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葉以來，在美國主導下制定的《聯合國憲章》以及後來建立的絕大多數國際規範，都是以美國的「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價值觀為基礎的。例如，《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中的第一條第二款是，「發展國際間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①]冷戰以蘇聯的解體和美國的勝利而結束，這更使許多人認為美國的「平等、民主、自由」的價值觀是人類最美好的價值觀，是不可超越的。隨著中美物質實力差距縮小加快，很多人提出中國有望超越美國的物質實力但卻無法超越美國價值觀的看法。結合習近平同志2012年以來提出的公平正義的價值觀和合作共贏的外交原則，並借鑒古代王道思想，本文將從「仁」（benevolence）、「義」（righteousness）、「禮」（rites）三個角度試談一下，在超越美國物質實力的同時，為何中國在價值觀上也能超越美國。 　　 　　一、王道與霸道的區別 　　 　　2011年9月，中國政府發表了《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這個文件明確指出，「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政府繼承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中國根本利益做出的戰略抉擇」。[②]在此一陳述中，「時代發展潮流」和「中國根本利益」是客觀因素，而「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則是思想因素。任何傳統思想，包括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都是精華與糟粕的集合體。因此，白皮書限定了中國政府只繼承中華文化中優秀部分而不是全部。 　　在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中，霸權（hegemon）或霸道（hegemony）是描述最高層次國際領導權的概念。冷戰後，美國學者為了表示美國的霸權與歷史上的其他霸權都不一樣，發明瞭「仁慈的霸權」（benevolent hegemon）這一概念，但他們沒意識到霸權並非最高層次的國際領導。[③]與西方的政治概念不同，中國的思想家們很早就對於處理諸侯國之間關係的原則做過性質分類，且認為「霸道」並非最好。《管子》一書將諸侯國中的主導者分為皇、帝、王、霸四個層次[④]，「霸」的層次最低。荀子將諸侯國中的主導者分為王、霸、強三類[⑤]，並認為「霸權」優於「強權」但不如「王權」（humane authority）。從理論上講，中國的王道價值觀為崛起的中國提供了超越美國霸權價值觀的傳統文化基礎，在此基礎上依據全球化時代特點進行現代化的發展，是可以建立起更為文明進步的價值觀的。 　　中國傳統文化早就有關於王道和霸道區別的討論。孟子認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⑥]其含義是假借仁慈的名義，實際上靠實力維護主導權的是霸道，因此霸權國一定是物質實力強大的國家；依靠道德實行仁政的纔是王道，因此王權國不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孟子有關霸道是虛假的道義和王道不需要以強大物質實力為基礎的觀點，是典型的理想主義思想，與當時的諸侯政治和現代國際政治的現實都有較大脫節。 　　荀子認為，王權國與霸權國的區別不是實力上的差別，而是道義水平的高低之分。荀子說：「義立而王、信立而霸」。[⑦]這是說王權國是講道義，而霸權國達不到講道義水平，只能達到講誠信的水平。荀子認為霸權的誠信體現為，「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結約已定，雖睹利敗，不欺其與」。[⑧]這是說是霸權國所承諾的懲罰與獎賞有國際信譽，締結條約後不因條約於已不利而欺騙盟友。荀子認為，霸權國要「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併之心，則諸侯親之矣。修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悅）之矣。」[⑨]這是說，霸權國要幫助被滅亡的國家復國，為弱國提供安全保障，威懾殘暴的國家，沒有兼併他國的想法，於是其他諸侯國對其親近。霸權國採取化敵為有的方法，禮貌地接待其他諸侯國，因此諸侯國們對霸權國滿意。 　　依據荀子的標準，美國連霸權的標準都達不到，是一個處於強權與霸權之間的國家。美國1990年幫助被伊拉克吞併的科威特復國，這符合霸道。但是，美國在許多問題上採取雙重標準，缺乏國際誠信，就不符合霸道。例如，在防止核擴散問題上，印度和朝鮮都違反了核不擴散規範，美國與印度進行核合作而制裁朝鮮核計劃；在民主選舉問題上，印度和伊朗都採取的是西方選舉制度，但美國承認印度為民主國家而不承認伊朗；巴林和穆巴拉克統治的埃及都缺乏民主，但美國支持埃及的羣眾運動而認同巴林對羣眾運動的鎮壓。 　　