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唱晚

——中國八大古都的憂傷與宿命

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　

一個王城的成長軌跡　這是一個充滿宿命感和飄忽感的都城。如果從周武王克殷算起的話，北京建城的歷史已有三千餘年了。但是，在地理條件並未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爲什麼自3000年前起源直至唐代末2000多年間，北京卻始終只是地方政治中心而不能上升爲國家的首都呢？

　　脆弱紫禁城　紫禁城就這樣一層層地被圍裹着、一道道地被圈護着成爲城中之城。而整個北京城似乎變成了一個以紫禁城爲中心，設施完備、防禦嚴密的巨型工事。既然禁城堅如磐石又防守嚴密，宮禁面面俱到又處罰嚴厲，那麼到底是什麼東西最後攻破了一個固若金湯的帝都呢？

　　王城背後的王府興衰　有王城必有王府。王城的興衰必然導致王府的興衰。反之亦然。數百年來，王府井的滄桑沉浮折射了一個王城的厚重與悲涼。

　　當城牆成了"活化石"

　　皇帝顯然沒有意識到帝都正面臨巨大的危險。固然，在冷兵器時代，城牆的防禦功能對一個城市是起決定作用的，但進入近代社會以後，隨着現代兵器的發展。古代城牆的防禦作用已大爲減弱。一個帝國結束了，而帝國的城牆也終於成了"活化石"，只能在風中孤立無言。

　　最後的國子監　考生中了進士，官府沒錢刻石碑，結果是進士們自己掏錢刻石碑，刻上自己的名字，然後再搬入國子監，與其他的進士石碑立在一起。帝都文化斯文掃地如此，王城怎能不唱晚？

西安：一個王城的背影　

悲情之城　每一個王朝末期的動盪戰亂，都會採取極端手段破壞城市建築，甚至爲了顯示征服者的勝利，摧毀前朝文化和掃蕩前世影響，不惜動用非理性的殘酷報復發泄讓都城全部毀滅，不惜付出巨大的代價讓被征服者心理震懾。長安終於大難臨頭。

　　城牆的宿命　西安的城牆是青色的，刻滿了風霜與滄桑。可以說，古城牆上的每一塊城磚，猶如古書函般，都是解讀這座十三朝古都的典籍。站在城牆上聽風吟唱，世人會很容易理解西安這座城的厚重與悲涼。

　　那些曾經的歷史現場　西安曾經是中國厚重歷史的巔峯，但是當時光漫流，古時的輝煌不再，留給現世的只剩下殘破的城牆，荒廢的文物，以及西安人對歷史的沉迷與眷戀。西安到處存在着歷史的氣息。這氣息在殘破的街道，在一聲聲的鼓聲和鐘聲，在人的行走間，更在那些曾經的歷史現場。

　　秦腔遙遠　數千年來，秦漢雄風，盛唐氣象，裹挾着古老而沉重的大秦之音，艱難地行走在廟堂和民間的話語之間。只可惜，到如今這隻能是王城唱晚了，真正的王城唱晚。今天的秦腔已無法再現當年的輝煌，因爲秦腔芳華已逝。

　　帝都尷尬　作爲一個典型的廢都，一直以來王城的命運與遭際對這個城市人的心態有着非同小可的影響。王城唱晚，王城人內心的感受難與人言。在自負與自卑之間，一個曾經的帝都尷尬畢現。

南京：可疑的王氣　

南京往事　南京歷史上曾經用過的名稱有44個，這其中每一次地名的變化，往往都聯繫着改朝換代榮辱興衰。如今爲人們津津樂道的六朝金粉，實際上是火光血影中不斷上演的顛覆與再顛覆的悲喜劇。

　　王氣與歷史悲喜劇　"一國亡來一國亡，六朝興廢太匆忙"，鄭板橋的一句話道出的正是金陵的亡氣。南京既在"金陵王氣"的氛圍中書寫自己的歷史，又在人們對"金陵王氣"的譏嘲中飽受奚落。從王氣到亡氣，南京演繹了一個王城的命運。

　　那些傷感的時代遺痕　南京，這個王氣不旺的六朝古都，經歷了歷史的悲歡變遷，現在，只是一個蒼老得有些平庸的城市，"英雄一去豪華盡"，所以朱自清會說："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鋪子，到處都有時代的遺痕。"

　　六代豪華春去也　虎踞關位於清涼山東側，名與龍蟠裏相對。不過作爲首都，南京所能做到的，只不過是爲中國歷史貢獻一代又一代的亡國之君罷了。廢都南京城下，幾多白骨，幾多劫灰。

　　帝都斜陽，今天的南京依然拖着長長的歷史的陰影。老實平淡的日子遮住了過往的輝煌，這跌落是如此之大，好比從前是門庭若市，現在是朱門深鎖。王城終於衰落。

洛陽：花事已滅　

春秋已謝　驕傲難以承受衰落之輕　洛陽的驕傲，來自於十三個朝代的繁華煙雲，來自於牡丹花開的富貴靈氣，或者源自道學、理學等發祥地的大智慧。這種驕傲，其傳承的是中原文化的積澱和底蘊，而難以掩飾的則是帝都斜陽的落寞與憂傷。儘管牡丹富貴依舊，龍門石窟的歷史塵煙仍在。

　　中國之城　洛陽不僅是名副其實的"三教祖庭"，而且也是玄學和理學的誕生地。玄學誕生並興盛於洛陽。這五大思想流派，對中華民族的思想意識和"品格"的形成影響深遠。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決定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當重心錯位時　當古代中國的政治重心和經濟重心俱在黃河中游和下游地區時，許多帝王出於鞏固江山的考慮，往往不惜代價經營洛陽，但在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轉向東南、政治和軍事重心移至北方之後，　洛陽做爲國都的優勢便不復存在　洛陽衰變　"直須看盡洛陽花，始共東風容易別"，當最後洛陽花事已了，與政治中心舞臺從此作別時，也只能聽任歷史的牛車，馱着自己昔日的繁華，漸行漸遠了。

　　一個人與一座城　讓我們進入洛陽的歷史細節部分，瞭解一個城市的曾經的人文理想吧。洛陽曾經是司馬光的洛陽。這座城市見證和承載了一部鉅著的問世。這部鉅著與這座城市的輝煌交相輝映，可謂光耀古今。

開封：世間已無開封城　

六座開封城　魏大梁城在今地面下十餘米深；唐汴州城距地面十米左右，北宋東京城距地面約８米，金汴京城距地面約6米，明開封城距地面5米左右，清開封城距地面約3米深。層層疊壓起來的6座城池，立體地展示了從唐代到現在的兩千多年間，開封城的滄桑與悲情。

　　從開封到紐約　開封城的滄桑與悲情不僅震撼了國人，也震撼了世界。在20世紀即將過去的時候，美國《紐約時報》發表著名專欄作家克里斯托夫的評論文章："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雲"。

　　此城只堪成追憶　隨着生態環境的惡化，地處華北平原南部的開封地區日見蕭條，還有過幾次被黃河洪水完全吞沒的悲慘記錄，以至於連作爲一個省的政治中心的地位也被取代了。清朝末年修建京漢鐵路時，張之洞大筆一揮，鐵路線繞過開封拐到了鄭州，這給了開封最後一個致命打擊，使得開封最終淪落爲一個二三流城市。

　　帝都最後的象徵　曾經的繁華，剎那間是殘垣廢墟，當年的血淚，最後是隻語片言，通通掩埋在千年的浮塵之下，消失在遙遠的時空當中。千年後，人們能看到的，也只有這座孤零零的鐵塔，冷峻佇立，隱忍不語，並由此成爲一個帝都最後的象徵。

　　帝都餘味　走到今天，當年那個如此風光的都城，究竟還有什麼現實的存在讓我們去體味曾經的繁華呢？冰冷的鐵塔不語，火熱的開封小喫卻熱情洋溢，似乎還在向世人提示往日的榮光。當帝王遠去，帝都殘敗，千年的美味依然不變。這是一個帝國永遠的饕餮，這是開封人脣齒間千年不變的記憶。

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　

都城記憶裏的晨昏明暗　太多太多的前朝寺廟，太多太多的都城往事，密密地聚集在西湖周圍的山水中，樹叢間，道路旁，使得杭州，似乎永遠是人間的天堂樂土。活躍在這片樂土上的，有東坡這樣的名士，柳永這樣的才子，有林和靖這樣的隱者，蘇小小這樣的名妓，有岳飛這樣的將軍，弘一這樣的法師......歷史在這裏凝縮，傳說在這裏會聚，而存放在一個都城記憶深處的晨昏明暗，又有什麼能夠取代呢？

　　別一種視角　如果從自然地理環境角度解讀一個都城的興衰榮辱的話，杭州城的演變也爲世人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視角。現如今，站在吳山上，俯瞰山腳下萬家燈火繁榮依舊的城市，千年只不過是一瞬，南宋都城的萬千氣象彷彿就在眼前，讓人心旌動搖，唏噓不已。

　　失落的城門，王城依舊在，只是沒了維護王者尊嚴的城門－－南宋以前，杭州有旱門十三，水門五個。自元、明、清以來，杭州城已固定爲十個城門，但是幾經滄桑，杭州昔日的城門現在均已湮沒，只剩下古城門遺址的石碑。

　　柔弱之都多偏安之主　在中國八大古都中，杭州可能是最柔弱不堪的都城了。柔弱之都多偏安之主。南宋共九帝，其中病死的6帝，國亡跳海而死的1帝，在元軍追擊下驚嚇而死的1帝，被俘後又被冤殺的1帝。可謂可憐之都必有可恨之主，這些懦弱的皇帝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一個都城的命運。

　　

鄭州：遙遠的絕響　

一座廟與一座城　現實中的文廟卻只能寂寞委屈地活着，它幾乎被鄭州人遺忘了。這種精神性的遺忘在鄭州人的歷史記憶中可以說是致命的。鄭州缺乏故事，缺少細節，缺少風情，缺少韻致。最重要的，鄭州人缺乏記憶。他們遺忘了3600年前的那段歷史，那段貴爲國都的歷史。

　　3600年前的塵埃落定　3600年前，一個偉大的王朝從此起步。沒有人懷疑它已歷經千年風雨，沒有人懷疑它曾坐擁鐘鳴鼎食，沒有人懷疑它承載得起千古文明的浩浩氣度，沒有人懷疑它鑄就了青銅文明金聲玉振的藹藹華彩，儘管它已沉默數千年。

　　都城之殤　由於鄭州爲都年代距今太遠，歷史的塵埃終究掩埋了其奪目的光輝，這是一個幼年中國時代的都城之殤。而它所必然付出的代價就是－我們不得不承受5000年中國文明史中，只見後3000年文化古都，而不見前2000年文化古都的缺憾。

　　中原大宿命　儘管鄭州是一座古都，但市民卻很難形成一種對鄭州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失落和迷茫如影隨形地伴隨着鄭州。鄭州爲何衰落至此？其實說到底，鄭州衰落是數千年來中原衰落的大背景造成的。當南京、北京先後崛起，當洛陽和開封風光不再時，鄭州也只能是愴然無語。

　　有兩個人　很多年以後，鄭州依然會記得在其城市命運史中起過重大作用的兩個人：伊尹和馮玉祥。這兩人身上典藏着鄭州故事，散發着鄭州魅力，攜帶着探究國都鄭州的窺鏡和鎖匙。特別是伊尹，是他在黃河南岸，在黃土高原與華北平原的交界地帶策劃了鄭州市最初的母體，開創了鄭州城這個未來中國人口密度最高地區的人類大型聚居地的歷史。

安陽：童年中國的榮光和惆悵　

三千年前是帝都　激盪的洹水沒把商王那"茅茨土階，四阿重屋"的宮殿夷爲平地、變爲河川，但歲月的河流卻把輝煌的殷商之都沖刷成爲殷墟，把它打扮成華北大平原再普通不過的煙村草樹，３０００多年前的都城化爲大地之表的一個叫"小屯"的村子。

　　都城命運史　在都城的命運史上，歷史還安排安陽演繹了一個極富戲劇性的結局。1909年，袁世凱隱居洹上，韜光養晦，以此發跡逼清室遜位；並在民國革命大潮中當起了中國最後一個"皇帝"，結果僅在位83天一命嗚呼歸葬安陽。這個意外卻戲劇性的結局使安陽不僅成爲中國第一都城，也埋葬了最後一個"皇帝"。

　　碎片或傳說　安陽，一切都像我們所知道的，當年作爲殷商的都城，隨着商紂王在朝歌的鹿臺上滿身纏繞了流光溢彩的珠寶玉衣而自焚的火焰的熄滅，留給它的只是破壞殆盡的一片廢墟；而在此後的兩千年中，安陽從來沒有在達到諸如商都那樣的鼎盛與炫赫。那些曾經燦爛的文明，在今天只能以碎片或傳說的形式呈現在世人面前了。

　　甲骨文的重量　假如甲骨文沒有被發現，安陽也許真的只能夠殘存在歷史的底稿裏，作爲一個亡國之君的陪都。但是甲骨文改變了這一切。有了甲骨文，三皇五帝的種種豐功偉業不再是空口無憑的稗官野史。甲骨文，那些刻在獸骨龜殼上的文字所記載的，是中國真實歷史的開始。

　　古都之父　《周易》是以占筮的形式推測自然和社會的變化，是講變通的哲學，但是它卻沒有推測出其誕生地的興衰榮辱。現如今，在中國八大古都中，只有殷墟消失得最徹底。所謂大道無言，想來真是不無道理。

　序言　穿越城牆

穿越城牆　

穿越塵封的歷史和歲月　

把手伸向時間深處　

撫摩歷史的額頭　

穿越城牆　

王城帝都的嬗變和興衰　

在長嘆與幽思中　

全部化作　

紙上的憂傷　

－－海默《穿越城牆》　

在那些遙遠的朝代，一個個王朝的輝煌與衰落總是起于都城，又止於都城。

　　穿越中國八大古都的城牆，去尋找王城帝都嬗變的軌跡和興衰的密碼。在中國八大古都的臉上，前世的滄桑與和今生的魅影揮之不去。

　　每一個王朝開始的時候，首要面臨的一個問題便是：我把都城定在哪兒。

　　中國都城歷史悠久，它既是王朝興衰的標誌，同時也是古老的中華民族勤勞智慧的象徵。上溯到奴隸社會時代，在黃河流域就出現了許多封建王朝的首都，這些都城都是當時的人氣鼎旺的大型部落。如夏王朝（約公元前21世紀到16世紀）始建於陽城（今河南登封東），爾後數易其都；商王朝（約公元前16世紀到11世紀），始建於亳（今山東曹縣南），爾後亦數易其都。它們是我國最早的古都。自西周伊始，各地城市迅速發展，僅根據六世紀初期成書的酈道元所著的《水經注》一書的記載，上起夏商，下迄北魏，中國城邑數量即達3000餘處。

　　實際上，"八大古都"的說法只是近兩三年的事情。在上世紀20年代學術界的說法是"五大古都"，它們是：西安、洛陽、北京、南京、開封；上世紀30年代經歷史地理學家陳橋驛先生提議，將杭州加入，於是有了"六大古都"的說法；到了上世紀80年代經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提議，再將安陽加入，於是成爲"七大古都"；2004年在"鄭州商都3600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都學會2004年年會"上，與會的100多位知名專家學者通過研究論證，一直同意將鄭州加入，於是"八大古都"的說法塵埃落定。由中國古都學會《中國八大古都》叢書編纂工作也同時啓動。

　　在中國古都城的遷移路線圖上，"水"曾經是最重要的關鍵詞。夏、商時期的國都就依黃河支流而轉移。秦在咸陽建都100多年間，依賴渭河、黃河航運，逐漸成爲戰國七雄中最強盛的國家，並進而統一了全國。秦朝以後各朝代的首都選擇，日益顯示出政治和經濟雙重考量的因素。中唐以後由於氣候的變遷，黃河、渭河泥沙大增，渭河及黃河三門峽一帶漕運十分困難，致使天子也常常不得不"逐糧而居"，建東都洛陽。西漢時期，朝廷最大的威脅來自北方的匈奴，定都長安就是一個必然的選擇。到了東漢，匈奴的政治威脅降低，而廣闊的中原地區具有更大的經濟潛力，於是，東漢的首都定在了洛陽。唐朝一統天下，唯一的威脅就是北方突厥，因此，首都又選擇長安就順理成章。趙匡胤建立北宋，之所以定都開封是爲了顯示自己是合理取得天下，而不是政變。面對金國咄咄逼人的進犯，南宋不得不選擇相對安全一些的杭州。朱元璋定都南京是出於靠近經濟發達地區的考慮。而元朝和清朝相繼定都北京幾乎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因爲中國曆朝歷代政權，如果不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大多都受到北方民族的巨大威脅，所以他們選擇了兼顧南北的北京作爲首都。

　　從一個個建都的歷史故事裏，我們看到了歷史的必然與偶然。但那只是故事的開始，故事的開始各有理由，然而，故事的結局卻大都逃不出"悲劇"二字。

　　這是因爲都城太過重要。都城，承載着王氣，承載着風水，承載着文明嬗變的脈絡，也承載着王朝興衰的密碼。都城對於每個朝代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而都城一旦改變則意味着改變了國家的政治文化中心，毫無疑問會對一個王朝產生重大的影響。同時，對都城自身而言，它的輝煌與宿命總是與一個個王朝的輝煌與宿命聯繫在一起的。因爲中國是個首都型的國家，首都的歷史長度往往就是朝代或國家的歷史長度，改朝換代不僅影響了朝代的命運，還影響了都城的命運。

　　第5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1）

　　現如今，除了仍然做着首都的北京外，其他古都都已輝煌不再。"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面對古都我們不免湧起巨大的滄桑感，現實的選擇，歷史的選擇，都讓一個個都城故事顯得分外悽美。

　　西安，一座悲情之城，一座有隱痛的城市，現如今，她的隱痛全埋在城牆裏面。西安之所以有隱痛，是因爲她有往事－－長安往事。十三朝古都的往事，一代又一代，堆積如山。這座城曾經太磅礴，真可謂滄海桑田，白雲蒼狗，也難掩其昔日的風采。一千四百年前的這座古都，面積是現在西安老城的十倍；一座大明宮，是北京紫禁城面積的三倍。盛唐時代的長安城，還有白人和黑人居住，真正是一座"國際化大都市"。但是在今天，哪怕在西部，西安已經不能稱老大了，更遑論全國。

　　南京歷史上曾經用過的名稱有44個，這其中每一次地名的變化，往往都聯繫着改朝換代的榮辱興衰。如今爲人們津津樂道的六朝金粉，實際上是火光血影中不斷上演的顛覆與再顛覆的悲喜劇。大悲大喜，悲喜相續，歷史在這裏翻過的每一頁都過於跌宕，每一頁又翻得過於急促。現在，經歷了歷史悲歡變遷的南京只是一座蒼老得有些平庸的城市。

　　洛陽，一座驕傲而又難以承受衰落之輕的城市。洛陽的驕傲，來自於十三個朝代的繁華煙雲，來自於牡丹花開的富貴靈氣，或者源自道學、理學等發祥地的大智慧。這種驕傲，其傳承的是中原文化的積澱和底蘊，而難以掩飾的則是帝都斜陽的落寞與憂傷。現如今，洛陽早就繁華不再，垂垂老矣。

　　回首開封，在幾千年來的歷史長河裏，它以國都、省會、普通州府以至廢墟的面目不斷變幻。這裏曾有過信陵朱亥的大梁悲歌，李白杜甫的梁園長吟，五代紛爭的金戈鐵馬，以及東京汴梁的大宋繁華。同時這裏也有過數不清的兵災水患，天災人禍。開封城的滄桑與悲情不僅震撼了國人，也震撼了世界。

　　還有杭州......，還有安陽......，還有鄭州......

　　老槍新著《王城唱晚》一書傾情講述了"中國八大古都的憂傷與宿命"，融學術性、文學性和批判性於一體。不僅詳盡敘述了中國八大古都的歷史、發展和演變，更重要的是，以反思的視角和批判眼光，對八大古都的困境與尷尬、憂傷與宿命、現實與未來進行了條分縷析地冷靜地思考和解剖。如今，古都亦換新顏，本書的出版，無疑將重新激起人們對這些古都的熱切關注，進而推動這些古都的繁榮和發展。

　　接下來，我們抓緊要做的事情是，穿越城牆，穿越歷史的城牆和心靈的城牆，從一座座王城的悽美故事來解讀王朝興衰的密碼，進而感悟中國八大古都自身的憂傷與宿命。

　　是爲序。

　　（海默，男人、詩人、出版人，城市比較文化研究學者，著有《中國城市批判》等，現居北京）

　　

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　

一個王城的成長軌跡　很多年以後的今天，王城北京的國都史依舊耐人尋味。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充滿了宿命感和飄忽感的都城。如果從周武王克殷算起的話，北京建城的歷史已有三千餘年了。其實從它誕生之日起，北京的王者氣象就令人有所期待。北京地處華北平原與西北蒙古高原、東北松遼平原之間，西北是燕山山脈，西南是太行山脈，南面是華北平原，東面是渤海灣。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環抱渤海，成爲拱衛北京的屏障。北京北依山險，南控平原，處於北京小平原、南方大平原、北方山地之間，與關中一樣，具有非常優越的軍事地理條件。

　　但是，一個疑問產生了：在地理條件並未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爲什麼自3000年前起源直至唐代末2000多年間，北京卻始終只是地方政治中心而不能上升爲國家的首都呢？是什麼阻礙了北京的王者氣象在2000多年的時間向度中不能燦爛生髮呢？歷史老人究竟給了北京這個城市怎樣的玄機呢？

　　在公元前十一世紀西周王朝時，北京是周朝分封的薊國，後來到了春秋時期，燕國吞併薊國，成爲燕國的都城，叫薊城。因爲燕國的關係，又叫燕都、燕州、燕京等等，後來也稱幽州。假如當時統一中國的不是西邊的秦國而是東邊的燕國的話，那北京很可能從那時起就變成政治經濟和所有一切的中心了。

　　第6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2）

　　但歷史沒有假設。燕國最終沒有統一中國，西秦統一了中國，這樣，在後來的上千年裏，長安和洛陽就成了中國的中心。燕國不但未能統一中國，實際上燕國君臣們連統一中國的夢都沒有做，因爲整個戰國時期燕國最弱。

　　但接下來，歷史似乎成了必然與偶然交匯的遊戲，變成了一系列鬼斧神工般的誤會與巧合。

　　在衆多王朝開創者與繼承者的目光審視與隱祕思考中，北京經歷了不斷地浮出水面卻又漸行漸遠的過程，直至不經意間悄然回頭－－那是這個後來註定要噴薄而發的都城的驚鴻一瞥。

　　而這一切，最終構成了一個王城的成長軌跡。

　　如果不算作爲周諸侯（燕）王城的那段歷史，第一個把北京定爲都城的是唐天寶年間的叛將史思明。他在范陽（古稱幽州，今之北京）自立爲大燕皇帝，但兩年不到，他就被自己的兒子史朝義殺掉了。史朝義掙扎了兩年，也於763年自殺，范陽重回大唐治下。

　　北京的又一次被定爲帝都，是在一百八十年後。公元938年（遼會同元年），遼太宗耶律德光定幽州爲南京（一稱燕京）。原來的南京（遼陽府）改爲東京，但是政治中心還是在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巴林左旗境內）。總之，幽州（今北京）從來就不是遼的首都，它真正成爲首都是在1153年（金貞元元年），此時距金滅遼已有二十八年之久了。1122年（金天輔六年），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軍隊把遼天祚帝趕到了燕山以西，完全控制了遼屬的河北、遼西地區，並順利地佔領了遼的南京（今北京）。在對遼戰爭中，金與北宋是盟國，當初曾有協議，驅除遼人以後，燕、雲故地要歸還給宋。1123年阿骨打突然死了，金國的大臣們主張毀約，金太宗完顏晟卻說："是違先帝之命也，可速與之。"於是，幽州（北京）在被異族統治近兩百年後居然又"迴歸"了。不過這次迴歸真可謂是曇花一現，北宋人大概還沒來得及開府建衙、籌措防務，金國的大兵又打了回來。1125年春二月，金兵佔領了幽州，改稱爲燕京。1149年，海陵王完顏亮登基稱帝。1153年，完顏亮把朝廷從上京遷到燕京，並命名爲中都，這纔是北京真正成爲首都的開始。

　　只可惜金中都只維持了五十年，北京這個都城在他的童年時代註定要見證刀光血影，要經歷屈辱和恐懼。1213年，成吉思汗大軍南下，橫掃河北。燕京（成吉思汗改稱中都爲燕京）周圍的州縣全被他佔領（整個河北僅十一城未下），但燕京他卻沒有殺進去。1214年三月，蒙古大兵住在燕京北郊，將士們都想進城擄掠，可成吉思汗不同意，他派人進城給金主傳話。剛剛即位的金宣宗趕緊抓住了這個求和的機會。和約是簽了，但中都卻無論如何再也住不下去，一個月以後，金把國都遷到了南京（即汴京，今開封）。北京第一次作爲首都的歷史到此結束。遷都以後的金政權又苟延了二十年，那是一段在屈辱和恐懼中等待滅亡的悲慘歲月。至於中都（今北京），1215年就被蒙古人佔領了，那時候的蒙古人大概還不懂得建設都城的重要意義，他們的政治中心從曲雕阿蘭到和林再到上都，遷來遷去始終在大漠深處。此後的半個世紀裏，一度繁華的中都（燕京）逐漸被荒廢和遺忘了。

　　但是忽必烈很快就意識到，大帝國必須有一個與之相稱的大首都。他即位不久就開始籌劃此事。他派出了一個考察組替新都選址，並很快批准了考察組"定都於燕"的建議，於1264年（至元元年），將燕京又改回叫中都，常設的中央機構逐步轉移到此（每年四月到八月仍隨皇帝回上都避暑）。1267年（至元四年），建設新都城的宏大工程正式破土動工。新城位置就在中部的西北面，面積相當於中都的三到四倍，這可真是歷史上不多見的大"項目"了，投入的人、財、物力暫且不論，光時間就費了整整十年。爲了確保工程的順利進行，忽必烈委任河北最大的地方勢力頭子張柔判行工部尚書事，他兒子張弘略爲築宮城總管。工程進行到第六年（1272年），城牆宮室初具規模，忽必烈下令，中都改名爲大都，北京從此成爲世界歷史上無論規模和影響都首屈一指的都城。

　　第7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3）

　　可以說在都城北京的命運史中，忽必烈是個繞不過去的"貴人"。那麼，忽必烈爲什麼選擇燕京這塊地方建設自己的首都呢？今天分析起來大概有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忽必烈從年輕時起就仰慕漢文化，所謂"在潛邸時，訪求賢才，虛己諮詢，延聘四方名士，問以治道"。到他哥哥蒙哥（憲宗）即位以後，更是委託他管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他一心想做個文治武功獨步古今的中國皇帝，而不是在荒野大漠裏妄自尊大的可汗，因此，都城遷入漢地勢在必然，否則何以爲華夏天子？

　　第二，忽必烈畢竟是蒙古人，有他獨特的戰略考慮。凡漠北關外崛起然後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始終對發祥地保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並且本能地視之爲永久的大後方。因此，都城儘管設在漢地，但卻不宜過分遠離大後方，以免險生不測時進退失據。事實證明，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戰略遠見，一百年後當徐達、遇春的軍隊挾風雷之勢直逼燕京，元順帝能帶着子孫嬪妃及扈從兵馬從容北遁，就是因爲大都去口外不過百數十里，倘若都城遠在南方，就決不可通過人煙密集的漢族地區而逃歸漠北，也就沒有後來的北元政權和韃靼王國了。

　　第三，高寒地區的民族怕熱不怕冷，對中原氣候很不適應。唐時吐蕃佔領長安，十二天就自動撤軍，後晉時契丹進佔開封，也只住了三個月，水土不服無疑是重要原因。耶律德光（遼太宗）全勝班師時就說過"汴州炎熱，水土難居"的話。蒙古人抗熱的能力恐怕比契丹人更不如，爲此他們纔會在每年四月到八月不辭車馬勞頓到上都去避暑。北京不算太熱，而且離上都也較近，不失爲理想的定都之所。

　　第四，當時北京具有爲建都提供後勤支持的資源和條件。在這方面，水是被放在第一位來考慮的。中國北方地區因爲缺水致使生態不斷惡化，再加上戰亂等原因，凋敝的農業經濟很難承受起一個帝國首都所帶來的沉重負擔。趙匡胤當年統一天下之後，一直想把都城從開封西遷，先洛陽，後長安，分兩步走。但最終一步也未能走出，主要原因就是上述兩個故都"京邑殘敗、宮闕不修；年食不充、畿內民困"。當然，開封情況也好不了多少，但至少一免遷徙之費，二享漕運之便－－江、淮之米可逆汴水而直達。在忽必烈時代，元大都地區堪稱水源充足，而且他身邊又有一位傑出的水利學大師－－郭守敬，郭守敬不單是修鑿多條渠道，在畿輔周圍灌田萬頃，而且把昌平和西山一帶的泉水引入積水潭，然後由南面出城再東拐，直達通州，連接京杭大運河。從此，江南的糧食就可以從河道或海道一直送進北京城內。忽必烈看準了水是保持大都繁榮穩定的基本前提，在這方面，他也捨得投入，於是，此後的幾十年間，北京發展很快，南方的一些廢都、故都漸漸地不能望其項背了。

　　然而，統治中心遠在北隅，對南方漢人而言卻是顧慮重重。從江淮起家的朱元璋，當然不會把國都建在北京，這倒並非因爲他是南方人，怕冷，而是回顧歷史，從未見過漢人大帝國把統治中心放在偏遠北隅的先例。朱元璋決心定都南京，這裏畢竟是他的老窩。可人算不如天算，他沒想到南京作爲大明帝都只維持了五十二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從他侄兒建文帝手中奪得皇位之後，他突發奇想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即元大都，那時叫北平府）去。

　　不過，朱棣的遷都計劃並沒有一步到位。雖然1403年（永樂元年），他就宣佈建立北京，將北平府改爲順天府，但這只是讓北京取得了陪都的地位，南京仍然號爲京師，也就是首都。不過北京這個陪都不同尋常，它一開始就建有一整套的政府機構，設有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國子監等等。所謂"行"，就是中央派駐的意思。北京的行部是六部的綜合機構，設尚書兩人、侍郎四人。六部的具體業務，由郎中等官員分工負責。

　　到了1406年（永樂四年），朱棣開始在北京大興土木。因爲規模大，要求高，基建工程足足費時一十五年，直到1420年（永樂十八年）冬天，才基本完工。朱棣確實是北京城市建設史上貢獻卓著的人物，今天北京二環以內城池宮室的規模和格局就都是他那個時期留下來的。

　　第8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4）

　　1421年（永樂十九年）春天，朱棣遷都到北京，北京改稱京師，老京師變成了陪都南京（應天府）。朱棣回到北京後，只活了三年半時間就在徵蒙古的途中病死了，皇位由他的兒子朱高熾繼承。朱高熾一直不支持父親的許多政策（包括都城北遷），他一即位就宣佈要還都南京，取消北京的京師稱號，北京都司也複稱行在。不過，他皇帝當了不足一年就死了，由兒子朱瞻基繼了大位。朱瞻基（宣德帝，廟號宣宗）在位十年，既沒有取消他父親南遷的成議，也沒有實施南遷的行動，其未能決斷的主要原因應當是出於大局安危的考慮吧。

　　明朝的定都問題一直到1441年（正統六年）才最後解決。這年，朱瞻基的兒子朱祁鎮（英宗）頒詔，定北京爲都，複稱京師。這樣，北京的國都地位總算確立下來了，但後來的歷史證明，這對於明朝來說並非是一件好事。作爲國都，北京實在過於接近邊境（而且是最具威脅的邊境）了，因爲這點，它一次又一次地給明朝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最後政權的覆滅也不能不說與此有關。就在朱祁鎮定都北京之後八年（1449年），崛起的蒙古瓦剌大舉入侵，直逼京畿，結果導致土木堡一場大敗，朱祁鎮本人也當了俘虜。皇帝被抓走了，怎麼辦？北京城裏亂成一團，"羣臣聚哭於朝，議戰守"，有人主張遷都南京，以于謙爲首的主戰派極力反對，他們擔心，一旦遷都，就會像宋朝南渡一樣，再也回不來了。爲了保衛這座孤立在敵前的首都，于謙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事實上，當時如果沒有于謙領導下的北京保衛戰的勝利，蒙古軍隊定會把北京城燒殺擄掠一空，北京城的命運走向就不好說了。

　　當蒙古人的勢力逐漸衰落下去時，女真在滿洲卻一天天強大起來。滿人進了北京以後，圍繞着是不是在北京建都的問題上發生過爭論。保守的滿洲貴族們心繫關外的故土，留戀舊有的生活方式，主張"還守瀋陽，或退保山海"。獨攬大權的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野心大，眼光也遠，他說先帝（皇太極）說過"若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必須按既定的方針辦。在多爾袞的堅持下，北京被再次定爲帝都。如果單純從"圖進取"的角度看，多爾袞未必不會考慮到都城進一步靠南會更有利一些，但當務之急卻是先進關站穩腳跟再說。北京是大明京師，讓順治帝在這裏登基，就意味着滿人正式入主了中國，時不我待，越快越好。況且這也是當時自己佔領下的惟一一座舊都，沒有其他選擇的可能。與此同時，更爲重要的是，要想在中國建立長治久安的統治，必須取得廣大漢人在政治上的認同感，即承認新朝是傳統皇權的合理繼承者。

　　於是，在清朝二百七十年間，北京作爲國都，享受到了優先而系統的建設和發展的機會，這方面的成就，當然反過來使其國都地位被進一步確認。

　　如果從公元938年耶律德光定幽州爲南京算起，北京作爲帝都，爲時大約八百年（扣除遼末金初的五十年、金末元初的六十年和明初的五十年）。這是帝都北京的光榮和宿命，是偶然，但同時也是必然。

　　因爲－－就像飛機一定要抵達地面，不管是以優美的方式還是悲壯的方式，北京的帝都身份只要條件具備的話，那是遲早要到來的：　從純軍事角度講，首都城市必須建立在有利的地理位置上，有險可恃，以有助於戰時的守禦，此即所謂的"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o乘馬》）。但實際上，作爲國家的根本所在，首都"大山之下"或"廣川之上"的地理位置僅具象徵意義，古代中國真正的戰爭時期少有兩軍長期對峙於首都之下的現象。一旦大軍壓境，往往早已人去城空。因此，古代中國的首都更多地建在政治需要與軍事需要相結合、並且也更有利於實施政治統治、具有便利交通條件的重要戰略位置上，以有利於戰時指揮調度，同時也有利於政治統治渠道的暢通。西安賴以建都的關中平原東臨滔滔的黃河，其餘三面則是大山環峙。它的西南面有太白、終南、驪山、華山等峯巒構成的秦嶺山脈，西面是高大的隴山，北面有梁山、黃龍山、岐山等構成的北山山系。只有函谷關一線開向東方，山川形勢十分險要，歷來有"金城千里"、"四塞以爲固"之說。與西安較爲類似，地處九州之腹的洛陽背靠邙山，面對龍門，東有虎牢險關，西接函谷要隘，因而被認爲是"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除此之外，南京則以"長江天塹，龍蹯虎踞"，且"控引二浙，襟帶江淮"，具有重要的戰略優勢。而北京與關中一樣，具有非常優越的軍事地理條件。這是北京成爲帝都的必要條件之一。

　　第9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5）

　　與政治、軍事因素一樣，經濟因素也是古代中國擇都所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很明顯，首都所需物資如果不能得到有效供給，城市的政治功能就難以得到有效發揮。與西方中世紀城市較強的經濟屬性不同，中國古代城市政治、軍事功能非常強大而經濟功能卻較爲弱小，城市僅僅是"王公貴族的營壘，帝國廣闊疆界中實現行政統治的獨立的島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城市的生存與發展仰賴於農村的經濟給養。而在各等級的封建城市中，首都又因其消費人口的衆多而必須通過行政的力量從全國各地聚集資源，首都所需運送的物資數量也更巨。

　　這種經濟的因素從兩個方面影響了中國古代都城的選擇：一是所選定的都城位於富庶的農業區域中心。在這方面，中國古代八大古都中的西安、南京、杭州等三大古都的優勢體現得較爲明顯。西漢時期西安所處的關中平原爲當時天下最爲富庶的農業區域，"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記o貨殖列傳》）。南京位於已得到較大開發的長江三角洲西端，三國時期爲吳國首都。而富庶的區域農業經濟也正是南宋選擇杭州作爲首都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所選擇的都城交通相對發達，能夠較爲便利地從各地運輸物資至此。洛陽之所以自西周初年起即被作爲陪都建設，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定都於此有利於集聚貢賦、積儲物資，因爲洛陽處於"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的中心位置。在開封被定爲北宋王朝首都之前，這一城市已發展成爲交通非常發達的"北控燕趙，南引江淮"的水陸都會。

　　而漢唐以來中國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分離，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的綜合和大運河的興修，則是北京最終於元代以後發展成爲統一帝國首都的根本原因。

　　至關重要的原因是，長城沿線以北遊牧民族與南方農耕漢族之間長期持續不斷的爭奪是我國大一統王朝首都位於北方的決定性因素。因爲較之農耕經濟而言，北方草原上的遊牧經濟的最重要特徵即在於其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無論雪災還是旱災，任何一次較大的自然災害都可能對其基本的生存造成直接威脅。爲了維持生存，草原民族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南向入侵。而草原民族的長期馬上騎射生活又使其較之南方漢族更具戰鬥力。儘管從春秋戰國開始，南方漢族政權爲抵禦草原民族的入侵而開始修築長城，直到晚近的明朝長城又再一次得到強化，但是長城從來沒有真正阻擋住來自北方的入侵。因此，對於任何一個已實現內部統一的封建王朝來講，"攘外"便成爲維持其統治的一項長期不斷的基本任務。維持國家統治的基本需求決定了作爲政治中心的首都必須建立在更有利於"攘外"的北方。整個前近代時期漢族與草原民族之間矛盾的一直存在決定了中國的政治重心從未真正離開過北方。

　　但是，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中國的經濟重心卻呈現出由西向東、由北而南的轉移趨勢。秦漢以來，作爲華夏文明的發源地，我國北部黃河中下游地區，尤其是關中地區由於開發最早，也就成爲中國農業經濟最爲發達、也是最爲富庶的地區，相比較而言，山東、河北等地都沒有關中一帶的農業經濟發達。這一時期南方的開發更少，除巴蜀、荊楚等少數幾個地方得到較好的開發而外，包括長江下游在內的更多地方的農業經濟發展都還很落後。因此，秦漢以來中國經濟重心在西北的集聚決定了北方草原民族（當時主要是匈奴）主要是從西北方面與南方漢族發展關係。這樣一來，在以今陝西關中地區爲核心的西北地區便成了中國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的聚集點。

　　漢朝以後，長期而頻繁的戰亂與政權割據對以關中爲核心的北方地區的農業和商業手工業都造成了持續時間長達數百年的嚴重破壞。與此同時，由於長期的過度開發所帶來的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水利灌溉衰退以及土地日益貧瘠等，使關中地區生態環境不斷惡化，自然災害日益增多。據統計，唐朝自唐武德七年（624年）至開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裏，京畿地區旱災10次，水災7次，蝗災3次，計20次；都畿地區旱災1次，水災12次，共13次。因此，唐朝時關中地區的農業生產已不能滿足西安作爲首都的需要，正如時人的總結："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　（《新唐書卷五三o食貨志》）。

　　第10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6）

　　在西北地區生產力不斷下降的同時，南方的持續開發使我國的經濟重心自魏晉以來逐漸向東南轉移。西漢末年，由於農民起義對黃河中、下游地區生產力的破壞，大批災民"避亂江南"。北方人口的南下，除了大大地增加了南方的人口和勞動力之外，還給江南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提高了江南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火耕刀種的粗放農業不斷得到改善，從而加速了江南的開發。到南北朝時期，江南地區城市也得到較大發展，六朝時期的江南經濟，無論在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等方面，均已超過北方。唐宋以後南方經濟的進一步開發使我國的南方尤其是長江中下游一帶成爲我國的經濟重心。

　　經濟重心由西北向東南移動的同時，北方草原的遊牧經濟並沒有發生改變，北方草原民族與南方農耕民族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也並未因而消失。這樣一來，中國的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隨之發生分離。爲了更接近東南方經濟重心獲取資源維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草原民族的勢力必然也隨之由西向東轉　移。此即意味着，自西周以來北方少數民族不斷由西北方向南下的侵略道路開始改由更多地自東北方向南下，於是，東北地區的政治、軍事意義便開始超越西北而不斷上升，到遼之後，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不管是漢人還是少數民族，誰想掌握全中國，就必須佔幽燕。也正是在此基礎上，北京在中國政治版圖中的地位開始凸顯，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由於北方的少數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先後興起，並不斷南侵，原有的大一統王朝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由於北京在民族關係中的重要地位，它繼續保持着區位的優勢，成爲中國政權格局演變中的受益者"。

　　正是由於北京所處位置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而不僅遼朝，而且金朝擇都時都看中了北京，"燕蓋京都之首選也"（《金史o梁襄傳》）。此外，隋代以後大運河的興修使得南北大規模物資運輸成爲可能，而元代大運河的修浚更使大運河上的物資運輸暢通無阻，這便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建都北京在經濟上所面臨的障礙。因而元朝以後，北京便開始由分裂政權的首都上升爲封建大一統帝國的首都，曆元明清三代，一直經久不衰。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不管是完顏亮、忽必烈還是朱棣、多爾袞這些帝王如何有着隱祕想法，個人的偶然意志背後還是有着歷史"必然手指"的推動，而帝都北京則靜觀其變，坐享其成。

　　毫無疑問，這是北京的宿命與光榮，北京因此成爲中國所有帝都中呼之欲出的"獨一個"。

　　脆弱紫禁城　景山並不高峻，但高度剛好適宜人們俯視這座古老的城市。景山制高點上的萬春亭，是北京惟一沒有實用功能的宮闕建築，然而它卻被賦予更加重要的意義－－這座突起的四角攢尖式古亭給人們觀察這座古城提供了最佳視角。每到重陽，明清的皇帝們都會登臨景山。當聖駕在山頂升座時，他們大多會前趨身子，去俯視目光所及的重重殿宇和遐想中的無限江山。

　　他們－－會看到什麼呢？關於紫禁城，關於這個帝都最核心與最堅固的部分。

　　當然了，這只是一個帝王的視角，是俯視；而對芸芸衆生來說，紫禁城是用來仰視或者說是景仰的。清朝時，一位外國公使抵京，要面見皇上，但又拒絕下跪，禮部官員於是"別有用心"地安排他從正陽門進城。這顯然是一次令人震撼的覲見，一方是渺小的個人，另一方是規模宏大的東方建築羣落。這位外國公使走過大清門、千步廊和御道，天安門金色的重檐、深紅的城樓、潔白的階石欄杆、石獅華表歷歷在目，而以深遠的藍天爲背景，看上去如同夢境裏的佈景，令他傾倒。走過端門、凹字形的午門，那裏充滿東方王朝的神祕力量；而午門後的太和殿廣場，卻又豁然開朗，節奏變得舒緩，有內金水河彎曲流過，如天國般寧靜深遠。在太和殿上，他身不由己地跪倒，完全被紫禁城透露出的王氣所征服。

　　歷經了數百年的風風雨雨，見證了人世間的興興衰衰，"幾度夕陽紅"的紫禁城居住過從明成祖朱棣（永樂皇帝）至清遜帝溥儀（宣統皇帝）兩朝共二十四位皇帝，統治中國長達五百年之久。紫禁城名字的由來可以說體現了一個帝都的存在哲學。據說，"紫禁城"含義有兩層，其一緣於"紫微正中"理論，即在古代，天文學家經過長期觀察發現，紫微星垣位於中天，位置永恆不變，於是就認爲這是天上帝王的居所，因而也把天上帝王所居的天宮稱之爲紫宮；而古代皇帝在人間至高無上又自稱"真龍天子"，所以就把自己居住的皇宮也稱爲紫宮。其二，在封建社會，皇帝居住的地方，四周都有高高的城牆圈護着宮殿，警衛密佈、戒備森嚴，一般人絕對不能靠近，就連朝廷命官、王公大臣出入也有十分嚴格的規制。紫宮禁地、紫禁城因此而得名。

　　第11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7）

　　特別是，對於以武功奪取天下，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清代統治者來說，對紫禁城之禁衛自然不會掉以輕心、疏於防護，而是戒備森嚴。終清一代紫禁城雖屢有破禁之事發生，但城池確實沒有被攻破過，這與城池在建築防衛設計上的頗具匠心不無關係。衆所周知，紫禁城跟古代其他帝王宮殿一樣四周被城牆圍護着，高大敦厚的城牆既是皇帝權威的體現又是城池的主要防線，爲了保證在這裏生活、辦公的皇帝"絕對"安全，紫禁城城牆比皇城的城牆還要高大寬厚。城牆是用山東臨清產的專用城磚砌成，斷面呈梯形，高十米，牆腳厚度八點三三米，南北長約一千零九米，東西寬約七百八十七米。城牆頂部外側有高一點五二米的品字形雉堞（垛口），城牆上還備放着各種兵器，這種堞牆除了建築上的美觀之外，還具有易守難攻的防禦功能。另外，數千米長的城牆，僅有四門（即南面的午門、北面的神武門、東面的東華門和西面的西華門）可與外界相通，且四門均以方形巨石做門框，安朱漆金釘鋪首的石塌大門兩扇。四門除陳放着囊箭、弓矢、長槍和梅針箭等常規兵器外，還設有"火器"，把守非常嚴密。在紫禁城外圍設有值房（明代稱紅鋪），有護軍日夜巡邏警戒。在值房外側與城牆相隔十六米的是環繞禁城四周，深四點一米、寬五十二米的護城河，這條流動的護城河不僅給冷峻的宮廷平添了柔美，還把"閒雜人等"拒之牆外，這樣一來就與皇城涇渭分明......禁城之外築起了第一道禁衛"鴻溝"。

　　禁城之外第二道屏障是皇城，皇城跟禁城一樣被城牆圍護着，也只有四門可供出入，南面是天安門，北面是地安門，東面是東安門，西面是西安門。在皇城之內設有訊（哨卡），各旗按自己所轄區域白天防守稽查，夜裏擊更傳籌。滿八旗駐防的皇城是紫禁城外第二道禁衛"天塹"。

　　皇城之外還有內城（又叫京城、都城），也如皇城一樣被城牆圈護着，但內城的城牆比起禁城和皇城的要高大、寬厚得多。內城共設九門（即南面的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北面的安定門、德勝門；東面的朝陽門、東直門；西面的阜成門、西直門）。內城牆上除有門樓、角樓、城垛外，還有旗炮房、炮窗、雉堞等。禁城之外又多了一道禁衛"盾牌"。

　　實際上，紫禁城在建築設計上的防衛手段還不止這些，比如在禁城之內還有牆垣，既把前殿後宮隔開，又將宮、殿各自圍防，使各宮自成體系，形成相對獨立的防衛單元。另外，連接宮院之間的通道都設有值班哨卡，宮門處還有專人把守，稽查來往行人。

　　紫禁城各門內外石臺階上的欄杆柱頂上還有一種球形的雕刻物，全部呈花頭形，而臨近門洞外的幾個在其頂端全部都有打穿的小孔，這種東西叫"石別拉"，又叫"石海肖"，是古代用來報警的警報器。每當遇到外敵入侵、戰事警報或是火災，守兵便用口吹石球的小孔，石球會發出"嗚、嗚"類似螺聲的警報聲，那渾厚嘹亮的聲音會傳遍整個紫禁城。這種警報器創於何時，如何吹法，知道的人很少，只限於旗人曾爲親軍或護軍者以及內廷的侍衛太監等知曉。

　　皇城圍護着禁城，內城圈護着皇城，外城又擋護着內城，層層環護，水水相隔，步步設防。城上有騎兵巡邏，城下有衛兵守護，城外有濠河環衛，城內有八旗駐防。還有主管京城治安的步軍營來回逡巡，不大不小的紫禁城就這樣一層層地被圍裹着、一道道地被圈護着成爲城中之城。而整個北京城似乎變成了一個以紫禁城爲中心、設施完備、防禦嚴密的巨型工事。

　　既然紫禁城堅如磐石又防守嚴密，宮禁面面俱到又處罰嚴厲，那麼到底是什麼東西最後攻破了一個固若金湯的帝都呢？

　　其實，在王朝的歷史週期律背後總是有着天定的宿命。

　　王庫兒，順天府宛平縣一個以做小買賣爲生的民人，咸豐元年（1851）九月間，王庫兒在做生意時偶然撿到一塊宮裏用的腰牌，見利忘"義"的他隨即就戴上了這塊腰牌。從此以後王庫兒就成爲紫禁城的常客，大大方方地出入宮廷大門，儼然宮中一役，在宮廷之中售賣饅頭餑餑等竟也平安無事，日子一久還與宮中不少人混得挺熟。就這樣冒用腰牌的他一直無人查問，直到咸豐二年（1852年）四月間，王庫兒出繼的哥哥張貴林聽說此事後又驚又喜，琢磨着這紫禁城警衛林立、水泄不通的，老百姓平時誰能進去？誰敢進去？做夢也不敢想－－這等好機會怎能錯過？張貴林把自己想去大內做這獨家買賣，順便瞅瞅那神祕皇宮的想法告訴了弟弟王庫兒。王庫兒倒也乾脆，當即就答應了，隨後將腰牌上原來的姓名"袁士棟"颳去改寫成張貴林。自此張貴林就接替王庫兒，開始了他原來做夢都不敢想的"大內擺攤"的生意。再說王庫兒本人也沒閒着，因爲他在宮中售賣已有時日，出入禁門很有經驗又混得臉熟，還結識了不少宮中之人，所以仍然在宮中找到了活計。

