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曾發表文章《理解中國經濟的五層思維》，該文提出了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問題：該如何理解當下的中國經濟？事實上，「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面臨著各種各樣的複雜挑戰，從不同角度、不同觀念去看待這些現象，得出的結論和政策建議也各不相同。徐高在這篇文章中重新強調了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認為「無論是什麼樣的高質量增長，都要以經濟增長為基礎」，中國經濟重回正軌的當務之急是再次明晰「發展是硬道理」，摒棄漠視增長、甚至敵視增長的錯誤傾向。

近日，北大國發院教授林毅夫就上述問題發表看法認為，解決當下中國的一系列問題都需要穩增長。我們既要看到自身存在的體制機制和結構性問題，也不能忽視當前所遭遇的外部性、周期性問題，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把適度擴大總需求的措施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補短板措施結合起來，維持經濟的穩定，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圖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

以下為文章全文：

當前，中國確實到了關鍵的發展時期。眾所周知，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自2010年開始就在不斷下降，今年上半年GDP增速為6.7%，創1990年以來新低。不僅如此，我們還遭遇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下滑周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年平均經濟增速為9.7%，這當中難免有波動，過去一般都是下滑2-4年就會回升。但現在已經持續下滑六年，且未來的下滑壓力依舊很大。現在，唱衰中國的聲音此起彼伏，再加上去年中國股票市場和匯率市場的波動，更加影響海內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

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如何讓中國經濟能夠繼續以穩定、快速、良好的勢頭髮展？目前，國內對於上述問題有各種不同的分析。當然，不管各派觀點有多麼尖銳或對立，出發點都是為了中國經濟能夠更好發展，但須知，只有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20年目睹之怪現狀》有云：「天下事坏於奸臣賊人手裡十之二三，坏於不明事理者手裡十之七八。」不弄清問題的原因而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可能會把問題搞得更糟。因此我認為，對不同的觀點進行充分、理性的討論是非常必要的。

徐高在文章中的觀點跟當前的多數看法不太一樣，但我認為還是比較符合中國現實的。當然，這並不是說，他的每個觀點我都同意。今天，我們來共同探討中國當前面臨的困難背後的真正原因，共同尋找在維持穩定的情況下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式，我想這才是這場討論最重要的意義。

本輪經濟增速下滑源於外部性和周期性原因

當前最重要的爭論是什麼？就是中國自2010年開始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到底是我們自己的體制機制、發展模式和結構問題，還是我個人一直堅持認為的外部性、周期性原因？

需要承認的是，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在轉型過程的國家確實存在不少體制機制和結構問題。比如我們的國有企業效率低、增長模式過於依賴投資，以及產能過剩、庫存過多、槓桿率過高等等。但同時也要看到，即便發達國家其自身也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所以，上述體制機制和結構問題到底是不是造成我們持續六年經濟增速下滑、且進行下滑的壓力很大的主要原因？

我們來看看其他金磚國家，其實它們的經濟增速一直都在下滑，而且是在同一時間下滑，幅度則比中國要高，比如巴西、俄羅斯等。表面上看，印度似乎還不錯，2010年中國的GDP增速是10.6%，印度是10.3%；2015年中國是6.9%，印度是7.6%，印度的增速超過了我們。但要知道，中國從10.6%降到6.9%是下滑，印度從10.3%降到7.6%同樣也是下滑，趨勢是完全一樣的。並且，我們還應該從兩方面來看待印度7.6%的經濟增速：首先，印度在2012年的經濟增長率只有5.1%，而中國是7.7%，也就是說印度從2010年到2012年期間跌得比我們要快，現在的情況有觸底反彈的因素；第二，印度在2014年調整了統計辦法，這一調整使得其經濟增長率增加了一個百分點，如果把這個因素扣掉，那麼印度在2015年的增長速度同樣是不到7%的。

我們知道，這些國家過去是市場經濟國家或曾用休克療法推行市場經濟，所以它們沒有國有企業的問題，其他一些像投資比重過高等體制機制問題在這些國家中也不存在，那它們的經濟為什麼和我們一樣在下滑？原因必然是共同面臨的外部因素或是周期因素。

東亞一些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如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的發展狀況最能證實上述觀點。這些國家、地區自2010年以後經濟也在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比中國大。而這些國家、地區恰恰是高收入經濟體中問題比較少的，為什麼它們也遭遇了經濟下滑呢？因此，我們既要看到自身存在的體制機制和結構性問題，也不能忽視我們現在遭遇的外部性、周期性問題。

追求GDP不是導致環境污染和其他社會經濟問題的主要原因

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必須要穩增長。現在很多人認為穩增長和結構性改革是兩張皮，一提穩增長就覺得是在反對結構性改革，一談結構性改革就好像不應該採取穩增長的措施。我認為，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因為如果經濟增長速度繼續下滑，肯定會出現就業和金融風險等問題；大家對經濟發展沒有信心，民營經濟也不會進行投資。過去，我們經常把穩增長和調結構對立起來，只要經濟增速狀況稍微好一點，退出穩增長的呼聲就隨之高漲，但只要穩增長措施一退出，經濟增長速度就會下一個台階。關於這一點，徐高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即不能認為穩增長就是唯GDP論。穩增長固然能夠提高GDP，但很多人認為我們現在存在的很多問題，比如過於依賴投資、環境污染等，都是追求GDP造成的。實際上是這樣嗎？

我們繼續比較中國和印度。1978年，印度人均GDP比我們高25個百分點，但到了2015年，它的GDP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這樣看來，印度沒有像中國一樣去追求GDP，但中國存在的環境污染問題等等，印度也一樣存在，而且比中國還嚴重。所以，這些問題只是因為中國過去追求GDP才導致的嗎？

