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總統的DNA 未來生物犯罪導論
【協作】入侵總統DNA：未來生物犯罪導論 譯者：丫丫丫2013-08-20 15:29:57挑錯 | 查看譯者版本 | 收藏本文
大約一年前，我和朋友安德魯·何塞爾（AndrewHessel，一位傑出的遺傳學家和合成生物學家）開始分享各自關於合成生物學之前途和風險的看法。我們和史蒂文·科特勒（StevenKotler）以總統為例共同為《大西洋月刊》撰寫了一篇文章。遺傳工程有諸多好處，比如，豐富了食物來源，甚至提供了個性化的癌症治療方案，提及這些好處的文章並不少見，但是鮮有文章提到遺傳學迅猛發展的成果也有可能被那些目的不良的人利用。在為《大西洋月刊》撰寫的文章中，我們探討了生物犯罪的未來以及入侵世界原始操作系統——DNA的尖端科學。感謝我的共同撰稿人和我一起走過這一程，也感謝《大西洋月刊》非常專業的工作人員為我們提供的編輯支持。文章如下，同時也能在《大西洋月刊》官網看到。
入侵總統DNA據傳，美國政府一方面正在祕密收集各國領導人的DNA，另一方面也在不遺餘力保護巴拉克·奧巴馬的DNA。一旦這些基因密碼被破解，就可能泄露一些對當事人有害的信息。在不遠的將來，它們還可能提供更多信息——以此為基礎可研發個性化生物武器，進而幹掉任何一個領導人且不留蛛絲馬跡。
未來就是這樣發展的。21世紀初，商人們開始意識到：以往由單個僱員在單位內部完成的那些技術含量較高的工作可以通過網路更高效地眾包給一羣人做。眾包就這樣開始了，那時候它還是無害的。起初，我們眾包T恤衫的設計（Threadless.com）和百科全書的編寫（Wikipedia.com），但是沒過多久，這股風潮就闖入了更專業的科學領域。很快，尋找外太空生命、自動駕駛汽車的發展以及往新穎蛋白質中添加酶等工作也採用了這一方法。隨著基因操作的基本工具——不到十年前還價值數百萬美元——價格的急劇下滑，生物製劑的設計就自然而然採用眾包方法了。
2008年，設立小型獎項的非正式DNA設計大賽興起；2011年，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投資1億美元開啟對戰乳腺癌的項目，隨著該項目的啟動，該領域的比賽開始走向正式化。到2015年初，針對晚期癌症的個性化基因治療成為醫學界尖端技術，病毒設計網站隨之出現，在這類網站上，人們可以上傳自己的疾病信息，病毒學家可以發布為患者量身定製的治療方案。從醫學上來說，這絕對合乎情理：長期以來，大自然設計了傑出的病毒作品。稍事加工，這些病毒就會變成理想的基因傳遞工具。
很快，這些網站便收到了鋪天蓋地的治療請求，而且這些請求不僅僅侷限於癌症。診斷劑、疫苗、抗菌藥物甚至是由設計師專門設計的精神藥物——所有這些都出現在了請求列表中。至於人們怎麼處理這些生物設計，只有天曉得。那時尚沒有成立任何監管它們的國際機構。
因此，2016年11月，當暱稱為嘎吱上尉（Cap』nCapsid）的初次訪問者在病毒設計網站99Virions上發布挑戰時，並沒有收到任何警告；他的挑戰只是那天貼出的一百多份設計請求之一。嘎吱上尉可能曾經是製藥行業的顧問，他的挑戰只是再一次試圖瞭解迅速轉變的研發前景——實際上，他本來可能就這麼做平凡人了——然而該問題非常有趣。此外，嘎吱上尉給出了500美元懸賞獎金，幾個小時的工作能賺這麼多，也不錯了。
隨後，99Virions網站的日誌文件顯示嘎吱上尉的IP地址來自巴拿馬，儘管這個地址可能是偽造的。設計規範本身沒有亮任何紅旗。設計規範使用合成生物學人所鍾愛的合成生物學開源語言（SBOL，SyntheticBiologyOpenLanguage）書寫，看起來就像一個標準的疫苗請求。所以人們只需要照著做就是了，就像最新設計的被寫入「自動進化」的自動化電腦程序一樣。這些演算法運行得相當好，目前幾乎贏得了三分之一的挑戰。
在12個小時內，提交了243份設計作品，其中大部分是由計算機化的專家系統設計的。但是，這一次的贏家GeneGenie27竟然是人——一個精通病毒學知識的20歲哥倫比亞大學本科生。他的設計很快被轉到上海一個蒸蒸日上的在線生物市場。之後不到一分鐘，冰島一家新興合成生物企業贏得了合同，可將5984個鹼基對藍圖轉變為真正的遺傳物質。三天後，一包每片10毫克重的微型速溶藥片被裝入聯邦快遞信封並交給了快遞員。
兩天後，哈佛大學主修管理的大二學生薩曼莎（Samantha）收到了這個包裹。薩曼莎以為裡面是她在網上訂購的新型合成迷幻劑，當晚便拿出一片塞進左側鼻孔，然後走進盥洗室。當薩曼莎穿好衣服，藥片已經開始溶解，一股股外來遺傳物質已經進入了她的鼻粘膜細胞中。
有些舞會葯——似乎她所有的舞會葯，都是流感病毒。那天夜裡晚些時候，薩曼莎有些低燒，散發出了數十億病毒顆粒。這些病毒顆粒會以指數增長的連鎖反應在校園內傳播，除了會引起輕度發燒和打噴嚏以外，完全無害。一旦病毒進入含有某一特定基因序列的細胞，情況就有所不同了。特定的基因序列指的是那些能充當化學鑰匙開啟未必呈良性的次功能序列。這種次級基因序列會引發一種迅速破壞神經的疾病，將導致失憶，最終致死。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這種基因序列的就是美國總統，他計劃那周晚些時候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演講。當然，校園裡成千上萬人會不斷地抽鼻涕，但是聯邦特勤局（SecretService）大概不會覺得這其中有什麼問題。
畢竟那是12月——本來就是感冒和流感的高發時節。
我們剛剛所描述的情節聽起來似乎和科幻小說那樣——這確實含有一些對未來主義的跳躍想像。科學界的人們認為我們的時間過渡太快。但是，想想從本世紀初的開始，快速發展進步的技術已展現出一種明顯的趨勢：馬上把不可能轉變為可能。去年（2010年），在傑帕迪遊戲（Jeopardy，譯註：美國1964年開播的電視節目，拿下過28項艾美獎大獎，也是世界金氏記實中得獎最多的電視益智問答類節目）裏，由IBM公司打造擅長人類語言的人工智慧計算機華生（Watson），擊敗了人類冠軍肯·詹寧斯（KenJennings）。當我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士兵們裝上仿生假肢繼續服役，無人駕駛的汽車行駛在馬路上。然而，與最近生物科學領域的巨大飛躍相比，這些進步顯得微不足道——生物科學上實現的巨大飛躍讓我們難以想像。
