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第二卷 信心与希望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自传
[美]海伦·凯勒 著
李汉昭 译
第二卷 信心与希望
经过了那一次波士顿之行，我几乎每年的冬天都在北方度过。有一次，我到新英格兰的一个小村庄去过冬，在那里，我见到了封冻的湖泊和白雪皑皑广阔的原野。我第一次领略到了冰雪世界无穷的奥秘。
我惊讶地发现，大自然的怪手剥去了树木和丛林的外衣，只剩下零星的几片枯叶。鸟儿飞走了，光秃秃的树上只留下堆满积雪的空巢。高耸的山岭和广漠的原野，到处是一派萧瑟的景象。冬之神施展的点冰术已使大地僵化麻木，树木的精灵已退缩到根部……
洁白的世界
经过了那一次波士顿之行，我几乎每年的冬天都在北方度过。有一次，我到新英格兰的一个小村庄去过冬，在那里，我见到了封冻的湖泊和白雪皑皑广阔的原野。我第一次领略到了冰雪世界无穷的奥秘。
我惊讶地发现，大自然的怪手剥去了树木和丛林的外衣，只剩下零星的几片枯叶。鸟儿飞走了，光秃秃的树上只留下堆满积雪的空巢。高耸的山岭和广漠的原野，到处是一派萧瑟的景象。冬之神施展的点冰术已使大地僵化麻木，树木的精灵已退缩到根部。在那黑洞洞的地下蜷缩著睡熟了的一切生命，似乎都已消失。甚至当太阳大放光明时，白天却仍然是萎缩寒冷的，仿佛它的血管已经枯萎衰老，它软弱无力地爬起来，只是为了朦胧地看一眼这个冰冷的世界。
有一天，天气阴沉，预示著暴风雪即将来临。没多久，雪花开始飘落了，我们跑出屋外，用手去接住那最早飘落下来的雪花。雪花无声无息、纷纷扬扬地从天空中飘落到地面，一连几个小时下个不停。原野变得平整，白茫茫的一片。清早起来，几乎分辨不出村庄的原貌了。道路被白雪覆盖，看不到一个可以辨认道路的标志来，惟有光秃秃的树林在雪地里矗立著。
傍晚，突然刮起了一阵东北风，狂风把积雪卷起，雪花四处飞扬。家人围坐在熊熊的炉火旁，讲故事、做游戏，完全忘却了自己正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孤独之中。夜里，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我们惊恐万分。屋檐嘎嘎作响，屋外的大树左右摇摆，折断的树枝不停地敲打著窗户，发出可怕的声音来。
一直到第三天，大雪才停了下来。太阳从云层中探出头来，照耀在广阔白色起伏的平原上，四周到处是被雪堆积成奇形怪状的雪丘。
我们在雪地里铲出一条狭窄的小路，我披上头巾和斗篷走出来。空气冷嗖嗖的，脸颊被风刺得生疼。我和莎莉文老师一会儿在小路中间走，一会儿走到积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一片松林旁，再过去是一大片宽阔的草场。
松树矗立在雪地中，披著银装，像是大理石雕成一样，闻不到了松叶的芬芳了。阳光照在树枝上，就好像钻石般熠熠闪光，轻轻一碰，积雪就像雨点一样洒落下来。雪地上强烈的阳光反射，穿透了蒙在我眼睛上的那一层黑暗。
积雪慢慢地融化，在它还没有完全消失前，另一场暴风雪又来了，整个冬天，几乎踩不著土地。树木上的冰凌偶尔会融化，可是很快又会披上一件相同的白衫；芦苇和矮草丛都枯黄了，躺在阳光下的湖面也变得又冻又硬。
那年冬天，我们最喜欢玩的是滑雪橇。湖岸上有些地方非常陡峭，我们就从坡度很大的地方往下滑。大家在雪橇上坐好，一个孩子使劲一推，雪橇便往下猛冲。穿过积雪，跃过洼地，径直向下面的湖泊冲去，一下子穿过闪闪发光的湖面，滑到了湖的对岸。真是好玩极了!多么有趣的游戏!在那风驰电掣的一刹那，我们似乎与世界脱了节，御风而驰，飘飘欲仙。
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说出第一个字时，那像电流一样通遍全身的惊喜若狂的感觉。
学会说话
1890年春天，我开始学习讲话。我很早就有发出声音的强烈冲动。我常常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发出一些声音来。对任何声音，我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听到猫叫、狗吠，我都爱用手去摸它们的嘴。有人唱歌时，我爱用手去摸他们的喉咙；有人弹钢琴时，我爱用手去摸键盘。
在丧失听力和视力之前，学说话是很快的，可自从得了那场病，耳朵听不见后，我就说不出话了。我整天坐在母亲的膝上，把手放在她的脸上，这样也就可以感觉到她嘴唇的开合，觉得很好玩。虽然我早已忘了说话是怎么回事，但也学著大家的样子蠕动自己的嘴唇。家里人说我哭和笑的声音都很自然。
有时，我嘴里还能发出声音，拼出一两个单词，但这不是在和别人说话，而是在不由自主地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只有一个字，在我发病后依然能记得，那就是「水」(water)，我经常发成「Wa……wa」的声音，慢慢地这个字的意思也快忘掉了，直到莎莉文小姐开始来教导我，学会了用手指拼写这个字以后，也就不再发这个音了。
我早就知道，四周的人都用与我不同的方式在交流。甚至在我知道耳聋的人也能学会说话之前，我已开始对自己的交流方法感到不满意了。一个人完全靠手语与别人交流，总是有一种被约束和受限制的感觉。这种感觉越来越令我难以忍受，极力想摆脱这种束缚。我常常急得像小鸟使劲扑打翅膀那样，一个劲儿地鼓动嘴唇，想用嘴说话。家里人想方设法阻止我用嘴说话，怕我学不好会灰心丧气。但我毫不气馁。后来偶然听到娜布·卡达的故事，更增强了我学说话的信心。
1890年，曾教过萝拉的拉姆森夫人，刚从挪威和瑞典访问归来，随后来探访我。她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又盲又聋的女孩子，名叫娜布·卡达，已经学会了说话。她还没有给我讲完，我已心急如焚，暗自下定决心，要学会说话。我闹著要莎莉文小姐带我去波士顿找霍勒斯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请求她帮助我，教导我。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愿意亲自教导我。于是我们从1890年3月26日起，开始跟她学说话。
富勒小姐教的方法是——她发音的时候，让我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让我感觉到她的舌头和嘴唇是怎么动的。我很用心地模仿她的每一个动作，不到一小时便学会了用嘴说M、P、A、S、T、L这6个字母。
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11堂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我第一次连贯地说出「天气很温暖」这个句子时是何等惊喜!虽然它们只是断断续续且期期艾艾的几个音节，但这毕竟是人类的语言。我意识到有一种新的力量，让我从灵魂的枷锁中释放出来，用这些断续的语言记号，掌握完整的知识并获得信仰。
耳聋的孩子如果迫切想用嘴说出那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字，想走出那死一般的寂静世界，摆脱那没有爱和温暖、没有虫鸣鸟叫、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说出第一个字时，那像电流一样通遍全身的惊喜若狂的感觉。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我是怀著多么热切的心情同玩具、石头、树木、鸟儿以及不会讲话的动物说话的；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当妹妹能听懂我的招呼，那些小狗能听从我的命令时，我内心是何等喜悦。
如今我能用长有翅膀的言语说话了，再也不需要别人帮我翻译了，由此而得到的方便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现在我可以一边思考，一边说话，而从前用手指说话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真的就能说话了。我只是学会了一些说话的基本要领，而且只有富勒小姐和莎莉文老师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其他人只能听懂其中很小一部分。在我学会了这些基本语音以后，倘若没有莎莉文老师的天才，以及她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不可能会如此神速地学会自然的言语。
最初，我夜以继日地苦练，才使我最亲近的朋友能听懂我的意思。随后，在莎莉文小姐的帮助下，我反反复复练习发准每一个字音，练习各种音的自由结合。一直到现在，她还是每天不断地纠正我不正确的发音。
只有那些曾经教导过聋哑孩童说话的人才能明白这意味著什么，也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我所必须克服的是什么样的困难。我完全是靠手指来感觉莎莉文小姐的嘴唇的：我用触觉来把握她喉咙的颤动、嘴的运动和面部表情，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迫使自己反复练习那些发不好音的词和句子，有时一练就是几小时，直到我感觉到发出的音准了为止。
我的任务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将我绊倒，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把音发准，就能让我所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我急切想看到他们为我的成功而露出笑容。
「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成了鼓舞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信念。我常常欣喜若狂地反复念叨：「我现在不是哑巴了。」一想到我将能够自由自在地同母亲谈话，能够理解她用嘴唇做出的反应，我就充满了信心。当我发现，用嘴说话要比用手指说话容易得多时，真是惊讶不已。为此，我不再用手语字母同人谈话了。但莎莉文小姐和一些朋友依然用这种方式同我交谈，因为同唇读法相比，手语字母更方便些，我理解得更快些。
在这里，也许我应该说明一下盲聋人所使用的手语字母。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似乎对手语有些困惑不解。人们给我读书或同我谈话时，采用聋人所使用的一般方法，用一只手在我手上拼写出单词和句子。我把手轻轻地放在说话者的手上，一方面不妨碍其手指的运动，另一方面又能很容易地感觉到他手指的运动。我的感觉和人们看书一样，感觉到的是一个个字，而不是单个的字母。同我谈话的人由于手指经常运动，因而手指运用得灵活自如，有些人字母拼写得非常快，就像熟练的打字员在打字机上打字一样。当然，熟练的拼写同写字一样，也成了我一种不知不觉的动作。
能用嘴说话以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赶回家。这一重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我和莎莉文小姐不停地用嘴说话，我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而是为了抓紧一切时机尽量提高自己的说话能力。不知不觉火车已经进站了，只见家里人都站在站台上迎接我们。一下火车，母亲一下把我搂在怀里，全身颤抖著，兴奋得说不出一句话，默默无声地倾听我发出的每一字音。小妹妹米珠丽抓住我的手，又亲又吻，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蹦跳。父亲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慈祥的脸上却露出极其愉悦的神色。直到现在，我一想到此情此景，就不禁热泪盈眶，真好像是以赛亚的预言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山岭齐声歌唱，树木拍手欢呼!」
我常常分辨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里看来的，书上的东西已成为我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霜王事件
1892年冬天，一朵乌云笼罩了我的童年时代。我郁郁寡欢，长时间沉浸在痛苦、忧虑和恐惧之中，书本也对我丧失了吸引力。直到现在，一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我依然不寒而栗。
我写了一篇题为《霜王》的短篇小说，寄给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安那诺斯先生，没想到惹来了麻烦。为了澄清此事，我必须把事情的真相写出来，以讨回我和莎莉文小姐应该得到的公道。
那是我学会说话后写出来的第一个故事。夏天，我们在山间别墅住的时间比往年都长，莎莉文小姐常常给我描述不同时节的树叶是如何美丽，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不知不觉地记住了。当时我以为自己是在「创作故事」，于是热切地想在忘记以前把它写出来。我思绪如泉涌，下笔千言，完全沉浸在写作的快乐之中。流畅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在笔尖跳跃著，一字字一句句都写在了盲人用的布莱叶纸板上。
现在，如果有什么文思毫不费劲地涌入我的脑海，那我敢断定，它一定不是我头脑中的产物，而是从别人那里捡来的东西。但是，那时候的我对这种观念界限很难分辨。就是现在，我也常常分不清楚，哪些是我自己头脑里的东西，哪些是别人写在书里的东西。我想，这也许是由于我对事的物印象大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得到的缘故吧!
