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第三帝國的致命弱點，納粹德國被豬隊友拖累了？

小時候看法國電影《老槍》，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時候，讓我最感驚奇的是：主人公於連並不是以苦大仇深的形象登場的，雖然已經在納粹德國佔領下生活了兩三年，但他們的生活並未被戰爭摧毀，甚至對德國侵略者也談不上有多少敵意。直到平靜的生活一點點被打破，最後眼睜睜看着妻女慘死，才忍無可忍地拿起祖輩留下的老槍——而他復仇的動因之一，是他想要證明自己比妻子傾慕的遊擊隊員更具男子氣概。

這些對於當時習慣了“與侵略者勢不兩立”這一道德立場的我來說，是相當震撼的，它以一個有血有肉的故事，表明在戰爭這樣極端的環境中，有着遠比黑白分明更爲複雜的面向。就像漫畫傑作《法國往事》中，猶太商人約瑟夫·喬諾維奇在戰時既與德國人合作，又拉攏法國的親納粹分子，與此同時，卻又大力支援抵抗運動。

《老槍》的背景還是在戰爭後期德國節節敗退之際，而在巴黎淪陷的第一天，許多巴黎人都稱許德國兵極其禮貌，德·波內說“我聽‘得體’這個詞太多次，已經到了噁心的地步”。正如《巴黎烽火》一書中詳盡描述的，法國人在被佔領的五年裏對德國侵略者的態度相當複雜曖昧，既有投身抵抗者，也有投機分子，但絕大多數人則在盡力求生的同時，儘可能地不予妥協。

毫無疑問，在戰後的歲月裏，這段歷史太讓人尷尬，以至於人們很自然地想要儘可能地選擇掩蓋乃至遺忘它。

早在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上，斯大林就不斷提到“法蘭西民族，尤其是它的領導人和統治階級都是墮落的，應該爲他們與納粹德國合作的罪行受到懲罰”，但事實上法國在戰後的清洗程序比許多西歐國家都要溫和得多。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都寧可相信“戴高樂神話”，即法國是自我抵抗、自我解放的。正如託尼·朱特在《未竟的往昔》中所證明的，那時幾乎只有知識分子不斷承受着這段歷史記憶的反覆折磨。

直到1970年戴高樂去世，沉睡的記憶才逐漸浮出地表，1974年的電影《拉孔布·呂西安》，標誌着“人人合作”的敘述取代了以往“人人抵抗”的官方說法。《老槍》在1975年上映並獲得巨大成功，並不是偶然的，因爲只有此時，人們才能面對更爲真實的歷史，無須將男主角塑造成自始至終都在堅定抵抗的形象。

這些當然絕不僅僅是戰時法國的現象，《審問歐洲》一書清楚地表明，在納粹德國當時勢力所及的幾乎整個歐洲，都存在着對德國人的姑息縱容，乃至與之共謀的行徑——事實上，納粹軍隊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挺進，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潛在的對手不願意放棄內鬥去一致抵抗納粹的威脅。當時只有波蘭人和猶太人“沒能在順從、合作或抵抗中進行選擇”，因爲德國人根本沒給他們任何進行合作的機會，因而他們不是抵抗就是死亡。

當然，一如現在新揭露的歷史（尤其是耶德瓦布內屠殺）已經證明的，甚至就算是這兩大族羣之間，也仍然無法團結對敵——波蘭人在德國人的放縱之下，自發地大肆迫害猶太鄰居。

那些年裏，東歐的很多國家在戰爭拉鋸中三番五次地被不同勢力佔領，當地人民也不得不一次次在順從、抵抗與合作中做出選擇。由於原先的穩定秩序已經蕩然無存，這自然就助長了人們爲了生存而不擇手段地投機。別說是鬥爭更殘酷的東歐，就算是在相對平靜的法國，也是如此。1944年德國統治倒臺前夕，很多合作分子就料到納粹大勢已去，已經在做準備，《法國往事》中那個三面下注的大亨喬諾維奇便直率地說：“風向在變，我能感覺得到，德國佬不可能永遠留在這兒，你懂的。等德國人一走，某些‘勇敢’的人就開始活躍了，他們會覺得自由了，除了自由，也會覺得有點恥辱，他們會找人背黑鍋，爲這幾年間遭遇的恐懼和貧苦買單。”

法國解放後，許多可疑分子竭力與抵抗組織扯上關係，一度到了荒誕的程度：有一個在夜間“清洗”戰時叛徒的組織，最後卻被發現其領導已經被捕，而且在佔領期間曾是個“合作者”。畢竟，當德國人敗局初現時，抵抗是不需要鼓勵的，因爲“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只有傻子和狂熱分子纔會留在德國陣營”。