荀子認為，「王道」與「霸道」不同，「王權國」是「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敢敵也。」[⑩]這就是說，「王權國」是世界上最仁慈的，因此所有國家都與它親近友好；是世界上最講道義的，因此所有國家都尊敬它的地位；是最有威力的，因此沒有國家敢與他敵對。荀子這一「王權」觀對於崛起的中國有一定的借鑒價值。中國要減少崛起過程中的國際體系壓力，需要向世界提供一種道義上超越美國霸權的價值觀，同時實踐這種價值觀，使多數國家擁護中國的崛起。2012年習近平同志提出的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外交原則已經顯現出中國有超越美國價值觀的可能性。他在出席清華大學舉辦的「世界和平論壇」時提出：「一個國家要謀求自身發展，必須也讓別人發展；要謀求自身安全，必須也讓別人安全；要謀求自身過得好，必須也讓別人過得好。」[?]這個共贏的理念，既反對美國只關心單方獲益的霸權行為，也指導中國在崛起過程中不要效仿美國，要考慮本國利益與他國利益之間的平衡。 　　王道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義」二字。「仁」非常接近現代意義上的「公平」，「義」則非常接近現代意義上的「正義」。在接見第67屆聯合國大會主席耶雷米奇時，習近平同志提出：「中國將一如既往加強同聯合國合作，致力於同各國一道，推動實現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公平正義。」[?]這與中國王道思想中的核心要素的「仁」和「義」相似。 　　 　　二、以「仁」促進國際公平規範 　　 　　「平等」這個理念源於人的自然本性。先天的基因差別和後天的生活環境差別決定了人與人之間有著客觀的差別。人們在智力、體力、身高、體重、速度、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社會關係等方面都有差別。當忽視這些差別而只強調平等時，實際上是提倡弱肉強食。絕對的權利平等意味沒有領導和被領導關係，於是就沒有羣體內部的合作。絕對的機會平等意味著殊死的競爭，當暴力手段可以決定競爭結果時，暴力手段就成為最優選擇。 　　「仁」的本質是強者同情和愛護弱者的原則，是客觀強弱差別矛盾的調和劑。國際社會中的成員有強弱之分，不講「仁」的平等實際上是使弱國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實力不平衡發展規律決定，每個國家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實力，這意味著強國與弱國之間的實力差別是不可能消除的。如何解決強國與弱國之間的衝突就成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在「仁」的思想指導下建立起「公平」的國際規範，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平等規範引發的衝突。例如，只講平等就會發生上車搶座現象，而有了公平規範，就會有主動給婦孺老幼讓座現象。同理也可用於解釋國際現象。 　　「公平」是比「平等」更有助於促進國際社會和諧的價值觀。奧運會拳擊比賽的平等規則是在規定時間內倒地者為輸，而其公平的規則是分為重量級和輕量級，給體重輕的運動員以獲獎的機會。這種有差別待遇的公平原則不僅在奧運會中使用，在國際政治中也有實踐。例如，「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觀念萌發於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會議，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都接受這了個觀念。[?]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上，國際社會已經接受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1975年2月，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區46個發展中國家（非加太集團）和歐洲經濟共同體9國，在多哥首都洛美簽訂《歐洲經濟共同體－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區（國家）洛美協定》。這個協定體現的也是公平原則，即歐共體成員向非加太集團成員提供經濟上的優惠待遇。公平是比平等是更高一層的社會進步和文明。 　　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中國需要從強者的角度觀察和理解自己的利益與他國利益之間的關係。習近平同志說：「當今各國利益交融，安危與共，處理相互關係必須尋求共贏，維護和做大共同利益。」[?]他還提出，「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中國不僅是合作共贏的積極倡導者，更是合作共贏的切實踐行者。」