對比偶然流行的瘟疫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個性化生物武器更加微妙，且具有較小危害性。但是，它們可能更容易爆發。
更重要的是，收集各國領導人的DNA已經是個陰謀。根據2009年出版《總統特勤局》的作者羅納德·凱斯勒（RonaldKessler）說，海軍管家收集了總統的牀單，水杯以及其它總統碰觸過的物品——對其進行消毒或銷毀處理——為了防範欲得到總統基因的不法分子。（特勤局從不承認也不否認這樣的行為，也不會對此文章的其他方面發表評論。）根據2010年維基解密（WikiLeaks）發布的祕密電報，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曾經指示我們的駐外大使館，暗中收集國外首腦以及聯合國高級官員的DNA樣本；顯然，美國把獲取世界領袖的具體生物學視為戰略優勢；如果其他國家不這樣想的話，那可就奇怪了。
儘管目前尚沒有使用先進且具有基因針對性生物武器的報道，本文作者——包括遺傳學和微生物學專家安德魯·何塞爾和全球安全和執法專家馬克·古德曼（MarcGoodman）——都相信生物武器正在一步步走向可能。大多數支撐技術都已就位，已經開始服務學術研發小組和商業生物技術組織的需求。這些技術的威力正以指數的形式增長，特別是那些能輕易操縱DNA的技術。
癌症治療的發展史就是正在上演的生物技術發展的縮影。大多數癌症藥物能殺死細胞。如今的化療是化學戰劑的衍生物：我們已把生物武器轉變為治療癌症的藥物，儘管是最原始的藥物，就像地毯式轟炸一樣，副作用是必然的。如今，多虧了基因學的進步，讓我們認識到每種癌症都是唯一的，研究方向也能轉向個性化用藥——設計師療法，以特別的方式消滅特殊病人體內特定癌細胞；這種療法是像激光一樣，專門針對癌細胞。
可以肯定的是，世紀之交前後，醫學界特別是在基因學領域曾大力鼓吹個性化醫學，現在這種光景已不復存在。普遍看法是，這樣的技術並沒有達到之前宣揚的標準，但這也並不令人感到驚訝。高德納公司（Gartner）是一家信息技術研究諮詢公司，創造了「炒作週期」一詞，準確描述了這種現象：滿懷激情地引入新技術，若不能立竿見影，達到所期望效果，情緒就會低落。但是，高德納公司也發現了這個週期也並不都是以所謂的「絕望的谷底」結束。從無到有是一個「啟蒙斜坡」，意味著從更加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這些大肆宣傳的突破性發展最後會開拓很多新的領域。
如同哈佛大學的基因學家喬治·切齊（GeorgeChurch）所解釋，這就是個體化治療的現狀。「基因療法、病毒載體以及其它個性化療法正在快速發展」，切齊認為，「一些臨牀實驗成功進入到第二、第三階段。」這些療法正逐步應用於更大規模的實驗。切齊說：「大部分治療針對的是與其周圍的細胞相比有且僅有一個基因差異的細胞。」芬蘭啟動的安可思療法（OncosTherapeutics），運用小規模目標技術治療了將近300例癌症病人。
最重要的是，這種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會帶來積極影響——肯定能改善並創新醫療方法，最終實現延長生命的目的。但是，它不會完全顛覆現有的醫療方法，又把個性化藥物轉化為個性化生物武器。吉米·林（JimmyLin）是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基因組研究員，同時也是稀有基因組的創始人，這是一個非盈利性組織，基於個人基因分析，專為稀有兒童疾病設計治療方案。吉米說：「目前，我們有治療個別癌症的藥物，比如甲磺酸伊馬替尼（Gleevec）、威羅菲尼片（Zelboraf）和克里唑蒂尼（Xalkori）。」一家總部設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製藥公司「生產了一種很出名的針對因個別基因突變囊體纖維化患者的藥物。儘管對個體進行基因定位的目標有些長遠，但是國家資助的震網病毒（Stuxnet）計劃有可能在幾年之內實現這一目標。當然，這個工作並不是很出名，所以如果你跟人們談起這個，他們會說，這聽起來像是科幻小說似的。但是當你熟悉這項研究以後，你會發現，只要資金充足，我們是真的可以做到的。我們應該做好準備以實施這一計劃，宜早不宜遲。
若真想懂得生物科學界所發生的一切，需先理解信息技術的發展速率。1965年，戈登·摩爾（GordonMoore）提出：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集成電路發明以來，電腦晶元上集成電路組成部件的數目將大約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長。摩爾預言：這個趨勢將「至少持續10年」。他繼而聯合創辦了Intel公司。他說對了，這個趨勢確實持續了10年，乃至之後的10年。一切如他所說，50年後，他的洞見依然準確，它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已然成為著名的「摩爾定律」，指導著半導體工業的發展規劃。
「摩爾定律」最初預言：每12個月（如今是每24個月）[1]，集成電路上的晶體管數目將翻倍——這就是我們所知的「指數增長」模式。線性增長是一個緩慢、連續的過程（1變2，2變3，3變4……），而指數增長則是爆炸性的成倍增加（1變2，2變4，4變8……），並會帶來革命性的效果。20世紀70年代，世界上最強大的超級計算機是Cray，要一間小屋子才裝得下，一臺價值差不多800萬美元。如今，你口袋裡的iphone，速度比它快100多倍，卻便宜了12,000多倍。這便是指數增長在起作用。