這些當然是在亂世中不難料想的情形，不過《審問歐洲》一書提出了三個值得認真對待的觀點：首先，淪陷國家的納粹黨雖然在戰前和戰時都很活躍，但德國人卻無意讓他們上臺，一些合作分子試圖建立“納粹法國”並在此基礎上與德國合作，卻遭希特勒斷然拒絕，因爲他絕不想在家門口出現一個與自己匹敵的納粹政權，而只要聽話、順從的合作者，因而德國佔領一地之後，都青睞任用經驗豐富、保守的舊體制政客和順從的官僚。

其次，令人驚訝的是，雖然如此，納粹德國對其“盟國政府”的控制卻遠沒有那麼強大，這些所謂的“傀儡”，其實“沒有一個是希特勒的傀儡”——“每個政府都有自己的意願。希特勒的盟友可以自由決定是否追隨德國的領導，或者追隨到什麼程度。當他們拒絕德國人的要求時，德國人往往也無能爲力。”這一點已經被近年來許多深入研究所證實，在諸如波蘭耶德瓦布內屠殺這樣的事件中，其實是當地人自行採取了行動，並不能統統歸罪於德國人。

最後，納粹德國的這些盟國常常都是“豬隊友”，他們與其說是增強了德國的力量，倒不如說是拖累了德國。

這倒不是爲了給納粹德國洗白，相反，恰恰可以讓我們看到第三帝國以往常常被忽視一個致命弱點：由於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的合作機制，它的每一步征服實際上都是在消耗自己的力量。

羅馬當初能從一個小小的城邦滾雪球一般越來越強，真正的祕訣就在於它的聯盟體系，鍛造了一個牢不可破的核心，在與薩賓人、伊特魯裏亞人、薩莫奈人等的一次次戰爭中，羅馬人最終都化敵爲友，甚至在漢尼拔的進攻下連遭慘敗時，這些同盟都仍然不離不棄，因爲他們取得了羅馬公民權，完全自視爲羅馬的一分子；但在希特勒所構築的種族主義秩序中，只有雅利安人種能享受特權，這當然無法激發那些被佔領地區的人發自內心地爲它而戰——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納粹德國的僕從國要麼是被迫，要麼是投機地出於自身利益，又或者更常見，不是因爲喜歡納粹德國，而是因爲反對它的敵人，尤其是蘇聯。

大量的事例證實，納粹德國的同盟體系複雜、模糊、混亂，很多盟友之間彼此敵對的程度極深，這使得它們很難進行有效的團結合作。書中不由地譏諷，就算是瑞典和瑞士這樣的中立國，甚至都比克羅地亞和斯洛伐克這樣的正式盟友更有用。

這並不只是因爲戰時的匆忙所導致的疏忽，因爲希特勒在國內的統治結構也同樣疊牀架屋，他喜歡設置功能相似的機構，讓它們彼此爭鬥但又都完全聽命於自己。由於他想要的是聽話、順從的執行者，其結果勢必無法得到平等基礎上的強有力盟友；與此同時，納粹德國竭力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毫不顧惜地壓榨僕從國，那勢必使得他們也陽奉陰違，即便出於自保的目的也要盡力爲自己考慮。

最致命的是，由於其偏執的意識形態狂熱，納粹在東線戰場無法贏得真誠的合作者，因爲它雖然大肆宣傳“解放”，但卻根本不允許被佔領地區實現獨立，甚至連自治都不行，而只把當地人看作是奴隸勞動力。

當然，不必諱言，二戰時美蘇英中四大同盟國之間也有各種勾心鬥角，要不然丘吉爾也不會感嘆“所有聯盟的歷史都是盟國互相抱怨的歷史”，齊錫生對戰時中美關係的研究著作甚至乾脆題名爲《劍拔弩張的盟友》；但無論如何，1941年8月英美就已在《大西洋憲章》中聲言尊重各國人民選擇其政府形式的權利，要求恢復被暴力剝奪的各國主權，並促成一切國家在經濟方面的最全面合作。無論是開闢第二戰場的協同作戰，還是德黑蘭會議、開羅會議等彼此合作和戰後秩序的安排，都可清楚地看出四大同盟國之間能更有效地進行合作。

從這一角度來說，納粹德國（以及日本）的戰敗都是咎由自取：無論是納粹的“新秩序”，還是“大東亞共榮圈”，本質上都是排他而非平等開放的，這樣一個政治體系歸根結底都只對它們自身有利，在戰爭中更證明只是盡其所能地壓榨其征服地區，甚至與之“合作”都往往無利可圖。在這種情況下，它們最終只會不斷地爲自己製造敵人。由於缺乏道義上的號召力和喚起認同的力量，它只能依靠自己的武力來維持，但每一步向前，都爲自己帶來了更大的麻煩；因此勢所必然地，在其力量達到巔峯之後，就會一發不可收拾地開始不斷坍塌的進程，直至徹底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