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妮麗

觀音原稱觀世音(Avalokite　Svara)，也譯為「光世音」、「觀自在」，是大乘佛教的重要菩薩之一。觀音信仰源自印度，經佛教徒從婆羅門教中改造而來，觀音文化的發展與大乘佛教菩薩救濟思想的廣泛流傳有直接的關係。隨著印度佛教的輸入，觀音信仰也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漢化的進程逐漸加快，觀音菩薩的聲望在中國民眾中越來越高，有關觀音菩薩的經卷被大量翻譯，如《妙法蓮華經》中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大方廣佛華嚴經》中的《入法界品》、《佛說觀無量壽經》和《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等，其中《法華經·普門品》是中土觀音信仰最重要的典據，它開宗明義提出了菩薩救濟的思想: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普門品》還將解脫的內容具體化為「避七難」(火、水、羅剎、刀杖、惡鬼、枷鎖、怨賊)，「離三毒」(貪、嗔、痴)，「滿二求」(指求子，求男得男，求女得女)。魏晉時期以來的社會動亂，帶給民眾深重的苦難，觀音菩薩慈悲救難的弘願正好與那個時代人們渴求救濟的願望相符合。《普門品》從觀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的救助弘願，到對於解脫眾生苦難具體化的表述，都體現了「現實救濟」的理念和功能。這種普遍的、平等的、具有慈悲心與無比神通的救濟，滿足了希望現實救難解困的芸芸眾生的願望，觀音菩薩逐漸成為眾生最為廣泛的信仰對象。隨之，有關觀音菩薩的禮拜、供養、誦經、念咒等修持活動流行開來。觀音信仰到南北朝梁代開始盛行，民間出現了許多觀音菩薩顯靈救苦解難的故事，如《宣驗記》、《冥祥記》、《光世音應驗記》、《續光世音應驗記》、《系光世音應驗記》等。其中三種古佚《應驗記》的故事情節都具有公式化特點，敘述有人遇到危難，念觀音名號，念誦《觀音經》，便得到解救。這時觀音造像藝術也長足發展，甘肅敦煌莫高窟的壁畫及南北朝的許多木雕都有精緻的觀音像(當時的觀音像因襲印度佛教，還大多是男觀音像)，從中可看到人們希冀改變自己苦難命運的願望以及對觀音菩薩的無限期待和景仰。隋唐時期，觀音信仰進一步發展，出現了與佛教其他宗派相結合的趨勢，與凈土宗相結合的凈土觀音信仰，與密宗相結合的大悲觀音信仰在中土流行起來。觀音不僅是《普門品》中「現實救助」的菩薩，也是《無量壽經》中接引眾生「往生凈土」的阿彌陀佛的脅侍菩薩，還是《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中具有「無邊法力」的大悲觀音菩薩，密教變形觀音的無邊法力使得他具有濟人利物無所不能的神力。唐、宋時期，觀音信仰越加普及，全國各地的寺廟都有專門供奉觀音的殿堂，浙江舟山群島的普陀山還設立了觀音的說法道場。這時觀音菩薩的形象開始由「偉丈夫」的英俊形象轉變為慈眉善目的「慈母」形象。宋代以後觀音信仰進一步民間化，宋末元初，管道升編著的《觀世音菩薩傳略》將女性觀音的來歷具體化、完整化，特別是《香山寶卷》、《南海觀音全傳》、《觀音得道》等書通過文學形象的渲染，使女性觀音菩薩的形象深入人心。觀音菩薩的女性形象可謂人情與佛法的結合，致使觀音文化更加民間化。中國式「三十三法相」的觀音菩薩雕刻、繪畫等造像作品大量出現在寺廟之中，《西遊記》中「南海觀音」大慈大悲、法力無邊、拔苦救難的形象也被搬上了舞台。明清以後，民間觀音信仰的宗教色彩有所淡化，以致失去了嚴格的儀軌限制，而發展為一種普遍的民間信仰。觀音文化在中國長達兩千年的發展變化過程中，適應了中國特定的社會環境及民族文化心理，形成了不同於印度佛教的觀音信仰。觀音文化既體現了佛教的根本精神，即超脫於「五濁惡世」而得到最終的解脫，又體現了菩薩現世救苦的積極功能，恰如觀音名號「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慈悲精神及救苦的無邊法力得到眾生的景仰與膜拜。觀音文化所體現的平等博愛精神與中國儒家傳統文化更有著密切的聯繫。儒家提倡的仁愛思想，如「泛愛眾，而親仁」(《論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以及愛人修己的理念，也是觀音菩薩慈悲精神在中國生根的文化土壤。這些都是觀音文化得以在中土發展成為最廣泛信仰的重要原因。(作者系貴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本文摘自「中國首屆西普陀觀音文化論壇」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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