故事完成后，我念给莎莉文老师听。现在我还记得，自己是如何陶醉于那些精彩的段落，又是如何被那些念错还需要重念的字给困扰的。晚餐时，我又念给全家人听，大家都惊讶不已，没想到我能写得这么好，也有人问我是不是从哪本书里看到的。
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吃惊，因为我根本想不起有谁给我读过这篇小说。于是，我大声而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是，这是我自己创作的，我要把他献给安那诺斯先生。」
随后，我重新抄写了一遍，并且依照他们的建议，将《秋天的树叶》改名为《霜王》，寄给了安那诺斯先生，祝贺他的生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一件生日礼物，给自己带了如此多的麻烦和残酷的折腾。
安那诺斯先生非常喜欢这篇小说，把它刊登在了柏金斯盲人学校校刊上。这使我得意的心情达到巅峰，但是很快地，就跌到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在我到波士顿没多久，有人就发现，《霜王》与玛格丽特·康贝尔小姐的一篇名叫《霜仙》的小说十分类似，这篇文章在我出世以前就已写成，收在一本名叫《小鸟和它的朋友》的集子中。两个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词句上都非常相像，因而有人说我读过康贝尔小姐的文章，我的小说是剽窃来的。
起初，我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当我了解以后，感到既惊讶又难过。我遭到了任何孩子都不曾遭受的痛苦。我感到羞耻，也使我最爱戴的那些人受人猜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绞尽脑汁，想我在写《霜王》之前，到底读过什么书，是不是看过描写霜的文章或书籍。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模糊记得有谁提到过杰克·费罗斯特这个人，只记得有一首写给孩子的诗，题目叫《霜的异想天开》，可是我并没有引用他们。
最初，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虽然他也深受此事的困扰，还是对我很宽厚。但是，事情还是继续恶化，为了使他高兴，我强颜欢笑，尽量表现出一副神情愉快的样子。
庆祝华盛顿诞辰的活动时，在同学们演出的一场假面剧中，我扮演了谷物女神。我还记得，那天我穿著一身颇为漂亮的服装，头戴一个用色彩斑斓的秋叶扎成的花环，脚上和手上满是水果和谷物。但在所有这些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外表下面，我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伤。
庆祝活动的前夕，学校的一位老师又问起那篇小说。我告诉他，莎莉文小姐曾和我谈到过杰克·费罗斯特和他杰出的作品。不知怎的，我说的某些话却使她认为我记得康贝尔小姐的小说《霜仙》。虽然我一再强调她理解错了，但她还是自以为是地把这一错误结论告诉了安那诺斯先生。
一向对我殷切照顾的安那诺斯先生听信了这位老师的话，认为我欺骗了他。对于我无辜的申辩充耳不闻。他认为或至少感觉，莎莉文小姐和我故意窃取别人的作品，以博得他的称赞。紧接著，我被带到一个由柏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和职工组成的「法庭」上，去回答问题。
他们把莎莉文小姐给支开，在「法庭」上，他们反复盘问我，使我感到是在迫使自己承认有人给我读过康贝尔的小说《霜仙》。从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中，我感觉到极大的不信任，而且我也感到安那诺斯先生正在以责备的眼光瞧著我。那种感受是无法用语言全部表达出来的。我的心怦怦乱跳，语无伦次地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虽然我知道这纯粹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可是却无法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最后盘问结束，让我离开时，我觉得头昏目眩，根本没有心思去留意莎莉文小姐的安慰和朋友们的鼓励。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头嚎啕大哭，恐怕很少有孩子哭得像我那么伤心。我感到浑身发冷，心想，也许活不到明天早上了。这么一想，倒使我觉得安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年龄较大的时候，一定会使我精神崩溃的。幸好在这段悲苦的日子里，遗忘的天使赶走了我大部分哀伤和忧虑。
莎莉文小姐从未听说过《霜仙》这篇小说，也没有听说过康贝尔小姐的那本书。于是她在贝尔博士的帮助下，仔细调查了这件事。最后发现，霍布金夫人在1888年有一本康贝尔小姐的书《小鸟和它的朋友》，正是那年夏天，我们和她正好在布鲁斯特一起度假。霍布金夫人已经找不到那本书了，不过她对我说，当时莎莉文小姐独自去度假，为了给我解闷，她常常从各种各样的书中找些有趣的故事念给我听。虽然她同我一样，不记得念过《霜仙》这篇小说，但她确信她曾从《小鸟和它的朋友》这本书中挑选小说给我念过。霍布金夫人解释说，她在把布鲁斯特的那所房子卖掉之前，曾处理了许多儿童读物，诸如小学课本、童话故事之类。《小鸟和它的朋友》或许也在那时给处理掉了。
那时候，故事对我没有意义，但是故事中那些希奇古怪的拼词，却引起我这个没有任何其他娱乐的孩子的兴趣。虽然当时讲故事的情景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但我不能不承认，当时我曾极力想记住那些生词，待老师回来后，让她讲解给我听。
莎莉文小姐回来后，我没有跟她提起《霜仙》这篇小说，也许是因为她一回来就开始阅读《方德诺小爵士》，使我脑子里没有多余的空间来想及其他事。但霍布金夫人的确曾给我念了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在我忘掉了很久以后，它却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脑海里，以致我丝毫没有觉得它是别人思想的产物。
在那些苦恼的日子里，我收到了许多向我表示同情和问候的来信。康贝尔小姐更是亲自写信鼓励我：「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出自己的巨著，使许多人从中得到鼓舞和帮助。」
但是，这个美好的预言却一直未曾实现。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做文字游戏了，我总是提心吊胆，害怕写出来的东西不是自己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给妈妈写信时，我都会被突如其来的恐惧所侵袭，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念每一个句子，直到肯定确实不是那些书中读过的句子。如果不是莎莉文小姐坚持不懈地给予我鼓励，我也许再也不会去碰笔和纸了。
后来，我找来《霜仙》看了一遍，再看我那时写的一些信，结果发现我所用的字句和观点，与那本书有很多雷同之处，例如1891年9月29日写给安那诺斯先生的信，感情和语言与康贝尔小姐的著作一模一样。而我写的《霜王》那篇小说，像其他许多信一样，从其中的一些段落和措辞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思想已经被这个故事所渗透了。
在信中，我假想自己是莎莉文小姐，向自己描述金黄色的秋叶：「呵，夏日流逝，用什么来安慰我的寂寞，惟有那绚丽多彩的秋叶。」而这正是康贝尔小姐那篇小说中的句子。
把自己喜欢的句子同化，然后当作自己的想法一样把字句再另写出来，这种情况常常在我早年的信件和初期的作品中出现。在一篇描写希腊和义大利古城的文章中，套用了一些现在已经遗忘出处但是生动又变幻多端的描述。我知道安那诺斯先生非常喜欢古迹，对义大利和希腊更是情有独钟。因而我在读书时，便特别细心地从诗集和史书中摘录能取悦于他的片断，而安那诺斯先生在称赞我的这些描写古城的作文时也说：「饶有诗意。」
但我不明白，他竟然相信一个又盲又聋的11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不过，我也曾认为，不能因为作文中有别人的词句，就被看成一文不值，这毕竟说明我已经能够运用清晰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我对美好富有诗意的意境的欣赏了。
早期作品只不过是智力训练，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是经由模仿和吸收，逐渐学会把所想到的用文字表达出来。凡是在书中能引起我兴趣的东西，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在脑子里，化为自己的东西。
史蒂文森曾经说过，初学写作的人，一般都会本能地摹仿自己最钦羡的作品，然后以一种惊人的变化力来转化它。哪怕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驾御所有拥塞在思想道旁文字的领域。
也许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过程。说真的，我常常分辨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里看来的，书上的东西已成为我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结果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像我学缝纫时，常常用破碎布拼凑而成的衣服，虽然是各式各样、七零八碎的布片拼成，有鲜艳的绸缎和天鹅绒，但粗布头却占绝大部分，而且最显眼。
同样，我的作文虽说反映了我的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思想，但其间也夹杂著别人闪光的思想和较为成熟的看法，这些都是我从书里得来并记在心里的。依我看，写作的一个很大困难是，当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还不是很有条理，还处在感情和思想的边缘时，如何用所学到的语言来把它们表达出来。写作就像是摆七巧板，我们脑子里先有了一个图样，然后用语言把它描绘出来。但有时想出来的词不一定合适，即便这样，我还是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因为我知道，既然别人做成功过，我也一定能成功，怎么能认输呢？
史蒂文森说：「人如果生来就没有创作才能，那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什么东西。」虽然我也许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拙笔能有长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充分表达出来。我就是凭著这种希望和信念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战胜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痛楚的。
从另一方面说，这桩不愉快的事件，对我也不无好处，它迫使我认真地思考有关写作的一些问题。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它使我失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安那诺斯先生。
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生活》以后，安那诺斯先生在写给麦西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当初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就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是8人组成的：4个盲人，4个眼睛没毛病的人。其中4人认为我当时心里明白有人给我念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其余的人则不然。安那诺斯先生说，他当时是站在后一种人一边的。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安那诺斯先生站在哪一方，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发觉里面的人对我抱有怀疑态度时，我感到有一种敌对的气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发生的事果然证实了我的预感。在这以前，也正是在那间屋子里，安那诺斯先生经常把我抱在膝上，放下手里的工作，陪我玩上一阵子。我感觉得到，在发生那事件以后的两年中，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无辜的。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改变了看法。柏金斯盲人学校为什么要调查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甚至连「法庭」成员的名字我也叫不出来，后来他们也不和我说话。当时我激动得顾不上去注意其他事情，只是心里感到很恐惧，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的确，当时我几乎没有想我该说些什么以及人们对我说了些什么。
我把《霜王》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写出来，因为它对我早期的生活和教育影响极大，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误解，我尽可能如实地叙述了所有有关的事实，既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埋怨任何人。
事件发生后的那年夏天和冬天，我回到了家乡和亲人团聚，我很快乐，所有的忧愁都被我抛在了脑后。
夏天慢慢过去，秋天悄悄来临。地上满是深红色和金黄色的秋叶，花园尽头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变成了酱紫色。我正是在这时开始写回忆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章的，恰好是我写《霜王》那篇小说一年以后。
当时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仍然心存疑虑，常常被那些可能不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所折磨，只有莎莉文小姐知道我内心的恐惧不安。我不知为什么变得那么敏感，总是竭力避免再提《霜王》。有时在谈话中，一种深层的意识闪过我的脑海，我轻声地对她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写著写著，就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又是跟很久以前别人的作品一样，该怎么办？」一想到这儿，我的手就抖个不停，这一天什么也写不下去了。即便是现在，我有时也感到同样的焦虑和不安。那次可怕的经历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后遗症，其含意我现在才开始理解。
莎莉文老师一直安慰我，并且尽力帮助我，为了使我能恢复往昔的自信，她鼓励我替《青年之友》写一篇《我的生活介绍》的短文。当时我只有12岁，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吃力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将会从这次写作中得到好处，否则我一定写不出来的。
我谨慎小心，但却不屈不挠地写了下去。莎莉文小姐在一旁鼓励并诱导我。她知道，只要我坚持写下去，就能重新树立信心，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没有发生《霜王》事件以前，我像其他孩子一样，过著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后来变得沉默了，经常思考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逐渐摆脱了那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给我投下的阴影，经过磨练，我的头脑比以前更清醒了，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世界各地人民创造的各种奇迹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用手指去触摸每一样展品，触摸这些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
世界博览会
1893年，我生活中的几件大事是，克利夫兰总统宣誓就职时，我去华盛顿旅行，后来又去尼亚加拉瀑布并参观了世界博览会。
我们是在3月份去尼亚加拉的。站立在瀑布边的高崖上，只觉得空气颤动，大地震抖，此时此地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
许多人都感到奇怪，像我这样又盲又聋的人怎么也能领略尼亚加拉瀑布的奇观胜景。他们老是这样问我：「你既看不见波涛汹涌澎湃，又听不见它们的怒吼呼啸，它们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很明显的，它们对我的意义重大极了。正像「爱」、「宗教」和「善良」不能以斤称以斗量一样，它们的意义也是无法估量的。
这年夏季，我和莎莉文小姐以及贝尔博士一道，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我小时候的许许多多的幻想，都变成了美妙的现实，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回忆。我每天都在想像著周游世界。今天,世界各地人民创造的各种奇迹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用手指去触摸每一样展品，触摸这些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
我很喜欢去博览会的万国馆，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充满了各种新奇的事物。那里有陈列著欢乐神和象神的奇特市场，再现了书本中的印度。那里有开罗城的模型，有金字塔和清真寺，还有列队而行的骆驼，再过去是威尼斯的环礁湖。每天晚上，在城市和喷泉灯光的照耀下，我们泛舟湖中。我还上过一艘北欧海盗船，以前在波士顿时，我曾登上一艘兵舰，不过使我感兴趣的是这只海盗船，因为这只船上只有一个水手，他总管一切，不论是风平浪静还是狂风暴雨，他都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他一面高喊「我们是海上英雄」，一面使出浑身解数与大海搏斗，表现出无比的自信和高昂的斗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的水手则完全成了机器的附庸。「人只对人感兴趣」这也许是人之常情吧!
