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於《科幻世界》2018年第7期的《窮人專屬的時間旅行》（[美]黃士芬 著）（以下簡稱爲《窮人》）假想了一個由貧富狀況決定時間旅行“資格”的時代。在那個未來世界中，貧困人口急劇下降，窮人爲了保存希望，可以選擇“投資”一美元將自己冷凍起來，直到未來的某一天再甦醒過來。主角奧森就是一位被強烈建議選擇冷凍的退役老兵。但他很清楚自己並不願意被冷凍，正因如此，他選擇拒絕工作，因爲這樣就無法掙到“投資”冷凍的錢。

然而危機還是來臨了，作爲越來越稀少的“貧困人口”，他在買一塊巧克力蛋糕時被盯上並依法逮捕。在法庭上，法官以一元錢的複利來誘惑他，告訴他可以選擇在未來某一時段裏醒來，在那時他醒來即是富翁。奧森堅持要活在現在，然而他的“拒絕”面臨着越來越大的阻力。執法部門正迫不及待地用冷凍這個辦法進行“窮人清退”，即使他不願意，他也可能會被強制“冷凍”。使事態更加複雜的是，一位律師找到了他，以幫他辯護爲名帶領他上了許多電視節目，這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熱烈的討論。網友分裂爲兩派，一派是主張將他強製冷凍的“未來選擇”派，還有一派是爲他發起衆籌的“幫奧森留下來”派——雖然這些衆籌的錢根本不會到他的手裏，只會流向宣稱爲他的權益鬥爭的律師手中。

《科幻世界》2018年第7期

在未來世界中一羣人對另一羣人有絕對暴政式優勢的科幻假想並不少見，郝景芳的《北京摺疊》與J.G.巴拉德的《摩天樓》都可視爲貧富壁壘森嚴的科幻寓言。在《北京摺疊》裏，窮人和富人生活在不同的空間，他們彼此之間的往來是絕對禁止的，小說主角是一位生活在第三空間的垃圾場工人，他想要通過在不同空間內“偷渡”物件來賺一筆給孩子的學費。

如果與近期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的同樣講述美國底層礦工、垃圾場工人生活的非虛構作品《看不見的美國》相比，我們可以發現，《北京摺疊》裏“看不見”的比喻已經凝固成了故事中的生活空間與戲劇衝突——在垃圾場工作的人不僅被遺忘了，而且再也無法以合法的方式通向第一和第二空間，僅僅被限制生活在他所身處的那個垃圾世界當中。科幻小說《摩天樓》的設置更加接近一個微縮等級世界，住戶按照資產和社會地位由低層向高層分佈，職業也明確地由童書作家、電視臺攝影師逐漸“升級”爲律師、演員和地產大亨，摩天樓裏的飯店菜單和商店營業時間是由樓層高的住戶來決定的。

黃士芬的《窮人》中對於窮人與富人區隔的描寫顯得更爲微妙，人們的貧富差距不僅表現爲他們社會身份不同、活動空間各異——比如，主角是殘障老兵奧森，而富人的代表是閃閃發光的法官和律師；奧森在街頭公園長椅上曬太陽無人理睬，富人出現在法庭和電視臺上則萬衆矚目——同時也在於他們的對話已經默認了權力的次序。

奧森並不是昏聵愚昧之人，他很明白富人對他和顏悅色的緣由，他們勸他利用先進的冷凍技術，是因爲他們想盡快將他清退出這個世界，他也很清楚那些平易近人的話語中潛藏的紆尊降貴的情緒。在法庭上，奧森注意到法官以自滿的姿態向他介紹專做冷凍業務的公司，“（她的）手高高地舉過頭頂，光彩熠熠的笑容就好像正在分享一個笑話似的。”他想的則是，“那你自己怎麼不幹呢？”那位打着人道主義旗號援助奧森的律師，在以他的案件牟取到利益之後，對他的問詢不再耐煩，“我會讓我的助理打電話，用簡單的話告訴你最新進展。”他明白她的話中之義，“她的意思是用門外漢能聽得懂的話，”他想，“這纔是她想說的。”