　　第12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8）

　　有一個叫張春成的宮內廚師，讓王庫兒幫他一起做飯並住在他那兒。就這樣，張貴林和王庫兒竟然在戒備森嚴的宮廷裏"非法"找到了工作，而且兄弟倆都平安無事。過了一段時間，宮中稽查又嚴了起來，王庫兒就在咸豐三年（1853）三月初六日辭去工作向其兄張貴林要回腰牌想重操舊業。三月二十三日這天已在宮中混跡近兩年的王庫兒露餡了......那麼這塊腰牌原是什麼人的？隨身佩戴的證件怎麼會丟呢？原來，這塊腰牌是鑾儀衛一個負責廚房事務的校尉叫袁士棟的，咸豐元年（1851）九月間，同在一處服役的翟二套出去買菜，拿錯了腰牌又不慎丟失，因怕受責罰不敢呈報，於是乎上文中的事情就發生了。

　　當然這只是紫禁城帶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歷史小插曲。真正的危機是在清朝嘉慶元年（1796年），當時的背景是，白蓮教在湖北、四川、河南、陝西、甘肅五省發動大起義，清朝費時九年，耗軍費一億兩白銀才鎮壓下去。

　　當時天理教活動在北京、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等省的組織均用"八卦"的卦名排列，故也稱"八卦教"。活動在北京的天理教叫"坎卦"，有數千人，成員多是農民、奴僕、廚役、工匠、小販等下層勞動者，還有宮裏的太監。"坎卦"的首領林清，原籍浙江，久住在京南大興縣黃村宋家莊。林清在北京西單牌樓藥鋪當過學徒，在宣武門大街當過更夫，在衙門裏當過差役，還在運河上當過縴夫。林清的天理教"坎卦"門，在發展教徒時，收取"根基錢"，即會費，說是"事成"之後，凡交過一百錢的，可得田地一頃。當時在大興、宛平兩縣曾流傳一個歌謠，說是"若要白麪賤，除非林清坐了殿"。

　　由於嘉慶十六年天上出現過彗星，迷信說法認爲彗星形狀像掃帚，主除舊佈新，是改朝換代的預兆。又因欽天監奏請將原定於嘉慶十八年的閏八月移至次年的閏二月，林清認爲這是閏八月對清朝不利的體現，遂決定於嘉慶十八年陰曆九月十五日起事（九月即是原定的閏八月）。

　　因宮裏有不少太監的老家都在直隸（今河北省），他們的家人都入了天理教，所以宮裏的太監劉金、劉得財、楊進忠等人也入了天理教，他們答應做起事的內應。楊進忠還在宣武門鐵市定做了數百把刀。林清本想派數百人進攻紫禁城，做內應的太監們說人太多進宮反而不便，近期皇帝在避暑山莊未回皇宮，無須多人即可成事。

　　嘉慶十八年（1813年）陰曆九月十四日，林清派遣教徒200人，分爲兩隊，潛入京城，準備在十五日分頭攻打紫禁城的東華門和西華門。林清還另派了一支隊伍，潛入地安門外作爲接應，此前還聯絡了河南省滑縣的天理教"震卦"門的李文成部於同日進京增援。他自己坐鎮宋家莊靜待佳音。

　　九月十五日中午，攻打東華門的100人，由太監劉金、劉得財引路，行至東華門外，因與運煤的人爭道引起爭執，吵鬧中忿而拔刀，被守門的護軍發現，急欲關閉東華門，忙亂中只衝進數十人，其餘被關在門外的人，逃散回宋家莊。衝入東華門的數十人，一路拼殺到了景運門（乾清門廣場的東門），被堵截在門外。

　　太監楊進忠、高廣福引領的另外100人，全部衝進了西華門，一路衝殺到隆宗門外。此時嘉慶皇帝正在由熱河避暑山莊回北京的路途中。時年31歲的皇二子綿寧當天正在宮內讀書，得到報警之後，急命關閉紫禁城四座城門及宮內各門，並派人調兵入宮增援。此時隆宗門已經關閉，天理教徒爬上牆頭，企圖翻牆而入之際，被守衛在養心殿的皇二子綿寧用火槍打死二人。

　　隨後衆多王公大臣聞訊紛紛從紫禁城北門神武門進宮救援，但身邊只有官兵不足百人，正在驚慌失措之際，正準備出發去河南省滑縣圍剿那裏的天理教"震卦"門李文成部的火器營官兵上千人又趕到隆宗門，好在掌管火器營的鎮國公奕灝調兵駐紮在景運門外箭亭，戰局立刻改觀。天理教進不去隆宗門，被火器營官兵打散。

　　九月十六日全天，清軍都在宮中搜捕，被捉的教徒供出首領林清的姓名住址。十七日天亮前，步軍統領衙門派出番役前往大興縣黃村宋家莊捉拿林清。但林清不知道河南滑縣的"震卦"門李文成部已來不成北京的事，他認爲埋伏在地安門外的那支伏兵尚未暴露，事情還有希望，因此沒有逃跑。九月十七日黎明，步軍統領衙門的番役敲開林清家門，假冒天理教徒，謊稱宮中已經得手，請林清進宮去當皇帝。林清大喜，欣然出門登車。倒是林清之姐頗有見識，追出門外勸林清在情況不明時，不可貿然前往，被番役推倒在地，抓住林清上車狂奔。林清之姐派數十人急追，載着林清的馬車就近奔入南苑（清朝在大興縣的御苑），沒有追到。

　　第13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9）

　　嘉慶皇帝從熱河回京途中，得知事已平定，於九月十九日回到皇宮。九月二十三日，他親自審問了林清和太監劉金、劉得財，下令處死林清等人，立即執行。嘉慶後來收入《御製詩文集》的一首詩中，心有餘悸地寫道："從來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林清事件可謂是紫禁城最嚴重的預警，而到了民國十二年（1923年），最後的火光昭示了這個都城最後的命運。當時末代皇帝溥儀仍然住在戒備森嚴的皇家城池裏。退位後的溥儀按照與袁世凱定下的優待皇室條件，"尊號不改"，在紫禁城裏過着"小朝廷"的生活。他每天仍然以皇帝的名義頒發"上諭"，宗人府、內務府等一套宮廷機構照常奉職不變。那年6月26日晚，附近居民驚見，在紫禁城的西北角，紅光滿天，火焰高達十丈餘，內裏夾雜着叫喊和哭嚎。原來是神武門內建福宮的德日新齋起火，並迅速延及其他建築。

　　就在城裏火光沖天的時候，意大利使館的消防隊員、警察總署薛之衍、衛戍司令王懷慶、步兵統領聶憲藩及提督三堂田德山、統帶高柱臣督察等等，都來到神武門，準備進宮撲救。但是門衛卻以"清室向例未奉諭旨，外人不許入神武門一步"爲由，不敢擅自爲他們開門。消防人員只能在宮門外等着溥儀下"諭旨"啓門。

　　內務府總管紹英急忙入宮四處尋找溥儀，讓他下諭。在宮裏找了將近1小時20分鐘，纔在西宮見到溥儀。溥儀還滿腦子裝着"家訓不得外人入宮"的觀念，有些猶豫不決，紹英一再陳請，溥儀決定召集臨時御前會議，這才下諭旨，准許各消防人員入宮救火。

　　由於錯過了救火的最佳時間，消防人員趕到現場的時候，建福宮花園已經成了火的海洋。院內參天的松柏成了一棵棵火樹；靜怡軒、慧耀樓、吉雲樓、碧琳館、妙蓮花池等諸多建築都被牽連，在人們眼前一點點消失。

　　宮內沒有自來水，水井又早已乾枯多年，這讓救火人員傻了眼。情急之中，有人建議把水管接在一起，汲取神武門外筒子河的水。但是水順着一根不算太粗的管子，從400米外的筒子河慢慢流到這裏，似乎很難解決燃眉之急。人們當時能做的也只是盡力拆除房屋、阻斷火道，一直折騰到第二天7時左右，大火才漸漸被撲滅。等到大火的餘燼被完全撲滅，已經是兩三天之後的事了。

　　建福宮花園建於清乾隆五年（1740年），位於紫禁城內廷西六宮的西北側，爲歷代帝后休憩、娛樂的場所。它坐北朝南，東西長67米，南北長64米。整個花園樓、堂、館、閣、軒、室、齋等大小不等、高低錯落，形制各異的建築類型相間，並隔以假山、花木、盆景，將空間以大化小，平面佈局自由靈活多變。各景區和建築之間用遊廊相通，似隔又連，景色相互因借，彼此滲透，極爲巧妙。這個花園深得乾隆皇帝的喜愛，經常做詩賦詞加以讚美，還將衆多自己喜愛的珍寶玩物存放此處。裏面古玩、字畫、瓷器、珍寶堆滿了庫房，數不勝數。

　　但是大火過後，這些都只能封存在人們的記憶裏了。內務府事後呈報說：這次大火共燒燬房間一百二十間，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畫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書幾萬冊。

　　溥儀、溥佳（溥儀的親叔伯兄弟）後來回憶說，到了八月初，內務府找來一百多人清理火場，雖然灰燼裏已經找不出字畫、古瓷，但是金佛、金塔燒熔後有的成了碎塊，有的化成金水，結成的半土半金板塊還有很多。

　　火後，追查事故原因，聶憲藩、薛之衍等目擊者向國人發佈的通電說："本月26日夜12時，神武門電線走火，由德日新齋內延燒。"當時，妃嬪們爲了消遣，經常在宮內放電影，德日新齋就是電影場所在，電影機、電燈房也在這裏。負責管理的太監等缺乏用電知識，漏電失火不無可能。1904年慈禧70歲壽辰的時候，就曾出現正在放映的電影膠片着火的情況。

　　但是皇室的溥儀、溥佳等則懷疑是宮內偷盜珍寶的太監放火滅跡。宮裏太監偷盜珍寶，到外面古玩店抵押變賣的情況非常多見。甚至，溥儀結婚當天，婚禮剛剛完畢，皇后鳳冠上的珍珠玉翠裝嵌就整個被換成了贗品。那些日常發生的盜寶事件就更多了。大火發生之前，溥儀曾接受師傅莊士敦的建議，清點宮內藏寶。沒料到，建福宮的清點剛剛開始，大火就發生了。

　　第14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10）

　　在此之前，莊士敦曾經建議把清朝歷代皇帝的畫像和行樂圖取出拍照（建福宮內存清歷代皇帝聖像）。溥儀覺得有意思，就叫太監每天到建福宮取出十幾張，由一個美國攝影師來拍。結果有幾次太監竟然取不來了，再加上以前要他們拿某件寶物時他們的心虛樣子，溥儀越發懷疑太監們有偷盜行爲。因此在大火發生後他就認爲是偷盜犯眼看自己就要暴露，先下手爲強用火來消蹤滅跡。

　　溥儀懷疑大火是太監故意放的，再加上"小朝廷"開支入不敷出和內務府太監們中飽私囊、舞弊等原因，大火後的20天，7月16日，他下了一個破天荒的諭旨："將宮內太監全部裁撤，立即出宮。"這引起了北京城乃至全國的轟動。當然也不是一個沒有留下，三位太妃、溥儀、淑妃等所在的五個宮各留下20名驅使。

　　當天晚上紹英把全體太監集合到乾清宮內，宣讀諭旨。這些在宮裏當了十幾年差的人，絕大多數在北京沒有家，限他們幾個小時出去，也算難爲他們了。所以他們要麼高聲咒罵，要麼號啕大哭。爲了不妨礙北京的治安，溥儀還吩咐發給他們一筆遣散費，當天在北京找不到親戚投靠的，准許暫時住在地安門內大街雁翅樓內。

　　這樣，宮裏就顯得有點雜亂無章了。溥儀喫飯擺飯桌的事情，變成了溥佳、溥傑的差事；全體王公也被要求輪流在宮中負責溥儀的安全。溥儀自己也覺得處處不方便，後來又叫回了一百多人，增添了十幾個隨從侍衛，才恢復正常。

　　洋老師莊士敦給溥儀帶來了不少的新鮮玩意兒。迷上網球的溥儀在大火後忙不迭命人在這塊廢墟上建起了一個網球場。據說在挖地基的時候，還挖出了兩三個穿盔甲的俑，人們還紛紛傳言，這是以前宮裏有人搞"巫蠱"，在俑身上寫上某人的名字和生日，讓喇嘛唸經將其置於死地。不過，這些對溥儀似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他照樣天天打網球，還買來自行車，與溥佳等賽車玩。

　　僅僅一年之後，溥儀就被馮玉祥從紫禁城中驅逐了出去。1925的春節，馮玉祥頒佈命令，春節期間，清空的寢宮對公衆開放。至此，北京最大的"王府"和私人領地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紫禁城不再是一個帝都的禁地了。脆弱紫禁城，在歷史的潛規則背後，終於褪色成了一張黑白的老照片，供國人賞玩與唏噓了......

　　王城背後的王府興衰　有王城必有王府。

　　王城的興衰必然導致王府的興衰。

　　反之亦然。

　　數百年來，王府的滄桑沉浮折射了一個王城的厚重與悲涼。

　　該如何話說從頭呢？還不僅僅是一條街或一些府第的命運，而是一羣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的命運。1267年的時候，元世祖忽必烈下令闢出王府井這條街道，稱爲"丁字街"。

　　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大興土木，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在皇城東南建皇太子小宮，東安門外建十王邸。這裏的"十王邸"就是十王府，它是爲已封王而未就藩地的親王共居建造的大宅院，以十爲衆，並不是十座王府的意思。它是緊傍皇城的一處皇子居所。後來順理成章就有了"十王府"和"十王府街"的叫法。到了明末清初，就簡化成"王府街"了。

　　明代王府井地區已有錫蠟衚衕（今錫拉衚衕）、麻繩衚衕、燒酒胡同（今韶九衚衕）、金魚衚衕、乾魚衚衕（今甘雨衚衕）、翠花衚衕、取燈衚衕，清代又出現了黃面衚衕、黃米衚衕。從這些名稱中可以想象當時這一帶的商業狀況。

　　到了1645年正月，清王朝下圈地令，北京推行旗、漢分居制，居內城的老百姓統統被驅趕到"前三門"以外的外城，內城騰出地方讓給"從龍入關"的八旗官兵和他們的家屬。內外城成了一道貴賤榮辱的分界線。王府井大街位處內城，又近皇城，居民自應高貴。因此除報房衚衕以北劃歸正白旗滿州外，其餘全劃歸鑲白旗滿州。"旗"是滿族在長期征戰生活中總結出的軍政合一的組織，隨着隊伍擴大，除滿八旗外，又有蒙八旗和漢八旗。每個"旗"的最高管理機關叫統領衙門。

　　第15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11）

　　定居王府井大街地區的鑲白旗滿州統領衙門最初設在東單新開路，後遷到燈市西口。因爲王府井自元明以來遺留下的府邸公衙衆多，所以朝廷就依其規模位置分賜給親王勳臣了，不一定按"旗"分。因此王府井在清初不僅保持而且大大加強了元明以來皇權顯赫、地勢重要的政治地位，可謂輝煌一時。比如，清初享有世襲特殊恩賜的"鐵帽子王"，一共有八家。其中的豫親王多鐸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十五子，開國征戰功勳卓著，賜府在王府井東側，今協和醫院處。

　　怡親王允祥是清聖祖康熙帝的十三子，他在有生之年全力支持四皇兄胤禎推行新政，鞠躬盡瘁，忠心可表，雍正帝賜府王府井大街東側，原明十王府。允祥病故，雍正帝又破例封賜他爲第九家世襲罔替"鐵帽子王"，並將允祥居住過的怡親王府改建爲賢良寺以爲紀念，另闢朝陽門內北小街建新王府，安措其後人。乾隆二十年（1755）賢良寺遷建於冰渣衚衕路北。地方比原來小了，但精工細作，十分講究。後來賢良寺成了外省大員進京朝覲述職時的招待所。1900年庚子事變李鴻章奉旨進京與八國聯軍談判，處理善後事宜時，就住在賢良寺。

　　在清代，這個地區的王府可謂蔚爲大觀，其密度和高層次之高沒有一個地方可比。如惠親王（綿愉）府、溫郡王（猛峨）府、扎薩克貝子、貝勒府、倫貝子（溥倫）府、輔國公韜塞府、霞公府、佟公府（佟國綱、佟國維兄弟）、一等褒績公府、一等威勇公府......

　　至於重臣權貴的府邸更是不勝枚舉。如光緒時軍機大臣、大學士、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翁同和住東單二條路北，宣統時軍機大臣、大學士那桐住金魚衚衕路北（今和平賓館），光緒時軍機大臣、大學士書麟住在東單三條路北，以及光緒大學士英桂邸、同治大學士沈桂芬邸、光緒大學士鹿傳霖邸、宣統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邸......

　　搜尋這些王公大臣府邸的名單，不難發現他們大多是在道光咸豐以後朝廷的重要人物，許多決定國運民生的謀略就是在紫禁城和這裏做出的。但是很快地，大清國氣數已盡，王城搖搖欲墜。盛極而衰的現實，也在王府井得到了印證。《天咫偶聞》中記載："世家自減俸以來，日見貧窘，多至售屋，能依舊宇者極少。"鑲白旗滿州的子弟們早已成了喫皇糧而無所事事的閒人，俸祿日減，無力爲生，祖上的產業或抵或賣褪盡了昔日的光彩。而北京恥辱史上的三次洋人軍隊入侵則使王府井遭到慘痛的劫難，特別慘重的是前兩次：1860年的英法聯軍和1900年的八國聯軍。

　　王府井終於無法挽回覆滅的命運。

　　1860年（咸豐十年）8月，英法聯軍16800餘人與200餘艘戰船攻陷天津，進犯北京。9月18日侵略軍攻入通州張家灣，馬隊主帥僧格林沁和大學士瑞麟臨陣逃跑。咸豐皇帝聞訊，帶領后妃皇子及王公大臣數百人也從圓明園逃往承德。

　　10月6日英法聯軍侵佔圓明園，大肆燒殺劫掠，這座歷經120多年精心建設的"萬園之園"被糟踏掠搶而後徹底焚燬。

　　侵略軍入城後，"內城八旗男婦提老攜幼，步行而出，尤爲傷心慘目。"（《庚申英夷入寇大變記略》）法國公使入城後一屁股坐進了冰渣衚衕的賢良寺，在雕樑畫棟的幽靜庭院裏策劃要挾清廷牟取特權的陰謀。

　　入侵是暫時的，只有侵佔才能把中華古國的財富源源不斷地盜運西方。1860年12月16日，英國人首先與恭親王奕忻議定每年出1千兩租銀，租用東江米巷北、御河西岸的梁公府爲英國使館。結果前兩年的租金就不給，說是修房用，奕忻也爽快地答應了。這是北京史上建立的第一個駐華公使館。隨即，法國人也租用東交民巷北、臺基廠南口的純公館爲使館。奕忻主動不收前兩年租金，讓法國人"修房用"。

　　1861年春，兩國首任公使先後入駐原大清國的親王府。此例一開，列強紛紛插足。從1861年到1873年，相繼有俄國、美國、法國、比利時、西班牙、意大利、奧國、日本、荷蘭等國在東江米巷一帶設立使館。

　　第16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12）

　　這個原來依傍御河、從江南運來的漕米多在這裏卸貨的江米巷被列強演變成使館區。這一演變促使與它相鄰的王府井大街走上了一條不歸路。王府井，王府不在是王府，而成了"慾望號街區"。真可謂"上帝無言，百鬼猙獰"。

　　外患頻仍，內憂亦不斷。八面槽路東的天主教堂建於清順治十二年（1655），最早建在甘雨衚衕路北，又稱"東堂"，是北京繼宣武門教堂（南堂）之後的第二座天主教堂。1900年5月15日，東堂率先遭到義和團的攻擊，"十六日，今晨探報，東華門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被牽而北去，是爲義和團入京第一次肇禍也。"（楊典誥《庚子大事記》）。"十七日，義和團民焚燒八面槽、雙旗杆等處教堂、施醫院、講經堂......凡在奉教之男婦老幼，莫不喪膽，逃脫不及，多隱藏東交民巷英國府中，其家資產業俱爲土匪所得。"（仲芳氏《庚子記事》）。

　　義和團燒教堂，追殺教民，有明顯的"滅洋"目標，而清軍亂中逞兇，把屠刀砍向所有的居民百姓，就比"土匪"還瘋狂了。仲芳氏記述：5月27日，"東單牌樓、頭條、二條、三條、王府井、丁字街、東華門皇城根、並霞公府、甜水井、阮府等處大小衚衕，無論貧富、鋪戶、住戶、宮宅、民居，但被武衛各軍大肆搶掠，騷擾無遺。有因移避別處，中途被劫者；有將人口逃出，家資被搶者；有因武衛軍槍傷事主，打劫者；有因官軍進院逐殺男子，霸佔婦女者；有因土匪假扮營勇團民，藉端搶掠者；有因奉教‘二毛子"躲避進院，營勇團民追入院中，玉石俱焚者；有因‘二毛子"進院，先將良民殺害欲窩藏匿者；各鋪戶有因保護貨物不敢開門，合鋪被燒者；有因逃避攜帶貨物，遇匪劫殺者。更有全家殉難自盡者......總之，武衛軍大肆劫掠，土匪乘機搶虜，滿街巷男哭女啼，尋兒覓婦，慘亂之狀，不忍見聞。"這一段逼真的敘述，令人不忍卒讀，但它卻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王府井地區的慘象。

　　在慈禧的縱容下，大量義和團湧入京城。6月15日義和團開始圍攻西什庫教堂（西堂），16日義和團焚大柵欄老德記西藥房時，大火殃及前門外大片地區和前門城樓。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清軍殺死......8月14日八國聯軍向北京發動總攻，15日慈禧、光緒出逃、北京淪陷，無辜民衆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北京城墮入血火之中。聯軍司令瓦德西自己招認："聯軍佔領北京之後，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3日，其後更繼以私人搶劫。""又因搶劫時所發生之強姦婦女，殘忍行爲，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爲數極屬不少。""至於婦女每見敵人將近，輒先閉死其子女，隨即自斷其生命之事，實屢次發生。"這是劊子手大打折扣後情不自禁的泄露，實情遠不只如此。

　　在這次慘烈的事變中，北京成了人間地獄。王府井先遭義和團的衝擊、繼受清武衛軍的劫掠，再淪侵略軍的塗炭，逞虐再三，已是面目全非了。

　　1911年，宣統帝無奈退位。北京大小王府裏的許多人開始尋找國外拍賣行將府藏的古籍、字畫、瓷器拍賣變現。另一些王府則把絕大部分資產遷至天津、青島，在北京的王府實際上成爲一軀空殼。據《北京通史》記錄，當清政府仍在利用京漢鐵路快速向南調兵鎮壓武漢兵變，戰爭未完時，"各王公大臣府第，亟於自保財產，紛紛向銀行提取現銀，積存私宅，且有轉存外國銀行及收買黃金者，人心愈加恐慌。"末代醇親王溥傑在他的回憶文章《醇親王府的生活》裏提及他少年時他的父親醇親王載灃曾跟他抱怨說，"你看，英國征服了印度，可是印度的王公貴族，至今照樣存在。日本滅了高麗，李王一家在日本也繼續保持着貴族的爵位。可是咱們，恐怕到最後什麼都沒有。"溥傑說他當時聽了"很受到一種衝動，一度認爲‘寧贈友邦，勿與家奴"確是一句名言"。

　　當然最有價值的財富形式仍然是土地，所有王府最主要的經濟支柱無一例外是在周邊縣州內所擁有的大量地產。據恭親王溥偉之子毓60年代所寫的回憶稱，恭王府分佈在直隸省100餘州縣內的7000多頃土地，在關外還有4個大莊頭，每個莊頭不下千頃土地。在光緒末宣統初，每年地租收入大約是12萬元現洋。禮親王的莊園要略少，將近2000頃，遍及遼寧的瀋陽、遼陽、遼中、岫巖、海城等地。地租收入綽綽有餘地供給着一個王府龐大的日常開支。

　　第17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13）

　　但是1911年發生的革命卻足以摧毀清朝王室成員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包括土地和地租收入。王府的家族財富以各種方式被重新分配，一些被轉移，一些王府的家奴在各種被主人授意的交易裏中飽私囊、鉅額獲益；一些外國資本的中國買辦成爲新一輪財富分配裏最先崛起的新富人。王府的王爺們在300年間形成的貴族風尚和體制禮儀隨之蕩然無存。紫禁城在一年的時間裏幾易其主。擁有實力的軍閥開始佔王府爲私宅。1926年入據北京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以7萬銀元的便宜價格就將順承郡王府盤走，並對王府加以改建，將正殿的5間改爲7間，對王府西路部分也進行了修建。王府的衰亡這一回可以說確切地證明了王城的衰亡。命運的多桀成了順理成章的歷史邏輯，哪怕呻吟，哪怕爭辯，都已然沒有了最後的機會，只剩下任人擺佈與肆意梳弄的"權利"。而這何嘗不是這個國家首都的命運呢？CoPo菲茨傑拉爾德在《爲什麼去中國－－1923～1950年在中國的回憶》裏說他第一眼看到的北京，是一座"幾乎沒有觸摸到現代氣息而多少有些冷落、讓人感覺奇特的城市"。他寫道，"作爲首都，它存在的理由已經消失，或者幾乎消失了。一個能夠收留皇帝並且與那個推翻的顯赫、威嚴、高貴的封建王朝相‘比美"的新王朝還沒有建立起來。"的確，在1924年一個陽光燦爛的冬日，菲茨傑拉爾德已經看不到皇朝和上百座王府構成的威儀北京了，取而代之的是塵土飛揚的黃土路，老百姓仍穿着自17世紀滿人入關以來的傳統服飾，最多的交通工具是黃包車。

　　其實，早在1912年，東安市場的劫難就已經爲王府的衰亡畫下最後的句號。

　　光緒年間，東安門外的御道改修成馬路，因此將路兩旁的攤販集中到這片空地上，逐漸形成一個市場。因靠近東安門，人們稱之爲東安市場。東安市場面積不大，佔地僅三十畝，但貨物齊全。民國時市場裏又劃分爲若干小經營區，整個市場呈刀把形。北門的吉祥戲院創建於1906年，初名吉祥茶園，是由內廷大公主府總管太監出資興建的。它衝破了清政府嚴禁內城賣戲的規定，轟動了北京，也給王府井帶來了繁榮。

　　但是就在1912年2月29日晚，亂兵洗劫東安市場，並在東安電影院放起大火，市場化爲灰燼。

　　一個屬於王城的王府時代徹底終結。

　　當城牆成了"活化石"

　　也許對於國都來說，最重要的建築並不是核心區的宮殿，而是那些環繞四周的城牆。

　　在古代漢字中的"城"，一方面是指"城牆"，另一方面又指"城市"。古城大多是先修築城牆，後形成市區的。城牆的主要作用是用於軍事防禦，而國都的城牆不僅僅是一種防禦工事，而且還是統治中心的象徵，這就是北京城牆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內涵，也是北京城牆和其他城市城牆的最大不同之處。

　　從城牆入手，去感悟歷史的細節，一部國都的演繹史竟也可以看得栩栩如生。北京城牆的歷史大約起源於商代後期。當時在北京地區有燕和薊等自然生長的小國。

　　公元前1045年周滅商後，分封諸侯。武王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召公於燕。後來燕的實力強大了就把薊吞併了，並遷都於薊城。據已出土的燕國文化遺址可以發現：其分爲居住區、墓葬區和古城區3部分。從古城的基址可以看出其呈長方形，東西長850米，南北長約600米，城牆厚約4米，以土夯築而成。城牆分主城牆、內附牆和護城坡3部分。城垣外有溝池環繞。這應當是北京最早的城牆了。

　　燕都薊城是戰國時的名城。戰國時期，燕爲七雄之一。相傳燕昭王即位後築了黃金臺，招聘天下英才。天下的許多人才都跑到燕國來打工，燕國也因此而強盛起來。後來燕昭王派其中的一個叫樂毅的人爲上將軍，率領大軍討伐齊國，把齊軍打得大敗。戰國末年，秦國派大將王翦領兵攻破燕國，薊城也跟着被佔領。從秦、漢到西晉，薊城一直都被視爲北方的重鎮。西漢時漢武帝封其子劉旦爲燕王。他在薊城建有萬載宮、明光殿。

　　第18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14）

　　金中都時候的城牆是在遼南京城的基礎上擴建的，擴建的方式是在原城址的基礎上，在東、西、南三面全部加以擴大，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金中都是遼南京城的升級版，從此北京的城郭形式就基本上接近於正方形了。

　　據說爲了擴建金中都，建城牆時動用了數十萬勞動力，對於當時建城情景時人有這樣的描述，"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原州至燕傳遞，空筐出，實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公元1215年，蒙古軍隊攻入中都，一把大火燒了整整一個月，金中都城從此全毀。到元代至明初其遺址還有殘留，等到嘉靖時修築外城以後，這些遺蹟幾乎全部消失。如今只有鳳凰嘴村一帶，還能夠看到一些斷斷續續的土崗，那就是金中都城牆的遺痕。

　　元大都城沒有在金中都基礎上擴建，金中都毀成那樣也沒法再擴建了。於是元朝人只好在舊金中都城的東北處另起爐竈修建全新版的新城。新城的形狀也是矩形，南北略長，東西略短。元大都的城垣都是由夯土板築而成，其中有豎柱和橫木用來加固城牆。這樣的城牆，遇上雨天很容易被雨水沖壞。爲了解決這個問題，人們就在城牆頂部用葦衣和管道防水。全新版的城，用的卻是簡易版的城牆，難怪明朝的時候非要拆它不可。元大都城一共有十一個門。現在建國門南側的觀象臺，就是元大都城東南角樓的舊址。

　　明北京城的最初建立，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礎上建立的一座地方性的北方重鎮。明代初期，朱元璋建都於南京，燕王朱棣攻克元朝的大都。在這期間，作爲元代京城的大都城，曾被降爲明代的北平府。按當時封建城市的建築規制，明初曾對大都城在格局及規模上進行了較大的改造，在大都城的基礎上建成了明代初期的北平府，規模僅爲大都城的三分之二，多數城門仍沿用元代名稱。明初北京城的這一重大變化，無疑是當時政治原因所致，即明初建立都城的南京，是國家都城的規制，是當時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按照當時封建城市的建築理念及等級規制，必將元代的大都城降爲明初的地方城市，其城市規模也絕不能超越當時的都城－－南京城。因此，必須縮減大都城的城市規模，從而建成符合當時封建等級規制的北平府，其城市規模爲九門，城牆周圍40裏。這期間的北京城，僅是明王朝的一座地方城市－－北平府，其城牆與城門建築，僅爲明初地方城市的規模。這是北京城的委屈時代。

　　明永樂元年，將北平府確立爲都城－－北京，並着手開始北京城的大規模修建工程。根據文獻記載，永樂年間耗時十餘年修建了紫禁城、皇城外，又將原南側城牆向外擴展至現正陽門一線，修築了正陽門及南側一線城牆，擴大了原有的城市面積，使城牆的總長度達到52裏。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躊躇滿志的明成祖朱棣完成了都城城牆的營建。這一年十一月初四，他正式頒佈遷都詔書，詔書中以華麗的修辭讚美了營建北京這件盛事："爰自營建以來，天下軍民樂於趨事，天人協贊，景貺駢臻，今已告成。"並於第二年新年，在新都城舉行盛大的慶祝典禮。在永樂以後一段時期內，對城牆的修繕加固工程就始終未停。

　　北京在經元末兵火之後，到明初人口大減，據《宛署雜記》的記述，當時北平一度出現"商賈未集，市廛尚疏"的現象，據《明史》記載，朱棣爲使北京的社會經濟得以恢復發展曾先後下令"選應天、浙江富民三千戶充北京宛、大二縣廂長，附籍京師"；"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遷山西民實北京，遷直隸、蘇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北京，減免逋賦等措施，使北京人口大增，特別是又經過宣德、正統、景泰、成化、正德等朝百餘年的發展，使北京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昌盛的局面。在北京南城的正陽、崇文、宣武三門之外，逐漸形成人口稠密的居住區，建有正東坊、正西坊、崇北坊、崇南坊、宣北坊、宣南坊、白紙坊等。由於城南地區處於遼、金舊城與明北京新城之間，在前門、宣武門、崇文門外形成了北京最繁華的商業區。同時，城南地區是皇家祭祀天地、先農的天壇、先農壇所在的重要區域。對當時南城外的防衛問題，早在成化年間就曾有此動議。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大軍入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掠劫財物，滿載車騎而自行撤離，致使京城周圍受到一次極爲嚴重的破壞。經此"庚戌之變"後，嘉靖三十三年（1553年），北京開始修建外城。至此，北京城牆的總長度達到70餘里。這是北京城的舒展時代。

　　第19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15）

　　從明嘉靖以後至清代嘉慶這250餘年的時間內，北京城再也沒有大規模地開展城牆的擴建工程，而是十分注重對原有城牆的維護與修繕，特別是在明代後期，明王朝爲了防禦北方的瓦剌和後金的襲擾，曾多次較大規模地對城牆進行維修加固。奧斯伍爾德o喜仁龍在《北京的城牆和城門》中記述到，當時在北京內外城的城牆，發現了大量的明嘉靖以後刻有萬曆30年至46年及崇禎8年修繕城牆的記事牌，也證明了明代後期曾多次對城牆進行較大規模的維修與加固，使城牆保持了完好狀況的史實。

　　清王朝則更加註重和充分利用北京城牆對城市的防護功能。清代初期，曾將八旗軍全部駐紮於內城的各個城門內，以加強北京城的防務。據《燕都叢考》記載："自清建國，內外城仍明之舊，內城週四十里（應爲四十五里），爲九門......分別滿州、蒙古、漢軍八旗方位：鑲黃旗居安定門內，正黃旗居德勝門內，正白旗居東直門內，鑲白旗居朝陽門內，正紅旗居西直門內，鑲紅旗居阜成門內，正藍旗居崇文門內，鑲藍旗居宣武門內。"通過這種方式，使軍隊的駐地與城門的防衛結合在一起，最充分地體現了北京城牆的軍事防禦功能。

　　清乾隆時期，國力強盛，曾先後對北京的皇城、內城、外城進行過大規模的修繕。在城牆的修繕上，乾嘉時期也達到了城牆修繕的高峯，在《北京的城牆與城門》一書中，奧斯伍爾德o喜龍在對北京內外城牆的考察中，發現多處刻有清代各時期修繕城牆的石碑，記載了清代各朝維修城牆的準確年代。其中，在城牆上發現的乾隆年款碑刻爲最多，據對全書記述統計，這些帶年款的碑刻所記載修繕城牆的時間分別是：乾隆四年、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四十七年、四十九年、五十二年、五十三年、五十四年、五十六年等。從上述不完全統計得知，僅乾隆在位的60年中，就有20餘年修城牆的記錄。

　　此外，記載嘉慶年間修繕城牆的碑刻同樣數量很多，其維修城牆的時間分別是：嘉慶二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等。在嘉慶在位的25年中竟有十餘年修繕城牆的紀錄。

　　但是這些皇帝顯然沒有意識到帝都正面臨巨大的危險。固然，在冷兵器時代，城牆的防禦功能對一個城市可以起決定作用，但進入近代社會以後，隨着現代兵器的發展，古代城牆的防禦作用已大爲減弱。

　　1900年八國聯軍依仗現代化的槍炮，再次攻破北京城牆，侵入北京城，北京的古老城牆在西方列強的現代化兵器面前已完全失去了其對城市的防護作用，城牆作爲守護帝都的歷史使命結束了－－城牆已然失去其存在的意義。

　　北京城牆的拆除，最早是從1900年以後，由於"庚子事變"鐵路進城造成的。據有關史料記載，中國的第一條實用鐵路是最早修建於光緒六年（1880年）的唐山至胥各莊鐵路，後延伸至北京。由於這條鐵路是向英國華英公司借款修建的，所以受英國人的控制，當初清政府不準火車進城，火車站只修到永定門外。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後，清政府被迫同意將火車引入城內，在正陽門建立火車站。這樣，進京鐵路將永定門東城牆拆除一段，形成豁口入城，穿東便門北側及西側城牆取直向西，經崇文門甕城而直達前門火車站。其結果，僅這段鐵路就使北京的外城、內城拆開了三段豁口，崇文門甕城被拆除。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被推翻，北京作爲封　建王朝帝都的歷史從此結束。寫於上個世紀初的《中國文明記》中對於當時的城牆有這樣的描述，書中說當時的北京城分爲內外城，它們"均有堅固之城牆環繞"，那時遊北京者"定先登上城牆"，書的作者被"城牆之壯大所驚倒"並讚美說：北京的城牆"真正之金城鐵壁"，站在城牆上"最能將北京之大觀收入雙眼，最引人注目者，乃城內中央與正陽門相接之皇宮。"但這已然是北京城牆最後的晚唱了。1912年12月竣工的北京環城鐵路，因鐵軌修建在城牆與護城河之間，爲使鐵路暢通，又將北京內城的朝陽門、東直門、安定門、德勝門、西直門等拆毀。

　　第20節：北京：在必然與偶然之間（16）

　　在此後年間，北京城牆又曾多次受到局部拆毀，這一情況在《燕都叢考》中多有記載："北平城池，民國以來，未改其故，惟下陽門本爲甕形，四方各有門，平時開其三。南門在前清時，惟皇帝出入始啓之。民國三年、始將東西甕城拆去，而南門仍沿舊例關閉......則於北門之東西各闢二門，以分軌撤。其後電車亦於出入。"又載："各城箭樓，漸多圮毀。民國十六年，仍將宣武、朝陽二門城樓拆除，其材皆合抱之楠梓，時官署多欠薪，售之以供薪水......二十二年，拆去宣武門南面之甕城，於是，宣武門外面之大街，成爲一直線。"

　　一個帝國結束了，而帝國的城牆也終於成了"活化石"，只能在風中孤立無言。城牆，那些經歷滄桑的城牆，成爲一個帝都興衰的註腳和最後的目擊證人。

　　最後的國子監　光緒十七年，帝都日漸式微的消息在一張國子監的畢業文憑上顯現了出來。這一年，戶部廣東新會縣黃玉亭"捐銀五十四兩做監生"。收到銀兩後，戶部立刻發了國子監畢業文憑，上面還特別註明"杜絕假冒"。

　　國子監的公信力於是在民間受到廣泛的質疑，那麼，作爲北京這個帝都御製文化的"聖地"，可疑的國子監文憑究竟意味着什麼呢？

　　一般而言，中國古代都城不但是政治中心、經濟的管理中心、軍事的指揮中心，還是個文化中心。因爲文化和宗教一樣，都是確立都城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所以統治者們向來極爲重視。比如最早的太學，就是中央直接辦教育。在東漢的時候，就設了一個太學。"太""大"是一個意思，當時東漢太學三萬多人，規模相當大。一直到清代的國子監，沒有哪個除了都城之外的城市，比都城的教育規模更大的。國子監位於北京安定門內東側，始建於元代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從元代遷都大都（今北京）到現在，國子監在北京的歷史，已經超過700年。通俗地說，國子監就是中國古代的大學，而且還不是一般的大學。國子監是中國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學府，也是當時朝廷掌管國學政令的最高官署。國子監的教學科目是：禮、樂、律、射、御、書、數等。當時謀求仕途發達的文人學士們最大榮耀莫過於畢業於國子監、殿試時考取進士金榜提名並刻名於孔廟，從而光宗耀祖，在家鄉刻立牌坊，還可飛黃騰達，在朝中作官。當時國子監中不但有中國學生，還有外國留學生。這麼說吧，當時的國子監是用文化的神聖感來確立都城的威儀感的。

　　神聖首先體現在形式上。國子監的學生由地方學校舉薦上來，然後全部參加一次入學考試，按學生成績的好壞"分科"，與現在的高考差不多。而且除了成績外，形象也很重要，年老殘疾、相貌醜陋的考生即使考上，也會被勸退的。

　　考進國子監後，學生不僅不用交學雜費，而且國家還給生活補貼。畢業以後，學生都包分配，可以不參加科舉考試就在京城做個小官。當然，想當大官還得參加科舉考試。

　　正因爲如此神聖和富有誘惑力，國子監製定了嚴格的日常行爲規範。比如：不準監生擅自進學校的廚房，不準對學校的伙食說三道四，不準在學生宿舍裏唱歌喝酒，不準穿其他的衣服，只許穿校服，不準假裝稱病（1426年12月，禮部在上奏給明宣宗的一份奏章裏埋怨說，國子監裏的學生許多都說請假還鄉，有的到現在還不來，請皇上派人問一問，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家裏有事，對那些說謊者要給予懲處），不準深更半夜的時候在學校裏遊蕩......這些行爲規範似乎比現在的大學還嚴格。

　　也正因爲如此"神聖"，明朝的國子監，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朱元璋親自寫了一本《御製大誥》，之後這本"朱皇帝語錄"被正式納入考試大綱，成爲科舉的必考課目。國子監的學生尤其應該重點掌握。據統計，該書的發行量當時達到了2000萬冊。

　　"政治學習"一多，"白色恐怖"就來了，比如充軍、殺頭。明朝國子監第一任校長宋訥很得朱元璋賞識，因爲他執行校規特別認真。可他一認真，學生就慘了。許多"犯禁"的學生甚至被活活餓死，還有一些學生則因爲不堪學習重負，上吊自殺。

　　一個叫趙麟的學生坐不住了，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國子監牆上，以示抗議。朱元璋覺得此事非同小可，若不從重懲處，日後定會有人效仿。一聲令下，趙麟被砍頭了。國子監校門口豎起了一根高高的竿子，趙麟的頭顱就像大蒜一樣被掛在竿子上，搖搖晃晃得煞是可怕。殺了趙麟以後，朱元璋又叫人寫了《趙麟誹謗冊》和《警愚輔教》兩本小冊子，作爲教材發給國子監的學生，告誡他們好好學習，不要再寫大字報鬧事。

　　直到現在，在國子監儀門外右邊，人們還能看到朱元璋的碑文。"打五十竹篦"、"處斬"、"割了腳筋"等字眼不斷映入眼簾，當然，現在有些字已經模糊不清了。畢竟歷史已經過去了那麼久，時間的卷帙早已嘩嘩翻過了數百年。

　　恩威並重之下，國子監的文化終於燦爛"開放"。這是一個帝都陽光燦爛的午後－－明朝中期的時候，國子監學生曾高達8124人，國子監成了一座名副其實的"大學城"。一到晚上便燈火輝煌－－"延袤十里，燈火相輝"，其壯觀的場面可想而知，許多學生在這裏實現了"學而優則仕"的夢想。

　　當時國子監裏還有不少外國留學生，大致來自高麗、交趾、韃靼等，就像現在中國人熱衷到美國、日本留學一樣。

　　國子監的東面就是孔廟，規模僅次於山東曲阜的孔廟。裏面有從國子監移過去的世界上最重的書－－"十三經石刻"（又稱"乾隆石經"），是用189塊兩米多高的石碑刻寫的最完整的儒家經典，書法家蔣衡光在石頭上書寫就用了12年時間，這部書簡直就是一大片壯觀的碑林。

　　孔廟前院矗立着元、明、清三朝198座"進士題名碑"，碑上刻有5萬多名歷朝進士的人名、名次、籍貫，洋洋灑灑一大片。在這座龐大的碑林中，有一個個今人都熟悉不已的名字：袁中道、孔尚任、于謙、紀曉嵐、王漁洋，甚至大貪官嚴嵩。還有張謇，晚清光緒20年甲午恩科狀元、著名的立憲派代表人物、民族實業家。

　　但是盛極必衰。到了後期，國子監就慢慢地走向沒落了。當時的政府自顧不暇，不給撥錢了，國子監的老師們也抱怨自己工資太低。原因之一是，這不是官府衙門，沒人來打官司告狀，不能"喫了原告喫被告"。二是，沒有鹽稅河工可以承攬，掙不到"外快"。

　　爲了"發財致富"，國子監的掌權者就想到了賣文憑。尤其到了清朝後期，有錢就能買到學生做。於是就出現了上文一幕。當時有考生中了進士，官府沒錢刻石碑，結果是進士們自己掏錢刻石碑，刻上自己的名字，然後再搬入國子監，與其他的進士石碑立在一起。帝都文化斯文掃地如此，王城怎能不唱晚？

　　清末，隨着科舉考試的結束，國子監的功用也落幕了。辛亥革命以後，共和政府成立。帝都文化伴隨着帝都一道消亡，清朝學部的事務，移交給新政府的教育部。最初，魯迅由於工作的原因還去過幾次。以後國子監開始接待的，就是到此的參觀者了。

　　在今天，國子監在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後，和故宮、城牆一樣，成爲詮釋一座城市滄桑過往的活道具。北京依舊繁華，甚至更加繁華，但這這繁華不屬於它們。它們永遠在回憶、在沉思、在呈現。在那些遙遠的歲月，它們完整地出演了一個帝都的喜怒哀樂與起承轉合。幕啓幕落之間，它們固化爲歷史，只將唏噓與感傷奉獻給世人。

西安：一個王城的背影　

悲情之城　西安，一座悲情之城。

　　都說這是一座有隱痛的城市，現如今，她的隱痛全埋在城牆裏面。西安之所以有隱痛，是因爲她有往事－－長安往事。十三朝古都的往事，一代又一代，堆積如山。

　　西安這座城曾經太磅礴，真可謂滄海桑田，白雲蒼狗，也難掩其昔日的風采。一千四百年前的這座古都，面積是現在西安老城的十倍；一座大明宮，是北京紫禁城面積的三倍。盛唐時代的長安城，還有白人和黑人居住，真正是一座"國際化大都市"。

　　可以說，西安記憶裏的輝煌絕不在北京之下。

　　西安，天生就是王者之城。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西安大致位居中國之中，神祕的東經109度左邊。不要小看這條貫通陝西南北的東經109度，它堪稱中華民族文化的一條龍脈，蘭田猿人，半坡仰韶文化，人文初祖軒轅黃帝，周、秦、漢、唐，直到新中國的搖籃革命聖地延安，大致都在這個經度上。

　　西安是在北部中國的河（黃河）文化、南部中國的江（長江）文化和西部中國的雪山草原文化三大板塊的結合部，三種不同質地的文化在這裏形成渦流和衝擊波，使古都文化具有了極大的容受力和強韌性。

　　西安自古以來就是四條經濟文化通道的出發點。由此往西，有把中原文化和河西、西域文化與中亞、西亞乃至地中海文化貫通的絲綢之路；有把中原文化和藏傳佛教文化與南亞印度次大陸文化貫通的唐蕃古道；由此西經寶雞往南，有把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川滇黔多民族文化與南亞中南半島的小乘佛教文化貫通的博南古道，又有斜向的茶馬古道將博南古道與唐蕃古道相聯結；由此往北，有把中原文化和蒙寧草原文化與北亞西伯利亞文化貫通的秦直道和其後的駿馬之路。這四條以西安爲起點的古道，至今仍是輻射四方的經濟文化要道。

　　在八大古都中，西安獨佔三個"最"：一是建都朝代最多，是13朝古都，比洛陽多7個朝代，比開封多8個朝代，比南京多7個朝代，比杭州和北京多10個朝代；二是建都年代最長，達到1062年，其它幾個古都都沒有超過千年，洛陽九百多年，北京六百多年，南京三百多年，開封二百多年，杭州一百多年；三是中國最早達到百萬人口、最早實施城市建設和管理的大都市。中唐詩人韓愈有詩曰："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秦代已經有了下水道，漢代有了嚴密的排水設施、磚砌路面，有了近600家藏書館、13000卷藏書，司馬遷寫《史記》就參考了這些書。到唐長安，則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垣（35.5公里）。宏偉的建築、整齊的坊裏，東西兩市、四通八達的道路和行道樹，遍佈廓城宮院的水渠池塘，繁榮的手工作坊和商業貿易，還有"飛錢"（各地可向長安匯款），都是中國城市之最。西安又是世界五大古都之一，和雅典、開羅、羅馬、伊斯坦布爾齊名，在漢唐時期，西安和羅馬作爲兩個最強大帝國的首都，並峙於地球的東西方。

　　西安，作爲一個都城的開局不可謂不燦爛。但是，從歷史的起點出發，一個著名的都城又是怎樣的繁華看盡直至淒涼謝幕的？

　　從公元前十一世紀周朝建都鎬京到公元十世紀初（907年）唐朝滅亡，兩千年間，各大王朝都曾經在西安定都，只是客觀條件實在不許可時，才被迫移往別處。即使扣除掉都城他遷的時間，西安作爲國都歷史也在千年以上。那麼－－古人爲什麼執意選擇西安做國家的政治中心呢？

　　毫無疑問，是關中地區獨特的地理條件，構成了歷代王朝選擇在西安方圓百里之內建都的主要原因。

　　水資源條件是建都時必須重點考慮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古代，人們選擇城邑時都毫無例外靠近河流。這是因爲近河地區交通便利，水源充足，而且土壤肥沃，物產豐富，又適於原始農業耕作，因而是人們理想的居所。《管子o乘馬篇》雲："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在這個意義上說，城邑選址一定要選在高亢之處，但不能離水源太遠，要有足夠的用水；反過來說，城邑選址又不能離水源太近，否則容易遭受水害，還得需要修築防洪設施，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水資源條件方面，古都長安具有非常優越的條件。《西安府志》卷5記載："長安之地，潏、滈經其南，涇、渭逵其後，灞、滻界其左，灃、潦（即澇河）合其右。"在歷史上，素有"八水繞長安"之稱。這些河流分別流經都城長安的東境、西境、南境和北境，把長安城圍在中心，這爲長安的用水提供了便利條件。秦、漢、隋、唐各朝在營建長安城的同時，充分利用了"八水繞長安"的有利條件，有計劃地分別從城東、城南和城西開鑿了許多人工渠道，如龍首渠、永安渠、清明渠、漕渠、黃渠以及橫穿長安城的水渠等，引水入城，不僅有計劃地解決了都城的用水問題，而且還進一步美化了城市環境，給古都長安城平添了幾分姿色、幾分魅力。

