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安史之亂後，唐朝藩鎮割據更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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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安史之亂是唐朝為治邊而不得不加強藩鎮權力的必然結果。而安史之亂之後的暫時性戰略平衡也是靠藩鎮之間的相互制衡才得以實現的。唐朝的軍制，顯著的一點是繼承前朝在重要地點設置都督府。睿宗時設節度大使，玄宗時開始擴大節度大使職權，並在邊境設置十節度使，統稱"藩鎮"。由此，形成了所謂的藩鎮雛形。
唐朝攻滅眾多隋末割據勢力，統一之後，又逐步攻滅周邊多國，擴張佔據廣大疆域，還打敗吐蕃、松外諸蠻、契丹、奚等等。但是在唐高宗時期，吐蕃崛起，從唐高宗中期開始，雙方頻繁發生交戰。到了武則天時期，後突厥復辟。唐玄宗好大喜功，邊將無不以拓疆開土來封官發財。由此，唐朝與吐蕃頻繁發生交戰，此外，唐朝在北方、東部也要增加軍隊遏制突厥，以及打服契丹、奚。一方面，唐朝廣大的疆域需要唐朝在遠離中央的地方作戰;另一方面，唐玄宗時期，府兵制已完全破壞，開始實行募兵制，這必然會造成兵隨將走，將領擁兵自重。無形中其實已經提供了藩鎮形成的條件。唐玄宗大量擴充防戍軍鎮，藩鎮節度使掌握地方兵權，是唐朝在遠離中央的地方進行戰爭的需要;藩鎮節度使掌握地方財政大權，是唐政府緩解財政壓力，解決邊防駐軍後勤供應的需要;藩鎮節度使擁有轄區數州的行政權，是更有效地執行軍事任務的需要。總之，藩鎮節度使是唐軍事戰略變革需要的產物。
關於唐代藩鎮的不同類型，在當時一些著名政論家和政治家的有關論述中就已提及。如晚唐杜牧的《戰論》、《罪言》曾分藩鎮為四類:河北諸鎮為一類，是割據的中心地帶;防遏河北驕藩的中原諸鎮為一類。西北邊鎮及東南諸藩則構成另外兩種類型，所謂「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膻臊，徹於帝君，周秦單師，不能排辟，於是盡鏟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戎」(注:《樊川文集》卷五。)。
杜牧描述的這種藩鎮形勢，在中唐名相李吉甫《元和國計簿》中亦有體現。他所說的「皆藩鎮世襲」的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鎮，實即杜牧所言河北鎮;「皆被邊」的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等鎮，實即杜牧所言「咸陽西北」諸鎮;東南八道四十九州實即杜牧所言「吳越荊楚」等鎮;此外，他未提的藩鎮，則多為杜牧所言中原藩鎮(注:《資治通鑒》卷二三七，元和二年十二月條及胡注。)。
上述帶有明顯地域差別的藩鎮分類比較實際地體現了各類藩鎮與唐朝中央的政治、軍事和財政關係，也大體符合自安史之亂平定迄黃巢起義爆發這一時期的藩鎮基本形勢。根據這種分類，可將九世紀初葉《元和郡縣誌》所列四十四個藩鎮分別歸類如下:
(1)河朔割據型(簡稱河朔型):魏博、成德、盧龍、易定、滄景、淮西、淄青。
(2)中原防遏型(簡稱中原型):宣武、忠武、武寧、河陽、義成、昭義、河東、陝虢、山南東、河中、金商。
