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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真實故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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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喧譁的愛

“你是哪裏人？”

每次我開口說話，就有陌生人好奇地問道。這個問題讓我難以啓齒。

我調慢自己講話的速度說：“我是來自日本的。”

他們恍然大悟，然後又補充說：“漢語講得很好啊！只是覺得你口音不太像是本地人而已。”類似這樣的對話不知重複了多少回，雖然我早已習慣，但心中總是有一絲無奈感。

事實上，我是在中國“留學”的中國人。

這天下午，我坐校車到達醫院，跟着同學來到耳鼻喉科室。診室裏，男女老幼的患者進進出出，我穿上白大褂，站在醫生旁邊，看他們與患者們交流，基本以視觸診爲主。

我開始心神恍惚——這場景讓我想起21年前，在媽媽懷裏極配合醫生檢查的我。

醫生的頭上戴着圓形的反面鏡，他靠近我的臉，發現光線不好，把側面的黃色燈光靠近我，光線刺眼，我縮身眯起眼睛。燈光聚焦到我耳朵上，醫生將他頭上的反面鏡調整到最佳角度，從我的耳輪到耳洞，一一檢查。 

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大醫院都很少有聽力檢查的設備，如腦幹誘發電位等。更何況縣城的小醫院，醫生只能用最簡單的方式來測試我的聽力。檢查了一段時間後，醫生撓着頭喃喃自語，我看見爸爸媽媽一臉絕望。

同學們進入門診室，我回過神，意識到小組見習的交換時間到了。我接着來到聽力室，發現聽力室對面，門口寫着“人工耳蝸調機室”， 我又開始恍惚，這種環境實在是熟悉。

|作者圖 在醫院見習

狹窄的聽力室裏，擠滿了大學生和護士，還有一位小患者。我們一羣醫學生隔着玻璃窗觀察護士如何操作。被測的小孩戴上耳機，手裏握着小按鈕，靦腆而緊張地接受聽力測試。

測試的步驟很簡單，聽到聲音按下按鈕即可。護士坐在電腦前操作，電腦屏幕上出現了一條折線。小患者折線的位置，比我小時候看過的自己的折線還要高。

我好奇地問護士，聽力多少分貝算是正常？護士說，正常聽力一般都是在25分貝及以下，這位孩子在20分貝前後，是比較正常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耳聾分級標準：正常聽力是在25分貝及以下；輕度耳聾是26～40分貝；中度耳聾是41～55分貝；中重度耳聾是56～70分貝；重度耳聾是71～90分貝，也就是說聽力測試時分貝數越大，折線的位置越低，聽力越差。

我突然意識到，生活這麼多年，做了那麼多次聽力測試，還不知道自己的聽力是多少分貝。晚上問爸媽，我才知道，自己當時左右耳的聽力都是102分貝。

|作者圖 障礙者手冊

耳聾是什麼樣的感覺呢？40分貝左右的傳導性耳聾相當於把無名指伸進外耳道，堵死，外界的聲音明顯聽不清了，如果仔細聽，還有那麼一點“轟隆隆”的噪聲——這是人體內的血液在血管裏流動時發出的聲音。60分貝的聾人，相當於站在電話座機旁，卻聽不到鈴聲響。

100多分貝，則是當你閉上眼睛，會感到除了自己以外，彷彿世界上毫無生命存在，任何聲音都是多餘的。

我的父母出生於60年代。奶奶是一名小學校長，父親作爲家裏的大兒子，奶奶對他要求很嚴格。父親從小成績優異，跳了很多級，19歲時，父親已從重點大學電子系畢業，此後去一所大學當了教授。

我母親是家中的二女兒。當年，外公和外婆認爲讀書是多餘的事情，更希望孩子們多分擔家務，去田裏做農活。母親一放學就要幫家裏做農活直做到晚上，纔有自己的時間去學習。

母親堅持認爲讀書纔是真正的出路。她偷偷看書被外婆發現，總捱打，但母親性格執拗，最終考上了大學。

母親所上的正是父親任教的大學。母親向我簡單地介紹了當年的情況：年輕的父親教書之餘，還擔任班主任，我母親則在另外一個班。母親回憶道，當時大家的印象中，父親的性格非常古怪——戴着笨拙的黑框眼鏡，總一個人抱着書喫飯，不愛和人交流，但精通各種知識。只是大家怎麼都沒想到，少言寡語的父親竟然會給我母親寫一封情書，還委託我母親的班主任遞給她，他們走到了一起。