距离这艘船不远，有一个「圣玛利亚」船的模型，我也仔细参观了一番。船长领我参观了当年哥伦布住的船舱，舱里的桌子上放著一个沙漏。这个小小的仪器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它勾起了我一连串的想像：当他绝望的伙伴们企图反叛的时候，这位英勇无畏的航海家看著一粒粒沙子往下漏，一定也感到焦躁不安吧？
世界博览会主席希尔博特姆先生特别照顾我，允许我抚摸展品，我就像当年皮扎罗掠夺秘鲁的财宝那样，迫不及待而又贪得无厌地用手指去触摸。每件展品都让我著魔，尤其是那些法国铜像，一个个栩栩如生，我疑惑他们是天使下凡，被艺术家们捉住而还以人形。
在好望角展览厅，我了解了许多开采钻石的过程。一有机会，我便用手去摸正在开动著的机器，以便清楚地了解人们是怎样称金刚石的重量，怎样切削和磨光宝石的。我在淘洗槽中摸著了一块钻石，人们连声称赞，说这是在美国参展的惟一的一块真钻石。
贝尔博士一直陪著我们，向我描述那些有趣的事物。在电器展览大厅里，我们参观了电话机、留声机及其它发明。贝尔博士使我们了解了金属线为什么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传递信息，为什么它能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人类从天上取火。
我们还参观了人类学展厅，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古代墨西哥的遗迹——以及那个时代中留下来的惟一记录——粗糙的石器。石器往往是远古时代的惟一见证，是为那些还没有创造出文字的大自然的子孙竖立的丰碑，它们将永世长存。使我感兴趣的还有埃及的木乃伊，不过我对它敬而远之，没有敢用手去碰一碰。从古代遗物上，我了解到了有关人类发展的种种知识，其中许许多多都是我以前未曾听说过，或未曾在书中读到过的。
博览会上度过的这3个星期，使我的知识有了长足的进步，从童话故事和玩具迈到了对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而平凡事物的热爱。
没有什么比得上用刚刚学会的文字，来表达稍纵即逝的印象和感情更美的了。
求学
1893年10月以前，我杂乱无章地自学了许多东西，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和英国的历史。我有一本凸字版的法语语法书。我已经懂得了一点点法语，常常用所学到的新词在脑子里做练习，自娱自乐，对于语法规则或其它用语不很注意。那本语法书对一些词注了音，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我试著去掌握法语的发音。当然，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困难了，就好比企图以微弱的力量去获得巨大的成功，但却使我在雨天总算有点事可做，而且确实学会了一些语法，使我兴趣盎然地读拉·芳登的《寓言》和拉昔姆的《被强迫的医生》。
我也花了不少时间来提高说话的能力。我摸著书高声朗读给莎莉文小姐听，并且能背诵几段自己最喜欢的诗句。她不断地纠正我的发音，告诉我在哪儿断句，怎样转调。直到1893年10月，我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疲劳和兴奋中恢复过来，才开始在固定的时间上课，学习固定的课程。
那时，莎莉文老师和我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休尔顿市，我们专程去探访韦德先生一家人。他们的邻居艾伦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拉丁语学家。所以，我就在他的门下开始学习拉丁文。
我仍然记得他是一位温和且博学的人，主要教我拉丁语的语法，但有时偶尔也教我算术。我觉得算术既困难又乏味。艾伦先生和我一起阅读坦尼森的《回忆》一书，我虽然读过很多书，但从来没有用评论的眼光去读。这是我第一次学会如何了解一位作者，识别其文风，这种感觉就像和老朋友握手一样，既亲切又温和。
最初，我不怎么愿意学拉丁语语法。因为学语法得浪费时间去分析每一个字，什么名词、所有格、单数、阴性等等，真是烦琐死了。我想，也许我该用生物学的分类法来了解我养的那只猫吧。目：脊椎动物；部：四足动物；纲：哺乳动物；种：猫。具体到我那只，则名叫塔比。但随著学习的深入，兴趣则越来越浓，拉丁文的优美使我陶醉了。我常常念拉丁文的文章来做消遣，有时则利用认识的单词造句。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放弃享受这种消遣。
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得上用刚刚学会的文字，来表达稍纵即逝的印象和感情更美的了。就像让变化多端的幻想，去塑造掠过心灵空洞的观念，并且为它涂上多样的色彩。
当我返回亚拉巴马州的时候，修学的拉丁文，刚好用来阅读凯撒的《高卢战记》。
那些形象而生动的文字向我描述：河流是如何穿过岩石奔流的，山岳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类又是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的大自然的。
信心与希望
1894年夏天，我出席了在夏达奎市举行的「美国聋人语言教学促进会」的第一次会议。在那里，我被安排进入纽约市的莱特—赫马森聋人学校上学。
1894年10月，我由莎莉文小姐陪同前往就读。我特别选择这所学校的原因，是为了提高语音和唇读的能力。除了这些内容以外，在学校的两年中，还学了数学、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
我的德语老师瑞米小姐懂得手语。我稍稍学了一点儿德文后，便时常找机会用德语交谈，几个月之后，我差不多能全部明白她所说的了。第一年结束时，我已经可以愉快地阅读《威廉·泰尔》这部小说了。的确，我在德语方面的进步比其他方面都要大。
相比较而言，我觉得法语要比德语难得多。教我法语的是奥利维埃夫人，这位法国妇女不懂手语字母，只能以口头教导我。而我要弄清嘴唇的动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结果法语比德语进步慢得多。不过，我还是把《被强迫的医生》读了两遍。这本书虽然很有意思，但还比不上《威廉·泰尔》。
唇读和说话能力方面的进步，并没有像我和老师以前想像得那么大。我有强烈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说话，而且老师也相信我能够达到这一目标。但是，尽管我十分努力，且充满信心苦练，依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目标定得太高了，所以免不了要失望。
我仍旧把算术看得像陷阱一样可怕，问题出现后，喜欢「推测」而不去推理。这个毛病加上我的愚钝，给自己和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我不仅时常胡乱推测，而且还武断地乱下结论。因此，愚笨之外再加学习不得法，我学算术的困难就更大了。
虽然这些失望常常使我情绪沮丧，但我对于其他功课，尤其是自然地理却有无穷的兴致。揭开自然界的奥秘是一大乐事,那些形象而生动的文字向我描述：风是怎样从四面八方吹来的，水蒸气是怎样从大地的尽头升起的,河流是如何穿过岩石奔流的，山岳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类又是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的大自然的。
我还特别记得，每天莎莉文老师和我都要到中央公园去。在纽约城里这座公园是我惟一喜欢的地方，在这座宏伟的公园里，我拥有很多的欢乐。每次跨进公园大门，我最喜欢人们给我描述它的景色。公园的四处景色怡人，变化多端，我停留在纽约的9个月中的每一天，它都是那么多姿多彩，令人愉悦。
春天里，我们到处漫游，泛舟赫德森河上，又登上绿草如茵的河岸，这里曾是布赖恩特吟咏的地方。我尤其喜欢它那纯朴而又宏伟的峭壁。我们的足迹遍布西点、塔里敦、华盛顿、欧文的故乡，我们曾在「睡谷」穿行而过。
莱特—赫马森聋人学校的老师们常常想尽各种办法，让聋哑儿童享受到普通孩子们所享有的各种学习机会，即使是我们之中很小的同学，也充分发挥他们被动记忆能力强等特点，以克服先天性缺陷所造成的限制。
在我离开纽约之前，这些光明而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凄惨的黑云突然笼罩天空——我陷入极大的悲戚之中，这种悲哀仅次于当年我父亲的逝世。波士顿的约翰·P·斯泡尔丁先生于1896年2月不幸逝世。只有那些最了解和敬爱他的人，才会了解他对我的友谊是何等重要。他是这样一种人——帮助了你，又不使你感到过意不去，对莎莉文小姐和我尤其如此。只要一想起他对我们慈爱和对我们困难重重的学习所给予的关切，我们就信心百倍。他的逝世给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真空，是永远填补不了的。
在剑桥中学，我一生中头一次享受到和同龄，视听正常的女孩生活在一起的情趣。
剑桥女子学校
1896年的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中学上学，为进入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在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参观过卫斯理女子学院。那时，我对大家说：「将来我一定要进大学，而且是哈佛大学。」
朋友们都很惊讶，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是众所周知的困难，他们问我为何不愿进卫斯理女子大学，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学生。
上大学的念头已经在我心中根深蒂固，而且成为我最热切的愿望。我不顾许多真诚而又聪明的朋友们的反对，想跟正常的女孩子们一争高低。我决定进入剑桥中学，这是通往哈佛，实现我童年梦想的一条捷径。
在剑桥中学，莎莉文小姐跟我同堂上课，把老师讲授的所有东西翻译给我听。
老师们也没有教育聋哑孩子的经验，听她们的讲话，只有摸她们的嘴唇。一年级的课程有英国史、英国文学、德文、拉丁文、数学、拉丁文作文和其它科目。在此之前，我从未为进大学而专门学习某种课程，但我的英语在莎莉文小姐精心辅导下进步很大。不久教员们就认为，除了大学临时指定的几本书外，这项课程就不需要专门上课了。我曾在法文学习上打下了一些基础，学习过6个月的拉丁文，而学习时间最多的还是德文。
不过，莎莉文小姐不可能把所有该读的书本内容要点，都在我手上写出来，也没有办法轻而易举地把课本改为凸字版，以方便我使用。有时候，我必须把拉丁文用盲文抄下来，方便与同学们一起朗读。
老师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不完整的语言，并且能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及时纠正我的错误。我在课堂上无法记笔记和做练习，于是在课后用打字机写作文和做翻译。
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以她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所讲的都写在我手中。自修时间，她帮我从字典上查出生字，帮助我把没有凸字的笔记和课本反复阅读。这些事情的单调和枯燥是难以想像的。
德语老师葛洛和校长吉尔曼是学校里惟一学过手语来指导我的老师。虽然葛洛小姐拼字时，是如此缓慢和不得法，然而她一片苦心，辛辛苦苦地每星期为我上两节特别课，把她的教学内容写出来，好让莎莉文老师能够休息片刻。虽然每个人都这么仁慈地想帮助我，可惜的是，能使辛苦的工作变成快乐的只有一个人。
在这一年里，我学习了数学、拉丁语语法，阅读完恺撒《高卢战记》的前三章。在德语方面，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阅读了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佛雷格的《菲特烈大帝统治时代散记》、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米娜·封彭尔姆》以及歌德的《我的一生》。这些德文书给我以极大的愉快，特别是席勒的那些美妙绝伦的抒情诗，菲特烈大帝的丰功伟绩的历史，以及歌德生平的记述，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哈尔茨山游记》让人回味无穷，它用诙谐、引人入胜的语句描写了那盖满蔓藤的山冈，在阳光下汨汨奔流的小溪，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野蛮地区，还有神话中的灰姑娘——只有把自己的情爱嗜好完全融合在大自然中的人，才能写出如此生动的篇章。