在摩爾提出其發現之後的數年裡，科學家們還發現，指數增長模式也存在於其他產業及技術領域之中。衡量技術進步的方式多種多樣，其中包括：一年裡電腦的數據流量，1美元所能購買的電腦數據存儲位元組數，1美元所能購買的數碼相機的像素，光纖可傳送的數據量等等，但它們都依循這一模式。事實上，指數增長模式如此普遍，現在科學家們甚至懷疑，只要是基於信息的技術，都存在指數增長，也就是說，任何用於輸入、存儲、處理、檢索或者傳送數字信息的技術中都存在指數增長。
過去短短几十年裏，科學家還發現，可以把A-T鹼基對中的四個字母——A（腺嘌呤），C（胞核嘧啶），G（鳥嘌呤），T（胸腺嘧啶）轉換成由1和0組成的二進位碼，從而使基因信息操作簡單化、電子化。這一發展使生物學搖身一變，成為一門以信息為基礎的科學，其發展進度以指數計。結果，基因工程的基本工具，原本被設計來掌控生命的工具——也可被輕而易舉拿來達成破壞性目的——其成本不斷降低，威力卻與日俱增。如今，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科學知識、有不錯的網路連接、有錢買輛舊車，都可以一試身手，當一次生物黑客。
這些發展極大地增加了幾項危險的危險係數。最可怕的噩夢莫過於恐怖分子製造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是馬虎的科學家一不小心散播了瘟疫——這些擔憂很實際，亟需更多的關注。本故事的焦點是有個體針對性的的生化武器，它更精巧，不至於造成毀滅性的威脅，可能正因為如此，社會基本上還沒把它列入考慮範圍之內。但是我們相信，這種武器一旦面世，比之具有大規模殺傷性的生化武器，它的使用機率會更高。對首次犯罪的人來說，在實施大規模殺戮之前，大多數罪犯可能還會再三思量，而針對個人的謀殺簡直太平常了。未來，政治家、名人、行業領袖——任何人，真是這樣的——都易成為疾病襲擊的目標。多數襲擊即使是致命的，也可悄無聲息地進行，而被害者會被誤認為是自然死亡；另有很多時候，鎖定嫌疑人可能會困難重重，特別是從遭到疾病侵襲到癥狀顯現還需要一段時間。
不僅如此，當我們仔細深入地探究時會發現，這些科學發展終將引領一種全新的個人戰鬥方式。比如，試想一下，把一個大公司的CEO誘導成偏執狂以贏得商業先機；或者，在未來，通過感染購物者，促使他們衝動購物。
我們主要以總統的人身安全作為調查重點，是因為在國家安全中，總統的個人安危是至高無上的；而且，探討總統安全負責人所面臨的挑戰，可以預見隨著生物技術的持續發展，保障「安全」將何其困難（何其不同）。
要對總統的基因組直接發起攻擊，必須先會破解基因組。即便是現在，這都絕非易事。1990年，美國能源部及國立衛生院聯合發表聲明稱，他們計劃在未來15年內，完成人類基因組中30億個鹼基對的測序工作。該計劃被認為是迄今開展的最雄心勃勃的生命科學項目。雖然預算資金高達30億美元，但進展卻很緩慢。辛勤工作了多年以後，許多專家甚至質疑能否在計劃的時間和預算內完成該項目。
直到1998年，生物學家、企業家克萊格·文特爾（J.CraigVenter）攜賽萊拉公司（Celera）參與競賽，纔打破這一局面。文特爾利用生物科技的指數增長，依靠新一代基因測序專家以及新穎的計算機密集型霰彈槍測序法來繪製人類基因組草圖（他自己的），用時不到兩年，耗資僅3億美元。
文特爾的成就令人震撼，但那也只不過是個開端而已。到2007年，也就是短短7年之後，花費不到100萬美元就能完成人類基因組的測序工作。2008年，有的實驗室只要6萬美元就能完成該項測序工作，2009年，花費降到5000美元。今年只需1000美元，而且價格有可能繼續下降。照現在的降幅，不出5年，花費將降到100美元以下。縱觀世界歷史，可能再也沒有哪種技術價格下跌如此迅猛，性能提升卻如此神速了。
然而，要製造以個人為目標的生物武器需要的不止是一個基因測序專家。潛在襲擊者一開始必須收集和培養目標人物的活體細胞（稍後詳述），因此他們必須擁有培育細胞的工具。接下去，他們要製作出細胞的分子表達譜（molecularprofile），這要有基因測序專家、微陣列掃描專家、質譜分析專家等等參與其中。一旦建立起詳細的基因藍圖，攻擊者就可以開始設計、製造和測試病原體，他可以從基因資料庫和軟體著手，最後製造出人造病毒和細胞。湊齊所需的一切設備並不容易，但由於研究人員的工具已經更新換代，大公司已經整合操作，小企業則多因資金耗盡而倒閉，所以有大量二手實驗室設備被拋入轉售市場。購買必不可少的新設備可能耗資超過一百萬美元。但在eBay，一套二手設備要價不過10000美元。除去分析儀器——因為這個過程可以外包——攢齊一套基本的細胞培育平臺所需不到1000美元。購買化學品和實驗室用品從沒像今天這麼易如反掌；幾百家網路轉售商接受信用卡付款，能把貨運到幾乎世界任何地方。
生物知識也日漸普及。像JoVE（可視化實驗期刊）這類網站就提供幾千個有關生物科技的示範視頻。麻省理工學院有這方面的在線課程。許多期刊將實現開放存取，這樣一來，資料完備、方法闡釋詳盡的最新科研成果便可供人自由查閱。如果你想找到實踐性更強的學習方法，有幾十個「DIY」生物組織可任由你加入，如「基因空間」（Genspace），「生物獵奇」（BioCurious）等等，它們最近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基因工程儼然已經成為供愛好者追逐的天地。比爾·蓋茨在最近一次採訪中對記者說，如果他今天還是個孩子，他會把入侵電腦拋到腦後：他要入侵生物。對那些一無實驗室二無生物知識的人來說，只要願意付錢，自有成羣的合同研究和製造服務（簡稱「CRAMS」）提供商樂意承擔大部分嚴肅的科學任務。
自1972年基因工程發明以來，直到最近，設備的高成本和有效使用這些設備的高額教育費用讓大部分居心叵測之徒只能望洋興嘆。但如今，這些准入障礙幾乎消失殆盡了。2011年12月7日，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在生物和有毒武器公約審議大會（BiologicalandToxinWeaponsConventionReviewConference）上的一次講話中說，「不幸的是，恐怖分子和其他非國家行為體開發和使用這些武器的能力在加強。因此，這必須成為我們行動的新焦點……因為已經出現令人警惕的跡象，嚴重到讓我們無法忽視。」
