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將《老師·好》與拍攝於八十年代、根據王蒙小說改編的電影《青春萬歲》相比，是因爲這兩部電影在拍片的立意與策略上是相同的。

而且兩部電影的拍攝時間，與電影反映的時間，都相隔了三十多年。

《青春萬歲》表現的時間是五十年代初的中學生活，具體時間是1952年，電影拍攝的時間是1983年，之間相隔時間大致是31年。

《老師·好》的故事發生時間，是1985年，與拍攝時間相隔34年。

可以看出，有了足夠的時間長度，才能更好地看清過去。

《青春萬歲》帶有八十年代對五十年代的反思，反思了革命激情與學業專攻方面誰主深浮的問題，既肯定了熱情似火的青春激情的重要意義，同時，也闡明瞭學有專長是一個時代的未來的更爲重要選擇。小說創作於五十年代，但思想卻是八十年代的。

《老師·好》同樣是如此。它雖然表現的是八十年代的生活，但是，它更注重於今天的思考站位。它的反思深度是代表今天的水準。

而更爲關鍵的是，我們把《老師·好》與《青春萬歲》放在一起，是因爲《老師·好》作爲一部表現中學生生活爲主的青春校園片，它與同類的青春片不同的是，更多地反映了體制裏的老師存在與學生的互動性。

這種互動，正是《青春萬歲》所確立的基調。我們很難說《青春萬歲》是一部標準的中學校園片，在電影裏，一直迴盪着時代的主題與基調，電影裏的社會影響力，一直在左右着校園裏的學子們。

而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不乏反映中學時代的校園片，但這些影片，往往並不能代表時代的體制裏的規訓聲音，反而體制是作爲電影裏的中學生的一種反制目標。

比如，根據鐵凝小說《沒有鈕釦的紅襯衫》改編的《紅衣少女》裏，作爲體制代表的老師是一種虛僞的象徵，影片裏的老師，根本不是體制的代表，電影的主體視角是完全地放置在學生這一邊，表現了她們對自己選擇的精神導向的思考。

而值得注意的是，《老師·好》裏的苗老師，恰恰是一種體制的忠實代表。他身上雲集着八十年代“唯成績至上”的高考指揮棒下的老師的典型特徵。這是他在影片裏被稱爲“苗霸天”的原因。高考指揮棒下，是功利主義統帥一切的蠻橫與霸權，但在藝術天地的人性化範疇裏，是上不得檯面，拿不出手的。所以，電影裏這一個苗老師，引起了學生們的強烈的反彈，並在電影的前半部分裏，成爲學生與他角逐的一個主要原因。

但是，私下裏說，苗老師的不近人情的“唯成績至上”的理念，恰恰是生活裏非常實用的準則。用他的話說，就是隻有考上大學，才能“一輩子被人看得起”。這就是一個簡單的等號。苗老師深刻地諳知這一點，所以他纔會不近人情，剝奪一切學生的自由思考、自立主張、自我實現。

但是，體制裏還有一個聲音，還在頑強地在苗老師身上迸發出來。這個聲音，這就是調適“唯成績至上”理論的時代精神，那就是人還要過有意義的生活，人生還有行使有意義的作爲，生命還需要有意義的價值追求。

苗老師的可愛的另一面，恰恰是在這一方面體現出來的。他一方面拼命地按照高考指揮棒的嚴酷的理念，剝奪學生們的任何胡思亂想，另一方面，他還是在人性與人情的激流衝蕩過來的時候，網開一面，給予了學生們以一點微弱的自由的空間，而這微弱的自由，恰恰成爲電影裏的最動人的華章。

這份自由，包括他在學生們參加藝術節的時候，他實際上採取了默認的手法，電影裏閃回他青春年代，也曾經用口琴表達過內心的美好期冀與憂傷情結，他在這裏，放棄了體制裏強制性規範學生們的要求，而給了他們一定的自由呼吸、用溼潤的藝術來澆灌他們乾涸內心的自由。他反對影片裏的好學生安靜幫助她過去的同學補課是耽誤時間，但他自己卻承擔了這一份補課的責任，最終卻導致自己被誤會查處。