(3)邊疆御邊型(簡稱邊疆型)，分西北疆與西南疆兩部分。西北疆有:鳳翔、邠寧、鄜坊、涇原、振武、天德、銀夏、靈武。西南疆有:山南西、西川、東川、黔中、桂管、容管、邕管、安南、嶺南。
(4)東南財源型(簡稱東南型):浙東、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荊南。
可對唐代藩鎮形勢作如下申述:
第一，唐代藩鎮割據主要表現在河朔，而河朔割據又集中在三鎮。此外絕大多數藩鎮，雖然也有重兵駐紮，也不是唐廷的賦稅之地(東南型除外)，也有頻繁的動亂，但它們都是唐王朝控制下的地方政權，不是割據性藩鎮。其節度使的調任和派遣基本上由中央決定，其動亂只是內部兵亂，不是割據叛亂。這些說明了藩鎮割據的區域性。
第二，中原、邊疆、東南型藩鎮雖然不屬割據性質，但是由於它們各自不同的地理特點及其與唐王朝的政治、財政、軍事關係，深刻影響著整個藩鎮割據形勢的發展。具體說就是，東南型從財力上支撐朝廷，邊疆型(西北)從武力上奠定了關中，中原型從軍事上鎮遏叛鎮。河朔割據形勢的變化，不光取決於河朔本身的勢力消長，更大程度上取決於上述三類藩鎮的動向。這一點，可以稱之為藩鎮割據的制約性。
第三，各類藩鎮之間的總體關係，在代宗時業已形成，至元和時除淮西、淄青相繼肢解外，基本格局並無變化，長慶後又故態復萌，最後黃巢起義打破了這種格局:舉足輕重的中原型藩鎮大部分被野心勃勃的朱溫吞併;李克用據有河東及西北邊鎮之一部而與之抗衡;西北邊鎮之另一部則為李茂貞等所據，並且動輒稱兵犯闕;東南型藩鎮也不再供給唐朝的財源;「國命所制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數十州」(注:《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光啟元年三月。)--主要是西南邊鎮，唐朝的滅亡只待時日了。但五代的歷史仍然明顯地受到唐代藩鎮格局的影響:北方相繼遞嬗的五個小朝廷的激烈爭奪和南方若干小王國的相對安定，實際上多多少少反映著唐代北部藩鎮(河朔、中原、西北邊疆型)重兵駐紮、動亂頻仍和南部藩鎮(東南型)駐兵寡弱、相當安定的差異。
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在安史之亂爆發前，唐玄宗為了應對帝國東北部契丹和奚等外族，帝國西北部吐蕃，党項等外族入侵，在天寶元年設置十位節度使，除了河東鎮治所位於太原，處於內地外，其餘各鎮都處於西北和東北邊疆戰事頻發之地。在這些藩鎮，唐朝集結了重兵，特別是安祿山麾下的河東、幽州和平盧三鎮，擁有十八萬大軍，佔據唐朝精兵三成以上。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唐朝中原腹地和江淮以南地區武備鬆弛，大唐防務外重內輕，這種內外不均的形勢終於釀成了安史之亂。為了平定安史之亂，唐玄宗和唐肅宗不得不臨時在中原地帶和江淮地帶新設了大量藩鎮。在公元763年平定叛亂之後，這些新設的藩鎮並未被撤銷，反而長期存在下來。從數量看，根據史料記載，唐朝藩鎮最多達五十個，一般保持在四十五個左右，出現了「天下盡裂於藩鎮」的局面。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安史之亂的後遺症（主要集中表現在河朔諸藩鎮），更是唐代宗及其以後面臨的新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所決定的。
