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鳳凰周刊》|發布日期：2012-04-01]2010年10月17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宣稱：「多文化和諧共處的童話在德國已經不靈了。」這其實是進入新世紀後，西歐各國對多民族問題共同的結論。素有種族大熔爐之稱的美國，同樣傳來對多元文化的深刻不信任。三度當選科羅拉多州州長的迪克?拉姆（Dick Lamm）在其《我有一個毀滅美國的計劃》一文中揶揄道：世界上的種群總是忙著相互仇視——如果他們還沒有忙著相互仇殺的話。迪克?拉姆的話，得到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一項花費十年調查研究的有力佐證，他在調查了40個美國社區的26200人之後發現，一個社區越是種族多元化，成員之間越是缺乏信任。種族多元的社區「不信任當地市長，不信任當地報紙；他們拒絕相信他人，更不會相信社會機構」。以多元主義文化解決多民族相處之道，是戰後西方國家基於二戰慘痛經驗、人權革命、對種族主義批判反思的產物。相對一元文化主義的「大熔爐」，多元文化主義強調社會是一個「沙拉碗」——各民族文化之間交流的同時，注重保持各文化的獨立性，反對政府對強勢文化的確立和扶持。1970年代，加拿大政府認識到新移民在其社會和經濟活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將多元文化主義作為基本國策在憲法層面確立下來。另一個移民國家澳大利亞緊隨其後，用文化多元主義替代了此前臭名昭著的同化政策。戰後，歐洲在迎來大批移民之時，部分國家也將多元文化主義奉為圭臬，處理複雜的種族問題。歐洲由一個嚴苛的種族主義社會，一躍變成一個高度包容開放的社會，但2005年英國倫敦地鐵爆炸、法國巴黎騷亂，事實上標誌著歐洲各國多元文化主義的失敗。只是，西歐各國對多元文化浪漫主義的反思和明確的一元文化回歸，並不簡單意味歐洲重歸戰前的一元文化，而是如何解決多民族共處的重新探路。種族主義的歐洲歐洲自古是多民族地區，隨著19世紀歐洲民族主義興起，從一戰後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以及奧斯曼帝國的分崩離析到20世紀末蘇聯和前南斯拉夫聯盟的解體，民族國家成為歐洲的主要政治體制形式。即便如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嚴格意義上並不是歐洲現狀，許多民族國家內部依然存在不同的少數民族和文化。即便被認為是民族高度單一的德國，丹麥的德國問題專家沃夫岡?詹克（Wolfgang Zank）也將歷史上的德國稱為「大熔爐」。直到1914年，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的衝突，德語方言之間巨大差距帶來的政治衝突一直困擾著德國。德國的國家認同，是隨著經濟發展，福利體制的建立逐步建立起來的。歐洲的所謂民族國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少數民族的強硬政策上。比如德國對世居其東部的索布人曾採取同化政策，納粹德國時期達到高潮，索布語被完全禁止使用。19世紀末約有15萬人講索布語，到2004年，即便德國政府開始保護索布文化，會講索布語的人也下降到5萬。作為近現代民主政治的發源國，英國同樣有著很不光彩的少數民族政策史。歷史上，英國人一直把愛爾蘭人描繪成野蠻落後的烏合之眾，並試圖以此為16世紀針對愛爾蘭人的大屠殺提供正當性。英格蘭人對愛爾蘭的盎格魯化由來已久，1367年通過的《基爾肯尼法案》就是為了壓制愛爾蘭人的語言和習慣。