生物學前沿的迅速拓展提出一個讓人不安的問題：你怎麼防範尚不存在的威脅？基因工程處在一個新時代的邊緣。舊的時代屬於DNA測序，這僅僅是解讀基因密碼的行為——即從構成DNA的四種化學物質的排列順序中辨別和提取意義。然而現在，我們正在學習如何編寫DNA，由此創造的可能性既是偉大的，也是駭人的。
克萊格·文特爾對這種轉變的出現亦有貢獻。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早在他著手解讀人類基因組的工作之前，他便已經對怎樣編寫基因組感到好奇。他想知道，生命所需的最小基因組看起來是什麼樣的。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但當時的DNA合成技術還太粗糙、太昂貴，還沒有條件考慮如何編寫生命最小基因組，或者更接近我們討論的焦點——製造複雜的生物武器。而基因剪接技術——即利用酶從一個或多個組織中剪下現存的DNA，再把它重新拼接——操作方法繁複，對這個任務而言又太笨拙了。
生物技術的指數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這些問題。最新科技——即合成生物學，或「synbio」——把該領域的工作從分子層面轉移到了數字層面。利用一個類似文字處理器的軟體，基因密碼已經可以操控。只要一按按鍵，即可以對代表DNA的密碼剪切和粘貼，毫不費力地把它們從一個物種植入另一個物種。密碼可以重新使用，也可以設計新的目的。DNA鹼基可以被精確地換入和換出。一旦密碼看來正確了怎麼辦？只需點擊「發送」。現在有十多個不同的DNA列印工廠能把這些二進位數字變成生物。
2010年5月，文特爾在這些新工具的幫助下回答了他自己的問題，他合成了世界上首個可自我複製的人造染色體。為了設法做成這件事，他利用電腦設計了一個全新的細菌基因組（共有超過1百萬個鹼基對）。設計剛剛完成，密碼便馬上通過電子郵件發送到了藍鷺生物技術公司（BlueHeronBiotechnology），這是西雅圖地區的一家公司，在按數字藍圖合成DNA方面很有一套。藍鷺公司收到的是文特爾傳送來的A、T、C、G鹼基密碼，送還文特爾時，它們已變成多個小瓶裝的冰凍質體DNA。就像一個人可以在電腦上安裝操作系統一樣，文特爾把這套合成DNA嵌入一個宿主細菌細胞，這個細胞自身的DNA事先已經掏空。很快，該細胞開始生成蛋白質，或借用如今在生物學家當中流行的電腦術語說，它「啟動了」：完全基於植入DNA的密碼，它開始新陳代謝和成長，最重要的是開始分裂。一個細胞變成兩個，兩個變成四個，四個變成八個。每個新細胞只攜帶文特爾設計的合成指令。就一切實用目的而言，這是一個全新的生命形式，實實在在是從無到有，憑空出世。文特爾稱它為「我們星球上第一個電腦生成的自我複製的物種」。
但是，文特爾只是揭開了問題的表面。直線下跌的價格和日漸簡單的技術，允許合成生物學家以過去並不可行的方式改寫生命。比如，2006年，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生化工程師傑伊·D·基斯寧（JayDKeasling）根據三種不同生物的基因組圖製成10種合成基因，把它們拼接在一起後製造出一種新型酵母。這種酵母可以產生抗瘧藥物青蒿素和青蒿酸的前體物質。該成分的自然供應量起伏很大。與此同時，文特爾的合成基因組公司（SyntheticGenomics）與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合作生產出一種人造藻。這種人造藻能吸收二氧化碳、釋放生物燃料；他的子公司合成基因組疫苗公司（SyntheticGenomicsVaccines）正嘗試研發一種只需幾個小時或幾天就能製成的抗流感疫苗；而現在生產這樣的疫苗需要六個多月。總部設在洛杉磯的合成生物公司Solazyme正在利用生物工程生產出的微型藻製造生物汽油。材料科學家也在向同一個研究方向發展：例如，杜邦公司（DuPont）和Tate&Lyl合作設計出一種高效環保的有機體。這種有機體消耗玉米葡糖、產生丙二醇。丙二醇在日用消費品中應用十分廣泛，從化妝品到清潔用品，到處都有它的影子。
其他合成生物學家正在研究更加基礎的細胞機制。設在佛羅裏達州的應用分子進化基金會（FoundationforAppliedMolecularEvolution）在DNA傳統四大鹼基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兩個基本鹼基（Z和P），擴大了舊有的基因譜圖。在哈佛大學，喬治·丘奇（GeorgeChurch）的多重自動基因組改造工程（MultiplexAutomatedGenomeEngineering，MAGE）可以一次隨意性地交換多個基因，僅僅幾天時間，就能創造出數十億的基因變體，大幅度地促進生物的進化發展。
最後，因為合成生物技術令DNA的設計、合成及組合變得更加簡單，我們已經從微調基因設計發展到構建新生物體的階段——即創造地球上從沒出現過、完全由我們的想像孕育出來的物種。因為我們能夠控制這些生物的生存環境，在調整溫度、氣壓、食物來源的同時，消滅這些物種的天敵和消除其他可能造成它們生存壓力的因素，因此，我們不久之後創造出來的生物將具有自然界不可能賦予的能力。你能夠想像得出在火星表面茁壯生長的生物體嗎？或者能夠將簡單的碳素轉變成鑽石或者納米管的生物酶嗎？合成生物學發展的終極界限在哪裡令人難以預計。
所有這些都意味著，我們跟生物學本已複雜的互動將會變得更加麻煩。混合來自多種物種的基因代碼、或創造新的生物體可能會產生意象不到的結果。即使在實驗室高標準的安全環境下，事故還是時有發生。如果這些事故中涉及保護殼破裂，那麼，今天無害的實驗室病菌明天可能就會演變成一場生態災難。美國總統委員會（PresidentialCommission）在《生物倫理學問題研究》（StudyofBioethicalIssues）上發表的一份2010年合成生物學報告中這樣說道：「如果泄漏實屬意外，理論上，可能導致預想之外的跨物種雜交、繁衍增生失控、現有物種受到擠壓，從而給生物多樣性造成威脅。