吉尔曼先生教了我好几个月的英国文学。我们一起阅读了《皆大欢喜》，贝尔克的《调停美洲的演讲词》、麦考利的《塞缪尔·约翰逊传》。吉尔曼先生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十分渊博，讲解起来出神入化，使学习变得兴趣盎然，是机械背诵和记笔记所无法比拟的。
在我所读过的政治著作中，伯克的演说是最启发人的。我的心随著岁月的动荡而动荡，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纷纷展现在我眼前。伯克滔滔不绝的雄辩，预言如果坚持敌对，得益的将是美国，英国将蒙受屈辱。我十分困惑的是，英王和大臣们为什么对伯克的预言充耳不闻。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种子，竟然播种在无知与腐朽的草堆里，令而叹息。
麦考利的《塞缪尔·约翰逊传》读起来兴趣盎然，但情趣迥异。这个孤独者在克鲁勃大街忍受著苦难，却对那些卑微的劳苦大众给予慰藉，伸出援助的手臂。他的一切成功都使我兴高采烈，而遇到的过失则避开不看。我惊异的不是他这些过失，而是这些过失竟然未能使他的精神蒙受损失。麦考利才华出众，他犀利的笔锋化腐朽为神奇，确实令人钦佩，然而他的自负有时却令我厌烦。还有他那迁就实用而牺牲真理的做法，我也是抱著怀疑的态度的。
在剑桥中学，我一生中头一次享受到和同龄、视听正常的女孩生活在一起的情趣。我同几个同学居住在临近校舍的一间房子里，好像住在家里一样。我们一起做游戏、捉迷藏、打雪仗。我们常常携手漫步，讨论功课，高声朗读美妙的作品。有些女孩也学会了手语，彼此之间的交流已经不需要莎莉文老师从中翻译了。
圣诞节到了，母亲和妹妹来和我共度节日。吉尔曼先生照顾我们，让米珠丽进入剑桥中学学习。因此，她就和我一起留在剑桥形影不离地度过了6个月快乐的时光。
1897年6月29日到7月3日，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文，以及罗马史，考试时间共9个小时。我不但每科都及格了，而且德语和英语得了「优」。
在这里，我想描述一下当时考试的情形。每门功课总共有16分——初级考试12分，高级考试4分。每次至少要得到15分。试卷于早晨9点钟由专人从哈佛送到德克利夫。试卷上不写名字，只写号码，我的号码是233号。但因为我用打字机答卷，所以试卷不是秘密的。
为了避免打字机的声音吵扰别人，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房间里考试。吉尔曼先生把试题用手语字母读给我听，门口有人守著。
第一天德语考试，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先把试卷通读一遍，我又一句一句地复述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读，以确保我所听到的正确无误。考题相当难，我用打字答题，心里十分紧张。吉尔曼先生把我打出的解答读给我听。我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由他改上去。这样的方便条件，在我以后的考试中再也没有过了。进了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在考试时，我写完答案就没有人读给我听了。除非时间允许，否则我就没有机会加以改正。即使有时间，也只是根据我的记忆把要改正的统统写在卷子的末尾。如果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的话，那有两个原因：一是复试时无人把我打出的答案读给我听；二是初试的科目有些是进剑桥学校以前就有了一些基础的，因为在年初我就已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的考试，试题是吉尔曼先生拿来的哈佛大学的旧考题。
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人并写了一个证明，说明是我的(233号考生)答卷。
其它几门科目的考试，情况相仿，但都没有德语那样难。我记得那天拉丁文卷子交给我时，希林教授走来对我说，我的德语考试已获通过，并且成绩很好，这使我信心倍增，轻松愉快而又得心应手地完成了整个重要的考试。
有时候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而且还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至今思念及此，我就惭愧万分。
冲破逆境
在剑桥中学上二年级时，我内心充满了希望。但是，在最初几个星期里，却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吉尔曼先生同意我这学年主修数学，此外还必须完成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科目。但不幸的是，课程已经开始了，而我所需要的许多书籍都未能及时得到凸字版，同时缺乏某些课程所必需的重要的学习器具。加上我所在班级人数很多，老师无法给我特别的辅导。莎莉文小姐不得不为我读所有的书并翻译老师的讲解。她这双灵巧的手已经胜任不了所担负的任务了，这是11年来所未有的。
代数、几何和物理的算题按规定必须在课堂上做，但我无法做得到的。直到我们买到了一架盲文打字机，借助这架机器我可以「写」下解答的每一步骤。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我弄懂几何图形概念的惟一方法，是用直的和弯曲的铅丝在坐垫上做成几何图形。至于图中的字母符号，以及假设、结论和证明的各个步骤，则完全靠脑子记忆。
总之，学习中处处是障碍。有时候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而且还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至今思念及此，我就惭愧万分。特别是回忆起为此而向莎莉文小姐发脾气时，心里格外羞愧。因为她不但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为我披荆斩棘的人。
渐渐地，这些困难都消失了，凸字书籍和其他的学习器具都陆续到达了，我又恢复了信心投入到学习中。
代数和几何是我需要努力去学习的两门课程。如前所述，我对数学没有悟性，加之许多观点无法如愿以偿得到满意的解释。我对几何图形更是头疼，即使在椅垫上拼了许多图形，我也分不清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一直到基思先生来教我数学时，才有了突破。
谁知道，这些困难刚刚得到克服，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一切都发生了大变化。
在我的书本未到之前，吉尔曼先生已开始向莎莉文小姐指出，我的课程太重了，并且不顾我严肃的抗议，减少了我的课时。
起初，我们同意在必要的情况下，用5年时间来为考大学做准备。但第一学年结束后，我的考试成绩使莎莉文小姐、哈博女士(学校的教务长)以及另一位老师相信，我再学两年就可以完成考试的准备了。最初，吉尔曼先生也赞同这一点，但后来看到我的功课进展不够顺，又坚持我必须再读3年。我不喜欢这个计划，因为我希望能同其他同学一起进入大学。
11月17日那天我有点不舒服，没有去上课。尽管莎莉文小姐向吉尔曼先生解释只是一点小小的毛病，但吉尔曼先生，却认为我的身体被功课压垮了，于是将我的学习计划全面修改了，以致于使我不能跟著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由于吉尔曼先生与莎莉文小姐发生意见分歧，母亲决定让我同妹妹米珠丽一同从剑桥退学。
经过这段周折，母亲安排请剑桥中学的基思先生担任我的辅导教师，指导我继续学习。1898年2月至7月期间，基思先生每星期去伦萨姆两次，教授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莎莉文小姐担任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回到波士顿。其后的8个月，基思先生每周教我5次，每次1小时。每次先讲解我上次课中不明白的地方，然后指定新的作业。他把我一周中用打字机做出的希腊文练习带回去仔细修改，然后再退还给我。
我为大学入学考试所进行的准备，就这样一直进行著。我发现，单独听课比在班级里听讲不但好懂而且轻松愉快，不需要跟在后面赶，也不会手忙脚乱。家庭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讲解我不明白之处，因此较之在学校学得更快更好。在数学方面，我的困难仍然比其它课程要多。代数和几何哪怕有语言和文学课一半容易也好!但即使是数学，基思先生也教得使人感兴趣，他把问题和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我能够完全理解。他使我思路敏捷，推理严密，能冷静而合乎逻辑地寻找答案，而不是不著边际地瞎想。尽管我笨得连约伯也不能容忍，他却总是那样温和并富有耐心。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两天，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的终试。第一天考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学院不允许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卷，请来了柏金斯盲人学校教师尤金·C·文尼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国式盲文。文尼先生同我相识，除了使用盲文外，我们无法交谈。
盲文可以用于各种文字，但要用于几何和代数是有困难的。我被搞得精疲力竭，灰心丧气，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特别是在代数上花的时间最多。我确实很熟悉美国一般人能用的3种盲文：英国式、美国式和纽约式。但几何和代数里的各种符号在这3种盲文里是迥然不同的，而我在代数中使用的只是英国式盲文。
考试前两天，文尼先生把哈佛大学旧的代数试题盲文本寄给我，但用的是美国式的盲文。我急了，马上给文尼先生写信，请他把上面的符号加以说明。很快地，我收到了另一份试卷和一张符号表。我著手学习这些符号。在考代数的前一天夜里我忙于运算一些复杂的习题，对于那些括弧、大括弧和方根的联合使用老是分辨不清。基思先生和我都有些泄气，为第二天的考试担心。考试时，我们提前到校，请文尼先生仔仔细细地把美国式盲文的符号给我们讲了一遍。
考几何的最大困难是我习惯于让人把命题拼写在我的手上。不知怎么的，尽管命题是正确的，但在盲文上看起来却很乱。到考代数时，困难就更大了，刚刚学过的符号，自以为是懂了，到考试时又糊涂了。而且，我看不见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的文字。我原来都是用盲文来演算，或是用心算。基思先生过于著重训练我心算的能力，而没有训练我如何写考卷，因而我的解答做得非常慢，考试题目我要一遍又一遍地读才能弄清楚应该如何去做。说实在的，我现在也没有把握所有的符号自己都读过了。要细心把一切都弄对，确实太困难了，但是我不责备任何人。德克利夫学院的执事先生不会意识到我的考题是多么难，也无法了解我要克服的种种特殊困难。不过，如果他们是无意地为我设置了许多障碍的话，我可以自慰的是我终于把它们全都克服了。
我牢记一句罗马座右铭：「被驱逐出罗马，只不过是生活于罗马之外而已。」
入学
虽然历尽艰难困苦，我的入学考试总算结束了，我随时可以进入德克利夫学院。然而，家人和朋友都建议，入学之前最好再由基思先生辅导一年。因此，直到1900年，我的大学梦才实现。
进德克利夫学院第一天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一天之一，对于这一天我曾经怀抱著无限的期望。我也知道，还会有许多障碍，但我决心要克服它。我牢记一句罗马座右铭：「被驱逐出罗马，只不过是生活于罗马之外而已。」我不就是走不了寻求知识的康庄大道，而被迫去走那条荒无人迹的崎岖小路吗？我也知道，在大学里，我将有充分的机会同那些像我一样思考、爱憎和奋斗的姑娘们携手前进。