[?]從國際規範形成的規律上講，促進新國際規範形成的路徑主要有三，一是倡導者以身作則，二是對執行者的獎勵，三是對違犯者的懲罰。[?]三者而言，以身作則所起的作用是根本性的。 　　 　　三、以「義」促進國際正義原則 　　 　　「民主」這一價值觀是人類社會的重大政治進步，以民主程序來保證國家行為的合法性。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使國家權力歸於全體公民。然而，擁有平等政治權力的公民卻無法都直接參加政治決策，因此只能通過代議制的民主程序進行運作。民主程序的最主要操作方式是以無計名投票的多數同意為準則。然而，民主決議的程序只提供國家行為的合法性，卻並不能保障國家行為是正義的。美國政府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得到了美國國會的批准，這使美國政府行為有了國內合法性基礎，但卻沒有任何正義性，因此其傳統的歐洲盟友也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即使一國的國際行為有國際合法性，也不必然有正義性。2011年11月，阿拉伯國家聯盟成員以民主方式通過決議，將巴沙爾的敘利亞政府開除出阿盟，並決定向敘反政府力量提供軍援。這個民主決議為支持敘利亞內戰提供了合法性，但卻無正義可言。支持決議的海灣國家實行的都是君主制，其民主程度低於敘利亞的世俗政治體制，沙特甚至出兵鎮壓了巴林的反政府力量。為敘利亞反政府力量提供的軍援使敘內戰規模不斷擴大，兩年內造成六萬多平民的無辜死亡。因此，習近平對聯大主席耶雷米奇說：「希望聯合國說公道話、辦公道事。」[?] 　　「義」是中國古代一種含義廣泛的道德範疇，核心是行為的正直、合理且應該。孟子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這是說，「仁」是人們最安全的住所，「義」是人們最正確的道路。由於國家實力強弱不均是客觀存在，因此需要強國採取保護弱國的仁慈政策，而要做到這一點，強國就需要堅持正義。[?]在國際政治中，民主程序可為國家的行為提供合法性，但卻不必然能保證行為的正義性，而「義」則為國家行為提出了內涵上的正義要求。將兩者結合起來，纔可以保證國家行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在性質上是正義的。當兩者統一時，也就達到了講正義的水平。例如，冷戰時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對南非種族隔離政權實行了制裁。這不僅有聯合國多數國家投票支持的決議作為合法性的基礎，更主要的是反對種族隔離政策具有正義性，符合人道主義的基本原則。這就是為什麼對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制裁不被認為是干涉內政的行為。 　　「正義」是比「民主」更有助於促進社會公平的價值觀。正義並不排斥民主，而是藉助民主。正義將民主作為促進社會更加公平的一種手段，同時也防止這種手段導致不正義的結果。羅爾斯曾提出正義有兩項原則，第一原則是自由平等，第二原則是公平機會與差別待遇的結合。第二原則使正義比民主多了關於如何維護公平的內容。在以民主方式保證國家行為合法法的基礎，還需要以正義的原則檢驗民主結果是否具有正義性。在全球化不斷加劇兩極分化的情況下，國際正義顯得比國際民主化更重要。民主化不過是保證大小國家的平等權利，而正義則要消除或減緩兩極分化，實現各國共贏。例如，民主只賦予弱國獨立發展的權利，而正義則要求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給予援助。 四、以「禮」促進新型大國關係 　　 　　一國的自由與國際秩序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矛盾。「自由」這個理念源於人的自然屬性。需要自由是動物的本能，人作為動物中的一種也不例外。人的這種天然需求成為自由的合法性基礎。這如同人的生存欲成為生存權的合法性基礎一樣。然而，由於人類是靠羣體生存的，因此人類又需要社會秩序。於是，國家自由與國際秩序之間形成了一種天然矛盾。當每個國傢俱有絕對的自由時，國際社會就沒了秩序，暴力就會肆虐。於是如何維持國家的自由與國際社會的秩序兩者間的平衡就成了重大政治問題。 　　「禮」是因道德觀念和風俗習慣而形成的儀節。禮雖然是形式，但它比法具有更廣泛維持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平衡的作用。法律是通過對違法行為的事後懲罰來威懾人的極端自由行為，而禮則由社會道德習俗事先約束人的行為方式。而且，禮比法對人的行為有更廣泛的約束作用，在許多不能以法管轄的領域，禮都具有行為約束力。例如，法律保護言論自由，卻無法約束謾罵，而禮則可使人不說髒話。美國電影《穆斯林的無知》引發全球反美浪潮和許多暴力衝突，對於國際社會開始討論言論自由是否允許詆毀和侮辱他人信譽的問題。無論人們有什麼不同看法，事實是無文明約束的自由是必然引發暴力衝突的。禮使人行為文明，也因此增加了人的生命意義。人與其他動物的重要區別之一在於，人是唯一追求生命意義的。