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周恩來訪蘇歸來（資料圖）1964年周恩來訪蘇歸來（資料圖）核心提示：勃列日涅夫和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到中國代表團住所回拜周恩來時，周恩來質問他們，蘇共中央歡迎我們來，是不是為了當眾向我們挑釁，是不是期待著中國共產黨也撤換毛澤東主席的領導？周恩來指出，西方國家的媒體11月8日從莫斯科發出消息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台，由周恩來當主席，難道這也是偶然的巧合嗎？如果不是蘇聯領導人有這種思想，馬利諾夫斯基敢這樣胡說八道嗎？眾所周知，中蘇兩國關係正常化，是1989年5月16日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到訪的時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共同宣布的。然而，回顧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歷程，還要從勃列日涅夫說起，他於1982年發表了著名的呼籲改善中蘇關係的「塔什干講話」，開啟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大門。讓我們來還原這段歷史——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之時，「祝酒事件」使中蘇關係徹底破裂蘇聯是第一個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對新中國的誕生採取了鮮明的全力支持態度。1956年-1957年中蘇關係更是進入平等友好的「蜜月期」。在赫魯曉夫執政的後期，以1958年為標誌，中蘇之間接連發生「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等突發性不愉快事件，中蘇兩黨之間關係驟然起了變化。在中國遭受自然災害的情況下，1960年蘇聯單方面撕毀了兩國簽訂的合同並撤走了幫助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1962年，因自然災害，發生了「伊塔事件」。中蘇之間的分歧從兩黨意識形態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中蘇關係開始急劇惡化。在勃列日涅夫長達18年的執政期間（1964年-1982年），中蘇關係越走越遠，從疏遠、冷淡到敵視。兩國友好交往的邊境地區成了軍事禁地，蘇聯開始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大量駐軍，並在中蘇邊境地區駐紮重兵，總數達100萬人，構成對中國安全的嚴重威脅。1969年春夏，在中蘇邊界珍寶島和新疆鐵列克提等地區多次發生武裝衝突，終於形成了兩國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敵對關係。1978年12月，蘇聯支持越南武裝入侵柬埔寨。事隔一年，1979年12月，蘇聯又出兵10萬對阿富汗實行全面軍事佔領，客觀上形成了從北、南、西對中國三面合圍的態勢，嚴重威脅著中國安全，構成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個重大障礙。實際上，勃列日涅夫一開始並不想和中國關係緊張，特別是1969年中蘇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他拒絕了軍方運用核武器對中國核基地先發制人的主張，指示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利用赴河內參加胡志明葬禮在北京轉機的機會，與周恩來接觸，著手緩和邊境軍事形勢，制止兩國因邊境戰爭走火失控的態勢，求得恢復兩國關係。周恩來借故迴避後，勃列日涅夫又指示通過蘇聯駐華和駐越大使館聯繫中方，最後促成了已經飛回國內的柯西金再飛回到北京機場與周恩來會見，重啟兩國邊界談判，使中蘇關係有了一線維繫，沒有徹底崩裂。而早在勃列日涅夫發表「塔什干講話」的18年前，即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剛上台之時，中蘇兩黨兩國就有了緩和關係的機會，然而，寶貴機會卻被一場不該發生的「祝酒事件」徹底毀掉了。1964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被一場「宮遷政變」貶黜，勃列日涅夫上台。與此同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毛澤東感覺中蘇兩黨兩國有和解的可能性，決定回應勃列日涅夫主政的蘇共中央的邀請，派出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祝活動，代表團成員有賀龍、康生、劉曉、伍修權、潘自力和喬冠華，隨團翻譯是李越然、中國駐蘇使館的王鋼華和邢書綱。中國方面欲以此為契機，探一探勃列日涅夫對華政策是否會有改變，是否能夠改變兩黨兩國關係的高度緊張和嚴重對峙。蘇聯黨政高層也認為中蘇關係的緊張與赫魯曉夫的個人行事風格極有關係，許多人都認為，與中國關係惡化的根源在於赫魯曉夫的魯莽無禮。勃列日涅夫認為，現在這是一個改善兩黨兩國關係的時機，所以決定發出歡迎中國黨政代表團來莫斯科的邀請，並同意中共的建議，請一些兄弟黨國家一起來莫斯科，營造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友誼的大氛圍，勃列日涅夫指示蘇共相關部門給予中共代表團足夠隆重的禮遇。11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周恩來出席的公開會議上發表了講話，呼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勃列日涅夫指出，蘇聯領導人認為，加強共產主義世界的團結是自己的責任，他還說，「迫切需要」召開一個由各國共產党參加的新的國際會議；他指出，任何一個共產黨或政府都沒有權力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其他黨或國家身上；可能存在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同形式之間的選擇可以由有關國家的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來決定。