我热切地开始了大学生活。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正敞开大门美丽而光明的新世界。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在心灵上像别人一样的自由。心灵世界里的人物、背景，其喜怒哀乐应该是真实世界生动具体的反映。在我看来，大学的讲堂里应该充溢著先贤先哲的精神和思想，教授则是智慧的化身。
不久，我发现大学并非我所想像的浪漫。许多幼时无知的梦想也渐渐变得不那么美丽动人了，我逐渐发现上大学也有其不利之处。
首先，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没有时间来沉思，自我反省。以前，我常常独自静坐，聆听从心灵深处发出的美妙音乐。这音乐只有在安静闲暇之中才能听到。这时候，我心爱的诗人吟诵出的诗句拨动了我那久久平静的心弦。而现在，人们进大学似乎仅仅是为了学习，而不是思考。进入大学之门后，就将许多最可宝贵的乐趣——孤独、游玩和想像——连同那窃窃私语的松树一起弃之门外了。或许，我应该这样来安慰自己：现在的忙碌是为了将来的享受，但我是个无长远打算的人，宁要眼前的快乐而不愿未雨绸缪。
大学第一年功课程有法文、德文、历史、英语写作和英国文学。法文方面，我欣赏了高乃依、莫里哀、拉辛、阿尔弗、雷德·德米塞和圣·贝夫等名家的作品；德文方面读了歌德和席勒的作品。我很快就把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18世纪的历史复习了一遍；在英国文学方面，用批判的眼光研究了弥尔顿的诗歌和他的《阿罗派第卡》。
我也常怀疑自己是如何克服进入大学后的种种具体困难的。在教室里，我单独一个人，教授好像遥不可及，莎莉文尽可能将教授讲课的内容拼写在我的手上。然而在匆忙之中，讲课人的个性特点却丧失殆尽。对于那些急速地拼写到我手上的字，我就好像追逐野兔的猎犬，常常望尘莫及。在这方面，那些记笔记的女生并不比我好多少。一个人忙于一边机械地听讲，一边急匆匆地记，是不可能把多少心思用在考虑讲课的主题或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上的。
我无法记笔记，因为我的手正忙于听讲。通常是回家后，才把脑子里记得的，赶快记下来。我做练习和每天的短篇作文、评论、小测验、期中考试及期末考试等，都是用打字机完成的。在我开始学习拉丁文韵律时，我自己设计了一套能说明诗的格律和音韵的符号，并详细解释给老师听。
我使用的打字机是汉蒙能德牌的，这是最能适应我特殊需要的一种品牌。这种打字机可以使用活动字板，一部打字机有好几个活字板，有希腊文、法文或数学符号的，可根据每个人的需要而定。如果没有它，简直不知道如何完成大学的学业。
我所学习的各种教材很少是盲文本的，因此，不得不请别人将内容拼写在我手中，于是预习功课的时间也就要比别的同学费时得多。有时，一点儿小事要付出很大的心血，不免急躁起来。一想到我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才能读几个章节，而别的同学都在外面嬉笑、唱歌、跳舞，更觉得无法忍受。但是不多一会儿我就又振作起精神，把这些愤懑不平一笑置之。因为一个人要得到真才实学，就必须自己去攀登奇山险峰。既然人生的道路上是没有任何捷径的，我就得走自己的迂回曲折的小路。我滑落过好几次，跌倒，爬不上去，撞著意想不到的障碍就发脾气，接著又制服自己的脾气，然后又向上跋涉。每得到一点进步，便受到了一份鼓舞。我的心越来越热切，奋勇攀登，渐渐看见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每次斗争都是一次胜利，再加一把劲儿，我就能到达璀璨的云端、蓝天的深处——我希望的顶峰。
在奋斗中我并非永远是孤独的，威廉·韦德和宾夕法尼亚盲人学院的院长艾伦先生，他们尽量为我提供所需要的浮凸印刷书籍。他们的关怀帮助，给了我莫大的激励。
在德克利夫学院学习的第二年，我学习了英文写作、英国文学、圣经、美洲和欧洲的政府制度、古罗马诗人霍勒斯的抒情诗和拉丁喜剧。写作课十分生动活泼、诙谐有趣。斯普兰是我最钦佩的讲师，他把文学作品的气势和风韵完全表述出来，却不添加一点点多余的解释。他可以在短短的一小时内，让我陶醉到古代文学大师所创造的永恒的美当中去，使你沉迷于这些大师的高尚情操。他能使你全身心地领略《旧约圣经》的庄严的美而忘了上帝的存在。当你走出教室回家时，你会感到你已「窥见精神和外形永恒和谐地结合，真和美在时间的古老枝干上长出了新芽」。
这一年是我最快乐的一年，我所学习的功课都特别有趣：经济学、伊丽莎白时代文学、乔治·L·基特里奇教授开的莎士比亚、乔赛亚·罗伊斯教授主讲的哲学。
透过哲学，一个人可以与那些远古时代朴素的思想家产生共鸣。但是，大学也并不是我想像的那个万能的文化古都雅典。在这儿，我无法遇到那些伟人和智者，无法感觉到他们的真实存在，只能从学问的缝隙之中一点一滴地汲取，加以解剖和分析，然后才能肯定他们是弥尔顿或者是以赛亚，而不只是简单的模仿而已。
领悟应该比理性的分析更为重要。许多学者似乎忘记了应该如何来领略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们往往费了很大功夫进行讲解，却没有能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多少印象。这种分析讲解往往如同成熟了的果实从枝头坠落一般，很快从我们心上掉落。即使我们了解了一朵花，了解了它的根枝叶，甚至它的整个生长过程，但是，我们也许仍然不懂得如何欣赏一朵带著露水的鲜花。我常常自寻烦恼：「为什么要为这些说明和假设而费尽心思呢？」许多看似理性的说明和假设在脑海里飞来飞去，好像一群瞎眼睛的鸟徒劳地扇动它们的双翼。
我的意思并不是反对要对名著作透澈的理解，只是反对那些使人迷惑的无休止的评论和批评，因为它们只能给人一种印象：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但是像基特里奇教授这样的大师讲授伟大诗人莎士比亚的作品时，则简直使人茅塞顿开。
有好多次我都想将学习的知识去掉一半，因为许多内容只让人白费力气，只让人心灵超载，而不能容纳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知识珍宝。要想一天之内读四五种不同文字、内容迥异的书，而不失去重点，根本是不可能的。当一个人匆忙紧张地读书，就会在脑子里堆满各种杂乱的小玩意儿，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目前，我脑子里就塞满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无法把它们整理出个头绪来。每当我进入自己心灵的王国时，就好像是闯进了瓷器店里的公牛，各种知识的碎片犹如冰雹一样朝我头上打来。当我设法躲过它们时，各种论文的鬼怪和大学的精灵就紧紧追赶上来。对这些特地前来膜拜的偶像，我现在真想把它们打个粉碎。
可大学生活中最恐怖的却要算各种各样的考试了，虽然我已顺利通过了许多次，把它们打翻在地，但它们又爬了起来，张著一副狰狞的面孔朝我扑来，吓得我灵魂出窍。考试的前几天我拚命地往脑子里塞各种神秘的公式和无法消化的年代资料——犹如强行咽下那些无法入口的食物，真使人希望同书本和科学一起葬身海底，一死了事。
最后，可怕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如果你看了试卷以后，觉得有备无患，并能把你需要的东西呼之即出，那你就是个幸运儿了。但常常是，你的军号吹得多么响也无人听见，记忆和精确的分辨能力在你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偏偏张开翅膀飞得不知去向，真急得叫人气死，你千辛万苦装到脑子里的东西，在这紧要关头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略述赫斯及其事迹。」赫斯？谁是赫斯？他是干什么的？这名字听起来颇为熟悉，你搜索枯肠就像要在一个碎布包里找出一小块绸子来。这个问题肯定曾经背诵过，似乎就近在眼前，而且那天当你回想宗教改革的发端时，还曾碰到过它，但现在它却永远在天边。你把脑子里记的东西都翻了出来——历次革命、教会的分裂、大屠杀、各种政治制度等等。但是赫斯又到哪里去了？使你奇怪的是，你记得的东西，考卷的题目上一个也没有。你气急败坏地把脑子里的百宝箱中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啊!在那角落有一个，你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人，他却在那里独自沉思，一点儿也没有理会到他给你造成了多大的灾难。
就在这时，监考人走过来通知你时间到了。你以厌恶的心情把一堆垃圾一脚踢到角落里去，然后回家。脑子里不禁浮起一个革命的想法：教授们不征求同意就提问的这种神圣权利应该废除。
在本章的最后两三页，我使用了一些形象的比喻，可能引起人们的笑话。那闯进瓷器店里受到冰雹般袭击的公牛，还有那一副恶狠狠面孔的鬼怪都似乎不伦不类，如今它们都在嘲笑我。我所使用的言词确切地描绘了我的心境，因此对这些嘲笑不屑一顾。我郑重说明，我对大学的看法已经改变。
在进入德克利夫学院以前，我把大学生活想像得十分浪漫，如今这浪漫主义的光环已经消失。但是在这从浪漫主义向现实的过渡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如果没有这段实践，我是根本不会懂得的。我所学到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耐心，我们接受教育，要像在乡村散步一样，从容不迫，悠闲自得，胸怀宽广，兼收并蓄。这样得来的知识就好像无声的潮水，把各种深刻的思想毫无形迹地冲到了我们的心田里。「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应该说知识就是幸福，因为有了知识——广博而精深的知识——就可以分辨真伪、区别高低。掌握了标志著人类进步的各种思想和业绩，就是摸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的脉搏。如果一个人不能从这种脉搏中体会到人类崇高的愿望，那他就是不懂得人类生命的音乐。
文学是我理想的乐园。在这个乐园里，我享有一切权利。没有任何感觉上的障碍能够阻止我和作者以及作品中人物交流。
思想乌托邦
至此，我已把自己的生平作了一个简略的叙述。但我还没有告诉大家我是何等地嗜书如命。我对书籍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普通人。其他人通过视听获得的知识，我则是全靠书籍，因此，我要从我开始读书时说起。
1887年5月，我第一次读一篇完整的短篇小说，那时我才7岁，从那时到现在，我如饥似渴地吞食我的手指所接触到的一切书籍。
起初，我只有几本凸字书，一套启蒙读本，一套儿童故事和一本书名为《我们的世界》，叙述地球的书，这是我全部的书库。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上面的字磨损得无法辨认。有时候，莎莉文小姐读给我「听」，把她认为我能懂得的故事和诗歌写在我手上。但我宁愿自己读，而不愿人家读给我「听」，因为我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读我觉得有趣的作品。
实际上，第一次去波士顿之行时，我才真正开始认真地读书。在学校里，老师允许我每天花一些时间到图书馆看书，在书架前摸索著走来走去，随便取阅图书。不管书中的文字我能认识多少，也不管能否看懂，我都照读不误。文字本身使我入了迷，而不管自己所读的究竟是什么。那段时期我的记忆力很好，许多字句虽然一点儿也不明白其涵义，但都能记在脑子里。后来当我开始学会说和写的时候，这些字句很自然地就冒了出来，朋友们都很惊奇我的辞汇竟如此丰富。我准是不求甚解地读过很多书的片断(那段时期我从未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以及大量的诗歌，直到发现《方德诺小伯爵》这本书，我才算第一次把一本有价值的书读懂、读完。
8岁那年，莎莉文老师发现我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翻阅小说《红字》。她问我喜不喜欢书中的皮尔，还给我讲解了几个我不明白的字，然后说她有一本描写一个小男孩的小说，非常精彩，我读了一定会觉得比《红字》更有意思，这本小说的名字就叫《方德诺小伯爵》，她答应到夏天时读给我听，但我们直到8月才开始读这本书。