　　第23節：西安：一個王城的背影（3）

　　溫和的氣候、肥沃的土壤、廣闊的平原，也是西安成爲古都的重要地理因素之一。從氣候上看，雖然歷史時期的氣候每隔400－800年間有冷暖波動，擺動範圍爲1～20℃，但基本上沒有影響長安處於暖溫帶的格局，所以處於歐亞大陸東部季風區的長安，夏季溫暖溼潤，雨量充沛，雨熱同季，利於農作物的生長，同時也便於人類的活動。從土壤狀況看，"秦川"上部的黃土、次生黃土等覆蓋物是由橫貫中部的渭河及其支流沖積、淤積而成，這種土壤優點極多，甚是肥沃，這爲農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對於以農立國的古代中國來說，選擇都城還必須考慮經濟地理的優劣。長安具有溫和的氣候、肥沃的土壤、廣闊的川原，這爲農業生產創造了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同時，歷代水利工程的建設，又爲這裏的農業經濟提供了安全保障，致使關中地區農業經濟相當發達，是古代天下最富庶的地區。司馬遷說："關中自汗、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到了唐代，關中的土壤仍是全國最爲肥沃的。《新唐書》卷53《食貨志》記載："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可見，長安及其周圍地區的農業經濟十分發達，一個潛在的都城幾乎是呼之欲出了。

　　當然，對一個都城來說，軍事地理因素是最重要的。歷代王朝或政權在選擇都城時，對於軍事地理因素十分重視，因爲必須考慮地理上的安全。從關中的軍事地理來看，長安具備了"山川以爲固"的優越條件。它三面環山，東臨黃河天險，山川形勝十分險要，"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是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關中地區的南面是巍峨高聳、重巒疊嶂的秦嶺，西起寶雞，東達潼關；西、北兩面是由蜿蜒起伏的北山山脈組成，如隴山、岍山、岐山、梁山、九峻山、嵯峨山、紫金山、堯山、黃龍山等，西起於隴縣，東達於黃河，自西北而東北，佈列而峙。在這些險阻中，又有函谷關、潼關、臨晉關、蟯關、武關、大散關、隴關、蕭關等關口要隘，真可謂是"一夫當關，萬夫莫展"。所以說，"秦，形勝之國，阻河山之險，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同時，關中地區扼東西交通要衝，在關中地區立足，既可以防禦或組織出擊主要來自西北地區各遊牧民族貴族統治集團的侵擾，以屏蔽黃河中下游的農業地區，又可以居高臨下，控制中原。

　　公元前350年，戰國時代的秦國正式遷都咸陽。這個咸陽就是長安，即今西安市的北郊，在今咸陽市以東10公里。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一統天下後，遷六國富豪12萬戶來咸陽，大規模擴建京城，估計人口不下50～60萬。因咸陽城窄，公元前212年70萬刑徒開始在城南另建朝宮－－阿房官。史載阿房宮規模極爲宏大，"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前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只可惜秦末楚、漢爭雄，楚霸王項羽入關，血洗咸陽，放火燒了京城和阿房宮，"火三月不滅"。一代京都就此毀滅。

　　劉邦平定天下以後，羣臣大多是太行山以東原六國之人，都勸劉邦定都洛陽。齊人婁敬勸劉邦定都關中，說洛陽和關中不同，漢朝和周朝也不同。洛陽之地雖居天下中，但缺少險阻依憑，"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周朝興盛時務興文德，不置一兵一卒而天下敬服，但到周朝衰落以後，天下無人遵從王命而周朝即不能控制。漢朝奪得天下經過了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骨肉暴露曠野，哭聲未絕，瘡痍未愈，這就難以寄希望於文德，而必須依靠險阻。而關中之地，第一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擁有百萬之衆，進可出關平亂，退可保全自守。第二土地肥沃，資財富足，號稱天府，足可供應宮禁和朝臣所需。劉邦聽了猶豫不定。羣臣提出反對意見說：洛陽東有成皋，西有崤澠，背對黃河，南向伊洛，其險亦足憑恃。唯獨張良認爲委敬說得對，說：洛陽雖有這樣的險阻，但中間平地狹小，土地貧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而關中東有崤山、函谷，西有隴山、岷山，沃野千里。關中南面還可以取得巴蜀的糧食布帛，北面可以取得塞外胡人的牛羊馬匹。西南北三面有險阻可守，而且並無強敵爲鄰，只留東面一側，制約着太行山以東原六國地區。六國平安，就收取中原齊魯的糧食布帛由黃河轉渭水運送到關中；六國反叛，軍隊出征，糧草輜重又可由關中順流而下。堅固如金城，富庶如天府，這叫做"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邦聽了張良的話，當天就起駕前往關中。

　　第24節：西安：一個王城的背影（4）

　　漢都長安的修建雖然不比咸陽，但也甚爲宏偉。漢高祖劉邦在世時，先修建了長樂宮和未央宮，漢惠帝修建了長安外城的城牆，漢武帝又修建了內城的北宮、桂宮、明光宮和外城的建章宮，並開鑿了昆明池。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蕭何在龍首原上營建未央宮，修建了高大的東闕、北闕以及前殿、武庫、太倉等建築。其中前殿東西長五十五丈，南北長十五丈，高三丈五尺。漢高祖見後發怒說："天下洶洶，苦戰數年，成敗尚未可知，爲何過度修治宮室？"蕭何回答說："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麗不足以重威。"未央宮後來增至承明、清涼、宣室等四十多座宮殿臺閣，周圍二十八里。漢惠帝修建外城城牆，前後兩次共徵發了二十九萬餘人。建成後的長安城周圍六十五里，城牆下寬一丈五尺，上寬九尺，高三丈五尺，有十二座城門，城內有八街九陌，一百六十個閭里，九市，人口多時達五十萬人，是此前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座都城，稱得上是壯麗威嚴了。

　　西漢定都長安共二百二十餘年。在此後的三百多年間，長安是處在上升和發展的通道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閤中孕育着分，合到極處，正是分的起點；分中孕育着合，分到頂點，就是合的源頭。治和亂的交替，也反映着同樣的邏輯，長安，在西漢、東漢三百年的分裂和混亂中，它悄悄地爲在未來的統一和秩序中實現自己的輝煌準備下了基礎。

　　隋文帝開皇二年（公元582），在漢長安城的東南、龍首原的南端另建新城，當時稱爲大興城。大興城的地勢較漢長安城更爲開闊，新開鑿的龍首渠、永安渠、清明渠引滻水、鎬水、漢潏水入城，給新城注入了新鮮活力。公元617年，隋煬帝還沒死之前，李淵就控制了關中，煬帝一死，他便在長安稱帝－－不可能去別的地方了，因爲到處都是割據勢力，需要逐個剷除。六七年後，形勢穩定了，而關東地區已經被戰亂摧殘得不成樣子，關中地區卻沒有遭受太大的破壞，建都長安自然是惟一的選擇。此外，李淵出身隴東大族，關隴一帶的人經過東漢以來數百年的民族大融合，血統混雜，李淵的母親就是鮮卑人，而且他是靠母親的關係（楊堅是他的姨父）發跡，不太願意遷居中原。

　　唐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左右），出生在中亞碎葉城的詩人李白穿越秦嶺，從四川來到長安。當他沿着平坦的驛道進入關中平原，遠遠望見帝國的心臟時，就已經被它恢宏高貴的氣質所震撼了。

　　在他的眼前，一座固若金湯的城，坐落在湛藍的天空下，青灰色的城牆，勾嵌着白色石漿，一塊塊青石在陽光裏閃耀着銀色的光芒。城中卷帷如雲，美人如花。他在許多首詩中表達了自己對這座城的感受，"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憶秦娥》）"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長安的氣質是如此的高貴，乃至在多年後的一個月夜，當流浪江湖的李白回想起當初見到長安城牆的震撼時，他仍然激動難耐，在一首名爲《長相思》的詩中，他回憶道："長相思，在長安......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淥水之波瀾。"

　　唐長安城究竟壯美在何處呢？首先在它的城市結構上。它分爲外郭城、皇城、宮城三層。宮城是皇帝所居，通稱禁中，位於全城北部。有三座主要宮殿：太極宮，又稱西內；大明宮，又稱東內；興慶宮，又稱南內。北面有兩座城門，正門玄武門最爲重要，唐朝的多次政變都取決於守衛玄武門的禁軍。南面有五座門，正中的承天門最爲重要。皇城是官府所在，又稱子城，位於宮城正南，有六省六部，最重要的實權機構爲尚書省、中書省和門下省三省。東西各有兩門，南面有三門，正中的朱雀門最爲重要。北面正對着宮城南面有三座門，皇帝和議政大臣舉行內朝是在宮城內太極殿北的兩儀殿，舉行改元、大赦、元旦、冬至等大典的外朝就在宮城與皇城之間的承天門。外郭城爲官員及一般市民居住區，東西略長，南北略窄，周圍六十七里，有十一條南北大街，十四條東西大街，一百一十坊，十二座城門，最重要的是正南的明德門。城內最大的一條街朱雀大街自承天門經朱雀門直通明德門，南北貫通，把長安城平分爲東西兩部分。最寬的一條街是宮城與皇城之間的橫街，寬441米。在皇城的東南角和西南角有太廟和太社。外城中有東西兩市。外城東北部的崇仁坊每到考試時節就由舉子們集中居住，是城中唯一夜間不關閉坊門的地方，晝夜喧呼，燈火不絕，十分熱鬧。東南部晉昌坊內的大雁塔是考中的進士題名的地方，天寶十一年（公元752）仲秋盛唐詩人高適、岑參、杜甫、綦毋潛、儲光善、薛據、孟雲卿、崔顥等人一同登塔賦詩，是千古少有的一次盛會。城外東南角上的曲江池是長安最著名的一處風景區，天寶年間楊貴妃的三個姐妹虢國夫人、韓國夫人、秦國夫人等一班貴婦常來這裏秉燭夜遊，歡宴通宵。

　　第25節：西安：一個王城的背影（5）

　　長安城人口最多時達到一百萬人。在唐代，長安是世界上最大、最規整、最宏偉壯麗和文化最爲發達的一座城市。它是唐朝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東羅馬從貞觀到開元年間五次派使者到長安，波斯僅在開元、天寶年間就十多次派使者前來，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共有十三、四次之多，每次前來的人數多時達到五百人左右，在長安居住的時間長的住到二、三十年。韓國派來的使節比日本更多。

　　帝都長安由此迎來了它生命中最燦爛的時光，李唐王朝無疑是長安歷史榮耀的頂峯，但也正是隨着李唐王朝的衰落和覆沒，長安永久地退出了世界歷史中心的地位。

　　從安史之亂開始，隨着唐朝國運的衰頹，長安一天天失去了戰略優勢地位的光環。首先，作爲一個大帝國的首都，它的地理位置有孤懸一隅之憾。唐王朝後期的一百多年，戰亂不斷，戰場主要在今天的冀、魯、豫、皖地區，後來又被黃巢擴大到浙、閩、粵、湘、鄂等地，長安真正面臨"關河懸遠，兵不應急"的情況，而此時，由於經濟中心的逐漸南移，淮南和江南已經成爲國家財賦的主要來源，而錢糧的運轉又必須從戰區通過，局面的尷尬可想而知。中央指揮既不便，財賦又不足，藩鎮的坐大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而藩鎮越強大，朝廷就越無法指揮，財賦也更無保障。兩者構成一種惡性循環，作爲首都的長安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是每況愈下，而且無力自拔。其次，它自身的安全也成爲極其現實的問題。所謂"阻山帶河，四面屏障"畢竟不等於萬無一失，特別是在民心思亂、指揮不當、後方空虛等情況下，有限的地理優勢起不了多大作用。

　　黃巢的大軍終於徹底搗毀了唐王朝政權的基礎，而且也徹底摧毀了作爲首都的長安生存和發展的活力，使那顆曾經在歷史的天空光彩奪目的都城之星從此消隱。

　　可以說，中國古代都城因自然災害或災變威脅造成的消失還比較少見，更多的是因戰亂所造成。因爲每一個王朝末期的動盪戰亂，都會採取極端手段破壞城市建築，甚至爲了顯示征服者的勝利，摧毀前朝文化和掃蕩前世影響，不惜動用非理性的殘酷報復發泄讓都城全部毀滅，不惜付出巨大的代價讓被征服者心理震懾。

　　長安終於大難臨頭。

　　公元883年，黃巢撤離長安，臨走的時候，下令進行大規模燒殺，接踵而至的李克用的部隊"暴虐無異於賊"，於是"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公元904年，朱溫強迫驅趕唐皇室及長安士民東遷洛陽，拆毀長安皇家宮殿、百司衙署與城內民房，拆下的建築木料被推拉至渭河浮水而下，被遷者號哭載道，老幼相隨，流離漂泊，月餘不絕，長安頓時坍壓毀圮變爲殘磚爛瓦，史載："全忠（朱溫）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大唐的盛宴終於曲終人散了，從五代起國都日漸東移，帝國的心臟淡化成了背景，城便成了廢都。長安的時代結束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宏偉的都城從此土崩瓦解，成爲一片廢墟，成爲塵埃落定後人們長期隱痛的記憶和永恆的懷念。

　　朱溫走後，佑國軍節度使韓建爲守禦之便，將破爛的皇城修復，名爲"新城"。它放棄了外城和宮城，所以比起唐城來實在是微不足道。後來五代、宋、元的長安城，都是在這個基礎上修修補補，沒有什麼大的建樹。

　　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長安正式改名西安府。清代在城內東北隅建滿城，圈去全城三分之一的面積，專供滿人居住。到清末，西安城冷冷清清，僅餘人口11萬多。

　　長安城，到頭來就像一場夢，靡麗而奢華，如同讓人慾罷不能的美酒，釀了千年，卻銷不了萬古的愁怨！

　　長安是以其在地理上的重要戰略意義而被選爲都城的，也是因爲在不停的戰亂中屢遭毀滅性破壞而最終失去了都城的地位的。一般而言，任何破壞都是可以恢復的，但是爲什麼此後的朝代再也沒有做建都長安的嘗試呢？

　　第26節：西安：一個王城的背影（6）

　　讓我們試着掀開長安宿命裏那些最後的謎底吧。

　　在中華文明的開始，關中平原是國之沃土，但在很多年以後，關中平原開始變得不堪承受。儘管它適宜於農業的經營，其產出也很大，但是古都長安隨着人口的不斷增加，"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這種情況，早在秦漢時期就已初露端倪，到了隋唐時期依然未能改善，反而更加嚴重。由於漕運關中，要經過黃河的三門天險，甚至出現了"用鬥錢運鬥米"的情形，其漕運耗費之大可見一斑，這對長安逐漸失去國都地位有很大的關係。

　　另外，兩千年間的戰火已經使這裏的生態環境趨於極度惡化。從西漢時期開始，長安的供應就要仰賴江淮，所以劉徹纔有修漕渠的舉動。這項工程的前提是渭河和黃河必須有充足而穩定的水源。到了隋朝，這個前提沒有保證了，於是，被迫實行分段運輸的辦法：從江淮啓運的物資逆汴水而上，在洛陽上岸，視黃河水情另行裝船西運，到了渭河河口，又一次在陸上卸貨，根據渭水水情再重新裝船，直達長安。正是出於這種轉運的需要，纔在洛陽修建了規模巨大的倉庫－－洛口倉。到了唐宋時期（特別是宋以後），北方的河流水量日益減少，而且出現季節性斷流，航運功能不斷萎縮，宋金對峙時，問題不突出，元代統一後，忽必烈就不能不大力修浚運河來維持漕運。還有，北方的缺水並不是因爲雨量的減少，主要是由於對森林的過度破壞造成的。由戰爭造成的對自然資源的毫無節制的糟蹋，最終導致了整個北方地區自然環境的惡劣，這個過程從隴右關中向晉、豫、冀、魯逐步展開（只是靠着京杭大運河的輸血作用，才維持了部分地區及京津的繁榮），因此，作爲政治中心，最先被帝王們拋棄的只能是長安了。長安每一次遭到戰亂破壞後的重建，都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增加難度，原因是資源日益緊缺。早在安史之亂後，詩人杜甫有感於殘破不堪的長安，在《秋興八首》之六中寫道："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他似乎已有預感，戰爭的愚蠢和兇殘，使這座記載了千年繁華的帝都，在不久的將來即將結束自己的歷史使命。

　　而與此同時，東方的洛陽進入了人們的視野，那裏的水草依舊豐美，土地依舊肥沃，森林依舊茂密，河水依舊清澈。於是，遷都勢在必行。

　　長安，就此成了廢都。

　　城牆的宿命　西安的城牆是青色的，刻滿了風霜與滄桑。可以說，古城牆上的每一塊城磚，猶如古書函般，排列成了解讀這座十三朝古都的典籍。站在城牆上聽風吟唱，世人會很容易理解西安這座城的厚重與悲涼，因爲這樣的聲音，能將人輕易吹入歷史之中，歷史剎那間無可言說。

　　不登城牆，是不會真正瞭解西安的。西安這座古城，好像一切都是被籠罩、被封閉似的。城牆嚴嚴實實的，一"圈"就是好幾百年，西安人歷史上從來都是被圍在城裏的，從漢唐直到明朝，儘管城的位置和大小有所變化，但牆是一直都存在着的。從古到今，城牆給人一種安全、周全的感覺，更有一種坐城號令天下的威風。不過，歲月流逝，牆是越來越固了，城是越來越古了，城牆裏的人也愈來愈"孤"了。

　　現在的西安城牆根下一邊是低矮的民房，另一邊是環城的一片綠化帶，人們在這城牆裏大多行動悠閒。在那些陽光晴好的日子裏，人們可以清晰看到南門箭樓上的窗戶，灰塵已經很厚了；而城牆底下住的人家，日夜與歷史比鄰而居。陽光下的城牆人家，屋頂的瓦片上都是風塵積聚的黃土，在陽光中泛出土質的明亮色澤。

　　據史載："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此城郭之始也。"可見，早在4500年前，城牆作爲傳統的防禦設施，伴隨着城市同時產生。有3100年建城史的長安，歷代都修築城牆。無論周朝的灃、鎬，還是秦時的咸陽，漢代的長安，都曾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不過，"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這些古城牆最後大多淪爲歷史的塵埃，留下的，也不過是歷史的遺蹟，僅供後人於廢都斜陽中憑弔。

　　第27節：西安：一個王城的背影（7）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都地點未確定以前，廷臣多次建議利用關中形勢，建都西安。朱元璋特派皇子巡視西安，察看建都之事。後來，朱元璋又將次子朱樉封爲秦王。當時，明朝築城風氣非常盛行，現在全國保存下來的許多大中小城市的城牆，大多是那時建造的，至今民間還流傳着"漢冢唐塔豬（朱）打圈"的俗語。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秦王朱樉開始正式築城，至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完工。據史料記載，這次修建，原有的舊城西邊和南邊的城牆沒有動，只是把東面和北面的城牆向外拓展了許多，使面積增大了四分之一。其建築時間前後歷時有七八年，正式築城也有四年左右，明洪武十一年全部完工。建成後的西安城牆，周長約14公里，高12米，底寬　14～18米，上項寬12～14米，城牆平面總體呈東西向長方形。所築城牆全部用黃土摻和麥秸、草渣分層夯築，每層厚8～12公分，最後一層用石灰、土和糯米汁混合夯打，牆體非常堅固　。

　　修築城池，目的當然是爲了防禦。西安處於西北要害之地，地位險固，便於扼控邊防。現在的新疆人仍把西安所在的關中地區稱爲"口內"，可見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不要小看西安這座城牆　，在現在戰爭中它可能難以經受打擊，但在古人那裏則是一個堅不可摧的防禦系統，簡陋的武器是拿它沒任何辦法的。爲了便於防守，也爲了能在防守的同時打擊敵人，城牆在設計上是想了許多在今天看來也是比較科學和有效的辦法的。沿城牆外圍挖有護城河，又深又寬，只有通過城門上的吊橋才能出入。城門處又有城牆三道，門洞三重，其上建有正樓、箭樓和譙樓，前後相列，同時又設有護門小城，叫甕城，入城必先進甕城，必要時可四面圍擊。城垣四角各有一座角臺，建有角樓，在上觀望，視野較寬。沿城牆外壁每隔120米還築有一座伸出城牆的"敵臺"，以便於觀察敵情，便於防守，便於還擊。整個城牆的外沿設計有女牆（垛牆），當然是爲了做掩護、瞭望和攻擊之用。從城牆的整體結構來看，其防禦意圖是非常明顯的，防禦功能是非常強的。線條粗獷的城牆和衆多的垛口如忠誠的衛士凌然攜手護城。城牆頂部寬敞，垛口林立，這裏曾是屯兵無數、刀光劍影的戰場，可以想見當年一定是寒風朔朔，旌旗獵獵。但這一切隨着歷史的煙塵，飄散遠去了，只是古城牆依舊，似乎對人們訴說着自己的劫難和過往。

　　城門是城牆的眼睛。從漢代到今天，它更直觀地見證着歷史的發展、都城的興衰，它"目睹"了這座城市世世代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玄奘取經歸來，在朱雀門皇城腳下一洗16年的風塵；李自成兵臨長樂門下，慨然長嘆：皇帝若得長樂，則百姓長苦矣......

　　2000多年前，漢武帝在長安城修建了最早的城牆。那時共有12個城門。名字也非常古雅動聽，宣平門、清明門、霸城門、覆盎門、西安門、廚城門、洛城門、雍門等。而唐代的外城門有15個：東邊有通化門、春明門、延興門，南邊爲啓夏門、明德門、安化門，西面是開遠門、金光門、延平門，北牆開設丹鳳門、芳林門、景耀門、光化門，玄武門和安禮門與宮城共用。單從這些充滿內蘊的城門名稱就可見唐代經濟文化的繁盛。

　　公元645年，玄奘返回長安，他從古印度帶回了657部梵文佛經。取經歸來，玄奘受到皇城百萬臣民的盛大歡迎，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齡去迎接玄奘。迎接儀式就在朱雀門舉行。那時建築宏偉壯觀的朱雀門，是皇城的正門，也就是皇上出入的南門。由此可見儀式的隆重。長安的城門可以說見證了歷史的重要時刻。

　　但是歷經朝代更迭，飽受戰火蹂躪，古長安城的城門也幾經損毀和修復。明末李自成起義軍由長樂門（今東門）攻入西安。李自成看到懸在城門上的"長樂門"匾額，對身邊將士說："若讓皇帝長樂，百姓就要長苦了。"將士們一聽此言，羣情激憤，點火燒燬了長樂門城樓，長樂門直到清代才重新建造。

　　到了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時期，清兵龜縮城內抵抗新軍的進攻。當時安遠門（今北門）的城樓是滿族人的彈藥庫，裏邊駐守的清兵負隅頑抗，新軍集中火力轟擊彈藥庫，致使清兵受到致命打擊，全線潰敗。至此，清政府是被推翻了，但是雄偉壯美的安遠門城樓也在戰火中被毀掉了。

　　第28節：西安：一個王城的背影（8）

　　歷史的滄桑真是一再輪迴，長安的宿命不說也罷......

　　那些曾經的歷史現場　西安毫無疑問是有歷史的，西安曾經是中國厚重歷史的巔峯，歷史把輝煌留給了西安，但是當時光漫流，古時的輝煌不再，一代帝王風采不再，留給現世的只剩下殘破的城牆、荒廢的文物以及西安人對歷史的沉迷與眷戀。西安到處存在着歷史的氣息，這氣息在殘破的街道，在一聲聲的鼓聲和鐘聲裏，在人們的行走間，更在那些曾經的歷史現場。

　　比如書院門。

　　書院門承載了一個帝都的文化風骨，也承載了它的滄桑無言。現如今，它只能以仿古的形式訴說過往。當一個輝煌的城市漸漸從歲月裏走遠的時候，至少，它會留下一個背影，耐人尋味，而書院門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書院門的地名起源於在它裏面的關中書院，關中書院是明、清兩代陝西的最高學府，也是全國四大著名書院之一，西北四大書院之冠。

　　傳說明代一個叫做馮從吾的工部尚書，給皇帝上書，說皇帝"沉溺酒色、荒於朝政"，結果被革職回家，然後潛心研究易理，在寶慶寺講學，後來又拉上陝西省當時的最高行政長官汪可受，進行"聯鑣會講"，來聽講的人足有幾千人，這之後在那個地方修了一所書院，就是關中書院。

　　馮從吾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鬥爭，與"千人所指，一丁不識"的魏忠賢勢不兩立，成爲東林黨人在西北的首領；並在此設立書院，以此作爲陣地，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度量，出處進退一絲不苟爲風操"作爲興學宗旨。中國書院大致始於初唐而盛於南宋，但在中國文化史上東林書院綻放和折射出了獨特的光彩。關中書院就是它的光和影在這兒的搖曳。那副膾炙人口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現在依然閃爍在這裏。當時一羣文化人在此開始了他們的文化遠征，這裏不是遺老遺少的"詩酒文會"，不是空談心性的象牙塔，也不是鑽營苟且的名利之場。這裏曾是一羣帝都血性文人的神聖祭壇，在這裏他們諷刺朝政，裁量人物，鍼砭時弊，在風雨飄搖中爲一片明朗的天空大聲疾呼。他們躬行實踐，高標獨立；研究經世致用之學，於萬馬齊喑中開啓明清實學思想的先河，但家國天下之事他們時時念念於懷。片紙尺牘背後凸現出的強烈憂患意識，至今令人五內沸然。但是"江山有代謝，往來成古今"。關中書院建成以後不久，魏忠賢滅了東林書院的一幫文人，順便把關中書院也收拾了一下，馮從吾也被累及。然後，熹宗一道聖旨把關中書院拆了。一直到康熙3年，關中書院才被重建起來。

　　關中地區明代以後的歷屆科舉考試都在這裏進行，應試者就在這條街上食宿，溫習功課。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關中書院改建爲陝西省師範大學堂，當時成爲西北5省的最高學府，民國時改爲省立師範學校。解放前，書院門經過幾百年的風霜雨雪，兩旁的酒肆、茶房、店鋪已蕩然無存。房屋破敗、街容陳舊，與近在咫尺的碑林博物管極不相稱。帝都的文化風骨淪落至此，真切地說明了一個時代的衰微與一個城市的迷茫。曾經榮耀着的長安城悄然遠去，只在這裏留下了一個沉默的背影，愴然守候着那些老去的時間、地點和人物。

　　和書院門一樣，坐落在西安三學街東段一座清代文廟裏的碑林，也是一個古韻十足的地方。碑林所在的三學街因清代的長安學、府學、咸寧學均設在這裏而得此名。碑林，因碑多如林而得名。碑林裏的松柏樹木常年鬱鬱蔥蔥，大多樹齡甚高，似乎每一棵樹都承載着一段不爲人知的歷史。

　　碑林的珍貴，不僅僅是因爲唐朝建立碑林至今的九百餘年曆史，更在於它收藏了自漢代以來近二千年的碑刻；不僅僅是歷代書法名家如王羲之、王獻之、顏真卿、柳公權、米芾等人的墨寶刻本，還在於它留存着唐太宗、康熙等賢明君主的手筆；碑林裏既有爲防印刷傳抄錯誤以便校對之用的四書五經，又有統一文字書寫規範與釋義的著作；有紀事碑，有墓誌銘，有勘界碑；有原存於碑林的石刻，也有歷代考古發現的一些珍品的移存；一些唐等朝代的碑刻，保存完好如初，字跡清晰，筆力遒勁。所有這一切使西安碑林無愧於中國四大碑林之首的名號，可謂集帝都文化於大成，真的是令人難以想像。

　　第29節：西安：一個王城的背影（9）

　　說碑林集帝都文化於大成，首先在於碑林裏陳列的碑石，真實記載了中國古代書體的演變過程。據《史記》記載，文字是由黃帝時代的一個史官倉頡造的，在碑林的陳列室中，人們可以看到《倉頡廟碑》。除此之外，宋代夢英和尚刻立的《篆書目錄偏旁部首碑》把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的540個偏旁部首分別篆出，並用楷書註釋，自作序文說明。這對研究漢字的淵源、演進以及篆體書法都大有益處。篆書在秦代時達到了高峯。但由於它字體繁難不便於書寫，秦代的獄吏程邈把篆書的筆畫和結構作了簡化，把圓轉爲方折，形成了使用較爲方便的隸書。在這裏人們也可以看到漢隸的一個代表作《漢曹全碑》，它是東漢時陝西合陽縣令曹全所立。楷書出現於三國時期，隋唐時楷書成爲通用的字體。歷代統治者都把楷書規定爲書寫官府文書和科舉文章的正式字體。楷書和行草書在碑林這裏都有代表作品。

　　同時，碑林的重要性和獨特性還在於它是一座真正刻在石頭上的圖書館。遠古書籍都靠手工抄寫在竹簡上，即使後來發明了造紙印刷術，知識分子的數量仍舊很少，文化只在少數人中間傳播；每到改朝換代之際，都會對文化藝術造成極大甚至是毀滅性的破壞，中華歷史文明在血雨腥風中艱難傳承。正是因爲歷經戰亂文化書籍散失較大，許多書籍是後人背誦記憶重新流傳，難免錯誤較多，故唐朝皇帝讓人統一校正四書五經後刻於石碑上以爲正宗。

　　西安碑林是在保存唐代石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唐代石經包括：唐天寶四年，也就是公元745年，由唐玄宗書寫的《石臺孝經》；唐開成二年，也就是公元837年刻成的《開成石經》。這些石經原來都立在唐長安城務本坊的國子監太學內。唐朝末年，朱溫挾持唐昭宗遷都洛陽，駐守長安的佑國軍節度使韓建將長安城進行了縮小，致使石經棄於郊外。在許多人的建議下，韓建和後來的劉郇陸續將這些碑石移到了城內的文宣王廟內，也就是今天的西大街社會路一帶。由於那裏地勢低窪，對保存經石不利。於是，公元1087年，在北宋漕運大使呂大忠的組織下，又將那裏的碑石移到了今天的位置。這便形成了最早的西安碑林。

　　西安歷史上由於朝代的更替，而遭遇過多次的滄桑與磨難，碑林也因此有過多次的變遷，也曾受到戰火的破壞。一些非常有價值的石碑，如《曹全碑》、《立界山石祠碑》、《顏勤禮碑》等，都經歷過或掩埋於地下，或湮沒於荒野，而最終重現人間的的歷史。特別是一些後來移入的珍貴碑刻，歷經風雨摧殘，碑身斷了，殘了，邊緣文字缺失了，或者日久天長日曬雨淋碑石風化字跡爲風雨所風化，成爲莫大的缺憾。但也正因爲如此，才更顯碑林文物的珍貴，它是一個都城的文化記憶。如今這些石碑多由玻璃框封閉，一如那些被塵封的歷史。

　　到了現代，碑林命運的滄桑可以通過一組名爲"昭陵六駿"的石雕體現出來。它是原先置於唐太宗昭陵北麓祭壇兩側廡廊的六幅浮雕石刻。六駿，指唐太宗在統一中國的戰爭中曾經騎乘作戰的六匹駿馬。相傳六駿圖形出自於唐代著名畫家閻立本之手。原先畫面上角刻有唐太宗題銘的四言贊詩，是由歐陽洵書寫的，由於年代久遠，字跡已經模糊了。唐太宗營建昭陵時，詔令立昭陵六駿的用意，除爲了炫耀一生的戰功外，也是對這些曾經相依爲命的戰馬的紀念，並告誡後世子孫創業的艱難。六駿採用高浮雕手法，以簡潔的線條，準確的造型，生動傳神地表現出戰馬的體態、性格和戰爭中身冒箭矢、馳聘疆場的情景；每幅畫面都告訴人們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故事。由於六駿雕刻精美，1914年，美國人畢士博勾結陝西軍閥陳樹藩將六駿中的兩駿盜運到美國，現存於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內。這兩駿便是拳毛　與颯露紫。1918年，他們又再次來到中國，企圖將剩餘的四幅砸成數塊再次裝箱運走，被西安當地人發現並攔截了下來。現如今在碑林人們只能看到四幅殘損的浮雕了。

　　第30節：西安：一個王城的背影（10）

　　華清宮也是命運多舛。它的興衰沉浮可以真實地折射出一個都城的滄桑過往。華清池亦名華清宮，位於西安城東，驪山北麓，由於它緊依京城的地理位置，旖旎秀美的驪山風光以及自然造化的天然溫泉，吸引了在西安建都的歷代天子。周、秦、漢、隋、唐等歷代王朝都將這塊風水寶地作爲他們的行宮別苑。西周末期周幽王就在今華清池所在地修建"驪宮"；秦始皇於此"砌石起宇"名曰"驪山湯"；漢武帝時，在秦湯基礎上進行修葺；北周武帝造"皇堂石井"；隋文帝開皇三年（公元583年）重加修飾，爲美化環境而"列松柏數千株"，以點綴溫湯風景。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李世民營建"湯泉宮"，竣工以後太宗率文武百官臨幸新宮，親筆御書《溫泉銘》，並命石匠勒石制碑拓印以示羣臣。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幾經擴建，公元747年10月新宮落成，易名"華清宮"。"高高驪山上有宮，朱樓紫殿三四重"，宮城倚山面渭，依驪山山勢而築，以朝元閣所在的西繡嶺第三峯和溫泉總源爲軸線，以總源爲軸心向四周輻射展開，既合理地利用了溫泉，又體現了皇宮嚴謹的佈局。宮周築羅城，修登山輦道和通往長安的複道，內置百官衙署。"長安回望繡城堆，山頂千門次第開"－－至此，華清池達到了它的歷史鼎盛時期。華清池是以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羅曼史而著稱的。"帝輦恆從十月來，羽騎雲遊應山綠"，據記載，從公元745年至755年的每年10月，唐玄宗都要偕貴妃和親信大臣來華清宮"避寒"，直至翌年暮春才返回京師長安。其間處理朝政、商議國事、接見外使都在這裏進行，華清宮逐漸成爲當時的政治中心。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發生安史之亂，玄宗棄京師急攜楊貴妃姐妹西逃，至此，華清宮由盛轉衰。五代殘唐以後，隨着政治、經濟中心的轉移，華清池失去了它的特殊地位。

　　作爲漢唐兩朝盛世中國的大帝都，西安留下了中國都城史上最豐厚的的人文和歷史遺存，但唯其如此，它的衰落才格外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劇色彩。這不僅上從世道人心上可以看出來，還可以從上述沉重而傷感的"景點"裏解讀得出其中的意味。

　　秦腔遙遠　在古老的城牆下，聽秦腔、吼秦腔成了今天許多西安人日常生活中一件自得其樂的事情。唱戲的投入，聽戲的也投入。唱者多爲關中漢子，方面闊口，狀極威武。提袍抖袖，大吼大唱，一條嗓音破空飛去，撞在城牆上，踅回來，聲猶震耳。秦腔的唱腔裏和着黃土高原的風沙，夾雜着黃河奔騰咆哮的旋律。的確，秦腔是杯烈酒，喝了才知道魂之所繫；是出天歌，聽了才知道酣暢淋漓。秦腔是黃土地的靈魂所在。是一箇舊帝都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都在唱唸做打中年復一年地流走，西安人生活的艱辛和對幸福的渴望也都在鑼鼓鑔鈸一陣陣的快慢板中一點點地融化。

　　八百里秦川，從西周到大唐，一直是華夏民族的中心，而西安正是這個中心的心臟。水草豐美的渭河養育了這一帶的農業文明，秀色可餐的關中女子羈絆了十三代帝王的心。秦腔就是在這樣的土地上浸養出來，像一塊厚密的饃在鮮亮的老湯中慢慢散發它的味道。西安人習慣把秦腔稱爲"大秦腔"，不僅是因爲秦腔原始豪放、高亢激昂的旋律，更是因爲秦腔本身強硬的氣魄和它唱腔裏所表現出來的烈性和野性。從周秦漢唐一路走來的西安人，他們迷戀秦腔，並不全因它土生土長古音古意，而是秦腔石破天驚的撕扯吼叫最能表達他們靈魂的渴望震顫。這個城市，地下埋有皇陵，地上建有寺廟，陰氣重於陽氣，人們用秦腔驚天地泣鬼神的陽剛之氣，來平衡幾千年鬱積的陰氣。

　　秦腔的豪氣說起來是有種族淵源的，它的哀怨細膩是在關中女子水一樣的目光中滋養出來的。據說秦腔起源於秦代那首著名的詩－－"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荊軻刺秦是悲壯的，如同飛蛾撲火。樂師高漸離作歌送荊軻，必是在豪飲之後，站在峁塬之上，看着漸去漸遠的荊軻消失在黃色的原野上。而荊軻，是懷着必死的信念去刺殺暴君嬴政。繚繞於耳畔的歌聲如泣如訴，在空曠的原野上回蕩，悲切之中充滿着男人的豪氣。那時候想必有浣紗的女子，向他揚起紅色的兜肚。這歌聲十足的韻味纔在他的胸中漫散開來，讓他生出一點僥倖的希望。而那一次，高漸離卻吼劈了嗓子，嘴角流血。所以－－"秦腔的境界在於吼。"在西安，無論是誰唱秦腔，也無論是唱什麼段子，"都要用生命的底音"。因爲那是來自洪荒時代的聲音，野獸畏懼，天地震驚。這聲音是帶銅質的，是經過亮麗的陽光打磨過的。這聲音是帶冷峻之氣的，是經過西伯利亞冷風揉搓過的。這聲音還是帶血絲的，它自吼唱者的肺腑發出，麻爛喉嚨，因之，有一種悲壯的肅殺氣勢。

　　第31節：西安：一個王城的背影（11）

　　這種肅殺之氣也只能是屬於西安。依照中國傳統的五行學說，西方屬金，本多肅殺之氣，何況又是一座有着青磚高牆的"廢都"？的確，夕陽殘照，漢家陵闕，西安往日的繁華早已了無陳跡，似乎只有"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了。

　　長安，長安曾經有過嘹亮的號角，有過慷慨激越的塞上曲、涼州詞、燕歌行，也有過輕歌曼舞，霓裳羽衣，長安往事對於今天的西安來說無異於前世今生，但是往事是何等燦爛啊。

　　秦腔的鼻祖在秦聲時代就勇於開拓，終平六國。他們唱着秦腔，騎上烈馬，揮動利劍，奔向沙場，迎着烈烈西風，呼嘯於大漠，馳騁於草原。秦人被六國稱爲虎狼之師。他們是真正的男人。他們黃鐘大呂般，嘶唱着"豈回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予，與子同仇！"他們東出函谷，強於諸侯；西並諸戎，開地千里。那是何等的雄壯！漢承秦制，其後三百多年，班超棄筆從戎，率英雄三十六，經營西域，把秦聲帶到那裏。也許秦腔今日能風行西北五省，就是當時打下了基礎。當然，那時的秦腔是單純的，並沒有被塗上許多外在的色調。如《史記o李斯列傳》中所說："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呼，怏耳目者，真秦之聲也。"應該說，那時候的秦腔還是處於一個胚胎時期，還算不上什麼真正的秦腔。但繼之兩晉六朝，傳至隋唐五代、宋元之後，到了明清秦腔則不再是單純和幼稚的了。秦腔在明代萬曆年間已經相當成熟，六種唱腔、十三門角色都有嚴格的規矩。辦堂會唱秦腔曾經是關中一帶的勝景。甚至在清代，秦腔一度殺出關中，攪亂京華，與崑曲抗衡。

　　清人嚴長明在《秦雲擷英小譜》中說，"絃索流於北部，安徽人歌之爲樅陽腔，湖人歌之爲襄陽腔，陝西人歌之爲秦腔。"明至清，則形成了東、西、南、北、中五路秦腔。那時，全國上下更是"到處笙歌，盡唱魏三之句。"（魏三，即清代著名秦腔藝人魏長生）的確，說到秦腔，關中名旦魏長生是不能不提的。此人在乾隆年間即已成名，在關中一帶聲名斐然。乾隆四十四年，魏長生進京闖蕩，一出《背娃入府》轟動京城，王公貴族先睹爲快，票房居高不下，一時間其他劇種無人問津。乾隆大怒，拘其入宮，令改崑腔，魏不從，遂被逐出京師。魏發誓"不復入京，何爲大丈夫！"終於在嘉慶六年再回京都。當時禁令未解，御旨只許演一出《背娃入府》。魏長生竭畢生所能，聲調高揚處聲裂九天遊雲。全場再度轟動。閉幕後魏長生淚洗粉面，長嘆"吾誓圓也！"溘然長逝。就這樣，數千年來，秦漢雄風，盛唐氣象，裹挾着古老而沉重的大秦之音，艱難地行走在廟堂和民間的話語之間，賈平凹在其文《秦腔》裏說："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樂趣，高興時，唱‘快板"，高興得是不及烈性炸藥了一樣。要把一整個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腸的唱腔，卻表現了那麼有情有味的美來，美給別人的享受，也熨平了自己心中的愁苦的皺紋。"只可惜，到如今秦腔也只能是王城唱晚了，真正的王城唱晚。今天的秦腔已無法再現當年的輝煌，因爲秦腔芳華已逝。

　　帝都尷尬　作爲一個典型的廢都，一直以來西安這個王城的命運與遭際對這個城市人的心態有着非同小可的影響。王城唱晚，王城人內心的感受真是難與人言。

　　西安在名爲長安時曾經是如何的了得啊，區區"長安"兩字書寫了巔峯時期的輝煌。從"文景之治"到"貞觀盛世"，長安成爲了古代都城的典範。曾經的長安是國際都市，站於世界之巔接受無數的西方移民。八大古都中，政權建立在長安的是最穩定的。在政治文化上西安對古中國貢獻良多。

　　西安用許多細節執着地表明着古都風範。到了今天，西安的土話裏有許多發音還是古漢語發音，可以追溯到詩經年代，而且從沿用至今的地名中也可以窺見一斑：羅敷、長安、灞橋、馬嵬坡。

　　古城見證了文王開創都城，秦始皇威鎮華夏，項羽和劉邦你死我活的仇殺，衛青、霍去病馬踏匈奴的錚錚鐵骨，張騫、玄奘、法顯從此開始追尋夢想的出發到歷盡千難萬險的迴歸，唐太宗李世民在此成就貞觀之治，一代女皇武則天麻雀變鳳凰，李白、杜甫在此吟詩交友，王昭君從此出塞遠嫁，楊玉環被迫出城自盡。真可謂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在城樓上演繹千年大戲，戲演得好壞直接關係着天下蒼生的命運，也影響着這座城市的興衰。

　　被稱作"故都"的地方，一般來說都有謝幕的意思，但西安又是不甘的。

　　西安，給了中國人最多的懷想資源。直到今天，在西安這個詭譎的斯文之地靈性之地，奇人高人時有所見，不管是在飯館裏、夜市上，還是護城河邊的垂釣中，你可能一不小心就能撞上一個熟讀《周易》的，研究天象的，精通佛經道義的，拆字算命的，他們神態安詳衣飾不鮮，混跡在芸芸衆生中絕不顯山露水，但個個身懷絕技、卓而不羣。但另一方面，因了故都情節導致的自大自閉，西安人往往好言老、好自大。阿Q喜歡說"我們先前如何如何"，西安因爲歷史悠久，也嗜好追溯各種事物的源頭而把"第一"拿到手裏，有如古代遲暮的美人，喜歡在歷史的鏡子裏顧影自憐，得到某種心理滿足，愛以中華文化正宗嫡傳自居，別人都是夷、是狄、是海派胡脈，只有自己是天子腳下的臣民，總是脫不了故都子民的貴胄情緒。

　　總之，千年帝都的自負在西安人心中還是很有份量的。雖然西安自唐以後風光不再，但千年帝都臣民的榮光使他們從自尊終至自負，時至今日，西安人的骨子裏仍去不掉帝都意識和皇家派頭的優越感。因爲自負，也因爲優越，西安人是"長安，長安，常年平安"。在動盪、變遷的時代中，他們大多冷眼瞧着大門外，看鶯飛草長，花木榮枯，卻保持自己不緊不慢的腳步。

　　一方面是自負，另一方面則是自卑。因爲在今天，作爲西部的明星城市，西安已經不能稱老大了，比如和重慶比起來它深厚的文化底蘊可能更勝一籌，但是重慶作爲西部唯一一個直轄市自然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西安有兵馬俑華清池，重慶有三峽；西安有半坡遺址，重慶有老屋基舊石器時代遺址；西安有德福巷，重慶有磁器口老街......在西部西安尚且不能稱王，更遑論全國了。這是西安深刻的自卑了。

　　西安的自卑還體現在潮流趨勢上。廉頗老矣，自然不能領袖羣倫。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西安有"新新人類"嗎？當然，不能說沒有，畢竟是個省會城市。但"新新人類"在西安有點不同。他們的打扮潮流一般來說總是比其他的地方慢上半拍，處於一種跟風的狀態，所以，嚴格地講，西安的"新新人類"應該被稱爲"舊新新人類"。遙想盛唐當年，作爲中外聞名的國際性大都市，西安可是時尚的策源地，在時尚方面一向是別的城市和國家模仿的對象，現如今，跟風尚且氣喘吁吁，由不得西安不自卑了。

　　時間帶走了一些東西，也留下了一些東西。站在西安的城牆上，看眼前這個城市高樓林立、車水馬龍，任何一個遊人都可以感受到晚風徐徐，只是－－現在的西安風和秦始皇指點江山時的西安風大有不同。

　　在自負與自卑之間，一個曾經的帝都尷尬畢現。

南京：可疑的王氣　

南京，這個想來令人傷感的城市，幾乎從它誕生之日起，就具備了"帝都之相"。因爲在中國的著名古都中，南京的"山川形勝"可謂獨一無二。整個南京是由低山岡地、河谷平原、濱湖平原及沿江河地等地形單元構成的地貌綜合體，爲寧、鎮、揚山地的一部分，地貌上形成了寧鎮山脈兩端的三個分支：北支沿長江南岸向西延續，海拔130～286米；中支至南京城牆山脈延伸入市區，海拔32～486米；南支繞城東南部，海拔95～382米。長江南京段長度約95公里，江心有八卦洲等10多個大小江心洲，江北有滁河，江南有秦淮河，爲境內兩條主要的長江支流。整個古城位於長江下游的秦淮河河口地區，周圍羣山對古城起着屏障和軍事防守的作用，呈現山環水抱的態勢，北高南低，易守不易攻。諸葛亮稱讚南京是"鐘山龍盤，石頭虎踞，確是帝王之宅"。甚至到了今天，中國叫京的城市也只有兩個－－北京和南京。雖然北京是今日中國的首都，但北京沒有能獨佔作爲京城的榮耀：它必須與南京分享"京"的稱號。這是南京牛的地方，不服不行。

　　萬里長江在經過一路披荊斬棘之後，在南京這個地方作了最後一個回漩，然後直奔大海。但是回顧兩千年來的都城史，作爲首都的南京卻是尷尬和曖昧的。今天的南京城，實際上是復興於南唐（公元914年），盛於明初（1368），又頹於太平天國（1853－1864），再興於民國（1927－1949）直至成爲廢都，是由多重歷史沉積構成的古老城市。這座總是被龍興於北方的帝王所忌諱的地方，千百年來在歷史的長河時隱時現，靠着僅有的王氣造就了"六朝古都"。幾乎任何王朝到了南京，就像瘟疫般地沾染上南京的陰溼而變得陰柔。再硬朗的王氣都抵抗不住秦淮的胭脂。南京本性上是一個沒落的城市。雖然它高貴，雖然它一旦發威，個性突出，但南京就像是一個來自商宦之家憂鬱的青年，骨子裏流着高貴的血，在現實中卻缺乏自信。是的，南京不缺霸氣，但是它在霸氣背後埋藏了一種自卑，這作爲都城來講是致命的。

　　第33節：南京：可疑的王氣（2）

　　南京歷史上曾經用過的名稱有44個，這其中每一次地名的變化，往往都聯繫着改朝換代所帶來榮辱興衰。如今爲人們津津樂道的六朝金粉，實際上是火光血影中不斷上演的顛覆與再顛覆的悲喜劇。大悲大喜，悲喜相續，歷史在這裏翻過的每一頁都過於跌宕，每一頁又都翻得過於急促。雄才大略的孫仲謀定都南京剛剛五十年時間，其鼎立爭雄的偉業就變成了"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的悲劇。東晉的繁榮勉強維持過了百年，而南朝宋齊梁陳加起來也不過一百七十年。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金粉"背後，是多少戰火硝煙多少生靈塗炭。隋滅陳之後，隋文帝爲破壞所謂的"金陵王氣"，下令"建康城邑平蕩耕墾"。劉禹錫只會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卻不知有多少尋常百姓的家早在戰火中化爲灰燼，那些百姓家檐下的燕子，又不知該駐足何方。之後，"破城記"在南京一演再演：南京的歷史上曾先後遭到過五次大規模的屠城，屠城者分別是喪盡天良的東瀛屠夫，攻下太平天國都城天京（今南京）後的清軍，剛剛破關後急於爲鎮壓明朝留都而實行"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政策的滿清，更有隋朝虎狼之師焚化燒搶六朝煙粉，蕭梁侯景叛亂血流成河，屍骨成堆......南京一次一次經歷滅頂之災。

　　讓我們一起來回顧南京往事吧。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踐命范蠡在南京秦淮河之南約830米處築城，城周長約1.2公里，面積約0.94平方公里。後稱越城，又名范蠡城。它是南京歷史上第一座有確切年代可考的軍事性質的古城，被公認爲南京城市的開端。

　　漢獻帝建安十六年（211），孫權將政治中心由京口（今江蘇鎮江）遷至秣陵（今南京秣陵關一帶），次年在楚國金陵邑城址修建石頭城，以資守禦，並取"建功立業"之意改稱秣陵爲建業。黃龍元年（229）四月，孫權在武昌稱帝。同年九月，在朝野"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的呼聲中，孫權遷都建業，開創了南京建都的歷史。孫權以其　兄孫策的長沙恆王故府爲皇宮，規劃並建造了　周長約11公里的建業都城。

　　自東吳開始，南京從地方性城邑一躍而爲中國東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南朝的建康，在方圓20公里的區域內，聚居着28萬戶，若按每戶5口計算，竟超過140萬人，相當於現在南京人口的一半。