在安史之亂後期，特別是史朝義殺死其父史思明自立之後，唐廷為了早日結束河北戰事，決意對除了逆首史朝義之外的參與叛亂的人員予以赦免。唐代宗即位之初，就明確表示「逆賊史朝義已下，有能投降者，當超予封賞」，東都洛陽收復後又下詔:「東都河北應受賊脅從署偽官並偽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問」。甚至還對投降的原安史舊部李寶臣、李懷仙、薛嵩、田承嗣等人，各授以節度使，使得他們得以恢復元氣，繼續發展勢力，而唐廷在西北地區吐蕃等外族入侵和內部權力鬥爭的影響下，無力繼續剷除安史舊將在河北地區的政治軍事影響，由此造就了河朔魏博，盧龍，成德等藩鎮的實質性割據局面。
西北地區吐蕃趁虛入侵，西北諸藩鎮非但不能裁撤，反而需要繼續囤積重兵安史之亂爆發後，河西、隴右等藩鎮奉命東進參與平定安史之亂，造成邊防空虛，吐蕃、党項等外族勢力趁機入侵進逼長安。在唐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十月，吐蕃甚至兵臨長安城下，唐代宗被迫出逃避難，吐蕃佔據長安十五日，期間還擁立廣武王李承宏為帝，差點顛覆大唐政權。唐廷不得不在京西北地區常年集結大量軍隊，甚至每年還需要從中原地帶調集數萬防秋兵備戰，為此，西北地區的藩鎮兵力常年保持在二十萬以上，還不時需要增加。
內外均衡的戰略需要迫使唐廷扶持中原地區藩鎮做大唐朝藩鎮大致可以分為四種類型:河朔割據型、西北御邊型、中原型和東南賦稅型。前兩類就不再贅述，東南賦稅型藩鎮向來被朝廷牢牢掌控，是朝廷賴以立命的重地，兵力薄弱，不具備割據的現實條件。在邊疆重兵無法裁撤（河朔藩鎮為了自身考慮也起到了打擊契丹勢力的作用），如果內地的藩鎮盡數裁撤，兵力空虛，又會使得唐朝內外軍事布局失衡，很有可能重演安史之亂的悲劇。為此，中原型藩鎮囤積重兵恰好可以解決這一失衡難題。事實上，中原型藩鎮居腹心之地，具有控扼河朔、屏障關中、溝通江淮的重要戰略地位。中原型藩鎮還是唐廷對河朔藩鎮用兵的主力軍，為了確保長安的戰略安全，大力扶持中原型藩鎮乃是現實選擇。
總的來看，安史之亂平定後，唐朝又得以享國一百五十餘年，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以藩鎮制衡藩鎮的策略，在各個藩鎮之間保持微妙的均衡。也是就是所謂的「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也就是說藩鎮並立使得大唐衰弱，但是，唐朝衰弱卻能夠持續很久而沒有滅亡，主要在於各藩鎮共同作用維繫它。這種微妙的戰略制衡，一直堅持到唐末黃巢起義打破了藩鎮之間的平衡，唐朝也因此走向了滅亡的境地。
天下沒了皇帝，群雄當然爭霸，最終也是為了自保。
唐朝安史之亂後，唐朝由盛轉衰，各種內亂外患不斷，中央號令難出潼關，各個藩鎮割據，自立為王。本質上這也是一種自保，不這樣，自己就會可能被吃掉。同時人心浮動，一些野心家也想稱王稱霸，伺機而動。
藩鎮是唐代最為明顯的一種分封制度。本質上是皇帝權力的一種讓渡，給予地方諸侯一定的軍事與收稅，以及自治的權力。
在建國早期，唐朝通過這種分封，本質上是激勵豪傑駐守邊關，是一種期權激勵制度。到了明君聖主以及國泰民安的時代，天下對朝廷的信賴有加，換句話說，朝廷的信用沒有破產，所以大家都維持著一團和氣。
而一旦皇帝的信用瀕臨破產，人心就會浮動，就會從治世變成亂世，這時各個封疆大吏就開始蠢蠢欲動了。
安史之亂後，唐朝的內政被權臣與宦官把持，皇帝再也沒有出現唐太宗，唐玄宗那樣的人物，無力削藩，只好空開支票，用一藩鎮去制衡另一藩鎮，再次回到周天子諸侯群雄時代。