1831年，英國貫徹初級教育體系時，將愛爾蘭語從教育體系中連根拔除，在學校說愛爾蘭語的孩子被同學和老師嘲笑和懲罰（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事發生在土耳其庫爾德地區，學生信息員一旦發現有同學在家講庫爾德語，就報告老師，並在第二天上學時群毆該學生）。即便1921年北愛爾蘭州建立後，50年內愛爾蘭語都未能進入廣播電視系統。二戰後，受英國政府邀請，一些英殖民地的黑人到英國來建設「祖國」，不過，迎接他們的卻是公共場合中「黑人莫入」的標語，以及尋找住處時房東們冷冰冰的拒絕。如今在時尚界大熱的「英倫情調」，據約克大學助理研究員瓊?班姆哈奇森（June Bam-Hutchison）考證，這個概念實際上有個種族主義的源頭——它來自1905年《外國人法案》，該法是為避免尋求避難的猶太人破壞影響「英國性」。多元主義的歐洲二戰後，英國少數民族政策大幅寬鬆，如1990年代後，分別給予威爾士語以及蘇格蘭蓋爾語在威爾士和蘇格蘭與英語同等地位，並於1998年的《貝爾法斯特協議》終於承認愛爾蘭語在英國的合法地位。2000年，英國簽署《歐洲區域或少數民族語言憲章》，承認「語言多樣性是英國人民的共同財富」。2006年，英國政府在和愛爾蘭政府簽訂的《聖安德魯斯協議》中承諾要促進旨在保護愛爾蘭語的立法工作。但是，長期的同化政策，使如今北愛爾蘭會愛爾蘭語的人僅剩10%，以至於《愛爾蘭語法案》一直處於難產處境。今天，隨著南斯拉夫解體、愛爾蘭共和軍和巴斯克埃塔組織的停火，以及舊殖民地瓦解後移民潮的湧現，歐洲的民族問題主要是移民問題。2010年，歐盟總人口中，有4730萬居民出生在外國，佔總人口的9.4%，其中6.3%出生在非歐盟國家。為順應這一潮流，1983年英國種族平等委員會發布報告，鼓勵媒體體現英國社會的「多種族特徵」。BBC承諾「節目要反應英國社會的多元化，要走進民族、文化、宗教以及非宗教的團體，促使英國人了解他們的風俗和想法」。此外，一些巴士司機被獲准工作時不用穿統一制服，並保留宗教服飾及大鬍子。2001年，穆斯林女警被允許戴頭巾工作。2009年，英國政府承諾到2011年11%的政府僱員將會是少數民族。荷蘭也以多元文化政策來應對人口構成的變化，並在1980年代將其定為國策。1983年，荷蘭頒布一套旨在保護外來移民的政策，特別是原荷蘭殖民地移民以及在荷蘭社會地位相對低下的外來僱工（必須符合這兩點之一，才會被荷蘭官方確定為少數民族，故華人在荷蘭至今沒有少數民族地位）。該政策的目的，在於推進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保障文化的多元以及幫助劣勢民族提升社會地位。如今，在英國、法國的政府文獻上已經較少見「黑人」、「阿拉伯人」、「亞洲人」這樣的稱呼，盡量避免民族識別，身份證上不會標註種族信息，而只是有出生地信息。在荷蘭，雖然法律上對少數民族的劃分依然存在，荷蘭政府和社會卻越來越多地使用「Allochtoon」一詞來指代父母至少有一方為外國人的荷蘭人，而避免使用具體的民族名稱。多元文化主義的恐懼與反思然而，2005年的倫敦地鐵爆炸，以及時有聽聞的穆斯林移民的「榮譽謀殺事件」，終於使一些歐洲國家開始反思自己的民族政策：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首相卡梅隆以及法國總統薩科齊前後腳宣布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在本國的實施已經徹底失敗，並著手開始（實際上早就開始了）他們的一元文化政策。法國出台法律禁止在公共場合穿戴有宗教特色的衣服或飾物，驅逐流浪的吉卜賽人。英國首相卡梅隆警告說：「我們必須注意到發生在我們自己國家的事情」，「多元文化主義已經損害到了社會主流價值觀。」卡梅隆的話不是沒有根據，有媒體預測，按目前趨勢，到2025年，歐洲將有1/3的新生兒出生在穆斯林家庭。