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經濟報告》2017年第3期，作者黃少安是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院長、山東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強刺激」的得與失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也伴隨著波動。每當世界性經濟危機發生時，主要經濟體都規律性地表現為增長率斷崖式下滑3-4個百分點，資產價格泡沫破滅，通貨緊縮，銀行不良資產率上升，企業潮湧式破產、兼併，失業增加；而中國的情況卻往往與世界主要經濟體不同：危機的表現常常滯後幾年，當別的國家增長下滑、企業破產等情況出現時，中國經濟增長似乎一枝獨秀，逆勢而動。這主要歸因於中國政府強有力的反週期措施——在危機到來時既能強力刺激投資又能刺激消費。

中國政府為什麼要強刺激

中國政府實行強刺激措施主要是基於中國國情。由於中國人口多，勞動力多，造成就業壓力大，社會穩定壓力大；政府的強刺激措施是為了保增長，保增長就是為了保就業，保就業就是為了保穩定。穩定是壓倒一切的。

強刺激能夠使經濟危機的表現在短期內不出現或不明顯，這說明政府的措施在短期內是能夠發揮作用的。危機的表現滯後幾年出現，又說明過度反週期是逆勢而為或違背經濟週期性波動規律的，最終是無效的。危機的表現只是延後而已，不可能消失或避免。

如果只是滯後幾年，那也只是無效而已，實際上不只是無效，而是有負效應。強刺激獲得了短期增長率不下滑，卻常常意味著要付出巨大代價，同時危機的損失或不良作用無法避免。

強刺激會產生負效應

第一，保護落後，使得落後產能、企業、產品不能被及時淘汰，甚至被複制和擴大。實際上這是拒絕了市場機制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扭曲了資源配置。

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來的人類經濟危機，基本上是內生的（當然，也有重大自然災害這種外生衝擊導致的危機，但是自然災害在當今世界很難導致全球性深刻危機），是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後經濟結構調整的內在機制決定的，不可能阻止其發生。危機的爆發本質上是發出了經濟結構調整的內在強烈信號。危機發生的機制實質上是淘汰落後、促進結構優化和創新的機制。

第二，在保護落後產能、企業的同時，也保護了落後的勞動技能。即人為地保護就業，也會讓一些勞動者失去更新或提升勞動技能的機會。從長遠看，這不利於勞動者就業和增加收入，不利於人力資本積累和結構優化。前者是對「物」的落後的保護，後者是對「人」的落後的保護。對勞動者就業和失業的保護本身並沒有錯，但是應當權衡利弊和科學保護。

當危機到來時，是「保就業」還是「救濟失業」？對於政府而言，不同的選擇體現出對政府救濟的認識不同，對利弊分析的準確度和時間安排不同。更科學更合算的做法應該是以「救濟失業為主」，也可以結構性保就業——通過科學的產業政策支持朝陽產業發展，使得這些產業能夠吸收就業，即以「保就業為輔」。

為什麼要以「救濟失業為主」，以「保就業為輔」？因為新產業的發展和勞動者新技能的形成，不經過淘汰機制和失業痛苦，是難以催生的。尤其是勞動者，不經歷失業常常不會努力學習、提高自己適應新就業崗位的能力，這是由人的習慣和惰性決定的。政府在救濟失業、發放失業救濟金的同時，也需要支持和資助勞動者培訓。這是通常的、有效的做法。但是，中國政府卻常常以「保就業為主」。這是因為我們害怕失業可能會導致社會穩定方面的壓力。

事實上，根據中國國情，老百姓有高儲蓄率和高儲蓄量，多數居民經過住房制度改革後，都擁有自己的住房(中國城鄉居民的住房自有率都高於許多發達國家)。這是中國應對經濟危機的兩大有利因素。不管因為什麼原因而儲蓄，儲蓄實際使用時間（如購買、結婚、養老之用等）一般與經濟危機導致的勞動者失業時間不一致，那麼，在失業後一定期限內，可以動用儲蓄保障其基本生活；居民有自己的房子，即使失業，也不會因為不能支付房租而被房東趕出，從而流離失所。

也就是說，高儲蓄率和高儲蓄量這兩個因素會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測算）減輕失業者的生活壓力。或者說，失業者因為有存款，有房子住，從而有較大的自我保障能力。這就一方面，減輕了政府的失業救濟壓力；另一方面，減輕了失業對社會穩定的壓力。兩種壓力的減輕，就為利用危機的優勝劣汰機制調整、優化經濟結構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間。

可見，中國對自己應對經濟危機時客觀存在的有利因素認識不夠、利用不夠，從而誇大了失業壓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錯失了淘汰落後產能、優化經濟結構的機會。所以，從表面上看，「保增長-保就業-保穩定」的思維方式或實際操作符合中國國情，但事實上，這是對中國國情不準確、不深刻的認識。

第三，保護了落後的體制和機制。中國處於經濟體制轉軌時期，改革本身既是社會發展的目標，也是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手段。體制改革難度不小、成本也不小，在常態下往往難以推進。而且，由於體制的一些弊端在經濟繁榮時期往往會被掩蓋起來，不被重視，在經濟下滑時會凸顯出來。因此，在經濟增長和發展面臨重大困難和壓力時，改革的決心會更大，也不得不支付必要的改革成本。經濟危機實際上對體制變革形成倒逼機制。經濟危機不僅具有淘汰落後企業、產能、產品、勞動技能的作用，也形成了淘汰落後體制、機制的動力或壓力。可是，過度刺激而保增長，就往往保護了落後的體制和機制。

在現實中，中國政府在面臨經濟危機時的保增長措施往往是：通過財政手段或間接財政手段（如政府通過融資平臺向銀行貸款）增加投資，以貨幣政策工具刺激投資。支持或保護的重點往往都是國有經濟部門。國有或國控股企業往往不能破產，他們會受到一些重點支持，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卻往往在危機中被淘汰，而多數競爭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因為體制、機制的原因而經營效率相對低下。

另外，在危機時，為了保增長，往往會採取非常態的管理辦法，在投資決策和審批環節，可行性分析往往被弱化，這就會放大管理體制上的弊端。所以，危機時期的過度保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和延續了落後體制和機制，從而放大了其弊端。

落後的產業、落後的企業、落後的方法、落後的產品、落後的勞動技能、落後的體制和機制，不能在與世界經濟危機同步時被淘汰，到中國陷入滯後危機狀態時，要麼再淘汰，這將付出更大代價，要麼失去了淘汰機會，至少在本經濟週期不可能被淘汰。後一種情況出現的可能性往往會更大，尤其是體制和機制的改革和優化，在失去了世界性和國內本身的外在壓力後，困難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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