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中、蘇、美、英、法5國參加了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雖然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討論沒有取得任何結果，但經過周恩來的努力，會議達成了在印度支那停戰的協定，改善了我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會議期間，中國和美國的代表團人員就兩國僑民和留學生問題進行了5次接觸，並達成協議。會議結束後，兩國在日內瓦繼續進行領事級會談。一年後，談判又升格爲大使級。在雙方代表團接觸之初，周恩來就囑咐中國代表團首席談判代表王炳南，在協商一批旅美華人回國問題時，務必向美方代表提出錢學森回國的問題。

1955年6月的一天，錢學森夫婦避開特務的監視，將一封寫在一張香菸紙上的信夾帶在給比利時親戚的家書中，寄給愛國人士、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陳叔通，請求祖國幫助他回國。陳叔通收到信後立即將其轉給了周恩來。

日內瓦會議之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於8月1日開始，周恩來利用這一契機，一方面下令在7月提前釋放因侵入中國領空而被拘禁的阿諾德等11名美國飛行員，一方面授意王炳南，依據錢學森的這封信，同美方交涉。8月5日，美國政府終於允許錢學森回國，9月17日，錢學森夫婦踏上了歸途。

錢學森回國，使周恩來興奮不已。據王炳南迴憶：50年代末，周恩來曾經在一次會議上說：中美大使級會談至今雖然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我們畢竟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建設性的接觸，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

周恩來讓錢學森寫個意見書

錢學森回國後，爲了瞭解中國的工業情況，去了東北。到哈爾濱時，陳賡特地從北京趕到哈爾濱接見、招待錢學森。陳賡問錢學森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錢學森答道：“爲什麼不能搞!外國人能搞，我們中國人就不能搞？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陳賡聽後高興地說：“好!”彭德懷也會見了錢學森，與他討論了研製近程導彈等問題。

1955年冬，錢學森在葉劍英和陳賡的陪同下見到了周恩來。一見面，周恩來就迎上來握着錢學森的手親切地說：“你就是錢學森吧？你在美國的事我早有所聞。”他和錢學森熱烈地交談着，並交給錢學森一個任務：寫個意見——怎麼組織發展航空、導彈研究機構。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錢學森於1956年2月17日提出了《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對中國發展航空及導彈火箭技術，從領導、科研、設計、生產等方面提出了建議。

錢學森認爲，健全的航空工業，除了製造工廠之外，還應該有一個強大的爲設計而服務的研究及試驗單位，應該有一個做長遠及基本研究的單位。這幾個部門應該有一個統一領導的機構，做全面規劃及安排的工作。錢學森還提出，應該調派高校畢業生到蘇聯去學習導彈火箭製造工藝，同時請蘇聯專家爲我國設計製造導彈火箭的一系列工廠，預備到1958年生產我國自制的導彈及火箭。

周恩來非常重視錢學森的意見書。2月21日，他逐字逐句地審閱意見書，對個別標點、字、句做了修改，並在標題下署上“錢學森”三個字。然後，他吩咐祕書打印6份。2月22日，周恩來在送請毛澤東審閱的意見書打印稿上寫道：“即送主席閱，這是我要錢學森寫的意見，準備在今晚談原子能時一談。”

任命錢學森爲國防部五院院長

在中央領導同志看了錢學森的意見書之後，周恩來親自主持軍委會議，決定組建導彈航空科學研究領域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由周恩來、聶榮臻、錢學森等負責籌備。1956年5月26日，周恩來再次出席中央軍委會議，做出了成立導彈管理局和導彈研究院、發展導彈的決定。會上，周恩來說，中國發展導彈不能等待一切條件都具備了纔開始進行研究工作，應當採取集中力量，突破一點的方針。

爲了解決組建導彈研究院的技術人才問題，5月29日，周恩來委託聶榮臻，邀請國務院祕書長習仲勳、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軍事工程學院院長陳賡、國家科委副主任範長江、一機部部長黃敬、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等33位有關部門領導人共同研究，提出方案。過了幾天，聶榮臻將需要商調的380名中高級技術人員的名單報送周恩來。周恩來看後對聶榮臻說：“你們需要的幹部同各部門商調就可以了。”就這樣，任新民、屠守鍔、樑守磐、莊逢甘等30多名專家被選調到導彈研究院工作，和當年分配來的100餘名應屆大學畢業生一起組成了最初的導彈研究隊伍，加上隨後調入的蔡金濤、黃緯祿、吳朔平、姚桐彬等專家，形成了中國發展導彈技術的第一支骨幹隊伍。這支隊伍的領路人就是錢學森。10月8日，周恩來任命錢學森爲國防部五院(即導彈研究院)院長。