跟生化失誤一樣讓人憂心忡忡的還有生化恐怖造成的威脅。雖然文特爾創造的細菌對人類不會造成危害，但是，同樣的技術也可以用於構建某種我們已知的致病病毒或病菌，更可怕的是，製造出它們的致命版本。病毒尤其易於合成。2002年，這一事實變得顯而易見，在這一年，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StonyBrookUniversity）的病毒學家埃卡德·威默（EckardWimmer）通過郵購的DNA化學合成了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痹症）的基因組。當時，合成7,500種核苷酸的花費是300,000美元，並且需要幾年時間完成。而現在，類似的合成只需幾千美元和幾周時間。如果這一發展趨勢持續下去，到了2020年，時間會縮短到幾分鐘，花費僅需約三美元。世界各國政府為竭力消除小兒麻痹症已經斥資數十億；試想一想，恐怖主義分子利用價值三美元的病原體會造成怎樣的破壞！
20世紀90年代，因東京地鐵系統沙林毒氣襲擊事件而臭名昭著的日本奧姆真理教一直忙於開展一項生化武器項目，該項目資金極為充足，研究內容中就包括如何傳播炭疽熱。警方最終搜查他們的實驗基地時，發現了他們多年從事這方面研究的證據，估計耗資達到三千萬美元；這表明恐怖主義者清楚地看到了進行生化武器研究的價值。儘管奧姆真理教的確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危害，但沒能製作出一種造成大規模殺傷力的生化武器。在《衝突與恐怖主義》（Conflict&Terrorism）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當時任職於蘭德公司的恐怖主義專家威廉·羅西瑙（WilliamRosenau）解釋說：
奧姆真理教的失敗表明，實施生化恐怖主義襲擊，遠非有時政府官員或媒體所描繪的那樣容易。儘管奧姆真理教有可觀的資金來源、專業的人員配備、明確而又強烈的動機，並且不受日本權威機構的審查，最終它還是沒能達成目標。
此一時彼一時。今天，兩大趨勢正在改變著遊戲。第一個趨勢開始於2004年，麻省理工大學發起了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InternationalGeneticallyEngineeredMachine[iGEM]）。參加競賽的高中和大學學生團隊運用可互換的標準化部件構建出了簡單的生物系統。這些標準化部件，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生物積木」，即DNA密碼片段。每個片段都有明確定義的結構和功能，能夠輕鬆拼接成新的組合，有點兒像基因樂高積木。iGEM把這些設計收錄入標準生物組件登記冊，這是一個開放性的可下載「生物積木」的資源資料庫。
多年來，參加iGEM的團隊不僅推翻了技術的障礙，也打破了創造的壁壘。到2008年，學生們已經在設計可以應用於真實世界的生物體；當年競賽的獲勝者是斯諾文尼亞代表隊，他們設計的疫苗能夠對抗幽門螺桿菌這一大多數潰瘍的罪魁禍首。2011年的大獎獲得者是來自華盛頓大學的代表隊，他們一共完成了三個項目。每個項目都可與世界級學術機構和生物醫藥行業的成果相媲美。參賽的代表隊已利用細菌細胞製造出各種各樣的物品，有攝影膠捲、生產血紅蛋白的血液替代品以及有數據加密的微型硬碟。
隨著iGEM研究水平的提高，參賽者的水平也相應提升。2004年，5隻參賽小組為標準生物組件登記冊提交了50塊潛在的生物積木。兩年之後，32個小組共提交了724塊。而到2010年，iGEM迅速增長到130個小組，共提交1,863塊生物積木——登記冊的資料庫已經高達5,000多組。《紐約時報》指出：
iGEM一直在為合成生物學的未來打造新一代世界頂級科學頭腦，在受到公眾辯論以及法律法規的檢驗之前，這樣高風險又引發倫理爭議的新科技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iGEM本身確實要求學生注意倫理和安全問題，並鼓勵公眾對這些問題展開公開討論。）
第二波趨勢來自於恐怖主義分子和犯罪組織在各個信息技術領域取得的發展。自數字革命誕生之日起，某些早期喫螃蟹的人其實都是些流氓角色。像約翰·德雷珀（JohnDraper，人稱「嘎吱上尉」）這個電話飛客，曾在70年代發現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電話網路的漏洞，可以利用（譯註："嘎吱嘎吱船長"牌的）麥片盒（這也是德雷珀綽號的由來）裏贈送的塑料哨子免費打電話。20世紀80年代，早期臺式電腦曾受到複雜的各式病毒攻擊而崩潰，攻擊者當時是出於惡作劇的心理；之後，到了90年代，他們開始竊取信息和追求經濟利益，再度擊潰電腦。21世紀出現了所謂逆向工程化信用卡加密演算法，無法破解；而智能手機也一直被蠕蟲病毒感染。阻斷服務攻擊在更大規模內變得更具破壞性，從個人網站到大型金融網路無不深受其擾。2000年，加拿大高中生「黑手黨男孩」（Mafiaboy）單槍匹馬，成功令雅虎、ebay、CNN、亞馬遜以及戴爾等網站凍結或減速。
2007年，俄羅斯的駭客擊潰了愛沙尼亞的政府網站，使得金融機構、傳媒網路、政府機關甚至愛沙尼亞議會陷入一片混亂。一年之後，在俄羅斯人入侵之前，喬治亞的銀行系統就已經先遭遇了一次大規模的網路攻擊，不僅自身完全癱瘓，手機網路也同時崩潰。伊拉克的暴亂分子隨後改制離線衛星網路下載器——常被用來盜用衛星電視的廉價俄羅斯軟體——用以阻隔美國掠奪者無人偵察機的視頻反饋，目標是控制和侵入美國的軍事操作。
最近，黑社會運用眾包的方式幫助一些有特殊技能的個人或團夥搞起各種非法勾當，包括偽造信用卡和洗錢等等。（日本的黑幫已經將謀殺外包給中國黑幫了。）鑒於網路羣體的匿名性，通過法律手段追蹤這些犯罪活動是完全不可能的。