勃列日涅夫把蘇聯的外交政策說成是「始終一貫的，不可改變的」，提出把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與不結盟國家合作、和平共處以及「拯救人類免於世界戰爭」作為蘇聯外交政策的主要特點。他提出警告反對「侵略勢力」，並說，只要還沒有達成裁軍協議，蘇聯將把自己的防禦力量保持在儘可能高的水平上。中國黨政代表團本是為求緩和兩黨兩國關係熱情而來，但一場意外的「祝酒事件」，使本來可以避免的攤牌不得不發生了。那是11月7日晚，為慶祝十月革命47周年，克里姆林宮主人舉行了酒宴。宴會設在克里姆林宮的一個大廳里，主席台的前面是一張大桌子，領導人都圍著桌子站著談著。另外一張桌子的旁邊站著參會的蘇聯高級將領，周恩來看見後，就對賀龍說：你過去給他們敬敬酒。賀龍過去以後，和軍人們談得很高興。這時，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走過來，賀龍看見後，就說：來，來，干一杯，為我們的友誼乾杯。馬利諾夫斯基幾杯伏特加下肚後，口無遮攔，他大聲說道：「中蘇關係所以不好是因為赫魯曉夫和毛澤東關係不好，我們已經趕走了赫魯曉夫，也該你們趕走毛澤東了，這樣，我們的關係就沒有障礙了，可以回到原來的軌道上來了。」賀龍聞聽此言，大吃一驚，立即就跟他吵起來了。這時，馬利諾夫斯基看到周恩來走了過來，就將此話對周恩來又說了一遍。周恩來聽罷臉色大變，全身顫抖，他本能地環視四周，感覺全大廳的目光都在向他射來。他立即怒目而視，斥對方為胡說八道，是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公然挑釁。隨後，周恩來走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嚴正抗議。勃列日涅夫聞之一怔，解釋說，馬利諾夫斯基是喝醉了，是酒後胡言。周恩來說，酒後吐真言嘛！他要求蘇方正式道歉。蘇共領導人沒有立即回應，周恩來當機立斷，率領代表團全體成員退出宴會廳表示抗議。代表團回到中國駐蘇使館，就拍發電報，向毛澤東詳細彙報了整個事件。第二天，11月8日下午，勃列日涅夫和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到中國代表團住所回拜周恩來時，周恩來質問他們，蘇共中央歡迎我們來，是不是為了當眾向我們挑釁，是不是期待著中國共產黨也撤換毛澤東主席的領導？周恩來指出，西方國家的媒體11月8日從莫斯科發出消息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台，由周恩來當主席，難道這也是偶然的巧合嗎？如果不是蘇聯領導人有這種思想，馬利諾夫斯基敢這樣胡說八道嗎？周恩來說，我代表中共中央向蘇共中央提出嚴正抗議。勃列日涅夫答覆說，馬利諾夫斯基是酒後胡言，不代表蘇共中央，且已受到蘇共中央的譴責。他們現在代表蘇共中央正式向中方道歉。接下來，中國黨政代表團同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波德戈爾內、柯西金、米高揚、安德羅波夫等舉行正式會談。周恩來請蘇方解釋赫魯曉夫被解職的原因，勃列日涅夫對此敷衍搪塞，沒有正面回答。在周恩來不依不饒的追問之下，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說：赫魯曉夫下台，是由於赫魯曉夫工作作風、領導方法引起的，而蘇共的路線、綱領是不可破壞，毫不動搖的。在談到赫魯曉夫下台前曾決定於12月15日召開26國黨起草委員會以及於1965年年中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等問題時，周恩來說，起草委員會的組成、會議的日期、程序事先都沒有同中共協商，這實際上是赫魯曉夫下的單方面命令。中共不同意召開這個會議，也不參加這個會議。而勃列日涅夫仍然堅持按照既定的方針召開會議，他和緩地說，只有開會才能消除分歧，別無他途。米高揚索性說：「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上，我們同赫魯曉夫完全沒有分歧，甚至沒有細微的差別。」對此，周恩來表示，你們黨所設想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即打算在12月15日召開的非法會議，我們絕不參加，如果你們一定要開，你們有你們的自由；在你們繼續執行赫魯曉夫那一套不變，中蘇兩黨、各兄弟黨間的原則分歧解決前，談不到停止公開論戰。會談一下子就沒有了迴旋餘地。11月13日，中國代表團離開莫斯科回國。在赴機場途中，柯西金還是對周恩來含蓄地說：我們同赫魯曉夫還是有所不同的，不然，為什麼要解除他的職務呢？柯西金還提議舉行蘇中兩黨高級會談，商量兩黨改善關係的辦法。周恩來表示，將向中共中央轉達蘇共中央的這個建議。11月14日，周恩來返回北京，毛澤東破例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親赴機場迎接。1965年3月，中共中央拒絕參加蘇共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協商會議。勃列日涅夫一直不希望中蘇關係決裂，他於1966年2月24日以蘇共中央的名義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出席將於3月29日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1966年3月，中共複信蘇共，決然表示不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從此，中蘇兩黨關係中斷。到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蘇兩國都處在視對方為戰爭威脅的狀態之中，一時之間，核戰爭的烏雲密布。70年代中期，中蘇兩國關係中還發生過「間諜飛機」事件。蘇聯一架直升機誤入我新疆境內，被當作間諜飛機抓獲，並公開報道宣傳。但是，最緊張的危險關係之中，卻孕育著走向和解的可能性，軍事是政治的選擇方式；同樣，接觸、協商，是政治的更好方式，別無他法。從1964年到1982年中蘇兩國長達18年的緊張關係，終於到了拐點。場的大會。節選自人民網-《黨史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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