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毀約撤回專家、國內遭受“大躍進”的嚴重失誤、連續三年遇到嚴重的自然災害的艱難環境中，我國的導彈研製工作仍取得進展。1960年11月和12月，我國仿製的近程地地導彈進行3次發射試驗，獲得成功。1964年6月29日，第一枚設計改進後的中近程地地導彈在西北綜合導彈試驗基地進行飛行試驗，獲得成功。以後，又連續進行多次試驗，均獲成功。

任命錢學森爲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

1962年11月，爲了加強對原子能工業建設和核武器研製工作的領導，成立了以周恩來爲主任的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對導彈研製工作也給予了相當的重視。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後，發展導彈核武器，解決運載工具問題已成爲緊迫任務。周恩來及時提出，立即抓加強型原子彈、氫彈和導彈的研製，並特別指出以“兩彈結合試驗”爲下一步工作重點。在討論導彈問題時，周恩來提出要在國防部五院的基礎上成立一個部。1964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第七機械工業部，統一管理導彈工業的科研、設計、試製、生產和基本建設工作，加速導彈工業的發展。錢學森被任命爲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

在“兩彈結合”試驗的準備過程中，周恩來一再指示要“絕對保證安全”，指示七機部要保證導彈正常飛行，指示二機部要保證做到在導彈掉下來的情況下不發生核爆炸。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錢學森領導七機部組織有關廠、所保質保量按計劃完成了導彈生產任務，並進行了彈體自毀試驗，證明安全系統工作正常可靠。

“兩彈結合”試驗與第一顆人造衛星及其運載火箭的研製和發射，正逢“文化大革命”動亂之時。爲保證研製工作正常進行，周恩來委派錢學森協同七機部軍管會負責人楊國宇處理火箭試車等問題。錢學森不僅協助楊國宇艱難地排除了各種干擾，而且爲重大技術攻關貢獻了自己的智慧。1966年12月27日，“兩彈”結合試驗取得成功。1966年12月26日，中程地地導彈首次發射試驗成功。1970年1月30日，中遠程地地導彈首次飛行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在周恩來領導的中央專委會和錢學森等專家的協同努力下，我國的導彈航天科技不斷取得重大突破。

“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對錢學森進行了特殊保護

在導彈、人造衛星的研製、發射試驗過程中，錢學森曾多次向周恩來彙報情況。周恩來不僅在組織領導上給錢學森的工作以大力支持，而且在工作方法和思想風範上給錢學森以重大影響。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對錢學森進行了特殊保護。

1966年國慶節，周恩來安排了60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上天安門觀禮，其中就有錢學森。這是對他的一種特殊保護。

1969年8月9日下午1時至4時45分，周恩來親自在國務院會議廳主持召開了有關國防尖端科研的會議。爲了使七機部錢學森等專家放開手腳突破工程技術難關，周恩來當衆宣佈：“部裏由錢學森同志掛帥，楊國宇同志爲政委。你們兩個負責。你(指楊)是政治保證，他(指錢)和其他專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問!”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軍管會保證了錢學森和其他專家的安全。那時，楊國宇開列了一份需要有衛兵重點保護的工程技術人員名單，開始是幾十人，後來上升到幾百人。楊國宇把名單呈報上去，卻又擔心上面派不出那麼多的衛兵而不能批准。沒想到周恩來很快就表示同意，並表揚了這種做法。周恩來說：“這些同志都是搞國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參加某工程的，也要保護。當然不一定都要專門派衛兵，主要是從政治空氣上保護他們，不許別人侵犯他們，抓走他們。如果有人要武鬥、抓人，可以用武力保護。總之，你的任務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使他們不受干擾，不被衝擊。”在周恩來的保護和關懷下，錢學森帶領專家和廣大科技人員全力以赴攻關，很快就出了重要成果。

1991年10月1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錢學森“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表彰他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爲祖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在授獎儀式上，錢學森說：“我首先想到的是老一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沒有他們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的勝利，那麼快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恐怕我今天還流落異鄉，飲恨終生。老一代革命家中，直接領導我的工作的是周恩來總理和聶榮臻元帥，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如果不是周總理在十年動亂的歲月裏，費盡心力保證我的安全，恐怕今天我已不在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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