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首發於FT中文網，2019年4月16日，轉載請務必註明出處。

　　外資還在青睞中國麼？當前，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國。未來外資決定是否繼續投資中國時，考慮最多的因素之一是中國的營商環境。讓人欣喜的是，根據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的評估，2005年至2018年中國整體營商環境從全球第91位上升至46位，是全球營商環境改善最顯著的國家之一。

　　同時我們注意到，世行衡量營商環境的10個一級指標中，衡量稅收環境的投資者“納稅”指標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間。

　　中國的“納稅”指標的排名曾經非常低，2006年中國的這個指標在約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68位。此之後多個年份該指標徘徊在第120位左右。即使2018年中國整體營商環境大幅提升32名，中國的“納稅”指標也僅位列全球第114位。

　　進一步分析2018年“納稅”指標改善的原因，不難看到這主要是因爲外商納稅所需時間大幅度的下降，投資者平均花費在納稅上的時間從2017年的259小時下降到2018年的114小時。而在“稅收佔利潤總額比重”這個二級指標上，中國的排名一直較爲靠後，這一點在2018年並沒有得到改善。全球表現最好的國家稅收僅佔利潤的25%左右，而2005-2018年中國稅收佔比平均值約爲70%，成爲拖累中國營商環境的最重要原因。

　　外商在中國納稅數據同樣支持這個結論。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5-2014年外商（筆者注：加入了港澳臺企業應交稅情況，雖然港澳臺企業是否歸入外商企業尚無定論。）應交增值稅佔全國增值稅總量的比重平均爲22%，應交所得稅佔比從19%上升到29%，加上其他稅費，外商面臨的稅負水平不算低。伴隨着該稅負水平同時出現的是外商利潤佔比的下降，這可能由於利潤率的下降，也可能由於外資在中國經濟中相對地位下降。無論何種情況，都可能引發外商的不滿，並促使投資者母國對中國資本施加限制。

　　中國營商環境的十個指標中，“納稅”指標表現最差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當然是中國整體稅負水平相對較高，這對於外企和內資企業是一樣的。整體稅負較高則有多方面原因：營改增後，一些抵扣環節少的企業稅負反而上升。在中國整個稅制結構中，企業稅和間接稅的比重過高，個人稅直接稅比重較低。除了稅收之外，中國企業還需要承擔社會保險費用（五險一金）、行政性收費、隱性成本等其他運營成本。世行認爲，中國總稅率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將社保和公積金作爲納稅額的構成之一。比如，2016年中國總稅率佔利潤比重爲68.5%，其中社保和公積金佔比高達49.63%，貢獻了總稅率中的72.45%。

　　其次，雖然外商可能獲得一定的稅收優惠，但有些優惠沒有完全實現。其中原因過於複雜不在本文中展開，但這個事實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特殊政策”的不確定性。隨着中國經濟日益成熟，法律上給出確定的、透明的、長期的、適用所有企業的稅率是必然的趨勢。

　　最後，由於歷史、人員編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國稅收徵管水平較爲一般。中國的稅收體系有某種程度的“高稅率，寬徵管”特徵，而外企對此體系適應程度相對差，這導致了外企實際稅負較高的情況。

　　爲什麼說減稅是當前中國營商環境改善中的最迫切的點？

　　原因之一，目前外資流入中國速度放緩，同時出現一定數量的撤資和投資轉移，如果再加上外企利潤的匯出，可能出現數量巨大的資本流出，對外儲形成一定壓力，或損害其他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帶來宏觀上的風險，急需有效方法改善投資環境。

　　第二個原因在於，減稅對內資企業和外商同樣必要而緊迫。目前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各種要素成本上升，國內企業利潤率偏低。說到根本上，企業利潤下降的營商環境無論如何不能被稱爲良好的營商環境。稅收紅利能直接增加企業利潤，改善企業的資本結構，提高企業競爭力。新《外商投資法》確認了外資享受國民待遇，與內資企業適用同樣的稅收法律。國民待遇意味着中國將塑造整體良好的投資環境，同時改善內資企業和外商的投資待遇。

　　第三個原因，部分國家通過稅收改革降低企業負擔，相形之下中國的稅負更顯沉重，這將影響全球資本的流向。例如，美國採用屬地徵稅制，大幅降低企業所得稅率，鼓勵企業將海外的利潤匯回。同爲亞洲國家的日本在積極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印度也啓動了包含減稅和簡化納稅流程的大規模稅改。各國競相減稅，形成了對資金的爭奪，客觀上對中國形成了壓力。

　　從可操作性上看，中國綜合稅負較高，爲減稅提供了很大空間。

　　我們同樣欣喜地看到，中國政府已出臺一些減稅降費的政策。例如：2019年3月20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宣佈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將製造業等行業16%增值稅率降至13%、交通運輸和建築等行業10%增值稅率降至9%，明顯降低企業社保繳費負擔等。

　　如何通過減稅改善營商環境，我們有如下政策建議：

　　首先，中國需逐步轉向“低稅負，嚴徵管”的稅收體制。現有體制下稅收徵收相對寬鬆，企業實際稅負差異較大，這會導致事實上的不公平，有悖平等原則。逃稅企業在經營方面存在隱患，未來可能要爲此付出更高的代價，這會增加企業運營的不確定性。對整個社會來說，逃漏稅會催生腐敗，並帶來經濟主體行爲的扭曲。建立透明、穩定的營商環境，首先要過渡到低稅負與嚴徵管相結合的稅收體制。

　　將來，中國的減稅方案要有更強的針對性。歷史經驗表明，減稅對新增投資影響不大，並非投資者做出最初投資決策時最看重的因素。只有當外商決定在某一地區投資時，中國相對於該地區其他國家的稅率高低才比較重要。中國要了解潛在投資者的需求，對比與相關國家稅制的差異，確定自身的減稅方案。另外，減稅影響最大的幾方面是：企業是否追加投資，利潤保留在東道國還是匯回母國，企業是否減少債務增加股權，改變資本結構。因此，中國需要在宏觀經濟和資本流動管理的大框架下，先設定細緻的政策目標，再有針對性地設計減稅政策。

　　同時，中國應着力減輕國內企業稅費負擔。一方面，這能夠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中國企業。另一方面，當中國以符合國際慣例的形式給予本土企業稅收紅利時，外資勢必通過多種方式來利用這種待遇，這將提高中國企業在商業談判中的籌碼。

　　因此，筆者建議中國拉長減稅週期。拉長減稅週期的含義是什麼？不是一次性完成減稅，而是用較長的時間實現企業稅負的較大幅度下降。可以考慮將外企在中國的經營時間與稅負掛鉤，引導外資在中國進行固定資產投資，鼓勵外資爲提升中國福利做貢獻。

　　（作者潘圓圓與張明均爲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