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節的前3天，也就是9月16日，我和我的老伴李淑英一起到北京醫院去看望已住院多日的於光遠同志。看到他安靜地躺在牀上，雖然口鼻戴著呼吸機、閉著眼睛不看人，但他的神志還是清楚的。護工在他的耳旁說：「您的老部下李成勛來看您啦！」於老還點了兩下頭。我看到後感到欣慰，對他的生命力很有信心。在向護工和醫生了解了他近日的病情後，得知並無大礙，我們就放心地告辭了。不料，到了19日晚上，於老開始發高燒，健康狀況日益惡化，直至26日凌晨3時42分便與世長辭了，享年98歲。我萬萬沒有想到10天前的一別競成永別！

於光遠1915年7月5日生於上海。他在青年時代就追求社會進步，心懷救國救民的志向。他是發生在1935年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當時他在清華大學物理系讀書，隨即又參加了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參與抗日救亡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發起和組織，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3月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於老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經濟學家、哲學家、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原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還擔任新鄉學院總顧問等多種社會職務。

於老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他和蘇星主編的《政治經濟學》高校教科書，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學子。粉碎「四人幫」以後，1978年，他參加了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並列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他組織並參與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等重要文件的起草，為全會的勝利召開作出了積極貢獻。改革開放以後，於老更加精神煥發、竭力奉獻智慧和能量。1979年，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他倡導和指導編寫的經濟學教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流傳甚廣。1980年，為探索經濟體制改革的動力，他組織並推動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並於1981年出版了他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十三篇文章》。這次討論進一步解放了思想，人們認為其意義可與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相比美。1985年，他撰寫出版了《論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系統闡述了所有制形式和結構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核心的理念。為了使改革更符合中國的國情，1988年他撰寫出版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專著。為了找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1992年，他撰寫出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扎記）》一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在經濟理論層面有力地推動著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與此同時，他還與時俱進、堅持研究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理論。從1981年到2001年，20年間先後撰寫出版了七卷《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

於老對經濟學這一大學科的研究和貢獻，遠不限於政治經濟學而是擴展到各種產業經濟學和專業經濟學，其中有：生產力經濟學、經濟發展戰略學、技術經濟學、國土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教育經濟學、旅遊經濟學、災害經濟學等。2003年，他以88歲高齡還撰寫出版了《我的「四種消費品理論」》專著。

於光遠同志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涉獵廣泛的經濟學家，他還是一位有影響的哲學家，特別是在科技哲學方面貢獻頗多。他參與了恩格斯的哲學名著《自然辯證法》一書的翻譯；他擔任《中國自然辯法百科全書》的主編；他組建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並出任會長；他還培養了一批出色的自然辯法專業的研究生。

於老對學術的貢獻也不限於經濟學和哲學領域，他對於科學社會主義、政治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黨史以及圖書館學等學科都有所研究，發表過不少獨到見解。他自稱是個「雜家」，學界則公認他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大學問家」。

於老不僅自己潛心為學，而且它還面向社會千方百計組織推動學術研究。他提倡和組建了中國馬恩列斯著作研究會、中國生產力經濟學研究會、中國技術經濟研究會等；他還倡導和創辦了《自然辯證法通訊》、《經濟學周報》、《經濟效益報》等一大批學術刊物和報紙。

可貴的是於老在長期從事科學研究和組織學術活動的實踐中還形成了自已獨特的學風和人生哲學。他對人常講的是：「為人民事業生無所息」、「獨立思考只服從真理」、「正道直行」、「重節輕位」和「服務萬歲、創造萬歲」。他請人給他篆刻了兩枚印章：一枚是「創造萬歲」，另一枚是「服務萬歲」。我認為，這兩枚印章就是他一生的寫照。他追求創新，他的一生就是學術理論創新的一生；他無私服務，他的一生就是服務社會的一生。他之所以名揚四海和廣泛受到人們的尊重，都源於這兩個基點。

為了以創新促服務和為服務而創新，他堅持深入實際。改革開放初期，在北京他每個週日都去郊區調研，及至年老行動不便以後，他在戰勝癌症的情況下，還堅持「坐輪椅走天下」。2004年，他以89歲高齡還坐輪椅去了23個城市搞調研。他曾說：「我的學問是坐出來的，同時也是走出來的。」於老的不懈追求精神多麼動人啊！

二於光遠是我的良師，從做學問到幹事業，他給予我的影的太大太多。我直接和間接同他接觸已有60多年之久。1951年夏，我在平原省新鄉專署糧食局工作時，由於手部受傷不能執筆每天上班只能閱讀書報，這使我有機會學習了他在解放區寫的《論調查研究》一書，從中不僅使我懂得了調查研究對於貫徹政策的重要意義，而且懂得了什麼是「算術平均數」和「加權平均數」等調查統計的方法。光遠是人大的兼職教授。1959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讀三年級時，笫一次見到光遠，還聽了他的報告。在報告中間休息時，我向他請教一個問題，他很敏銳地反問道：「你一定是看了蘇聯學者xxxx的文章吧？」1961年下半年，正處於暫時困難時期，為了從理論上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光遠同志作為中宣部負責理論工作的部門領導到人大召開座談會，每週三下午開會，一連座談了10次。我當時作為一個青年教師，尚未開課，領導上要我每次都參會並做記錄。一次我就如何認識規律的客觀性問題發了言，於老在最後總結講話時，還針對我的發言強調了對規律的客觀性不容質疑。後來為指導人大經濟學系編寫教材，他還多次來人大開會聽取討論。他強調要編好教材就一定要多準備「各種磚瓦」（信息資料）。