在劉慈欣的小說《時間移民》裏，未來世界裏環境已經無法承受過多的人口，由此政府開啓了移民計劃，大使將帶領8000萬人口通過冷凍休眠來進行時空移民，他們先後到達了黑暗時代、無形時代，最終抵達了完全沒有人類活動跡象的12000年之後的世界。

《時間移民》
劉慈欣 著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4年

如果我們將《時間移民》與《窮人專屬的時間旅行》兩者比較，可以發現，同樣是冷凍人體以進入更好的時代，前者將時間旅行和冷凍技術視爲一種敘事的工具，用來推動主角見到不同的人類世界；後者則將技術本身和如何啓動技術作爲質疑的對象。再者，主角們對於應當如何選擇未來時空的衡量標準是不同的——《時空移民》重視的是有沒有和平（他們沒有停留在充斥着戰亂的黑暗時代）、如何正確地獲取知識（他們也沒有停留在人類可以獲取一切知識的時代），以及如何有尊嚴地生存（他們沒有停留在人類可以以無形的狀態存在的無形時代），最終選擇了最爲自然樸素的歸處；而在《窮人專屬的時間旅行》裏，奧森擔心的不是和平、知識和永生這些大問題，而只是他有沒有拒絕冷凍的權利。也可以說，《時間移民》講述的是大使代替8000萬人做出了決定，堪稱尋找人類棲息地的波瀾壯闊的英雄史歌；而《窮人》則是在時空旅行的科幻外殼之下，講述了最平凡的一員如何堅持反對衆人以及權威的意見，以及在無家可歸時如何抉擇的問題。

2019年第3期《科幻世界》中的《時間徒刑》（周華傑 著）一文，顧名思義是一則關於時空刑罰的故事。小說主人公在一次從21世紀40年代回到20世紀初的時空旅行中，將一張註定獲獎的彩票遞送給了經濟狀況不佳、依靠破舊五金店生存的父親手中。因爲觸犯了時間旅行法規，他被處以爲期一年的有期徒刑，將被“坍縮”在過去的某一天——“坍縮”的意思是他將在一年內不斷地回溯這一天。他被“坍縮”的時間點正是上世紀90年代的某一天，也就是他試圖改變的時間點的10年之前。

在這個坍縮點裏，他遇見了年輕時的父母。主人公上百次地度過這一天，他逐漸熟悉起這一天父母的生活作息，他試圖接近他們，他陪媽媽聊天，陪爸爸下棋，有時一天內就可以“建立起友誼”。逐漸地，他對於這一天裏無數細節的觀察，也疊加出了90年代化工廠生活的全景：他仔細地觀察“那些聳立在生產區內的細長煙囪和巨獸腿般粗壯的冷卻塔”，以及“有着醜陋工業感的腳手架和管道組成一個巨大而複雜的網絡”，也多次想象身爲四級操作工的父親的工作場景，“此刻我看不到他，但我能想象他正坐在某個鏽跡斑斑並臃腫的鍋爐前，盯着複雜錶盤上的一個個數字，比如氣溫、水壓、密度等……他看上去孤單而憂愁，在這漫長的夜裏，他也許一個整夜都碰不到個能說話的人。”

雖然使用了“坍縮”“時空旅行法”這些詞彙，但小說中對90年代生活的再現有着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除了父親下晚班的衣着——上身藍白色T恤，下身工作服褲子——小說還特別寫到了工廠傍晚的廣播，重複着氮肥分廠增產、工廠有關待遇洽談進展的男聲和女聲；更重要的是，小說也交代了這段時間正在逐漸進行的、影響深遠的經濟變革——國企改制。“他（父親）奉獻一生的國企開始了改制，許多將整個青春埋在這裏的人買斷工齡，遠走他鄉，再也沒有回來。而留下的人也並沒有過得更好，工資一縮再縮，整個工廠日益蕭條。”