母親畢業後在銀行工作，父親則離開大學的教職去了國家電網，同時還和朋友合夥開了個電腦公司。工作幾年後，經濟上安頓下來，他們打算生孩子。

那個孩子就是我。 

在縣城的一家醫院裏，母親正承受着她有生以來最難以承受的疼痛，因爲我就要出生了。

也許是我太頑皮，預產期我還在她的肚子裏鬧天宮。聽母親說，每隔幾分鐘她就會感受到一次激烈的陣痛。來看望我母親的朋友們，把兒童節的禮物送過來，以盼望我的到來。可兒童節過後，我依然頑固地待在她肚子裏不肯出來，母親已經筋疲力盡了。

幾天後的凌晨時分，我終於來到了人間。

在產房門外等待多時的爸爸，激動得熱淚盈眶。我生下來後，和其他孩子不一樣，我總是笑，不愛哭。大家都喜歡逗着我玩，開玩笑說你家女兒真好養。

有一次，表姐表哥帶我去公園玩兒，想拍張照。我總是天真爛漫地一臉笑意，母親突然想到個點子，拍張“哭”的照片吧。

拍照時，前方有一臺相機，周圍大人們看着我。趁我不注意，媽媽狠狠地拍我屁股。也許是因爲受到驚嚇，我表情漸漸僵硬，最後終於大哭起來，大人們都哈哈大笑。幾年後，親戚們還笑着說，這張紀錄那一瞬間的照片非常難得。

媽媽說，那時候她過的正是理想中的生活，她非常幸福。

   |作者圖 我小時候

我一歲那年，媽媽的幸福生活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

剛出生的我很少哭，是個安安靜靜的嬰兒。有一次，我突然發起高燒，燒到四十多度，哭鬧很嚴重，爸媽都嚇壞了，趕緊把我抱到附近的門診部，打了慶大黴素。

幾天後，高燒總算是退了。接下來的日子，一切都顯得那麼正常，我依然還是愛笑的乖女孩，看起來沒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1997年，爲了慶祝香港迴歸，家裏招待親戚一起歡騰。當時我被舅舅們抱得高高的，我哈哈大笑。

隨後大家跑到屋外放鞭炮。我走路不太穩，慢慢走到鞭炮源頭旁邊，大人們正要點火，才發現我離他們太近了。有人趕緊跑過來嘗試捂住我的小耳朵，怕我被響亮的鞭炮聲驚嚇到。但響聲已起，還是沒來得及捂住我的耳朵。

大家都認爲我會大哭，但我沒有，還是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眼睛好奇地盯着未滅的火花。

我對鞭炮聲毫無反應，這讓爸媽開始覺得不對勁，決定帶我到醫院。

在醫院裏，爲了確認我的聽力是否有問題，醫生在我的背後拼命地搖鈴鐺，在我耳邊使勁地拍巴掌，可我依舊是自顧自地盯着前方，毫不理會。

世界好像睡着了一樣寂靜。不管是誰喊我、聲音再大，都沒有作用，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們的嘴巴在空氣中動來動去。幼年的我還不知道，原來人們是通過聲音交流的。

醫生說我聽力很差，病情非常嚴重。媽媽聽了後，覺得整個世界要塌了。

長大後，父母說起小時候帶我求醫問藥的艱辛事。他們到處借錢、尋醫問藥，親戚們幫我打聽能治好耳朵的醫生。爸媽帶我去了福州、北京、上海、大連、哈爾濱，拜訪了一遍人們口中說的最好的醫生。

然而，所有爲我看診的醫生都說我的耳朵無藥可救。有的醫生無奈地看着我爸媽說，還是找其他更好的醫生吧，我們這邊解決不了，便把診斷單丟給我們。有的醫生會隨便開個藥，叫我們趕緊拿藥離開。

