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偽善，以牛根生為例
［提要：你還記得牛根生嗎？屈指一算，他淡出公共視野，淡出中國企業家的圈子，已經有好幾年了。如今，當我們再一次思考人性的偽善屬性，很自然就想到了他。但他不是惟一的偽善之人，事實上每個人都是，區別在於，他被發現了，而你我卻還在暗自竊喜。］
常態下，一個人做事情，如果先後遇到人際關係糾紛、制度糾紛和道德糾紛，這個人差不多就要成為失敗的標本了。我們熟悉的牛根生，就是這樣的實驗室標本。
多年前，當我第一次聽到牛根生捐出個人全部股份的消息，我會心的笑了一下，多年的意識形態教育終於在牛根生的身上開花結果，豪氣衝天的老牛用他的財富、權利和企業的組織結構放出一場醒目的焰火。
按照老牛的決定，他的全部股權將用於成立"老牛基金會"，主要用於褒獎對蒙牛集團作出突出貢獻的人士或機構，在集團員工遭遇不幸或生活窘困時，也可向基金會申請幫助。按照牛根生的計劃，在他百年之後，家人不能繼承「老牛基金會」，妻子與兒女只可領取不低於北京、上海、廣州三地平均工資的月生活費。
有意思的是，儘管也許有著不為外人所知的隱情，但蒙牛的牛根生和伊利的鄭俊懷，這對曾經同事多年，又打過多年「擂台」的歡喜冤家，在財富面前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鄭俊懷似乎要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拿來，而牛根生則把本來屬於自己的財富拿了出去。
這真是一個極有意思的行為，有意思得就象一次精心策劃的行為藝術。只是這驚世的行為，外人似乎無法理解，在某種意義上，老牛似乎是把企業的制度當成了道具。道理很簡單，放眼所有現代企業制度，似乎捐贈企業股權的絕無僅有，只是捐贈企業利潤者多。這麼說來，中國的牛根生算是開闢了一種新現象：道德意義和個人意義明顯大過了企業的制度意義。
但有人說，正是出於對財富安全和企業長久等諸因素的考慮，牛根生做出了「共產」的安排。
自從宣布裸捐後，牛根生位於呼和浩特市那棟1000多平方米的豪華別墅迎來了數批來自全國的記者，人們試圖找到答案：別墅的主人為什麼要做出這種「前無古人」的舉動。
也許正應驗了那句老話，樹大招風。竟然有呼和浩特的計程車司機語氣非常肯定地說：「牛根生到了癌症晚期。」北京似乎也在流傳這樣的消息，有人甚至把牛根生得癌症的傳言和老牛基金會聯繫起來，揣測他捐贈是為了安排自己的「身後事」。
如果讀讀牛根生的成長史，就可以知道這些傳言不真實。苦孩子牛根生小時候因為家裡窮被賣到了一戶牛姓人家，這位「億萬富翁」對自己生活的要求很低。對於財富，他這樣說：「我既做過窮人，也當過六個月的紙上富翁，我感覺還不如回到窮人。這兩天我發現老婆孩子都比以前快樂，同學交往也真實了，朋友之間跟他們交往也真實了。以前老感覺和別人的交往都是虛假的。家庭成員再也不用承擔紙上富翁的壓力了，如果有人綁架，知道現在我沒有錢，也就沒有綁架的價值了。」
牛根生坦言無錢一身輕的快樂。 但散財不僅僅是為此，老牛基金會其實寄託著牛根生更大的夢想。他說自己的捐贈是一種「共產主義」，「共產是我的理想，跟大家分享成績、成果和收益的時候是最快樂的。這樣可以讓企業活得更長，一百年後大家還能想起我老牛，我希望蒙牛能活得長一些，以後我兒子的孫子，人家會說這是蒙牛創始人的第幾代，要是趕上有一個混蛋兒子，他把錢花完了，輪不到孫子就沒有了，這就沒什麼價值了」。
這情形讓人想起180多年前的一個英國人羅伯特·歐文，他當時的身份和牛根生一樣，是一家2000多人的大紗廠的股東兼總經理。歐文企圖發現一種方法，既有利於工人又有利於企業主，他採取了縮短工時、提高工資、改善住宿條件等辦法，果然有效，工人的福利改善了，股東也獲得了更高的回報。當然，歐文的理想並不在一個企業身上，他夢想著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制度。1825年，歐文在美國印第安納州新哈姆尼買下三萬英畝土地，建設起"共產主義公社"。接著他又在紐約州、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納州其他地方，建立了十八個公社。但三年後，羅伯特·歐文的共產理想徹底破滅了。