粉碎「四人幫」以後，為了撥亂返正，於老建議教育部重新編寫高校政治經濟學教材，於是教育部政教司就從各大學借調教師組成編書組，在於老指導下開始編書，我也從人大借調過來參加編書組。書名定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共分11章。從書名到全書體系結構都由於老確定。這本教材1979年出了第1版、1982年出了修訂版。由於這本書切中時弊、滿足急需，第1版推出之後就銷售了600多萬冊，加上2版後的銷量，總銷量當在1000萬冊左右。如此大的發行量是十分罕見的。這主要得益於於老的指導。

1979年，為了研究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中央財經委建立了四個調查研究組，光遠同志被任命為理論方法組組長，包括我在內的編書組成員都被轉調到理論方法組工作。在這裡有更多的機會同於老接觸。

為了進一步肅清「四人幫」的思想影響和探求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光遠同志領導的理論方法組，組織了多次全國性的討論會。其中有按勞分配討論會（在北京）、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會（在北京）、城鎮集體所有制討論會（在瀋陽）、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討論會（在成都）。除按勞分配討論會外，我都擔任大會簡報組組長。負責把大會討論的情況通過《簡報》反映給光遠同志，再把光遠同志的要求通過《簡報》傳遞給與會者。

為了幫助廣大幹部更新觀念、改善知識結構，光遠同志從1981年底開始擬提綱到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合訂本，前後用了8年左右的時間，組織撰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基礎理論》大型著作（起初書名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常識讀本》，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從書名、體系結構到主要論點都由光遠同志確定，有些章節甚至由他親自執筆寫出樣板。全書分為8部分，50章。我自已執筆或與別人共同執筆完成了4章。光遠同志指定我負責編書組的組織聯絡工作，並希望我組織100位作者參加此書撰寫。後來受全書框架的侷限，只組織了44位同志參加。這些作者由於受光遠同志的薰陶，其中不少人後來都頗有成就和影響。

在撰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基礎理論》的過程中，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為了深入理解和貫徹落實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光遠同志又組織部分《基礎理論》的作者撰寫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問題：理論.內容.意義》一書。書中扉頁上標明：「受主編於光遠的委託，由李成勛負責全書統稿工作」。這種對中青年的信任和放手是我所感念的。

光遠同志在學術上對我教誨和影響最大的是關於發展戰略學的研究。光遠同志1981年2月發起召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問題座談會」，每兩月一次，起初都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他以座談會發起通知的形式，發表了他的題為《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一個應該研究的重要問題》的首篇發展戰略論文。隨後他又先後出版了3部有關發展戰略的論文集。我為他講的戰略研究關係到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重大意義所撼動，8年中46次座談會（從1982年開始這個系列座談會納入兩月一次的經濟學活動周內），我會會必到。這個戰略座談會不僅討論宏觀戰略，各省市還都爭先恐後地將他們的地區戰略規劃提交會議討論。發展戰略研究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使我決心除《資本論》外將把「經濟發展戰略理論與實踐」作為我的一個研究方向。

光遠同志對我研究發展戰略的想法頗為支特，並希望我能夠寫出專著。在光遠同志的影響下，1989年我終於出版了國內首部《經濟發展戰略學》。此後，我進一步設想把經濟發展戰略學建設成為一個小學科。我把這一想法告訴了光遠同志，並列出一個學科建設的框架當面交給了他。他很小心地把我寫的東西放在他的書包裏。在我1999年出版《經濟發展戰略學》第2版時，光遠同志在為這本書的題詞中寫道：「不僅要研究戰略，而且要研究戰略學，後者是在總結前者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並對前者起指導作用，前者又將進一步充實後者。這樣的話說起來不難，但是實踐起來就不那麼容易了，要多動腦筋。我本人也願同此書作者和讀者共勉。」這是光遠同志對我的一個有力鞭策。

2009年，我在出版第3版《經濟發展戰略學》的同時，又出版了《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學》。光遠同志以94歲高齡為這本書題了詞：「要重視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學研究」。2012年我又出版了《企業發展戰略學》。眼下正在研究產業發展戰略理論與實踐，爭取將來也能出版專著。我決不辜負我們在實現「中國夢」歷程中國家和社會對發展戰略學的迫切需求，也決不辜負光遠同志在世時的多年期望，我一定排除各種困難，將經濟發展戰略學這一小學科初步架設起來，以便為後人的深化研究打下基礎。