有一次，媽媽帶我去大連看病。當時正值寒冷的冬天，媽媽披着大衣，把厚毯子一層一層地圍在我身上。她緊緊抱着我，走在大雪飄落的路上。大雪擋住了視線，她不小心地在雪地上摔一跤，被厚毯子攘着的我在雪路上滑了好幾米。

媽媽着急地站起來，跑過來看看我有沒有受傷，看着我依然睡得很香，抱頭大哭：“爲什麼會這樣，爲什麼！”

父母抱着最後一絲希望，來到北京的一家大醫院。

經過精密檢查，醫生寫了個權威的診斷書——神經傳導性耳聾，雙耳重度耳聾。

爸媽依舊不願相信眼前的事實，半天才鼓起勇氣問：“孩子的耳朵還有治好的希望嗎？” 

那位醫生耐心而誠懇地說：“目前來說，國內最好的醫生也解決不了耳聾。近年來國外好像有成功的案例，但那個是第一次成功的，總體來說成功率還是非常非常小。她以後只能上聾啞學校了，讓她學手語吧。我們真的救不了你們。”

醫生的話好像一把無情的劍刺中爸媽的心，他們來不及思考就痛徹心扉。

然而，媽媽懷抱中的我，對這一切渾然不覺，“嘻嘻”笑了起來。

母親不願就此放棄。她得知被稱爲“中國海倫·凱勒”的聾啞人周婷婷，不但上了大學，還順利畢業後，覺得自己的孩子也是有希望的。

爸爸則用電腦瘋狂地查資料，得知人工耳蝸能使重度耳聾重獲聲音，但需要做過精密的手術後纔可以佩戴。在1997年，只有在澳大利亞、美國和日本，能做使重聾患者獲得聽覺的手術。

於是，父母重新定製了人生計劃——辭掉工作，一起去日本留學，讓我做手術，戴上人工耳蝸，把我培養成正常的孩子。

2歲的我先被寄放在外婆家，我還不會說話，只能用幼小的手比劃一下想要的東西，比如櫃子上的餅乾。如果對方拿的是旁邊的玩具，我會暴躁起來，哭鬧、摔東西。

3歲時，母親從日本回來看望我，給我配上了人生第一個助聽器。

突然，我聽到了聲音。但對當時的我來說，一切都是噪音。就像出生後的嬰兒，註定被關在漆黑一團、伸手不見五指的籠子裏，生活了1000多天後，突然出現一道光線，對於長期待在黑暗的人會產生極大的刺激。

人的瞳孔有自動調節能力，或許還可以馬上適應，但耳朵不像瞳孔有自動調節能力。如果助聽器沒有塞好，它會自動發出刺耳高音：“嗶、嗶、嗶——”，彷彿它會刺破鼓膜。

“好吵啊！好吵啊！”

我無聲地咆哮，抓自己的耳朵，粗魯地摘掉母親辛苦掙來的助聽器。我不肯戴，寧願一直待在安靜的無音環境下。

爲了讓我適應，媽媽帶我離開了家鄉，安排我住進福州聾啞寄宿學校。

有了助聽器後，我便開始學習說話。第一次跟老師學發音，說數字1、2、3。有一天，老師問我，你幾歲了。我便拿出三根手指做出OK的手勢，慢慢地說出“san”。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會用語言交流。知道我能說出話以後，父母都樂壞了。過了不久，我又學會說出“爸爸、媽媽”。父母聽到我說話後看到希望，他們更不願放棄了。