這也是為何在漢語中，極端不文明行為的人被說成「不是人」或「畜牲」。 　　「文明」是比「自由」在更大程度上提升人類生命意義的價值觀。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區別不在於追求自由，而在於追求文明的自由。只講自由而不講文明的結果將是人類社會向動物世界的倒退。人類文明不斷發展，而其他動物則永遠停留在沒有文明的水平上。荀子說：「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這是說，禽獸有父子關係，但它們沒有父子親情，它們都有雌雄之分，但卻沒有男女之別，因此人的道義在於能辨別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比如，人與動物都有排泄的自由，但文明使人不隨地大小便。東西方文明的具體禮儀有所不同，但講禮儀則是普世性的。禮儀是公共文明的一部分，在「禮」這個概念的基礎上發展出「文明」價值觀是可以超越「自由」這個價值觀的。 　　習近平同志在2012年2月訪美期間提出，「努力把兩國合作關係塑造成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係。」[21]此後他在闡述新型大國關係的含義時說：「大國關係是影響國際形勢發展的重要因素，中美正在積極探索構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這符合中美兩國和世界的共同利益，也將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創舉。」[22]歷史上世界中心轉移的過程總是伴隨著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戰爭，這不過是國際社會不文明的一種表現。中國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其核心是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戰略競爭應以和平方式而非戰爭方式進行。不僅防止中美之間不發生直接的戰爭，而且應避免代理人戰爭。冷戰時期，核威懾避免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直接戰爭，但卻未能避免代理人戰爭。 　　冷戰後出現的兩個新因素使得中美戰略競爭避免代理人戰爭有了可能。一是經濟全球化使全世界成為一個市場，所有國家都可通過經濟交換手段直接獲取自然資源。二是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後，創新成為第一生產力。這使得中美戰略競爭的目標不再是自然資源而是創新能力。以增強創新能力為目標的戰略競爭，不僅有利於中美兩國，而且有利世界上其他國家。能做到這一點，不僅是歷史創舉，也是人類文明的進步；而要實現和平競爭，就需要以文明規範為前提。中美以文明的方式規範兩國的戰略競爭，就有可能使這種戰略競爭產生良性效果。 　　 　　五、「道義」價值觀的實踐需求 　　 　　中國政府已經注意到政治軟實力在崛起過程中的重要性。政治軟實力的增強，有助於大幅提升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有助於減少國際體系壓力。在中國加速崛起的時期，研究價值觀對提升軟實力方面的作用是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任何傳統的價值體系都不可能永遠適用於不斷向前發展的歷史時代。我們不應原封不動地依據古代關於「仁」、「義」、「禮」的定義來指導我們的崛起政策，但是借鑒其優秀成分，將其現代化，並創造出超越美國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價值觀，則是可能的而且是個有意義的。以仁、義、禮三個概念為基礎，結合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觀念，創造出由公平、正義、文明三要素構成的道義價值觀也是有可能的。 　　以公平、正義和文明三要素構成的道義價值觀，具有較強的普世性。首先，這三個概念的內涵與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概念並不對立，而是包含與超越的關係。其次，這三個概念與任何宗教文明都不發生衝突。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宗教已經成為弱勢羣體的代表和保護者，因此公平、正義和文明這三個概念對宗教信眾是有吸引力的。第三，這三個概念在國際社會已經有了許多實踐基礎。例如，發達國家承擔每年拿出0.7%的GDP援助發展中國家是公平原則的規範，不承認軍事政變上臺的政府體現了正義原則的規範，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生化武器則是文明原則的規範。 　　任何一種價值觀能成為世界上的主流，都是以倡導國自我踐行該價值觀為前提的。平等、民主、自由的價值觀之所以在國際上流行，這與美國的國內實踐是直接相關的。