三我1934年出生在河南獲嘉縣，1951年調到北京工作後，改革開放前只回過一次故鄉，但對家鄉十分愛戀。1983年12月17日《經濟日報》公佈了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刺痛了我的心。數據表明：到1982年底，全國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畢業文化程度的人數排在倒數第1位的竟是我的家鄉河南省。中華文化發祥地、全國8大古都擁有4個的河南省怎麼會是這樣呢！我作為一個河南人對於改變這種狀況又能作些什麼呢？經過反覆思考和調查研究，決心為家鄉創辦一所大學，以緩解河南高教落後的狀態。這對於一介書生來說，談何容易！我把自已的想法告訴了於老。於老深表理解和支持。過後，他在經濟學界的一次大會上還講道：「我國高教事業發展不平衡，河南、河北和山西三個歷史悠久的省分，沒有重點大學、沒有一級教授、沒有學部委員，是個三無地區，是個鍋底、是文教窪地。但是，最近有熱心家鄉教育事業發展的同志，想在河南創辦一所大學，這就很好！」

要在家鄉辦大學，地址我選擇了新鄉，並得到新鄉地、市領導的支持，但還必須爭取省裏領導的認定。時任河南省長的何竹康同志在信中曾答應接見我，但總是因為忙安排不下來，於是我便求助於老。於老很爽快地答應致函何竹康介紹我去拜見他。信中寫道：「竹康同志：在京西我們互通電話時說起，馬列所李成勛同志熱心在新鄉辦學的事，他準備不久到鄭州走一趟，商量這件事，希望我再寫封信把他介紹給你（我想他是和你沒有見過面），因我二十四日就要去貴州，所以先寫這封信留給他，讓他帶著來見你。」又寫道：「關於河南教育問題過些時候再和你聯繫，在空軍招待所同劉傑同志（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簡單地說過幾句。敬禮！於光遠。」過了不久，我拿看於老的信到鄭州很順利地拜見了何竹康省長。何省長當面表示支持我為家鄉為大學的設想，並問我：「你能不能來擔任校長？」

同時，我向國家教育部申請在新鄉辦大學的事，在教育部接到我的申請報告16天之後即1984年10月15日也批下來了。批覆中寫道：「您為了加快中原地區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決心以改革精神，少花錢，多為四化建設培養人才的精神我們是支持的。」並且覈示「先辦一所專科職業大學」。

經過我此後的進一步運作、特別是新鄉市、河南省黨政領導的鼎力支持和籌措，1985年4月19日，新鄉市委、市政府在市委禮堂正式舉行了平原大學成立大會。於老出席了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並作了報告。在成立大會上，市委、市政府聘請於光遠同志為平原大學總顧問、我被聘請為名譽校長。一個新型大學平原大學正式誕生了。

平原大學成立後，於老仍時刻關心著支持著學校的發展。他在出席平大的成立大會後，又先後3次來平大視察和調研。每次來必演講、必開座淡會。不僅如此，他還先後在《平原大學學報》上發表過13篇文章。據我所知，他對任何一所大學也沒有如此厚愛過。他年勢已高，事情又那麼多，他哪裡有時間寫文稿？據我長期觀察，他的時間完全是「擠」出來的。他的行為格言是：「無時不思、無日不寫」。他隨身帶著紙和筆，就是坐在主席臺上開會，他也在俯首命筆。我親眼看到，在他參加平大成立大會後回鄭州的路上，坐在火車上還給《河南日報》寫了一篇文稿。他的這種勤奮和拼搏精神怎能教人不欽佩！

2002年底，新鄉市委、市政府為解決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與高層次專門人才十分短缺的矛盾，根據國家教育部整合優化教育資源的指示精神，在省政府指導下，作出了將有半個多世紀辦學歷史的新鄉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平原大學和成立於1980年的新鄉市教育學院三校合併申辦本科層次新鄉學院的決策。合併升本是個十分複雜和艱難的任務，我目睹並參與了這個過程。於老因體力不支不可能去運作具體事情，但他也為合併升本很機智地獻出了他的智慧。我們在他的示意下，少走了彎路，提高了工作的有效性。經過三校同志數年的共同努力，國家教育部在嚴格評審的基礎上終於在2007年3月批准了設立公辦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新鄉學院。這一令人興奮的結果也包含了於老的心血。

新鄉學院獲準組建時，光遠同志已經92歲高齡，但他仍然關心著學校的發展，每年都聽取校領導關於學校發展情況的彙報，每年他都將自己一年的健康與工作情形書面告知學校。如今他走了，永遠地告別我們了，這使我們何等的悲傷！

於老的離去，使我校失去了值得尊敬的總顧問，學術界失去了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大師，社會失去了一位改革創新的領軍級人物，黨失去了一位忠實的堅強戰士，我失去了一位難求的良師！

於老，您安息吧！我們永遠懷念您！您的創新與服務精神將永垂青史！

李成勛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國民生研究院高級顧問

此文是李成勛在中國民生研究院、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舉辦的於光遠追思會暨於光遠經濟理論研討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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