我们刚到海边时的几个星期，许多新奇有趣的事情使我忘了这本小说。后来又有一段时间，老师离开我去波士顿看望朋友。
她返回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方德诺小伯爵》。记得那是8月里一个炎热的下午，吃过午饭后，我们同坐在屋外不远处，两棵墨绿色松树之间的吊床上。当我们穿过草地时，许多蚱蜢跳到衣角上，我记得老师一定要把这些小虫子从衣裳上弄干净再坐下来，而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时间。莎莉文老师不在时，吊床就无人使用，上面落满了一层松针。在灼热的太阳映照下，空气中充满了一阵阵的松香。
故事开始前，莎莉文老师先给我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讲解生字。起初生字很多，读一读就会停顿下来，一旦我了解了故事情节后，就急于想跟上故事的发展，根本顾不上那些生字了，对莎莉文老师的解释也听得有些不耐烦。但她的手指拼写得太累不得不停下来时，我就急得忍受不了，把书拿来用手去摸上面的字。这样急切的心情，我永远也忘记不了。
被我的热情所打动，安那诺斯先生把这部小说印成了凸版。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几乎能把它背下来，《方德诺小伯爵》成了我童年时代最亲密的伙伴。我之所以如此不嫌口罗嗦地讲述这些细节，是因为在此之前，我读书常常是很随意的。如此全神贯注地读一本书，还是第一次。
从这本书开始的以后两年，我在家中和在波士顿之行中读了很多书。我已经忘记那些书的书名和作者，也想不起哪本先读，哪本后读。依然记得的有《希腊英雄》、拉·芳登的《寓言》、霍索恩的《神奇的书》和《圣经故事》、拉姆的《莎氏乐府本事》、狄更斯的《儿童本英国历史》，还有《天方夜谭》、《瑞士家庭鲁滨逊》、《天路历程》、《鲁滨逊飘流记》、《小妇人》和《海蒂》。《海蒂》是篇美丽的小故事，后来我又读过它的德文本。我在学习和游戏之余读这些书，越读越有兴趣。我从不对这些书做什么研究分析——不管究竟写得好坏，也不管文体和作者情况。作家们将自己的思想珍宝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就像领受阳光和友爱一样，我接受了这些珍宝。
我喜欢《小妇人》，因为它让我感到和那些耳目正常的孩子有一样的思想感情。我的生命既然有缺陷，只好从一本一本的书里去探寻外部世界的信息。
我不喜欢《天路历程》和《寓言》。最初读拉·芳登的《寓言》用的是英文译本，只是简略地读了一遍，后来读了法文的原本，虽然故事生动，语言简练，但依然无法激起我的好感。我也说不出具体原因，动物拟人化表达方式永远无法引起我特别的兴趣，也就无心去领会其中的寓意了。
而且，拉·芳登的作品不能激发人类高尚的情操。在他看来人最重要的东西是自爱和理性，其作品中始终贯穿著一个思想内涵，即将个人的道德完全来源于自爱，用理性来驾御和控制自爱，就能产生真正的幸福。而我则认为，自私的爱乃万恶之源。当然，也许我是错的，拉·芳登对人类的了解和观察要比我丰富得多。这样讲并不意味著我反对讽刺寓言，而是在我看来，没有必要由猴子和狼来宣扬伟大的真理。
相比较以动物为主角的寓言故事，我更喜欢《丛林之书》和《我所了解的野生动物》，因为他们是真正意义的动物，而不是拟人化的。我爱它们之所爱，恨它们之所恨。它们的滑稽逗趣引得我笑不可支，其悲惨遭遇有时也使我一掬同情之泪，其中也包含了许多深刻的寓意，但极为含蓄，使你都意识不到。
我对历史也有一种偏好，古希腊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吸引著我。在想像空间里，希腊的天神依然在地上行走，与人类面对面交流。在我思想深处的神殿里，仍然供奉著我最敬爱的神灵。希腊神话中的仙女、英雄和半神半人，我不但熟悉而且喜爱——不，不完全如此，美狄亚和伊阿松太残忍、太贪婪，简直无法容忍。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他们干了那么多坏事，然后再惩罚他们，直到如今我仍然疑惑不解。
妖魔嬉笑著爬出殿堂。
上帝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伊利亚特》史诗让我把古希腊看成了天堂。在阅读原文前，我对特洛伊的故事就了如指掌了。在通过了古希腊文文法以后，便对古希腊文宝藏一览无余。伟大的诗篇，不论是英文还是古希腊文，只要同你的心息息相通，是不需要别人翻译的。相反，人们常常用他们牵强附会的分析和评论扭曲了伟大作品的意义。他们要是能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该有多好!欣赏一首好诗词，根本不需要清楚其中每一个字，也无须弄清其词法和句法的属性。那些有学问的教授们，从《伊利亚特》史诗中挖掘出的东西比我多得多，但我从不嫉妒。我并不在意别人比我聪明，他们纵有广博的知识，但也无法表达出对这首光辉的史诗究竟欣赏到了什么程度。当然，我自己也无法表达出来的。每当我读到《伊利亚特》最精彩的篇章时，就感到自己的灵魂在升华，将我从狭窄的生活圈子里解脱出来，游荡于形骸之外，飘然于广阔无垠的天上人间。
《伊索德》稍逊于《伊利亚特》，但也为我所喜爱。我努力不依靠词典注释，独自来领会这部史诗，并试图把自己最喜欢的一些篇章翻译出来。维吉尔描绘人物的本领如此惊人，他笔下喜怒哀乐的天神和凡人好像蒙上了一层伊丽莎白时代的面纱。《伊利亚特》中的天神和凡人欢快地又跳又唱的，维尔吉尔笔下的人物柔美静谧，好似月光下的阿波罗大理石像，而荷马则是太阳光下秀发飘动的俊逸而活泼的少年。
不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从《希腊英雄》到《伊利亚特》，在书本里飞来飞去，实在方便。但对我来说，其中的路程也绝非令人惬意的。当他人已经周游世界几遍时，我也许还在语法和词典的迷途里筋疲力尽地踯躅，或者正掉进恐怖的陷阱。这陷阱名叫考试，是学校专门用来同那些寻求知识的学生作对的。类似《天路历程》最终可能会渐入佳境，但终究太漫长了，尽管途中也偶尔出人意外地出现几处引人入胜的美好景色。
我很早就开始接触《圣经》，但并不能充分理解其内容。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奇怪，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心灵无法接受它奇妙的和谐。
记得在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早上，我无所事事，让表姐为我读一段《圣经》故事。虽然她认为我无法听懂，但依然在我手上拼写约瑟兄弟的故事。我听了确实一点兴趣也没有，奇怪的语言和不断的重复，使故事听起来显得很不真实，何况那更是天国里的事情。还没有讲到约瑟兄弟穿著五颜六色的衣服进入雅各的帐篷里去说谎，我就呼呼地睡著了。
我至今也还不懂得为什么希腊故事比《圣经》里的故事更能吸引我的兴趣。难道因为我在波士顿时被所认识了几个希腊人讲述的故事所感染，而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希伯莱人或埃及人，由此并推断他们是一群野蛮人，他们的故事也都是后人编出来的。因此，我觉得《圣经》故事中的名字和重复的叙述方式十分古怪，相反，却从未觉得希腊人的姓名古怪。
那么，后来我又是如何从《圣经》中发现其光辉的呢？多年来，我读《圣经》时，心中的喜悦和启发日渐增长，使它渐渐变成一本最珍爱的书。不过对于《圣经》我并非全盘接受的，因此也从未能把它从头到尾读完。后来，尽管我更多地了解了《圣经》产生的历史渊源，这种感觉依然未减。我和豪威斯先生有共同的感觉，认为应该从《圣经》中清除掉一切丑恶和野蛮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反对把这部伟大的作品改得毫无生气，面目全非。
《旧约圣经》中《以斯书》篇章的简洁明快，十分吸引人。尤其是以斯面对自己邪恶的丈夫时的场景，富有强烈的戏剧性。尽管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系于对方之手，没有人能够拯救她，然而她克服了女性的懦弱，勇敢地走向她的丈夫。高尚的责任感鼓舞著她，在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我死，我就死吧！如果我生，我的人民都生。」
路德的故事则富有神奇的东方色彩，朴实的乡村生活同繁华的波斯首都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路德忠贞而柔情满怀，读到她与那些正收割庄稼的农民一起，站在翻滚麦浪之中的情形，真是叫人怜爱。在那黑暗残暴的时代里，她的无私和高尚情操，如同暗夜里闪耀的星星照亮了苦难的众生。
《圣经》给了我深远的慰藉：「有形的东西是短暂的，无形的才能永垂不朽。」
自从我喜爱读书时开始，便一直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我记不清楚自己是从何时开始读兰姆的《莎氏乐府本事》的，但却记得第一次阅读便有很深的理解力和惊叹。印象最深的是《麦克佩斯》，虽然仅读过一遍，但其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却永远印在我的记忆里。很长一段时间里，书中的鬼魂和女巫总是跑到睡梦中纠缠我。我仿佛看见了那把剑和麦克佩斯夫人纤素的手——可怕的血迹在我眼前出现，就像那忧伤的王后亲眼见到的一样。
阅读完《麦克佩斯》，就接著读《李尔王》。在读到格洛赛斯特的眼睛被挖出的情节时，浑身紧张起来，心中充满了恐怖。我愤怒得无以复加了，以致于根本就读不下去，心扑通扑通地跳，好长时间呆呆地坐在那里。
夏洛克和撒旦大概是我同一时期接触到的两个人物，一不小心在我心目中就混同为一体。我内心对他们充满了怜悯，朦胧中觉得，即使他们也希望变好，也无法成为好人，因为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或是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直至今天，我依然无法把他们描写得十恶不赦，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像夏洛克、犹大，甚至魔鬼这样一类人，也都是好端端的车轮上的一根断了的车轴，总有一天会修好的。
最初在阅读莎士比亚作品时，留下的往往都是一些并不惬意的回忆。相反，那些欢快、温和而又富于想像的剧作最初并不怎么吸引我，也许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儿童生活的欢乐。然而「世上最变幻莫测的就是儿童的想像了。保持什么，丢掉什么，都很难预料。」
莎士比亚的剧本我读过许多遍，并能背诵其中的一些片断，但却弄不清楚自己最喜欢哪一本。对它们的喜爱，往往如同心情一样变化多端。尽管我喜欢莎士比亚，但我却讨厌按评论家们的观点来读莎氏的作品。我曾经努力地按评论家们的解释来理解作品，但常常失望而止，甚至发誓不再这样读书了。一直到后来跟随基特里奇教授学莎士比亚，才逐渐改变了这个想法。今天，我终于懂得，不但在莎氏著作里，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我所不能理解的，而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一层又一层的帷幕逐渐被拉起，显露出思想和美的新境界。
除了诗歌以外，我对历史也有浓厚的兴趣。我阅读了所能接触到的历史著作。从单调枯燥的各种大事记，更单调更枯燥的年表到格林所著公正而又生动的《英国民族史》，从弗里曼的《欧洲史》到埃默顿的《中世纪》，都是我阅读的范围。而第一本使我体会到真正历史价值的书是斯温顿的《世界史》。这本书是我在12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书现在可能已经破烂不堪了，但我依然像珍宝一样珍藏著它。从书中我认识到各民族如何在地球上逐步发展起来并建立起城市；少数伟大的统治者(他们是人世间的坦泰)，是如何把一切置于脚下，把千百万人系于一人之手；人类文明如何在文化艺术上为历史的发展奠定基础，开辟道路；人类文明如何在文化经历腐朽堕落的浩劫，然后又像不死鸟一样死而复生；伟大的圣贤又如何提倡自由、宽容和教育，为拯救全世界而披荆斩棘。
大学时代所读的书中，比较熟悉的是一些法国和德国的文学作品。德国人在生活和文学上，将自己的力量放在美之前，他们探求真理胜过传统。德国人做任何事都有一股强健的活力，他们张口说话不是为了影响别人，而是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在德国文学中，我发现其光辉在于它对妇女自我牺牲的爱情伟大力量的承认。这种思想几乎渗透到所有的德国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歌德的《浮士德》中表现得最为显著。