一旦過了社會和經濟的承受點，就必須來一次天下大亂，重開秩序，重新分配利益。這就是宋朝興起的原因。不過宋朝雖然杯酒釋兵權很成功，國家導向文官治國，但軍事實力上的過於弱小，也導致宋朝長期軍事上積弱，成為了歷史上最繁榮也最悲劇的時代。
身在鬧市，心向青山
唐朝藩鎮源自節度使，與漢朝末年的州牧相似，也相當於現代的大軍區。
漢唐的軍事體制均為「重外虛內」，所以對外戰爭多，邊境設立節度使是必然的結果。
安史之亂的產生便是因為安祿山兼任范陽、盧龍、河東三鎮節度使，擁兵自重。
1，與我們常常想像的不同，唐朝在安史之亂後到黃巢之亂，絕大部分藩鎮是不割據的，曾割據的也只是「河朔三鎮」，但割據的藩鎮也是承認大唐的，也「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且唐憲宗時期曾一度結束「河朔三鎮」的割據。
大規模的藩鎮割據，從黃巢起義開始，這與漢朝群雄割據從黃巾起義開始極為相似。
2，藩鎮~節度使本質上是大唐的封疆大吏，與漢朝州牧、明清總督巡撫沒有不同。
唐朝藩鎮最多的時候有四十多個，可以分為河朔藩鎮、中原藩鎮、東南藩鎮、邊疆藩鎮四種，其中
河朔藩鎮確實大半時間是割據的。
東南藩鎮一直是從財力上支撐朝廷的。
邊疆地區的藩鎮負責對外作戰，所以唐朝後期依然有不少對外戰爭，也有李晟、李朔這樣的名將。
中原藩鎮的作用是遏制河朔、屏障關中、溝通江淮的作用。
正是河朔藩鎮與中原藩鎮的對立、邊疆藩鎮、東南藩鎮與中原藩鎮在武力和財力的相互依賴，使大唐在安史之亂後又統治了一百五十年的時間。
3，所以，簡單的從數量上來說安史之亂侯藩鎮割據更嚴重是不正確的。
大唐之亡，確實由於藩鎮，可是大唐在安史之亂後又存在了150年，這也是藩鎮之功。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很簡單，這同三國時期諸侯割據多如牛毛，是一個道理。
安史之亂之前，唐朝的藩鎮並不多，而且實力較弱，成不了什麼氣候。
711年，賀拔延嗣被任命為涼州（治今甘肅省武威市）都督，為防範吐蕃的入侵，河西藩鎮成為唐朝第一個藩鎮。
唐玄宗時代，唐朝國力到頂峰。
當時唐朝的地域遼闊，而技術落後，沒有今天的通訊和運輸技術，管理這麼大的帝國很困難。
尤其是邊境地區經常叛亂，必須迅速處理，不能等到中央政府決定，錯失戰機。
所以713年始置幽州藩鎮（駐今北京市）節度使與朔方藩鎮（駐今寧夏靈武市）節度使。717年置劍南藩鎮（駐今四川省成都市）節度使。718年始設置安西四鎮節度經略使。至天寶年間，已增至10個節度使(天寶十節度)：河西、范陽、隴右、劍南、安西、朔方、河東、北庭、平盧、嶺南節度使。
這些節度使並不是很強！
只是安祿山深得唐明皇信任，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這才形成強大的藩鎮力量。
然而，安史之亂期間，唐朝中央政府的軍隊接連敗退。
無奈之下，為了對抗安祿山，只能鼓勵民間終於唐朝的武裝力量協同作戰。
同時，為了收編分化安祿山、史思明的部下，也必須讓他們成為世襲的節度使。
於是，安祿山、史思明垮了，但唐朝藩鎮增加到40多個。
這些藩鎮擁有自己的軍政大權，實際不受唐朝皇帝控制，但多少也受到左右。
唐鄧節度使李愬，率領九千士兵雪夜襲克蔡州，生擒吳元濟，平定了淮西之亂。
這就是一個好例子。
吳元濟的實力，當然不足以威脅大唐帝國。
但是，唐軍也長期拿吳元濟沒有辦法，實際上吳元濟就是國中之國，等於是獨立的。
唐朝整個中後期，藩鎮雖然有很大危害，但國家內部總體還是穩定的。