寄宿生涯中，我不記得自己能說多少單詞。我會的詞語不多，發音不清晰，也不能說出完整的句子。

1999年，4歲的我第一次坐飛機來到日本，爸爸在機場接我，還把我高高抱起來。

在我來之前，父親住在日本福井縣，沒有任何熟人，他邊學專業課邊學日語。90年代，日本的物價比中國貴很多，他只得用獎學金租個矮小的舊房間。

爲了省錢，他一年兩件襯衣交換着穿，皮鞋都穿出皺紋，每天只花100日元來應付飲食，都是喫些毫無營養的素面。

福井是一座小城市，靠近日本海，冬天的氣溫非常低，零下十幾度的冬天晚上，父親僅靠一層毯子和小電爐取暖，睡覺的時候由於太冷，父親像哆啦A夢一樣鑽進儲櫃裏睡覺。

長大後，我看到家裏的毯子有一塊燒焦的痕跡，問母親這是怎麼回事，爲什麼還留着。母親低聲細語地告訴我一切。父親獨自一人在日本過的那些苦日子，都濃縮在那一塊焦痕中。

不久後，母親成功申請到父親同樣的大學讀碩士。但他們並未住在一起，而是和其他留學生一起合租。她省喫儉用，白天啃日語書，晚上就在便當工廠打工。工作到深夜，還可以得到一些快過期的便當，這樣她就不用爲喫的愁眉苦臉。

爲了我能在日本生活得好一些，父母攢下獎學金、打工的錢和省下的錢，從小房間搬了出去，租了一間有廚房有客廳的公寓。我們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一家三口的生活。

                  | 作者圖 日本名古屋國際機場，一家團聚

在公寓旁邊，有一所聾啞學校附屬的幼兒園，大多數同學是輕度聾兒。恰好，我來日本的年紀，4歲，是日本小孩剛剛開始正式學單詞的時期。

我第一個會說的日語是“まって”，意思是“等等我”。我已不記得當時如何學習到的，或許，我只是不想被人們落下不管。

有時候，幼兒園外的聾人中學生會過來陪我們一起玩，那是我第一次接觸手語——這也是她們唯一的交流方式。其中，有兩位姐姐對我非常好，經常帶我去超市裏的小樂園玩遊戲、喫飯、買零食。還貼心地寫了紙條說明如何做日本客家菜——日式漢堡肉餅和天婦羅給我母親看。

日本的幼兒園會安排野餐活動，這時需要母親做便當。大多數時候，母親在日本還是選擇做中國菜。但爲了讓我融入進去，母親開始認真向二位姐姐學習做便當。

日本女性做家務往往比較細心，比如做漢堡肉餅就需要複雜的前期準備，但媽媽常常忽視那些對她來說不重要的部分，幾乎沒有做過像樣的漢堡肉餅。媽媽自嘲，說她不像其他日本媽媽做那麼可愛的便當，常常對幼年的我道歉。

“だいじょうぶ！（沒關係），媽媽，您做的菜什麼都好喫。”

當時我還不能這麼表達，因爲我還不會說。 

不久後，父親博士畢業，他導師介紹他去一家醫用電子株式會社工作，總部在600多千米之外的神戶兵庫縣。

有一天，爸爸租了輛車，說要帶我們去旅行。當時的我不知道去哪，但就是很興奮。坐上車的後座，我看路邊的風景，就不知不覺睡着了，一覺醒來發現外面已經天暗了。

我們到了神戶。父親開了兩天一夜，把車停在公安局門口的停車場。父親帶着我下車，路過公安局的門口，走進一座5層的小公寓。

我們爬到最高層，用鑰匙打開門，“咔嚓”一聲。父親跟我說：“這就是我們的新家，我們以後住這裏。”

我的瞳孔一瞬間放大了，驚訝地擡頭看着爸爸，他會心一笑。要知道，在我的童年記憶中中，父親是寡言少語的。

那天晚上，我們在陽臺看明石海峽大橋在遠處閃閃發光，是彩色的。

來到神戶後，我迅速適應了新生活。每天坐媽媽自行車的後座——小孩的專屬座位，去3公里之外的普通幼兒園。剛從大學院畢業的母親也有了新工作，和父親同一個公司。爲了能早點回來煮飯教子，她拒絕了上司的邀請——升級正社員。

爲了讓我更好地學習中文，母親註冊了收費的中文電視臺，每天堅持把節目錄到盒式錄音磁帶裏。媽媽下班一回家，就會陪我把錄下來的節目一起看完，翻開從中國買回來的拼音書，一個一個教我發音。

她從百元店買了白黑板回來掛在客廳牆壁上，客廳中間有一座椅子讓我坐在椅子上，客廳秒變小教室。

媽媽站在白黑板前：“che。”

“se。”

“不對，仔細聽我的，che。” 

“se。”