那昙花一现，
不过是象征而已。
人间的缺憾，
也会成为圆满。
那无法形容的，
这里已经完成。
妇女的灵魂引导我们永远向上。
所有读过的法国作家中，我最喜欢莫里哀和拉辛。巴尔扎克和梅里美的作品很清新喜人，犹如阵阵海风袭人。阿尔弗雷德·缪塞简直不可思议！至于雨果，尽管在文学上我并不是非常喜欢他，但却十分敬佩他的才华，他的卓越的浪漫主义。所有伟大诗人、作家，他们都是人类永恒主题的表现者，是他们用自己非凡的伟大作品把我引入了真善美的境界。
我是否说得太多了，但是实际上我只说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些作家。也许人们会认为我阅读面很窄，这是一种错误的印象。其实，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值得欣赏，比如卡莱的粗犷以及对虚伪的憎厌，华尔斯华绥的鼓吹天人一体，以及爱胡德古怪惊人之笔，赫里克的典雅还有他诗歌中饱含的百合花和玫瑰的香味儿，都对我有深远的影响。同样的，我也喜欢惠蒂尔的热情正直，喜欢马克·吐温——谁能不喜欢他呢！天神们也喜欢他并赋予他全能的智慧，为了不使他成为悲观主义者，又在他的心田上织起一道爱和信仰的彩虹。我爱司各特的不落俗套、泼辣和诚实。我爱所有像洛厄那样的作家，他们的心池在乐观主义的阳光下泛起涟漪，成为欢乐善意的源泉，有时带点愤怒，有时又有同情与怜悯。
总而言之，文学是我理想的乐园，在这个乐园里，我享有一切权利。没有任何感觉上的障碍能够阻止我和作者以及作品中人物交流。
我要把别人眼睛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太阳，别人耳朵所听见的音乐当作我的乐曲，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我的快乐。
享受生活
我相信读者不会从前面章节的叙述中得出结论，以为我的惟一乐趣就是阅读。事实上，我的乐趣是丰富多彩的。
我非常喜爱田野漫步和户外运动。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学会了划船和游泳。夏天，在马萨诸塞州伦萨姆时，我几乎都是生活在船上。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朋友来访时，出去划船更有乐趣了。的确，我并不能平稳地驾驭船只，我通过辨别水草和睡莲以及岸上的灌木的气味来掌握方向，桨用皮带固定在桨环上，我从水的阻力来知道双桨用力是否平衡，同样，我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是逆水而上。我喜欢同风浪搏斗，驾驭坚固的小船服从于我的意志和膂力，它轻轻地掠过那波光粼粼的湖面，水波不停地使它上下颠簸。此情此景，令人心旷神怡！
我也喜欢划独木舟。我说我喜欢在月夜泛舟时，你们也许会哑然失笑。的确，我不可能看见月亮从松树后面爬上天空，悄悄地越过中天，为大地铺上一条闪光的道路，但我好像知道月光就在那里。当我累了，躺到垫子上，把手放进水中时，我仿佛看见了这照耀如同白昼的月光正在经过，我触摸到了她的衣裳。偶尔，一条大胆的小鱼从我手指间滑过，一棵睡莲含羞地亲吻我的手指。
船从小港湾的荫蔽处驶出时，会骤然感到豁然开朗，一股暖气把我包围住。我无法知道这热气究竟是从树林中还是从水气里蒸发出来的。在内心深处，我也常常有这种奇异的感觉。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在漫漫暗夜中，这种感觉不经意中袭来，仿佛如温暖的嘴唇在我脸上亲吻。
我最喜欢乘船远航。我在1901年夏天游斯科舍半岛时，第一次领略了海洋的风貌。莎莉文老师和我在伊万杰琳的故乡住了几天。朗费罗有几首歌颂这里的名诗，增添了这里的魅力。我们还去了哈利发克斯，在那里度过了大半个夏天。在这个海港我们玩得非常痛快，简直像进了乐园。我们乘船去贝德福拜新、麦克纳勃岛、约克锐道特以及诺斯威士特阿姆，那种感觉简直太奇妙了。一些庞大的船舰静静地停泊在海港里，夜里，我们悠闲地在舰侧划行，真是有趣极了!这些令人愉快的情景，我始终不能忘怀。
一天，我们遇到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事情。西北海湾正在举行划船比赛，各艘军舰派小艇参赛。人们都乘帆船来看比赛，我们的帆船也夹在当中。比赛时，海面风平浪静，百帆争流。比赛结束后，大家掉头转航，四散回家。
突然一块黑云从远处飘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厚，遮满了整个天空。刹那间，风大浪急。小船面对大风大浪张满帆，拉紧绳，我们仿佛坐在风上，一会儿在波涛中打转，一会儿被推上浪头，然后又跌落谷底。风吼帆鸣，我的心怦怦直跳，手臂在颤抖，但这些表现是精神紧张，而不是畏惧!我们富有冒险精神，想像自己是北欧的海盗，也相信船长最终能化险为夷。他凭著坚实的双手和熟悉海浪的眼睛，闯过无数险风恶浪。港湾里的所有的船只驶近我们船旁时，都鸣号向我们致敬，水手们欢呼，向这艘帆船的船长致意。最后，当我们驶抵码头时，大家又饿又冷，已经疲惫不堪了。
去年夏天，我在新英格兰一个风景如画、迷人可爱的幽静乡村里度过。马萨诸塞州的伦萨姆仿佛与我有不解之缘，我生命中所有的欢乐和忧愁，也似乎都与这个地方连在一起。钱布林斯故居，靠近菲利浦王池畔的红色农庄成了我的家。每每想起与这些亲朋挚友共同的快乐时光，以及他们对我的恩惠，心里就充满了感激。他们家的孩子与我成为了亲密的伙伴，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一起做游戏，相携在林中散步，在水中嬉戏。几个年幼的孩子常常围著我说这道那，我也给他们小妖精、侏儒、英雄和狡猾的狗熊的故事，一切至今还回味无穷。
钱布林斯先生还引导我去探究那些树木和野花的秘密世界。后来，我仿佛能侧耳倾听橡树中树液的奔腾流动，看见阳光挥洒在树叶上的光辉。
树根深埋于阴暗的泥士，
分享著树顶上的愉悦，想像，
充满阳光的天空，鸟儿在飞翔，
啊!因为同自然有著共鸣，
所以我也理解了看不见的东西。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一种潜能，都可以理解开天辟地以来，人类所经历的印象和情感。每个人潜意识里还残留著对绿色大地、淙淙流水的记忆。即使是盲聋人，也无法剥夺他们这种从先代遗传下来的天赋。这种遗传智能是一种第六感——融合了视觉、听觉、触觉于一体的灵性。
在伦萨姆我有许多朋友，其中之一是一株十分壮观的橡树，它是我心中的骄傲。有朋友来访，我总会带著他们去欣赏这棵帝王之树。它矗立在菲利浦王池溏的陡峭岸上，据说已有800年到1000年的历史了。传说中的菲利浦王——一位印第安人英雄首领，就是在这棵树下与世长辞的。
另外一个树友，比大橡树要温和可亲，是一棵长在红庄庭院里的菩提树。一天下午，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后墙传来巨大的碰撞声，不用别人告诉我，我就知道是菩提树倒了。我出去看看这棵经受了无数狂风暴雨的英雄树，它曾经经过奋力拚搏，终于猝然倒下了，真叫人痛心疾首。
回到去年夏天的生活。考试结束后，我就和莎莉文老师立刻前往伦萨姆幽静的乡间。伦萨姆有3个著名的湖，我们的小别墅就在其中一个湖的边上。在这里，我可以尽情地享受充满阳光的日子，所有的工作、学习和喧嚣的城市，全都抛在脑后。然而我们却听到遥远的太平洋彼岸正在发生的残酷的战争以及资本家和劳工的斗争。在我们这个人间乐园之外，人们纷纷攘攘，忙碌终日，丝毫不懂得悠闲自得的乐趣。尘俗之事转瞬即逝，不必过分在意。而湖水、树木，这到处漫山遍野长满雏菊的宽广的田野、沁人心扉的草原，却都是永恒存在的。
人们都认为，人类的知觉都是由眼睛和耳朵传达的，因而，他们觉得很奇怪，我能分辨出是城市街道和乡间小道外，还能分辨别的。乡间小道除了没有砌造的路面以外，同城市街道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但是，城市的喧闹刺激著我面部神经，也能感觉到路上我所看不见的行人急促的步履。各种各样的不和谐的吵嚷，扰乱我的精神。载重车轧过坚硬的路面发出的隆隆声，还有机器单调的轰鸣，对于一个需要集中注意力辨别事物的盲人来说，常常无法忍受。
在乡间，人们看到的是大自然的杰作，不必为熙熙攘攘的城市里的那种残酷的生存斗争而满心忧虑。我曾好多次访问那些住在又窄又脏街道上的穷人。想到有钱有势的人住在高楼大厦里悠闲自得，而另一些人却住在暗无天日的贫民窟里，变得越来越干瘪、丑陋，深感社会的不平等。肮脏狭窄的小巷子里挤满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孩子。向他们伸出友好的手，他们却躲之犹恐不及，好像你要打他们似的。使我更为痛苦的是，一些男人和女人蜷曲得不成人形。我抚摸他们粗糙的手，深感他们的生存真是场无休无止的斗争——不断的奋战、失败，他们的努力和机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我们常说上帝把阳光和空气赐给一切众生，果真如此吗？在城市肮脏的小巷里，空气污浊，看不见阳光。世人啊，你们不珍惜自己的同胞，反而还摧残他们。当你们每顿饭祷告「上帝赐给我面包」时，你们的同胞却无衣无食。我真希望人们离开城市，抛开辉煌灿烂、喧嚣嘈杂、纸醉金迷的尘世，回到森林和田野，过著简朴的生活!让他们的孩子能像挺拔的松树一样茁壮成长，让他们的思想像路旁的花朵一样芬芳纯洁。这些都是我在城市生活一年后，回到乡村所产生的感想。
现在，我又踏上了松软富有弹性的土地，又沿著绿草茵茵的小路，走向蕨草丛生的涧边，把手伸进汩汩溪水里。我又翻过一道石墙，跑进绿色的田野——这狂欢似的高低起伏的绿色田野。
除了从容散步，我还喜欢骑双人自行车四处兜风。凉风迎面吹拂，铁马在胯下跳跃，十分惬意。迎风快骑使人感到轻快又有力量，飘飘然而心旷神怡。
在散步、骑马和划船时，只要有可能，我会让狗陪伴著我。我有过很多犬友——躯体高大的玛斯第夫犬、目光温顺的斯派尼尔犬、善于丛林追逐的萨脱猎犬，以及忠实而其貌不扬的第锐尔狼狗。目前，我所钟爱的是一条纯种狼狗，它尾巴卷曲、脸相滑稽、逗人喜爱。这些狗似乎很了解我生理的缺陷，每当我孤独时，总是寸步不离地依傍著我。
每当下雨足不出户时，我会和其他女孩子一样，呆在屋里用各种办法消遣。我喜欢编织，或者东一行西一句随手翻翻书，或者同朋友们下一两盘棋。我有一个特制棋盘，格子都凹陷下去的，棋子可以稳稳当当地插在里面。黑棋子是平的，白棋子顶上是弯曲的，棋子大小不一，白棋比黑棋大，这样我可以用手抚摸棋盘来了解对方的棋势。棋子从一个格移到另一个格会产生震动，我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轮到我走棋了。
在独自一人百无聊赖时，我便玩单人纸牌游戏。我玩的纸牌，在右上角有一个盲文符号，可以轻易分辨出是张什么牌。
如果有孩子们在旁边，同他们做各种游戏真是快乐不过了。哪怕是很小的孩子，我都愿意和他们一起玩。我喜欢他们，他们也很喜欢我。他们当我的向导，带著我到处走，把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告诉我。小孩子们不能用手指拼字，有时唇读也未能弄明白他们的话，只好依赖手势。每逢我误解了他们的意思，干错了事，他们就会哄然大笑，于是哑剧就得再次从头做起。我也常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做游戏，和他们在一起很快乐，时间也过得很快。
博物馆和艺术馆也是乐趣和灵感的来源。许多人满怀疑惑，我不用眼睛，仅用手，能感觉出一块冰凉的大理石所表现的动作、感情和美？的确！我的确能从抚摸这些典雅的艺术品中获得真正的乐趣。当我的指尖触摸到这些艺术品的线条时，就能感受到艺术家们所要表达的思想。我从神话英雄雕像脸中，感觉他的爱和恨、勇敢和爱情，正如我能从活人的脸上摸出人的情感和品格一样。从黛安娜雕像的神态上，我体会到森林中的秀美和自由，足以驯服猛狮，克服最强烈的感情的精神；维纳斯雕像的安详和优雅的曲线，使我的灵魂充满了喜悦，而巴雷的铜像则把丛林的秘密显示出来。
在我书房的墙上有一幅荷马的圆雕，挂得很低，顺手就能摸到。我常以崇敬的心情抚摸他英俊而忧伤的面庞。我对他庄严的额上每一道皱纹都了如指掌——如同他生命的年轮，刻著忧患的印迹。在冰冷的灰石中，他那一双盲眼仍然在为他自己心爱的希腊寻求光明与蓝天，然而结果总是归于失望。那美丽的嘴角，坚定、真实而且柔和。这是一张饱经忧患诗人的脸庞。啊!我能充分了解他一生的遗憾，那个犹如漫漫长夜的时代：
哦，黑暗、黑暗，
在这正午刺眼的阳光下，
绝对黑暗、全然黑暗，
永无光明的希望!