　　建康是當時佛教中心，梵剎林立，釋子成行。鐘磬之聲，不絕於耳。《南史o郭祖深傳》有"都下佛寺500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的記載。唐杜牧也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詩句。

　　589年，隋文帝滅陳後蕩平建康城邑，摧毀六朝宮苑，南京遭受重創，後在石頭城置蔣州。唐代，置蔣州爲升州。

　　北宋時南京稱江寧府，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改爲建康府，爲抗金前線。岳飛、韓世忠曾在此抗金。金兵於1130年火燒建康城，城內建築大都化爲灰燼。南京再次遭受重創。

　　南京地區的再度繁榮是在明朝。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稱帝，改稱南京。這是南京第一次成爲全國的政治中心，可謂浴火重生。明代的南京城，稱得上是古代世界第一大城。其外郭城周長60公里，18個城門。內城周長33.7公里，城牆平均高14～21米，基寬14米。開13座城門。以聚寶門（今中華門）爲最大。

　　但是，就在南京蒸蒸日上時，明成祖朱棣突然遷都北京。因爲當時北方的蒙元殘部，是明王朝最大的勁敵。出於國防考慮，朱棣決定採取"天子守邊"的方式，用行政手段將全國的人力物力向北方邊境進行集中－－在當時落後的生產力條件下，這也是不得已而爲之。好在遷都北京後，南京作爲明代兩京之一，府部猶存，地位仍是重要。明南京的城市建設，無論是城垣、宮廷、陵寢，還是官衙、寺廟、街市，都達到了歷史鼎盛時期。遷都北京後，應天府作爲南都擁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並一度成爲南明的首都。

　　清代南京改江寧府，駐兩江總督，設江寧織造，是東南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南京絲織業、造船業、印刷出版業居全國首位。南京雲錦名聞中外。設立在雞籠山南麓的國子監，中外學生多達萬人。

　　第34節：南京：可疑的王氣（3）

　　可以說近代史上的中國政治是從南京開始又從南京結束的。滿清一朝踏平南京爲江寧，希求江南安寧也希求南京不要給它作亂，可最終清代遭遇了無數次生存危機依然逃不開南京。大清被欺負始於南京的江寧條約，大清被嚴重衰弱來自於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國，大清被終結是開始於南京的中華民國。

　　不妨先來說一說南京宿命中的1853年。這一年太平天國革命軍攻克南京後，在此建都，改稱天京。太平天國在天京前後十一年，洪秀全利用清兩江總督舊址建天王府。那麼太平天國爲何把都城定在南京？可能是出於以下幾種考慮吧，從地理上來看：南京地處長江中下游地區，扼長江的門戶，沿江而上，可控制長江中游地區，溯江而下，可控制江浙一帶，且南京位於長江南岸，長江可作爲抵抗清軍的天然屏障。從政治上考慮：佔領南京後，建立都城，建立穩定的根據地，克服當時流動作戰的不利局面，以便集中力量與清政府對峙。從經濟上考慮：長江中下游地區，特別是江浙一帶，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相對比較富庶，在此建都，可使太平天國獲得有力的物質支持。從歷史上看：南京是我國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歷史上有許多王朝在此建都，是著名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建都條件優越。但是太平天國的這一舉動卻爲南京帶來了浩劫。1864年7月天京被攻陷。清軍入城後，洗劫了天王府及其他王府和倉庫，並縱火焚燒，使南京遭到了一次浩劫，連明故宮、明孝陵及大報恩寺琉璃塔亦均被毀。這是南京第三次遭受重創，諸多名勝古蹟毀於戰火，可謂"東南文物，盡付劫灰"，以至於今天我們只能從《桃花扇》、《儒林外史》、《紅樓夢》等文學作品中窺見盛時南京的繁華。

　　此後，南京又被清政府用作統治東南地區的中心。清軍攻克江寧後，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重建，如總督署、布政使司、鼓樓、文廟、武廟等一些重要建築得以恢復，又新建了一些近代建築，如匯文書院、諮議局等。1912年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就設於清末的兩江總督署內。民國定都南京後，開始了首都建設計劃，修築中山路等通衢大道，興建了數量可觀的民族形式建築和其他標誌性建築，如以行政院、外交部、考試院爲代表的政治建築和以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中央美術陳列館爲代表的文教設施。

　　那麼南京被中華民國定爲國都，原因何在呢？孫中山說："南京爲中國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鍾毓一處，在世界之大都市，誠難覓如此佳境也。"這是南京的短暫復甦。可惜好景不長，隨後日寇入侵，南京再遭血洗。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攻佔南京；12月16日，日軍在中山碼頭集體屠殺5000餘人，並拋屍江中；12月17日，日軍將3000餘人押至煤炭港槍殺，並用火焚燒；12月18日，日軍將難民、俘虜57000餘人，以鉛絲捆綁，驅至下關草鞋峽，先用機槍掃射，再用刺刀亂戳，最後澆以煤油，縱火焚燒，殘餘骸骨投入長江。據史料記載，在日軍進入南京後的1個月中，全城發生2萬起以上強姦、輪姦事件，無論少女老婦，都難逃摧殘。許多婦女在被強姦之後又遭槍殺、毀屍，慘不忍睹。與此同時，日軍大肆縱火，從中華門到內橋，從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廟一帶繁華區域，大火連天，幾天不息。全市約有三分之一的建築物和財產被燒燬，無數住宅、商店、機關、倉庫被搶劫一空。1949年之後南京又因爲政治原因成了廢都。

　　哎，王城唱晚，最後的憂傷應該是那些千百年來無言的城牆吧。南京明城牆有着無可企及的輝煌，也沉積着訴不盡的滄桑。

　　南京明城牆，以其佔地區域廣、堅固、雄偉而著稱於世。後人對此不僅有"高、堅甲於海內"之感慨，就連十六世紀中葉先後3次抵達南京的意大利人、傳教士利瑪竇也稱："這座城市超過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南京明城牆之所以能有如此的規模和氣勢，得益於中國數千年城垣建造發展史的深厚基礎。南京明城牆原長33.67千米，直至今日，它仍保存着21.35千米；它非方非圓，依地形和山勢而建；它的底部用大塊石條砌成，非常堅硬，可抵禦比較嚴重的破壞；上部砌城的青磚也十分堅硬。這些磚雖然經歷了幾百年的風霜銷蝕，卻依然不減它當年的風采。

　　第35節：南京：可疑的王氣（4）

　　城牆最本質的原生價值之一，在於具備冷兵器時代的軍事防禦功能。城牆最初由土壘、土石混築、磚石砌築其表皮，發展到南京明城牆大規模採用磚石構造、逐步趨於完善的過程，與兵器（主要是攻城器械和火兵器）的發展有着密切的聯繫。明城牆如此堅固的構築，是有當年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原因的。當年朱元璋接受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後，便決定修建一座可抵擋強敵入侵的城牆，牆外還修了護城河，爲他今後的稱王和定都提供條件。但是建文四年時，爲奪王位，朱棣由南京城北面的金川門攻入了南京城，南京城終於被攻破。城牆依然在，而主人卻換了個主人。

　　幾百年過去了，太平天國在南京建都，以爲憑藉堅固的城牆作屏障，天下唾手可得。於是他們關起了城門，全然忘記了城牆外面還有兵強馬壯的清軍正虎視眈眈。曾敗於太平軍手下的湘軍，利用太平門附近一段沒有護城河的城牆，挖地道，將炸藥埋在了太平門下，炸出缺口，攻入南京城。

　　1937年，日軍侵華戰爭爆發，南京淪陷了。當日軍來到南京明城牆最大的甕城－－中華門時，他們畏懼了，因爲他們知道這裏有三道甕城，可以"甕中捉鱉"；這裏有27個藏兵洞，可以屯兵三千。心虛的日軍不僅觀察半天，還放狗進去探測才膽敢進入南京城。但最終，中華門上雄偉的鏑樓在侵略者的炮火中只剩下了殘壁斷垣。

　　歷經滄桑的南京明城牆儘管堅固巍峨，卻抵擋不住熱兵器時代的槍炮和殺戮。城牆表面上讓古都有了固若金湯的安全感，但磚石砌成的城牆再高再堅，最後只能淪落成一道風景。這是一個古都的宿命和悲哀。

　　王氣與歷史悲喜劇　都說南京是有"王氣"的，風水好，那麼所謂的"王氣"和風水究竟指的是什麼呢？

　　"氣"是古代中國人解釋事物變化的一個特殊概念。古人認爲，萬物的存在變化不過是"氣"的作用。《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爲和。"《莊子》說："通天下一‘氣"耳。"抽象的"氣"被廣泛用於解釋宇宙起源、社會變遷、人的生存等各個方面。

　　古人認爲，天道與人事互爲影響，即"天人感應"，爲了把握天的意志，用以作爲人的行爲的指導，便有了占卜、占星、占候、風水、望氣等術數形式。所謂術數，是指推演之術，用數字組合或自然現象推測往來，預言吉凶。術數所推出的結論往往要用"氣"來解釋，操持這行的人被稱爲術士，在古代有極高的社會地位，諸葛亮就是三國時著名的術士，而張紘則是早於諸葛亮的著名術士，不過，他們都是以政治家而知名的。

　　風水是選擇陽宅和陰宅地址的方法。託名爲晉代郭璞所著的《葬書》說："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風水術也是望氣術，氣是風水術的核心，它認爲山水組合會生成某種"氣"，"氣"成爲風水術判斷地形優劣的結論。風水在古代稱堪輿，"堪"指天道，"輿"指地形。風水術將山川附會星象，以達到地與天的對應，最常見的便是用山水地形附會天上蒼龍、白虎、朱雀、玄武星象，這種方法最早見於《三國志》中。

　　從風水的歷史淵源來說，南京的淵源是非常悠久的，最早戰國時代的楚威王認爲南京有帝王之氣，就在紫金山上埋金，壓住帝王之氣。後來秦始皇也認爲南京有帝王之氣，就挖秦淮河，鑿方山以泄帝王之氣。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南京可能真有帝王之氣，秦始皇一挖把龍脈給挖斷了，秦王朝也就很快倒臺。南京最大的優勢是水，風水諺語：山管人丁水管財，首先長江在南京西北方向形成環抱，而長江是中國最大的水脈，流程已經到了中下游地區，地氣非常旺盛，南京正好處於長江下游，又屬於崑崙山系三大龍脈之一南龍的末端。南京作爲一個山水的交匯點，一大特色就是龍蟠虎踞。山勢是迴旋形的，比較靈秀，南京北面有長江，西面有象山、老虎山、獅子山，南面有牛首山等。山水環抱，所以南京的地貌在歷史上非常有名，號稱龍蟠虎踞，這樣的地形地勢大概就造就了金陵的王氣，且讓安居金陵的天子都記住了這麼一句潛臺詞：天子受命於天，此地有王氣，所謂天意。　因此，康熙皇帝有詩云：　

　　第36節：南京：可疑的王氣（5）

　　秣陵舊是國王地，此日鑾鎮列隊過。　一代規模成行跡，千秋興廢逐流波。宮牆斷缺迷骨鎖，野水彎環剩玉河。治理艱勤重殷鑑，斜陽衰草系情多。

　　真是王氣浩蕩。

　　關於金陵的"王氣"，歷史學家曾對南京古城的地形地貌作過分析，認爲其選址與佈局符合傳統風水說中的"四象"要求，體現出"天人合一"的文化追求：巍峨蔥鬱的鐘山在東面，爲"青龍象"；隱伏嶙峋的石頭山（今清涼山－－四望山一線）在西面，爲"白虎象"；奔流靈動的秦淮河在南面，爲"朱雀象"；逶迤綿長的覆舟山－－鼓樓崗一線橫亙於北面，爲"玄武象"。四象之間平展的谷地爲皇（黃）宮所在。皇宮中軸線上南有平崗雨花臺爲"前案"，雙峯高聳的牛首山爲"遠朝"。可以說，中國風水地貌的精髓"四象"（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及"五行"（青、白、紅、黑、黃）在南京古城得到了完整的表現。

　　從六朝都城建康的選址情況來看，恰好與風水學上的要求是一致的。在建康城的東面有巍峨的鐘山，西面有嶙峋的石頭山，南面有蜿蜒流淌的秦淮河，北面橫亙着小九華山和雞籠山，這四者構成了風水學上的"四象"，即東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建康城就處在"四象"之中，並與"四象"構成了傳統思想中的"五行"，即青、白、紅、黑、黃，中間宮城爲"黃"。

　　此外，在建康城的中軸線上，近處有石子崗（即雨花臺），遠處有牛首山，符合風水說中"負陰抱陽、背山面水"的基本原則和格局。正因爲南京有如此優越的風水條件，所以才能在衆多江南城市中脫穎而出，引得諸葛亮由衷發出"鐘山龍盤，石頭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讚歎。

　　可以說孫吳定都建業（今南京），就與風水術有直接的關係。據史載，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前，吳國大臣張曾經對孫權說：秣陵（今南京）王氣，宜爲都邑。孫權認爲他說得對，但未採納。後來蜀國的劉備也認爲秣陵有王氣，孫權這才下定決心，定都建業。

　　此外，"龍盤虎踞"作爲"王者之象"，在中國至少從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就已經開始產生，西漢時期在都城用瓦上已印有"四象"圖像符號，但明確把都城地貌特徵衍化"四象"並融入都城規劃設計之中的是南京古城，這一點應歸功於三國時期的諸葛亮。而這種地貌特徵的文化評價從東吳時代一旦形成，它就成爲一種強烈的暗示和政治優勢影響到後來南京的城市地位、風貌和格局，並且還變成了人們對這座城市獨特的人文性描述。今天南京的龍蟠路（東）、虎踞路（西）、朱雀橋（南）、玄武湖（北）等地名仍然留有深深的"四象"痕跡，而且這一古城的"四象"地形迄今基本保存完好，仍是南京古城重要的風貌特徵。

　　其實不止是南京，歷史上凡是出帝王的地方，都會有人說那裏有王氣。《白虎通》說："京師，四方之中也。""王者必即土中。"帝王要在地上尋找一處對應"天中"的"土中"作爲京城，一方面便於統治，另一方面則顯示帝王受命於天。最早的尋找"土中"的行動是在周朝，周武王、周公觀天象，用占卜，勘地形，最終在洛水之濱找到了"土中"，就是洛陽。古人認爲中原是對應"天中"的帝王之國，只有佔據中原纔有資格稱帝，只有包括中原的"中國"才具有承繼正統的地位，所以中原王氣成爲封建政治的定理。

　　三國中，曹操佔據中原，挾天子以令諸侯，具備稱帝的條件，劉備雖偏據西南，但可以皇族血統爭正統，只有孫權沒有任何藉口可以利用，既偏據東南，又沒有皇族血統，所以，直到曹丕、劉備都稱帝之後，孫權纔不得已而登大寶。孫權"自以居非中土"（《宋書》），連皇家必需的祭天地設施也遲遲沒有興建。三國鼎立，必爭一尊，孫權只有藉助"天意"來爲自己正名份，"金陵王氣"就成爲東吳與魏、蜀爭尊的武器。

　　所以，金陵王氣只能在三國這樣有幾個政權同時存在的特定條件下才能產生。金陵王氣的提出，第一次向王者必居國土中央的傳統發出挑戰，孫權建都金陵，"黃旗一掃蕩，割壤開吳京"（李白），使江南出現了第一個大古都。顯然，東吳提出"金陵王氣"，是尋求國家統一發展的必要措施，金陵王氣的提出，是保護江南、統一中國的歷史必然。但東吳始終沒有被視爲正統，它最後還是滅亡了。

　　第37節：南京：可疑的王氣（6）

　　如果承認風水的某些理論，那麼可以說，南京的命運是她的風水造成的。她的王氣與霸氣太重，沒有一個帝王可以壓過她。所以在此建都的王朝沒有一個可以長命。也許她只願做個溫柔的金粉之鄉，而歷史卻一次次殘酷地將她逼到戰火的最前沿。

　　南京王氣不足可以史爲證。歷代在此建都時間都不長：　孫權在公元229年稱帝南京，280年被晉所滅。傳代三世，歷時52年。

　　西晉被匈奴所滅洛陽被焚。琅玡王司馬睿南京稱帝爲東晉，但公元420年又被劉宋所滅。歷時一百零三年。

　　劉宋之後，齊、梁、陳相繼定都南京（南朝），宋59年，齊23年，梁55年，陳32年。四朝共約170年。

　　明朱元璋1368年在南京開國，1402年燕王朱棣"清君側"，奪其侄建文帝朱允炆帝位，即遷都北京。明代立國雖277年，但在南京僅52年。

　　太平天國1853年建都到1864年被滅。僅12年。

　　中華民國1911年至1949年定都南京，僅38年（中有抗日戰爭遷都重慶，在南京實際不足30年。）

　　所以就有人說，即便金陵有"王氣"，在這裏建都的王朝也是短命的，往往還屬於分裂、偏安一類。在八大古都中，這是南京所獨有的。鄭板橋就曾在詩中說："南人愛說長江水，此水從來不得長。"南京既在"金陵王氣"的氛圍中書寫自己的歷史，又在人們對"金陵亡氣"的譏嘲中飽受奚落。從王氣到亡氣，南京演繹了一個王城的辛酸命運。

　　"一國亡來一國亡，六朝興廢太匆忙"，鄭板橋的一句詩道出的正是金陵的亡氣。南京作家葉兆言則說："沒有一個古老的城市，比南京更適合聆聽亡國的聲音，金陵自古有王氣，與其說是豪言壯語，還不如說是往事不堪回首的感嘆。"

　　其實，"金陵王氣"只是古代神祕文化的表述，南京處在長江下游從東北流向轉爲正東流向的轉角處，是江南到中原的最近點，前有淮河、長江兩道天然防線，後有富庶的吳、會地區作後盾，得天獨厚，即使沒有"金陵王氣"的說法，南京的戰略地位也是無法取代的，這就決定了南京在國家危難時要承擔的歷史重任。餘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說："南京城的氣魄無與倫比，深深銘刻着南北交戰的宏大的悲劇性體驗。"這是王氣所帶來的歷史悲喜劇。公元588年，隋朝起兵50萬南下，仍在醉生夢死中的陳後主說："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人再至，皆並摧沒。今虜雖來，必應自敗。"不久，這個皇帝被俘於宮中的胭脂井，轟轟烈烈的六朝也結束了，真可謂：成也王氣，敗也王氣。難怪唐代劉禹錫在《金陵懷古》詩中就明確地說："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那些傷感的時代遺痕　南京，這個王氣不旺的六朝古都，歷史上有過奪目的繁華，也有過肅殺的血雨腥風，每一個朝代的更替，都伴隨着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廝殺。經歷了悲歡變遷的南京，現在，只是一個蒼老得有些平庸的城市，"英雄一去豪華盡"，所以朱自清會說："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鋪子，到處都有時代的遺痕。"

　　在歷史上，南京作爲十朝都會，曾經有過它的王者風範，當年朱元璋一手營建的南京城垣爲四重，分別是外郭（土城）、都城（城牆）、皇城（保護皇宮的外圍城牆）、宮城（皇宮的城牆），如此嚴密的設計，真可謂是大明帝國的完美之都。建成後的南京宮殿殿宇重重，雕樑畫棟，千門萬戶，金碧輝煌，氣勢恢宏，蔚爲壯觀。皇城在外，圍護着宮城。皇城開有六道門：正南爲洪武門，正對着都城正陽門（今光華門）；東南爲長安左門，外爲長安街；西南爲長安右門，東爲東安門，西爲西安門；北爲玄武門。宮城俗稱"紫禁城"，開有六道門，正南是午門，東南爲左掖門，西南爲右掖門，東爲東華門，西爲西華門，正北是北安門。在皇城與宮城之間還有兩道門，南爲承天門，北爲端門，與洪武門、午門處在同一條中軸線上。宮城中由南向北依次建有宏偉的奉天、華蓋和謹身三大殿。三大殿的東側有文華殿，西側有武英殿，統稱爲"前朝"五殿。後來北京故宮的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就是模仿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建造的。奉天殿，是三大殿的主體，俗稱金鑾殿，上蓋琉璃金瓦，雙檐重脊，雕樑畫棟，朱漆描金雕花的門窗，它是朱元璋舉行重大典禮和接受文武百官朝賀的地方。奉天殿旁左廡是文樓，右廡是武樓。奉天殿後面的華蓋殿，四面出檐，滲金圓頂，殿頂上還綴有一顆碩大的金球。在這裏，朱元璋要先行接受內閣大臣和宮廷執事人員的參拜，然後纔去奉天殿接受百官的朝賀。華蓋殿後就是謹身殿，規模僅次於奉天殿，也是一座雙重飛檐的大殿，是皇帝上朝前更衣的地方。

　　第38節：南京：可疑的王氣（7）

　　三大殿之後，是皇帝與后妃生活起居的地方，名叫"後廷"。後宮南面正中爲乾清門，乾清門內爲乾清宮大殿。處在中軸線位置上宮殿的左邊有日精門，右邊有月華日，殿的東西有斜廊，廊後左邊有東暖閣，右邊有西暖閣。乾清宮後面是省躬殿，制式如同華蓋殿，略小。省躬殿後爲坤寧宮，是皇后居住的地方。坤寧宮的東、西兩側，建有柔儀殿和春和殿兩座別殿。在春和殿西側還有御花園。"前朝"與"後廷"相結合，組成"朝廷"。此外，宮城內還有祭奉朱元璋祖先的"奉先殿"、珍藏、修編經典書籍的"文淵閣"、位於奉天門之東專門爲"東宮親王讀書"而建造的"大本堂"以及富麗堂皇的諸多宮廷建築。整個皇城範圍南北長2.5公里，東西寬2公里，周長9公里；宮城東西寬850米，南北深807米。

　　但是這座作爲洪武、建文、永樂三朝的明初皇宮，最終還是走向毀滅。朱棣遷都北京後，南京降爲留都，由皇族和大臣駐守，以保證南京也有個形式上的朝廷。但南京宮殿漸趨冷落，數百年間，南京明故宮屢遭損壞。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夏六月天降雷雨，謹身殿、華蓋殿等被雷電擊中起火後燒燬。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五月，南京刮颶風，太廟的樹被連根拔起，太廟大祀殿和皇城各門獸吻被毀。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南京下暴雨，江水氾濫，整個南京城及皇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的弟弟朱由崧逃往南京，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延，這時明故宮已相當破敗，朱由崧只能在武英殿"登基"了，因爲三大殿已蕩然無存。

　　清軍平定江南以後，清政府將明故宮改爲八旗兵駐防城，明故宮建築遭到很大破壞。公元1684年，康熙皇帝首次南巡，到達江寧（南京），見到殘破不堪的明故宮大爲感慨，作《過金陵論》一文寫道："道出故宮，荊榛滿目，昔者鳳闕之巍峨，今則頹垣殘壁矣......頃過其城市，閭閻巷陌未改舊觀，而宮闕無一存者，睹此興懷，能不有吳宮花草、晉代衣冠之嘆耶！"，可見此時的明故宮已經沒有一座完整的建築了。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經康熙批准，又拆遷了南京明故宮宮殿琉璃瓦、九龍藻井、丹陛等物發往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建成九龍大殿，目前法雨寺中還保留了原本爲明故宮的丹陛、九龍藻井以及大量的屋頂琉璃瓦、琉璃構件。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明故宮又經受了一次較大的破壞，除了地下埋藏的石構件以外，只剩下一片殘殘垣碎瓦、蛇鼠出沒的廢墟了。1911年，英國人法雷斯又從明故宮遺址中拆走七塊石刻和三對石獅，運往下關揚子飯店進行裝飾。

　　到了1929年，爲了迎接孫中山先生靈柩安葬中山陵，當時的民國政府新建了中山東路和逸仙橋，中山東路橫跨奉天殿廣場，把遺址分爲南北兩部分（目前南部爲白下區管轄，北部爲玄武區管轄），這時的明故宮遺址僅存午門與地下柱礎等少量的遺蹟了。原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好古玩，對明故宮和明孝陵的建築遺址鍾愛有加。1932年，他修建自己的別墅"桂林石屋"時，竟然從明故宮遺址上"調用"了一批精美石雕裝飾在石屋前。

　　所以，當歷史走到600多年後的今天，夕日的皇城遺蹟已所剩無幾了，南京宮殿僅存午門、五龍橋、奉天門、西安門、西華門、東華門及零散遺蹟，這些遺蹟現在被統稱爲南京明故宮遺址。比起北京故宮，這座曾經輝煌的皇城正在被人遺忘。現在被稱爲御道街的地方是南京明故宮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明代叫千步廊，是明代進入皇宮上朝的正路，統稱外朝。千步廊的南端就是皇城的總大門－－洪武門，當年這是一座磚石結構的三孔門卷單檐歇山頂的建築，現在南京東郊遺存的明孝陵大金門與洪武門的形制接近，尚可以想象出當年洪武門的樣子。再往前走有五座並列的石橋，名叫"外五龍橋"。在洪武門至外五龍橋之間的御道兩側，是明朝中央官署區。御道西側是高級軍事指揮機構，包　、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以及太常寺、通政司、錦衣衛、旗手衛、欽天監等；御道東側是中央高級官署，包括宗人府、史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以及翰書院、詹事府、太醫院等。當年這裏定是有條不紊的公務繁忙景象，如今千步廊遺蹟全無，只有這外五龍橋依然存在，橋的基石仍是明代的基石，橋面還保留着明代的青石路面，只是現存的橋欄是"汪僞"時期修葺的，比較粗糙。這座"外五龍橋"也稱外金水橋，它和北京故宮天安門前的外金水橋的位置和作用是一樣的。

　　第39節：南京：可疑的王氣（8）

　　過了外金水橋，原有一座高大雄偉的城門－－承天門，承天門不同於洪武門，她是一座三孔門卷的城門，上面有漂亮威嚴的重檐歇山頂的儀鳳樓，金黃的琉璃頂在陽光下閃爍着光斑，極爲壯觀。進入承天門後，又有一座和承天門一模一樣的、起着禮儀作用的城門－－端門，這兩座城門可以說是御道上最突顯的建築，在進入皇宮之前就體現了皇城無可比擬的氣度。承天門與端門的位置和作用與北京故宮的天安門與端門是一樣的，都是進入皇宮之前顯示皇宮威嚴的重要建築。在明代，北京故宮承天門一直沒有改名，直到清代才被改名天安門。

　　在承天門與端門之間的御道兩側是廟社區，東邊設置了祭祀皇帝祖宗的太廟，西邊則是祭祀神靈的社稷壇。明太廟遺址現在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園內，這裏仍保留了大量的柱礎與基石，與校園的環境輝映，非常協調。

　　太廟遺址曾出土了大量的明代黃色琉璃構件，顯示出這一"深藏不露"的皇家建築當年的規格是多麼地高。明社稷壇遺址在上世紀初還能看到一些牌坊和壇基的遺蹟，但現在除了一些少量的柱礎和石構件已經看不出任何遺蹟了。

　　端門過後就是午門，與中都宮殿一樣，午門是宮城的正大門，進入午門就進入了皇宮內部。現在的午門遺址是明故宮留下的最大的明故宮實物，非常珍貴，可惜的是樓頂儀鳳樓早毀，雙闕在20世紀50年代又被拆除，只剩下中間的城牆。如今的午門遺址是一座十分荒涼的小公園，她的正門前開着長長的一條馬路卻鮮有車輛通行，兩邊也只望得見鬱鬱蔥蔥的樹。整個公園用細細的黑色欄杆圍住，古舊的城牆上覆蓋着安靜厚實的蔓藤植物和斑駁的蒼苔，蒼森森的一片，微顫顫地纏着。曾經的明故宮，曾經的午門，那一度顯赫的洪武、永樂兩朝，那不盡的金陵繁華，如今都湮沒在荒草煙塵之中了。

　　穿過午門，又見五座石橋，稱"內五龍橋"，橋欄早已消失，橋下爲內御河。過了橋不遠是奉天門遺址，奉天門是皇帝接見大臣議事的地方，即"御門聽政"之所。永樂初年，明成祖朱棣曾在此舉行國宴接見過渤泥國王一行。從奉天門遺址遺存的若干個巨大石柱礎可以想象原有的建築是如何高大，這種素面無裝飾的石礎與中都宮殿的蟠龍柱礎相比顯得樸實無華，石礎底座正方形，高出部分爲圓形，中間是自然的過渡形狀，俗稱"鏡鼓石"，這種樣式的石礎被後來明清廣大的官式建築所使用，奉天門遺址還有一座原本用於裝飾臺基四角的石螭首，是明初石雕的典範。過了中山東路，就是宮殿的遺址，不過這些地方已經看不到什麼建築遺存了，只有留在地面上的大大小小的柱礎似乎在默默傾訴着無奈的悲歌，奉天、華蓋、謹身、乾清、武英、文華、奉先，一座座名宮名殿都早已長眠地下，那殿宇重重、金碧輝煌的景象則需要去遙想了。

　　六代豪華春去也　其實，南京2400多年的歷史　"滄桑"，不僅在皇城，還在烏衣巷。唐朝劉禹錫那首著名詩歌《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讓烏衣巷成了南京這個城市的代名詞。烏衣巷位於夫子廟南，東起白鷺洲公園，西至鈔庫街。據載，東吳孫權曾在此駐軍，官兵皆穿黑制服，人稱烏衣營，巷因此得名。歷史上，烏衣巷本是東晉王謝望族居住地，豪門大宅，繁華鼎盛，而到了唐朝，繁華已逝，豪門冷落，折射出歷史的滄桑鉅變。

　　夫子廟則是宋元時代建康府學和集慶路學的所在。明初爲國子學。清代爲江寧、上元縣學。夫子廟又叫孔廟、文宣王廟，是祭祀孔子之地。六朝時起，這裏就是豪門世家聚居區、繁華鬧市區。六朝繁華，秦淮粉黛，民間商業，市民娛樂，皆集中於夫子廟。夫子廟其實是一個區片名，說夫子廟，包含的是衆多零散的老地名，如貢院街、狀元境等，它是城南老地名的集中地，走在其中，強烈的歷史感覺撲面而來，令人悵然。

　　成賢街位於太平北路西側，以明朝國子監設在此處而得名。過去國子監是國家最高學府，相當於現在的北京大學等，古人認爲讀書人進國子監培養後即成人才，就是"賢人"，是做官者。明朝永樂年間規模最爲盛大時，有近萬人，現如今，輝煌早已不再。

　　第40節：南京：可疑的王氣（9）

　　另外，從古今地名的變遷也可看出南京的興衰。南京地名中保留了許多古都城的印記，作爲城邑，南京最古老的地名是越城。越滅吳的次年，即公元前472年，越國范蠡率領士兵築城於今南京中華門外雨花路西側一帶高地，此後越城、越臺之名千年留傳。南京第一個正式的稱謂則是金陵，公元前333年楚滅越，在今清涼山一帶置金陵邑，此後歷經改朝換代，或援用或別稱，金陵之名沿用不廢。自三國東吳建都南京後，除西晉幾十年外，成爲連續6個王朝的都城。然而六朝古都在589年"平蕩耕墾"，小地名多被廢，南朝的宮城蕩然無存。因此，現在留存的南京老地名以明清爲主，宋代也有一部分。

　　有2500年建城歷史的南京曾經街巷衆多，南京的街巷數目堪稱中國之最。

　　1996年出版的《地名拾趣》記載，1963年到1983年，光收集整理的南京街巷就有3402個（條），其中城區有1482個（條），郊區有1920個（條），和中國其他有着悠久歷史的城市相比後，南京街巷之多不僅是中國之最，也可能是世界之最。

　　南京的地名按數字分，有一人巷、二道埂子、三山街、四牌樓、五臺山、六角井、七里街、八條巷、九龍橋、十字街、百子亭、千條巷、萬壽村；按方位分，有東井亭、南捕門、西善橋、北極閣、上碼頭、下碼頭、中央路；按顏色分，有紅土橋、黃泥崗、藍旗街、白下路、黑墨營、紫竹林、青石街；按五行分，有金銀街、木料市、水佐崗、火瓦巷、土城頭。其它的，還可以按照動物、植物、花卉、名人等等命名方法分，數不勝數。

　　但是到今天許多老地名已經消失了，3402條老街巷還剩多少，無人知曉。

　　在南京城裏，隨着老地名一起消失的，還有許多古代名人宅第。

　　三國時東吳謀士張昭的住宅，在中華門外，對着原瓦官寺。據記載，昭仕吳時，他的謀略不爲吳帝孫權所採納，便託病在家不上朝。孫權大怒，命人用土把張昭住宅的大門堵起來。後來，又用火燒他的宅門。這樣，張昭的兒子不得不扶着他上朝去拜見孫權。

　　東晉大畫家顧愷之的住宅，也在中華門外，位於原瓦官寺的東北。顧愷之在住宅中建有一座樓作畫所。每當颳風下雨或酷寒盛暑，他都不登樓作畫。只有在天氣晴和的日子，他才登樓作畫。登樓之後，就將活動樓梯撤掉，因而連他的妻子兒女，也不易看到他在樓上是怎樣作畫的。

　　越國大臣范蠡的住宅，在中華門外長幹裏，靠近他所築的越城。

　　南唐韓熙載的住宅，在朱雀門外的戚家山附近，他經常在家裏宴請賓客。畫家顧閎中曾作了《韓熙載夜宴圖》這幅名畫。

　　西晉文學家《文賦》的作者陸機，住宅在中華門外，靠近越城的西北。這裏過去很幽靜，在他住宅中設有"讀書堂"。後來陸機到了洛陽，仍念念不忘南京的舊居，曾作《懷居賦》雲："望東城紆餘，邈吾廬之延。"

　　"六代豪華春去也"。隨着歲月的流逝，這些古代的名人宅第今天已不復存在。

　　"三百年間同曉夢，鐘山何處有龍盤！""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鐘山在南京是一座神聖的山，過去皇帝第一天登基，第二天就要去鐘山祭祀拜天。石頭城名源於石頭山，是南京的門戶，地勢十分險要，古來要守南京，必守石頭城。南京有非常獨特、重要的地理形勢，東鐘山，西長江，南秦淮，北幕府。秦嶺－－淮河以南，沒有哪個城市有這麼好的地理形勢，進可攻，退可守。據傳三國孫權時，諸葛亮出使東吳途經秣陵，曾登上石頭山（今清涼山），駐馬觀察南京的地理形勢，作出了"鍾阜龍蟠，石頭虎踞"的著名評述。此處山丘逶迤似蟠龍，所以借諸葛亮"龍蟠"名之。虎踞關位於清涼山東側，名與龍蟠裏相對。不過作爲首都，南京所能做到的，只不過是爲中國歷史貢獻一代又一代的亡國之君罷了。

　　廢都南京城下，幾多白骨，幾多劫灰。

　　所以，古代南京有兩大土特產：一是盛產"亡國之君"。二是盛產"廢都文化"，即哀嘆興亡的詩詞歌賦。歷代文人在南京詠歎興亡的作品，遠遠超過洛陽西安北京開封杭州等地。

　　第41節：南京：可疑的王氣（10）

　　"白骨青灰長艾消，桃花扇底送南朝。"

　　"天下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帝都斜陽　作爲古都，南京曾經是詩意的，但這詩意卻是那麼沉重與悲涼。詩人李白的一生與南京的關係很密切。他曾遊覽和歌唱過南京的紫金山、玄武湖、鳳凰臺、勞勞亭、長幹裏、板橋浦等，據粗略統計，李白寫金陵的詩有近百首之多。李白25歲時，"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此後十七年間曾多次到過金陵。秀麗的江南景色，優美的南京民歌，對詩人的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在城南長幹裏聽到委婉幽怨的西曲歌，被深深地感動了，寫下兩首《長幹行》。

　　青年李白在金陵的主要活動是憑弔古蹟，結交朋友。他在《金陵三首》中寫道："地擁金陵勢，城回江水流。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亡國生春草，王宮沒古丘。空餘後湖月，波上對瀛洲。"六朝帝都那時已經衰落，對詩人來說，一羣朋友的追遊聚散，成了李白這一時期金陵詩的主題。他和酒客們在城西的孫楚酒樓玩月，達曙歌吹，日晚乘醉。他要離開金陵到別處去，朋友們設宴送行，他寫下《金陵酒肆留別》，說朋友之間的情意可以和長江比短長！

　　李白42歲應詔入長安供奉翰林，不久遭到讒毀，被"賜金放還"，再度漫遊各地。天寶六年（747）至九年，他大部分時間住在金陵。十三年，與魏萬泛舟秦淮，以詩文稿相托，後編爲《李翰林集》。有名的《登金陵鳳凰臺》"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已成爲千古傳誦的佳句。這首詩，大約就是這一時期在南京寫的。結尾兩句"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淋漓盡致地抒發了他政治抱負受打擊後的鬱悶的心情。

　　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起，黃河中下游的地主階級倉皇南逃，李白寫了一篇《爲宋中丞請都金陵表》，建議把國都遷到金陵。

　　第二年，李白應永王之邀泊舟金陵城下。他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建議其以金陵爲根據地，出師北伐。詩中寫道："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李白自比謝安，表達了要平定安史之亂的豪情。後來，李亨繼位，李白被流放夜郎，遇赦回。

　　上元二年（761），史朝義作亂，李白決計再度從軍，不料半道病還，在《留別金陵崔侍御》的詩中長嘆道："天奪壯士心，長吁別吳京。"可以說，南京詩意的沉重在李白身上得到了極好的體現。放達如李白者，一與南京沾上邊，就無論如何也灑脫不起來，這是帝都南京的悲哀。

　　現如今，在見過了太多的繁華煙雲，閱盡人間春色之後，南京這座城市變得不再有詩意，有點莊周"小國寡民"的味道了。歷史上的"衣冠南渡"使北方話取代吳語成爲南京地區的方言，而曾經長期作爲中國官方語言並且被明清傳教士作爲標準中國話帶到全世界的南京官話，如今也早已變得面目全非。百姓們的世俗俚語－－"多大事啊"、"煩不了"，道出南京的況味。

　　這裏的人基本上不是太慌里慌張，臉上的慾望不是那麼急吼吼的。沒有太高遠的理想，也沒有太大的抱負，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事情如今是與這座城市絕緣了，南京人似乎也不再喜歡做風口浪尖上開拓創新的弄潮兒，他們更沉醉於日常生活中的情調與詩性，所以廢都南京是平和的，雅緻的。比如，一樣是懷舊，南京的懷舊就與上海很不同。上海翻箱倒櫃望梅止渴地津津樂道於幾十年前的繁華舊夢的時候，想着的是昔日重來再度叱吒風雲；南京的懷舊似乎僅止於一種追念和憑弔，那些帶着濃重帝都色彩的地名如御道街金鑾巷午朝門也好，那些靜靜躺在風水寶地中的新的舊的著名陵墓也好，它們的存在彷彿只是爲了給南來北往懷古的人提供追尋舊事的線索、發幾聲感慨而已，南京人日日與它們生活在一起，不再有豪情帝都人的自信和雄心。

　　現在的南京，老實平淡的日子遮住了過往的輝煌，這跌落是如此之大，好比從前是門庭若市，現在則是朱門深鎖，王城終於衰落。

　　第42節：南京：可疑的王氣（11）

　　在今天，王城衰落的一個重要證明是：古城南京中心地位（哪怕是江南城市中心地位）的喪失，以及這種喪失所導致的連鎖反應。應該說現在南京人最大的失落感其實並不是來自上海勢不可擋的神奇般的崛起，而是在於自己城市作爲區域中心城市重要性的逐漸退化和省內幾個經濟實力較強的兄弟城市的不服。不過，說實話，自古以來，南京就不是以經濟中心的形式在江南地區出現的，唐朝是揚州，明清是蘇州，南京是經濟重心，但很少是經濟中心。上海在清末開始逐漸崛起，可取代南京抑或蘇州成爲長江下游經濟中心是在民國，當南京還是中華民國首都時，經濟就不如上海，它只是作爲政治中心而存在的。

　　其實，南京的失落很能理解，過去對長江三角洲地區是稱"寧滬杭"，後來中學地理課本上一律稱作"滬寧杭"（此爲通說），但近年杭州的快速發展使過去的老三也蠢蠢欲動，杭州媒體中的報道評論中動輒是"滬杭寧"地區如何如何，大有搶奪長三角城市綜合實力老二交椅之勢。南京是看在眼裏，急在心裏，隨着杭州錢江新城的開發，杭州號稱告別西湖時代而邁向錢江時代，南京迫不及待也推出河西新城，宣稱自己也在邁向長江時代；杭州的錢塘江上建起了四座大橋，南京也開始籌劃着自己的多條過江通道；杭州修了西湖隧道，南京就有玄武湖隧道......城市論壇上，南京和杭州也是衆所周知的一對冤家。所以，南京的失落，不在於上海，而在於杭州、蘇州、無錫這些城市現階段迅猛發展所帶來的壓力。當不再是政治中心後，南京的失落就在於經濟上的相對落後了，尤其是居民人均收入不高，這一直是插在南京心窩裏的一把刀子。

　　因此，作爲一個省會，南京也是一個尷尬的省會。每每一個江蘇人自我介紹時，一般不會說自己是江蘇人，而總會直接說自己所在的城市，比如"我是江陰人"、"我是崑山人、"我是溧陽人"等等。另外江蘇其他城市的人也絕不以南京的發展壯大自豪，更多的是關注自己城市的發展程度。

　　一個蘇州人甚至在網上公開鄙視南京：　"南京的喫食名點比不過蘇州，百姓只要喫飽了就很滿足了，至今江寧、溧水、高淳等農村地區農戶家庭，燒菜都是一鍋煮。"

　　南京人的穿衣打扮，雖然過了能遮體的早期階段過程，但是南京人目前只能從追求新衣服、新面料層面上去遴選，以混充什麼出口轉內銷的外貿產品爲榮，以至於滿街頭都看不到有多少人穿什麼好款式，更別說有蘇州人那份閒怡雅趣，去追求名牌衣着了，蘇州女裝、蘇州男裝都比南京有名，名牌店家也比南京多。

　　南京人對住房無較強經濟力量去自主選擇，幾種老南京遺留下的單調住房樣式，使南京人無法追求住房漂亮雅緻的外觀，而建築裝潢業的落後以及家居新理念意識的滯後，讓南京人居住意識停留在蘇州5年前的水平，南京農村人的住房可以用一種"蟻工住蝸居"來概括，即使有小部分城郊農民房（江寧以及金陵第一村）的外表樣式在追蘇南、浙北潮流，但內部基本沒有什麼優雅的裝飾，也很少顧及房屋外圍環境，尚且不提南京市區被化工污染的空氣。

　　南京人私車保有率遠低於蘇州，公交系統的車輛款式以及功能都很落後，出租車款式和色彩，只能用單調土氣來形容，即便是市區中心的人，偶爾乘上一小段地鐵，但下了地鐵去轉乘時，仍然要擠破陋的公交，連夫子廟、新街口一帶的三輪車、拖拉機也"嘟嘟"聲不斷，還美其名曰地冠以"三輪卡"、"大油機"。此外，夫子廟、金橋、環北等批發市場門口，衆多富有南京特色的扁擔挑夫，也自成一景。南京近郊江寧、浦口以及郊縣溧水、高淳的短途載客，也仍然以大三輪卡爲主，一些年輕婦女出行，要裹上頭巾防止灰塵，已然是一種無奈的地（風）俗習慣了。

　　用南京話來說此種種現象是：阿是地啊！雖然吐出的聲音沒有北京腔調的圓潤順溜，沒有山東東北語言那番鏗鏘有力，也沒蘇州、上海話語的雅緻婉約，更缺少粵閩語種那種洋氣，充分顯示了南京話是一種欲吐不快、欲柔不能的卡喉嚨語種，不得不讓人質疑南京雖地處江南，語種卻已變異。

　　第43節：洛陽：花事已滅　春秋已謝（1）

　　俺在南京養下了很多不良習慣，學會了隨地吐痰（別人都那樣），學會每天洗兩次頭（灰塵太大而不得不洗），學會在夜晚睡覺時用棉花塞進耳朵（機動噪聲過大），學會了戴口罩呼吸，隔日呼氧（南京市區每隔三兩天就有從揚子石化飄來的化工污染氣體，不得不洗肺），還學會了憋着喉嚨說：阿是地啊！

　　南京沒什麼優勢，爲什麼偏偏要霸住省會位置不放，挪用了多少蘇、錫、常的建設資金，侵佔了多少蘇北地區的發展資金，又順便給蘇北人招來無端的謾罵，南京是我們江蘇人永遠抹不去的痛。如果省會放在蘇州，南京作爲顧問級的二線城市，守着一條黃泥江，兩個舊墳墓，做江蘇的後勤，待蘇州蓋過上海的經濟實力後，也必定會幫南京發展。南京啊！南京！讓一江渾水昏了腦，讓兩座舊墳迷了竅！

　　這當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南京現在的癥結在於自己離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太近了！和西部的成都、重慶不同，上海是長三角的中心，外資銀行、外國領事館這些機構只會放在上海，無法眷顧南京。南京有自己的民營企業體系（比如斯威特、蘇寧等），但向來不屬於蘇南模式那個系統，南京是一盆溫水，它的發展節奏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比較慢的，南京新火車站從開建到竣工竟用了五年，在二十一世紀裏，五年是怎樣一個概念？！綜觀長三角的發達，其實是二級城市的強大，全國百強縣中僅江浙滬就佔有一半，可南京的劣勢正在這個方面，其轄下的溧水、高淳是蘇南地區經濟靠後的兩個縣，就是離主城區不遠的浦口區也和城區的光景是天上地下。

　　千百年來，南京一直是一座以長江爲屏障的城市，從沒有想到過要去發展江北，即使在南京作首都的民國歲月裏，江北也不是屬於南京管轄的範圍，跨江式發展提了很多年，但興旺的風水始終沒能跨過長江，江北至今還是南京人不願前往安家的地方。浦東的崛起，把黃浦江劃成上海的內河；武漢三鎮的均衡發展，中游的長江成爲武漢的內河；重慶的聯動，上游的長江成爲重慶的內河，可長江卻一直是南京陰陽兩極的分界線，甚至大多數南京人也不把江北認同爲南京的轄區......