另有德國一家媒體預測，到2050年，德國將成為一個穆斯林國家。歐洲此前多元文化主義最大的惡果，是政府對文化多樣性的刻意維持，導致少數民族自我封閉，難以融入主流社會。在一個有成熟的核心價值觀的民族國家，刻意強調和維持文化的多樣性到底有多大必要？自「9.11」尤其是2005年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後，這個問題終於在歐洲突破「政治正確」的禁忌。越來越多國家轉向一元文化主義。一元文化主義強調的不是同化——縱然可能是最終效果——而是在不同文化的自然交融中保留主流文化最核心的價值觀。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如此定義這個價值觀：「我們的核心價值——對民主、法制、寬容、平等原則的信仰以及對這個國家和她的遺產的尊重——才是讓我們走在一起的保證，才是我們應該堅持的原則。」一元文化主義反對政府刻意追求文化的多元和迥異，要求不同文化尊重和接受普世價值觀，與普世價值不符的則予以摒棄。比如德國巴登－符騰堡州會對移民進行旨在去除「不可接受的」價值觀的測試，有一道題問移民者，如果孩子告訴自己他是同性戀，父母怎麼做，標準答案是「心平氣和地接受」。由多元文化主義轉為一元文化政策最嚴厲的國家當屬荷蘭。1985年，荷蘭頒布的基礎教育法賦予非荷蘭語母語教學以法律地位，並由政府給予扶持。但90年代，非荷蘭語母語教育即被視為對荷蘭國家認同感的威脅。此前，荷蘭政府曾出資為少數民族設立代表機構，如今，這些機構遭冷遇而影響力日漸微小。移民的入籍儀式可視為荷蘭轉向一元文化政策的典型。入籍者通常會獲贈一件象徵國家團結的禮物，或國旗色的蠟燭，或帶有鬱金香圖樣的土豆。入籍者被要求學習荷蘭歷史和文化，對荷蘭的英雄傳說和橘色威廉這樣的歷史偉人有所了解。政府對少數民族優惠政策的轉變並非荷蘭。英國種族平等委員會一度為少數民族文化團體撥款，2007年後，撥款對象轉為促進種族平等的團體。即便是擁有四個官方語言的瑞士，政府也不允許除此四種語言以外的教學（語言課程除外）。瑞士大學或政府機構雖然有女性配額錄取，卻並不存在基於民族識別上的優惠政策。即使美國這個被認為是多元文化最成功範例的移民國家，同樣面臨著多元文化的恐懼和反思。1998年2月，美國與墨西哥的一場足球賽上，9萬名到場球迷沉浸在墨西哥國旗的海洋中，少數亮出星條旗的觀眾被打得抱頭鼠竄，然而，這場比賽的地點是在美國洛杉磯，球迷幾乎全是美國人——講西班牙語的美國人。美國遠不像歐洲國家，從多元文化主義迅速撤退。但亦不難看出某種動搖的端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一次裁決中，支持了公立和私立學校在錄取學生時，對少數民族學生給予適當優惠政策的做法，並表示「這種優惠政策將在25年後變得無關緊要」，它暗示最高法院在25年內都會支持各高校的相關政策。然而，僅僅9年後的今天，最高法院宣布再次接收一個類似案子，意味著最高法院很可能改變原先的立場。與美國相似的是澳大利亞。2005年，悉尼發生嚴重種族騷亂；2006年澳大利亞政府開始為入籍者進行英語語言能力和澳大利亞歷史測試；次年，移民和多元文化事物部改名為移民和公民部。澳大利亞和美國對原住民的照顧政策從來就不缺批評的聲音，批評者認為這些照顧政策除了讓原主民好吃懶做以及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實際上的福祉。例外也有，比如挪威政府就為高素質移民提供了「輕微配額照顧」政策。更多國家的做法是，在保證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的前提下，政府盡量少插手民族事宜，少做或不做民族識別。毀譽參半的加拿大經驗多元文化主義在其發源地加拿大被認為是巨大的成功。