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他在市場上被譽爲“預測帝”、“章魚哥”，似乎擁有預知未來經濟的”水晶球"，他經常在市場的前頭提前看到拐點，在過往13年的宏觀經濟研究生涯中，留下了許多預測傳奇：

　　2007年準備金提高了十次，其中六個時間點都被他預測對了，並在2007年初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只有9.5%的背景下做出了法定存款準備金將會提高到23%左右的驚人預言；2008年初，他預見到美聯儲要購買長期國債注入流動性；2012年-2015年，預言人民幣將要貶值；最近將要面臨應驗的，是他在2014年初就做出的“2017-2022年將成房價回調期”的預言……

　　他就是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本文將披露“預測帝”魯政委鮮爲人知的經濟學家成名史、經濟研究體驗和預測方面的獨門祕笈。

　　成名

　　從應屆博士畢業生成長爲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只用了5年。

　　2006年6月，魯政委進入興業銀行資金營運中心，同年7月興業銀行資金營運中心研究處成立，當時魯政委是研究處最早的三名員工之一。

　　研究處剛成立時，並沒有明確的研究任務。魯政委自言“三天不寫就手癢”。於是，他就自己找一些感興趣的事件評論，以至於當時有同事說他寫得比他們看得還快。就這樣，沒想到還收到了良好的反饋。

　　存款準備金率的預測讓魯政委在業內初露鋒芒。

　　在2006年6月之前，央行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一次設定數年不變，偶爾動用便會引起市場的劇烈震動，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由此被稱爲“巨斧”。然而，時任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在2006年3月18日第一次口頭警示關注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金率，三個月後央行就提高一次法定存款準備金率。

　　彼時正一邊行色匆匆走在長安街上一邊接受關於這次提準電話採訪的魯政委，在反覆品味吳曉靈的警示後，敏銳地覺得有必要把準備金率及其調整可能作爲研究對象，並希望能夠準確預測到準備金率調整的時間點。

　　2007年那一年，魯政委做出了幾個事後看起來非常精準的預測。在準備金還在9%的時候，他預言準備金率很快會突破15%，未來準備金率會有多次上調，最終要提高到23%。

　　事後回顧，2007年準備金提高了十次，其中六個時間點都被他預測對了。準備金率最終到2011年被提到了21.5%的最高點。

　　對準備金率在時間點上的多次精準判斷，讓他在興業銀行內贏得了關注，業務部門開始主動找他，諮詢觀點。他至今仍然記得一件事是，2007年端午節前夕他在小平的故里四川華鎣山出差，興業銀行一位交易主管還打電話給他，問到底是要提準還是要加息，因爲這決定要不要做利率互換。魯政委明確告訴他說是提準，不會加息。

　　魯政委另一個爲人熟知的預測就是早在2008年初，他就預見到了美聯儲要通過購買長期國債注入流動性，只不過他當時還不知道後來會有一個詞叫QE。

　　2008年，魯政委成爲興業銀行資金營運中心的資深經濟學家，過了一段時間，正式成爲資金營運中心部門的首席經濟學家。

　　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後，中國經濟增速快速回落，經濟面臨硬着陸的風險，中國政府果斷推出“四萬億計劃”。雖然市場一片悲觀，但魯政委已經在數據看到了經濟強勁反彈的端倪，由此，他在2009年下半年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建議政府部門不要再督查還沒有上馬的項目。果然，中國經濟很快又出現了過熱，2010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0.64%。

　　2010年-2012年，魯政委連續14次精確地判斷了人民銀行政策出臺的窗口，而被境外媒體稱爲“十四冠王”，那時恰逢世界盃過後“預測帝”章魚保羅紅極一時，國內媒體又冠以魯政委“預測帝”、“章魚哥”的稱號。

　　2011年，他正式獲得了興業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的頭銜。

　　他的名氣迅速在行外傳開。2011年和2012年連續兩年被香港專業投資者雜誌《The Asset（財資）》評爲亞洲“人民幣債券最佳分析師”。

　　2012年之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經濟增長的區間回落到8%以下。2012年8月23日魯政委發佈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經濟不景氣的根源在於因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過高，而非簡單的“內需不足”和“外需不足”。

　　魯政委預言：未來人民幣匯率必將貶值，“你不要相信人民幣永遠都不會貶值，那是不可能的”。2014年末他曾經建議行內較大規模地增持中資美元債。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2015年8月11日的“8·11”匯改。