　　帝都斜陽，今天的南京依然拖着長長的歷史的陰影。那麼，它何時才能走出歷史呢？

　　洛陽：花事已滅　春秋已謝　驕傲難以承受衰落之輕　洛陽，一座驕傲而又難以承受衰落之輕的城市。

　　洛陽的驕傲，來自於十三個朝代的繁華煙雲，來自於牡丹花開的富貴靈氣，或者源自道學、理學等發祥地的大智慧。這種驕傲，其傳承的是中原文化的積澱和底蘊，而難以掩飾的則是帝都斜陽的落寞與憂傷。儘管牡丹富貴依舊，龍門石窟的歷史塵煙仍在。

　　城市不會泄露自己的過去，只會把它像手紋一樣藏起來。城市的印記被寫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護欄、樓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線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記都是抓撓、鋸銼、刻鑿、猛擊留下的痕跡。

　　那是東都大火帶來的洛陽的傷痛，中國城市的發展史，就是不斷損毀與不斷重建的歷史。中國歷史上動亂頻仍，朝代更替頻繁，城市尤其都城所遭遇的破壞極爲慘烈。這在洛陽表現得特別典型。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的歷次大動亂，中原河洛地區幾乎都在動亂的中心，興與廢，在洛陽城市發展史上，交替出現，代代輪迴。東漢末年，董卓挾持漢獻帝遷都長安，下令焚燬洛陽宮殿與城市，派呂布開挖邙山帝陵，取其財寶；脅迫洛陽數十萬戶居民遷徙長安，沿途白骨累累，十室九空。昔日繁華的宮殿與城市，成爲荒草掩埋的廢墟。之後不久，曹操縱兵又一次盜掘邙山陵墓，取財寶以充軍費。西晉的八王之亂、唐代的安史之亂......都使繁華壯麗的洛陽城變成一片廢墟，人文薈萃的河洛盆地，成爲人間地獄。

　　洛陽在動亂年代多次被人爲毀滅的慘痛歷史，頻繁記錄在各朝史書上，讀來令人觸目驚心。宋代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曾經在宋王朝的西京洛陽，完成了史學鉅著《資治通鑑》。他面對洛陽周圍歷朝歷代留下的一片片都城廢墟，發出歷史的感慨："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由夏商到隋唐五代，洛陽城屢建屢毀，最後終於逐漸衰落。北宋時，洛陽還保有西京的地位（國都汴梁稱東京），但到明朝、清朝，隨着氣候的演變，黃河流域經濟文化急劇衰落，洛陽逐漸淪爲一個縣級城市，人口只有幾萬，城牆內面積只有1.96平方公里，只及隋唐洛陽城的二十四分之一。昔日無比繁華的都城建築，在地面上基本都消失了。

　　第44節：洛陽：花事已滅　春秋已謝（2）

　　現如今，洛陽早就繁華不再。那麼在今天的中國，洛陽處於一個什麼地位呢？在一次全國有287個城市參加的排名調查中，洛陽GDP總量全國排在第48位，但是人均GDP在全國才排列到第80位；城區面積132平方公里，排在全國第42位；每萬人擁有公交車洛陽5輛，排在全國127位；每百人公共圖書館藏書數18冊，排在176位；每萬人擁有醫生12人，排在165位；人均教育費用支出150.85元，全國排名197位；人均儲蓄年末餘額8017元，全國排名108位......洛陽垂垂老矣。

　　現如今，洛陽只剩下一座老城，成爲古洛陽的縮影，其中東、西、南大街是洛陽舊城傳統風貌保留較爲完整的地段。透過它們，我們還能依稀看到那些歷史的陳年舊影。

　　東、西、南大街形成於金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是在隋唐東都城的東城舊址上興建起來的。現在的西大街位於東城南部；東大街位於外郭城的"立德"、"歸義"裏坊內；南大街位於東城牆外的"立德"、"承福"裏坊內。據《大業雜記》載，今老城曾爲隋唐時的"豐都市"，亦稱東市。書載"豐都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榆柳交陰，通渠相注，市四壁四百餘店，重樓延閣，五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這段記載足以表現隋唐時期洛陽老城的繁華熱鬧。另據《隋唐洛陽城復原圖》載，城址分爲外郭城、宮城、皇城、東城、含嘉倉城、圓壁城和嚯儀城。"安史之亂"後，洛陽遭到嚴重破壞，至北宋末年金人南下，洛陽成爲戰場，隋唐舊都宮闕大多毀壞，至宋理宗紹定五年（公元1232年）蒙古又南下攻金，洛陽再遭戰火，以致洛陽都城建設被徹底毀滅。

　　金興定元年（公元1217年）遷都汴京，以洛陽爲中京，設金昌府，在隋唐東都城東城的舊址上"築城"。"東拒瀍河，南接東城之南郭。西亦因東城之西郭，北縮於舊（城）一里"（《元河南志o宋城闕古蹟》）。東、西大街，南、北大街形成的"十"字街爲當時城市的主幹道。說起"十"字街的形成還有一段美麗的傳說。相傳，一日洛陽上空不知從何處飛來一隻巨大神祕的鳳凰鳥，在洛河上空盤旋飛翔，在水面上戲水，久久留戀不去，最後降落在洛河北岸歇息飲水，從此再也不願起飛，並將龐大的身軀化爲東西南北四條大街。南大街因是鳳脖而較短，現在的鳳化街（也叫鳳冠街）是鳳頭，鳳化街東（現貼廓巷）、西（現馬市街）各30米處對稱着兩眼水井（井淺水深，水清味甜），據傳是鳳凰的雙眼。東大街、西大街彎長是鳳凰的雙翼，北大街最長且街北頭東斜爲鳳尾。因此，人們都稱老洛陽城爲鳳凰城。其美名代代相傳至今。又傳說李自成義軍四次攻洛不下，後經知情人指點，說洛陽乃活鳳凰城，會起落，需將鳳眼（即兩眼井）遮蔽方能克城。後義軍暗探將兩眼井封堵後果然順利攻破城池。

　　據史料記載，金明洛陽城的規模"城周圍八里三百四十五步"，約爲邊長1400米的正方形，城區面積約2平方公里，老城四面開門，東爲建春門、西爲麗景門、南爲長夏門、北爲安喜門，以後多有修葺，頗爲壯觀。清朝初年，城區街坊設置有：東南隅三街坊，西南隅二街坊，東北隅三街坊，西北隅三街坊，東關四街坊，西關一街坊，南關二街坊。城內街道以東西、南北大街爲主幹道，舊有"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之說。這時的東西、南北大街雖沒有隋唐時的豪華氣派，但也爲交通樞紐，是商賈雲集、商業繁華之地。由商人集資的山陝會館就在此時興建。

　　老城道路縱橫交錯，街巷交織如網，路路相通，街街連交，初步老城，如歷迷宮。故素有"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之說。古之"九"爲最，這裏的"九"、"十八"、"七十二"正是九或九的倍數，加起來之和爲九十九，意表街巷之多。實際上，轄區街道據洛陽解放前記載就有148條。人們常說的"九街"僅指東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縣前街、馬路街、馬市街、鳳化街、東關大街等較繁華之城中車馬大道；"十八巷"多指貼廓巷、東和巷、西和巷、中和巷、東通巷、西通巷、中通巷、公園巷、古香巷、和平巷、康樂巷、迎恩巷、豆腐巷、碾米巷、馬尾巷、三門巷、仁和巷、里仁巷等。巷一般窄於街，可供車馬通行。所說的"七十二胡同"乃泛指小街背巷之多，無規則很隨意，衚衕短且窄一般不通車馬。老城並無72條衚衕，真有其名的衚衕（如井衚衕、馬衚衕、半截衚衕等）也僅十餘條。其實除了街、巷、衚衕之街名外，老城還有許多帶有"路、裏、壕、井、道"等字眼的街名。老城的百餘條街道名稱皆有出處和來歷，這些街名多與該街發生過的事件和出現的名人、大戶、寺廟、建築、商市、機關、學校及街道所處的位置方向地貌特徵等有關。

　　第45節：洛陽：花事已滅　春秋已謝（3）

　　解放前夕，洛陽有大小街道225條，東西大街全長1231米，南北大街全長1385米，路面寬約7米。1945年，日軍侵佔洛陽，城池破壞殆盡。後國民黨軍隊爲固守洛陽，又重修洛陽城牆城門，城外四周挖了十餘米深的護城壕，解放後，護城壕成爲中州渠一段，渠水流入郊外灌溉農田，東流直排瀍河，入洛河。

　　洛陽滄桑，真是幾度春秋，幾度煙愁......

　　中國之城　司馬遷說："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

　　何謂"三河"？

　　今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漢代爲河東、河內、河南三郡所在地，統稱爲"三河"。傳說中的古代部落太昊、大庭氏、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等，以及夏、商兩個王朝的活動都在這一地區。而洛陽居於三河之中，是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後唐等朝的都城，在歷史上長期居於顯赫地位。由於洛陽所處的重要位置，它在歷史上建立的文治武功也最值得稱道；同時孕育、誕生、成長並繁榮於河洛大地的河洛文化，不同於任何一種地域文化，它是中央文化、國家文化、國都文化、統治文化，長期佔據着主導地位，成爲中國古文化的源頭和核心。

　　一般而言，華夏文明發源於河洛地區，形成於河洛地區。夏、商、周是華夏文明形成並逐漸成熟的時期。

　　偃師二里頭遺址是迄今爲止可以確認的中國最早的宮城。二里頭宮城面積逾10萬平方米，它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的都邑，其佈局開了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二里頭遺址是"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的"斟鄩"所在地，是夏王朝的都城，夏王朝在此定都約300年。這應是我國"八大古都"中最早誕生的都城，也是最早的洛陽城。夏、商、西周、東周作爲華夏文明的定型期，都以河洛地區爲其重要的活動中心。周公"制禮作樂"奠定了華夏文明的基礎，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華夏文明的整體形態已經定型。可以這樣說，華夏文明在這一時期已經在河洛地區定型。

　　曾經對中國思想文化、社會生活、民風民俗等都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所謂中國"三大教"，即儒教、道教、佛教，都和洛陽有着非同尋常的淵源。周公在洛陽"制禮作樂"，實開儒學先河。因周公封於魯，周公後人又治魯，故魯國成爲周公思想及儒家思想根基深厚的地方。後魯國誕生孔子，孔子嚮往周，故有"孔子入周問禮樂"之事，洛陽實爲儒學的淵源之地。自漢武帝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學說成爲中國最主要的統治思想。

　　道教爲中國本土宗教。道教以老子爲教祖，人們尊稱其爲"太上老君"。《道德經》和道家學說是道教的理論基礎，而老子撰寫《道德經》的地點就在洛陽。佛教是由古印度傳入中國的宗教，在東漢時期首傳於洛陽，白馬寺至今仍被視爲中國佛教的"釋源"、"祖庭"。

　　洛陽不僅是名副其實的"三教祖庭"，而且也是玄學和理學的誕生地。玄學誕生並興盛於洛陽。曹魏正始年間（公元240年至公元249年），何晏、王弼等人在洛陽創立玄學。魏晉玄學是儒家思想和老莊哲學相融合的產物，促進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發展。宋代以後，雖然洛陽不再作爲都城，但程灝、程頤在洛陽開創的程朱理學，在長達800年時間裏都是統治者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

　　這五大思想流派，對中華民族的思想意識和"品格"的形成影響深遠。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決定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洛陽地處"天下之中"的獨特地理位置，對洛陽曆史乃至中國歷史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華"意爲"榮"，"夏"意爲"中國之人"，華夏族正是以炎黃二族爲主體，形成於河洛地區的，後以華夏族爲基礎，在漢代前後形成漢族，以後漢族又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稱爲中華民族。《史記o劉敬傳》記載："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雒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宋代的李格非說："洛陽處天下之中，挾崤澠之嚴阻，當秦隴之噤喉，而魏趙之走集。"因"成周雒邑"居"天下之中"，故稱"中土"或"土中"，這也是後來河南省被稱爲"中州"或"中原"的原由。

　　第46節：洛陽：花事已滅　春秋已謝（4）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一詞的最初含義，也是指洛陽一帶。"中國"一詞，曾見於《詩o大雅o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o小雅o六月序》中也有："《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據考證，"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1965年陝西寶雞縣出土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中。銘文中的"中國"，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區，即成周，也即今天的洛陽一帶。

　　河洛地區還是我國姓氏的重要起源地。有研究者統計，全國120個大姓，起源於河南的姓氏，或姓氏中的一支、兩支起源於河南的，合計97個，佔我國姓氏總數的80％以上，其中大多數姓氏分佈在河洛地區範圍內。單就偃師市來說，該市現存姓氏531個，其中起源於偃師或姓中一支、兩支起源於偃師的就有117個，另外，起源於偃師現在已消失的姓氏有94個，二者合計211個。

　　二里頭遺址上的夏都斟鄩被稱爲"中華第一都"。沿洛河由東向西50公里一線內，保存下來五座古代都城遺址，這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北魏時期洛陽城範圍約100平方公里，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在中國八大古都、101座歷史文化名城中，洛陽應是當之無愧的"古都之首"、"名城之冠"，更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文明聖地"。

　　洛陽的興衰是中國封建王朝興衰的一個縮影，號稱正史的"二十五史"上起夏商周三代下至大清王朝，這部由歷代著名史學家精心編撰的紀傳體史書總達3296卷，共計32352105字，除去後人加的標點5451364個，實際用字26900741個，"洛陽"出現3063次（其中"雒陽"出現385次）、平均每8700字就出現一次"洛陽"。如果再加上歷代在洛陽建都的都城名稱，如"斟鄩"、"西亳"、"洛邑"、"成周"、"東都"、"京洛"、"東京"、"洛京"、"中京"、"西京"、"西都"、"神都"等，"洛陽"及其別稱總計出現3549次。出現頻率最高的除"洛陽"外，其次是"東都"，僅新舊唐書就出現1762次。"洛陽"及其別稱在正史中出現的次數多少是與在洛陽建都朝代密切相關，夏、商、西周、東周在洛陽建都。在記述這段歷史的《史記》中，"斟鄩"出現16次，"西亳"出現5次、"洛邑"出現111次、"成周"出現155次、"洛陽"出現58次、"雒陽"出現62次；東漢定都洛陽，在《後漢書》中"洛陽"出現387次、"雒陽"出現225次；曹魏定都洛陽，在《三國志》中"洛陽"出現106次；西晉以洛陽爲都，在《晉書》中"洛陽"出現358次；北魏遷都洛陽，在記述這段歷史的《魏書》中，"洛陽"出現191次；隋定都洛陽，在《隋書》中"洛陽"出現103次。另外在記述東魏、西魏和隋歷史的《北史》中，"洛陽"出現346次。唐以洛陽爲東都，在新舊唐書中，記載"洛陽"和"東都"分別爲508次和1762次；五代的後梁、後唐、後晉建都洛陽，在新舊五代史中，"洛陽"出現178次。可以說在我國八大古都中，沒有任何一座古都可與洛陽相比，洛陽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天下之中，山河拱戴：洛陽位居"天下之中"，八方輻輳。它北臨邙山，南系洛水，東壓江淮，西挾關隴。它有羣山環繞，東據虎牢關，西控函谷關，北通幽燕，南對伊闕。人稱"山河拱戴，形勢甲於天下。"　風水先生認爲洛陽是龍脈集結處。李思聰在《堪輿雜著》論洛陽龍勢時說："洛陽，即今之河南府也。從嵩山而來，過峽石而北，變作岡，龍入首後，分一枝結北邙山託於後。山雖不高，蜒蜿而長頓。起首陽山，遠映下首，至鞏縣而止於黃河之中。蒿山抽中幹，起皇陵山，分出一枝至黑石關爲水口，中擴爲堂局，而四山緊拱，前峯秀峙，伊洛濟湹澗，匯於前龍之右界水也。稠桑弘農，好陽諸澗，乃左界水，流入黃河，繞於北邙之後。洛河悠揚，至鞏縣而與黃河合，一大聚會也。"

　　早在西周初年，洛陽就被周公看中了，並且以都城的規模進行勘測。《尚書》記載周公攝政的第五年，以占卜的形式相洛邑。"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湹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湹水東，亦惟洛食。"《尚書》又記載："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洛邑是當時世界上最早按照事前周詳規劃而建築的城市。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洛陽有伊、洛、湹、澗四條河流貫穿其間，它在洛水之北，從戰國開始，人們稱洛邑爲洛陽。洛邑在戰國之前稱王城，地址在今洛陽以西。東漢至北魏，都城建在今洛陽以東的白馬寺。隋唐時，洛陽大加擴建，隋煬帝、武則天以洛陽爲東京，經常住在洛陽。據說，隋煬帝對洛陽的地形很欣賞，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初，煬帝嘗登邙山，觀伊闕，顧曰：‘此非龍門邪？自古何因不建都於此？"僕射蘇威對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悅，遂議都焉。"

　　第47節：洛陽：花事已滅　春秋已謝（5）

　　洛陽，真可謂被深深打上歷代王朝烙印的中國之城。

　　當重心錯位時　在洛陽這座城市的過去，記載着太多的輝煌和榮耀。歷史上洛陽曾6次進入世界最大城市之列，最興盛的隋唐時期，城市人口就超過百萬。從商周到隋唐時期，洛陽是聞名世界的"路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已有4200年建城史的洛陽城，見證了中國歷史的滄桑鉅變；而分佈於洛河之濱的五大都城遺址，則無聲地訴說着這座歷史名城的盛衰興廢。

　　應該說，洛陽能有如此之高的歷史地位，是和中國古代文明產生、發展的進程密切相關的。在黃河流域，有以洮河爲中心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有以渭河爲中心（包括豫西北和晉西南）的老官臺文化、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三里橋文化和客省莊二期文化；有以豫中爲中心的裴李崗文化、大河村文化、王灣三期文化；有以冀中、豫北爲中心的磁山文化和後崗文化；有以黃河下游之山東段爲中心的北辛文化、大漢口文化和龍山文化。在長江流域，有寧紹平原地區的河姆渡文化系統；太湖流域的馬家濱文化和良渚文化系統；有江漢平原的屈家嶺文化系統；有鄂西及三峽地區的大溪文化系統。在南嶺和武夷山脈以南地區，有珠江流域的石峽文化系統和閩江流域的曇石山文化系統。在燕山以北的遼河流域，則有興隆窪文化、紅山文化和富河文化。如此繁複的史前文化譜系，顯示出中國古代文明本土起源和多中心發展的基本特點。

　　然而，考古材料又表明，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還是有着先後主次之分的。當其他地區還處在銅石並用時代晚期、露出文明之曙光時，以嵩山爲中心發展起來的夏人，已經率先跨入青銅時代，建立起早期的奴隸制國家。根據文獻記載，夏人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嵩山周圍和伊、洛河流域，他們能夠走在史前各文化的前列，首先得益於他們地處旱地農業起源的中心地區，這裏的氣候、土壤和植被狀況，特別適合粟作農業的發展，從而爲社會生產持續而高速的發展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其次，由於在地理上處於史前文化體系的中心位置，所以他們易於受到周圍文化的激盪和影響，能夠從許多方面吸收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先進因素，從而在邁向文明的進程中保持領先位置，發揮主導作用。

　　夏人立國後，今洛陽一帶逐漸成爲其政治中心。《逸周書o變邑篇》雲："自治汭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說明夏人的都城，就在伊、洛河流域，在今偃師市發現的二里頭遺址，基本可以證明上述說法無誤。與此同時，洛陽一帶也成爲當時最大的一處文化中心，被譽爲中國先民心靈思維最高成就的《河圖》、《洛書》，相傳就出自這裏。在以後的歲月中，洛陽又成爲周公"制禮作樂"的地方，成爲佛教在中土的傳播中心。道學、經學、理學等等，也都與洛陽有密切的關係。

　　正是由於以洛陽爲中心的河洛地區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成爲並且長期保持了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所以它便在歷史上扮演了一種特殊的社會角色，成爲統治天下和壟斷文化之正統與正宗的象徵。這種象徵意義是其他任何一處古都所沒有的，洛陽因此而擁有一種極爲長久和強大的凝聚力和號召力，它能在漫長的歲月中多次被漢族和少數民族統治者選爲都城，與此不無關聯。南宋著名詩人陸游"永懷河洛間，煌煌祖宗業"的詩句，很好地表達了視洛陽爲華夏文明根源的社會公識。在中國古都當中，唯獨洛陽擁有、享有這份榮譽。

　　洛陽優越的地理位置及其高度的戰略價值，是這裏屢爲國都的又一重要原因。從宏觀上觀察，洛陽處於黃河流域的中部，北依邙山，可通幽燕；南對伊閾，可達江漢；西控澠崤關中，東與黃河下游的大沖積扇相接，適扼我國古代東西南北的交通要衝，因其四至的道里相差無幾，自古號稱"天下之中"，現今人們所說的"中國"，最初即是指洛陽一帶而言。因此，古代的洛陽確有居中御外之便。從洛陽周圍的地理環境來看，這裏是一個小盆地，黃河及太行山構成了它的北部屏障；在其南部今嵩縣境內的崇山峻嶺中有"三塗"之險；西南部今盧氏縣境內有熊耳山、東南部今登封縣境內有嵩山；在其西部的豫西山地中有函谷、崤底二關；在其東部，是連綿起伏的丘陵，虎牢、成皋兩關雄峙，構成了一道嚴密的防線。所以，洛陽在軍事上具有易守難攻的特點。

　　第48節：洛陽：花事已滅　春秋已謝（6）

　　對於洛陽在地理上的優勢，古人早就有了明確的認識。《史記o周本紀》載：武王滅商後，曾在洛陽營建了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但在回到鎬京後，他仍然爲東方局勢不穩而寢食不安，竟然到了"自夜不寐"的地步，最終武王做出了遷都洛陽的決策。他對周公說："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對洛陽優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戰略價值，給予充分的肯定。在完成了東征戰役之後，周公與召公一起，親自主持了營建洛邑的工程並使成王遷都洛陽。東漢的大科學家、大文學家張衡在其《東京賦》中這樣描繪洛陽披山戴河的形勢：　"沂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於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迥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太室作鎮，　揭以熊耳。"文字雖然不無誇張，但還是把洛陽得天獨厚的環境揭示出來了。

　　古代洛陽不但有險要的地理位置，其境內的自然環境也是比較優越的。洛陽位於伊洛盆地的北部，這裏土壤肥沃，氣候適宜，雨量充沛。伊、洛、瀍、澗數條河流縱橫貫穿其間，它們像脈管一樣時刻不停地爲洛陽輸送着新鮮血液。這幾條河流不但爲洛陽增添了許多美景，而且均有灌溉之利，伊洛二河還有交通之便。在它們相繼匯合的地方，形成了大片的沃土良田，爲域內農業經濟的發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爲帝都王裏，雖然洛陽的優勢是明顯的，但其先天不足也十分明顯。首先，作爲一國之都，洛陽地區的面積稍顯狹小，容納不了太多的人口，加之洛陽周圍多是山地和丘陵地，土地既少又較爲貧瘠，物產不夠豐富，一遇戰事，便會感到這裏的周旋餘地太小，可資借用的人口與物質基礎不夠雄厚。其次，洛陽地處中原腹地，對於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控制力比較薄弱，定都洛陽，制內易而御外不易，所以，歷史上凡是致力於開邊拓疆的帝王，大多不以洛陽爲都。第三，洛陽地當交通要衝，水陸運輸在古代十分發達，這對於刺激本地經濟的繁榮雖然有利，但每逢新舊王朝更替或天下有亂之時，這裏便成爲兵家必爭之地，昔日雄偉壯麗的都城，總會在激烈的戰事中淪爲廢墟。例如，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把東漢王朝苦心經營了近200年的洛陽城焚燬殆盡；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又將魏、晉洛陽變爲廢墟；北朝後期，高歡與宇文泰屢次在洛陽交戰，"焚城中室屋俱盡"，所以當隋煬帝在洛陽營建新都時，不得不重新在瀍河以西另擇城址；安史之亂又對隋唐東都洛陽城造成嚴重破壞，據《舊唐書》記載，當時洛陽"宮室焚燒，十不存一"。所以，洛陽的城市發展，經歷的是一個反覆毀壞又不斷重建的過程，這其間所造成的社會財富的浪費，是十分巨大的。

　　當古代中國的政治重心和經濟重心俱在黃河中游和下游地區時，許多帝王出於鞏固江山的考慮，往往不惜代價經營洛陽，採取一些措施去彌補洛陽爲都的不足之處。例如，洛陽與西安的關係十分密切，被不少帝王等同視爲東西二都，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在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轉向東南、政治和軍事重心移至北方之後，　洛陽作爲國都的優勢便不復存在，而其原有的劣勢則依然如故。所以，北宋以後，洛陽便不可遏止地走向衰落，除了在宋、金時期還循着歷史的慣性而保持了陪都的名義外，元、明、清三朝時，洛陽僅成爲河南府所轄之城，它對於當時王朝統治的影響，似乎主要體現在其軍事戰略的價值之上。

　　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廢止府一級行政區劃，洛陽由府治之所在降格爲縣城。1948年解放時，這座小城面積約四平方公里，人口八萬，兩者大約都只相當於它鼎盛時期武則天的周朝的十五分之一。所有中國古代的帝都，雖然各有興衰的變化，但洛陽的萎縮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正因爲如此，《簡明大英百科全書》裏才說："自宋以後，國家行政中心東移，洛陽的地位一落千丈。"悲哉洛陽。

　　洛陽衰變　洛陽曆史悠久，名稱曾幾度更改。據《尚書o禹貢》載，大禹治水劃天下爲九州，洛陽屬豫州。夏朝屬斟鄩部之範圍，商朝歸西亳之屬地，西周稱之爲洛邑、新邑、大邑、天室、中國等。戰國時始稱洛陽。西漢末年稱宜陽，東漢改稱雒陽。曹魏、西晉、北魏復改洛陽。隋煬帝時先後稱東京和東都。唐朝稱洛陽宮、東都、神都、東京。五代時後梁稱西都，後唐稱雒京，後晉和北宋稱西京。明朝因避光宗皇帝朱常洛之諱改洛字爲雒。清以後仍稱洛陽。

　　第49節：洛陽：花事已滅　春秋已謝（7）

　　變更的是洛陽的名稱，不變的是一個帝都的歷史宿命。

　　地處洛陽郊縣郾師的二里頭遺址，是洛陽的前世。商代早期曾在二里頭建都，後來一次又一次（共達八次）遷走。而洛陽城的興建則是從周武王滅殷後營建洛邑開始。西周成王繼位後，曾將象徵王權的重器九鼎遷於此。自此，康、昭、穆、共、懿諸王均曾在這裏居住過，洛陽已成西周王朝的東方重鎮。周平王遷都洛陽，史稱東周，共有23個國王都居洛陽。東周末，王室在洛邑之內分爲西周和東周兩個小國，直至公元前257年和公元前250年爲秦所滅。

　　當初，周王朝在洛陽營建了兩座城堡，一座是王城，一座是成周。兩座城以海河爲分界線，東西相距10多公里，東邊的稱成周城，又名下都，在今白馬寺東的霍泉以南；西邊的叫王城，在今澗河兩岸。晉《元康地道記》說：城內宮殿建築，排列有序，廓城四周各有3個城門，每門有3條路，王宮建築在中央大道上，城內佈局爲"前朝後市，左祖右社"，城外南郊設有明堂以祭祀天地。據成王以後的銅器銘文和《左傳》記載，王城內有1座主要王宮康宮。它由康寢、新宮、康公大室、康刺宮、康穆宮、康邵宮等部分組成，城內還有周公宮、京宮、平宮、莊宮、般宮等宮室，其規模佈局完全按照奴隸制禮制設計的。據載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城內有大廟、新造、濾宮、室榭，濾宮和各大室等，相當壯觀。成周城用途與王城有別，王城作爲周王召見諸侯，處理政務用，周天子常居王城。成周城是官僚大臣居住和治事的地方，也是遷殷貴族於城內禁錮管制的一所城堡。周公曾率八師兵力戍衛在這裏。

　　西周時期的洛陽"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農業、手工業、商業、文化藝術等方面都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在今老城瀍河西岸發現有大規模的青銅冶鑄作坊，採用豎式鼓風爐進行熔鍊，鑄造工藝流程複雜，充分說明了當時手工業的發達。商業經濟也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成爲四方貢納的集中點和商品貿易聚散地，"喜爲商賈，不好仕宦"成爲洛陽人一種風尚。與此同時，洛陽成爲了"百家爭鳴"的場所，是道學的發源地、儒學經典的集散地和合縱家的故鄉。老子在洛陽管理周朝的圖書典籍，相傳今洛陽東關大街中通巷老君祠是老子爲周史官時故居，祠內有明刻《老子故宅》碑。孔子公元前519年入周問禮於老子傳爲佳話，今洛陽東關大街尚有明末洛陽知縣杜汝明樹的《孔子入周問禮處》碑。被後人稱道的蘇秦"頭懸樑，錐刺骨"故事就發生在洛陽，蘇秦故居在今洛陽東南太平莊，其墓地在張蘇寨北。

　　秦統一六國後，在洛陽置三川郡，爲全國40郡之首，郡治設成周故城。此時洛陽在軍事上是"秦隴之襟喉"和"四方必爭之地"，先後爲文信侯呂不韋和河南王申陽的封邑。西漢劉邦曾都洛陽數月，改三川郡爲河南郡。王莽篡政，設"新室東都"和"中市"。地皇三年（22年）八月更始帝從南陽遷都洛陽，翌年二月西都長安。公元25年劉秀定都洛陽，東漢都洛196年之久，曹魏都洛46年，西晉都洛52年，北魏都洛42年。東、西魏以後洛陽一帶因戰亂而淪爲廢墟。

　　漢魏洛陽城最初是劉秀在周代成周城、秦三川郡治基礎上營建起來的，此後500年間，洛陽一直是全國政治上舉足輕重、經濟和文化繁榮發達的都市，曾一度爲世界第一流的大城市。那時，洛陽建立了規模空前的國立最高學府－－太學，學生曾達到3萬餘人。考古發現這座太學的規模令人瞠目。據記載東漢洛陽城"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夏門"去地二十丈"。宮城建築分南北二宮，南宮爲議政的皇城，宮殿樓閣鱗次櫛比，朱雀門宏偉壯觀，峻極連天；北宮爲皇宮寢居的宮城，崇樓高閣，風景秀美，規模最大的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階高二丈，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四十五里外觀之與天地"。城內有縱橫24條街，官署裏宅星羅棋佈。城外南郊有太學、國家天文臺靈臺以及太廟明堂和辟雍。城西有中原最早的佛寺白馬寺，另外還有招待四方夷族和外國使臣的胡桃宮。

　　第50節：洛陽：花事已滅　春秋已謝（8）

　　這座宏偉都城的大部分建築於公元190年被董卓焚之一炬。董卓原爲地方豪強，他的部屬均是地方土霸和羌胡豪酋，非常的野蠻殘暴。進入洛陽城後，在董卓的縱容下，部將瘋狂地在京城洛陽燒殺搶劫，洛陽城中哭聲一片。董卓佔據洛陽後，獨掌中央大權，這種局面使其它豪強軍閥和地方官吏很不甘心，他們不願臣服董卓，紛紛發兵討伐。董卓看到反對他的人如此之衆，早已無心戀戰，洛陽城已無法防守，於是便決定放棄洛陽，挾持漢獻帝西逃長安。

　　西逃長安之時，董卓派人將洛陽百萬人強行驅趕，讓其隨遷長安，一路之上受盡折磨，死者不計其數。同時，董卓又下令將洛陽周圍100公里以內的房屋全部燒光，這樣他才帶着搶來的數千車珠寶向長安逃去。

　　當孫堅率軍打敗了呂布，進入洛陽城時，見到的是宮室被焚，帝陵被盜。人口繁多的洛陽城一片空虛，昔日繁華的東漢都城早已是一派殘破景色。董卓與豪強軍閥的混戰在洛陽曆時近二年，使洛陽這座自西周以來，歷經數百年慘淡經營的繁榮都城毀於一旦，這是洛陽城市發展歷史上遭受到的一次最慘重的破壞。

　　後來當曹植路過洛陽時，這種局面還沒改變，曹植觸景生情，賦詩一首曰：　步登北邙坂，遙望洛陽山。

　　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

　　垣牆皆碩擗，荊棘上參天。

　　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

　　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

　　遊於久不歸，不識陌與阡。

　　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

　　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現漢魏故城的城垣綿亙斷續，一般高出地面1～2米，部分高出5～7米，城址呈不規則長方形，周長約14公里。城門址已發現10座，城內外宮殿建築和著名建築遺蹟依稀可辨。這些千年古蹟爲後人懷古留下了駐足之處。

　　曹魏復建洛陽城，在城西北角新築一座豪華峻麗的金墉城，西晉時該城爲禁錮魏宮故人處，北魏重修，隋爲軍事要地，唐初曾爲洛陽縣治，貞觀六年縣治移於東都毓德坊，至此，金墉城逐漸廢棄。金墉城遺址由3座毗連的小城組成，平面呈目字形，南北1048米，東西250米，城外有河水環繞。魏晉時期還在洛陽城中修築有華麗秀美的著名花園華園林，城外有西晉富豪石崇的景色幽致的別墅金谷園。洛陽城再度繁華一時。

　　北魏王朝是南北朝時期存在時間最長、最強有力的政權，孝文帝當政時，北魏已佔據中原，但國都仍偏居於北方的平城（今山西省大同），這對於控制整個領土很不方便，而北方的柔然國也逐漸強大起來，常寇襲邊土，威脅平城的安全。

　　這時黃河流域的經濟已得到恢復，北魏政府的財政來源主要是中原地區的農業，塞上的屯田和畜牧業已佔很小的比重。孝文帝要繼續推行先帝的漢化政策，鞏固其政權永續，但平城的保守勢力太大，不利於推行政治改革，而洛陽是漢晉以來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接近南方，政治地位、文化傳統、地理條件都較優越，於是孝文帝多次察看洛陽。他曾私下對尚書令任城王澄說："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規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裏，因茲大舉，光宅中原。"顯然孝文帝是要遷都洛陽的。但當時鮮卑舊貴族因習慣於塞上屯田、馬背上游牧的生活方式，多不願離開舊土，反對遷都的勢力很大。無奈，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採取了斷然措施，以南伐爲名，帶領三十萬騎兵浩浩蕩蕩從平城出發，行至洛陽，就駐兵不走了並下詔以此爲都，迫成遷都事實。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率百官赴洛陽，太和十九年（495年），六宮盡遷洛陽。並規定"遷洛之民，死葬洛南，不及北還"。終於完成了遷都洛陽的歷史性舉措。

　　孝文帝遷都之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官制；定律令；斷北語；禁胡服；改漢姓；定姓族；改禮樂；興教育。此外，孝文帝還完成了一系列的城市建設項目，在漢魏洛陽城的基礎上建起新的城池，宮殿苑囿較魏晉時又有所發展。

　　第51節：洛陽：花事已滅　春秋已謝（9）

　　北魏將洛陽擴建爲外郭、內郭和宮城3部分。內郭城即漢魏晉舊城；宮城改變了前期南北宮的分散佈局，總範圍南北1398米，東西660米。都城內經緯通達，宮城南面寬約40米的東西大街將京城劃爲南北兩部分，與此交叉的銅駝街，寬42米，從宮城南出，爲京城中心大道，中央衙署和社廟分佈於大道兩旁。城內外裏坊整齊劃一，共有322個，且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其後爲隋唐長安和洛陽城所效仿。城南擴建有金陵、燕然、扶桑和龜慈4夷館。城內有三市：魚鱉市、四通市、大市。延酤裏、治酚裏以釀酒聞名，集中居住着從事釀酒的人家。阜財裏、金肆裏住的都是富商大戶。調音裏、樂律裏住着的人們都能歌善舞，善吹笛笳。北魏注重手工業的發展，曾從北方各地遷徙手工業戶集中都城，因此洛陽的手工業製造水平不比發達的江南差多少。洛陽還是南北貿易和國際貿易的中心，南貨經這裏暢銷北方，北方的牲畜皮毛也由這裏銷往四面八方，朝鮮、日本、中亞各國都有商人在洛陽居住。

　　這個時期洛陽科學文化繁榮昌盛，蔡倫試製的"蔡侯紙"，張衡創制的渾天儀、候風儀和地動儀，馬均發明的指南車、記裏鼓車、龍骨水車等，都是在洛陽研製成功的；賈誼著《過秦論》，許慎著《說文解字》，王充作《論衡》，班固、班昭兄妹著《漢書》，西晉陳壽撰《三國志》，張華撰《博物志》，北魏楊玄之著《洛陽伽藍記》，酈道元著《水經注》等，也都成書於洛陽。漢魏晉三朝，經學極爲盛行，陳元、桓譚、賈逵、馬融、鄭玄、何休、王粥、杜預等都對經典進行過解注。當時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爭論激烈，公元79年漢章帝特在白虎觀大會羣儒，議五經異同，並命班固編成《白虎通義》書，作爲定論。太學門前所立"熹平石經"就是當時的官定樣本。東漢初年，佛教正式傳入中國內地，白馬寺是我國早期佛教活動中心，由西域傳入的佛經，大多是在洛陽翻譯出來的。魏晉時期文才輩出，諸如"建安七子"、"三曹"父子、"竹林七賢"、"金谷二十四友"等，皆會聚洛陽，名噪當世。左思《三都賦》成，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傳爲千古美談。

　　洛陽的佛教在這一時期也達到極盛。佛教在剛剛傳入時首先在洛陽生根，洛陽白馬寺始建於公元68年，相傳漢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因此派蔡愔和秦景等人西行求佛法，在月氏遇到來自天竺（即印度）的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就將他們迎還洛陽，回來時還用白馬馱回了佛像和佛經，於是就仿造天竺式樣在當時洛陽城的西門外，今洛陽市東9公里的地方修建了白馬寺。帶回的佛經就是中國最早的《四十二章經》，而白馬寺也成爲中國的第一座佛寺。到北魏時，洛陽城內的寺廟已多達一千三百多處，大的寺廟都擁有富麗的神殿、曲折幽邃的園林、高達十餘丈以上的佛塔和高數十尺重數萬斤的銅佛。閶闔門北瑤光寺的佛塔高五十丈，高聳入雲，孝文帝皇后馮氏和宣武帝皇后高氏被廢后都入此寺爲尼。宣陽門東的景明寺有房一千多間。閶闔門外的永明寺住有外國僧侶三千多人，它由信佛的孝明帝胡太后率領百官親自修建，規模雄偉壯觀，九級佛塔高百丈，上掛金鐸一百二十枚，金鈴五千四百枚，夜深人靜時，聲聞十里。在洛陽城南的龍門山上還開鑿了著名的石窟。由孝文帝開鑿的賓陽洞中洞總計用時二十四年，洞內十一尊大佛雕刻精美，富麗堂皇。佛教的興盛成爲洛陽文化景觀的一大特色。

　　北魏後來分裂爲東魏、西魏，洛陽成爲兩魏兵爭之地，戰亂頻繁，達二十餘年。北魏孝靜帝天平元年（534年）棄洛遷鄴，發洛陽四十萬戶北遷。天平二年，尚書右僕射高隆又發十萬民夫拆洛陽宮殿，料運鄴都。後來高歡與宇文泰多次在洛陽爭戰，使洛陽城池宮殿又一次遭到毀滅，北魏洛陽城失去了往日的繁榮和盛況。而在分裂的基礎上建立的北齊和北周，是兩個從根本上漢化了的鮮卑政權，一東一西，就把洛陽拋棄了，任它在歷史的風霜中面對荒涼和寂寞。

　　第52節：洛陽：花事已滅　春秋已謝（10）

　　公元605年，隋煬帝遷都洛陽，在周王城以東、漢魏故城以西18裏處重新選址營建洛陽城，唐代延用並擴建。隋唐東都洛陽城是洛陽古城史上最鼎盛的，也是東方世界大都市之一。它東逾瀍水，南跨洛河，面對伊闕，西濱澗河，北依邙山。城周長27公里，分宮城、皇城和外郭城等。外郭城，也稱羅城，是官吏的私宅和百姓居住之地，設3市103坊，佈局狀如棋盤。宮城，又名紫微城、太初宮，位於隋唐城的西北角，是議事殿閣和宮寢所在地，遺址在今玻璃廠大門以東、西關以西、中州路以北、隴海鐵路以南範圍內。皇城，又叫太微城，環繞宮城東、西、南三面，爲皇戚府第和衙署所在地，遺址在今周公廟大門南側，定鼎南路東側。

　　據記載，隋唐宮城中殿堂極其豪華，尤以應天門北乾元門內的正殿乾元殿最爲壯觀雄偉。乾元殿幾經興廢，名稱多次更改，至武則於其地作明堂，又稱萬象神宮，高98米，方100米；下層法四時，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施鐵鳳，高3米餘飾以黃金；中有巨木10圍，上下貫通，下施鐵渠，爲辟雍之象。唐朝明堂是進行大朝會、上尊號、大赦、改元、獻俘等禮儀活動的重要殿堂。玄宗時改稱含元殿。其建築結構頗似北京祈年殿。應天門，東西橫跨定鼎路，始建於隋大業元年（605）。唐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攻佔洛陽，以其太奢，下令毀之，此後唐太宗、唐高宗以及武則天時均重新加以營造。此門在東都城門中最受尊崇，若冬至，除舊佈新，當萬國朝貢使者等重大慶典，皇帝均登臨其上。隋煬帝曾登樓設宴；唐高宗"御則天門，受百濟（今朝鮮）俘，自其王義慈以皆釋之"；武則天"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唐玄宗在洛陽接見第八次日本"遣唐使"也在這座門上。因此，應天門在隋唐東都城中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座門。

　　洛陽上陽宮是唐朝在宮城西南洛水之北的建築。王建詩云："上陽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宮處處流......曾讀列仙王母傳，九天未勝此中游"。宮殿壯麗，園池佳美之狀可見一斑。當時洛陽花圃極盛，西苑就是歷史著名的禁苑。其內造16院，名花美草，冬日亦剪採爲荷；人造海中仙山高出水面百餘尺。其奢華靡麗空前絕後。

　　洛陽的漕運非常發達，隋運河開鑿，以洛陽爲中心，西到長安，東至東海，南達餘杭，北抵源郡。洛陽城內渠道如網，處處通漕。北市開一新潭，"天下之舟船所集，常萬餘艘，填滿河路，商販貿易，車馬塞滿。"漕運交通的便利，使洛陽工商業更加繁榮，經濟更加發達。隋唐城南還設有四方館，以接待四方使客。在皇城外東北角，今洛陽老城西北部有一座隋唐含嘉倉城，這是唐朝全國最大的地下糧倉，儲糧量達1億多公斤。城外還有洛口倉、回洛倉等，爲京都儲納或轉運糧食。今天出土的銀鏡、銀餅、日本錢、波斯金銀貨幣和兩地匯兌的"飛錢"，足以說明唐朝國內外客商雲集洛都，洛陽成爲國際貿易都市。

　　隋唐時洛陽科學文化非常發達，學者雲集，文人薈萃，許多著名文學家、詩人、畫家、音樂家、書法家都在洛陽留下傑作。天寶二年（743年），李白和杜甫第一次相會洛陽，結下終生不渝的友誼。杜甫久居洛陽，白居易在洛賦詩800首，晚年宅第履道里，終老在洛陽，葬於龍門香山。還有賀知章、王昌齡、韓愈、張說、劉希夷、劉禹錫、李賀等均有描繪洛陽的優美雋永的詩文傳世。在上清宮、天宮寺、福先寺等有畫聖吳道子創作的壁畫，其"吳帶當風"的風格爲當世所推崇。隋唐時，自漢代集音樂、舞蹈、戲劇、雜技、幻術爲一體的"百戲"，演出規模非常龐大，隋煬帝時，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在端門外大街"盛陳百戲"。因表演時，燈火照耀，如同白晝，後來流傳到民間，便形成了一年一度的正月十五燈節。

　　公元755－763年，唐朝發生"安史之亂"。安祿山、史思明叛軍盤踞洛陽建大燕國，洛陽淪爲大亂的中心戰場，遭受了叛軍、官軍及回紇兵的蹂躪和虜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比屋蕩盡，士民皆紙衣"。從此洛陽不復有盛唐繁榮。

　　第53節：洛陽：花事已滅　春秋已謝（11）

　　公元907年，唐朝滅亡後，在藩鎮割據的基礎上，中原相繼出現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短暫的王朝。923年到936年，後唐又一度把都城建在洛陽。這是一個戰亂中建立的袖珍版的中央帝國，國家四分五裂，百姓生計艱難，洛陽經過唐末的混戰，也早已失去昔日的輝煌。後唐亡於後晉，石敬瑭把都城遷到了開封，二十多年後，出生併成長在洛陽的趙匡胤，曾經有意把都城遷回這座留給他美好回憶的福地，但最終未能如願。

　　宋朝，以洛陽爲西京，曾對洛陽城廓、宮室、清渠多次修葺，仍保持五代時舊觀，城周長"五十二里九十六步"。但由於年久失修，加之金人入主中原，盡焚宮闕，這座古城最後蕩然無存。北宋時的國都已是開封，不過洛陽還是名園林立，有"天下名園重洛陽"和"洛陽花木甲天下"之稱譽，名臣文士李格非遊洛陽，還撰成《洛陽名園記》，可謂曇花一現。"直須看盡洛陽花，始共東風容易別"，當最後洛陽花事已了，與政治中心舞臺從此作別時，也只能聽任歷史的牛車，馱着自己昔日的繁華，漸行漸遠了。

　　洛陽到金、元、明、清四代已降爲府城，規模縮小。金朝將洛陽定爲中京，設金昌府，並置洛陽縣，重建洛陽城。所建新城即現今老城前身，規模很小，百業凋零，經濟蕭條。公元1234年，蒙古族討金滅宋，洛陽地處戰爭腹地，再遭劫難。公元1279年元朝改洛陽爲府治及洛陽縣，舊址在今洛陽老城內。公元1368年，明朝在洛陽置河南府。明王朝於公元1408年，把伊厲王封藩洛陽，嗣後凡5代7王國絕。公元1601年，明神宗（朱翊鈞）把其第三子福恭王朱常詢又封藩洛陽。洛陽作爲明朝藩王的封地長達250年之久。清朝在洛陽置府治，設洛陽縣。在明府王府的廢墟上重建的洛陽知府衙門，曾作過光緒皇帝的行宮。

　　辛亥革命以後，1912年袁世凱在洛陽老城以西，集聚軍隊，築屋營壘，組織練兵。在軍閥混戰中，吳佩孚在原練兵的地方修建西工營房。民國政府最初在洛陽設縣署，1913年設道尹公署，1921年省長公署自開封遷移洛陽。1923年先後改爲護國軍使署及警備司令部。到"九o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於1932年3月由南京遷都洛陽，併爲蔣介石在龍門香山寺設了別墅，同年11月又遷回南京，從此洛陽成了徒有虛名的行都。"七o七"事變後，洛陽遭到日寇飛機狂轟濫炸，府址化爲灰燼，文物古蹟多遭破壞......洛陽完成了其古都史上由盛到衰的大輪迴。

　　一個人與一座城　最後，讓我們再進入洛陽的歷史細節部分，瞭解一個城市曾經的人文理想吧。

　　洛陽曾經是司馬光的洛陽。這座城市見證和承載了一部鉅著的問世。

　　這部鉅著與這座城市的輝煌交相輝映，可謂光耀古今。

　　在中國古代史家中，有兩位赫赫的司馬氏，一位是以《史記》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司馬遷，另一位是以《資治通鑑》開創了編年體通史史書的司馬光，而後者《資治通鑑》的成書地就在宋代洛陽的名園──"獨樂園"。

　　那麼，《資治通鑑》這樣一部史學鉅著，是因何形成於洛陽獨樂園的呢？

　　司馬光6歲時開始讀書，曾以圓木爲枕，圓木一滾動，便從睡中醒來，然後披衣挑燈，夜讀不止，以至15歲時便"於書無所不通"。而且，他還善於運用學過的知識，"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就是他機智的體現。面對險情，年幼的司馬光不走不號，果斷砸缸救人，其智識、舉動遠遠超出了他的年齡段，因而"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這也就無怪乎史稱其7歲時即"凜然如成人"了！

　　司馬光爲人還非常誠實，家中賣馬時，他特意囑咐賣馬人一定要講清楚"此馬夏月有肺病"，不要欺騙人家，弄得賣馬人暗自笑他癡愚，以至這種癡愚後來還影響到他的僕人。《元城語錄》雲：園丁呂直遊獨樂園時得茶湯錢，每日與主人分之。一日又來納，司馬光道："此汝錢耳，可持去。"園丁再三欲留，"公怒"，園丁只好持錢而去，且邊走邊回頭道："只端明不愛錢者。"後10餘日，司馬光見園中新建起一座井亭，詢問後才知是園丁用所得十千茶湯錢所建。誠所謂有其主，則必有其僕矣！

　　第54節：洛陽：花事已滅　春秋已謝（12）

　　司馬光的廉士之名，即使在當時也不僅限於在中原地區流傳。文彥博留守北京時，遣間諜入遼偵事，見遼主大宴羣臣，以伶人作戲侑酒，一伶做中原士人狀，見物必攫取懷之，又一伶則從其後棒擊盜者，盜者即驚問："是司馬端明嗎？"這使得文彥博不禁慨嘆："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

　　20歲即中進士的司馬光在步入仕途之後勤讀不輟，涉獵廣泛，對史學的研究尤爲用心，僅26歲一年所寫讀書札記便有30多篇。由此，司馬光萌發了刪削卷軼浩繁的古史成爲一部編年體通史的想法。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司馬光作《歷年圖》，將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後周顯德六年（959）的歷史編成一個年表，並撰《通志》八卷，成爲戰國至秦的編年史。英宗看後，認爲很好，專爲司馬光在崇文院設立了書局，並命司馬光選助手繼續編寫，書名爲《論次歷代君臣事蹟》。治平四年（1067），英宗死，神宗立，賜書名《資治通鑑》，並賜序文一篇。當時北宋建國百年，積弊甚多，種種危機已經出現。神宗即位後銳意改革，對司馬光頗爲器重，擢爲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並有意再升其爲樞密副使。但在改革問題上，司馬光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了嚴重分歧，而神宗更爲信任王安石。眼見無法改變局面，又與王安石因變法事絕交，司馬光堅辭樞密副使，離開權力中心，來到當時的文化中心洛陽專心修史。

　　變法之前，年歲稍小的王安石與司馬光平生相善，只是政見不同葬送了兩人的友誼。王安石，字介甫，二度去相、退居金陵後封爲荊國公。又因性子執拗，人稱"拗相公"。雖然關係破裂，但兩人互相保持着對對方人格的敬重。如，一反對新法者死，司馬光爲其作墓誌銘，中有譏變法之語。有人謀得之並獻於王安石，以爲後者將遷怒於司馬光。不料，王安石卻將銘文掛在牆上，向其門下士贊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而司馬光在洛陽記述本朝事時，也能對王安石作客觀評價，稱其"好讀書，能強記......文成觀者皆服其精妙。友愛諸弟......不汲汲於仕進......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云云。

　　兩人雖政見不和，但個人品質卻又相同。《邵氏聞見錄》稱"荊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並記載雲："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王荊公辭相位，居鐘山，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作者邵伯溫因而嘆曰："嗚呼！二公之賢多同，至議新法不合絕交，惜哉！"王安石死後，已爲宰相、盡廢新法的司馬光聞而嘆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並囑僚屬："贈恤之典宜厚。"

　　因此可以說，除了自身願望、皇帝之命以外，與司馬光政見不和、且又十分執拗的王安石，也是成就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誕生於獨樂園的一個重要原因。畢竟，"荊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溫公以行新法不做樞密副使"，而着力改革變法的"神宗退溫公而用荊公"，才使得司馬光心無旁鶩、徜徉故紙，才能在獨樂園中歷時15年鑄就了這一部史籍大典！

　　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攜書局至洛陽。次年，他自己出資在南尊賢坊以北買地20畝，修建了私家園林，名以"獨樂園"。司馬光在建於東漢廣成囿、漢成帝常臨而宴遊舊址上的獨樂園中，點綴了"讀書堂"、"弄水軒"、"釣魚庵"、"種竹齋"、"採藥圃"、"澆花亭"、"見山臺"等若干建築，可這些僅具有雅名而已，實則非常簡陋。《洛陽名園記》對獨樂園也只有108字的簡短記載，稱其"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

　　安居獨樂園後，司馬光和他的助手一起，制定了寫作計劃，大致分爲三個步驟：一、排列叢目；二、編寫長編；三、刪改定稿。第一和第二步驟由司馬光指導助手完成，第三步由他親自動筆完成。

　　編著工作從英宗治平三年（1066）起，到神宗元豐七年（1084）止，歷時19年，其中在獨樂園編寫15年。19年中，編寫的各種費用均由國家開支。爲支持司馬光編書，英宗還將自己做皇子時府裏的2400多卷藏書送給司馬光參考，並將皇家藏書之所的龍圖閣、天章閣以及三館、祕閣中的書籍破例許借。司馬光在《通鑑考異》中引用書目達272種，衆多史料取自國家檔案裏的實錄，而這些實錄今天基本上沒有保留下來，所以《資治通鑑》中的史料更顯得彌足珍貴。

　　爲了修史，司馬光常常拒不見客，"日之不足，繼之以夜"，每天挑燈夜讀，黎明即起。他和助手所看書之多，後人爲之嘆絕，而僅是編寫《資治通鑑》的草稿，就堆滿了兩間房子，其修史精神，可以媲美於司馬遷。

　　編著一部300多萬字的鉅著，其艱辛程度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爲編書，司馬光常常廢寢忘食，家人將飯送至書局，要幾次催他喫；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長，上面罕見草字；房子低矮，夏天悶熱難耐，汗水把書稿都浸溼了。司馬光就請人在屋裏挖了一個大深坑，砌上磚，修成一間"地下室"。當時，北京留守王宣徽在洛陽園宅甲天下，中堂起屋三層，飛檐走獸，氣勢恢宏。因此，洛中便有了"王家鑽天，司馬入地"的謔語。編書的生活也非常清苦。年老時，友人劉蒙擬用50萬錢請婢女侍奉司馬光，但他隨即復書謝絕："吾幾十年來，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萬用一婢乎！"妻張氏亡故，以至無錢埋葬。《宋史o司馬光傳》載："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記述的正是這一段"典地葬妻"的悲情故事。在編修中，司馬光曾大病一場，甚至將"遺表"寫好，放在牀頭，一旦將不起，好讓助手範祖禹轉送朝廷。但幾個月後，他的病情好轉了，而比他小13歲的助手劉恕卻爲編寫《資治通鑑》積勞成疾而死，年僅43歲的範祖禹也顯得未老先衰！

　　從47歲至66歲，在歷時19年後，《資治通鑑》最終殺青，定稿於洛陽司馬光之獨樂園。但此時的司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幾無，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1085年12月，司馬光請人用錦緞裝裱了10個精美的匣子，不顧寒冬臘月，用車馬載着這部19年心血的結晶，與劉攽、範祖禹等人親自押送，從獨樂園出發，日夜兼程，前往東京汴梁，向宋神宗進呈。

　　此後不久，67歲的司馬光去世。月餘之後，史學鉅著《資治通鑑》在杭州付梓。

　　由於司馬光的個人品質達到了盡乎完美的境界，因此，當他去世的噩耗傳出時，"京師人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司馬光身後僅薄棺一口、舊布被一條，隨葬的是一篇頌揚節儉的《布衾銘》。前來弔唁的太皇太后、皇帝、大臣看到的是滿屋的圖書和牀上的一領舊竹蓆，感慨之餘，送銀二千兩以爲奠儀，其子司馬康遵父生前之囑又悉數退回。當靈柩起程送往夏縣時，"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鑑於司馬光的品德及影響，朝廷贈其太師、溫國公。

　　洛陽、司馬光、《資治通鑑》，一個帝都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就這樣建構了起來。它們作爲一串有內在聯繫的文化符號，燦爛地指明瞭一個帝都的正午時光及其可能發出來的熱度和亮度。文化良知只能存在於彼時，人性的善良與堅守也只能存在於彼時，它將幾乎成了帝國時代中國的一個精神標高，難以被後世所逾越......