加拿大政府在1963年建立的皇家雙語雙文化委員會被認為是多元文化主義的覺醒。該委員會的建立旨在找到一條「在充分吸收少數族裔文化的前提下，在兩大種族（盎格魯-撒克遜人和法國人）及其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加拿大聯邦」的路子。之後，多元文化主義更是在《權利和自由大綱》中找到了憲法中的地位。1988年，加拿大政府施行《多元文化法案》，將多元文化政策細化和加強。加拿大對多元文化主義的重視直接體現在選舉手冊上，該手冊以38種語言發行，包括11種土著民族語言。政府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顯然得到了加拿大公眾的擁護，調查顯示，支持多元文化主義的加拿大人從1989年的63%上升到了2002年的74%，認為多元文化有損加拿大國家認同感的人從35%降到32%。加拿大至今是世界上人頭移民數最多的國家。根據人口普查數據，16.2%的加拿大人口屬於有色人種，人口超過10萬的民族有34個。官方統計預測，到2031年，約一半15歲以上的加拿大人會是在國外出生，或者至少父母有一方在國外出生。伊斯蘭伊斯瑪儀派第49任伊瑪目阿迦汗四世認為，「加拿大是地球上最成功的多元化社會」，是「世界的楷模」。然而，多元文化主義對已處文化強勢地位的多數民族沒有太強的吸引力。講法語的魁北克人就對多元文化政策充滿懷疑。縱使加拿大政府已將英語和法語並列為加拿大官方語言，魁北克人仍擔心多元文化主義會使魁北克人僅僅被當做「眾多民族之一」。「對於魁北克人來說，多元文化主義不過是英裔加拿大人強加給我們的概念。」國會議員賈斯丁?特魯多（Justin Trudeau）說，他的父親皮埃爾?特魯多（Pierre Trudeau），正是1971年將多元文化主義定為國策的時任首相。一位魁北克人黨成員對多元文化的唾棄更是直接：「多元文化主義不屬於魁北克人的價值觀。」類似的批評也來自民間。作家內爾?比索達（Neil Bissoondath）在其《兜售幻覺：加拿大對多元主義的病態崇拜》一書中說，多元文化主義實際上是對少數民族的一種禁閉，使他們封閉在狹小的文化空間而不能走出來。他認為文化不應該是政府眼中名目繁多的節日和美食。西班牙經驗：多民族的一元文化與富裕的歐洲鄰居不同，西班牙從未將多元文化主義定為國策。歷史上，它在獨裁者佛朗哥統治時代，一直是個移民輸出國，而非輸入國。與鄰國更大的不同在於，1976年西班牙開始政治轉型後，被強權壓制的巴斯克分離主義和加泰羅尼亞分離主義迅速抬頭，在前述兩個地區一度擁有廣泛的民心號召力。2011年，巴斯克獨立武裝埃塔組織宣布停火，持續近半個世紀，奪取829人生命的巴斯克武裝獨立運動正式結束。西班牙在民族問題上，總算結束了恐怖主義的惡夢。與其說埃塔組織是迫於西班牙政府的武力而繳械，不如說他們已經認識到武裝獨立路線已徹底失去市場。埃塔在巴斯克人中的支持率從1981年的12%降到2010年的3%，抵制率卻從23%上升到62%。哪怕是主張獨立的巴斯克政客都站出來公開指責埃塔的暴力行徑。西班牙政府給予有分離傾向的少數民族以高度自治，是分離主義被釜底抽薪的根本原因。經過各方不斷妥協讓步，於1979年誕生的《自治條例》，在反民族分裂的憲法框架下，決定建立一個新的分權體制，前所未有地向非主體民族地區授權，徹底修正佛朗哥時代強行推動的同化政策，力倡民族和解。獨立傾向最嚴重的巴斯克地區，在西班牙29個自治單位中享有最充分自治權：比如擁有獨立的警察系統，比如西班牙憲法規定西班牙語為公民必須掌握的語言，同時將巴斯克語定為官方語言之一。高度自治與政策的寬鬆，為巴斯克地區和加泰羅尼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厚土壤。巴斯克現在是西班牙最富有的地區，其人均GDP比歐盟高出40%，比西班牙平均值高33.8%。