可以看出，在苗老師身上，濃縮着體制裏的兩種不同樣的訴求。

就像在《青春萬歲》裏的中學校園裏，其實也交織着當時時代的不同聲音在校園裏的激烈迴響，究竟是紅還是專？

在《老師·好》裏苗老師身上傳遞着究竟是考上大學好，還是展示個性好這樣的深刻的矛盾。苗老師從本質上，是把考上大學，也就是“唯成績至上”作爲最高圭臬的，但是他的人性，他的教育習慣，他的青年時代經歷，又使他徘徊在這兩者的邊緣，從而形成他對學生們的自由決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正是他在閉一隻眼的時候，他的身上煥發出可愛的、精神的光彩來。

那麼，今天看來，究竟是哪一個苗老師代表着真正的時代需要的精神呢？

我想，《老師·好》在30多年後的今天，重新回看八十年代，我們可以說，既不是苗老師決定了今天的時代定位，也不是影片裏的學生們，決定了今天的社會方向。而實際上，今天我們的社會，是老師與學生們的共同選擇，鑄造了今天的時代定調。

苗老師的一味的唯成績至上的教學原則，實際上，在走向社會之後，會受到很大的狙擊，固然成績會讓學生踏上龍門，會讓人看得起，但是很多社會上更爲需要的品質，卻是電影裏的學生們醞釀着與成功着的，而不是苗老師的唯成績至上理論可以賦予的。

我們在電影裏，恰恰看到，同學們之間相互的鼓勵與團結互助，纔是這個羣體日後在走向社會之後更爲有效的品質光影；影片裏最爲動人的角色安靜，在苗老師的最初眼裏，只是一個成績好的苗子，但安靜的身上，還有着更爲可貴的品質，這就是她不撒謊，她樂於助人，而更爲關鍵的是，在面對一起苗老師被誤會的事件中，她不惜鋌而走險，去澄清真相。這種精神力量正是電影拍攝的時代所張揚起的社會主體的能量呼喚，比如我們今天倡導的誠信、真實、執着，正着當年的安靜所孜孜以求，甚至不惜用生命去維護的。她做出了一件比考上北大更爲重要的偉大的抉擇。這種抉擇所煥發出的能量，在今天會成爲時代的追光與主旋。

影片裏的關婷婷的好表現、展現自我，在苗老師的眼裏，一度是打壓的對象，而在三十年後的今天來看，關婷婷恰恰可能成爲今日社會的女強人，因爲走上社會之後，她每一次抓住機會的那種自我突破與超越精神，往往使她能脫穎而出，在今日社會裏如魚得水。

這樣看來，電影裏的老師與學生，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對立的兩種情結，當然，苗老師有部分的時候，向學生們的價值取向作了讓步或者叫投降，他們合成了我們今天的這個時代的總體氛圍。所以，《老師·好》裏更多地反映出我們當下的時代傾向。因爲恰恰是電影反映的那個時代的教育體制下的那一代人，已經成爲今天社會的棟樑所在，這部電影可以說是一次對當下的主流社會傾向的歷史溯源，他們在改革開放初始年代決定的思想意識，從老師那裏得到的約定俗成的規訓教導，以及他們用自己的覺醒的意識與對自我存在的發掘，形成了他們在今天的思想力場與社會力量。這裏有他們對老師對壓制他們的觀念的調適，也有對曾經的那種壓力的認同與原諒，而更多的是在壓力機制下，那種本質性的青春的自我伸張與舒展給學子們帶來的走向社會之後的生命的張揚與發揮。

而這種將社會主流與生命個體的對立與同化之間分寸感極強地平衡呈現，正是《老師·好》的優勢所在。

在電影的情節上，我們可以看出電影對《十七歲的單車》情節的效仿與移植。在《老師·好》裏，主要道具線索，是苗老師的一輛被獎勵的自行車，開始的時候，這輛自行車成爲學生髮泄對苗老師不滿的出氣筒，而之後，這輛自行車也成爲學生認同老師的一個象徵標誌，這就是電影裏表現自行車失竊之後，學生們集體去幫助老師尋找自行車，從而使自行車失而復得。這幾乎是《十七歲的單車》裏的同一情節的反覆。但是，《十七歲的單車》裏的社會機制是缺少的，它缺少主流體制在影片裏的話語體現，所以，《十七歲的單車》只能是學生個體的一意孤行的顯露，而看不到主流體制的時代表達。