　　如今，在宋人李格非《洛陽名園記》中有着記載的獨樂園，在歷經戰亂之後再無孑遺。原獨樂園所在的司馬村現有人丁5600餘人，卻並無一人姓司馬，以司馬爲村名，全出自人們對司馬光的崇敬。村子從宋代始稱司馬莊，明代改稱溫公里，清代稱司馬街。至今，能夠證明獨樂園在司馬村的證據，只剩下幾通明清石碑，且部分碑文已模糊不清了。

　　從燦爛歸於平淡，於艱辛處留傳世美名，不管是司馬光還是洛陽，兩者走的都是相近的歷史軌跡。

　　第55節：開封：世間已無開封城（1）

開封：世間已無開封城　

六座開封城　很多年後的今天，開封是否還能回憶起自己當年是怎樣的一座城市呢？

　　曾經，這是一座活在名著裏的城市。

　　中國四大名著之一《水滸傳》與開封的關係可以說是如影隨形。

　　讀過這本書的人都知道，《水滸傳》是"起於開封，收於開封"的。《水滸傳》一開始，描寫的不是書中的主人公，而是宋朝的開國史。《水滸傳》稱趙匡胤"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說他"一條杆棒等身齊，打下四百座軍州都姓趙"，"那天子掃清寰宇，蕩靜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水滸傳》中還有兩首直接讚頌開封的詩詞："一自梁王，初分晉地，雙魚正照夷門。臥牛城闊，相接四邊村。多少金明陳跡，上林苑華髮三春。綠楊外溶溶汴水，千里接龍津。潘樊樓上酒，九重宮殿，鳳闕天閽。東風外，竹歌嘹亮堪聞。御路上公卿宰相，天街畔帝子王孫，堪圖畫，山河社稷，千古帝王尊。"

　　《水滸傳》裏另一首詩詞也充滿了對開封的感情："州名汴水，府號開封。逶迤接吳楚之邦，延亙連齊魯之地。周公建國，畢公皋改作京師；兩晉春秋，梁惠王稱爲魏國。層疊臥牛之勢，按上界戊中央；讓華夷，太宗一遷基業。元宵景緻，鰲山排萬盞華燈；夜月樓臺，鳳輦降三山瓊島。金明池邊三春柳，小苑城邊四季花。十萬裏魚龍變化之鄉，四百座軍州輻輳之地。黎庶盡歌半稔曲，嬌娥齊唱太平詞。坐香車佳人仕女，蕩金鞭公子王孫。天街上盡列珠璣，小巷內遍盈羅綺。靄靄祥雲籠紫閣，融融瑞氣躥樓臺。"

　　在中國，有哪一座城市，在名著中能得到如此的讚頌，恐怕只有開封了。

　　《水滸傳》中涉及開封的情節，較著名的有魯智深倒拔垂楊柳，林沖誤入白虎節堂，楊志州橋賣刀，宋江樊樓與李師師相會，柴進簪花入禁苑等。其中魯智深倒拔垂楊柳與楊志州橋賣刀最爲膾炙人口。

　　魯智深來到東京，向人打聽大相國寺在何處，有人回答："前面州橋便是。"可見宋代的大相國寺與今日的大相國寺地址是一致的。今日的大相國寺離州橋遺址也不遠。魯智深自西向東而來，與大相國寺相近的著名建築物也只有州橋了。

　　魯智深到大相國寺後，被分到酸棗門外的菜園裏去管菜園。幾位潑皮想給他個下馬威，制服他，他卻將兩個潑皮踢到了糞窖裏，潑皮們自此再也不敢搗亂，反而花錢請魯智深喫酒。因爲討厭老鴰叫，魯智深將樹枝裏有老鴰窩的綠楊樹連根拔起。

　　楊志州橋賣刀，更是在《水滸傳》作者的筆下被描寫得活靈活現。現在，深埋於地下的州橋已被找到，還有《水滸傳》中屢被提到的樊樓，都說明了這座城市千百年來的知名度。

　　所以，毫不誇張地說，開封是一座活在歷史裏的城市。大禹於此處治水，師曠在這裏撫琴，孟子告誡梁惠王，切莫五十步笑百步；侯嬴建議信陵君，自當救趙國竊虎符；相國寺外，花和尚倒拔楊柳；州橋橋頭，青面獸叫賣寶刀；"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輕"，李青蓮唱俠客行，以酬高適杜甫；"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王安石走變法路，欲求富國強民......數千年來，開封古城寄放的是中原繁華夢；相國霜鍾，撞出了汴水秋雨聲。

　　一個很久遠的傳說，說是天下共八十一分，中華民族居住的地方名爲赤縣神州，居其中之一分；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按照大禹所序，九州之名爲冀、幽、並、兗、青、揚、荊、豫、雍。豫爲九州之中，而開封城的位置，就處於豫州的中心，這裏土地平易多於險阻，如若天下平定，此處爲萬國會聚之所，文物薈萃，往往盛況一時，但是，一旦天下有變，此地即爲四方征戰之地。古城開封所經歷的所有磨難之中，幾次大的滅頂之災也都是因爲兵革戰亂。

　　史料記載，歷史上開封附近的黃河曾經42次決口，古城曾經兩次遭到滅頂之災。如今黃河河牀比城內地面還高11米。地下，歷次黃河水患使數座古城池深深淤埋於地面之下；地上，則因黃河泥沙淤積使河牀不斷抬高，形成了河高於城的"地上懸"。兩種都堪稱世界奇蹟的景觀同時出現在這一座城市；在黃河流經的所有城市中，像開封這樣的並不多見。

　　現如今，在開封以北的柳園口，黃河大堤上，可清楚地看到黃河之水已明顯高出兩岸的地面。大堤北，黃河在奔流，大堤南，村莊、樹木、農田，好像落在凹坑裏，連那風中飄揚的楊樹梢，也遠在大堤之下。實地測量表明，柳園口黃河段的河牀底部，比宋金皇宮遺址處的龍亭公園內的地面高11.49米。

　　開封屬黃河中下游，黃河穿過世界上最大的黃土高原後，進入廣闊的華北平原，地勢平坦，流速降低，從中上游帶來的巨量泥沙，至此便大量沉積下來，到了開封境內，這種現象最爲明顯。據統計，每年有3億噸泥沙淤積在下游河牀內，使這段河牀每年平均升高2釐米。這樣日積月累，年復一年，使開封河段形成聞名中外的"懸河"奇觀。清代的史書中就形容開封城是"城在釜底，仰視黃河"。

　　開封歷史上第一個輝煌時期當屬戰國時代魏都大梁城。魏惠王選中開封建都，與該地區距黃河、濟水較近，水道四通八達不無關係。他遷都大梁不久，就組織大批人力在附近開鑿了一條人工運河，即歷史上有名的鴻溝。在秦統一六國的戰爭中，秦兵就經黃河引鴻溝水灌大梁，水圍3個月後，繁盛一時的大梁城化爲一片廢墟。這是開封第一次的"滅頂之災"。

　　從鴻溝演變而來的汴河，成爲後來京杭大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開封發展史上最鼎盛時期的北宋王朝之所以定都於此，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汴河的緣故。這時的汴河已成爲京杭大運河的其中一段，從而給開封帶來空前的繁榮。

　　1305年黃河決口，開封城變成變成一片澤國。1642年爲退李自成農民軍，明軍掘黃河堤，高大的開封城牆幾近淤平，只露出城垛和女兒牆。大水過後，37萬人僅存2萬餘人。

　　黃河的一次次吞噬，加之風、沙、兵火侵擾，導致曾作爲一代雄城的北宋國都開封城元氣大傷，逐漸被泥沙掩埋，最後完全從地面上消失了。開封就這樣從國都衰落到省城，進而成爲一個地區性城市，一步步走向衰落。

　　黃河使得古都開封地下3米至12米處，上下疊壓着6座城池，其中包括3座國都、2座省城及1座中原重鎮，構成了"城摞城"的奇特景觀。

　　在今日開封著名的龍亭景區地下約8米深處，是北宋東京城的皇城遺址所在地，它分別與金皇城與明周王府紫禁城遺址相疊壓。

　　繁華的中山路是開封城的中軸線，其地下8米處，正是北宋東京城南北中軸線上的通衢大道－－御街，中山路和御街之間，分別疊壓着明代和清代的路面，這種"路摞路"的景觀還意味着，從古代的都城到現代的城市，層層疊加起來的數座開封城，南北中軸線居然沒有絲毫變動。

　　在開封城牆西門大梁門北側，有一條晚清時期的古馬道遺蹟，在其下深約1米處，又有一段保存完好、清晰可見的古馬道遺蹟。更令人驚奇的是，在第二層古馬道下約50釐米深處，又發掘出一條磚層腐損嚴重、使用時間較長、年代更爲久遠的古馬道。三層古馬道上下層層相疊，以立體的形式真切展示了開封城下"城摞城"的奇特景觀。

　　開封"城摞城"最下面的城池－－魏大梁城在今地面下十餘米深；唐汴州城距地面十米左右，北宋東京城距地面約8米，金汴京城距地面約6米，明開封城距地面5米左右，清開封城距地面約3米深。可以說層層疊壓起來的6座城池，立體地展現了開封自建城以來兩千多年來的古代城市變遷史。

　　6座開封城就像寶塔一樣層層疊壓，向世人呈現了這座古城的滄桑與悲情。

　　從開封到紐約　開封城的滄桑與悲情不僅震撼了國人，也震撼了世界。在20世紀即將過去的時候，美國《紐約時報》發表著名專欄作家克里斯托夫的評論文章："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雲"。文中寫道：　在這個新千年降臨之初，紐約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或許可以稱作我們這個星球的非官方首都。但紐約人在滿足於自己地位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一個位於中國中原地區的破敗城市－－開封的興衰。

　　開封坐落逐漸淤塞的黃河岸邊，是公元1000年時世界第一大都市，也是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如果你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城市的名字，那沒關係，但所有美國人都應該以它的歷史爲戒－－就像這篇文章的中文題目，用很多美國人即將需要好好學習的中文書寫而成－－"輝煌如過眼煙雲"。

　　作爲現在世界上僅有的一個超級大國，美國認爲掌控世界格局是自己的義務。但如果回頭看看世界歷史，我們會震驚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竟是如此短暫，特別是對那些曾經輝煌的城市來說。

　　如果讓我選擇歷史上的世界第一都市，我會把公元前2000年這一票投給米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烏爾；公元前1500年，我選擇埃及的底比斯；公元前1000年時，沒有哪個城市可以稱爲世界的中心，但黎巴嫩的西頓勉強算是最繁華的；公元前500年，古波斯帝國的波斯波利斯異軍突起；公元1年，當然是羅馬；公元500年，中國的長安引來各國的使節前來朝奉；公元1000年，中國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轉移到開封；公元1500年，文藝復興讓意大利的佛羅倫薩成爲世界創造力的中心；2000年，紐約成爲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2500年呢？沒有人知道，但應該不是以上任何一個。

　　在發完"思古之幽情"後，克里斯托夫表示要"以開封爲戒，美國和紐約應該繼續保證自己在科學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提高教育水平，並制定有利於長期發展的政策。如果美國爲了現在的地位固步自封，即使是紐約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最繁華的大都會也可能變成哈德森河畔的開封。"

　　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八大古都中的其餘城市沒有一個象開封那樣經歷了那麼多的坎坷和變故，在幾千年來的歷史長河裏以國都、省會、普通州府以至廢墟的面目不斷變幻。這裏曾有過信陵朱亥的大梁悲歌，李白杜甫的梁園長吟，五代紛爭的金戈鐵馬，以及東京汴梁的大宋繁華；同時這裏也有過數不清的兵災水患，天災人禍。回首開封，歷史上有五次大災難決定了這個都城的宿命。

　　第一：【王賁引河溝水灌大梁】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派大將王賁攻魏，引河溝水灌大梁，大梁城壞，魏王假降，魏亡（這是開封第一次毀滅性水災）

　　第二：【金人攻破東京】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軍攻破東京外城。十二月，欽宗赴金營送上降表，宣佈投降。金人燒殺之餘，對城內金銀絲帛、圖書字畫、文物珍寶等大肆擄掠。

　　第三：【金末疫病流行】金哀宗天興元年（1232）三月，蒙古軍攻南京（開封）。

　　第四：【明代黃水災害】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六月，黃河決口，水自北門入城，淹沒官民房舍甚多。惠帝建文元年（1399），黃河決口，水自封丘門入城，官廨民舍塌壞甚多，城內長期積水。成祖永樂八年（1410）秋，黃河決口，毀城200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英宗天順五年（1461）七月，黃河再次決口，水自北門入城，官私房舍，淹沒過半，居民死亡無數。

　　第五：【李自成三次攻城】明末李自成曾率義軍三次攻打開封。第一次在崇禎十四年（1641）二月，義軍圍城強攻七晝夜後，主動撤退。第二次在同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義軍用大炮火銃，對準開封城晝夜攻打20天后，再次撤退。第三次在崇禎十五年（1642）四至九月。其間，城內官軍爲消滅義軍，在開封之北的黃河大堤扒口兩處，使城外一片汪洋，城內更是水深數丈，浮屍如魚。洪水過後，城內原有的37萬多人口，除去少數外逃者，大部溺死，僅剩3萬多人。

　　當時過境遷，往日的繁華已消逝無影，曾經的榮耀也終於歸於沉寂，開封已沒有了任何向外人炫耀的資本，七朝古都已是陳年舊事，省會也早已旁落。開封，就像一個身家破敗的皇孫一樣被歷史甩到了身後，尷尬地頂着光環卻衣衫襤褸地充當着新貴們的看客，一步一步走向沒落。

　　現如今，夕照裏的古城牆、蒼藤枯木、西風斜陽、百年前洪水退卻後堆積在城牆邊的黃沙，以及遠處偶爾傳來的寒鴉悽鳴，是這座城市悲壯蒼涼的無奈吶喊，是這座千年古都繁華散盡後的黯然心傷。

　　如今走在開封的街道上，只是一片蕭索。今天的開封骯髒而貧窮，建設堪稱落後，大約和江南的小縣城差不多；連省會都不是，小得連機場也沒有。最重要的一點是：宋王朝早已蕩然無存，美輪美奐的宮殿也早已隨着宋都東京的覆滅長埋地下。現在的開封城，除了鐵塔已經沒有一處真正的宋朝遺蹟了。像大相國寺、延慶觀一類，也是明清重修的。而宋都御街更是頗具現代色彩的四不像仿古建築了。開封現存最早的古蹟，是元朝的。它的悲慘景況顯示了一個都城的宿命。

　　與其他古都相比，如今的開封既沒有北京的霸氣，也沒有西安的大氣，更比不上南京的秀氣，便是與洛陽城相比，也少了些帝都的華貴之氣，它就這樣不尷不尬地排列在千年古都的歷史中。風起雲湧，潮起潮落，歷史上每個帝都都經歷過從興極一時到城破國亡的輪迴。一個王朝覆滅了，依然會有另一個強大王朝在此重建。然而，獨有這個開封，在北宋以後，便一蹶不振，漸漸被歷史遺忘。究其原因，可以說是地域特徵決定了它不是做首都的最佳選擇。從戰略意義上講，在政權更迭頻繁，危機四伏的中國，建都首要考慮的是最佳的安全保障，其次是發展潛力。開封既不靠山，又不臨水。雖然歷史上也有汴水及諸多的運河，但是，作帝都，它還是缺少一種厚實的底蘊。從這個角度講，開封的衰落，也自在情理之中。

　　此城只堪成追憶　應該說，作爲中國這個大帝國的首都，開封的地理條件是不太理想的。首先，它無險可據，不像長安有黃河與秦嶺做天然的屏障，阻隔着來自中原的攻擊，甚至它也不如洛陽，西有函谷，東有虎牢，多少能起到禦敵于都門之外的作用。開封，暴露在黃淮平原的北部，從任何一個方向都可以長驅直入。當年孫臏圍魏救趙的作戰計劃之所以能夠奏效，就在於充分利用了開封（大梁）的這個弱點。其次，它既然外部防禦條件差，也就更談不上擁有像關中一樣在有效防禦圈內的後方基地，後勤供給沒有保障。開封得以成爲帝都，並見證中國歷史上極其輝煌的一頁，真有點勉爲其難的味道了。

　　此城只堪成追憶，不妨讓我們從頭說起。戰國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魏國從安邑（今山西夏縣）遷都大梁。此後魏國也被稱爲梁國，魏惠王也被稱爲梁惠王。大梁就是現在的開封，開封的原意是開拓封疆。

　　大梁在唐代爲汴州，五代後梁開平元年（公元907年）升汴州爲開封府。五代除後唐外，後梁、後晉、後漢、後周以及北宋都建都於此。後梁號稱東都，後晉至北宋號稱東京。當時洛陽因數次遭受戰爭破壞，地位已不及汴州重要。特別是汴州在經濟和交通上的地位，舟車所會，便於漕運，爲洛陽所無。所以郭崇韜說："汴州關東衝耍，地富人繁。"石敬塘也說："大梁天下之要會。"

　　北宋在當時實際上不是一個統一政權，在東北有遼國，在西北有夏國，和北宋政權三足鼎立。但是北宋畢竟在北方中原地區維持了九代帝王，穩定時間達一百六十餘年之久，這就爲開封的發展帶來了空前繁榮的局面。

　　北宋作爲中國歷史上一個著名的朝代，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應該說都是較爲英明有爲的皇帝，大臣則有趙普、王旦、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等人，稱得上是名臣輩出。北宋還是個崇尚文治的王朝，它的武功比不上唐代，但它的文治在許多方面都超過唐代。北宋由朝廷出面組織編纂了各一千卷的《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和《太平廣記》，並稱爲"宋四大書"。史學上產生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地方史志上產生了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和王存的《元豐九域志》。哲學上有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建立的理學，文學上有歐陽修倡導的古文運動和以柳永、蘇軾、李清照、朱淑真爲代表的宋詞。北宋還最早開始刊印五千多卷的全部藏經，最早在宮廷中建立翰林圖畫院。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活字印刷術創始於北宋的畢昇，火藥和指南針在戰爭和航海中普遍使用也始於此時。

　　北宋的經濟也有很大發展，特別是在工商業中出現了許多具有近代傾向的因素。手工業中出現了獨立的私營絲織業作坊"機戶"和身份比較自由的"募工"，出現了各種同行"行會"。農村出現了定期的集市。城市過去在中國主要是政治屬性的體現，到了北宋由於經濟的發展，開始突破坊和市、晝和夜的界線，兼有了經濟屬性。許多地區出現了紙幣，政府在開封設立了"交子務"，專門負責全國的紙幣發行。

　　開封由於是北宋都城所在，就成爲匯聚以上種種進步因素的中心。北宋時期開封的社會和文化極其繁榮發達。11世紀時的開封人口超過100萬人，而倫敦當時只有人口1.5萬人，親身體驗過當時生活的孟元老在所著《東京夢華錄》中說，當時開封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

　　開封的外城方圓八十里，有二十座城門。內城方圓二十里，有十座城門。皇城方圓九里，有六座城門。開封的城市建制也十分有特色，共有四條河道從城市穿過，使得城市河流四布，林木蒼鬱，船舶往來，橋樑衆多，具有活潑生機。蔡河由城南經過，河上有十一座橋樑。汴河從城中心經過，河上有十三座橋。五丈河從城北經過，有五座橋樑。金水河從京河、索河分出，自西北流入皇城，有三座橋樑。汴河上架設的虹橋和上、下土橋，都有橋無柱，用巨木凌空虛架，上有飾物，望去有如飛虹。相國寺橋和州橋都用石，橋柱用青石，橋樑橋欄也用石，兩岸石壁，上面鐫刻着海馬、水獸和飛雲。四方物品通過河道、水門、橋樑源源不斷流入京城，而"州橋明水"、"汴水秋聲"也各成爲"開封八景"中的一景。北宋著名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就是虹橋兩側的繁忙景象。

　　金明池位於外城西門新鄭門外，周圍九里，宋徽宗在池內修建了殿宇，"開封八景"之一的"金池夜雨"就在這裏。開封城內最寬的大街是皇城正南的南北大街，由皇城的乾元門直通內城的朱雀門和外城的南薰門，道路中設立了黑漆杈子和紅漆杈子的標記，旁邊有水道，兩岸種植着桃、李、梨樹和雜花。皇城南汴河北岸的相國寺是全國最大的寺院，也是開封城內最繁華的中心，這裏有"開封八景"之一的"相國鐘聲"。皇城東面的樊樓是歌舞最盛的地方，有五樓相向，各三層，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繡旗燈燭，掩翳天日，不分風雨寒暑，白晝黑夜，熱鬧不絕。每到夜晚，歌舞伎女百人濃裝豔抹站在飛橋上等待酒家呼喚，燈光上映，宛若仙境。詩人劉屏山有一首《汴京絕句》說："梁苑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能斷愁。記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生動刻劃了歌舞昇平的開封都市生活。

　　北宋開封城的各種飲食、小喫大概是最豐富的了，各種酒肆、食店遍佈全城，可舉出數十種而不重複。孟元老說他數十年中"爛賞疊遊"，任意品嚐，還不滿足。而開封商業的發達，也給此地的風俗人情帶來了不同一般的闊達的特點。開封城裏就是最窮困的人，每到正月新春，也都換上新衣，祝酒酬答親朋。從事飲食買賣的人家，都各有各的裝束和行當，誰也不敢草略，否則就是衆所不容。在當時，開封城裏的人們生活水準應該是全國最高的了。而凡是外方的人到了開封，如果遇人欺負，開封的人們都必定羣起救助，即使是衝撞軍隊和官府也不畏懼。如果外地人在開封暫住，缺少用物，左鄰右舍也都爭相借給。

　　開封是都城，人煙浩攘，添上幾十萬也不顯多，減去幾十萬也不覺少，開封人看慣了，因此有這樣的高姿態，這樣的好風尚。當時開封人"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早已四方知名。酒店的店主，見到客人打過兩三次酒，就敢借給價值三五百兩白銀的銀製酒具。即使是至貧的人家，要喝酒時，也敢用價值一百兩白銀的銀酒具供送，如果是連夜飲酒，就到次日再取。大概生活水準一高，就人人自愛，不輕易犯法。當時開封人的富裕、自信和見多識廣，實在令人歎爲觀止。

　　和財物富足相比，文化發達顯然是更重要的一個方面。那時的開封人才輩出。據《宋史》記載，北宋時期汴京及河南府（治所在洛陽）出身的宰相共有十八人，入道學及儒林傳的有十三人，在北方河北、河東、陝西各路府中均居首位。北宋建國初期的將相大臣石守信是開封人，北宋中期富弼是河南人，韓維是開封人。理學中程顥、程頤、聶崇義是河南人，史學中薛居正、李穆是開封人，張澹是河南人。文學中史達祖是開封人。另外，許多客居開封的外地人居住的時間一久，入鄉隨俗，實際上也成了某種程度上的開封人。宋太祖趙匡胤是涿州（今河北涿縣）人，宋朝建立后皇族首先成了開封人。其他如士大夫爲圖功名進取，文人爲圖繁華富貴，商賈爲圖物利，也都"以趨京邑爲喜"，來到開封。凡是到了開封的人，爲這裏的習俗風化所感染，機會更多，進步更快，很快就可以陶冶成出類拔萃的人才。正如司馬光所說："在京之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和河北、山東、山西、陝西各地相比，這時期開封和河南所集中的人才是最多的。

　　開封的發達文化在南宋時期，甚至還影響了江南杭州的文化發展。南宋時，許多名臣名將和其他傑出人物都來自北方。南宋名臣耿南仲是開封人，富直柔是河南人。理學家羅靖是開封人，文學家朱敦儒是河南人，畫家劉宗古、蘇漢臣是開封人。甚至南宋初杭州的許多商人、店藥鋪也都遷自開封，如廂王家絨線鋪、榮六郎印刷鋪、樂駐泊藥鋪，以及魚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雜菜羹李婆婆、南瓦子張家糰子等等。

　　開封的許多民俗如新春之際貼門神、桃符、金彩、縷花、春貼，上元夜持小燈照路"掃街"，七夕婦女對月穿針"乞巧"，十二月初八用胡桃、松子等做臘八粥，二十四日祭祀竈神等等，也都傳入杭州。直到明代，杭州人的語音還和開封接近。明朝人胡震亨經過開封，很奇怪開封的風俗會和杭州相同，讀了《東京夢華錄》，才知道杭州的風俗其實是開封人南渡以後傳過去的。

　　然而，國家的命運畢竟不是決定於文化發展的程度如何，無論有多少人會唱柳永或者周邦彥的詞，也抵擋不住女真人南侵的鐵騎。靖康年間，開封成爲宋金交戰的主戰場，金人"縱兵四掠......殺人如割麻，臭聞數百里"。金人退兵時，"生俘華人男女，驅而北者"，有10多萬。爲免被殺、被擄掠的殘酷命運，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的衆多開封人被迫背井離鄉，流亡遷徙。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

　　史載，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再次包圍汴京後，由於與外地的交通隔絕，各地漕糧商貨不再運入京城，到了這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汴京城內出現了"鬥米三千，貧民飢餓，佈滿街巷，死者盈路"（《南燼紀聞錄》）的慘象。次年（一一二七）三、四月間，金兵大肆搜掠汴京城內官私財物，擄走了宋朝徽、欽二帝和大批后妃宗室，另立宋朝投降派頭目張邦昌爲傀儡皇帝，汴京及其周圍地區經濟受到了十分嚴重的破壞。據當時人記載，"自穰下由許昌以趨宋城（汴京）"，已是"幾千裏無復雞犬，井皆積屍、莫可飲......大逵已蔽於蓬蒿，菽粟梨棗亦無人採刈。"（莊季裕：《雞肋編》捲上）可見這次戰爭對於當時黃、淮兩個主要經濟地區的破壞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　靖康之役，趙宋南渡，宣告了北宋王朝統治的結束，中原地區，包括汴京在內幾乎全部陷於女真貴族的蹂躪之下，於是汴京的繁榮也就很快地衰敗沒落下去了。

　　這樣的地區，自然支撐不起繁華的城市。1139年，宋金議和，金人一度將開封和河南歸還宋朝。宋使在開封看到，宮城還保存較好，但昔日繁華的外城已很少有人居住，太學房屋傾頹、雜草叢生，變成了養豬場。

　　20年後，金海陵王將開封定爲南京，重建了壯麗的宮殿，但外城幾乎盡成廢墟，有的地方成爲農田，開封內城也民生凋敝，全無往昔生機。

　　又過大約60年，元兵攻佔了已經成爲金人首都的開封。

　　南宋初年，著名詩人范成大奉命出使金朝，他由泗州出發陸行經過汴梁時，看到故都"新城內大抵皆墟，至有犁爲田處。舊城內麓布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時見樓閣崢嶸，皆舊宮觀寺宇，無不頹毀"。甚至連汴梁城內昔日聞名遠近的大相國寺，此時也已面目全非，成爲"傾檐缺吻，無復舊觀"的荒涼處所。

　　與汴梁城內經濟衰落的同時，作爲當年汴京水上大動脈的汴河，這時候也因爲無從發揮其原有的功能而日益乾涸，終至變成了一條臭水溝。關於這一點，范成大在其所作《詠汴河》詩中寫道："指顧枯河五十年，龍舟早晚定疏川。還京要看東南運，酸棗棠梨莫蓊然。"並自注曰："汴河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

　　此後數十年，這裏變成人煙稀少、經濟凋敝、荒涼不堪的地區，所謂"人稀地廣，蒿萊滿野"。　開封所受創傷之深，歷史上罕見，以後再過多少年也難以復原。

　　開封人口最盛時達到一百四十至一百七十萬人，資產達百萬者頗多，十萬左右者比比皆是。1126年和1130年金兵兩次攻陷開封，僅隔四年，開封城中的丁壯竟不滿一千人。金兵焚城，大火三日不熄，二百年積蓄轉眼間化爲灰燼。開封的繁榮竟成了它盛極而衰的不祥徵兆，從公元1127年後，開封既不是行政中心，又不是工商都會，昔日繁華，都成泡影。公元1214年，金宣宗在蒙古大軍的頻繁威脅下，被迫把國都從中都（燕京）遷到了開封。國都遷移，傷筋動骨，隨着龐大的政府機構南來的各色難民百餘萬口爭先恐後湧入開封。這些人每人每日由政府發給粟米一升，一年總共需要三百六十多萬石，超過政府每年入庫糧食的一倍。由於北方大面積領土的丟失，而南方宋廷又趁機拒絕交納歲幣，金政府的財政陷入困境，沒辦法，只好大量增發紙鈔，很快紙幣貶值，到了"每貫只值一錢，不及工墨之費（印刷成本）"的程度，市場自然也就無法正常交易，經常是"市肆晝閉，商旅不行"。

　　然而，就是在這種狀態下，開封作爲金國的首都竟然還長達二十年之久，爲什麼還能拖上這麼久呢？分析原因的話，主要是因爲蒙古的主力部隊都隨成吉思汗西征去了，而南宋方面軟弱依舊不敢進攻。可憐國土只剩下黃河南岸從潼關到邳州那樣一個狹長地帶，還時時要遭到蒙古軍隊的威脅。公元1227年，蒙古大軍東歸，在處理完一些內部事物（成吉思汗去世，窩闊臺即位）後便開始了對金國的總攻。公元1233年，當開封糧盡援絕時，金哀宗只好帶着他的隨從們南走歸德，後來又逃到蔡州，到年底，蔡州被破，金亡。因爲開封已是民窮財盡，蒙古大軍並未駐留，一路殺往東南方向。開封作爲都城的歷史就此永遠地結束了。元亡時，朱元璋曾一度想定都開封，但經過實地考察後發現汴水淤壅，根本不堪承擔漕運的重任，只好作罷－－沒有漕運，朝廷上下喫什麼？

　　此後，隨着生態環境的惡化，地處華北平原南部的開封地區日見蕭條，甚至還有過幾次被黃河洪水完全吞沒的悲慘記錄，以至於連作爲一個省政治中心的條件都不具備了。清朝末年修建京漢鐵路時，張之洞大筆一揮，鐵路線繞過開封拐到了鄭州，這給了開封最後一個致命打擊，使得開封最終淪落爲一個二三流城市。

　　最後的象徵　現在的開封，早已經沒有了當年東京城百業興旺的宏大氣勢和景象，也沒有北京、西安這些歷史名城現在的輝煌和發達。留下的，只有開封這座古城絲絲縷縷的古韻塔園，見證着這座古城厚重繁華的過去。開封一條條古街，一道道民巷，就彷彿千年歷史的枝脈穿越時空的流逝，延伸到不再有一絲霸氣的今天。石牆青瓦，雕樑畫棟，或奢華，或質樸，都已現出了陳舊的底色。如今的開封就像一個"沒落的貴族"，靜靜地向人們訴說着當年北宋趙氏的輝煌，而開封東北隅的鐵塔則佇立在風中默默地傾聽着歷史的車輪碾過風塵古道的聲音。

　　作爲開封唯一的宋朝遺蹟，開封鐵塔建於北宋（1049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歷史。之所以叫鐵塔，是因爲它的外表全是用褐色的玻璃磚鑲嵌而成的。褐色的磚從遠處看起來就象是鐵的顏色，又加上塔的本身堅固異常，猶如鐵鑄一般，所以叫它"鐵塔"。

　　鐵塔是開封的標誌性建築，有"天下第一塔"的美稱。鐵塔自建成至今，已然經過900多年的風雨洗禮，經過了地震43次、風災19次等等的自然災害，還有一些人爲的破壞，卻始終巍然屹立，像一位歷史的目擊者和承受者，站立在中原低平的土地上，低吟着、嘆息着。

　　據史料記載，鐵塔前身是一座木塔，是中國北宋時期著名建築學家喻浩爲供佛祖釋迦牟尼佛舍利而建造的。初建成的塔向西北傾斜，有人問喻浩緣由，他說京師無山，又多西北風，離此地不遠又有大河流過，用不到百年的時間，塔受風力作用和河水浸岸的影響，就自然會直過來了，並預言此塔可存在七百年不會倒塌。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個木塔在宋仁宗慶曆四年，就是公元1044年夏天，便被雷火所焚，僅存在五十多年。後來宋仁宗下詔在距此塔不遠的夷山上，仿照木塔的樣式建造了今天這座鐵色琉璃磚塔。因當年建在開寶寺內，又稱開寶寺塔。現在的鐵塔高55.88米，八角十三層，層層開設明窗，一層向北，二層向南，三層向西，四層向東，以此類推，其餘皆爲盲窗。據說設計明窗，除有采光、通風、瞭望之功用外，還能減緩強風對塔身的衝擊。開封地處黃泛區，每次黃河氾濫帶來的泥沙都會將附近的建築掩埋了，如今開封地下已埋了好幾層泥沙，甚至整個開封就是建在沉積土之上的；而鐵塔原建於夷山之上，後來由於黃河泥沙沉積，將夷山及塔基淤沒，所以鐵塔現在才得以保全在地面之上。

　　唉，曾經是一個孱弱的王朝，以莫大的激情和虔誠構築起一個繁華的標誌和精神的柱石，期望得到佛祖庇護，一統江山如鐵桶，但在強大野蠻的外族面前，通天的佛祖也無可奈何了，只能任由文明被瘋狂地搶奪和蹂躪。曾經的繁華，剎那間是殘垣廢墟，當年的血淚，最後是隻語片言，通通掩埋在千年的浮塵之下，消失在遙遠的時空當中。千年後，人們能看到的，也只有這座孤零零的鐵塔，冷峻佇立，隱忍不語，蒼涼地成爲一個帝都最後的象徵。

　　帝都餘味　走到今天，當年那個如此風光的都城，究竟還有什麼現實的存在讓我們去體味那些曾經的繁華呢？

　　冰冷的鐵塔不語，火熱的開封小喫卻熱情洋溢，似乎還在向世人提示往日的榮光。當帝王遠去，帝都殘敗，千年的美味卻依然不變。這是一個帝國永遠的饕餮，這是開封人脣齒間千年不變的記憶。

　　都說"治大國如烹小鮮"。這個曾經的中原帝都，以地理優勢彙集各方特色小喫，將其政治上的輝煌與飲食上的輝煌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孝感的米酒，揚州的米粉，天津的煎餅果子，西安的羊肉泡饃，新疆的手抓飯......還有很多不知出處的特色美味：桶子雞，黃燜魚，五香兔肉，羊肉炕饃......開封就這樣迎來了它自己的飲食盛世。

　　北宋時期，當時開封的大街小巷"勾肆飲食......縱橫萬"，在市場上正店（酒樓）、食店、拍戶、腳店，分等劃類，遍佈全城。南食、北食、川飯、胡餅，各地風味同臺獻藝，坊、市不分，夜禁取消。大型酒樓號稱72家，規模宏偉，每店均可容千人宴飲。宋人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序中曾這樣描繪當年的汴京："時節相次，各有所觀。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鹹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此等景象，宋人張擇端在《清明上河圖》上作了形象的描述。

　　飲食即政治－－灌湯小籠包子是開封歷史悠久的名點之一。它是皇家食品，由北宋時期有名的"山洞梅花包子"演變而來，至今已有近千年的歷史。豫菜中有一款普通的涼菜，價格不貴，工藝簡易，製作時只是將鮮藕去皮直切成琉璃瓦狀，放於油鍋炸透，待冷卻之後塗以蜂蜜汁即成。然而此菜"身價"不凡，它的創意人是包拯，製作者是其手下，命名人則是仁宗皇帝。這款菜乃是開封府送給仁宗趙禎的生日貢品，被命名爲琉璃蜜藕。

　　豫菜中的紫酥肉又稱"小燒烤"，因爲在享用此菜時也要佐以蔥段、甜麪醬、荷葉餅之類，喫法與烤鴨雷同，故向有"賽烤鴨"之譽。此菜始創於明代藩王，調料中原有紫蘇，後來經王府廚師承襲改進，已不用紫蘇，只取其同音，紫酥肉。清末時慈禧與光緒避八國聯軍之亂由西安返回北京時，開封衙門菜廚師孫可發以紫酥肉代替燒烤豬鴨上呈，博得了太后、皇帝和親王的讚許，此後便成爲開封的傳統名菜。

　　在飲食政治的影響下，千年前的京都開封，將現在的饅頭稱爲炊餅，也就是當年陽穀縣武大郎與潘金蓮所經營的那種麪食。千年前開封人將有餡的麪食稱爲包子也稱爲饅頭。這種習俗影響了全國，流傳至今，現在蘇、浙、滬一帶仍然還有生煎饅頭、鮮肉饅頭一類的包子。

　　當年開封城著名的太學饅頭便是有肉餡的包子，它的原創地是太學的學生食堂，因爲皇帝中意便聲名遠揚。這故事的主人也是仁宗趙禎，他去太學視察，正巧食堂菜譜排定當日喫饅頭，他與師生共享後，滿意地說："以此養士，可無愧矣！"由於這至高的評價，太學饅頭在開封出了名，成爲傳統小喫。南宋時期，這種饅頭仍爲珍品，岳飛的孫子岳珂在宮廷宴會中喫了太學饅頭，還專門寫了一首七言詩，最後一句是"流涎才合慰饞奴"。開封是太學饅頭的原創地，這個名喫現已演變成開封有名的八寶饅頭，變成了甜餡。

　　現如今，帝都最後的輝煌仍然可以在鼓樓夜市上得到驗證。鼓樓夜市是開封最大規模的夜市。東西南北四條路在這一段都是一派繁榮景象，站在十字路口，無論向哪個方向走，都逃不脫美味的誘惑。

　　可以說，鼓樓夜市將開封的小喫做到了極致，真可謂去開封喫夜市就像去北京登長城一樣，到了開封不喫夜市也一樣是"非好漢"。　如果真到了鼓樓夜市，不妨品一品胡辣湯吧。胡辣湯始於明朝嘉靖年間，據說是嚴嵩爲了討嘉靖皇帝歡心，把一副燒湯而飲的助壽延年的祕方獻給嘉靖。該湯美味無窮，嘉靖用後大喜，命名爲"御湯"。明朝亡後，御廚趙紀攜帶此方逃至河南西華縣逍遙鎮，將此方傳到了該地。該地人因此湯辣味俱全，遂改名爲"胡辣湯"。

　　品一品"胡辣湯"，　品一品中原帝都開封最後的滋味。現如今，開封唯一能夠勾起世人對帝都回憶的，也就只有這碗小小的"胡椒湯"了。

　　

第63節：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1）

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　都城記憶裏的晨昏明暗　

1186年，一夜春雨過後，陸游的兩句詩成了千古名句："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詩中的深巷就是現在杭州的孩兒巷；而戴望舒著名的《雨巷》，那個丁香一樣的姑娘走過的雨巷，曾經有無數條橫亙在杭州的雨中。的確，杭州城內外，歷史上是有過許多宅院老房子的，當地人叫它們"老牆門"。成排的老牆門之間，是左轉右拐四通八達的小弄堂。如今，老牆門和小弄堂大多被高樓大廈、小區宅院、通衢大道、街頭綠地取而代之，剩下的，成了"古董"，直到所有的一切也都成了前塵舊夢：當幽長幽長的雨巷變成了通衢大道，當一夜春雨灑落的不是小樓而是大廈，杭州不再是那個南宋都城了。但是，太多太多的前朝寺廟，太多太多的都城往事，依舊密密地聚集在西湖周圍的山水中、樹叢間、道路旁，使得杭州、似乎永遠是人間的天堂樂土。活躍在這片樂土上的，有東坡這樣的名士，柳永這樣的才子；有林和靖這樣的隱者，蘇小小這樣的名妓；有岳飛這樣的將軍，弘一這樣的法師......歷史在這裏凝縮，傳說在這裏會聚，而存放在一個都城記憶深處的那些晨昏明暗，最終會有什麼能夠取代呢？

　　第64節：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2）

　　歲月悠悠，千年已逝。

　　杭州，舊稱臨安，五代的吳越國和南宋在此建都。杭州位於錢塘江的北岸，大運河在此與錢塘江相交。它的西北是天目山，西南和東南是龍門山和會稽山。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憑藉併吞六國的餘威，率領浩浩蕩蕩的船隊出遊東南，十一月到達錢唐（杭州古稱）。船隊到達錢江岸邊時恰逢潮漲，面對洶湧的滔滔江水，秦始皇命人將大船纜系在寶石山下的一塊巨石之上，自己登上峯頂眺望渡江的通途。就這樣，二千二百年前秦始皇在不經意間將自己的腳印留在了杭州的土地上。

　　公元589年，隋文帝廢錢唐置杭州，"杭州"作爲地名延用至今。公元591年，楊素建杭州城，周長三十六里九十步，城垣東臨鹽橋河（今中河），西瀕西湖，南達鳳凰山，北抵錢唐門，東劃胥山於城外，西包金山、萬松嶺於城中。設有錢唐門（至清猶存）、鹽橋門、炭橋門、鳳凰門。

　　公元610年，隋煬帝令開鑿京口（今江蘇鎮江）至杭州的江南運河，長800餘里，寬10餘丈，能通龍舟，並在沿途設置了驛館。在工業文明興起之前（以蒸汽機與火車爲代表），大運河是溝通中國南北最爲重要的水運交通線，杭州是大運河的南方起始點，是溝通南北的交通樞紐。"水居江海之會，陸介兩浙之間"，其政治與經濟的重要地位突顯了出來，爲杭州日後成爲東南大都會奠定了基礎。

　　公元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杭州的湖光山色深深地打動了白居易，令詩人吟誦不絕。此後，杭州和西湖便成爲了歷代詩人歌唱的對象。五代十國時，杭州是吳越國京城。吳越王錢氏曾先後兩次擴建杭州城，"錢氏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使杭州城區擴大了一倍。

　　錢氏建宮室於鳳凰山麓，一承"南宮北城"的古制，並形成了以鹽橋河爲走向的城市中軸線。吳越國時杭州的城市佈局經歷了從坊市制向坊巷制的過渡，坊巷與官府、酒樓、茶館、商鋪、寺觀相雜處，坊巷佈局從封閉轉爲開放，從而促進了城市經濟與文化的發展。這一時期長安（西安）、洛陽、金陵（南京）、揚州等都邑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戰爭的破壞，而杭州"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一躍成爲"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東南第一州"。

　　雷峯塔和寶石塔就是在吳越國時期建造的。這兩座塔一南一北，極大地豐富了杭州城市的輪廓線，使西湖山水與杭州城區遙相呼應，婀娜多姿，樹立了杭州江南水城的特色。

　　開封淪陷，二帝被俘，北宋的統治在靖康之恥中結束了。靖康二年五月初，宋徽宗的第九個兒子康王趙構在宗澤等北宋舊臣的擁戴下於應天府即現在的河南商丘登基，改年號爲建炎，史稱南宋，趙構也成爲南宋的第一個皇帝。在與定都有關的商議中，羣臣開始均傾向於定都建康，而且從理由上來看也是頗站得住腳的。主張定都建康的羣臣認爲建康是六朝故都，東南要地，而東南久安，財力富勝，具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再加上憑險長江，有利於軍事上的固守。但最後高宗還是下決心定都杭州，他的理由似乎更爲充分。杭州在北宋已是萬物富庶的"東南第一州"，而且杭州比建康更遠離前線，相對比較安全；其次杭州離建康又不太遠，同樣位居江浙最富庶地區，在財物的供給上，與建康沒有太大的區別。也許是爲了安撫主張定都建康羣臣的心，南宋是將建康作爲"行都"的，所謂行都，也就是陪都。

　　杭州就這樣成爲了南宋的京都。南宋是一個歷盡屈辱的朝代，以屈辱始，以屈辱終，然而卻維持了長達一百五十年的統治，而且在經濟和文化方面還實現了高度的繁榮，算得上是一個歷史奇蹟了，正是這一奇蹟，到最後成就了杭州八大古都之一的歷史地位。

　　南宋在吳越子城基礎上修築皇宮，"週迴九里"。同時"外城大有更易"，杭州城比吳越國時期更爲擴大了。從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開始，南宋政府在吳越國都的基礎上擴建宮城及其東南的外城。

　　第65節：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3）

　　宮城又稱"大內"或"皇城"，位於鳳凰山麓，北起鳳山門，南到錢塘江邊，東止候潮門，西至萬松嶺，城周約九華里，乃就吳越"子城"改建而成。宮城四面各有一門，南門改吳越通越門爲麗正門，北門改吳越雙門爲和寧門，另增闢東華、西華二門。麗正門是宮殿的大門，有三重門，每重"皆金釘朱戶，畫棟雕甍，覆以銅瓦，鐫鏤龍鳳飛驤之狀，巍峨壯麗，光耀溢目"。門上還築有御樓，門外兩旁排紅杈子，戒備森嚴。北面的和寧門也有三門，其壯麗大致相同。

　　宮城內有"大殿三十座，室三十三，閣十三，齋四，樓七，臺六，亭十九"。與麗正門相對的是莊嚴宏偉、富麗堂皇的文德殿，俗稱金鑾殿，是禁城內最高大的一座建築物，用漢白玉砌成的殿基即高達二丈多。殿高約十丈，正中在高約六至七尺的平臺上，設有金漆雕龍寶座，兩旁爲蟠龍金柱，座頂正中的天花板上刻有金龍藻井，倒垂着圓球軒轅鏡，整個裝飾顯示出封建帝王至高無上的權威，是皇帝"外朝"舉行重大典禮的所在。

　　文德殿後面是垂拱殿。殿有五間十二架，長六丈，寬八丈四尺，是皇帝"內朝"日常接見羣臣商討國家大事的地方。垂拱殿後面是皇帝、后妃、太子生活起居的內廷，有皇帝就寢、用膳的福寧殿、勤政殿等宮殿。宮城內除了這些華麗的宮殿外，還有專供皇室享用的御花園－－後苑。苑內有模仿西湖景緻精心建築的人造小西湖，假山飛泉，亭臺樓閣，美不勝收。

　　外城又名"羅城"。基本上是吳越西府城的規模，只是在東南部略有擴展，西北部稍有緊縮，成了內跨吳山，北到武林門，東南靠錢塘江，西瀕西湖的氣勢宏偉的大城。城牆高三丈，寬丈餘。外城共有城門十三座：東七門，北起爲艮山門（今艮山門西南東河西岸）、東青門（一名菜市門，今東青巷南口）、崇新門（一名薦橋門，今城頭巷北口）、新開門（一名草橋門，今望江門內竹椅子巷北口）、保安門（爲吳越通江門）、候潮門（即今址）和便門（今候潮門南）；西四門，南起爲錢湖門（今清波門南雲居山上）、清波門（即今址）、豐豫門（今湧金門）和錢塘門（今教場路西口）；南有嘉會門（今南星橋北）；北有餘杭門（今武林門）。此外，還有北水門、南水門、保安水門、天宗水門和餘杭水門等五座水門。

　　十三門中的艮山門、東青門、便門建有甕城，其餘各門均修有城樓，尤以嘉會門城樓"絢麗爲諸門冠"，每年皇帝"南郊"（冬至日祭天）時的御車即由此門進出。城外繞有寬達十丈的護城河，亦稱城濠（即今東河）。河岸種植楊柳，禁人往來。

　　而西湖在經過唐宋以來的疏浚和整治後，到了南宋時，其繁華達於頂點。蘇堤春曉、麴院風荷、平湖秋月、斷橋殘雪、柳浪聞鶯、花港觀魚、雷峯夕照、雙峯插雲、南屏晚鐘、三潭印月等所謂"西湖十景"，即在此時形成。南宋還先後建造了聚景、真珠、南屏、集芳、延祥、玉壺等御花園，遍佈於西湖之上及其周圍，正是"自六蜚（皇帝車駕）駐蹕，日益繁豔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有爲詩曰：‘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其盛可想矣"。西湖中的遊船，大者可容百人，次一等者也可容三五十人，遊船中或湖上專營各種服務的小舟上，喫喝玩樂項目也是一應俱全。錢塘江岸觀潮的聲勢則更爲浩大，小潮不足論，每年八月中旬，潮水最勝，"從十一日起便有觀者，十六、十八日傾城而出，二十日則稍稀矣"。那幾天，"江干上下十餘里間，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弄潮兒的表演尤其刺激，因爲危險，曾一度被官府所禁。此外，皇家的婚喪大典以及每年若干次的祭祀典禮，那種盛大豪華的場面在當時是生活在首善之區的杭州居民腦中無法磨滅的印象。