歷史趨勢清楚地告訴我們：無論何時，無論新技術何時進入市場，非法手段總會緊隨合法利用之後出現。黑市很快便應運而生。因此，既然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已經熟稔於利用各種技術，他們也必然會很快進軍合成生物學這一前沿數字化領域。
2005年，為了對這一威脅做好準備，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僱傭了美國安進公司（Amgen）的癌症研究員，愛德華·尤（EdwardYou）。他曾是南加州大學凱克醫學院的基因治療師。如今，作為FBI內部生物對策部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局的高級特工，尤知道生物科技的發展太過迅速，當局已經無法跟上步伐，因此他決定，保持領先的唯一辦法就是尋找奔走在前沿的隊友。「當我參與進來的時候，」尤說，「FBI很明顯不打算在生命科學領域扮演老大哥的角色。這不是我們必須完成的任務，這也是無法企及的目標。所有的專業高手仍在科學界。我們的工作必須與教育接軌。為了讓研究者們明白他們自己是未來的守護者，我們需要在合成生物界創造一種對科學負責的安全文化。」
從那以後，FBI開始主辦免費的生物安全學術會議，派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外聯協調員進駐56個外地辦事處，作為責任之一，他們與合成生物界建立起了聯繫網路，FBI由此成為iGEM的合作夥伴。2006年，一位《衛報》記者在網上成功買到了天花病毒的殘缺基因片段，此事發生後，基因原料的供應者決定發展自我監管準則。據尤說，FBI將這些逐步出現的準則視為社區監管手段奏效的證明。但是除了能保證病原體不會投入郵箱內，我們並不能確定這些新的準則還能發揮什麼作用。
無論如何，必須做的事情還太多。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心（WMDCenter）是由前參議員鮑勃·格雷厄姆（BobGraham，民主黨人）和吉姆·泰倫特（JimTalent，共和黨人）領導的非盈利組織，2011年10月，該中心的一個報告稱，由恐怖主義者出資製造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很有可能在2013年底襲擊某個目標，他們將使用的很有可能是生物武器。該報道特彆強調了合成生物學的危險：
由於DNA合成技術不斷快速發展，在不久的將來，凡是DNA序列已被破譯的病毒幾乎都可以被合成，能夠合成的還有自然中並不存在的人工微生物。在分子級別對生命進行基因重組的能力逐漸提高，這一趨勢帶來的風險也便利了新型而更致命的生物武器的發展。
不懷好意的非國家行為體並不是唯一需要考慮的危險。現有40個國家在進行合成生物學研究，中國就是其中之一。成立於1999年的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BGI，以下簡稱華大基因）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因組研究機構，這裡每年對約相當於700,000組人類染色體進行測序。（在最近一篇《科學》雜誌上的文中，華大基因聲稱其基因組測序能力比所有美國實驗室綜合起來還要強。）去年，德國爆發大腸桿菌之際，人們對這一新型致命病毒感到極大擔憂，而華大基因僅花了3天時間就通過測序發現了罪魁禍首。與此對比，2003年引起世界恐慌的致命肺炎變種SARS花了31天才測出序列。華大基因似乎已經準備就緒，要超越DNA測序的身份，同時躍身成為最好的DNA合成者。
北京華大基因每年都僱用數千名年輕聰穎的研究員。他們接受的訓練很好，但據說工資不高。這也意味著，這些合成生物學人才每年都很可能在尋求薪酬更高、前景更好的工作。一些目前尚未進行合成生物研究的國家，無疑會在將來提供這種工作。幾乎可以肯定，伊朗、朝鮮和巴基斯坦都將招攬這類人才。
在巴拉克·奧巴馬就職典禮的籌備階段，這位新任總統收到的恐嚇明顯增多。每一條恐嚇都需要仔細調查。在羅納德·凱斯樂（RonaldKessler）關於美國特勤局的著作中，他寫道，比如說，2009年1月，當接到索馬利亞伊斯蘭組織青年黨（al-Shabaab）試圖破壞奧巴馬就職儀式的情報時，特勤局當天的任務變得更加艱巨。凱斯樂稱，特勤局從94個公安、軍事以及國家安全機關調集了4萬名警務人員，嗅彈犬遍及會場，反狙擊小組沿遊行路線駐紮。這種應對能力已經相當強悍了，但在未來，卻遠遠不夠。能夠對抗可能的合成生物武器的、完整的防禦系統還沒有被創造出來。
特勤局所需要防備的威脅早已不止槍械和爆炸裝置。近年來，政府官員開始受到化學和放射性武器的攻擊。2004年，烏克蘭總統候選人維克多·尤先科（ViktorYushchenko）中毒事件就與TCCD這種劇毒二惡英化合物有關。尤先科倖存了下來，但化學誘導的病變給他帶來了嚴重的傷害。2006年，前俄羅斯國家安全機關官員亞歷山大·利特維年科（AlexanderLitvinenko）被投放放射性同位素釙210致死。生化武器的使用幾乎無人不知；2001年美國炭疽攻擊事件幾乎影響到了參議院成員。
當然，克林姆林宮被懷疑向敵人投毒了幾十年，並使用了一陣子炭疽。但基因技術為新的威脅打開了大門，國家元首的DNA就可以被用來攻擊他們自己。這太難提防了。不管特勤局的警惕性有多高，也不可能完全保護總統的DNA。因為如今，僅僅通過一個細胞的信息就可以勾畫出整個基因的藍圖。我們每個人每天都會脫落數百萬個細胞。這些細胞可以從很多地方獲取，比如，用過的紙巾、水杯或牙刷。奧巴馬總統每一次和選民、內閣成員或是外國領導人握手時，都留下了可利用的基因線索。每當他在議案簽署儀式上留下一支鋼筆，他也留下了一些細胞。這些細胞已經死亡，但DNA還保存完整，這就可能將對總統不利的生物細節暴露出來。
為建造生物武器，活細胞會成為真正的目標（雖然十年後死細胞也能滿足要求）。活細胞的修復工作更加困難。例如，一縷頭髮雖已死亡，但如果還留有發囊，那麼就有活細胞存在。如果一張丟棄的面巾紙裏殘留著新鮮血液、口水甚至是鼻涕，從中也可採集到合格的樣本。一經修復，這些活細胞就能被培養，以提供源源不絕的研究材料。
