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勞動生產率演進路徑及啟示
文章：美國勞動生產率演進路徑及啟示
作者：高瑞東
作者單位：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來源：中國金融 雜誌
保羅·克魯格曼曾說：「生產率並非一切，但從長遠看，它幾乎就是一切。」勞動生產率是一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的源動力，它代表了單位勞動力投入的產出能力，反映了勞動力資源的使用效率。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主要靠勞動力技能、資本深化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拉動。近年來，全要素生產率對我國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逐年降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更多地依靠資本投資的增長。在我國政府和企業槓桿率高企的大背景下，單純依靠資本投資來拉動勞動生產率不可持續。因此，研究美國勞動生產率的演進路徑和所面臨的問題，借鑒美國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政策舉措及其對美國經濟前景的影響，有助於我國作出前瞻性的政策安排，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1950～2004年美國勞動生產率演進路徑
這一期間美國非農商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簡稱非農生產率）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50～1974年，非農生產率平均年增速達到2.9%。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量科技創新的商業化和推廣應用，提升了新技術產業的勞動生產效率，而新科技的溢出也提升了其他產業部門的生產率。其次，戰後重建過程中公共投資增加，推動了企業設備等方面資本支出的大幅提高，勞動者技能快速提升。
第二階段是1975～1994年，非農生產率年均增速為1.73%。首先，戰後科技創新對勞動生產效率的提升作用逐步減弱，科技創新大幅減緩。其次，石油危機的爆發導致能源及製造業企業大幅縮減資本支出，企業設備老化等因素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此外，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對國際資本和貿易自由化的衝擊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勞動生產率增速。
第三階段是1995～2004年，非農生產率年均增速達到3.05%。這一階段美國科技繁榮發展，以計算機和互聯網為主導的信息技術革命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首先，信息技術的發展提升了生產效率，計算機價格的大幅下降刺激企業在軟體和信息技術設備上大量投資，從而促進了資本深化，直接推動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其次，信息技術向其他產業部門的溢出也推動這些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持續增長。
2005～2009年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速大起大落
2005～2009年，美國非農生產率年均增速為2.04%，但年度波動劇烈，在經過2009年的強勁飆升後於2010年急劇回落，呈現大起大落之勢。2009年第一季度非農生產率同比增幅為7.9%，創出近半世紀峰值，此後逐步回落，到2011年第三季度僅為-3.3%，雖然之後企穩，但一直在低位徘徊。
從經濟周期的角度，可以分析出生產率增幅驟起驟落的原因。每個經濟周期的早期階段都會出現生產率大幅提高的情況。生產率增長呈現周期性特徵，當經濟持續擴張時，企業管理層往往會關注投資和增長。此時削減成本不僅實施困難，而且會挫傷士氣，令公司難於在不斷擴大的市場中保持或提高佔有率。在整體經濟增長和科技進步的推動下，生產率溫和提高。而在經濟不景氣時，例如2008年爆發次貸危機之後，關乎公司存亡的諸多威脅迫使管理層下大力氣提高效率，最低效的企業會被徹底淘汰出局，那些在經濟上升期得不到重視的成本削減機會被發掘利用。之後，隨著這些努力產生成效以及整體經濟回暖，經濟會經歷一個生產率的大幅提升期。而隨著經濟復甦進入第二年、第三年，因為管理層已貫徹了那些最容易實現的增效措施，生產率增幅則會有所收窄，趨近長期均值。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勞動生產率2009年的飆升而於2010年急劇回落的經濟現象。
2010年以後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速加速下滑
2010年以來，不僅美國經歷了生產率增速的下滑，而且這種趨勢是全球性的，一些受次貸危機影響較小的國家也出現了生產率增速下滑。美國自2010年以來非農生產率年均增長僅為0.5%，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慢的五年增速，僅為戰後平均增長率的四分之一。其中，2015年全年非農生產率僅為0.7%，2015年第四季度和2016年第一季度非農生產率增速連續負增長，分別為-1.7%和-0.6%。究其原因，主要在於以下三個方面。
人口老齡化趨勢加速
導致生產率增速疲軟的因素之一是美國越來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美國政府預計2010～2020年與2010～2050年美國60歲以上人口比例分別將增加21%和39%。人口結構的快速變化將對美國宏觀經濟產生重要影響。人口結構老齡化將降低勞動力供給增速，降低勞動生產率，從而降低人均產出增長。美國國家經濟分析局最新研究表明，如果美國60歲以上人口比例增加10%，人均GDP增速則下降5.5%，而且經濟增長減速的三分之二歸因於不同年齡分布的工人勞動生產率的低增長，三分之一歸因於緩慢的勞動力增長。
資本深化勢頭疲軟
導致生產率增速疲軟的另一個因素是商業部門資本存量的低速增長，這與需求的疲軟遙相呼應。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美國福利開支的上升擠壓了資本投資。自1975年以來，美國國內儲蓄與福利之和佔GDP的比重一直未增長，即儲蓄完全被用於增加福利，相互之間是一比一的關係。雖然美國從其他國家借入儲蓄，但資本投資佔GDP的比例在下降。資本投資特別是資本深化投資是生產率增長的關鍵，而生產率增長又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美國持續低水平的資本投資嚴重限制了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第二，價格預期影響高科技資本深化。市場預期高科技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將持續下降，導致高科技創新放緩，高技術資本服務增長動力不足，高技術裝備支出疲軟。高技術裝備資本深化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從2005～2009年的0.3%降到了2010～2014年的0.1%。最近偏冷的高科技投資形勢也預示了勞動生產率增長疲弱。