真正搞亂國家的，是皇朝的起義，把大唐從南到北搞了個底朝天。
期間，藩鎮節度使紛紛隔岸觀火，擁兵自重，藉機擴大勢力。
到黃巢攻破長安的時候，唐朝中央政權力量所剩無幾。
朱溫把持朝政，成為實際上的皇帝。但他對付不了包括李克用在內的藩鎮實力派，最終天下大亂，藩鎮群雄逐鹿，本來就名存實亡的唐朝徹底滅亡。
首先需要明確的就是，藩鎮割據並不是說安史之亂結束後就出現了
唐王朝在討平安史之亂到黃巢之亂前中央政府(不僅僅是皇帝，還包括朝臣宦官這類的中央朝廷)對於全國統治力是很強的，始終不服的只有河北三鎮而已。
我們印象里就是說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朝廷命令就不聽使喚了實際上是不對的，因為我們印象里朝廷等於皇帝等於皇權，實際上在中央皇帝、宦官、朝臣三派力量在唐中葉都把持著朝廷大權和權威，維持著中央和地方勢力之間微妙的關係。直到唐武宗時代朝廷還有能力依靠武力和政治手段干涉河北藩鎮統帥問題，如唐武宗時代即任命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同時令盧龍軍北征回鶻(即唐擊烏介可汗之戰)，而張仲武之子暴虐，朝廷亦罷其職。甚至直到唐昭宗時代唐朝中央亦還有實力的，不過因為昭宗錯誤的政策導致了宦官亡、朝臣死、皇帝休的結局，因為本身唐中後期就是三者共同構成了中央皇權的權威。
只能是是可惜，因為從唐憲宗時代名臣將相齊放到唐武宗時代李炎李德裕二人轉到「孤獨」的唐宣宗，唐朝中央沒有出現清醒的對地方勢力尾大不掉的認知，而對中央皇權的微妙相處消耗了大量中央的精力，如唐後期最有作為的李炎就小心翼翼的處理仇士良的關係，一昧除宦官或靠朝臣都會導致朝局失控，李炎還算是英明且任用朝臣，但是繼承人都由不得自己，後來的立宣宗只能說是朝廷內部實權派的政治妥協。
唐王朝在安史之亂時就是依靠忠心耿耿的郭子儀、李光弼等節度使，隨後李晟、李愬、李光顏等名將先後為朝廷盡忠盡職，黃巢起義前張仲武、白敏中、高駢等宿將都能替朝廷去征伐周邊，而黃巢起義後朝廷中央面對內亂採取的政策還是任用節度使。導致節度使不斷坐大而中央權威實力不斷下降，此時才真正的開始出現全國範圍的藩鎮割據。到了昭宗繼位後，昭宗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君主，昭宗時代唐廷中央還有財富能夠組建軍隊。
可是在昭宗在征伐兩川和河東等地區時中央禁軍損失殆盡皇帝和中央權力盡失。昭宗征伐兩川的最大「收穫」就是壯大了王建，討伐李克用使得本就羸弱的禁軍覆滅，至此唐廷中央完全喪失了權威實力。戰敗15年內唐朝即滅亡。
唐末安史之亂讓節度使都看到了唐朝中央已經是腐敗透頂，被一個安祿山打的毫無還架之力，安史之亂是因為他們內亂而平定，不是唐中央評定的。這就好像領頭羊效應，大家一看他造反差一點就成功了，那我某某某不比那倆貨色強，然後就是藩鎮割據，其實歸根結底就是唐朝的節度使制度給了節度使太大的權力，唐中央一衰微，地方就都想當皇帝了。東周和清末也是這個道理。
在平定安祿山、史思明叛亂過程中，各地又冒出了新的軍閥。這時的皇帝沒有唐太宗李世民的才華，自然對這些藩鎮(軍閥)很無耐。大唐剛立國時，文武雙全的李世民率軍消滅了王世充、劉武周、李密等割據的軍閥。
和東周一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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