當然，讓權的同時，西班牙政府一直強調各民族的平等地位以及國家認同感。2007-2010年西班牙國家公民戰略計劃指出，西班牙是一個多元化社會，強調多文化在西班牙生存和自然發展，並共同組成西班牙的國家認同。當然，西班牙的國家認同，同樣是建立在普世價值之上，是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共同做出妥協的結果。它將「民族融合」定義為一個「相互適應」的過程，必須由主體和少數民族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的目標。經濟的發展加速了民族融合。今天，28.2%的巴斯克人不是出生在巴斯克地區。2006年的調查顯示，在所有16歲以上的巴斯克居民中，有30.1%會說流利的巴斯克語，另有51.5%的人根本不會說巴斯克語，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無法分辨自己的民族。縱然人們對這一數據會有不同解讀，有人認為這代表著西班牙社會的一體化，巴斯克民族主義者則會認為這是多數民族對少數民族的同化，重點是，暴力已經沒有市場。如今巴斯克面對的問題不再只是如何「分裂」，而是如何與大量的移民「統一」。巴別塔的理想《聖經?創世紀》記載，上帝創造天地之後，人類說的是同一種語言。有一天，人們走在一起，要建造一個通往天堂的高塔。上帝大駭，為阻止人類，上帝變亂了他們的語言，使得他們互相之間不能有效溝通。巴別塔計劃旋告失敗，人類各奔東西。從此人類有了語言差異，自然也有了民族之別。自人類有歷史以來，民族關係，族群關係，即成最重要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之一。而工業革命後的全球化，使得不同人群、族際之間的交往遷移互相滲透，更以加速度增長，它帶來的矛盾和挑戰比任何時代都多。與之相伴的，是人類社會對異質文化理解、尊重的寬容。人類建造巴別塔的追求從未間斷，也從未像今天一樣離這個目標更近。而歐洲社會在多元文化主義上的回心轉意，不應視作一種建造巴別塔理想的倒退。恰恰相反。政府刻意保護多元文化，強調不同文化的獨立性，貌似政治正確，實際上是阻斷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互相融合，加速或人為製造了社會的分化。文化本是社會自然演進的產物，就應將其放歸於民間，政府力量的介入，只會使之固化和泛政治化。尤其是，無論是從西方社會的實踐還是蘇聯的實踐來看，官方介入民族身份的刻意認定，都是在人為強化各個族群之間的自我認同，人為阻斷不同民族之間的自然交融，民族由一個自然的歷史和文化現象，變成人為的政治現象。民族與文化原本就是在交融碰撞之中沉澱形成的。與其強調民族間的不同——無論是刻意保持其各自外在可視的不同——服裝、服飾、行為習慣，還是在政治身份上強調和固化民族間的不同，都不如回歸為對普世價值的尊重。真正的多元化，是思想和價值偏好可自由選擇的多元化，而非外在文化符號的多樣化。解決民族問題，政府該做的，是提供一個平等而正義的民主環境，讓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只有在這個前提下，對共同價值的追求，才不會是強制同化政策的慫恿，也只有這個前提下，民族間、人群間自然的文化隔膜，才會通過自然而殷切的交流得以消除。刻意強調人群與人群之間不同的環境，造不出通向天堂的高塔。相關新聞中國部分未定民族清單西方民族政策與多元文化檢討五十六個民族是怎麼來的大陸民族識別問題檢討台灣「原住民」政策變遷沒有身份的民族（編輯：俞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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