　　作爲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美麗的都市，國人爭相遊杭州。遊覽杭州的名人題詠西湖錢江山水的名作可以說以千萬計。早在白居易之前，大詩人宋之問、孟浩然、王昌齡、李白、劉禹錫等都遊覽杭州山水。孟浩然讚賞湧潮前的平靜："潮落江平未有風，扁舟共濟與君同。時時引領望天末，何處青山似越中？"他以"渡浙江"爲題，說的是渡錢塘江。這裏的"越中"也是指錢塘江岸邊的青山。王昌齡的《浣紗女》："錢塘江畔是誰家？江上女兒全勝花。吳王在時不得出，今日公然來浣紗。"這是最早把杭州山水與美女相比擬相陪襯的名篇。宋之問的"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名句，是最先以錢江潮爲主題入詩。李白的《遊天竺寺》："掛席凌蓬丘，觀濤憩樟樓。三山動逸興，五馬同遨遊......"是最早把這裏的美景比作蓬萊仙境的。劉禹錫的《浪淘沙》："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回。須臾卻入海門去，捲起沙堆似雪花。"這是最早實描錢江湧潮奇景的佳作。詩人徐凝的《浙江濤》抒述杭城觀潮，興會無窮："浙江悠悠海西綠，尺濤日夜兩翻覆；錢塘郭裏看潮人，直至白頭看不足。"可以想見當年遊客如雲、遊興似潮、百看不厭的熱鬧情景。白居易也愛觀潮："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當然他對西湖更情有獨鍾，他的《錢塘湖春行》是寫西湖較早的一首詩："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蔭裏白沙堤。"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三年，爲杭州的山水寫下無數詩篇，而杭州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則廣爲傳播。

　　第66節：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4）

　　以杭州和開封作比較，當時就有人就說："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視京師（開封）其過十倍矣。"但在宋室南遷以前最繁盛的吳越時期，杭州畢竟也只是地方王國的都城而已，錢鏐所築的城周長七十餘里，人口約一十七萬。宋南遷以後，雖然不見重新築城的記載，但實際市區面積卻擴大了數倍至"十數倍"（見《都城紀勝》）。杭州爲郡治時，錢塘、仁和兩縣"附郭"（縣治設在郡城），南宋時，這兩縣原來所轄的一十五個市鎮都被融入市區。市、郊連成一片，而擴大了的市區都在原來的城牆以外。市區空前膨脹的原因是"南渡以來，杭爲行都二百餘年，戶口繁盛，商賈買賣十倍於前，往來輻輳，非他郡比也"。從戶口變化的情況看，也很說明問題。北宋時杭州從十五萬人增加到約二十萬人，南遷以後，孝宗乾道年間是五十五萬，理宗淳祐年間增至七十六萬，到了度宗鹹淳年間達到一百二十五萬。這些數字不一定很準確，因爲第一，外來人口恐怕沒有統計在內，南宋朝廷對首都居民有一系列優惠政策，外省人不得享受，所以戶籍登記對兩者肯定是嚴加區別的；第二，城鄉居民（市民和郊縣農民）在不同的統計中，有時含混不清。總之，當時市區實際居住人口決不會少於此數。

　　據文獻載："十二世紀的世界各國，以南宋最爲繁榮富盛，故南宋的第一州，實即世界的第一大都會"。在這座"人物繁盛，市井駢集"的大都市裏，全國乃至海外的商品應有盡有，各類不同的商品製作、供應及服務業共有四百四十行，而且各自相對集中，百姓購物及享受各種服務之便利可以想見。至於喫喝玩樂，其場所之多，服務分工之細，簡直令人生出今不如昔之感。飲食業中，有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麪食店、葷素從食店等種類，營業內容各有區別，其中分茶酒店日常供應的菜式達上千種之多，麪食店和葷素從食店的菜餚和點心也多達數百種。這些花色品名，至今尚留有記載。

　　在當時，杭城夜市極爲繁榮。古人曾以"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四更，遊人始稀"加以描述。《武林舊志》說："都城自舊歲冬孟駕回，則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綰者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次之玩，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毯求售，謂之燈市，每逢入夜，大街小巷遊人如織，摩肩接踵，各式各樣的商品令人目不暇接，叫賣聲、吆喝聲，此起彼伏。"南宋的歷代帝王經常逛遊夜市，大有"西湖歌舞幾時休"的奢侈之風，連一些平素深居閨閣的千金小姐也經不住鬧猛的夜市之惑，爭相上街選購自己喜愛的飾品衣物。但南宋滅亡之後，杭城的夜市幾經盛衰，已然沒了南宋臨安那般興盛繁榮了。

　　南宋杭州的娛樂業也相當發達，有細緻的分工，龐大的規模往往使它形成一個個的街區，像紐約的百老匯大街或五十二街。這種街區稱爲"瓦"或"瓦舍"。瓦者，取"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之意，謂其人員流動性大，易聚易散。杭州有多少"瓦舍"，其說不一，《夢粱錄》說"城內外合計有十七處"，而《西湖老人繁勝錄》稱，僅城外便有二十處，城內至少有五處，即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橋瓦，其中以北瓦爲最大。北瓦有勾欄（演出場所）十三座，其中除了兩所專供說史書（評書的一個種類）外，其餘各處勾欄演出內容各不相同，有的演員"一世只佔一座勾欄，不曾去別瓦作場"，有的則流動演出。勾欄有大有小，大的可容千人，小的則只裝得數十名觀衆。爲這十三所勾欄配套服務的飲食店多達數家，大點的店子一天要用十頭豬的肉，其消費規模大體可以想像得到了。雜劇是所謂教坊十三部中的"正色"，當時在各種演出活動中佔據最重要的位置。其餘的音樂表演（如器樂合奏、鼓書、時令小唱等）、百戲伎藝（如評書、雜技、魔術、皮影、諢話等）便要低一個檔次。

　　當時的杭州還是全國甚至全世界最大的出版中心，太學就設在杭州。太學校舍宏大，制度嚴格，師資優秀，學生約一千八百人（鹹淳年間的統計），入學前都通過了嚴格的薦舉和選拔，入學後一切費用由國家負擔，待遇優厚。月季考試合格者，由外舍升內舍，再升上舍，升到了"養正"、"持志"兩齋，根據皇帝的"特諭"，免去將來文解（地方解送參加科舉）一次，省試殿試，還會受到特殊關照。與太學平級的，還有宗學（教育宗室弟子）和武學（培訓軍官），教學制度"一如太學例"，也是實行國家包乾。等而下之的杭州府學同樣由政府供給膳食（標準或略低於太學），而且連錢塘、仁和兩縣學，"生員日供飲食，月修課考，悉如州（府）學"。

　　第67節：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5）

　　這時的杭州可謂燦爛開放，城市繁華真正達到了古代世界城市的最高境界。考查12－13世紀世界各國的境況，實在沒有第二個城市可與南宋都城杭州相比。奧代理谷、馬黎諾里、伊賓拔都他等西洋人的所見所述，大抵也都是南宋杭州的繁榮景象：鉅商高資多屬江海商賈，四方百貨不趾而集。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遊人始稀，五鼓鐘鳴賣早市者即已開店。百工分行細密，手工業極爲發達，產品遠銷四方。城市不斷擴展，都城之外南北相距30裏，人煙密集，城外分置城廂公事所和都巡檢使管理戶籍和治安。市區遼闊，繞西湖都是巷市，延及赤山埠，有赤山市、赤山瓦子；靈隱天竺路側有行春瓦子，一派喧闐，到處都成鬧市。

　　城市繁華，城市人的氣質也就非同凡響。意大利旅行家馬可o波羅在元代來過中國，住了多年。在他寫的遊記中有不少對杭州人的評價。馬可o波羅提到杭州人，褒揚溢於言表：男人像女人，面清目秀，膚色潔白，儀表漂亮。因爲生在絲綢之府，也像女人一樣，渾身綾羅，遍體錦繡。女同胞呢？誇她們嬌生慣養，很有姿色，一身上下綢緞，珠光寶氣，令人難以忘懷。

　　馬可o波羅還說，杭州人性格平和，分析原因，當是從前的君主不崇尚武功，上行下效，所以杭州人性格恬靜溫文。他們不收藏兵器，也不會使用，而且討厭軍隊，因爲這會使他們觸景生情，爲南宋王朝的覆滅而產生亡國之恨。所以，杭州人完全以公平和忠厚彼此相處，友好和睦。居住在同一街道的男男女女，由於毗鄰的關係，彼此親密如同一家。

　　至於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他說：男士對自己的妻子很尊重，沒有妒忌和猜疑。無論誰，如果對已婚的婦女出言不恭，就會被人看作有失體面。

　　杭州人對客人是較客氣的，對外國人就更殷勤了。所以，馬可o波羅不無感觸地說：杭州人對經商的異鄉人竭誠相待，隨意邀請他們到家作客，表示友好，對他們在商業上的事務，給予善意的忠告和幫助。

　　只可惜好景不長，南宋王朝覆滅，杭城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一落千丈，南宋杭州的繁榮立即逆轉。元初杭州由首都降爲行省治所，省區轄境尚包括今浙江、福建全部和江西東部、江蘇南部以及安徽南部，杭州還不失爲東南區域性都會。元末分出福建道別立福建行省；明初又分出江西東部、江蘇南部、安徽南部別立江南行省；至此浙江行省縮小爲杭、嘉、湖、寧、紹、臺、金、衢、溫、處、嚴十一府，面積不及原先元代浙江行省的三分之一。加以連續發生兵變、火災，尤其是元末的農民戰爭、明代的倭寇侵擾和清代的太平天國運動，都給杭州帶來巨大損害。明清禁海，海舶斷絕，扼殺了外貿互市之利；運河日淤日淺，故道堵塞，內河運輸不如宋代便利。這一系列的因素都是後來杭州城市衰落的原因。

　　相比之下，鄰近地區有些城市卻趕超上來了。如江南地區政治中心爲南京所取代，它是明初的首都、永樂後的陪都、清代兩江總督駐地所在，政治功能大於杭州。杭州經濟地位被後起的揚州、上海所超越。揚州作爲漕運、鹽運中樞，鹽商木客匯聚，明清時這個城市的消費水平大於杭州。上海闢爲通商口岸，租界形成十里洋場，呈現一日千里的發展勢頭。其他地區性的政治經濟中心如蘇州、漢口、西安、廣州、成都、重慶、天津等，紛紛崛起，都足以與杭州相頡頑，相形之下杭州這個昔日都城的輝煌黯然失色了。

　　到了近代，特別是民國初年，都城杭州的命運更加惡化，世易時移的消息不斷傳來：1913年（民國二年），旗下營（滿城）和清波、湧金、錢塘城門、城牆被拆，隨後又拆除了鳳山、武林、望江、艮山、候潮五門。1917年，浙江都督楊善德買進一輛汽車，隨即下令大規模修築道路，共建成道路13條，路面寬6.40米，總長5707米，使杭州古城中心區域城頭巷、佑聖觀、板兒巷一帶的傳統格局受到不同程度的改變。1920年，浙江省議會作出決議修築杭州環湖馬路，在西湖周圍和中心地帶修建了聖塘路、白公路、岳墳路、靈隱路。在這幾次修路中，杭州城區和西湖風景區的古橋樑爲適應開通汽車，都被改建或重建，失去了原有風貌。其中蘇堤六橋、西泠橋和白堤兩橋改石階踏步爲斜坡橋面。開元橋、豐樂橋、泗水芳橋、薦橋、賣魚橋、鹽橋、菜市橋、橫河橋、梅東高橋、新宮橋、普安橋、寶善橋、有玉橋、慶春門橋、清泰門橋、章家橋、流金橋、江漲橋先後被改建成了鋼筋混凝土平橋。被改建的原木橋有延齡橋、定海村橋、過軍橋、屏風橋、九溪橋等。數年後又填埋運司河、湧金池、三橋址河、浣紗河築路，拆毀古橋24座。這樣，杭州古橋幾乎被毀盡，杭州失去了江南水城的舊時風貌。

　　第68節：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6）

　　1924年7月25日下午，雷峯塔突然崩塌。1933年民國政府對僅存的寶石塔磚砌塔身進行了重修，致使寶石塔也失去了原意，面目全非。這次重修改變了磚砌塔身的形制，不僅斗拱無所依託，像蝴蝶貼壁，偌大的倚柱立在細小的齊心鬥上，柱頭也沒有承載任何東西，成了建築界的一個笑話。

　　杭州古城門、城牆的拆毀和雷峯塔的倒塌，改變了一千多年來形成的杭州古都城的意境和氣質。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師）1912年曾來杭州任教，他常去錢塘門外的景春樓喫茶，憑欄眺望西湖景緻。閒暇時也與新朋舊友浪跡湖山，高談闊論。杭州和西湖之美給那時的李叔同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然而，三十年代當李叔同再來杭州時，杭州的變化令他大大地失望了："西湖邊上的馬路、洋房，也漸漸修築得很多，而汽車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邊上居住時，那種閒靜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現在只能託之於夢想了？"（李叔同《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

　　杭州，終於完成了一個都城由盛到衰的歷史輪迴。

　　別一種視角　如果從自然地理環境的角度來解讀一個都城的興衰榮辱的話，杭州城的演變可以說爲世人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視角。

　　杭州，見於文獻記載是始於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自此而後至六朝時期，長達八百年的悠悠歲月，它始終是一個無足稱道的山中小縣，其間縣治還遷移不定。

　　這是爲什麼呢？

　　根源是古代杭州的自然地理面貌造成了這個局面。彼時的杭州與今天比較，真可謂滄海桑田。西湖尚未成型，只是杭州灣的一個小海灣，而西湖以東則濤聲依舊；杭州城東南江干一帶，還漫浸在大海中。秦漢時錢唐縣的城邑在今天西湖以西，北至岳墳，西去靈隱一帶。這裏三面青山一面瀕湖，湖外是海灘阻隔。落後的航運技術，使得當地的外部商貿往來，僅僅依靠幾條崎嶇山路。所以那時錢唐縣的地位低，僅爲山中小縣，顯然是不足爲奇的。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境不同。錢塘江河道悄然演變，日積月累，江干一帶因泥沙淤積而漸漸高出水面。人煙因水土而聚，仰江河舟楫之利，商貿漸漸興盛起來，杭州開始成爲錢唐縣的經濟中心區域。

　　最遲是在東晉咸和三年（公元328年），錢唐縣治遷址於此。由於江海關係已經比較穩定，地質變化的節奏更加舒緩，江干的地理優勢得以持續維持，錢唐縣治區域此後不可動搖地扮演了杭州城市中心的角色。

　　擺脫山中狹縣的侷促，借水路交通便利，杭州逐步融入到更爲廣闊的商貿網絡中。杭州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所蘊涵的綜合價值，日益得到淋漓盡致的彰顯。所有價值的體現，歸結到一點，那就是水利。錢塘江、運河、城內諸河的疏浚與否決定着杭州城發展變遷的榮辱興衰。正是歷朝積累的治水功績，成就了杭州城與日俱增的經濟文化大發展。

　　秦漢至隋初，是杭州運河的草創階段。但是歷史的印痕因歲月磨損已經漫不可見，而文獻的缺佚更增添今天我們瞭解的難度。城內運河能夠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勿庸置疑，是源自隋朝大運河的開鑿。只是隋朝太短暫了，杭州運河體系的基本框架是在唐朝完成的。

　　杭州城開發的重大障礙就在於外部海水、湖水的入侵漫淹；地下水的鹽鹼度過高，不能飲用。自秦以來，杭州始終不懈地進行着與水的鬥爭。運河體系的基本完善爲杭州城市的新地位奠定了堅實基礎，杭州因此被納入到整個國家的漕運體系和南方水運貿易網絡中。杭州幾任地方長官將西湖作爲城區水庫；尋找地下淡水水源，廣開水井，有效地解決了制約城市發展的飲水問題。到唐朝，河堤、湖堤阻水系統初具規模，迅速改變了區域的生存環境，對地方經濟的穩定崛起居功至偉。這時，杭州已經被稱爲東南"大都"，"名郡"，不過所謂"大"、"名"僅指在一般郡治中比較大，比較有名而已。杭州此時尚遠在揚州、蘇州乃至越州（紹興）之後。

　　第69節：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7）

　　杭州在五代北宋時有了"東南第一州"的美譽－－這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上述地區慘遭兵禍，而杭州則獨享太平清淨，二是這期間杭州對水系的整治。如五代錢氏浩大的治理海岸石塘的工程，號稱捍海塘，稱得上是名至實歸。因爲五代以前，實在未有這樣的雄偉工程。運河以及城內諸河也得到有力疏浚。到兩宋之交，杭州已經發展爲東南中心，人口數全國第一，商稅額全國第一。經濟地理的優越條件，此刻愈發凸現得淋漓盡致。杭州位於杭嘉湖流域邊緣，南接浙東，北鄰浙西，憑藉運河，出鎮江以後北通淮泗；西面又與長江沿岸城市取得聯繫，遠至成都、廣州；南達溫臺海運乃至閩粵要道。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宋朝的經濟重心開始南移，而南方的經濟重心則在東南，東南的經濟重心在杭州。然而，杭州的地理位置就政治中心的需要來說，還是顯得比較單薄，廣袤的北方地區是杭州難以駕馭的。相比之下，建康（南京）城的地理位置則顯得好很多。如果不是"靖康之恥"，北宋宗室慘遭浩劫，遷都之說大概永遠不會提起。如果不是趙構稱帝，以忍辱負重姿態甘願半壁江山，杭州大概永遠不會出現在新帝都的選擇範圍之列。歷史的機緣巧合讓杭州在南宋的草創階段，粉墨登場，站在了它自己都城命運史的巔峯之上。

　　如前所述，杭州實在是有着無可厚非的經濟優勢。但是，兩宋之交，戰火頻仍，都城時刻可能成爲軍事目標，因此軍事上的戰略意義就顯得十分有必要。杭州，似乎在此之前未有讓人感受過如此的軍事價值。然而，強敵的勁旅主要是騎兵，他們在平原開闊地帶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一旦來到河網密佈、沼澤叢集的南方，施展起來就顯得力不從心，大打折扣了。因此，相比有天塹之稱的長江庇佑的建康而言，位於杭嘉湖地區的杭州反倒在這時變得可愛起來。韓世忠圍困金兀朮於黃天蕩達四十多天，依賴的正是這種地理優勢。宋高宗顯然也看到這一點。

　　不僅如此，杭州與建康的選擇，能夠於無聲處微妙地傳達出趙構苟且偏安，不圖大業的政治用意，這使得貌似強大的金朝暫緩軍事活動，可以體面的進行整頓修養，以待來日；而趙構也可得以喘息，進行國內政治活動，鞏固其帝王之位。

　　由此而言，杭州其實是得到天時地利人和，擁有政治經濟軍事的綜合優勢，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定都杭州，改名臨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遷都臨安後，大量至高規制的宮殿樓宇破土動工，拔地而起。它們集中在臨安府城之中的皇城，俗謂大內，又稱南內。與之對應的是北內，這是南宋開國之君宋高宗做太上皇居住的宮殿，又名德壽宮。

　　除集中於城內的官方府邸之外，臨安城還有大量散佈於市井坊巷的街道、民居，這裏演繹了不知多少南宋都城繁花似錦的如煙往事。而今天，杭州那車水馬龍的中山中路高架橋下，壓着的正是南宋的御街；那武林門繁榮街區，正是昔日的鼎沸坊巷；那"財源滾滾達三江，生意興隆通四海"的碼頭，正是當年近接閩粵、遠啓南海諸邦的船塢。

　　現如今，站在吳山上，俯瞰山腳下萬家燈火繁榮依舊的城市，千年只不過是一瞬，南宋都城的萬千氣象彷彿就在眼前，讓人心旌動搖，唏噓不已。

　　失落的城門　就山川形勝而論，杭州應該是個風水寶地，有關杭州的風水，根據《西湖遊覽志》記載，明正德三年即公元1508年，郡守楊孟瑛說："杭州地脈，發自天目，羣山飛翥，駐於錢塘。江湖夾挹之間，山停水聚，元氣融結......南跨吳山，北兜武林，左帶長江，右臨湖曲，所以全形勢而周脈胳，鍾靈毓秀於其中。"難怪南宋皇帝定都杭州之後，樂不思蜀。

　　不過李思聰在《堪輿雜著》論杭州幹龍時卻說："杭州幹龍自天目起，祖遠不能述。從黃山大嶺過峽後，一枝起南高峯，從石屋過錢糧司嶺，起九曜山，越天山，過慈雲嶺。起御教場、勝果山、鳳凰山，過萬松嶺，起吳山入城。一枝起北高峯，從桃園嶺青芝塢跌斷，起岳墳後烏石山，從智果山保椒塔入城，來龍沿江而下，皆自剝星巒遮護，隔江諸峯，遠映護龍，直從蕭山至海門。坐天弧天角星，從別子門石骨渡江，起皋亭諸山，作下砂兜轉。右界水自嚴州桐廬流入錢塘江；左界水自餘杭西溪流入官河，惜兩界公流未河，城中諸河塞阻穢濁，脈絡不清。"西湖之水又從昭慶左分出流，斷北龍，致使形勢不很完全，風水造化難稱佳勝。

　　第70節：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8）

　　公元910年，後梁尊錢鏐爲尚夫，特許他擴建玡城，修築王宮，杭州城開始了它第三次大規模的修建。王宮建在何處，錢鏐一時拿不定主意。當時杭州城裏據說有個很了得的風水先生，神神叨叨地對錢鏐預言，大王的宮殿若是仍建在原先的舊址上，國運不過百年，若把西湖填了，在那上面建子城、造宮殿，則你錢氏的江山可享千年。

　　錢鏐回答說，"百姓靠西湖生存，填湖豈不殃民？千年王朝自古還不曾有過，我錢鏐有國百年也就心滿意足了。"於是王宮仍建在鳳凰山麓節度史府坻的原址，後來這裏又成爲南宋宮城的基礎。西湖保住了。這一點，宋代堪輿名流傅伯通曾經談及過。當時正值宋室即將南遷，傅伯通受命往今杭州看風水。經過一番察勘，他向宋高宗趙構上表一份，報告說："顧此三吳之會，實爲百粵之衝。錢氏以之開數世之基，郭璞佔之有興王之運。天目雙峯屹立乎鬥牛之上，海門一點橫當乎翼軫之間。"

　　在做了如此一番吹噓後，然後話峯一轉，來了個"但是"，認爲此地"文曲多山，俗尚虛浮而詐；少微積水，土無實行而貪。雖雲自昔稱雄，實乃形局兩弱。"因而得出結論說：杭州"只宜爲一方之巨鎮，不可作百祀之京畿。駐蹕僅足偏安，建都難奄九有。"這報告一上，宋高宗就升杭州爲臨安府，並稱行在。但是南宋統治者也覺得信心不足，說來也巧，宋室後來竟然以偏安結局。這以後，杭州王氣不再。

　　這難道是杭州作爲一個都城的宿命嗎？現如今，都城早已是千年前的記憶。這記憶遠得幾乎沒留下什麼痕跡。

　　王朝唱晚，王城唱晚。王城依舊在，只是沒了維護王者尊嚴的城門－－南宋以前，杭州有旱門十三，水門五個。自元、明、清以來，杭州城已固定爲十個城門，但是幾經滄桑，杭州昔日的城門現在均已湮沒，只剩下古城門遺址的石碑。

　　望江門是杭城古代東南部的城門，始建於南宋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名叫新門。因爲它的東面有茅山河草橋，又名草橋門。宋末元初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兵進佔杭城，望江門也毀於戰火。元末至正十九年（1359年）重建城垣，拓展東城三里，在此建門改永昌，因在此登城樓可遠望錢塘江潮，於清康熙五年（1666年）改名望江。望江門早在元代起就是"觀賞錢塘八景"之一的"浙江秋濤"所在，"秋濤路"也因此得名。

　　清泰門是杭城古代的東門，南宋初，在其南面另闢一門叫崇新門，門近薦橋，因此亦名薦橋門。南宋末元初時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兵攻佔杭城，城門毀。元末至正十九年重建城垣，往東延伸三里築門，名清泰門。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滬杭鐵路設車站於清泰門內，鐵路自城外而入，於是拆城門及城牆數十丈，這是杭城最早拆的城門。

　　艮山門是杭城古代的東北門，五代吳越時築羅城（外城），爲十城門之一的保德門，南宋紹興二十八年，移門址於菜市河以西，改名艮山門（艮爲北，艮山，爲城北之小山。北宋汴京有"艮嶽"，南宋取名艮山，有思念故國之意）。艮山門內有順應橋，俗稱壩子橋，艮山門因而也名壩子門。元初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兵進佔杭州城，艮山門被毀。元末至正十九年在保德門故址重建艮山門。艮山門一帶，宋元以來就爲馳名中外的"杭紡"主要產地，這裏個體絲織戶與機紡作坊遍佈，機紓之聲，比戶相聞，因此杭州民謠有"壩子門外絲籃兒"之稱。艮山門於民國初期（1913年）因築路被拆除，故址上立有石碑。

　　慶春門始建於南宋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爲杭州古代東城門之一。原名東青門，因門外有菜市，又稱菜市門。宋末元初，元兵進佔杭州城，城門被毀。元末至正十九年重建，往東拓展三里，新門臨近太平橋，改稱太平門。明初，朱元璋部將常遇春由此門入城，所以改名慶春門。

　　清波門在五代吳越時爲涵水門，南宋紹興二十八年增築杭城，清波門是西城門之一，門樓瀕西湖之東南，取"清波"之意名門，爲歷代沿用。清波門因有暗溝引湖水入城，俗稱暗門。清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挖地道破清波門城牆數丈，進佔杭州。民國二年，杭州開始拆城，繼拆"旗營"之後，清波、湧金、錢塘三門及城牆均被拆除。

　　第71節：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9）

　　錢塘門始建於南宋紹興十八年（1148年），爲杭州西城門之一。而杭州有"錢塘"之名，始自秦朝。自宋以來，錢塘門外多佛寺、樓臺。出昭慶寺（今青少年宮）、看經樓（望湖樓）直通靈隱、天竺。古時往靈隱天竺進香之人，必由錢塘門出入，故有"錢塘門外香籃兒"之民謠。民國二年，當時杭州拆除錢塘、湧金、清波三門的城牆，改建湖濱路、南山路，從此西湖又與市區連接。

　　候潮門始建於五代吳越時，當時名竹車門。因築城時以竹籠盛巨石，用車運去以定城牆的基石，故名。南宋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在竹車門舊基重建候潮門。因城門瀕臨錢塘江，每日兩次可以候潮，故而名候潮門。南宋時，候潮門以北有保安門、保安水門，它的南面是便門和南、北水門，西面是六部橋，東臨錢塘江。古代，杭州城內的紹興老酒都由候潮門入城，因此，杭諺有"候潮門外酒罈兒"之稱。候潮門於民國二年（1913年）杭城拆城築路時被拆除。

　　武林門是杭州老城區最古老的北大門，始建於隋代（約公元589－610年），約有1300多年的歷史。五代吳越國（公元983年）時築羅城，建北關門（諧稱百官門），在今夾城巷；宋高宗時移城門於此，明代改稱武林門。武林門外自隋代以來一直是溝通我國南北京杭大運河的起迄點，檣帆卸泊，百貨登市。每當夜晚"篝火燭照，如同白日"，趕集的人"熙熙攘攘，人影雜沓，不減元宵燈市"。這就是古時被稱爲錢塘八景之一的"北關夜市"。現如今，這裏早沒了"北關夜市"的景象。

　　湧金門爲古代杭州西城門之一。五代天福元年（936年），吳越王錢引西湖水入城，在此開築湧金池，築湧金門，門瀕西湖，東側有水門（亦稱湧金閘）。傳說西湖中"金牛湧現"即在此地，因而得名。湧金門歷來是杭州城裏到西湖遊覽的通道，爲市區繁華地段。湧金門也稱小金門，宋代詩人楊萬里有詩"未說湖山佳處在，清晨湧出小金門"就是寫湧金門。湧金門早在古代就有遊船碼頭，西湖遊船多在此聚散，因而有"湧金門外划船兒"之諺。湧金門在1913年與清波門、錢塘門同年拆除。

　　鳳山門是古時候杭州城的南大門。宋高宗趙構於南宋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在鳳凰山一帶築皇城，又築外城，城門十三座，此地爲大內北門和寧門所在。元初（1276年）元兵進佔杭城，不久，南宋皇宮大內毀於戰火，鳳山門也遭毀。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重建城牆，在此處築城門名鳳山門（因位於鳳凰山麓而得名），又名正陽門。

　　鳳山門爲南宋御街南端，它的旁邊有六部橋，是南宋朝廷三省六部諸官署所在地，爲南宋時的政治中心。鳳山門外萬松嶺一帶，是連接江干一帶和遊覽西湖的交通要道，風景優美，成爲遊人騎馬踏青之處，因此杭州人有"正陽（即鳳山門）門外跑馬兒"的民謠。如今，在古鳳山門的遺址處只剩下石碑了。

　　唉，歲月無聲，杭州這個憂傷的都城現如今也只能擁有這些失落的城門了。

　　柔弱之都多偏安之主　在中國八大古都中，杭州可能是最柔弱不堪的都城了。柔弱之都多偏安之主。南宋共九帝，其中病死的6帝，國亡跳海而死的1帝，在元軍追擊下驚嚇而死的1帝，被俘後又被冤殺的1帝。可謂可憐之都必有可恨之主，這些懦弱的皇帝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一個都城的命運。

　　宋高宗（趙構）（公元1107－1187年），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欽宗弟。北宋滅亡後，他逃至南京即帝位。從建炎元年（1127年）到紹興八年（1138年）的十餘年間，高宗一直輾轉在東南沿海各地，躲避金軍。他否定了張浚"權都建康，漸圖恢復"的建議，南逃至臨安（今杭州市）定都。東京留守宗澤欲渡河北伐，力勸高宗回汴京坐鎮，高宗置之不理，沉迷於偏安一隅。在他逃抵臨安後，又爲形勢所逼，任用岳飛，韓世忠等主戰派將領抗金，後卻又任用投降派秦檜爲宰相，對金以求和爲主，一味地屈膝妥協。紹興十年（1140年），金軍大舉入侵，宋軍在反擊金軍的南下中，取得了順昌、郾城等役的勝利，岳飛軍收復西京（即洛陽），前鋒直抵朱仙鎮，離汴京僅45裏之遙。然而宋高宗卻惟恐有礙對金的和議，他與秦檜迫令張俊、楊沂中、岳飛等撤軍，完顏宗弼（金兀朮）則乘機率重兵進軍淮南，形成大軍壓境之勢。爲了徹底求和，高宗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入朝，明升官職，實解兵權。同時還撤銷了專爲對金作戰而設置的三個宣撫司。不久，更誣陷、冤殺了岳飛，以割地、納貢、稱臣的屈辱條件，與金朝訂立了"紹興和議"。

　　第72節：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10）

　　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9月，金廢帝完顏亮撕毀和議，再次大舉南侵。在採石磯（今安徽省馬鞍山市西南）爲虞允文統帥的宋軍所擊敗，使南宋再次轉危爲安。不過高宗屈辱以求苟安的國策遭到了軍民的強烈反對，最終使他的統治難以繼續維持，高宗和宰相陳康伯等商議後，以年老厭煩政務和"淡泊爲心，頤神養志"爲藉口，在次年6月宣佈退位，禪位於太子趙慎，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奪宮。

　　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10月，趙構病死於臨安宮中的德壽殿。

　　宋孝宗（趙昚），高宗養子，受高宗內禪而繼位。孝宗繼位後，決心改變高宗屈辱求和的國策，試圖出兵恢復中原，光復河山。他首先爲岳飛平反，追封岳飛爲鄂國公，溢號爲"武穆"，並削去秦檜官號，大快了人心。隨後起用抗戰派將領張俊，發動抗金戰爭。但出兵不久，卻在符離（今安徽省宿縣北）被金軍擊敗。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金兵大舉南下，宋軍損失慘重。孝宗的決心又告動搖，便罷免了張俊，起用了秦檜餘黨湯思退等人，並以割地納貢、自稱侄皇帝爲條件同金國簽訂了"隆興和議"。

　　宋理宗趙昀，只顧沉湎於酒色，享樂於後宮。他信用丁大全，內侍董宋臣，晚年更是將朝政委託給奸相賈似道，自己則尊崇理學，縱情聲色，以致政治黑暗，忠臣受屈，蒙古軍不斷攻逼，境土日蹙，南宋王朝日益衰落。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蒙哥汗弟忽必烈進圍鄂州（今湖北省武漢市），並準備進攻南宋都城臨安。理宗萬分慌張，派賈似道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分屯兵漢陽（今湖北漢陽）以援鄂州。正逢蒙哥病死，忽必烈急忙去爭位，就與賈似道和談。在和談中，賈似道擅自以宋理宗的名義向蒙古稱臣和賠款。昏潰的理宗對前線戰況毫無所知，賈似道回朝後還被晉官加爵。

　　宋度宗即位後，孱弱無能，其荒淫甚於理宗，整天宴坐後宮，與妃嬪們飲酒作樂。他封賈似道爲太師，倍加寵信，將朝政統統委託給他。賈似道見度宗比理宗還要昏庸，就更專橫跋扈，目無天子，稍不加意，就以辭官相要挾，度宗唯恐他不辭而別，總是卑躬屈膝地跪拜，流着眼淚挽留他。宋度宗還特授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許他三日一朝；後來放寬到十日一朝，而且每次退朝，度宗總要離座目送他走出大殿，纔敢坐下。又爲他在西湖葛嶺建築了絕精美的住宅。賈似道大肆淫亂，致使朝政昏暗，使宋朝處於滅亡的前夜。

　　鹹淳九年（公元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軍攻破，同年二月，襄陽守將呂文煥在糧盡援絕的情況下獻城投降。消息傳來，賈似道假裝率軍出征，膽小無能的度宗偏死死拖住賈似道，不讓他出徵。

　　鹹淳十年（公元1274年）七月，度宗因酒色過度，死於臨安宮中的福寧殿，遺詔由太子趙顯繼位。年僅3歲的宋恭帝即位，尊謝道清爲太皇太后。因恭帝年幼，由謝道清垂簾聽政。時蒙古軍已經佔據襄陽，又於12月攻佔鄂州，正沿長江東下。謝道清命賈似道率軍13萬迎敵。次年二月，賈似道在丁家州（今安徽蕪湖）被元軍擊潰，南宋主力盡喪，蒙古軍乘勢長驅東下。賈似道兵敗誤國，朝野震動，羣情激憤。謝道清急忙一方面下令緊縮國家開支，減少冗官，以助軍費，一方面下哀痛詔，號召各路軍民起兵勤王。不過各地文武將官都心存觀望，奉詔起兵勤王的只有文天祥、張世傑兩人。文天祥、張世傑等主張與元軍決一死戰，但時任南宋宰相的陳宜中卻要向元納貢求和。謝道清同意走議和的路，她先派柳嶽等三人前往伯顏營中，主動提出稱侄或稱孫並納幣的屈辱條件，請求元朝罷兵議和，當即遭到伯顏拒絕，向元請求"奉表求封爲小國"，也遭伯顏所拒。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顏率領的元軍雲集臨安城下，謝太后無奈，只得向伯顏奉上傳國寶璽和降表，開城投降。同年二月，元軍進入臨安，三月，擄走恭帝等南宋君臣押往大都，謝道清正患病在牀，由元兵監視，暫時留在臨安。七年後，即公元1283年，南宋亡國太后謝道清，默默地病死於異國他鄉。

　　第73節：鄭州：遙遠的絕響（1）

　　宋恭帝則被元世祖忽必烈降封爲瀛國公、開府議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公元1282年12月，恭帝又被遷居上都（今內蒙古多倫縣西北石別蘇克），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隨着年齡的增長，他漸漸瞭解了自己過去至尊的地位和眼下屈辱的處境，當南宋舊臣汪水雲被釋放回江南時，他曾作詩相送：詩云：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　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公元1288年，恭帝已經18歲，元世祖擔心留着他將成爲後患，準備除掉他。他得知這消息後，請求脫離塵世，永生爲僧，以絕元世祖的疑慮。元世祖應允，於同年12月遣送他入吐蕃，習學佛法。從此，他長期居住於西藏薩迦大寺，更名爲合尊法師，號木波講師，過着清苦孤寂的廟宇生活，終日以青燈黃卷爲伴，潛心於學習藏文，研究佛法。公元1323年，恭帝因詩文而遭受文字獄之災，被屈殺。

　　就這樣，伴隨着一個個懦弱而屈辱的皇帝相繼離去，都城杭州也終於走向了自己的宿命。

　　鄭州：遙遠的絕響　一座廟與一座城　該從哪裏說起呢？

　　不妨先從一座文廟的命運來感知鄭州吧。

　　已經很少有人知道鄭州文廟。今天的鄭州文廟，已經是一座活在鄭州人記憶之外的建築。

　　鄭縣衙署舊址，就是現在的管城區委大院。區委門南那條路，舊稱衙前街。在衙前街北端，東西走向的便是老城最長的幹道－－東西大街。文廟坐落於東大街的路北（今鄭州軸承廠內）。唐宋時，凡府州縣所在地都有文廟。文廟一般都建在一個城市風水上好的地方。鄭州文廟始建於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公元58年～75年），風吹雨打，那個時代的建築先後消失在歷史的深處，只有文廟屢毀屢建，始終在舊址挺立。文廟的倖存，得益於"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得益於中國人對孔子的愛戴。

　　無論統治中原的是漢族、蒙古族還是滿族，文廟的尊位始終未被動搖。《鄭縣誌》記載，文廟多次重修、重建的原因，多系火災。其中較大的一次仿原貌重建發生在元順帝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鄭州文廟再遭大火，毀壞殆盡，於是"部議重修，按畝捐款，土木大興，歲兩度始克告成"。這是史料記載中鄭州文廟最後一次大規模的重建。鄭州文廟規模最大時是在元代，當時佔地37畝，有五進院落，東西配房200間。

　　說到底，廟宇寺觀的肇始，是官民上下不成文的約定，是中國人自己找來的心靈依靠。處於童年期的中國人不僅浪漫地創造了諸神，還把不少先哲一併作爲半神半人敬了起來，譬如老子、孔子。綜觀中國現存的歷代古建築，多是廟宇、寺觀、宗祠、牌坊、佛塔一類紀念性、精神性建築。

　　這種現象無疑昭示：在我們先民的生活中，神靈曾經佔據着多麼重要的地位。

　　但是，現實中的文廟卻只能寂寞委屈地活着，它幾乎被鄭州人遺忘了。這種精神性的遺忘在鄭州人的歷史記憶中可以說是致命的。作家齊岸青用一種憂鬱的筆觸寫道：我們可以用浪漫瑰麗形容楚湘文化，用慷慨激越吟歌燕趙文化，用神奇詭異講述巴蜀文化，用婉約清麗白描吳越文化......可我們很難概括文化之源的中原文化......緣由這種根性的失落和漂浮，鄭州人在很多時間找不到自己的依附，就連與古老土地最爲血肉相連的建築也很少顧及城市的個性、特色。

　　而範強則在《一座塔與一座城》中說，作爲省會，鄭州的歷史地位與現實地位反差明顯，在歷史文化名城的環圍中顯得黯然無光。在外國人眼裏，鄭州市知名度太低，許多人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座歷史悠久的中國內陸城市。在中國人自己眼裏，鄭州市缺乏故事，缺少細節，缺少風情，缺少韻致。

　　最重要的，鄭州人缺乏記憶。他們遺忘了3600年前的那段歷史，那段貴爲國都的歷史。

　　3600年前的塵埃落定　都說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是歷史，最能代表歷史的是建築，最能代表建築的是古蹟，最能代表古蹟的是時間。

　　第74節：鄭州：遙遠的絕響（2）

　　就時間而言，鄭州商城路附近的那幾段古牆，靜靜地橫亙在那裏已經很有些年代了。任時光冬去春來，風霜雪雨，它已不食人間煙火，它已慢慢衰老，任憑人們與它擦肩而過，在其背上行走，放羊、散步，沒有人能證明它確切的身份。據說世間1000年的堆積物在地面上只有四五米深，有人丈量過這幾段古牆，它的平均高度有一丈五尺，最高處竟有二丈多，這就是說這幾段孤立的古牆最少是3600年前的塵埃落定－－三千多年前古商城的繁華和變遷，三千多年前的市井喧囂，三千多年前的金戈鐵馬，現如今都已深藏在厚厚的夯土層之下。

　　3600這個數字不論是計算時間、空間，還是計算財帛物資，都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中國內地那麼多古老城池，論年齡在鄭州面前統統都變成小字輩兒了。上海嘛，不過百歲妙齡；北京元大都，不過是千年遺韻；南京從孫權自鎮江移治於此改稱建業而發跡，也不足2000年；西安自周文王、武王建豐、鎬二京倒有2000多年，但查年頭比歷史，都是後起之秀。3600年前的商代都城，在華夏文明史和世界城市發展史上是一個早熟的城市。

　　可以說鄭州作爲都城，雖不及洛陽、開封的名氣大，但其歷史之悠久，中國的其他七大古都只能望其項背。有王者之氣的底蘊，有"道里輻輳"的地理位置，有母親河賦予的靈氣，有巍巍嵩嶽的烘托，有千里沃野的衣被，這是鄭州的榮光。鄭州還有69處國家和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5處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多都能在中國的歷史典籍中找到出處。那靜靜流淌的石淙河，蔥鬱的嵩山國家森林公園，是當年武則天登嵩山封禪的見證；蒼涼的觀星臺記錄着日月星辰的交替和歷史朝代的更迭；花園口流淌不息的黃河水目睹着中原大地的滄桑鉅變；而黃河南岸漢霸二王城下的古鴻溝則使人憶起楚漢相爭的年代，果真如阮籍所言，項羽非英雄，遂使豎子劉邦成名？古今王候今安在，荒冢一片草沒了。現如今，鴻溝已變爲中國象棋棋盤上的楚河、漢界，成了人們娛樂的器具。

　　說起來，鄭州人知道鄭州已經有3600多年的歷史是始於一次偶然，正是這個偶然讓人們看到了鄭州曾經站立起一座王朝的身影。

　　l955年秋天，爲配合修路鋪設管道，考古人員在城東部白家莊一帶進行考古發掘，他們發現在商代文化層下面疊壓着很厚的夯土層，夯土呈淡紅色，十分堅硬，由於這裏地勢較高，考古人員懷疑下面是商代大墓，便在周圍做考古鑽探。可是夯土層卻向東南和西北兩側延伸，遠遠超出一座墓的規模。

　　這厚厚長長的夯土層到底是什麼呢？也許是商代的一條防水堤壩吧。沿着夯土層的走向繼續探察，這個推測也不對。夯土層向東南延伸的一端由白家莊沿城東路西側折而向南，與鄭州老城東城牆連到了一起；夯土層向西北延伸的一端從白家莊西側向西與紫荊山的夯土接到了一起。穿過紫荊山沿金水大道南側繼續西伸，到河南省軍區南院，再沿杜嶺街東側折而向南，與鄭州老城西城牆夯土相接；而南城馬路和熊兒河北側的鄭州老城南城牆也是相同的夯土牆。將這四面夯土牆相連接，就是一座規模巨大的古城垣。可以說這是一座比安陽殷墟還要早的商代前期城址，巨大驚喜一下子讓專家們呆住了。

　　經考古發掘研究，這座城池是商代初期商湯王時修築的首都亳城，至今已有3600年。城址呈五邊形或說是近似長方形，北城牆長約1692米，西城牆長約1700米，南城牆和東城牆均爲l870米，周長近7公里，面積3.43平方公里。西城牆和北城牆西段破壞較重，殘牆大部分被埋在地面以下，東城牆和南城牆的大部分還保留在地面上，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鄭州市城東路南段和城南路東段依然能看到的高大城牆。

　　城牆底寬20～30米，頂寬5米多，高約l0米，城牆四周共發現11個缺口，有的缺口可能是原城門所留。城牆系用土夯築而成，夯層厚度一般爲8～10釐米，也有厚達20釐米或薄至3釐米的。

　　第75節：鄭州：遙遠的絕響（3）

　　根據全部的城牆長、寬、高計算，總夯土量爲87萬多立方米，夯前挖土量約174萬立方米，在當時主要以木、石器爲勞動工具的情況下，需要兩萬人連續工作三年纔有可能完成。如此浩大壯觀的工程出現在3600年前的商朝早期，也稱得上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蹟了。

　　可以想見，在3600年前的一天，商朝的開國君王成湯，在亳都召集百官，擺下祭壇，用人和牛、羊等"犧牲"祭祀祖先、神靈，並占卜若在此建都，商王朝的江山是否可以長盛不衰。當時占卜的結果應該是令人滿意的，商朝國都很快就開始進入了建設階段，鄭州輝煌的歷史亦由此展開。

　　依照先建宮殿、再建宮城、後建內城、最後建外城的順序，歷時十年，一個由宮城、內城和外郭城三重防禦體系組成的都城宣告完工。這樣大的城池在當時的中國是最大的。即使放到與其基本上同時代的世界範圍來看，無論是兩河流域的巴比倫城、亞述城，印度河流域的摩享佐達羅城、哈拉巴城，尼羅河流域的埃及城，它們的規模和建置均略遜一籌。

　　這是一座重量級都市，聚集了世界上最優秀的工匠，有着世界上規模最爲壯觀的勞作場景，創造着世界上最早最先進的文明，成爲整個華夏文明的重心和中心。

　　在林立的手工作坊中，火紅的青銅汁液冷凝成"國之重器"：紋理典雅的祭祀器皿，鋒利的兵器及各種生產工具；流瀉的黃金鍛打成菲薄的各種花紋的金葉；採自深山的玉石被精雕細磨爲圭、璋、尊、簋；牛馬和敵人的骨骼變成了酒杯、刀、錐、鏟、鏢、針；其他如牙雕、陶器、貝雕等，無不顯示出世界一流的手工業生產水平。

　　在農田裏，勞動者播下黍、粟、稻、麥，收穫後就拿去釀酒，貢獻給商王和貴族們。

　　在建築工地上，嗨喲嗨喲的號子此起彼伏，成千上萬的人聚集於此，爲王公貴族們修造宮殿。他們還不會燒製磚頭，但用石頭夯實的土牆也很結實，用銅器和玉器裝飾過的宮殿富麗堂皇。

　　還有更多的人們分佈在野地裏，放牧牛羊，採集玉石，圍捕野獸。

　　繁華的都市街道，身着各式麻織衣服的人們來來往往，偶有貴族的車馬穿街而過。不少人停在街邊，用貝殼、銅器或者玉器換取他們所需的生活用品。路兩旁房屋林立，雞犬之聲相聞。到了喫飯的時間，這些土牆草頂的圓形屋子上就會冒出縷縷炊煙，飄出煮麥子或牛肉的香味兒......