　　眼下正待驗證的預言，是魯政委在2014年初所作出的“2017-2022年或成中國房價回調期”。他在2018年重提這種觀點時進行了一個小修正：未來房價更可能會走在“L型”的一橫上，但流動性會大幅下降，這恰恰是“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在量價上的含義；房地產的流動性問題，需要相關企業和居民高度關注……

　　分析師做預測，平滑外推很容易，魯政委也在中國經濟數據月度預測方面連續多年保持着名列市場前茅的預測精度，但他更看重的，是對市場拐點的提前研判。他認爲，前者只是雕蟲小技，而後者纔是超一流市場分析師所應該具備的真功夫。

　　讀書

　　準確的預測背後是多讀書，多類比。

　　大量的閱讀經歷要追溯到魯政委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教書期間，當時他懷揣着成爲一名象牙塔裏的經濟學家的夢想，讀了很多學術書籍，一年要讀幾十本上百本書。

　　讀書讓他博覽古今中外，也給他的研究帶來了很多靈感。

　　2007年，他判斷準備金率的不斷上調，用的是類比的方法。他認爲中國處在跟韓國非常相似的發展路徑和狀態下，仔細地分析韓國的情況後發現韓國的準備金率最高就是20%，結閤中國的情況他預估準備金最高會調到23%。

　　“幾乎所有快速增長的經濟體都會經歷長時間的經常項目順差。放眼當年美國、英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甚至遠到當年荷蘭快速增長的時候，都莫不是如此。而在經常項目的順差之下，一定要控制貨幣供應，控制國內的流動性過頭，否則國內就會出現嚴重的通脹，由此就一定需要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

　　在沒有法定準備金的時代如何調控呢？魯政委閱讀了弗裏德曼《美國貨幣史（1867—1960）》後發現，在過去的嚴格金匯兌本位制度下，規定了鈔票兌黃金的平價，比如說1盎司黃金兌換30美元。實際上這個兌換的係數並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據控制流動性的需要來進行調整，這實際上就是金匯兌本位時代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

　　看了《美國貨幣史》之後，魯政委恍然大悟：其實中國的事情一點都不稀奇，法定存款準備金的工具，在每一個快速發展的有鉅額順差的國家，都曾經被大規模地使用過。

　　爲什麼在2008年初能預見到美聯儲買債注水呢？這源於他曾看過一本名爲《聯儲歲月》的書。

　　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陷入長時間的低迷之後，美聯儲在20世紀90年代末開會討論：如果美國像日本那樣，怎麼才能起來？最後大家想到的方案是，利息降無可降之後就是購買長期國債強行注入。

　　2008年初他看到聯邦基金利率已經降到0.5%，但經濟還是那麼差，利率已經沒空間了，只有買債往裏面注水了。

　　除了經濟學的專業書籍，魯政委還酷愛中國古典詩詞。“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萬一禪關砉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等詩詞句都是他所非常喜愛的。

　　魯政委認爲，詩詞總是能夠帶給他一種無以言表的美，對於寫出酣暢淋漓、廣爲傳閱的研究報告有着莫大的幫助。古人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其實是很有道理的。

　　思想

　　和很多同時代的經濟學人一樣，通過大量閱讀，魯政委吸收了很多經濟學“大家”的思想。其中，凱恩斯、哈耶克和明斯基是對他影響深刻的幾位經濟學家。

　　凱恩斯是宏觀經濟學的鼻祖，其名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歷來被認爲高深晦澀，當年懷揣學者夢想的魯政委硬着頭皮把高鴻業翻譯的版本讀了三遍。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前言中的那句名言——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長期人都會死的），每個曾經學過經濟學的人都不陌生。但是這句話應該如何解讀呢?

　　在魯政委看來，凱恩斯的原教旨主義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是隻討論短期問題的，不討論長期問題。因爲在長期我們都死了，所以，不要在討論宏觀調控政策時試圖去討論經濟結構的問題，也不要去討論所謂的效率。結構和效率問題，更多地要靠市場來解決。

　　“本來它就不是一個解決效率的問題，它更多的是一個解決社會穩定的問題，就是怎麼活到明天的問題。”

　　這句話的另外一層含義是，所有的宏觀政策都是不能經年累月使用的。“所以，所有的宏觀調控只是用來買時間，你不能一直買，到最後總有一天會沒錢的，你只能短時間買一下。”

　　《預言與勸說》是凱恩斯的另一本經典之作。這本書中有一種觀點是，匯率的貶值跟擴張性的政策是等價的，但擴張性的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往往需要取得更多人的意見統一，而通脹和貶值就不需要人投票，央行自己做就行了。當然，世易時移，在當下，有些方面已經和那時不一樣了。