在提出建立公平正義國際規範的同時，習近平同志提出，「努力讓人民羣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決不能讓不公正的審判傷害人民羣眾的感情、損害人民的利益。」[23]這種政策實際上是把公平正義的價值觀同時用於指導我國的內政和外交，這就使得我國提倡的國際規範與國內踐行的社會規範一致起來，這也為我國在國際上建設公平正義的國際規範奠定了國內基礎。致富光榮是一種拜金主義的價值觀，把財富量作為光榮與否的社會標準，這與世界上任何傳統文明的價值觀都是格格不入的。這種價值觀與國際關係民主化以及和諧世界的觀念也沒有一致性。當中國將公平、正義、文明作為一個成體系的價值觀來指導自己的內外政策時，這不僅避免了內外政策價值觀基礎的不同，同時可有效增強我國軟實力，提高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和號召力。 　　---------------- 　　[①] 李鐵成主編：《聯合國的歷程》，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年，第647頁。 　　[②] 中華人民共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和平發展》，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頁。 　　[③] Eric Koo Peng Kuan, 「The US as benevolent hegemon,」 Asia Times, Sep. 23, 2004, http://www.atimes.com/atimes/Front_Page/FI23Aa01.html. 　　[④]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管子?兵法第十七》） 　　[⑤]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強奪之地。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荀子?王制第九》） 　　[⑥]《孟子?公孫醜上》。 　　[⑦] 《荀子·王霸》。 　　[⑧] 《荀子·王霸》。 　　[⑨] 《荀子·王制》。 　　[⑩] 《荀子?王制第九》 　　[?] 習近平：「攜手合作 共同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2-07/09/content_25852187.htm. 　　[?] 「習近平會見聯合國大會主席時主張各國攜手實現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公平正義」，《人民日報》2012年12月28日。 　　[?] 姚天沖、於天英：「『共同但有區別責任』芻議」，《社會科學輯刊》，2011年第1期，http://wenku.baidu.com/view/75135a8dd0d233d4b14e6989.html. 　　1992年《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第3條規定，「各締約國應在公平的基礎上，但根據他們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能力，為人類的當代和後代保護氣候系統。發達國家締約方應當率先對付氣候變化及其不利影響。」 　　[?] 「習近平會見聯合國大會主席時主張各國攜手實現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公平正義」，《人民日報》2012年12月28日。 　　[?] 「習近平同外國專家代表座談時強調中國是合作共贏倡導者踐行者」，《人民日報》2012年12月6日。 　　[?] 閻學通：「國際領導與國際規範的演化」，《國際政治科學》2011年第1期，第9-12頁。 　　[?] 「習近平會見聯合國大會主席時主張各國攜手實現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公平正義」，《人民日報》2012年12月28日。 　　[?] 《孟子?離婁上》 　　[?] 「信」也是中國的一種傳統道德，但筆者認為它涵蓋在「義」的概念之內，因此本文不將「信」作為一個獨立的道義構成要素。 　　[?] 《荀子?非相第五》 　　[21] 習近平：「要把中美關係塑造成21世紀新型大國關係」，《國際在線》2012年2月16日， http://news.cntv.cn/china/20120216/106551.shtml. 　　[22] 習近平：「攜手合作 共同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2-07/09/content_25852187.htm. 　　[23] 習近平：「在首都各界紀念寅實憲法公佈放行30周行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2年12月5日，第2版。 　　來源: 《國際問題研究》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