送彩票的21世紀初和受刑罰的90年代初，這兩個時間點相隔10年之久，我們不知道主人公爲何一直執着要回到過去，只能看到他先是試圖在21世紀初一切變革塵埃落定時、逆轉家庭的經濟狀況——這個舉動以觸犯法律告終；接着又回到90年代初，在對往日溫馨家庭生活的不斷回溯中，他追尋到了變化開始的跡象，然而除了盡情享受那段穩定而溫馨的時光，他對即將發生的變化也無能爲力。

《時間徒刑》中觸及到的國企工廠變革對家庭生活和個人命運的影響，與其說是科幻的，不如說與回顧那個時代的純文學作品相通相承，這似乎挑戰了人們對科幻小說和純文學作品存有壁壘的既有認知。

路內的小說《十七歲的輕騎兵》描寫了一羣技校畢業生在江蘇某市化工廠的實習生活，小說在懷念青春故事的同時也抒發着當年工廠生活的榮光，“這裏很髒，這裏很大，這裏很荒涼，但它的效益還真不錯。“經歷過工廠衰敗的作者對這種榮光的轉瞬即逝表示懷念，“在我十七歲的時候，人們總是使用效益這個詞，而在此後的那些年裏，那些熱門的詞彙消失掉，彷彿他們從未使用也從未在乎過，這真是奇怪。”

“效益”當然不是唯一從人們生活中消失的詞彙，隨着時間的發展，人們會忘記更多的詞，比如託兒所、衛生所、鳳凰自行車等等，而“下崗”“通貨膨脹”和“商品房”這些詞則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他們的言談之中。小說結尾處是對於充滿不確定性的命運的慨嘆，“我活到二十四歲，技校的那幫同學已經全部都找不到了。我們在一九九二年分配到全市的化工廠，效益較好的是農藥廠和溶劑廠，效益較差的是炭黑廠和飼料廠，幾年後，這些廠都不行了，一部分停產下崗，另一發布由於環保問題被迫遷往偏遠的郊區。”

《十七歲的輕騎兵》
路內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年

雖然與《十七歲的輕騎兵》有着類似的感慨，《時間徒刑》卻顯然採取了一種科幻的解決方案——主人公試圖用穿越回來送彩票的行爲，來彌補當年家庭所受到的衝擊，這一舉動以失敗告終，他卻意外獲得了在90年代同一天不斷恣肆遊蕩的機會。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刑罰更像是對於主角念念不忘過去的迴應和獎賞：雖然無法改變幸或不幸的命運，還是可以珍惜變革之前風平浪靜的一天。

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在三年前由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舉辦的“科幻文學”主題工作坊中提出，當代中國科幻作家所能提供的最重要的禮物就是“幽暗意識”。“幽暗意識”是相對於五四文學的“憂患意識”傳統提出的，指的是科幻文學能夠觸及主流作品中不曾注意到或者不敢書寫的話題，充滿“自願站在邊緣、甘居異端的能量和想象力”。

與王德威的判斷一致，許多的科幻故事都架構於極端的甚至是反烏託邦（dystopia）的世界中。上文提到的故事裏就有富人想要強行將窮人完全清退出現實的例子，劉慈欣《流浪地球》原著也假設了一個沒有愛情也沒有文學的未來。科幻故事中的關鍵戲劇衝突根植於那個異世界之中，主人公可能肩負着反對反烏託邦核心次序的職責，也可能在異世界裏任重道遠步步爲營，這也許可以體現出王德威所說的“甘居異端的想象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兩個層面上，這種“異端”的判斷又是值得懷疑的。

一方面，極端環境裏的人物身上有着不容忽視的現實主義色彩。上文所舉出的兩篇小說的主角，無論是美國退役老兵還是國企改制員工家屬，都並非真正的異端，而是凝聚着現實矛盾的代表性人物。也就是說，這些科幻小說虛擬的並非是天外來客的奇遇，而是現實人物在由現實延伸出的極端環境中的反應，比如《窮人》裏的“強製冷凍”計劃，實際上是從美國退伍老兵無人贍養的現實問題延伸出來的。