　　哈耶克是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等。

　　“哈耶克最真實地闡釋了市場的真諦，他直擊了現在很多人對於經濟認識的不正確的地方。他覺得市場的本源，就是每個人只掌握着碎片化的信息，所以要充分地經過市場的交易，現代用語叫博弈。這對現實當中認識社會有很大的意義。”

　　魯政委認爲，市場邏輯的最深刻根源都在哈耶克那裏得到了最純粹的表達；市場經濟的所有邏輯如果進一步往前推，其實都跟休漠的不可知論緊密相連，而經濟學的基礎就是不可知論。

　　明斯基是金融不穩定論的開創者，當代研究金融危機的開創性人物，其代表作有《穩定不穩定的經濟》，魯政委曾經爲該書的中文版審校，並一直深爲明斯基富有穿透力和強烈政策含義的觀點所折服。

　　明斯基認爲，金融是內在不穩定的，其不穩定內生於人性，根源於高槓桿。特別是在“泡沫”方面，魯政委認爲明斯基關於泡沫的定義是他看到過的最好的定義，也是政策含義最強的定義。

　　明斯基認爲，所謂泡沫就是以龐氏融資的方式，把價格推到不可持續的高度。所謂旁氏融資，就是隻有靠借新錢還舊債才能維繫的融資。每一次泡沫的破滅就會產生系統性風險。這爲我們理解我國目前防範系統性風險關鍵是要控制好槓桿率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研究

　　內心一直渴望成爲一名學者的魯政委，雖然目前“淪爲”一名市場機構的宏觀分析師，但他說，當初的夢想在某種程度上依然在。除了作純市場的分析和預測之外，魯政委還時常站在政策的角度探討“應該怎麼做”。正是後者，仍然深藏着最初的情懷。

　　每年給新員工培訓的時候，魯政委都會講一講市場研究跟學術研究的幾點區別。

　　第一個區別就是學術研究其實更加註重解釋，不是很注重預測。

　　魯政委回憶在社科院讀博士期間，林毅夫曾給他們講過實證經濟學方法論。林毅夫說，經濟學能不能預測未來，其實沒有人知道，但是你首先要能解釋過去，當你解釋了過去，你至少有更大的概率有可能被用來預測未來。

　　“雖然你不一定能預測未來，畢竟未來的條件可能跟過去不一樣，this time is different，但是歷史也總是會押着相同的韻腳。”魯政委說。

　　而市場分析師就是爲預測而生的。“把過去相同的歷史場景分析清楚，把過去把所有的歷史數據理清楚，通俗講叫基本事實要清楚，假定未來跟過去差不多，那麼我們就大致知道了未來會怎麼走。”

　　魯政委告訴記者，事實證明這種預測方法是很有效的，過去成就了他“預測帝”威名的很多預測，都是以這種方法來推導出來的。

　　第二，很多學者一輩子只幹一個“點”，市場機構的分析師不得不成爲“萬金油”，這是市場機構對分析師的特定要求。

　　第三個差別在於是否有原創性，學術研究很看重觀唸的新穎和原創性，但是市場分析並不在乎這一點，關鍵一定要“準”。“你可以借鑑別人，但是你一定要學會選擇正確的東西，而不必關注這個觀點是不是自己原創的。”

　　第四點不同就是，學者不僅學術觀點始終在那一“點”上，而且觀點始終如一，而分析師的觀點既不能不變，又不能經常變。

　　分析師要在適當的時間去變，但有時也需要在市場臨時走得跟自己的預測不一樣懂得去堅持。“促使你堅持和調整的背後的東西是什麼？是邏輯。第一個是理論邏輯，第二個是現實邏輯，現實邏輯就是對古今中外歷史的瞭解。”

　　“有時候覺得一個分析師特別像一個交易員，發現看錯了，止損就換方向，但是止損不能太早不能太晚，否則就會被打了左臉打右臉。”他說。

　　最後一個差別就是規範跟實證的差別。實證是，只預測未來會怎麼樣，至於結果是好還是不好，並不關心也不判斷；而規範只要去判斷，這樣好還是不好，要不要這樣，應不應該這樣。魯政委對自己的要求，是兩個方面都需要做，希望由此能夠有機會給政策部門更好選擇的建議。

　　魯政委常常說，對於一個分析師來說，預測精準應驗都是彌足自豪的，但若是極端殘酷的預測結果，即便應驗後能夠讓一個分析師“贏得生前身後名”，也毋寧大聲疾呼，因爲政策部門如果能關注到並採取措施提前幹預，那樣的話，“預測失誤”的價值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