　　這一切都足以證明，3600年前，一個偉大的王朝從此起步。沒有人懷疑它已歷經千年風雨，也沒有人懷疑它曾坐擁鐘鳴鼎食，更沒有人懷疑它承載得起千古文明的浩浩氣度，鑄就了青銅文明金聲玉振的藹藹華彩，儘管它已沉默數千年。

　　都城之殤　國都是國家的重地，是王權統治的權力運作中心，國都的安危關係到一個王朝的生死存亡。因此，選擇國都的地址，確立國家的政治中心是每個王朝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各王朝在建國立都時，常常經過反覆論證，充分考慮它的政治、經濟、軍事意義及地理、文化、民族、歷史傳統等因素，才最後定奪。

　　首先，地理環境因素是影響建都的基本條件。"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都應位於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區或便於交通的平原地帶，以確保王朝統治根基牢固和對全國各地的有效控制。英國地理學家柯立希（V。cornish）在《大國都》一書中詳細論述了國都應該具備的地理條件，提出建都三要素：一是自然倉庫，二是叉道，三是要塞。即國都要有一個經濟依託，附近是一片物產富饒地區，以便在較大程度上解決統治中心的物質需求；軍事上要有長駕遠馭、控制八方的氣概和防衛京師的優越地理形勢。

　　其次，政治因素是影響建都的重要條件。政治控制是國都的基本功能，國都的建立應有利於王朝對全國的政治統治，有利於政權的鞏固並服從於政治軍事形勢發展的需要。

　　鄭州處於中原的中心，南有嵩山，北有黃河，是中國文化的發祥地，曾是中國文化的中心，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淵源有着巨大的貢獻。因而，當文明之火點燃之際，這裏便成爲中國最初的政治首都，並且五次爲都，書寫了中國歷史的最早輝煌。

　　第76節：鄭州：遙遠的絕響（4）

　　最早在鄭州建都的是中華民族的始祖軒轅黃帝。據史書記載，黃帝打敗炎帝平定蚩尤之亂後，天下部落紛紛歸順，黃帝便在今日鄭州南郊20多公里處的軒轅之丘（今新鄭、新密交界一帶）立都建立有熊國。這段歷史從古到今說法一致。《竹書紀年》雲："黃帝軒轅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大戴禮記》說："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居有熊，曰軒轅。""《史記》說："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黃帝居軒轅之丘。"有熊、軒轅丘的所在地，歷史記載很明確，就在今日鄭州。不僅史書這樣記載，鄭州地區也發現許多與黃帝時代相當的氏族社會時期的村落遺址，存在許多與黃帝有關的遺蹟、傳說。因此，國內史學界認定：鄭州就是黃帝故里、故都。

　　第二個在鄭州建都的是夏王朝。《國語o周語上》韋昭注曰："夏居陽城，崇高所近。"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告成、稍柴發掘出遺存豐富的夏代文化遺址多處，並且還在告成王城崗發現了相當於夏禹時期的城堡兩座，證實了史書所說"禹都陽城"的存在。

　　第三個在鄭州建都的是商王朝。公元前十六世紀中葉商湯率兵推翻了盤踞在今日偃師一帶的夏王朝，在亳建立了商王朝。亳就在今日鄭州市區老城區一帶。

　　第四個在鄭州建都的是春秋時期的鄭國。從公元前769年鄭武公立都新鄭到公元前375年鄭國被韓國所滅，鄭國以新鄭爲都共計394年。

　　第五個在鄭州建都的是戰國時期的韓國。史書載，春秋末年，原爲晉國屬下的韓氏逐步強盛，以致最後與趙、魏兩家將晉國一分爲三，自立爲侯稱國。接着韓又乘勝大舉東進，於公元前375年兵圍新鄭，　一舉消滅了鄭國。爲了進一步發展，韓遂將自己的都城從陽翟遷至新鄭，開始了以新鄭爲都的146年的統治，直到公元前230年被秦國所滅。

　　從民族發祥地黃帝故都，到中華第一國夏禹城堡；從商王朝的開國之地，到巍巍壯觀的鄭韓王城，鄭州古都展開了自己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這裏保存有西漢時期的冶鐵作坊，創造的低碳鋼冶煉技術等比外國早2000多年；這裏屹立有北魏時期的磚塔，顯示了1500年前匠人們卓越的建築技術；這裏有我國最古老的天文臺，天文學家張遂、郭守敬曾在此創造了令人驕傲的天文成就；這裏有我國古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的嵩陽書院，著名大儒程顥、程頤、范仲淹、司馬光曾在此收徒講學；這裏有我國最古老的道觀之一中嶽廟，廟內的漢代古翁仲、宋代鐵人、北魏石碑以及數百株生長奇異的松柏和400餘座建築，顯示了其歷史的悠久和規模的宏大；這裏有我國最早的佛教寺院法王寺，真實紀錄了我國最早的中外文化交流；這裏有我國佛教禪宗祖庭少林寺，其創造的少林武功聲震中外；這裏有我國最古老的石雕藝術漢三闕，其保存的漢篆、浮雕是極爲寶貴的藝術珍品；這裏有我國著名的北魏石窟寺，其保存完整的《帝后禮佛圖》浮雕，場面浩大，人物衆多，雕刻手法流暢，爲全國石窟所僅存；這裏有著名的打虎亭漢墓，絢麗多彩的壁畫、豐富的內容，在全國尚不多見；這裏誕生了許多歷史名人，黃帝、大禹、商湯、子產、列子、潘安、杜甫、白居易、李誡、許衡等等，至今，他們有的活動遺蹟尚在，有的故里尚存；這裏安葬有許多著名歷史人物，紀信、劉禹錫、歐陽修、包拯、高懷德等等。還有鄭韓王陵、北周皇陵以及規模龐大的北宋皇陵。鄭州還是兵家必爭之地，許多著名戰事發生在這裏，劉邦、項羽爭天下的鴻溝漢霸城，造就許多悲壯故事的虎牢關，曹操大敗袁紹的官渡古戰場等都遺蹟尚在。

　　可以說，鄭州作爲五個歷史時期的王朝都城，在中國古都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

　　鄭州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都城。鄭州古都開創了中國古都史上的三個第一。黃帝有熊故都是中國傳說歷史中的最早都城；夏禹陽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政權的第一個都城；商湯亳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穩定的都城，也是迄今發現的中國早期都城中規模最大的都城。這三個第一，確立了鄭州在中國古都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我們現在講中華民族的起源，不能不講黃帝故里、故都，講中國的城市發展史，不能不講山西古城；講中國文明史的開端不能不涉及王城崗陽城；講中國奴隸社會的繁盛，不能不以亳城爲例證。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鄭州是中國都城發展的源頭，中國都城史不以鄭州爲開端就無從講起。

　　第77節：鄭州：遙遠的絕響（5）

　　鄭州是中國歷史上全國性政權的都城。中國歷史經歷了分分合合的週期性過程，中國的政局也呈現大一統與羣雄並踞交替存在的複雜現象，這就造就了歷史上的衆多政權和國家。每個國家和政權都要有自己的都城，這又造成中國歷史上都城衆多的特有現象。究竟有多少都城，衆說不一。然而，這其中許多都是諸侯國都城或偏安政權都城，真正作爲全國統一政權時期的首都僅有7座（八大古都中杭州不在其中）。從前面的論述看，鄭州應是名符其實的一座。

　　鄭州是中國歷史上爲都時間悠久的都城。作爲5個歷史時期的首都，而且是較大政權的首都，鄭州有着漫長的爲都歷史。韓國以鄭爲都存在了145年，鄭國以鄭爲都存在了394年，商代以鄭爲都100多年，如果再加上夏代部分以鄭爲都時間，算上黃帝以鄭爲都時間，總計1000餘年，這在中國都城羣中是爲都時間最悠久的都城之一，可與西安、洛陽並稱爲千年古都。

　　鄭州是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的都城。無論是作爲黃帝都城，還是作爲夏、商都城，由於其歷史的特殊性，對於中國歷史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我們說到中華民族，說到炎黃子孫，都必然言及始祖黃帝。是黃帝發明了伐木造屋，人們才擺脫了穴居和棲居的歷史，黃帝是以鄭州爲根據地發展壯大的，又是以鄭州爲都，把文明之光普照中華大地，把中華民族緊緊地聯繫融匯在一起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中華民族主要是從這裏起步，並從這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因此鄭州作爲中華民族形成階段的氏族部落中心（現代意義上的首都），其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巨大的。此外，夏禹領導的推翻原始氏族制度的革命，掀開了中國歷史的第一頁；商湯領導的推翻夏王朝的革命，推動中國奴隸社會邁向繁榮。這些以鄭州爲都所發生的歷史事件，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其意義也非同尋常。同時，在這些有着開天闢地意義的歷史時期所創立的社會制度、所誕生的哲學思想、所發明的科學技術，都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可以說，鄭州是中國歷史上創建最早、時間悠久的全國性政權都城，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在中國古都史上的地位是屈指可數的。但是，由於鄭州爲都年代距今太遠，歷史的塵埃最終掩埋了其奪目的光輝，這是一個幼年中國時代的都城之殤。而它所必然付出的代價就是－－我們不得不承受5000年中國文明史中，只見後3000年文化古都，而不見前2000年文化古都的缺憾。

　　中原大宿命　那麼鄭州商城又是何時因何原因遭棄的呢？一個都城的宿命到底走過了哪些難與人言的軌跡？

　　商湯建都鄭州，由第10代帝王仲丁遷往鄭州，此後，商朝還有過5次遷都，都是爲了打仗。鄭州歷史上曾5代爲都，即夏、商、西周管、春秋鄭、戰國韓的國都或諸侯國國都，因此除去市區內規模巨大的城牆遺址，周邊轄區還存在一個龐大的古都羣，據說有40處之多，這是鄭州不同於其他古都之處。鄭州也曾8代爲州，即隋、唐、五代、宋、元、金、明、清，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鄭州僅爲一個人口不足10萬的小縣城。

　　可以說鄭州從商朝以後就再沒有做過都城，連做中心城市的機會都很少，鄭州一直處於洛陽和開封兩個古都的光環之下，直到建國前還叫鄭縣。由於這種種緣故，洛陽和開封對鄭州始終很不服氣。

　　更要命的是，儘管鄭州是一座古都，但市民卻很難形成一種對鄭州這個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在日常生活中，他們的失落和迷茫是顯而易見的。這種失落和迷茫充斥在鄭州人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上下班時，在擁擠的道路上行走，他們會這麼想；當朋友們聚在一起談論深圳、上海、蘇州等地時，他們依然會這麼想。

　　失落和迷茫如影隨形地伴隨着鄭州。鄭州爲何衰落至此？

　　其實說到底，鄭州衰落是數千年來中原衰落的大背景造成的。當南京、北京先後崛起，當洛陽和開封風光不再時，鄭州也只能是愴然無語。

　　第78節：鄭州：遙遠的絕響（6）

　　中原衰落是從唐朝開始的。在唐朝之前，中原農業經濟相對於北方、西北、南方諸省都是最優秀的。但是唐末至南宋，中原農業衰退，中央財政已經仰仗於東南，其經濟地位衰落直接影響到了其國都誕生地的地位。河南在唐中期居全國之首。但到唐末藩鎮割據，中原作爲戰場，農業受到極大摧殘，歷經南宋，到元代，每年交給中央的糧食數量，河南是2，591，269石，而江浙一地高達4，494，783石，河南已退居其後。到明清時期河南雖是農業大省也無法同江浙、湖廣相比了，至於農作物商品化、手工業、商業和市鎮經濟方面，中原經濟更是望塵莫及。

　　中原農業經濟的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跟洪水的肆虐侵襲有關。黃河被譽爲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但在五代之後，黃河則是一條"害河"，北宋末年任伯雨曾說，"河爲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元、明、清三朝黃河造成的財產損失都超過北宋。農田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當黃河水無法灌溉農業爲民所用時，它就轉化爲扼殺農業的兇手。中原是黃河中下游重要地區，是受害最嚴重地區之一。由於豫北地形複雜、災害較多，所以元代在重修運河時，放棄沿經中原的做法，使中原失去了原來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歷代治河以保河道運輸爲急務，中原段黃河的治理遂被忽略。由於災害不斷加劇，中原經濟自然隨黃河安危而變動。

　　明清兩代政治經濟中心在北方，運河漕糧運輸至關重要，故黃河和運河下游山東、江蘇、河北一段受中央重視，中原的黃河治理除日常性護理外，沒有更大動作，明朝當時人描寫黃河水旱給當地經濟帶來巨大的消極影響時說，"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地方，歷年親被沖決之患，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隴畝。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中土之民，困於河患，民不聊生"。清代河南治河辦法也不多，決堤頻繁，三年兩決，治河工程巨大。國家、地方財力枯竭，但河官腐敗，貪污成風，河政之弊，令人觸目驚心。

　　除河患外，中原自然災害還有旱災、蝗災、冰雹、澇災、地震等，據對元朝末至明初的統計，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蝗自河北飛度汴梁，食田禾一空"。從洪武五年（1672年）至十七年的十三年間，開封及其轄州縣發生各種重大災害十二起，其中水災七次，黃河決口占了四次。頻繁的自然災害使農業不可能持續發展。

　　戰火的破壞和夷族的摧殘也是中原衰落的重要原因。中原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盛唐之後，中原經歷五代十國的割據與紛爭，農業受到致命打擊，梁、唐、晉、漢、周均建都洛陽，唐朝洛陽爲東都，藩鎮割據必爭政治統治中心，中原經濟帶來發展契機，但與之並存的政權尚有遼、夏、金等，周邊少數民族長期侵擾邊境，中原各地作爲拱衛京師的屏障，時刻面臨着少數民族南下的擔憂，干擾了正常農業生產。而金朝（女真）人、蒙古人、滿族人爲了實現對全中國的統治，都把中原作爲大肆興兵征戰的主戰場，如元末戰爭"兵興以來，中原荒蕪"，河南大多變成無人之地，"兵革連年，道路塞榛"。有些地方甚至"積骸成丘，居民鮮少"。

　　在女真人、蒙古人和滿族人統治中國的過程中，他們對中州農業文明進行了殘酷的摧殘。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實行猛安謀剋制，朝廷搜刮華北民戶良田分給女真貴族。大定十七年（1177年）世宗說，"女真人自鄉土三四千裏移來，若不拘刷良田給之，久必貧乏，其遣官察之"，普通百姓失去良田，另授惡薄之田，女真人因不善經營土地，富田變貧。中原人或舉家南遷，或發生爭鬥，山東、河南軍民經常爲田地爭鬥。中原經濟一直徘徊不前，很難大幅度提高農業水平。

　　經濟決定文化。經濟落後，文化也必定走向衰微。想當初，華夏文明在中原透出第一縷曙光，鐘鼎與玉器閃爍着靈光；中原人傑地靈，奇思妙想的中州科技以及令人歎爲觀止的書畫石刻與建築工藝，都讓中原文化碩果累累，燦若星河，實爲中華文明之瑰寶。到宋代以後，特別是明、清時期，中原文化從"一覽衆山小"的傲視四方的位置上跌落下來，不僅遠遠落後於長江文化和南方沿海文化體系，甚至落後於同期北方文化體系中山東、山西、陝西、河北等地區，形成文化環境的中原低谷。20世紀20年代，著名學者丁文江曾對二十四史有列傳的歷史人物進行綜合研究，列舉五千七百八十三位，從地理分佈上可以看出中原人在北宋之前的輝煌和其後的衰落。在北宋之前，河南名人在全國所佔比例各代都超過百分之十五，但南宋、明朝時僅分別佔據百分之六、百分之七，遠遠落後於浙江、江西、江蘇等者。中州文化的衰落也表現在著作數量上。學者王磊對中華圖書大典《四庫全書》做了統計分析，認爲《四庫全書總目》所列作者總量爲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地理不詳者七百八十二人，外國作者三十人，餘計六千零九十三人，以目前省份地理分佈排序，依次爲浙江、江蘇（含上海）、江西、福建、安徽、河南、山東......河南的三百二十二人中，一半以上集中在宋以前。儘管這期間中原個別自然科學家在局部領域也作出過突出貢獻。比如植物學研究領域，固始人吳其濬出類拔萃；柘城人杜知耕和李子金，睢縣人孔興泰在數學領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觀點。但他們已無法與世界先進的自然科技水平，甚至無法與國內高水平研究相提並論，也無法改變中原文化的衰落大勢。

　　第79節：鄭州：遙遠的絕響（7）

　　絢麗多彩的中原文化終於變得如此單調呆板、亦步亦趨！羣星璀璨、異彩競放的中原文化終於寥若晨星、陰霾不開！中原不再是中國帝都的高產地（中原曾經產生過鄭州、安陽、洛陽和開封四大古都），而鄭州也等不到再一次輪迴的機會和可能，帝都之所終於無可奈何花落去、零落成泥碾作塵了。

　　有兩個人　當然，記憶是不能忘記的。很多年以後，鄭州依然還會記得在其城市命運史中起過重大作用的兩個人：伊尹和馮玉祥。這兩人身上典藏着鄭州故事，散發着鄭州魅力，攜帶着探究國都鄭州的窺鏡和鎖匙。

　　先說伊尹，作爲故事片的主角，他身上起碼有三大亮點：第一，他的"從奴隸到將軍"的身世，充滿戲劇衝突，跌宕起伏，曲折動人。這些故事，都是有史可考的。第二，他的廚藝，技藝高明，義理高深，影響中國飲食文化幾千年，足以爲後世師表。老子《道德經》作爲哲學著作備受當代歐美學界推崇，其中"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句名言，可謂飲譽全球，但最初卻出自伊尹之口。第三，最重要的，是他營造了鄭州商城"亳都"。如果鄭州商城遺址乃亳都無疑，那不用說，伊尹就絕對是鄭州市最早的市民。是他在黃河南岸，在黃土高原與華北平原的交界地帶策劃了鄭州市最初的母體，開創了鄭州城這個未來中國人口密度最高的人類大型聚居地的歷史。他不但是政治家、軍事家，輔佐湯王南征北戰，取得革命勝利，他還是規劃師、工程師，在夏朝未滅之前，就開始籌劃新都建設，並在勝局甫定之時，學習夏代營造宮室的建築實踐經驗，指導工匠，完成了商朝建政之後第一座偉大都城的建設；並且首創了內城外郭的城池體制，肇始了以王宮爲中心"左祖右社"的建築秩序。鄭州作爲商都，作爲商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總共達200年時間以上。當時城市規模達到30平方公里左右，世界上沒有哪個城市可以望其項背。

　　伊尹時代二三百年之後，由於自然災害、政治與軍事鬥爭等原因，鄭州商都的功能逐漸衰減虛化，並且永遠告別了首都的地位。東周（公元前770年）之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兩千多年間，鄭州城的地位始終受制於東開封西洛陽兩座城市的影響。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後梁、後唐等朝代先後在洛陽建都；戰國時期的魏和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北宋、金等朝代先後在開封建都。盛唐與大宋時期，經濟繁榮，對外開放，洛陽與開封成爲名副其實的"國際化大都市"，在鼎盛期，它們的發達程度分別在當時世界上達到了領先水平。夾在這樣兩個巨大的物質和文化實體中間，鄭州的發展難有太大作爲。隋唐時期，鄭州城開始成爲州治，鄭州商城遺址一代接一代地加固、覆蓋，始於漢代，直到明清，層層疊疊，積累積澱着鄭州城的記憶。清末民初，國運衰微，開封洛陽一直在走下坡路，鄭州則淪爲縣城，面積只有2平方公里多一點，人口2萬左右，已經跌落到有史以來的谷底。

　　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馮玉祥將軍入主豫政，對鄭州情有獨鍾。關於鄭州城史發展，馮玉祥做了兩件事：第一件，是他決定把"鄭縣"改製爲"鄭州市"（1927年），在河南省首創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建制。如果寫一部鄭汴洛《三城記》的話，這個事件，可以作爲該書"現代編"的開端。第二件，是由他主導提出了兩個鄭州的"新區規劃"方案：一是"鄭埠設計圖"，規劃範圍覆蓋了今天東起經五路，西至京廣鐵路沿線，南起隴海鐵路，北至農業路，面積約10.5平方公里；二是"鄭州市新市區建設計劃草案"，選擇在京漢、隴海鐵路交匯處的西南方向建設新區，南北長7公里，東西寬5公里，面積爲35平方公里。兩個新區規劃方案各具特色，前者詳盡規劃安排了大量的公共建築，包括中學、大學、影劇院、遊藝場、圖書館、體育館、跑馬場、美術院、市政所、電話局等，展示了新的生存環境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後者側重於城市發展方向、用地規模、功能分區的控制。以軍旅身份，在戰亂年代，對一個城市的未來深謀遠慮做如此建設性的思考和籌劃，馮玉祥之外，未有他人能有如此作爲！只可惜兩個規劃方案，均未付諸實施。

　　現如今，伊尹和馮玉祥早已遠去，曾經的國都"此情只堪成追憶"。這是一箇舊都城最後的念想，因爲在可預見的將來，鄭州再次成爲國都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在歷史的慰籍聲中，這座古城沉沉睡去－－它也只能沉沉睡去，在睡夢中尋找那春暖花開和春華秋實，尋找那帝都最初的自信和榮耀......

　　第80節：安陽：童年中國的榮光和惆悵（1）

　　安陽：童年中國的榮光和惆悵　3000年前是帝都　"洹水安陽名不虛，三千年前是帝都。"作爲中國八大古都之一，安陽曾經風雲激盪。

　　這裏是蘇秦拜相的地方。戰國時期，戰爭連綿，齊、楚、韓、魏、趙、燕等六國爲了抵禦秦國的進攻，商定共同抗秦。爲了統一行動，共舉蘇秦爲六國宰相。周顯王三十六年（前333），六國於洹河上會盟，授蘇秦六國相印。拜相臺就位於安陽市西郊，這裏也是破釜沉舟之地。秦二世三年（前207），秦將章邯圍攻趙國鉅鹿（今河北平鄉西南），楚懷王派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率軍救趙。宋義行至今安陽市內黃縣楚旺一帶，滯留不進達46日。項羽殺宋義，帶兵渡過漳河，鑿沉船，砸破釜甑，燒燬廬舍，只備3日口糧，以此向士卒表示死戰決心，成爲古今著名戰例。

　　洹水湯湯，其流浩浩。源出太行的洹水一流就流了3000多年，似已宣泄掉所有的激情，又寬又深的河道里所存的，只是一汪不再流動的死水－－如果不是攔腰斬斷這條河流的橡膠壩的存在，洹水也許就成了"洹墟"。

　　改變了模樣的不只是洹水，還有商王的宮殿與城池－－激盪的洹水沒把商王那"茅茨土階，四阿重屋"的宮殿夷爲平地、變爲河川，但歲月的河流卻把輝煌的殷商之都沖刷成爲殷墟，把它打扮成華北大平原再普通不過的平庸之地，3000多年前的都城化爲大地之表的一個叫"小屯"的村子。

　　洹水在安陽市西北部並沒有遭遇什麼大山巨丘的阻攔，這兒的黃土一馬平川，極目遠眺甚至看不到大地的邊沿，但不知怎的，洹水在這兒就是不好好地走自己的路，它如同一條巨龍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曲裏拐彎地盤旋。在這裏出土的甲骨上，"洹"的右半部被契刻得猶如一條盤龍一般，"洹"的左半部還是那代表河流的"水"旁。"龍"倚"水"邊就是甲骨文中的"洹"字，這"洹"字自古至今也從沒有什麼別的解釋，是一個沒有什麼"含義"、沒有別的用法的字兒，它所能陳述的全部意義，就是安陽這條孕育了殷商天子與黎民的河流。

　　在安陽市區西北郭家灣、花園莊、小屯村、武官村一帶約3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也就是這片殷商故墟上，洹水河道扭成了一個"S"形，彷彿中國傳統文化的符號"太極圖"。小屯村在洹水的南岸，處在太極圖的陽點上，在當時，這兒是宮殿區，是活人的地盤。而洹水北岸的武官村，處在太極圖的陰點上，在當時，那兒是王陵區，是死人的地盤，是安奉亡靈的地方。在武官村發現了11座商代王室大墓，其中名震天下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在那兒出土的。

　　玄鳥是商人崇拜的圖騰，《詩經》上有"玄鳥生商"，說的是一隻黑色的燕子受命於天神生下一隻蛋，這隻蛋被一位採集野果的名叫簡狄的女人吞而食之，然後就生下了孩子，他便是商的祖先－－契。商部落與夏部落一樣古老，夏建立國家時，商是夏的一個方國。後來商湯滅掉夏桀，主宰了中原。這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發生的朝代更迭，被史家稱爲"商湯革命"。革命成功後的公元前1300年，商朝第20位國王盤庚把都城由山東的"奄"（今曲阜）遷到河南的"殷"（今安陽小屯），歷8代12王共253年。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紂滅商後，洹水兩岸這片曾經充滿生命張力的土地逐漸荒蕪下來，變成了一片廢墟。

　　都城命運史　如果沿着時光隧道回溯到25000年前，安陽西部山區的小南海在那時已經有了原始人類生存。作爲河南境內唯一一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其時代和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相當。中國上古時代"三皇五帝"中的顓頊、帝嚳都曾在安陽境內建都，先人們逐步從這裏走出矇昧，開拓出中原文明。至公元前14世紀，商朝第十九代王盤庚遷都到殷（安陽），此後奠定了商代二百七十多年的都城，這也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有穩定疆域的、長期定居的國都。商朝滅亡後，周公平三監之亂，大遷殷民，使這座當時世界上最美麗的都城繁華散盡，逐漸淪爲廢墟，史稱"殷墟"。

　　第81節：安陽：童年中國的榮光和惆悵（2）

　　殷都淪爲廢墟後，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安陽一帶又先後興起了兩個重要城市，一個叫鄴，一個叫安陽。鄴城西倚太行，北臨漳河、滏陽河，南臨洹水、淇水，是古代從山東到西北、從中原到幽燕的必經之地，扼河北咽喉，自古以來就有"天下之腰膂"的美稱，而且它東南北三面與我國經濟發達最早的黃河下游相毗連，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春秋時期，齊桓公就在此築城，但是那時鄴城還只是個軍事堡壘。戰國時，魏國西門豹、史起先後爲鄴令，他們營建的水利設施大大改善了當地的農業生產條件。此後，鄴的南面興起了另外一座城市，有一個怪怪的名字叫寧新中。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的軍隊攻克寧新中，將其改名安陽，這就是安陽名稱的起源。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羣雄並起，洛陽和長安等都城歷經戰火摧折，相比之下，鄴城顯得生機勃勃。袁紹擁有冀、青、幽、並四州，中心據點設在鄴城。此後，曹操平定袁紹，奪得鄴城後，將自己的大本營建在這裏。曹操選鄴爲都，與鄴所在的地理形勢有關。鄴處於古代"山東"（一般指函、崤以東的黃河流域東部、太行東西）地區的中心。背靠太行，有滏口之徑可通山西；面臨黃淮海平原，有大道可達南北。曹操佔鄴後，即有據以爲都之意。因魏郡治鄴，故自號魏公、魏王；並在都鄴前後，採取一系列措施，提高鄴的政治、經濟地位。

　　首先是擴大以鄴爲中心的王畿之地。東漢末，鄴已爲冀州、魏郡治所。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割河內郡的蕩陰、朝歌、林慮，東郡的衛國、頓丘、東武陽、發乾，金鉅鹿郡的癭陶、曲周、南和，廣平郡的任城，趙國的襄國、邯鄲、易陽等14個縣屬魏郡，加上原魏郡所領15縣，共29縣。於是魏郡不僅在人口上，同時在地域上成爲冀州境內最大的一郡。以鄴都爲中心的半徑，北面到了河北中西部，東面到了魯西北，西南包有淇水流域，南抵於河。這方圓數百公里的土地，都在王畿範圍之內，鄴都所在魏郡的行政地位獲得空前提高。

　　其次是發展了鄴都水運交通。建安九年春正月，曹操爲攻打鄴城運輸糧秣所需，"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運"。雖然那時鄴城尚未攻下（同年八月攻克），但此舉對以後鄴都水運交通的發展有着決定性作用。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又開平渠、泉州渠、新河，都是白溝水運航路的延伸。十八年又開利漕渠，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漕，此後鄴都水運可由漳水經利漕渠進入白溝，向北可達河北平原北端，向南可由黃河抵達江淮。鄴都成爲黃河下游大平原上水運交通的樞紐。

　　其三是大力發展鄴地的農業生產。爲此修復和改建了西門豹、史起的引漳灌溉工程，由此鄴都一帶農田得到了很好的灌溉，農業生態處於良好的環境。左思《魏都賦》雲："磴流十二，同湖異口。畜爲屯雲，泄爲行雨。水澍粳稌，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畺芋充茂，桃李蔭翳。"鄴城的農業生產呈現了一片富庶景象。無怪乎後來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途經鄴城，崔光曾建議定都於此，理由是"鄴城平原千里，漕運四通，有西門、史起舊跡，可以富饒。"這與曹操時代的經營是分不開的。

　　曹操時代對鄴都本身的城市建設，讓一個古都開始變得血肉豐滿。曹操時代的鄴城是在春秋齊桓公時舊址基礎上建成的，即今鄴北城。據左思《魏都賦》及張載註記載，城內有一條東西向大街，東通建春門，西接金明門，將全城分爲南北兩部分。城北部爲官署區，正中爲宮殿區，又分爲東西兩部分，西部爲全城北半部的中心。中間爲文昌殿，"極棟宇之弘規"（《魏都賦》），是朝會四方、宴享賓客之所，國家大典在此舉行。殿前正對端門，端門之前南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門外即東西大街。

　　東部爲宮殿署區。正中爲聽政殿，爲曹操處理政務的地方，是政權中樞。建築樸實無華，"木無雕鎪，土無綈錦"，以示爲政節儉。聽政殿前聽政門外爲升賢門，左爲崇陽門，右爲順德門，三門皆南向。升賢門外向南依次爲宣明門、顯陽門、司馬門。司馬列門爲宮殿正門，門外即大街。在聽政門至顯陽門之間東側爲中央政府臺省所在，例如納言闥、尚書檯、內醫署和謁者、節符、御史三臺閣及丞相諸曹。南出司馬道，道路兩旁有相國府、御史大夫府、少府卿寺、奉常寺、大農寺、太僕卿寺、中尉寺等。聽政殿後爲後宮掖庭，是曹操起居之所。宮殿區之東爲戚里，《魏都賦》雲"亦有戚里，填宮之東"，爲宗室外戚貴族所居。

　　第82節：安陽：童年中國的榮光和惆悵（3）

　　東西大道以南爲鄴北城的南半部，有南北向的三條幹道，中軸線幹道由南門永陽門北通宮城端門和文昌殿，東面一條幹道由廣陽門北通官署中心司馬門，西面一條幹道由鳳陽門北通銅雀園。在東西南北城門中心有赤闕、黑闕兩座，爲"最是其通街也"，亦即城市的中心。三條幹道的左右爲居民區，劃分爲若干裏坊。當時的鄴都商業十分繁榮，百貨紛陳，互通有無。四方土產，均集於此。還有製造各種器物的手工業作坊，"器用周而長務，物背空窳而就攻"。城內還營建了宮邸客館，接待四夷使臣和公私旅客。從曹操時代開始，以至整個北朝，鄴都還是黃河流域的文化中心，曹氏父子都是文學大家，在他們的創導下，四方人才，薈萃鄴都，形成了一個鄴下文人集團，誕生了我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文學，留下了大量傳世名作。曹魏以後，鄴都餘風未散，北齊時鄴下仍然是文人薈萃之地，所謂"鄴京之下，煙霏霧集"。

　　鄴城周圍環境優美。城西有玄武苑，苑內有建安十三年引漳水所鑿的玄武池，原爲訓練水軍之處，後改爲風景區。苑內有魚梁、釣臺、竹林、葡萄園。城西還有靈芝園，城東有芒林園，都是王室貴族官僚宴遊作樂的場所。

　　曹魏時代鄴城的規制和佈局，開我國古代都城的一代風氣之先。一是首先出現中軸線和對稱佈局，對後代都城的規制有很大的影響。二是宮城、官署與民居截然分開，改變了過去長安、洛陽那樣宮城和裏坊相參的局面。三是宮殿官署和貴戚所居，都集中在北部，改變了"西朝後市"的傳統；宮殿宮署區建築羣結構緊湊、佈局嚴密，進入司馬門兩旁爲各種官署，聽政殿後曹操後宮，乃按"前朝後寢"的制度規劃的。總之，曹操時鄴都建制的一系列特點，開創了都城規劃嚴整佈局的先例，對隋唐長安城、明清北京城的規劃都有一定的影響。鄴城處於平原地帶，無險可守，因築三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具有象徵政治威勢和軍事堡壘的雙重作用。

　　黃初元年（220年）曹丕代魏。次年移都洛陽，鄴爲五都（與長安、洛陽、許昌、譙）之一。又分魏郡東部都尉置陽平郡，西部都尉爲廣平郡，合稱三魏。三魏之地，在當時爲河北平原人口最集密、經濟最富庶的地位。

　　西晉時鄴城仍爲魏郡治所。晉惠帝時八王之亂，成都王穎佔據鄴，儼然如建安年間的鄴，成爲西晉王朝實際權力中心所在。永興元年（304年）東海王司馬越奉惠帝討穎，兵敗，惠帝被穎俘至鄴達一月之久。同年幽州都督王浚討穎，攻入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衆"。但整個城市建築尚未遭到破壞，此事之後鄴一直是司馬氏駐紮重兵之地。永嘉元年（307年）汲桑、石勒攻入鄴城，"遂燒鄴，火旬日不滅，殺士民萬餘人，大掠而去。"《通鑑》胡三省注云："袁紹據鄴，始營宮室，魏武帝又增而廣之，至是悉爲灰燼矣。"

　　晉末永嘉之亂，北中國陷於一片混亂動盪之中。晉愍帝司馬鄴於永嘉七年（313年）四月在風雨飄落之際登上帝位，改元建興。爲避帝諱，改鄴縣爲臨漳縣。這是臨漳縣名的始見。但實際上僅是一紙空文，因爲就在同一個月內，石勒攻下了鄴城，不久即以其義子石虎爲魏郡太守鎮鄴。

　　331年秋，石勒親自籌劃營建鄴宮，被焚燬的曹操鄴宮經過了24年之後，又初具規模。

　　公元334年石虎即位。次年遷都於鄴，以襄國爲陪都。336年開始大規模營建鄴都，進入鄴都城市發展史上鼎盛時代。石虎在原曹魏鄴城北半部宮殿區所起大小宮殿樓觀40餘所，"其於曹魏宮室改易多矣"（嘉靖彰德府志））。又遷洛陽、九龍、仲翁、銅駝、飛廉於鄴，置於諸宮之前，以壯瞻觀。曹魏時鄴城南垣鳳陽門直對石虎在銅雀園內修造的九華宮，故特崇飾此門，鄴中民謠有"鳳陽門樓天一半"之說。未到鄴城七八里處，即可遙望見此門。石虎還發動近郡男女16萬，車10萬輛，運土於鄴東二里修華林苑垣周圍數十里，並築長牆於鄴北。石虎在襄國和鄴都之間二百里內，修造了大小離宮別館44所。北魏酈道元是到過鄴城的，他在《水經注》裏對鄴城有比較具體的記載，其中有幾句很形象的話，概括地反映了石趙時鄴都宮室的繁華面貌。其雲："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磚。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反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當其全盛之時，去鄴六七十里，遠望苕亭，巍若仙居。"這已是石趙亡後將近二個世紀了。在其全盛時代，成漢使者去鄴都後返回成都，"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在十六國時代，鄴城可以說是黃河流域最繁華的一個都城了。

　　第83節：安陽：童年中國的榮光和惆悵（4）

　　公元349年冉閔之亂，整個鄴城中羯胡"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石季龍載記》）。如果羯胡佔全城人口1／2計的話，那麼石趙全盛時鄴都人口將近50萬，在當時黃河流域這算得上是人口最多的城市了。

　　公元370年後鄴城爲前秦苻堅所滅，鄴城失去了都城的地位，不過其爲河北平原南部軍事重鎮地位未變。415年，晉北高原"比歲霜旱，雲、代之民多飢死"。太史令王亮、蘇坦向魏主拓跋宏提議自平城遷都洛陽，途經鄴城，築宮室於鄴西居之。次年春正月又在鄴宮澄衷殿朝會羣臣，看來對鄴城還是十分感興趣的。其所以未採納崔光定都鄴城的意見，目的是因爲都洛陽便於南伐。可見在六朝時代鄴城在當時人們心目中是黃河下游地區最理想的都城所在。

　　公元531年高歡以北魏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的身份駐鄴。534年高歡以洛陽久經喪亂、宮室殘破爲由，遷都於鄴。次年高歡因舊鄴城（北城）窄小，動員7.6萬人在舊城之南營建新宮。元象二年（539年）九月又動員畿內10萬人，拆遷洛陽宮殿材木，運到鄴營修宮室並築城，周圍25裏；並以漳水近域，起長堤以防氾濫，又鑿渠引漳水東流城郭，造水碾，以利於時（《北史o高隆之傳》）。這是鄴南城。580年相州總管尉遲迥起兵討閥楊堅失敗，楊堅攻下鄴城，下令焚燬鄴城宮室及民邑，遷民人及相州、魏郡、鄴縣於南40裏的安陽城（今市西南1.5公里）。千年名都，就這樣既被焚燬又將民居遷空，完全成爲一片廢墟，落得了與兩千多年前殷墟同樣的命運，真可謂是歷史的巧合了。

　　楊堅毀鄴後，六朝古都頓然變爲一片廢墟，可以稱之爲鄴墟（隋唐北宋前期鄴縣所治並不是在廢城之內）。隋時段君彥《過故鄴》詩云："舊國千門廢，荒壘四郊通。"盛唐詩人孟雲卿筆下的鄴城的景氣是："魏家舊城闕，寥落無人住。"（《鄴城懷古》）到了中唐時期，鄴城廢址內已闢爲耕地。由於年代久遠，當地人甚至已不知此爲何地了。孟郊《早發鄴北經古城》詩云："微月東南明，雙牛耕古城。但耕古城地，不知古城名。當時置此城，豈料今日耕。蔓草已離披，狐兔何縱橫！"唐宋以來，凡路過鄴城、銅雀的文人墨客，留下的不少懷古詩篇，無不對"魏家園廟已成塵"（唐郭良驥《鄴中行》）的滄桑之變，表示無限的感傷。元人納賢於至正五年（1345年）十二月途經鄴城遺址，還專門作了考察，在《河朔訪古記》一文中，記載到他過鄴鎮，登三臺眺望，見鄴城舊址已是一片殘丘斷隴，問諸山僧野老，猶能在荒煙野草指點故都殘跡。昔日繁華了無蹤跡，真是令人感慨萬千！

　　那麼，爲什麼同樣被楊堅焚燬的六朝古都建康，在唐以後還能再度興起，甚至還做過一陣子全國首都，而鄴城卻從此一蹶不振呢？這是因爲，歷史上一個政權選擇它的都城，是從經濟、軍事、地理幾個條件來考慮的。鄴城背靠山西高原，面臨黃淮海大平原，又經曹操的經營，成爲黃河下游地區水運的樞紐。故其軍事條件雖不如長安、洛陽有險可持，但它經濟、地理條件卻在兩者之上。所以歷史上凡能控制山東地區而不能佔有黃河流域的政權，一般都要定都於此。隋唐爲統一帝國，當然要選擇更爲有利的長安、洛陽。北宋時代因東南經濟發展，爲漕運計，繼承五代傳統，定都開封，不可能考慮河北的鄴。更何況唐代以後魏洲、大名府興起，替代了鄴的地位，以至到宋代中葉鄴連作爲一個縣的地位也不存在了。元明清三代，大運河興修，無論從經濟、軍事、地理條件來考慮，均以北京爲上選。所以鄴於宋後，不存在復興的條件了。而建康（南京，下同）則不然，隋後雖與鄴同樣是個小縣，但五代楊吳時，因偏居東南一隅，其境內惟有建康和揚州爲長江下游沿岸的兩個重要城市。故在揚州建江都府爲首都，在建康舊址建金陵爲西都（後改江寧府）。以後鎮守江寧府的徐溫篡奪了楊吳政權，建立南唐，即以江寧府爲都城。以後在此建都的朱元璋、太平天國、國民黨政府均與其勢力發韌於長江中下游有關。故鄴與建康雖同毀於楊堅，而其以後命運竟如此懸殊，實爲歷史條件使然。

　　第84節：安陽：童年中國的榮光和惆悵（5）

　　在都城的命運史上，歷史還安排安陽演繹了一個極富戲劇性的結局。1909年，袁世凱隱居洹上，韜光養晦，以此發跡逼清室遜位；並在民國革命大潮中當起了中國最後一個"皇帝"，結果僅在位83天一命嗚呼歸葬安陽。這個意外卻戲劇性的結局使安陽不僅成爲中國第一都城，也埋葬了最後一個"皇帝"。

　　碎片或傳說　安陽，一切都像我們所知道的，當年作爲殷商的都城，隨着商紂王在朝歌的鹿臺上自焚火焰的熄滅，留給它的只是破壞殆盡的一片廢墟；而在此後的兩千年中，安陽從來沒有在達到諸如商都那樣的鼎盛與炫赫。

　　今天的安陽面積只有8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僅80萬人，以表達經濟總量的地區GDP爲主要指標來看，2005年鄭州、濟南、石家莊等城市爲1700億以上，有一定規模但城市輻射力不足的洛陽、邯鄲則爲1100億左右，安陽GDP爲556億。目前安陽僅有兩所大學（安鋼職工大學是專科，稱大學有些勉強），並且是近幾年才升本，影響力極爲有限，即使加上正在籌建的職業技術學院，也纔剛剛具備了一個城市最基本的高等教育要素。

　　的確，今天的安陽只是中原的一個尋常小城了。但是當年的安陽卻是怎樣的繁華呢？夏鼐先生在《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商代殷墟文化實在是一個燦爛的文化，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銅三個要素。"文字是人類文明的標誌。近90年來，在殷墟出土的占卜甲骨有15萬餘片，已有近5000個單字，可以識定的漢字約1700字。殷墟文字相當成熟，"六書"齊備，反映了商代政治中心高度發達的文化。商代是農業比較發達的社會，都城殷墟周圍是一個發達的農業區。在宮殿區內屬於王室貴族的一個窖藏圓穴裏，曾發現了400多把有使用痕跡的石鐮刀，比較集中地堆放着，那是農業奴隸勞動工具的集中場所。同時在安陽大司空村、苗圃都出土有青銅鏟。殷墟甲骨中已有禾、黍、麥等文字以及在殷墟遺址發現大量貯藏糧食的窖穴，都說明殷墟地區是商王朝的一個農業中心。殷墟的畜牧業也很發達，出土的家畜有牛、羊、馬、豬、犬等遺骸，主要用於食用、祭祀和動力。

　　這個都城，科技是如此的輝煌。殷墟甲骨文中有很詳細的天象記錄，卜辭中關於日蝕、月蝕和星辰的記載，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學資料。同時已產生相當完備的歷法，知道一年分四時12個月，月有大小，還知道有閏月，即古書上記載"以閏（月）定時四時成歲"。至於對氣候變化的認識，則更爲豐富，卜辭中祈求雨晴的記錄特多。在數學方面，殷人已使用十進位制，這在世界數學史上佔領先地位；同時還採用六十進位制，這就是干支記時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日曆。殷墟的商代醫生已經有了豐富的關於人體疾病、治療和藥物的知識，還能用針刺、火灸、按摩等多種方法來治病。

　　殷墟陶器製造業發達，技術臻爲完善，能生產大量外形美觀、堅硬實用的印紋硬陶，是刻紋白陶的主要產地。這種刻紋白陶造型美觀，刻縷精細，是我國陶瓷史上傑作。青銅製造業是殷代文化的代表，晚商青銅工業主要由王室貴族所控制，因而在王都殷墟集中了更多的作坊，成爲全國青銅鑄造業中心。例如安陽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重達875公斤，花紋精美，堪稱世界青銅藝術史上奇蹟。在婦好墓出土的銅器有460餘件，不少是精美瑰麗的藝術珍品。此外，從出土的遺物反映出當時在玉雕、牙雕、紡織、釀酒等方面的生產技術和工藝水平，都已達到世界水平。這些都說明了商王朝後期都城內集中了大批具有高度文化技術的人才，創造了燦爛的殷墟文明。

　　輝煌的還有商業。殷墟彝器金文中出現了"市"字，甲骨文中也有"貝"字。殷墟晚商墓葬中出現過大量殉貝。大司空村發掘的165座殷墓中，有83座有殉貝，共得貝234件，其中兩座墓內有銅貝3枚。在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出342座有殉貝，婦好墓中殉貝近7000枚。這些大量殉貝都是以貝幣形式隨葬的。《尚書o酒誥》說，商人"肇牽車牛，遠服賈"。甲骨文中又出現過"車"、"舟"等文字。這些產於東海之濱的殉貝，無疑是通過商業貿易，作爲貨幣交換而帶來的，說明殷墟還是當時全國的商業中心。

　　第85節：安陽：童年中國的榮光和惆悵（6）

　　而所有這一切燦爛的文明，在今天都只能以碎片或傳說的形式呈現在世人面前了。

　　甲骨文的重量　清光緒二十五年，也就是19世紀末的1899年。金石學家、國子監祭酒王懿榮，無意中從患病所服用的中藥‘龍骨"上看到了一種奇異的刻畫－－甲骨文字被發現了。

　　作一個假設：假如甲骨文沒有被發現，安陽也許真的只能夠殘存在歷史的底稿裏，作爲一個亡國之君的陪都。但是甲骨文改變了這一切。有了甲骨文，三皇五帝的種種豐功偉業不再是空口無憑的稗官野史。甲骨文，那些刻在獸骨龜殼上的文字所記載的，是中國真實歷史的開始。

　　但是，歷史是什麼，歷史的表象是什麼，歷史的底蘊又是什麼呢？在今天，我們要說，歷史是我們所能夠知道的過去，歷史的表象是亭臺樓榭、刀劍鼓角，是掩蓋了一切的四海昇平，是被發現了的烽煙戰火，是王侯將相、盜賊寇虜。歷史的底蘊是什麼，歷史的底蘊是那些端端方方毫無生氣的文字記載的文明。

　　而甲骨文，應該是中華文明的真正開端。

　　聯合國曾經這樣評價安陽：這裏出土的15萬片甲骨上，發現了目前中國文字體系最早的證據，至今仍爲世界上1／4的人口使用。甲骨文就像一把金鑰匙，爲今天的世界打開了中華上古社會神祕的大門，使人們洞察到那幾近失落，曾經屹立在世界東方泱泱大國的文明與輝煌。

　　甲骨文是早於篆籀、青銅銘文的古文字。作爲中國商代後期（公元前14～前11世紀）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刻（或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甲骨文應該是民族文化的"脊樑骨"，是民族文化之根。是"千年神甲、文字始祖"，是中國已發現的古代文字中時代最早、體系較爲完整的文字；與埃及的紙草文、巴比倫的泥版文書等同爲人類社會最珍貴的文化遺產。現如今，紙草文字和泥板文書都已失傳，而中國的甲骨文，在失傳近3000年後卻神奇再現。

　　甲骨文的價值就在於它具有應用和藝術的雙重性。它以象形、假借、形聲爲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漢字，仍是以象形字爲基礎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備後代漢字結構的基本形式。從語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等，其句子形式、結構也與後代語法基本一致。所以，甲骨文雖說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時期刻寫在龜骨、獸骨上記載占卜、祭祀等活動的古文字，但已是成熟的形體兼備的文字，可稱得上是書法。不妨這麼說，甲骨文奠定了中國書法藝術的基本形式，是書法藝術邁出的第一步。因爲甲骨文已具備了中國書法的三個基本要素：用筆，結字，章法。如《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商代武丁時期的作品，風格豪放，字形大小錯落，生動有致，各盡其態，富有變化而又自然瀟灑。不愧爲甲骨文書法中的傑作。而此前的圖畫符號並不全有這三種要素。所以，甲骨文的偉大不僅在於它的古老以及與現代漢字的一脈相承，更是因爲－－由於發現了甲骨文，才使得在地下沉睡了三千多年的都城重回人間。

　　這是一個都城的榮光和惆悵。當廢墟與文明同在時，對於一個古都而言，它已然有了深刻的悲劇美。

　　古都之父　所以，安陽，絕非一個尋常的都城。

　　之所以這麼說，是基於一個都城在貢獻了獨創的文字之後還能貢獻獨創的思想，僅就這一點而言，它可稱得上是中國古都之父。

　　"易"可謂中華民族的文化元典，一向以神祕和博大精神著稱。而傳說中文王演易的地方，就在今河南湯陰的羑里城，這裏因此被認爲是《周易》的誕生地。

　　史載，殷末，紂王荒淫殘暴，民怨沸騰。西部的諸侯國在西伯姬昌治理下，實力日漸強大，於是引起了殷商王朝的猜忌，紂王就找個藉口在羑里城－－其實是個土臺－－畫地爲牢，將姬昌囚禁起來。囚禁文王的地方，即羑里城，也就成爲我國曆史上有文字記載以後的第一座國家臨獄。

　　羑里城位於羑、湯兩河之間的空曠原野上，處於殷都（殷墟）和行都朝歌之間。明嘉靖《彰德府志》載："羑里蓋商獄名也，夏曰夏臺，周曰囹圄，皆環土也，紂嘗囚文王焉。"《史記》、《水經注》等典籍也記載，文王曾被囚於此地七年。在被囚禁的七年時間裏，姬昌韜光養晦，究天人之變，潛心演易，將伏羲的先天八卦改造成後天八卦，進而推演成六十四卦並系以卦爻辭，使《易》最終定型。姬昌之子姬發後來推翻殷商建立了周王朝，姬昌被諡爲"文王"，他推演的《易》就被後世稱爲《周易》。所謂"文王拘而演周易"說的就是這件事。

　　後人爲紀念西伯姬昌，在羑里城遺址上建起文王廟。明《河南通志》載："文王廟在湯陰縣北八里羑里城中，昔文王演易之所，後人因建廟焉。歲時有司致祭，三歲一遣使祭享。"清乾隆《湯陰縣誌》載："文王廟在湯陰縣羑里城。元大德年間，邑人許儀重修。"之後明成化四年（1468年）知縣尚璣、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巡撫魏有本、天啓三年（1623年）知縣楊樸、清順治八年（1651年）知縣楊藻鳳、雍正九年（1731年）知縣楊世達均有修葺。

　　今天羑里城遺址，是一片高出地面約丈餘的土臺，在城臺的南下端，建有青石牌坊一座，上刻楷書大字"演易坊"。山門前兩側，各有碑石一塊。西側巨碑上刻"周文王羑里城"六個如斗大字；東側方碑，則是著名的"禹碑"（又作《岣嶁碑》），共77字，其書法似篆非篆，頗爲奇特。

　　拾級進入山門，參天古柏佈滿了廟院。院內西側是演易臺，臺上有文王正在推演《周易》的塑像，相傳這裏就是西伯姬昌被囚演易之所，上下兩層，均是3間，東側是重修的"玩佔亭"。

　　林立在廟院中的碑刻，均是明清以來的帝王、文武官員以及文人學士頌揚文王的詩、賦、篇章。其中最爲引人矚目的是《文王易》碑，上刻《周易》六十四卦及其釋卦辭文，是研究《周易》的重要實物資料。

　　大殿（含拜殿）位於羑里城正中，歇山重檐式建築，規模恢宏，氣勢雄偉，是文王廟的主殿堂。演易臺後有一土冢，名吐兒冢。相傳周文王在羑里演易時，被殷紂王得知，爲試其真僞，竟殘忍地將其長子伯邑考殺害做成肉湯逼其吞食。文王明知是親生骨肉，卻強忍悲痛將其嚥下，爾後含淚到演易臺後吐出。後人因在此堆起一個土冢，取名吐兒冢。這個傳說是如此的悽慘，真是令人肝腸寸斷。

　　《周易》是以占筮的形式推測自然和社會的變化，是講變通的哲學，但是它卻沒有推測出其誕生地的興衰榮辱。現如今，在中國八大古都中，只有殷墟消失得最徹底。所謂大道無言，想來真是不無道理的。

　　參考書目　楊典誥《庚子大事記》　仲芳氏《庚子記事》　愛新覺羅o溥傑《醇親王府的生活》　CoPo菲茨傑拉爾德《爲什麼去中國》　王　軍《城記》　奧斯伍爾德o喜仁龍《北京的城牆和城門》　賈平凹《秦腔》　餘秋雨《文化苦旅》　李格非《洛陽名園記》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李叔同《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　李思聰《堪輿雜著》　範　強《一座塔與一座城》　柯立希（V。cornish）《大國都》　左　思《魏都賦》　酈道元《水經注》　夏　鼐《中國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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