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憲政溫和改良的清末高官為何建國後遭妖魔化

來源：南方都市報 作者：景凱旋

核心提示：辛亥年端方重新被起用，遣往四川撫平保路運動。儘管他秉持一貫的溫和政見，主張川漢鐵路仍歸川人自辦，釋放領導運動的紳商，參劾趙爾豐等民怨甚深的官吏，但武昌首義的槍聲，導致隨其入川的鄂軍反正，端方最終落得身首異處，客死他鄉。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報》2011年7月31日第AA29版，作者：景凱旋，原題《清末新政的悲劇：保路運動中身首異處的端方》

清末新政是由慈禧推行，並由立憲派官僚、紳商與士人群起響應的。其中對憲政理解最深切者，當屬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端方，他所編《歐美政治要義》《列國政要》及大量奏稿(參見張海林教授《端方與清末新政》，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在在指出君主立憲制的必要性和具體措施，推動了清延宣布預備立憲。今日讀來，仍讓人受益匪淺。

在《要義》中，端方指出：「所謂憲政精神，依國家之力助臣民生活之發達，又依臣民之贊助以增進國家之力是也。」即政治的目的是為「國民利益」，而非「天下太平」。國家不是一人一家之私產，擁有絕對權力之君主當變為憲法中之君主。為此，立國必須三權分立。設立國會，「以通上下之情」；設立責任內閣，「明定國務大臣之責任」；實行司法獨立，「以保護臣民之權利」。

在個人權利自由方面，端方列舉了各個法治國家的憲法規定：一是人身自由，審問不得委之警察，允許辯護，嚴禁刑求；二是家宅安全，官員不得主人許可，不能侵入住宅；三是居住轉移自由，除非防止疾病傳染；四是信書秘密，即使官員亦不可隨意侵權；五是所有權保障，若政府因公益而買收土地，必須評定代價而以國費賠償；六是信教自由，不以國力強一派之信仰及教理為準。七是言論著作印行結社自由，如此方能增進國家文明；八是請願權利，此所以開言路、伸冤屈，補助官吏之所不及覺察；九是裁判公平，裁判官應受辨護士牽制，以求得公平裁決；十是登用均等，原則上每個國民都有權擔任官吏。

端方推崇君主立憲，在《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中稱：「專制政體之國，萬無可以致國富兵強之理也。」立憲政體即政歸內閣，君主無治國責任，但卻保留象徵意義。重要的是，他在當時已經認識到國體與政體是不同的，君主立憲還是民主立憲並非最重要，「所重者不在君主與民主之別，而在立憲與專制之別。立憲之所以異於專制者，於憲法之有無別之。」換言之，專制的對立面是憲政，而不是民主。儘管近年據學者研究，此奏摺實為熊希齡請梁啟超代擬，代表了梁的思想，但此舉顯然是端方所授意，並贊同這一立憲理念。

正如哈耶克後來所指出，民主制度的對立面是威權政府，而自由主義制度的對立面是極權政府，「民主制度有可能握有極權主義權力，而威權政府可以遵照自由主義原則行事」。哈耶克的觀點產生於極權制出現之後，而梁啟超、端方卻在很早就已認識到這一點，不能不說是具有歷史洞見。身為滿人的端方，面對革命壓力而力主立憲，也許主要是出於挽救君主制的目的，但他在京中廣泛聯絡親貴大臣，建立立憲同盟，任兩江總督期間，又竭力規劃地方自治，發展教育和公益事業，表明他對憲政改革是身體力行的。他所接受的立憲理念，甚至超過今天許多人對民主與憲政的認識。

然而，端方的立憲主張面對的不僅是守舊的滿清貴族，而且還有排滿的革命黨人。在權力鬥爭中，他終於敗下陣來，被參革職，未能實現他的憲政宏圖。至於崛起的革命黨人，則根本不再相信滿清政府有任何改革的願望。比如宋教仁便稱：「立憲一事，非利於國民，而不利於國政府者乎，非利於漢人，而不利於滿人者乎。」儘管新政的力度已經遠超過當初康有為的變法，但其悖論卻在於，慈禧之所以願推行新政，乃是由於執行者皆為忠於君主制的滿清官僚，而這一點恰恰又是其最終失敗的原因，即得不到共和立憲派的認同。

今天看來，端方立主君主立憲，而非民主立憲，對於當時中國社會來說無疑是一條破壞力最小的路徑。但由於滿清皇族不願放棄自己的利益，歷史的天平向排滿革命傾斜，即連梁啟超亦失望地指出：「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辛亥年端方重新被起用，遣往四川撫平保路運動。儘管他秉持一貫的溫和政見，主張川漢鐵路仍歸川人自辦，釋放領導運動的紳商，參劾趙爾豐等民怨甚深的官吏，但武昌首義的槍聲，導致隨其入川的鄂軍反正，端方最終落得身首異處，客死他鄉。

辛亥革命後，端方與君主立憲派被妖魔化。在李劼人的歷史小說《大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中，端方成了一個官迷，力主鐵路國有，並企圖取代趙爾豐的總督位置。而這兩點恰恰是端方在致盛宣懷的電文中所否認的：「川人不曉鄙意，誤以為朝延遣鄙人前往，意主從嚴；季帥不曉鄙意，誤以為鄙人前往，將取而代之。」倒是小說中一位革命黨人的話：「若仍跟著立憲派屁股轉，光是鬧一陣廢約保路，到底不是根本之圖」，道出了端方最後悲劇的原因。

一百年過去了。在這一百年里，主張君主立憲的端方死了，主張共和立憲的宋教仁也死了。憲政成了一個與民主對立的名詞，漸漸淡出國民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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