媽媽靠近我的臉，拿起我的手靠近她嘴邊，無聲地說：“che”。我的手可以感受到從她嘴中吐出了氣體，她是想教我要發出這個效果。

不管我有沒有講對，媽媽一直沒有放棄，一定要教到我完全掌握怎麼正確的發音爲止。

比如說“r”需要捲舌頭，媽媽會給我做個動作給我看。母親讓我通過看和接觸的方式，使我慢慢理解如何發聲。

我不認真，媽媽會打我手，我想放棄，媽媽也會打我屁股。只有我說對了，媽媽纔會開心地誇我。

|作者圖 20歲成人禮和媽媽一起度過

母親教育我特別嚴厲，猶如虎媽，但沒有她，可能我說話現在還是不三不四的。

高一的時候，媽媽曾經給我寫了一封信說，其實她打我一頓，媽媽心裏就會心疼一次。罵我打我都是希望我能講好，希望以後我不會被受到欺負、過痛苦的一生。

“不要依靠政府來養你，而是要學會自己養活自己。”

“即使以後在日本生活，但絕對不能忘記母語，因爲我們是中國人。”

一天，媽媽收到了電話，開始講起中文，那是來自中國的長途電話。突然，媽媽在我眼前崩潰下來。我跑過去發現媽媽的臉，已是淚流滿面。

我當時什麼也不知道。等她掛完電話後，我帶着哭腔問：“媽媽，媽媽，到底怎麼啦？”

“小孩不要懂大人的事情。”

我一無所知，只是不忍心我媽媽哭得那麼傷心。撲在她懷裏，我急壞了，跟着媽媽大哭起來。

“是誰打的電話害我媽媽那麼傷心？到底發生了什麼？爸爸呢？爸爸在哪裏？爸爸快點回來！”

跑去客廳的窗口打開窗戶，我往外面嘶喊：“爸爸！爸爸你在哪裏！爸爸你回來！” 

窗外下面是車水馬龍的國道，我也不知道我的聲音會不會有人聽見。媽媽趕緊抱着我，往屋裏走。

2000年，父母在日本生下了妹妹。以當時他們的經濟情況和精力上來講，養不了兩個孩子。妹妹生下不久後，母親帶着她回到中國，由外婆來帶。他們打算等到父親工作穩定後，再把妹妹接回來。

剛過完週歲的妹妹，很喜歡到處亂摸，一摸到東西就往嘴裏放。一次，妹妹抓住桌上的花生米往嘴裏塞，不小心嗆了一下卡在喉嚨裏。儘管叫了救護車，但沒有搶救過來。

母親當初是爲此而泣不成聲。

我只知道，那天我嘶喊哭泣的行爲一直留在心裏無法忘卻。的確，那時從我小小的心中萌出英雄主義，是來發自內心中的喊聲——想知道情況，想保護媽媽，但我什麼都聽不懂、聽不見——這是多麼痛苦的一件事情。假如當時我能聽懂電話中的內容，我就會懂得安慰我母親，而不是隨便對外亂喊亂叫，不會更加讓母親悲痛欲絕。

從那以後，我更加努力地一遍一遍地跟着媽媽讀，讀到正確爲止。

一次傍晚從幼兒園門口出來，看到媽媽推着着自行車過來，我爬上後座。從幼兒園到家需要上個小坡，坐在後座看着媽媽背後，卻能感覺她騎得氣喘吁吁。

終於騎到橋上，再經過一座橋和小坡路，會看到明石西公園。媽媽停了下來，望着橋下的小河，我依然坐在座位上。然後，我看到媽媽用手指着什麼。

媽媽調整了車的位置，把後座靠近了橋的欄杆，好讓坐在“王座”的我能看到媽媽指的地方，那裏有一隻烏龜慢吞吞地划水。

不久後，一隻白鷺飛了過來，我激動地指着遠方說：“哇，媽媽，那個！”