即使特工們可以清除總統現在脫落的所有細胞，也不能阻止DNA從其過去留下的細胞中被修復。DNA是非常穩定的分子，可以保存幾千年。總統的基因資料現在還保留在他的舊衣物、高中試卷——以及他在宣佈參選總統之前所使用過的無數件物品上。當奧巴馬還是參議員時，有多少精力被花在保護他的DNA上？當他在芝加哥做社區組織者時呢？當他在哈佛念法律時呢？當他還在上幼兒園時呢？就算總統的DNA被不知怎麼地通通鎖起來了，相當近似的基因密碼也能從總統的孩子、父母，或兄弟姊妹的細胞中獲取，不管他們是否還活著。
總統的DNA可以以各種政治敏感的方式被利用。也許是為某個事件偽造證據、激發人們對總統出生地和遺產的猜測，或是確定某些疾病的基因特徵，引發人們對總統的領導能力和神智的質疑。讓一位總統下臺得使多少手段？在羅納德·里根（RonaldReagan）的第二個任期裏，他的阿茲海默症（Alzheimer）的最初跡象可能已經開始出現。如今，有些醫生覺得當時里根的病症要麼處於潛伏期要麼是病情很溫和，從而沒有影響到他的執政能力。但是，如果他的病情從基因的層面得到證實並被公之於眾，美國人民會要求他辭職嗎？國會會被迫彈劾他嗎？
對特勤局來說，對這些新軟肋發起攻擊的情節就足夠拍成一部好萊塢驚悚片。幹細胞研究的先進技術能讓任何活細胞都轉變成許多其他類型的細胞，包括神經細胞、心臟細胞，甚至是試管「精子」。理論上來講，任何從弄髒的杯子或是揉皺的紙巾裏修復出的活細胞都可以製造出人造精子細胞。如此，總統可能會意外地碰上他的「舊情人」，她裙子上的精斑是他們有過性行為的DNA證據。雖然試管假精子和真精子可以通過複雜的測試分辨出來——它們不會是完全相同的——但大眾不是專家，這樣的結果可能永遠不會被信服。另外，將來的某天或許可以證實試管精子能夠使卵子受精，通過標準的體外受精，「私生子」就能誕生了。
如前文所述，即使現代癌症治療方法也可能被惡意利用。用來攻擊特定病人的癌細胞的個性化治療方案已經進入臨牀試驗階段。合成生物學必將加快這一進程，因為它降低了個性化病毒療法的成本。這種「魔法子彈」能夠精確地瞄準癌細胞。然而，如果這些子彈被改寫用來攻擊健康細胞會怎樣呢？改寫來攻擊視網膜細胞的話會導致失明。攻擊海馬體則可能導致失憶。如果攻擊肝臟細胞呢？那麼人在數月內就會死亡。
這種生物製劑的傳播很難被檢測出來。病毒無臭無味，且易霧化。它們可能藏在某隻香水瓶裏，攻擊者只需在目標的正常距離內往手腕上搽一點"香水"就有可能完成暗殺。如果病毒是百分之百專門針對總統的DNA設計的，那麼除總統外沒有一個人會生病。直到總統被感染很久以後才會有人懷疑發生過襲擊。
有害製劑可能經過精心設計，暴露後幾個月或幾年才產生傷害，這段潛伏期的長短取決於病原體製作者的目的。目前有幾種病毒可以引發癌症。有人可能最終製造出引發如精神分裂症、躁鬱症或者阿茲海默症等腦部疾病的新病毒。還存在更奇特的可能性。如果一種疾病被設計成增加皮質醇（cortisol）和多巴胺（dopamine）分泌，那麼就可能誘發極嚴重的偏執症，讓你從尋求和平的鴿派變成好戰的鷹派，或者，一種可以增加催產素（oxytocin，一種能使人產生信任情緒的化學物質）分泌的病毒可能損壞領導人的談判能力。這類想法有些並不新奇。早在1994年，美國空軍萊特實驗室就曾構建過化學信息素炸彈的理論。
當然，並不是隻有各國元首受到生化威脅。基地組織為削弱華爾街的實力可以劫持飛機撞向大廈，但想一想，若某一次襲擊以《財富》500強公司的CEO為目標，這可以對全球經濟造成多大的損害。忘了綁架有錢的外籍僑民來獲取贖金這回事吧，也許有一天，綁架他們的DNA就夠了。名流們將會面對一種新的追蹤者。隨著作坊生物學的成熟，這些技術可能最終被用來「解決」各類爭端，甚至各種家庭問題。毫無疑問，我們正處在一個美麗新世界的黎明。
隨著生物技術不斷進步，我們今後該如何保護我們的總統呢？儘管對現實乘虛而入的生物技術發展迅速，但美國特勤局也不是完全無能為力，他們可以採取措施控制風險。特勤局不會對外公開哪些防衛措施已經就緒，但起始點，顯然是先在局內建立一支監視、預測和評估新生物科技風險的精幹的科研專案組。部署感測器是另外一種可行方案。到目前，可以在三分鐘內探測出已知病原體的生物探測器已建成，這些技術還能再上一層樓——甚至再上幾層樓——但即使如此，它們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因為合成生物學為新的、精確定位的病原體敞開了大門，我們需要探測的是我們前所未見的病原體。然而，相比於美國疾病防控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美國特勤局在這一方面還是有很大優勢的：因為特勤局的主要責任是保護某一特定人士。可以基於總統本人的基因開發生物感測技術。我們可以使用他的活細胞，建立一個準確到分子的早期預警系統。
從總統身上取得的活細胞可以進行相當於數據備份的生物備份。據報道，美國特勤局已經在總統的車隊出行時備好了幾品脫與總統血型匹配的血液，以防需要緊急輸血。這些生物備份系統可以擴大到存儲「純DNA」——從本質上講，也就是經過檢驗的幹細胞庫，這些幹細胞可進行骨髓移植，或者提高機體抗病毒或抗病菌的能力。隨著所謂組織列印技術的發展，某一天，總統的細胞甚至可以被培養成備用替代器官。
即使特勤局採取部分或是所有上述的措施，也不能保證總統的基因完全安全。不管防禦系統多麼完善，真正下決心要得到總統DNA的人還是可能得逞。特勤局不能百分百地阻止一起生物威脅，正如它不能確保總統永遠不感冒，或許這是特勤局不得不接受的一個事實。
要想建立應對攻擊的最佳防禦，一個可行但不完美的方法是根本性的透明化：公佈總統的DNA和其他相關的生物學數據，要麼向一個忠誠可靠的精英生物科學研究團體公開，要麼（爭議遠大於前者的舉措）向大眾公開。這些想法似乎有違常理，但是我們開始相信，將問題公開並且主動讓美國人民積極參與到保護自己領導人的挑戰中或許將被證實是最好的防禦。
這麼做的一個實際的原因是開銷問題，進行內部保護的任何嘗試都將是非常昂貴的。當然，如果權衡利弊，國家會承擔這筆開銷，但是這是最好的解決方案嗎？姑且看看這個例子，在過去5年裏，DIYDrones，一個非營利的飛機愛好者自治在線社區（愛好者們都是利用業餘時間義務參與），曾經生產出一架無人機，其造價為300美元，卻擁有美國軍方價值3.5萬美元的「烏鴉」無人機90%的功能。大幅度的價格縮減是開源項目的典型特點。