以環境污染為例，我個人的看法是，可能更多是所處發展階段所造成的。低收入階段主要是發展農業，高收入階段是發展服務業，而中等收入國家是以製造業為主。製造業跟服務業、農業相比，最大的差異就是能源使用密度和排放密度高，造成的環境壓力也一定比農業和服務業要大。另外，我國和印度的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只能等到進入到以服務業為主的高收入階段，污染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穩增長

目前，中國要實現十八大提出的發展目標，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有必要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我們之所以能夠維持高速增長有很多原因，如進行了務實的漸進雙軌的改革、維持穩定、較好地利用了比較優勢等。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實行的是趕超戰略，重工業得到了優先發展，而改革開放之後則更多地是發展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型的加工業，從而把中國農村中的大量剩餘勞動力從低附加值的農業轉移到了高附加值的行業中去。我們觀察二戰後幾個發展快、從低收入進入中等或高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基本都是抓住了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國際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利用勞動力優勢發展這些產業。中國現在有點像60年代的日本，由於本國工資上漲，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開始向國外轉移，亞洲四小龍就是抓住60年代日本勞動密集型產業失去比較優勢的機會，在國際轉移的窗口機遇期發展起來的。80年代，中國也抓住了這個窗口機遇期。

對於中印增長速度的差異，很多人都在體制機制中找原因，認為印度有制度上的優越性。但只有真正客觀的分析才能幫我們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現在，印度GDP只有我們的五分之一，他們的人均工資比我們低，正好承接了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對印度來講是一個良好的發展機遇，抓住這個機遇，印度的增長速度很可能達到7%、8%、甚至9%，並且可能維持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對印度高增長給我國的政治外交社會壓力最好的方式還是抓發展，早點邁入發達國家行列，進入高收入國傢俱樂部。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增長速度是3%，中國如果能達到5%-6%，就已經是這一群體中的超級明星了，這就是我們繼續維持GDP增長速度的必要性。

穩增長和調結構不矛盾

適度擴大總需求的穩增長和調結構矛盾嗎？我們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方面——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目前我們的產能過剩都集中在中低端產業，而中高端產業的產能還相當欠缺。去年，中國進口的製造業產品達到1.2萬億美元，這些進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比我們高，中國國內不能生產，只能依賴進口。不僅製造業是這樣，基礎設施亦然，儘管我們的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機場、港口等比其他發展中國家要好得多，和發達國家相比也不差。但城市中的基礎設施仍有欠缺，比如地下管網、污水治理、地下管網，以及城鎮化等，都是我們的短板。

現在國內有一種看法，一談投資就是產能過剩，實際上如果投在短板產業上那就不會造成產能過剩，而且，補短板需要投資。把穩增長措施跟這些補短板的投資相結合，這本身就是結構性改革，並且這樣的投資還會給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創造條件。比如有了補短板的投資，就會對現在產能過剩的部門——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等產生需求，有了需求，過剩產能自然減少，去產能就相對容易許多。同樣地，現在槓桿率最高的部門也是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的部門，補短板投資提高了需求，產品價格會上漲，企業盈利狀況就會改善，就會歸還銀行借貸，槓桿率也就下來。並且，這種投資會穩定增長、增加就業，會讓人們對經濟增長的預期有信心，對房地產需求也會相應增長，這對房地產去庫存也會有幫助。

趕超戰略是結構扭曲的根源

中國現存的結構扭曲體制機制的根源是什麼？在這點上，我跟徐高的看法有一點差異。

徐高的看法是，中國在改革初期根據次優理論選擇了漸進雙軌制，存在很多對市場的扭曲干預。而這種扭曲干預之所以存在，我認為不是徐高所認為的文化因素。50年代，中國施行的是趕超戰略，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這是違反比較優勢的，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是無法盈利的。既然無法盈利，民營企業就不會投資。因此，這種無法盈利、沒有生存能力，且民營資本不願意進入的產業，只能以國家保護、補貼的方式由國有企業的投資發展。因為我們的發展戰略所要發展的產業違反了比較優勢，需要各種保護補貼，政府就人為地壓低資金和各種要素的價格來進行，形成了對各種價格價格信號的扭曲，這就要求有計劃地進行配置，並且在管理體制上採取國有方式。這就是計劃經濟體制產生的邏輯。

1979年之後，中國為什麼不採取休克療法？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當時國有企業僱傭的大量勞動力都集中在城市，如果用休克療法取消各中補貼，這些產業會全部垮掉，造成大量失業；第二，這些產業與國防安全息息相關，這些產業垮掉，我們的國防安全就面臨威脅。這種狀況下，採取漸進雙軌制確實比休克療法要好。其實，其他採取休克療法的國家，在私有化和取消各種補貼以後，又把各種更隱蔽的保護、補貼引進來，引進後的效率甚至比原來更差。這也是為什麼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經濟普遍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中國推行漸進雙軌，其實就是承認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存在各種政策性負擔，在政策性負擔造成的內生扭曲的原因還沒有消除的情況下，就要採取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這是一種務實的方法，體現了領導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路。這種漸進雙軌的改革讓我國維持了穩定和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使得資本快速積累，這些產業逐漸從違反比較優勢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企業具有了自生能力。原來的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現在變成「錦上添花」，會引發諸如收入分配差異、腐敗等問題，我們應該全面深化改革，把這些保護和補貼消除。

在當前情況下，很高興看到，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重新確認了發展是硬道理，提出「不唯GDP不是不要GDP，GDP還是要的，發展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解決一切問題最重要的辦法」。

解決體制機制和結構的問題，就像徐高在文章後面所講的，需要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試錯。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因地制宜、摸著石頭過河的發展經驗，直到今天都還是非常有價值的。

文章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文章

作者：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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