和歐文一樣的是，牛根生也為員工修建了漂亮的小區，員工的待遇和股東的回報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歐文不一樣的是，牛根生共產的目的並不是想改造一個社會，只是希望建立一種屬於個人和企業的道德價值，一種能夠對市場營銷有所引導的品德標杆，或者說，牛根生可能希望藉助他的道德的力量，來為自己的人生安全設立一個永恆的避風港。
可是在2008年，一場毒奶粉事件卻讓牛根生和他的蒙牛風雨飄搖，讓他多年的道德馴化作鳥獸散。事件暴發之後，按照他多年的道德姿態，牛根生當然是痛斥嬰幼兒奶粉教訓，算是對自己的消費者作了一個懺悔的姿態，不料越幾日，蒙牛鋪天蓋地的液態奶也出了問題。我們能想像那個時候的牛根生再也找不到言說的理由了，他惟一的辦法是閉嘴，是躲在一個誰也找不到他的地方，任由漫天的咒罵撲面而來，任由他的牛奶市場一瀉千里。即使是非常重要的蒙牛業績說明會，牛根生也沒有出場。毒奶風暴直接刮到資本市場，停牌一周的蒙牛，9月23日復牌，開盤暴跌61%。昔日信心滿懷的牛根生真的到了他人生最艱難的時刻。
事實上，牛根生的艱難生活始終與他為伴。記得當年，牛根生從伊利副總的職位上被掃地出門，多年的摸爬滾打化為烏有，我想他是遇到了中國人司空見慣的人際糾紛危機。那個時候，牛根生可以指責鄭俊懷的背信棄義，指責國有企業人浮於事的種種弊端，當然可以選擇自己從頭開始，從人際關係的糾紛中站起來。從這個角度看，蒙牛在短短几年之內便鹹魚翻身，爆得大名大利，幾乎就是牛根生一個人發憤圖強的故事。
後來的事實證明，牛根生的很多企業理念，都來自於他對道德的理解。當他越過這一點，他必然會遇到更加重要的企業制度命題。是的，那個時候的牛根生非常固執地越過現代企業制度，越過企業的自然人產權制度，豪邁地抵達了他的道德理想國。我們看到，當牛根生把自己的產權意義稀釋之後，他必須藉助於道德宣講。人們在媒體上看到的牛根生，看上去總是一副高邁的道德課講師形象，似乎他只屬於國家，屬於人民，轉眼之間，他成了國家的牛奶形象代言人，成了日日夜夜眷念人民身體健康的天使。
這顯然是牛根生有意為之的人生歸宿，他希望自己是一種美好道德的化身，他認為他的力量來源於此。可是直到現在，人們無論如何也想不通，一個那麼迷戀道德，口口聲聲以人民的身體健康為使命的企業家，怎麼會在他的產品里添加一種對人體只有害處的工業原料。可以這麼說，河北的三鹿出事之後，人們並沒有完全絕望，畢竟三鹿的公共形象和道德形象相對弱勢，只有當牛根生和他的蒙牛也卷進三聚氰胺之後，人們才完全陷入絕望的悲傷之中。由於多年的道德宣講，消費者幾乎把牛根生當成了一名道德的完人，以為牛根生會有所擔當。但是人們看到，牛根生沒有這麼做。即使三鹿醜聞暴發，牛根生還是坐懷不亂；即使國家質檢總局查出了蒙牛的嬰幼兒奶粉同樣有問題，他也只是蜻蜓點水地說要在蒙牛查清事故責任人並嚴懲；即使蒙牛的液態奶被爆有毒，牛根生的選擇也只是迴避和藏匿，他始終沒有站出來道歉，沒有站出來懺悔；即使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辭職了，牛根生還在穩坐江山，一夜之間，他成了蒙牛股價崩潰的三聚氰胺，他的行為加速推動了蒙牛被消費市場和資本市場雙重遺棄的進程。
關於牛根生，其實人們已經無話可說。我們可以說牛根生沒有敗給人際關係，沒有敗給制度設計，但他實實在在敗給了他一向引以為傲的道德建設。當我們對他的觀察越過人性、越過制度，最終不得不指向道德的時候，我的內心所有的思考，只剩下連綿的唏噓。一個口口聲聲呼喊道德的人，他的道德底線究竟在哪裡？
我想起耶和華帶著人們走出埃及的時候說過的話，「不可做假見證陷害人」，這至高的教訓歷歷在目，可是我們卻聽不見；我還想起上一次耶穌來臨的時候說，這個世界上沒有義人，所有人都有罪，可是我們不相信這樣的教訓，太多的人當自己是完人，太多的人把自己漸漸打造成了美好道德的化身。口口聲聲教訓別人，惟獨忘記了教訓自己。
當我們忽略了最高的敬畏，人的道德課就是一次偽善，這是幽暗的人性駕輕就熟的地方。一個不懂得怕的人，註定也不會懂得愛。人人必有一死，死後必有審判。當我們有一天去到神的身邊，我們如何言說曾經的毒奶粉事件，如何面對那些嗷嗷待哺的嬰兒，他們張開的小嘴，期待的是營養，我們卻給他們毒品。
這是怎樣的一堂道德課，我相信我們此生最大的遺憾，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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