這一次，媽媽沒有修正我的發音，我看着媽媽，她臉上露出慈祥的笑容，仔細一看，媽媽的眼角出現了不少皺紋，滄桑了許多。

| 作者圖 從福井搬到神戶

過完5歲生日後，父母帶上我去西宮市的兵庫醫科大學，看了幾次門診、做完聽力檢查後，我的人工耳蝸手術定在2001年10月。

每一次做重大決定，父母都非常慎重：哪個醫院可以做人工耳蝸，日本的醫療制度、手術經費、保險問題等。留學時期，他們已經瞭解得很透徹。

手術前，醫生叫父母籤手術同意書，並提示，這次手術含有很大的風險：很有可能傷到面神經導致面癱。即使在科技發達的日本，人工耳蝸手術的成功率還未能達到70%。

面對醫生的忠告，母親憂心忡忡，簽字時，她的手無法控制地顫抖。

爲了我的醫療費和以後的學費，父母平時過得非常簡樸。尤其是我父親，幾乎不爲自己花多餘的錢，騎行15公里去公司上班，午餐喫自己做的便當，一年四季輪換着穿三套西裝，除書籍之外，他很少爲自己消費。

但爲了讓我開心，他們會慷慨地買下我喜歡的東西。比如爲我買了《プリキュア（光之美少女）》的圖繪本和剪紙本。即使反對快速餐，但爲了滿足我的小心靈，他們還是常帶我去喫。一看到我獲得玩具時的喜眉笑眼，父母都拿我沒辦法。

住院期間，同一個房間有六個人，其中只有我是小孩。即使有母親的陪同，但大多數時間依舊很無聊。我很牽掛九樓——每次坐電梯停在九樓時，從電梯裏能看到門口有個小遊樂場，裏面有很多同年齡的小孩子在玩——後來才知道九樓是兒科。

幼年的我天真地以爲，那層是醫院唯一的遊樂場。好幾次坐電梯，我想直接去九樓，但大人們牽着我的手說不要亂跑。因此每當護士來確認點滴情況時，我都抓着護士姐姐的手，多次求她帶我去九樓找小朋友玩。

她笑着說：“下次哦，下次帶你下去玩。”

懇求了幾次後，終於有機會來到了九樓，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那天下午，在護士姐姐的引導下，母親牽着我來到九樓的遊樂場。護士跟我媽說了一些注意事項：能讓我玩到幾點，要記得及時回病房做術前檢查等等。

母親點點頭。護士姐姐蹲下來跟我說：“要玩得開心哦。”說完後便離開了。我小心翼翼地進去，看到房間裏擺放着各種玩具和兒童書，甚至還有兩臺任天堂的遊戲機。

房間裏只有我一個小孩，不久後，終於來了個小朋友。一個戴着針織帽的白皮膚小男孩走進來，他母親還衝我們打招呼。我心花怒放，拿起遊戲機看着小男孩，他領會到我的意思。他媽媽教我怎麼操作遊戲機後，我和小男孩一起玩馬裏奧。那是我第一次接觸電子遊戲，我覺得很刺激。

玩得正歡快的時候，屏幕裏的夥伴沒有跟上來，往身邊一看，小男孩放下遊戲機，臉色有點蒼白。她母親跟我們道歉說，到了要回病房的時間了。

離開前，小男孩笑着跟我說：“楽しかった、また遊ぼうね（玩得很開心，我們下次再一起玩哦）。”

我大概在遊樂場裏待了十幾分鍾。看到小男孩離開，我跟媽媽說，我們也回病房吧。

九樓，好像也不是一個我曾以爲任何小朋友都可以去玩的地方。這時候我意識到，跟疾病鬥爭的孩子，不是隻有我一個。

手術前，我打完麻藥，動彈不得，但被推進手術室前還保留着模糊的意識。我在病室躺着，主治醫生、護士和爸媽都站在我面前，和我說“要加油”。我手上緊緊握着《光之美少女》圖繪本，然後交給爸媽，衝他們點點頭。

不久後，我被推進手術檯專用的電梯，我使勁睜着眼睛，模糊地看到爸媽站在電梯門口，爸爸抱着媽媽的肩膀，媽媽用手帕捂着自己的臉。電梯門要關起來那一刻，媽媽還是沒忍住，哭了出來。腦袋的朦朧狀態使我有個錯覺——我可能會死掉。

