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是缠祟台湾逾半世纪的警句。该说是民族自尊心或自卑感的驱使，我们卖力投入各项现代化竞技，经济的、科技的、武器的。在赶上先进开发国家的思维中，我们拥抱了核能享受著核电带来的便利，闭著眼睛规避伴随而来的污染与辐射的危害，直到一向是我们学习甚至忌妒的典范国家发了至今无法完全控损的福岛核爆。连施工技术与管理品质严格把关的日本都无法预防灾害与善后。而这种核能危害，主政者却鸵鸟地安慰大家，日本会，台湾不会。我们不愿，连作梦都不敢瞥视的浩劫，伊格言运用客观的数据资料加上丰沛的想像力逼我们面对了。

大多数的末世小说或电影倾向将时间设定在比较遥远的未来和模糊的地区。然而或许是因为小说警世企图的急迫性，《零地点GroundZero》给出离现在不远的具体时间空间，让虚构的人物事件增加现实的可信与沉重感。在小说的设定中，辐射外泄的事故发生在核四电厂正式商转的2015年当天，故事开始的时间则已在核灾发生后一年半的2017年。首都已紧急迁至台南，北部全部疏散禁制形同废墟，只能远远地从南部一望了。总统依旧是马英九，本应在2016年举行的总统大选在朝野协商下延后改选，马总统在任年限果然就是他的幸运号码九，印证九五至尊上奉天命的古训。意外的收益人不只马总统，还有小说虚构的核安署署长，他在灾后以救灾英雄的形象垄断论述权，一跃成为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不过真正的小说主角是一名核四厂的工程师，灾难发生时不在场区侥幸逃过一劫，身体却发生某些机能障碍导致丧失部分记忆。整本小说就是从他的追索揭开关键时刻的真相。

故事悬疑好看的部分也就是在于如何拼凑还原真相的碎片，以及描写庶民、政客、交通、医疗、金融、媒体、国际等不同角度的冲击与因应。这种侦探推理的本事在伊格言上一本科幻巨著《噬梦人》中已经充分展现过，不过《零地点GroundZero》观照的层面更多元却不凌乱。延续前作的，尚有伊格言式的暖调抒情风格，一点点的迷蒙，哀伤中偶有天外飞来一笔的幽默。早期一些过度多余的描述或情节在此已收敛节制许多，笔触反倒更显成熟洗炼。这样的风格使得他的作品有别于充斥著金属机械理性、刚硬冷酷的正宗科幻小说，也为台湾的核灾末世想像中保留些许温度。当然，对于希望强调警示效果的读者而言，灾难的恐怖性与严重性可能因此在柔焦中打了折扣。

《零地点GroundZero》刻意写入不少社会真实事物，是个合理聪明又有些冒险的安排──让虚构的故事有拟真的舞台，制造政治性的讽刺以及真假对照中的阅读乐趣。虽然看得出来作者小心的拿捏意识形态的分寸，总多了让有心人将对核能的反思化约为蓝绿对立的把柄。从张大春、朱天文到骆以军等善用时事生肉做文章的实验以来，此类写法的优缺一直仁智互见。不过，再怎么力求客观中立，看在拥核人士的眼里，反核就只是一小撮反动份子的作祟而已。刻意隐藏批判立场徒然掩耳盗铃，坦荡些反倒痛快。

八○年代后期台湾小说开始了一波政治书写的热潮。各种立场的文本用于介入社会，甚至加入政争阵营，模糊了公私虚实的界线，混杂了艺术和论述的性质。好处是，众声喧哗热闹非凡，火力全开流弹四射。缺点是，最终降低了文学做为公共讨论空间的可信度。吵累了嘶哑了，二十一世纪的小说背道而驰，不是朝内向性的挖掘，就是走向仿古拟古的路数，专心锻炼自给自足的艺术世界。这样的冷却和自觉是必要和正向的，但后遗症则是，逐渐跟社会现实不相干了。艺术自主性变成艺术自限。过去文学界一直是社会正义的发动机之一，近年来淑世的艺术功能反而旁落到影视界。文学的社会性和艺术性向来是天秤的两端，过犹不及。教科书的安全说法是两者间取得平衡。然则所谓平衡到底是说一篇著作还是一个作家的创作生涯、抑或是指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呢？《零地点GroundZero》并不是伊格言艺术造诣上的新指标，却是丰富他小说家阅历的一大步。作为一个关心公民运动的公民，我无法乐观地期待这本书成为震聋发聩的震撼弹；作为一个关注文学发展的批评家，我则好奇这是否是一颗风向球，预示作家个人、甚至是未来几年文坛的走向。

──《联合文学》第350期（2013年12月），页12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