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賓》| 美國中期選舉的贏家、輸家和雙輸家

《雅各賓》[美國]，2018年11月7日

在身份危機中苦苦掙扎並奮力奪回2016年大選失地的民主黨人，嘗試著在今年的中期選舉中排兵布陣。一些人向左轉，一些人向右轉。兩種策略的結果混在了一起。但是這兩種路徑的主要不同在於：機械地模仿保守觀點的那些民主黨人，儘管贏得了選舉，但卻已經在政治上屈從於右派；另一些明確而勇敢地表達進步觀點的人，即便沒有贏得議席，對左派來說也已經是決定性的成功。

當民主黨在左翼價值觀上妥協以贏得職位時，這對左派來說充其量是個平局。這是因為，左派在政治領域的任務，不僅是阻止共和黨人獲得多數席位，而且要擊敗右翼的各種形式的議題。如果這是你的目標，那麼把保守立場和花言巧語融入到你自己的競選中是不明智的策略，從長遠來看註定會削弱你。

問題不是你贏沒贏，而是你如何贏

想想現任印第安納州民主党參議員喬·唐納利（Joe Donnelly）。他倒向了右派——鼓吹他與特朗普總統(President Trump)的合作，並對擬議中的美墨邊界隔離牆表示支持，承諾「削減導致就業崗位減少的監管」，將自己定位為兩個反墮胎候選人中的更合適者，並警告說，除非全民醫療保險（Medicare for All）「越過我的屍體」，（否則不可能成功）。他把自己的政治風格稱為「印第安那州人的常識」，但他要找的詞是「保守」。

唐納利輸了。儘管他是上一屆參議員，而且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也給他以有力支持，但他還是被共和黨挑戰者、特朗普的助手邁克?布勞恩（Mike Braun）取代。布勞恩是一位積極支持企業的千萬富翁商人和自由市場的福音傳道者。在一個旨在傳播對非法移民的恐懼的競選廣告中，他違背他人遺孀的意願用其丈夫的死亡進行宣傳。

對唐納利的方法持懷疑態度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它不起作用。

當民主黨人向右轉時——通常是在經濟問題上，而不是在社會問題上——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精明的策略，甚至是勝利的先決條件。有觀點認為，如果民主黨人擺出一副共和黨人的派頭，他們贏得大選的機會就會更大。這種想法是毫無根據的。隨著工資停滯不前、社會保障體系消失，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他們越來越被清晰明確的政治議題和大膽變革的提議所吸引。

因此，當一個共和黨人對未來提出一個大膽的（如果是反烏托邦的）願景，而一個民主黨人則提出了一個淡化的（反烏托邦的）願景，那麼共和黨人就有了優勢。這顯然就是唐納利的例子。這也是中間派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輸給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原因，也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印第安納州擊敗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的原因。

第二，政治不僅與候選人是否獲勝有關，而且與他們如何獲勝、用怎樣的條件獲勝有關。

競選是一個獨特的機會，可以大規模地向大眾講述理想社會的原則和價值觀。政治候選人有機會一次對幾千人、有時是幾萬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他們對如何運用這種權力的選擇塑造了一個流行的觀念，即什麼想法是可以接受的，什麼政策是可取的，什麼社會變革是可以實現的。

競選運動總是在擴大或限制公眾的想像力。對於政治使命感超出個人自私野心的候選人——不僅要提高他們的個人地位，而且要讓他們的政治思想形成長期優勢——競選是一個爭取更好社會的機會——以積極的、不含糊的、振奮人心的計劃來教育和激勵選民的機會。

當像布勞恩這樣的共和黨人點燃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的大火時，當像唐納利這樣的民主黨人重申他支持邊界牆來阻止移民、承諾他不會允許「激進左派」廢除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並聲稱我們必須做「保護我們邊界所必需的一切」時，保守的世界觀受到了鞏固而不是挑戰。無論誰獲勝，這都是右派的政治勝利。

同樣地，當共和黨人要求將「市場導向的醫療解決方案」作為一個大程序的一部分，並以犧牲人民的健康和工作為代價來填滿企業的錢袋子時，當民主黨人通過將憤慨指向要求實現普遍公共醫保的左派時，民主黨已經輸了比賽。民主黨人浪費了為長遠的左翼勝利奠定基礎的機會，沒能對右翼資本主義觀點（即人們不得不屈從於利潤）提出替代方案。在這些條件下取勝遠不能保證——而且根本算不上勝利。

隱藏的割裂

唐納利是一個極端的例子，至少在社會問題上是這樣。儘管許多民主黨人同意他的觀點，認為有必要迎合大企業的需求，而且不認可全民醫療保險，但大多數人反對特朗普的邊界牆。但在民主黨內，唐納利的策略並不像你認為的那麼奇怪。