事實上，除了以上提到的表現貧富差距與工人生活的兩篇小說，在《科幻世界》中我們還可以讀到許多基於現實、反思現實矛盾的科幻文學。比如《一個太空旅者的故事》（科幻世界2019年第2期，兔八 著）講述的是在衣食無憂的未來，人們不必再爲工作忙碌，爲了享受隨機的生活樂趣，他們自願接受AI程序的指令，而隨着遵守指令的人數不斷增多，AI指令的內容也從興趣遊戲升級成了必須執行的戒律。小說對於陷入指令迷狂、喪失人性的人羣的描寫，不禁令人想到深陷虛擬世界中的我們自己：越來越多地向手機和電腦開放權限，也越來越多地依賴智能便攜設備的智能提示。對於這般現實危險的反思在主流文學中非常稀缺，或如同宋明煒所說，科幻文學具有填補主流文學空缺之處的意義。

另一方面，這些科幻故事有時會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沒有那麼異端、與主流相通的色彩。（需要提示的是，也許我們不應該在主流文學與科幻文學中做出“光明”/“幽暗”、“憂患”/“幽暗”這樣簡單的區分，就像科幻文學不一定只對應“幽暗”意識，主流文學當然也一定不只對應“光明”“憂患”意識，優秀的主流文學當然可以獨立出主流的“光明”意識或者“憂患”傳統。）

比如在《流浪地球》的故事中，人們雖然杜絕了愛情，卻仍然堅定地相信集體主義，並在集體主義的鼓舞下戰鬥到最後一刻。再比如《時間徒刑》除了向讀者介紹了新世界的時間穿越戒律，也反覆強調着父母的養育之恩，並在篇目的末尾引用了《詩經·小雅·蓼莪》。也就是說，在“幽暗意識”之外，這些中國科幻故事文本里還有着無法割捨的、爲主流所認可的“光明”意識——比如集體主義和孝道傳統。進一步說，也許是這些“光明”意識而非“幽暗”意識，才構建出了科幻故事之下的潛文本（subtext）。

有趣的是，遭遇文化撞擊之時，這種潛文本會浮出表面。陳楸帆在前些時日南京舉辦的“科幻小說出海反思與展望”論壇中表示，中國小說在“出海”時會因爲對女性的特殊處理方式（她們總是脆弱的、無知的、天真的）而遭到西方編輯的懷疑；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也許是中國科幻故事表層下的“光明”意識之一。而無視以上的“光明”與“幽暗”的互動聯繫、過於強調主流和異端的區別，只會人爲地限定主流文學與科幻文學各自能夠表現的題材和範式，在主流文學和科幻文學之間加深文類鴻溝，也讓科幻作家與主流作家陷入彼此攻訐之中。劉慈欣曾認爲科幻作者學歷高、圈子封閉、與主流文學的交流很少，這種作家與文類間的偏見也不僅發生於中國，英國作家麥克尤恩日前也拒絕承認自己創作的人工智能題材新作《像我這樣的機器》屬於科幻文學。

2019年在北京大學舉辦的“五四與現代中國”學術論壇上，王德威將韓鬆的科幻小說“醫院三部曲”與魯迅的《狂人日記》視爲各據五四一端的兩部著作。他認爲，病、醫療與文學是20世紀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主題之一，而韓鬆的“醫院三部曲”又對此做了“大躍進”。將“醫院三部曲”與《狂人日記》並置，實屬學界和評論界對於科幻文學地位的空前認可。在近日公佈的茅盾文學獎參評作品公示名單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科幻小說作家韓鬆（“醫院三部曲”）與王晉康（《天父地母》）的身影。

“醫院三部曲”

然而，比起確認中國著名科幻作家劉慈欣、王晉康與韓鬆在中國經典文學中的位次，對於科幻文學這門文類更好的鼓勵，也許是閱讀科幻文類中無數默默無聞的創作者，以及發現他們的作品與現實建立起的密切聯繫。畢竟，正如達科·蘇文所說，科幻文學最終是關於認知疏離和差異書寫的文類。

本文爲獨家原創內容，撰文：董子琪，編輯：黃月，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