正是因爲此，我們不能說《十七歲的單車》與《青春萬歲》有着相似的結構特徵，而《老師·好》卻與《青春萬歲》保持着高度的敘事策略的吻合。

而《老師·好》能夠將老師作爲電影裏的一種體制代表予以正面展示，正反映出《老師·好》的一種膽量所在。這樣的題材，搞不好，就成爲對老師歌功頌德的枯燥說教，但現在電影由於于謙的加盟，使電影的整體氛圍，洋溢着喜劇片的色彩，這樣，便使電影具備了基本的情節成立基礎，因爲我們知道，喜劇本身就能夠給予平凡的題材，增添情節的張力，而《老師·好》裏能夠讓人接受電影裏的現實主義說教的因素，恰恰是于謙帶給電影施加的幽默與搞笑色彩，這種幽默氣氛，非常貼合校園裏的氛圍，因爲有了這份搞笑基調，電影裏的平凡的校園生活便被激活成一種輕鬆的充滿懸疑的誘惑性時光，讓電影裏充滿了相聲通常採用的、通過不斷抖包袱相類似的出人意料的情節意外，讓電影足以吸引人們看下去。比如，影片裏苗老師對自告奮勇想當班長的關婷婷的毛遂自薦，作出的結論，是讓她推薦一個班長名額，就頗給人一種出人意料之感，讓電影蒙上了一層喜劇的氛圍。

在情節的設置上，可以看出，《老師·好》並沒有超出既往校園片的老調。這就是表現學習是無法找到戲劇性，戲劇性的來源還必須從社會活動上擷取。所以，電影裏的主體情節的展開，以及它的衝擊力，都是繞過學習之外而得以完成的。比如，電影裏的主要情節，是圍繞參加文藝匯演這樣的集體榮譽項目而展開，最終也形成了電影裏結尾部分的昂揚部分，爲結尾的成功氣氛奠定了一個高揚的尾巴，但是這一場藝術節的榮譽相對於人生的今後的更多的選擇，又是一場過眼煙雲，所以，中學校園裏的一切成功只能說是短暫的，因爲最終都要經過高考指揮棒的驗收。

另外，一個混跡於社會青年的差生洛小藝，成爲電影裏的不安定因素，苗老師冒死讓浪子回頭，構成了影片的一個情節逆轉，而這個差生與苗老師最欣賞的好學生安靜之間的惺惺相惜，也構成了青春校園電影裏的一種烏托邦式的通常老套設計，電影顯然按照學生們走向社會之後所必然遭遇到的“義”與“專”的融合，才能更好地在社會上立足的做人原則，重新去設計與界定了學生們的關係。影片裏的安靜，實際上，在專業學習之外，更多地傾向於“義”的傳揚，她爲老師挺身而出、澄清事實，反映了她對精神的追求，但是電影把她處理成遭遇車禍，恰恰反映了這種張揚“義”所帶來的巨大的代價，這一悲劇性的人物設置，恰恰反映出電影對偏向的“義”的張揚，會給個體生命帶來被社會傷害的危險，這種感傷的描述與認定，在這樣一部瀰漫着喜劇氛圍的電影中，恰恰使我們看到電影的深刻的現實主義立場。

《老師·好》挑戰了“校園無故事”的情節困境，通過學子們的集體選擇，展現了他們表達出的呼籲。正如電影裏所說，人生有許多十字路口，關鍵是在一些重點路口的選擇。而電影裏卻用學生們的集體選擇，表達了他們的一種內在的精神取向，而這些段落恰恰構成了電影裏的催人淚下的部位。比如，當同學們知道老師的車子丟失之後，在晚上集體行動，亮出手電，外出尋找，這是一種集體選擇的動人章回；後來當關婷婷獨自一人蔘加藝術節匯演，同學們不顧苗老師的反對，走出教室，突然助威在關婷婷的身後，這同樣是一次集體的選擇，反映了他們對集體榮譽的重視。每一次選擇，都受到了苗老師的打壓，但是這份集體的選擇，恰恰成爲那一代人日後在走向社會後，能夠找到自己在社會上真實價值與意義的原始動力。苗老師代表體制壓制過這種力量，但是，生命總是在一種磨合與互相汲取的過程中，老師與學生一起合力作用的時代走向，纔是真正的時代走向。

《老師·好》好就好在把時代的主流體制放入了電影的表現空間中，在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的電影中，唯一能夠相媲美的一部電影，也就是八十年代的《青春萬歲》。我們並不是說其它的中學校園題材不好，只是能夠將社會主流意向與學子個體傾向結合起來的電影，除了《青春萬歲》之外，我們也只看到這樣的一部影片。這就是《老師·好》讓我們覺得可貴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