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裏的去世，引發了中國社會廣大民眾由衷地追思和關注。這對於一個離開政治舞臺中心已逾二十年之久而又刻意保持低調的老人來說，似乎是一份意想不到的殊譽。但在茲念茲，他卻又是實至名歸。作為肇啟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事業政治領導集體中傑出的一員，他有理想主義情懷，有很高的政治操守，有見識、有魄力、通曉世界潮流，能夠真正瞭解並忠實於民眾的意志與願望。屬於「忘之儼然，即之則溫，聽起言也厲」的偉岸君子。

上世紀八十年代，無論他作為地方大員，還是擔任中央分管經濟工作的主要領導，在務實推進經濟方面的改革開放事業的同時，他還大聲疾呼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強調推進民主法制建設。這些都表現出他深刻的洞見，同時也奠定他一個偉大政治家的歷史地位。他說：「中國由於長期封建社會的歷史影響，我們往往只有『人治』經驗，而缺乏『法治』的觀念。越是對國家、民族有貢獻的人，越應該有高度的民主與法制的觀念，自覺接受羣眾監督和法律的約束。」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不講民主和法制的社會是不文明的社會，也不會是安定的社會」。「非常明顯，缺乏民主與法制，往往和愚昧落後連在一起」。此種認知高度在當時的黨內不說是空谷足音，至少也是寥寥無幾。

在缺乏民主法制歷史積澱的中國，民主法治發展的水平往往與領導人的感同身受聯繫在一起，個人的侷限卻最終決定了改革發展的侷限。一個有興趣的歷史學命題乃是，如果沒有政治命運的三起三伏，鄧小平能否如斯堅定地開啟一場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彭真如果沒有捱整、挨鬥和秦城監獄坐牢九年的不堪經歷，他是否還能夠在主持八二修憲時堅決主張人格尊嚴的不受侵犯和人身自由的嚴格保護？老子言道：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中國的民主法治何時能夠走出這種詭譎的怪圈，而完全達致鳳凰涅槃的境界？

作為一個改革開放的「偉大工程師」，萬裏將複雜的政治體制問題巧妙地化約為政治系統中的技術問題，從而既迴避令人困擾的政治正確爭論，又能直達政治體制問題的核心。他在1986年發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講話。田紀雲言之為：「這篇講話不啻於一聲驚雷，振聾發聵，在黨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

萬裏關於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講話，筆者將其視為對當代中國政治體制弊端的一個深刻追問，但這樣一個追問迄今並未得到完滿的解答。舉其要之，決策權的高度壟斷化，決策過程的神祕化，決策程序的非法治化，決策主體的小圈子化，決策錯誤矯正不能及時化，以及決策過錯問責困難和決策浪費驚人、損害後果嚴重等一系列問題，在當下不僅沒有減少或降低，而且呈現愈演愈烈之勢。

直面「萬裏式」命題，最為急切的解決之道在於：

第一，固然各種類型的決策都有民主性的向度問題，但低位階、具體決策的民主化僅限於方式和程序問題，但最高層面的國家決策一定關涉到權力的民主配置問題。在民主成為人類政治文明的普遍選擇的前提下，任何終極決策權力都歸於人民，並由人民承受其後果。在廣土眾民的國度裏，則必須確立最高代議民主機構的決定機關地位，而不能以任何名義將其決定權虛置化。在階層分化越來越突顯、利益日益錯綜複雜的當下，任何組織和個人都難以不藉由民主的機制，就能自以為決策當然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和願望。

第二，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必須開放言論自由。這不僅是因為言論自由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人權，是追求真理的必備前提，還是因為科學的決策必須要廣納羣言，充分收集並佔有客觀全面的信息，同時還要置於開放的言論環境下接受批評和檢驗。否則一方面壟斷決策權，另一方面又輿論盡操於手，無所制約，最終必然造成決策的恣意。正所謂：「千人之諾諾，不如一人之諤諤。」關於此點，萬裏有諸多精闢之論。比如，「我認為，我們應該廣開言禁，破除言禁，把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切實付諸實施。」「領導人要尊重人民充分發表意見的民主權利，不要害怕別人講不同一樣的話，甚至反對自己的話。」「關鍵不在於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他認為在許多場合下很難分開），而在於對政治問題，對決策研究本身，也應實行『雙百方針』，所有的政治問題、政策問題，都是應該研究的，在沒有進行決定之前，都是可以討論、可以爭鳴的……」

第三，決策權力必須納入法治的制度空間。這既包括決策機構必須是有憲定或法定職權的機構，而不能是法外的臨時小組和臨時委員會等之類的機構；法外機構不能侵削或者僭越法定機構的決策權，近年來憲法和組織法規定的各級政府首長負責制越來越名不副實，即可足證此點；又包括決策的成果必須通過法定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法律、決定、決議等，而不是表現為名目繁多的批示、指示、文件等；還包括公開公正的程序決策，除涉及國家機密外，應該容許決策中的辯論和不同意見表達，並尊重廣大民眾依法享有的知情權。

第四，中國之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必須釐清執政黨的領導權與人民代表大會決策權之間的權力邊界。執政黨為要保持先進性必然會不斷提出新的路線、方針、政策，但如何使這些方針、政策不衝擊既有憲法法律秩序的穩定性，從而使執政黨政治意願的先進性與政治行為的合憲性之間保持合理的平衡，這是當下中國決策體制中最具挑戰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