我仿佛听见荷马在歌唱，从一个营帐行吟到另一个营帐，探著步子摸索著。他歌唱生活、爱情和战争，歌唱一个英雄民族的光辉业绩。这奇伟雄壮的歌，使盲诗人赢得了不朽的桂冠和万世的景仰。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手对雕塑美的欣赏比眼睛更敏感。我以为触觉比视觉更能对曲线的节奏感体会入微。不管是否如此，我自认为自己可以从希腊的大理石神像上觉察出古希腊人情绪的起伏波动。
欣赏歌剧是比较少有的一种娱乐。我喜欢舞台上正在上演时，有人给我讲述剧情，这比之读剧本要有趣味得多，因为这样我常常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我曾有幸会见过几位著名的演员，他们演技高超，能使你忘却此时此境，被他们带到了罗曼蒂克的古代去。埃伦·特里小姐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有一次，她正在扮演一名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王后，我被允许抚摸她的脸和服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高贵神情足以消弭最大的悲哀。亨利·欧文勋爵穿著国王服饰站在她的身旁，他的行为举止无不显露出超群出众的才智。在他扮演的国王的脸上，有一种冷漠、无法捉摸的悲愤神情，令我永远不能忘怀。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戏的情景。那是12年前的事情，莱斯莉正在波士顿，莎莉文小姐带我去看她演出的《王子与贫儿》。我无法忘记剧场所充满的喜怒哀乐，随著剧情的发展，观众一会儿喜，一会儿悲，这位小演员也演得惟妙惟肖。
散场后，我被允许到后台去见这位穿著华丽戏装的演员。她站在那里向我微笑，一头金发披散在肩上。虽然刚刚结束演出，她一点儿也没有疲惫和不愿见人的样子。那时，我才会开始说话，之前我反复练习说出她的名字，直到我可以清楚地说出来。当她听懂了我说出的几个字时，高兴地伸出手来欢迎我，表示很高兴能与我相识，我也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虽然生命中有很多缺陷，但我可以有如此多的方式触摸到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世界是美好的，甚至黑暗和沉寂也是如此。无论处于什么样环境，都要不断努力，都要学会满足。
有时候，当我孤独地坐著等待生命大门关闭时，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就会像冷雾一样笼罩著我。远处有光明、音乐和友谊，但我进不去，命运之神无情地挡住了大门。我真想义正词严地提出抗议，因为我的心仍然充满了热情。但是那些酸楚而无益的话语流溢在唇边，欲言又止，犹如泪水往肚里流，沉默浸透了我的灵魂。然后，希望之神微笑著走来对我轻轻耳语说：「忘我就是快乐。」因而我要把别人眼睛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太阳，别人耳朵所听见的音乐当作我的乐曲，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我的快乐。
就这样，朋友们创造我的一生。他们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把我的缺陷转变成美好的特权，使我能够在已造成的缺陷阴影中，安详而快乐地前进。
一双双托满阳光的手
要是我能把对我曾经有所帮助的人一一写出来，那该有多好呀。在书中已经写了一些人，并为读者所熟悉。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为人知。虽然如此，但是他们的影响将永远活在所有因他们而变得甜美、高贵的生命中。
最值得庆幸的莫过于结识一些益友，他们如同一首首优美的诗歌一样打动人，他们握手时注满了不可言喻的同情，他们幽默有趣的性格，把我的愤怒、烦恼和忧虑一扫而光，使我一觉醒来，耳目一新，重新看到上帝真实世界的美与和谐，就腐朽化成了神奇。总之，有这些益友在身旁，我就感到心安理得。同他们的相会也许只那一次，然而他们平静的脸，温柔的性格，消融了我心上这永不满足的冰块，犹如山泉灌进海洋，淡化了海水的浓度。
时常有人问我：「有人使你觉得厌烦吗？」我不了解他的意思。我认为那些有过多好奇心的蠢人，尤其是新闻记者是不讨人喜欢的。我也不喜欢那些自以为是，喜欢说教的人，他们就好像那些同你一起走路，缩短步伐来适应你的速度的人一样虚伪和夸张，让人心中不快。
我所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手就很能说明问题，有的人的握手倨傲无礼，显得高人一等；有的人郁郁寡欢，和他们握手仿佛是握住了西北风一样冰凉；而另一些人则活泼快乐，他们的手就像阳光一样温暖了我的心。可能这不过是一个孩子的手，然而它确实给了我活泼快乐，就像含情的一瞥给你感受一样。我从一次热情的握手或是一封友好的来信中，感到了真正的快慰。
我有许多从未谋面的远方友人，实在是人数太多了，以至我常常不能一一回复他们的来信，我愿借此感谢他们的亲切来信，只是我又哪里能感谢得完呢！
我非常荣幸能够认识许多智者，并且和他们一起交流。只有认识布鲁克斯主教的人，才能领略同他在一起的情趣。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坐在他的膝上，一双手紧紧握住他的大手。他生动有趣地对我讲上帝和精神世界的事，由莎莉文小姐拼写到我另一只手上。我听了既惊奇又喜欢，虽然我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但却使我对生命产生了乐趣。随著年龄的增长，都会又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他说：「海伦，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宗教，也就是爱的宗教。以你整个身心爱你的天父，尽你所能去爱上帝的每个儿女，同时好好记住，善的力量远不如恶的力量强大,进天堂的钥匙在你的手里。」他的一生就是这个伟大真理的最好的例证。在他高尚的灵魂里，爱与渊博的知识以及信仰融合成一种洞察力，他看见：
上帝使你得到解放，得到鼓舞，
使你谦卑、柔顺并得到慰藉。
布鲁克斯主教从未教我什么特别的信条，但是他把两种伟大的思想铭刻在我脑海里——上帝是万物之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一切信条和教义的基础。上帝是爱，上帝是父，我们是她的儿女。乌云总是要被驱散，正义永远会战胜邪恶。
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快乐，也很少想到身后之事，只是不免常常想起几位好友在天之灵。岁月如梭，虽然他们离开人间已有好多年了，但仿佛依然同我近在咫尺，如果他们什么时候拉住我的手，像从前一样亲热地交谈，我丝毫不会觉得惊奇。
自从布鲁克斯主教逝世后，我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同时还读了几部从哲学角度论述宗教的著作，其中有斯威登伯格的《天堂和地狱》、德鲁蒙德的《人类的进步》，但我依然觉得，最能慰藉我灵魂的还是布鲁克斯的爱。
我认识亨利·德鲁蒙德先生，他那热情而有力的握手令我感激不已。他是—位待人热情、知识广博而健谈的朋友，只要他在场，总是满室生辉。
我清楚地记得同奥利费·温德尔·霍姆斯博士见面的情形。他邀请莎莉文小姐和我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去见他。那是初春时节，我刚学会说话不久，一进门我们就被带进他的书房。他坐在壁炉旁边一张扶手椅上。炉火熊熊，柴炭劈啪作响，他说自己沉湎于往日的回忆之中。
「还在聆听查尔斯河的细语。」我补充道。
「是的，」他说，「查尔斯河引起我许多美好的联想。」
书房里有一股印刷油墨和草革的气味，我知道这里一定到处都是图书。我本能地伸出手去寻找它们，手指落在一卷装订精美的坦尼森诗集上。莎莉文小姐告诉书名，我就开始朗诵：
啊！大海，撞击吧，撞击吧，
撞击你那灰色的礁石！
我感觉到有泪水滴在了我的手上，就停了朗诵。这位可爱的诗人竟然听得哭了，我觉得颇为不安。他让我坐在靠背椅上，拿来各种有趣的东西让我鉴赏。我答应他的要求，朗诵了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被禁闭的鹦鹉螺》。以后我又同他见了好几次，我不仅喜欢他的诗歌，而且喜欢他的为人。
会见霍姆斯博士后不久，在一个晴朗的夏日里，我同莎莉文小姐一起又去看望了惠蒂尔，是在梅里迈克河边他幽静的家里。他温文尔雅，谈吐不凡，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有一本自己的凸字版诗集，我从里面读到了一篇题为《学生时代》的诗歌。他对我能如此准确地发音非常高兴，说他听起来一点儿不困难。我问他许多关于这首诗的问题，并且把手放在他的嘴唇上来「听」他的回答。他说，那首诗中的小男孩就是自己，女孩子的名字叫萨利，还有其他细节，我已记不太清楚了。
我又朗读了《赞美上帝》，当我读到最后一行时，他在我的手中放了一个奴隶的塑像。从那蹲著的奴隶身上掉下两条锁链，就好像天使把彼得带出监牢时，身上的镣铐脱落下来的情形一样。后来，我们到他的书房里去，他为莎莉文老师亲笔题字，表达对她工作的钦佩，而后对我说：「她是你心灵的解放者。」他送我们到大门口，温柔地吻了我的前额。我答应第二年夏天再来看望他，但是约未践，人已逝。
我有许多忘年交朋友，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就是其中一位。我8岁那年就认识他，随著年岁的增长，就越发敬重他。他博学而富有同情心，是莎莉文老师和我在忧患之中的最好的益友，他那坚强的臂膀帮助我们越过了许多艰难险阻。
不仅仅对我们，他对任何处境困难的人都是如此。他用爱来给旧的教条赋以新义，并教导人们如何信仰，如何生活，如何求得自由。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爱国家，爱人类，追求勤勤恳恳不断向上的生活。他宣传鼓动，而又身体力行，是全人类的朋友。
愿上帝祝福他！
前面我写过与贝尔博士初次见面的情形，后来，有时在华盛顿，有时在布雷顿角岛中心他幽静的家中，我曾同他一起度过许多愉快的日子。在贝尔博士的实验室里，在伟大的布烈斯河岸的田野上，我静静地听著他讲述自己的实验，心中充满了喜悦。我们一起放风筝，他告诉我，他希望以此能发现控制未来飞船的方法。
贝尔博士精通各方面的科学，并且善于把自己研究的每一个课题生动有趣地向你描述，一些深奥的理论知识也让人感觉到兴趣盎然。他能让你感到，哪怕只用一点点时间，你都可以成为发明家。他还表现得十分幽默和富有诗意，对儿童满怀爱心。当他抱著一个小聋儿时，常常表现出真诚的快乐。他为聋人做的贡献会留存久远，并造福后世的孩子们。因为他个人的成就和感召，我们将对他满怀敬爱。
居留在纽约两年中，我见过许多知名人士。虽然我已久闻他们的大名，但却从未想过会同他们见面。同他们大多数人的第一次见面，都是在好友劳伦士·赫顿先生的府上。我十分荣幸能够到赫顿夫妇优雅宜人的家里做客，参观他们的藏书室。许多富有才华的朋友都为他们夫妇题词留念，表达自己对他们的钦佩之情。对我来说，能在图书室中亲自阅读到这些留言，真是莫大的荣幸。
据说赫顿先生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美好思想与情操。人们不需要读《我所认识的男孩》，就可以了解他。他也是我所认识的最慷慨、待人宽厚的人。
赫顿夫人是一个患难与共的真诚朋友，我思想中许多最可宝贵的东西的获得，都要归功于她。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取得的进步，也是在于她的引导和帮助。当我因学习困难而气馁时，她的信使我振奋，重新鼓起勇气。她使我真正体会到，征服一个困难，随后而来的事就会变得简单而容易。
赫顿先生给我介绍了许多文学界的朋友，其中有著名的——威廉·狄恩·霍尔斯先生和马克·吐温。我还见过李察·华生·吉尔德先生和艾德豪德·克拉伦斯·惠特曼先生。我也认识查尔士·杜德里·华纳先生，他善于讲故事，深受朋友们的敬爱，对人又富有同情心，大家都说他爱人如己。有一次，华纳先生带著森林诗人——约翰·柏洛夫先生来看我。他们和蔼可亲，在散文和诗歌创作上的才华为我所钦佩，如今又切身感受到他们待人接物的魅力。这些文学界名流，谈天说地，唇枪舌剑，妙语如珠，令人望尘莫及。就好像小阿斯卡留斯以不对称的脚步跟著英雄阿留斯向伟大的命运进军一样——他们对我说了许多至理名言。
吉尔德先生同我谈起，他是如何穿越大沙漠在金字塔作月光之旅的。有一次他写信给我，在签名下做出凹下去的印迹，以便我能够轻松摸出来。这让我想起，赫尔先生给我的信时也都会把签名刺成盲字。我用唇读法听马克·吐温为我朗诵他的一两篇精彩的短篇小说。他的思想和行为都与众不同，我在与他握手时，能感觉到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地闪光。甚至，当他以特有的、难以形容的幽默声调进行讽刺挖苦时，使你觉得仿佛他就是那个温柔、又有人类同情心的伊里亚德的化身。
我在纽约还见了许多有趣的人物，《圣尼古拉斯报》受人尊敬的编辑玛莉·玛普斯·道奇女士、《爱尔兰人》一书可爱的作家凯蒂·道格拉斯·威格因女士。他们送给我颇富情意的礼物，包括反映他们思想的书籍，暖人心窝的信函以及一些照片。
可惜篇幅所限，不能尽述所有的朋友。事实上他们许多高尚纯洁的品质，非笔墨所能充分表达的。甚至要讲到劳伦斯·赫顿夫人时，我的心中还犹豫不决。这里我只能再提两位朋友，一位是匹兹堡的威廉索夫人，在林德斯特时，我常去她家中拜访。她总是为别人做些好事，认识她多年来，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出自己中肯的意见。
另有一位朋友卡内基先生也使我受益非浅。他强而有力的企业领导才能无人能及，他英明果敢神奇的能力，博得大家的尊敬。他对每一个人都很仁慈，默默行善。由于他的地位，我是不应该谈到他的，但是应该指出，如果没有他的热情帮助，我进大学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朋友们创造我的一生。他们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把我的缺陷转变成美好的特权，使我能够在已造成的缺陷阴影中，安详而快乐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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