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

　　同治三年(1864年),湘軍攻陷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江寧),飽受十多年兵燹之災的膏腴之地東南諸省漸漸恢復生機,經濟、文化走向復甦,以上海、南京為中心的兩江(江蘇、江西、安徽)地區很快成為全國經濟發展和洋務運動的龍頭,自然也恢復了清廷賦稅重要來源地的地位。

　　自此一直到清室遜位(1911年),近五十年內,兩江基本上維持了相對和平的發展勢頭,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歷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基本上是在戰火中歷練過的能吏,知道民生疾苦,懂得世界大勢,也以能開放與理性的姿態與列強打交道。而其中,湘軍系出身的江督功莫大焉。

　　同治、光緒、宣統三朝,兩江地區基本上由湘軍系的總督治理,非湘軍系的江督中,李鴻章、馬新貽、張樹聲、李開羲、沈葆楨、周馥、端方、張人駿任職時間稍長(其中李鴻章、張樹聲、周馥出自與湘軍幾乎是母子關係的淮軍,而福建籍的沈葆楨基本上可看作依靠湘軍系而發達),其餘如何璟、吳元炳、裕祿、鹿傳霖等人只是短暫的署理,擔任該職未及一年。而先後任兩江總督的湘籍大員有曾國藩(兩任江督共10年)、彭玉麟(1年)、左宗棠(3年)、曾國荃(兩任共6年)、魏光燾(2年)、李興銳(短暫的署理僅2個月)和任兩江總督累計時間最長的劉坤一(字峴庄,湖南新寧人)。劉先後四任江督,累計達15年。也就是說,清廷統治全中國最後的半個世紀,湘軍系人士擔任兩江總督共37年,其中劉坤一任職時間尤長。兩江近世的繁榮,不能忘卻這位湘軍宿將。

　　和曾國藩、左宗棠、曾國荃、彭玉麟這幾位功高望重、天下景仰的人物相比,劉坤一略為遜色一些。但因為他活的時間長,直到1902年才去世,在曾氏兄弟和左、彭諸公謝世後,他代表湘軍系苦撐大局。特別是在甲午之戰和庚子事變時,他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

　　甲午之戰是一場浪戰,由朝廷中樞(主要是軍機處和帝、後)政治鬥爭激發的。當日軍登陸、淮軍潰敗後,他受命於危難之中,為欽差大臣赴遼東統兵迎戰,湘軍主力早已裁掉,靠陳湜、李光久、魏光燾諸人新募的湘勇草率成軍,無法抵禦訓練有素、兵器精良的日軍。甲午海、陸戰之敗,責任不在湘淮軍,而在中樞那些勾心鬥角的大臣。

　　甲午戰敗對劉坤一刺激頗深,使他進一步認識到對外堅持開放、反對閉關的重要性。他在對外交涉中採取恪守和約,以和約為憑的務實態度,對內則興辦學校、工廠,鼓勵工商業。

　　晚年劉坤一做了兩件大事可圈可點,幾乎可以說避免了中國局勢進一步糜爛。

　　一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溥儁為皇帝嗣子(大阿哥),由此朝野洶洶,紛紛認為將廢光緒而讓溥儁即位,劉坤一致書大學士榮祿曰:「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所以報國在此,所以報公亦在此。」這個話他是要通過慈禧的紅人榮祿傳到慈禧本人的耳中。劉坤一的這番明確表態,不僅僅代表他本人,也代表其他一些開明的封疆大吏。由此,廢立之事罷了。

　　二是「庚子事變」後首倡「東南互保」,為中華保住了南方。庚子事變是地處中樞的一些顢頇大臣如端郡王載漪、溥儁的老師徐桐和剛毅等人排斥開明派,利用慈禧太后的私心造成的大禍。

　　當慈禧對列國開戰後,下旨要求各督撫一併向各國開戰。劉坤一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安徽巡撫王之春和廣東巡撫德壽,倡議東南互保,稱聖旨是拳民脅持下的「矯詔」。陝西巡撫端方、四川總督奎俊雖然沒有加入東南互保,但亦支持東南互保。在劉坤一授意下,由盛宣懷從中牽線策劃,上海道余聯元與各國駐滬領事商定了「保護東南章程九款」。1900年7月14日,閩浙總督許應騤與各國簽訂《福建互保協定》。

　　這實際上是一次封疆大吏對清廷糊塗決策的一次公開反抗和糾偏,在高度集權的帝制時代,這是要冒相當大的風險的。但劉坤一等人,顯然以整個國家的利益為重,而將所謂「君臣之道」放置一邊。

　　黃濬的《花隨人聖庵摭憶》對劉坤一的決斷和智慧非常推崇。書中一篇《劉峴庄晚年善用幕僚》曰:

　　庚子夏,那拉後命義和團圍攻駐京各使館。端王等字諭各直省大吏,先殺外人僑居內地者。峴庄先奉旨,而秘不宣,乃嚴檄水陸防營保護外人,違者以軍法從事。江蘇提督楊金龍亦得密詔,復奉剛毅私書,屬其駐師吳淞,專擊列國兵艦、商船及教堂,金龍立率所部移師吳淞。峴庄聞之大怒,別飭俞統領持令箭往,諭之曰:「楊金龍不遵令,可持其頭來!」楊始如命撤兵回防,乃大哭,復書剛毅雲:「劉坤一身寄封疆,不保國而保外人,真漢奸也!」

　　這個剛毅,就是個胸無點墨的糊塗蛋,同一篇文章提到剛毅何等淺陋可笑:

　　先是剛毅奉那拉後命,自江南搜刮歸,那拉後令剛毅密保將才,剛毅奏曰:「江南武員唯有楊金龍,可稱古之名將。」後問:「能比何人?」剛答:「可比古人黃天霸。」後為莞然。滿人不學如剛毅者眾,加以愚而好自用,剛嘗改「瘐死」為「瘐斃」,改「逐北」為「逐比」,此輩居以鈞衡之地,責以平章軍國,其覆餗可知。

　　庚子事變時大多地方督撫不糊塗,像對洋人不論婦孺大開殺戒的山西巡撫毓賢那樣腦袋進水的封疆大吏是少數,所以「東南互保」才可能取得成效。而在整個帝國的中樞——軍機處卻是些剛毅這樣的貨色,他們不讀書,無見識,歷史知識來自戲曲,可愛國的調門比誰都高,動輒指責別人是漢奸。「庚子之禍」可以說是咎由自取。

　　如果清廷任由楊金龍這樣的「愛國將領」奉行朝廷的指示,那整個上海乃至東南諸省將迎來一場大災難。而當時上海及東南一帶捲入戰火,恐怕將直接影響到後來國民黨北伐成功遷都南京,以寧滬為中心取得了「黃金十年」的建設成就,甚至影響到還能不能堅持抗戰達八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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