在神圣罗马帝国则表现为壮烈的宗教改革，从而使欧洲最终告别漫长的中世纪，彻底赢得了新生。

欧洲的天主教教堂和犹太人并没有这样走运。由于人们认识到宗教对防止此疾病的传播无济于事，再加上许多牧师都死了，教堂服务几近瘫痪。而犹太人成了替罪羊被频频攻击。在一些地方有人控告他们给水下了毒，因为他们的死亡率通常都比较低。

就在大多数欧洲人遭受可怕瘟疫折磨的时候，他们却惊奇地发现：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与犹太人中较少有爆发这种瘟疫的情况！于是，人们开始怀疑是犹太人或者穆斯林在特意给当地人下毒！

　　死亡的恐惧加上宗教的狂热，可以让人们做出最疯狂的事情。人们开始无缘无故地对犹太人进行毫无依据的「报复」。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活活烧死，斯特拉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紧接著是整个日耳曼人居住区，到处都有排斥和驱赶犹太人的事件发生。人们对疾和死亡束手无策，只能通过对无故弱势群体的报复缓解即将崩溃的神经。

· 首先是思想上。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严密的控制著人民的思想，把一切美好都归功于上帝。黑死病的爆发使得教会无法在进行洗脑，人们也破天荒的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很多教会的教士和主教在疫病中表现的极为胆小懦弱，甚至有些还趁机盘剥被灾难吓坏了的老百姓，使得人民群众开始怀疑教廷，进而怀疑「上帝」），人们的思想因为这场灾难更加的成熟了，人们在这场灾难后变得敢于质疑，质疑统治者，质疑宗教，进而开始思想与科学的飞跃。黑死病严重的动摇了教会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人们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为伟大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自使徒时代末期，教会逐渐堕落俗化，但后来也出现护教人士如犹大，后来较重要的还有「独一神观」者在三世纪-四世纪对抗主张「三位一体观」，最后虽失败，但他们为保存《圣经》真理的奋战精神，令人敬佩。又如马昂留斯与央登约翰等人合著「和平的保卫者」一书，主张灰复平信徒参与教会事工；孟他努倡导圣灵与灵恩，勉励信徒离弃奢靡生活，却因他本身言论渐趋偏激，陷入另一异端而功亏一篑。

七-八世纪又有忠于《圣经》的教士，反对教会如同异教的跪拜神像及抬举马里亚为女神的谬误。九世纪中叶，为要证明当时教皇所宣布的主权是早在数世纪前就实行的假文献「伪西多尔教令集」（IsidorianDecretals）出现时，许多有良知的主教曾群起反对这骗局，但终被压制。十二世纪又有法国的瓦勒度派（Waldensians）主张教会应忽灰复纯以《圣经》为唯一真理，反对炼狱邪说，强调平信徒可上台讲道，教士的言论并非完全无误等，声势相当早浩大。虽遭到教皇视为异端，予以除名，改职和十字军的征伐，但他们至今仍然存在义大利阿尔卑斯山区，成为十二世纪以前改革教会进仅存硕果。

1376年英国的勒得倭得教区长兼英王皇家神学顾问约翰?威克里夫(JohnWycliff，主后1320-1384年)，眼见教皇生活奢靡，教会因争竞逐财而腐化，便在牛津公开指责教会的主决者。世俗事务由神派政府管理，教皇不应干涉。他获得英国朝野的拥护，为被教皇捉办，继续推动改革，1377年又宣称圣经是信仰唯一根据，教会唯一律法。接著他将《圣经》译成白话英文(1384年完成，1388年修订)，结果销路意外广大。他又主张「平民主权」即教会应以平信徒为中心，而非教皇；但可有一人遵照圣经总揽相关事务，否则便是敌基督者。并要二人一组出外传道，但非终身职。英国黑死病流行时，他被保守派归咎拿办。他的追随者被称为罗拉德派（Lollards），后受英王亨利四世，五世摧毁殆尽，幸因查理二世娶波希米亚公主而再传入波希米亚。

约翰?胡斯（JohnHuss，1369-1415年）是波希米亚布拉格大学教区长，因阅读威克里夫的著作后深受感动，也开始作类似的言论，起初大受波希米亚朝野赞赏，后因严词指责出售赎罪券是违反圣经的可憎习行为，在1409年比萨会议被教皇定罪，1414年赴君士坦丁堡会议后被拘留，次年七月六日被处以火刑，引起波希米亚反教皇的革命战争，迄今改革或苗仍未熄灭。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1483-1546年），早在耳弗大学（Erfurt）获文学硕士，又学半年法律。接著入修道院苦修，1507年获立为神父。1512年获威登堡大学（Wittenburg）神学院博士，随即教授《圣经》。他是德国最早用德文对照新旧约原文授课的教授之一。然而他继续依然教会律法潜心苦修，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到内心的平安。直到有一天他在研读《圣经》时，看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7）时，突然觉醒到原来人的得救只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赐，其他一切的律法都不能保证使人得以「称义」。他这信念也在获得同校一些教授的支持，加上亲眼看到人们受骗购买赎罪券的情形，又耳闻教会主教买卖圣职的丑事，他开始攻击教会出售赎罪券的作法。1517年10月31日他将所写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网看法，张贴在威登堡大学的教堂门口。由于当天恰巧是人们前往教堂朝掲所拜遗物的万圣节，自然很多人看到张贴的内容。虽然当印刷术才使用不久，但两周后传遍全德国；四周后各种译文传遍全西欧。教皇终于下令将他革除教籍，他原本只要改革教会一部分制度，从此他也不再承认教皇的权威，唯以《圣经》为权威。此后他所代表的教派总称国「更正教」或「新教」(Protestantism)，与之相对的东，西方天主教，则成国旧教。他直接建立的教会成为「路德会」或「信义宗」。由于他个性保守，因此他改革的教会仍保留《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旧教传统，如祭坛，蜡烛，基督画像，造解礼，周日礼拜与圣诞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