此外，在組織內開展生物安全工作意味著吸引和保留高水平人才。這使美國特勤局攪入與工業和學術界的競爭：它在經濟上不能跟工業比；而學術界可以為研究人員提供解決更大範圍內有趣問題的自由。但是，通過竊取生命科學界的集體智慧，特勤局可以利用準備充足的專家小組的幫助來解決該問題，而無需任何成本。
將總統的基因信息開源給一組無安全問題的優秀研究員也會帶來其他好處。這將使生命科學跟隨計算機科學的腳步。在計算機科學領域，「紅隊演習」或「滲透測試」均是極為常見的做法。在這些演習中，紅隊——通常是一組偽裝的黑帽黑客——試圖找到某個組織的防禦力量（藍隊）的弱點。也可為生物戰爭遊戲開發類似的測試環境。
這種做法被廣泛應用於計算機世界的原因之一是：開發的速度太快了，任何單兵作戰的個體安全專家都不可能跟上它的步伐。因為目前生命科學發展的速度快於計算科學，如果能制定一個類似於內部曼哈頓計劃的方案，將會使美國特勤局領先一步。美國聯邦調查局可自由處置的資源比特勤局要多得多，舉個例子：聯邦調查局有大約3.6萬職員，而特工處卻只有不到7000名職員。然而，愛德華·尤和聯邦調查局審查該問題之後，得出這樣的結論：要使聯邦調查局不落後於生物威脅的腳步，唯一辦法就是參加生命科學界的全部活動。
那麼，為什麼要更進一步呢？為什麼如此激進地把總統的基因組公佈給全世界，而不是僅僅開放給無安全問題的研究人員？一方面，美國國務院所頒布的DNA收集命令已表明，對世界領袖基因材料的隱祕收集已經開始了。如果說總統的DNA已被美國的對手收集並分析，那也不是什麼令人驚奇的事。鑒於愈加骯髒的政黨政治，也不難想像，總統的國內政治對手已掌握了他的DNA。在2008年11月發行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中，羅伯特·C·格林（RobertC.Green）和喬治·J·安娜（GeorgeJ.Annas）對這種可能性做了警告，文中寫道：在2012年的大選前，隨著基因組學的進步，收集並分析DNA以評估基因風險信息變得更為可能，它可以用於支持或反對總統候選人（後者可能性更大）。對計算機黑客集團「匿名者」（Anonymous）來說，要想像生物模擬的興起並不是什麼難事，它旨在清楚地描繪出世界領袖的基因組和病歷。或早或晚，即使沒有開源，一個總統的基因組也會出現在公眾視野。
如此，問題就變成了：防禦並做最好的打算，或是進攻並做最壞的打算，是不是更危險？這兩種選擇都不是最好的，但除了吸引成本和人才的重大問題之外，如馬裏蘭大學醫學院基因組科學研究所主任克萊爾·弗雷澤（ClaireFraser）所說：「開源將會整平競技場，從而情報機構就無需考慮每一個可能的最壞情況。」
這樣還會使白宮在有人泄露總統基因組的情況下搶佔先機，從而避免可能出現的媒體風暴。此外，如果經常審查總統的基因組，那麼就可以得出一個基因組的基線信息，並不斷跟蹤基因變化，從而在第一時間檢測出癌變及其他代謝疾病。如果真的發現了此類疾病，開源基因組同樣可以促進個性化治療方案的開發。
要考慮的最大因素是時間。在2008年，約有1.4萬在美國實驗室工作的人可接觸到高致病性材料；我們不知道國外有多少人在做同樣的事情。除了這些實驗室，許多其他人均可接觸到基因工程的工具和技術。回到2003年，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召集了一個生命科學專家小組作為中情局（CIA）的戰略評估小組，他們指出：因為高級生物製劑開發所需的程序和技術可被用於好的地方，也可被用於壞的地方，所以要想區別合法研究與致力於生產生物武器的研究，將會變得非常困難。這樣一來，「許多專家小組成員認為，要想有效解決未來的生物武器威脅，政府和生命科學界之間可能需要建立一個與之前相比在質上有所不同的關係。
在我們看來，它已不再是「可能性」的問題。生物科技的進步正在急速改變科學前景。在我們正在進入的世界中，想像是生物學的唯一制動器，每個全心投入的個體都能從零創造出新生命。如今，每當提到一個難題時，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去找該問題相關的應用程序。不管你信不信，很快地，當你再遇到問題時，你想到的解決方案將不再是應用程序，而是有機體。考慮到即將到來的合成生物革命，科學家與安全組織——該組織主要致力於公開交流、持續合作和共同防禦——之間更大範圍的關係可能探明保護總統的唯一方法。並且，在該過程中，我們中的其他人也同樣可以得到保護。
安德魯·赫塞爾（AndrewHessel）是奇點大學的教員，也曾擔任過該學校生物信息學和生物科技系的聯席主席，同時他還是渥太華大學（UniversityofOttawa）科學、社會及政策研究院的研究員。馬克·古德曼（MarcGoodman）研究了先進科技對全球安全的影響，並向國際刑警組織和美國政府提出了建議。他是未來犯罪研究院的創始人，還是地處矽谷的奇點大學政策、法律和倫理學系的主席。史蒂文·科特勒（StevenKotler）是《紐約時報》的暢銷著作人和獲獎記者。
譯註：[1] 1965年，《電子學》雜誌（ElectronicsMagazine）第114頁上刊載了摩爾的文章《讓集成電路填滿更多的組件》（Cramming More Components onto Integrated Circuits），文中預言半導體晶元上集成的晶體管和電阻數量將每年增加一倍。現在普遍流行的說法是「每18個月增加一倍」。但1997年9月，摩爾聲明，他從來沒有說過「每18個月增加一倍」，而且SEMATECH路線圖跟隨24個月的週期。
譯者：方卉、小jo、梁間燕子、實習的那誰、Somewhere、lala_yao、sophiachung、狂奔的小白、JACKIEXIA、賓賓吧Q羣：協作丫丫丫 153822117（請在驗證信息中註明譯言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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