在中期選舉前的幾天里，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本可以去美國的任何地方。他選擇了三個，其中一個是印第安納州。在那裡，他為唐納利進行巡迴演說。唐納利企圖和假想的「激進左翼」對手打太極拳，以此對抗那個種族主義資本家（譯者註：指特朗普）。唐納利還反對大赦移民和難民，他說：「我們需要真正站出來為正義而戰的領導人。」

因此，我們看到了民主黨建制派是如何完全支持這一策略的：出賣政治信念，以此換取他們自認為的黨派勝利。

這主要表現為對妥協的盲目崇拜。民主黨昨天在眾議院重獲多數席位。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沒有藉此機會宣布左派對右派的勝利，而是承諾，國會現在將發揮「兩黨共識」的作用。即便他們沉浸在最瘋狂的政治幻想和勝利喜悅當中，民主黨人仍然認為自己只是與共和黨人分享執政權力，而不是擊敗共和黨人。

這種結合左右政治的強烈觀念，取代了簡單用左來反對右。正是這一策略使得30多年來民主黨一直忙於掌握妥協的藝術，共和黨人卻在追求強烈的緊縮、私有化和反動的社會議程，而不是任何兩黨合作。這種選舉勝利不僅是可悲的，而且是一種清算。這種勝利一直難以捉摸。

與此同時，來自左翼的妥協中立主義與來自右翼的狂熱野心相結合，共同產生了美國政策的右傾，特別是涉及公共部門的授權和削弱。

但民主黨內的分歧正在擴大，並不是每個中期選舉的候選人都擺出中立的姿態。相當多的民主黨人紛紛離開，與奧巴馬和佩洛西相反。

全美護士聯合會（National Nurses United）發現，在國會競選中，52%的民主黨候選人支持全民醫療保險（Medicare for All）或單一支付醫療保險（single-payer health care）。考慮到兩年前，當時民主黨的代表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向公眾保證，單一支付醫療保險「永遠不會、永遠不會實現」，候選人對全民醫療保險的支持率激增，這是相當驚人的。

候選人已經改變了他們的論調，因為全國的話題已經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是因為伯尼·桑德斯對競選活動的政治價值的看法與主流民主黨人不同。

2016年，當他在民主黨初選中與柯林頓正面交鋒時，他的目標不是簡單地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擊敗他的對手——儘管很明顯，考慮到黨內精英們對他的謾罵和積極壓制，他確實比任何人預期的更接近勝利。相反，他看起來是這樣一位候選人——有清晰的政治願景，將推廣這一願景作為自己的目標，鼓舞選民們為這一願景而不懈奮鬥。

為此，桑德斯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綱領，考驗著美國人認為可能實現的極限。在美國人能夠集中政治意願的前提下，這一目標可以實現。在競選中，他毫不畏縮地提出了一些可以改變勞動人民生活的想法，但很少有民主黨人有勇氣公開提出這些建議，包括從全民醫療保險到免費大學和減免學生債務。

將這個綱領呈現在大眾面前，不僅在政治主流中確立了新的合法性標準，而且還改寫了關於美國社會權力平衡的敘述。桑德斯的綱領講述了一個關於美國的故事。其中，新的主角是並不富裕的多數人，新的對手是從他人辛勤工作和絕望生活中獲取利潤的統治階級的少數人。

因此，儘管桑德斯在初選中失利，但在接下來的兩年里，他成了美國最受歡迎的政治家。對全民醫療保險的支持率從2014年的21%激增到今年的70%。公眾對免費公立大學的支持率達到了60%。這個想法最初是如此的不起眼，以至於民意調查人員甚至都沒了解過。

以他的競選活動為契機，重置辯論的內容，提高包括廣大工人階級在內的普通民眾的期望，桑德斯做了一些比在政治舞台上擊敗對手更重要、更持久的事情——他讓千百萬人，把自己與生俱來的對經濟不平等和剝削的厭惡，作為一個政治框架認真對待。大多數美國人現在想要消滅私人保險行業，並代之以單一的公共保險行業。今年11月，超過一半的民主黨國會候選人在競選中涉及了這個議題。

支持「全民醫保」和其他進步政策的候選人，經歷了失敗和勝利的結合。但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願意走進桑德斯打開的大門，並用自己的競選活動提高普通民眾對社會的期望。

在一個由精神錯亂的共和黨人和模稜兩可的民主黨人主導的時代，開展一場被廣泛關注的、旨在推廣進步和民主社會主義原則的競選就是左派的勝利，不管這位候選人是否擊敗了他們的對手。當左派像右派一樣時，它就輸了；如果再像唐納利一樣失敗，那就是雙輸。當左派像左派一樣競選並取得勝利的時候，那就是雙贏，像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朱莉婭·薩拉查（Julia Salazar）和富蘭克林·拜納姆（Franklin Bynum）在今年中期選舉中所做的那樣。而且，即使明確的左派候選人沒能贏得選舉，如果他們致力於大規模宣傳和普及進步和民主社會主義的理念，他們也不是完全失敗。我們應當發起更多這樣的運動，而不是雙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