我是誰，我在哪裏，我要去哪裏。我不恐懼，而是茫茫的未知。

離開電梯後，依然能感受到車輪在動，車輪的震動傳導到我後背。我曾經想象過，手術室門是自動門，但實際是一條一條的簾子門。經過淡藍色的簾子後，我被推進手術室，一道刺眼的光照進我的眼睛，應該是手術燈。燈光太閃，我眯起了眼，感受到醫生戴着的塑料手套碰到我的耳朵，最後我徹底失去意識，進入了夢鄉。

我醒來時，人已經在病室裏，頭部一陣陣痛，身體還不聽使喚。我慢慢擡起手腕，摸着頭部，發現有一層一層紗布圍着。

經過一週的休養後，母親帶我去人工耳蝸調機室，心之嚮往的一刻要到來了。

經過聽力測試——測最小、最低、最高的聲音後，人工耳蝸就配好了。

開開關的那一刻——彷彿在死寂的湖邊，突然一羣魚在湖中跳來跳去，湖上的水面出現了各種半圓形的波動。

2001年秋天，我人生中出現了新的“生命力”。

看着我表面上沒有反應，醫生暫停了跟我母親的談話，擔心地問道：“怎麼樣？”

空調吹風的聲音、醫生桌子上的時鐘滴答滴答聲、走廊的走路聲。

“聴こえる！どうしよう、なんでも聴こえる！（我能聽到！怎麼辦？我什麼都能聽到！）”

似乎一切都很不真實。沒想到“聲音”原來這麼好聽，沒想到“音樂”這麼動聽。

醫生看到我的反應，大笑起來。

2018年4月，由於緊張，外科手術基本操作這門考試我沒有考好。想到平時練了那麼久，我心情很低落。

那天晚上開班會，同學一起看與中國文化有關的視頻。作爲去往哪裏，都缺乏身份認同感的“國際人”，我常常感到和班裏同學格格不入，悲傷的情緒突然湧入心頭。

這時，我心中萌生出了一個想法：打開微信和爸爸說，今晚我們可以視頻嗎？

雖然母親和我最親密，但那天晚上我不敢面對母親。父親一直都很理解我，起碼他不會說很難聽的話。

我離開座位，穿過後門走出教室，站在教學樓昏暗的走廊裏，呼叫我父親。

“喂，寶貝畹瑩。” 

我慢慢和爸爸聊起最近發生的事情，包括聊到上午考試可能考砸的事。

說到這裏，眼淚已經在我眼睛中打滾，爲了不哭出來，我昂頭看着月明星稀的夜空。

我甚至說出了一句話：“我覺得我不適合當醫生，和普通孩子比起來我真的就是個學渣。” 

父親說：“你仔細想想，你小時候爲什麼那麼想當醫生呢？”

過了兩天，媽媽知道了我的困惑，在微信裏給我發來一段話：

“任何人要想做成一件事情都是不容易的。就拿你的父母作例子，爲了給你治病，放棄了在中國優異的工作條件，來到日本。一份耕耘一份收穫。雖然我們來日本比在中國工作辛苦，但是最大的收穫就是把你培養成跟正常人差不多。我每次跟你提這些，是想要告訴你，你付出多少就能收穫多少，第一次醫院查出你耳聾的時候，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聽到你會叫一聲爸爸、媽媽，哪裏敢奢望你能上大學，所以人的潛力很大，只要你努力了。”

2018年5月27號，我第一次見習外科，有幸進入手術室，學習的是麻醉。

看到一位不到兩歲的小患者被抱進來，又從護士那裏聽到，他做的是人工耳蝸手術時，我心裏特別震驚。沒想到僅僅16年後，我能作爲醫學生親眼看到自己曾做過的手術。

我心裏默默爲小男孩加油。

路上我在校車上，默默連上藍牙耳機，聽SEKAI NO OWARI的《sasanqua》：

夢を追う君へ，想告訴追夢的你，

思い出して，つまずいたなら，いつだって，處境艱難的時候，記得想起來，不管什麼時候，

……

僕は知ってるよ，我一直都知道，

誰よりも君が，你比誰都要耀眼的，

一番輝いてる瞬間を，那個瞬間。

-END-

撰文丨曾畹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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