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下降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加速下降，2010～2014年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僅為0.21%。相比而言，2004～2010年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為0.73%，而在1995～2004年年均增速達到1.99%。事實上，從次貸危機之前的2005年，美國信息技術領域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就已開始下降。而且這種下降是美國全國普遍式的下降，不僅局限於高科技產業發達的州。IMF最新研究表明，近年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更多歸因於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效率下降，而非技術發展的步伐放緩。IMF研究指出，人力資本在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方面發揮著顯著作用，擁有更好的教育程度、更高的研發支出和更大規模的金融產業的地區，這種生產要素組合低效的情況越少。
美國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政策舉措
2017年美國總統預算案提出三大政策，旨在提高美國勞動生產率，提振美國經濟。
第一，提高美國人口數量，擴大勞動力供給，增強全要素生產率。通過修改美國移民法，預計未來十年間美國移民申請人數將在現有基礎上增加1100萬人。人口的增加將提高勞動力和僱傭數量，提振經濟增長。一方面，勞動力和僱傭的增加將推動現有資本的使用更充分，從而提升投資回報率，而投資回報率的提升將助推資本存量與資本投資的增加。另一方面，新的移民政策將吸引更多的高技術移民，從而推動美國高科技的發展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未來十年間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將提升0.7個百分點，最高可能提升1.4個百分點。
第二，提高政府稅收，降低聯邦預算赤字，提高勞動所得和資本利得的平均邊際稅率，以減少產品和服務的短期總需求為代價，增加長期國民儲蓄和私人投資。短期內，增稅會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雖然政府支出的增加能部分抵消這種下降，但總需求會降低。長期來看，赤字的減少將有效提高政府儲蓄從而提高國民儲蓄，更高的國民儲蓄將增加國內投資和國家資本存量，從而進入投資拉動勞動生產率、提振總產出的正循環的經濟增長軌道。
第三，增加聯邦投資，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增加交通、教育、研發和崗位培訓項目方面的政府支出，提振私人部門生產率，從而提高潛在產出。增加教育支出可以幫助提高勞動者技能，增加研發支出能夠促進創新，這些都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條件。增加物質資本的支出，例如對機場和道路的投資，不僅能刺激商業物流業的發展，而且能提高生產率。但由於在教育和研發等領域的投資對生產率的拉動可能存在時滯，所以短期難以對經濟增長發揮作用。
啟示
一直以來，我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更多地依靠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和資本投資的增長，隨著勞動力結構的變化以及政府和企業槓桿率的高企，我國亟需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以支持經濟持續中高速增長。通過借鑒美國促進勞動生產率的經驗，結合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大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提高我國勞動生產率的根本途徑。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增加研發投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這個增長模式的轉變，從微觀層面看，要求企業採用新技術、新工藝，進行管理和組織創新改善等；從宏觀層面看，要求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實現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我國抵禦國際金融危機而出台的經濟刺激政策止住了經濟下滑的勢頭，但造成了生產要素配置的嚴重扭曲。我國亟待通過改革矯正這種扭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從而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經濟長期活力。
二是繼續推動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美國，全要素生產率高達50%的增長動力來自業內競爭，而不是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如果我國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能夠被經營良好的其他所有制企業所取代，能夠大幅提高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因此，我們需要更加註重行業內部的優勝劣汰。企業之間通過競爭不斷淘汰低效率的落後企業，通過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高效率的企業不僅能夠存活下來還可以得到發展，這種持續的企業進入和退出機制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和動力。
三是提高研發和教育投入，大力增加人力資本投資，鼓勵創業創新，改善營商環境。通過「創造性毀滅」，初創公司往往能夠更有效地分配資源，更高效地開展創新，從而提升生產效率。此外，全要素生產率代表了勞動和資本如何有效形成產出，它不僅依賴於企業的創新能力，而且依賴於企業運行的制度、管理效率、政府部門的監管、法律環境、競爭環境等。政府簡政放權、消除不必要的行政壁壘、建設現代而高效的基礎設施、創造便捷的融資環境等一系列政策舉措，都有利於提高我國全要素生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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