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又辛：我和文字訓詁學

我原名劉錫銘，字又新，後改為又辛。1913年4月出生在山東省臨清縣城南的一個村子裡。父親舊制中學畢業，相當於現在的高中。在那個地區（現屬聊城專區），那時算是最高學府了。他終生從事小學教育工作。抗戰期間，曾把家中僅有的三間正房捐出創辦了一所武訓學校的分校。他教過的學生，有不少人長大成材。我的開蒙老師就是父親。父親的知識面很寬，新學舊學都能教，又善於規劃教學次序。舊學中的四書五經，先教《孟子》、《論語》，再教《詩經》。新學國語課中的「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叫一叫，小狗跳一跳」那樣淺陋可笑的課文，只是一讀而過，但對於1920年才推廣的注音符號，則讓學生完全學會。記得有一次上國語課，他用注音符號寫出一篇文章，讓學生「翻譯」成漢字。那正值縣裡一位督學先生來「查學」（檢查教學），看了黑板上一大篇注音符號，竟然一個也不認得，下課後竟然悄悄地問父親，你們這裡還學英文嗎？一時傳為笑柄。我想這種訓練，也許是我一生終於從事語言學研究的一點契機吧。

我是個愚笨的人，記性力差。二弟比我小三歲，比我聰明得多，幾百字的書，他讀上一兩遍就能成誦，我卻要讀十幾遍纔行。父親針對我這個缺點，要我養成苦讀的習慣。每天早上一醒，還沒有起牀，就在被窩裡回答父親的提問。在走向學校和從學校回家的路上，父子三人，一問二答，一分鐘也不放過。平時無假日，只是過舊年時休息一天半。這種訓練對於我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養成勤奮學習的習慣，知道勤能補拙的道理。二是身體不好，自幼多病，但後來也因此而積累了一套卻病健身的知識。初中畢業後，本打算到濟南去考師範學校的，因為父親一人支持一個破敗的八口之家，又要供給比我長三歲的叔父讀書，實在不能再供我讀高中了。那時讀師範，衣食住完全公費，自己只要籌點零用錢就行了。卻蒙一位同班好友盛情約我一同去北平讀高中，學費由他負責，因此我便讀了北平市立第一中學，隨後在1934年考上了北京大學。那一年，胡適任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中文系語言組的劉半農、白滌洲兩位先生相繼去世，便請羅常培先生來北大（那時他在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研究員）任教，隨後任系主任。在中文系任課的老師有胡適、沈兼士、唐蘭、聞一多、魏建功、羅庸、鄭奠、錢穆、顧隨、何容、陳綿、馬裕藻、餘嘉錫諸先生。

初入學時，我暫定讀中文系，按照當時的規定，第二年可以轉入文學院的其他系。一年級的課程，多數課是文學院各系的共同必修課，因此每週總要上兩次一百多人的大課。胡造的「中國文學概要」和「中國哲學史」，錢穆的「中國通史」都是大課。專業課只有十幾個人，同班同學只有十六個人，但是羅常培先生的「語音學」，課堂裏常常坐滿了人。因為北大有個特殊的校風，不但外系的學生可以來旁聽，校外的人也可以來。經常來聽羅先生講課的，一位是外語系的教員袁家驊先生，一位是清華大學楊樹達先生的研究生張清常。還有一兩個日本人。羅先生對這些旁聽生一視同仁，有的後來成為知名的語言學家。

在北大這三年，我學到的東西很多，最主要的是找到了理想的崗位，立志在研究中國語言文字和探討傳統文化方面做出貢獻。這完全是受了幾位老師的教導和影響以及北大校風陶冶的結果。

胡適的兩門課我都聽過，他給我的最深印象是學貫中西，能夠用中西對比的方法講解中國文學和古代哲學中的許多疑難問題，深入淺出，很有吸引力。他的《白話文學史》《中國哲學史》在當時都是創新的工作。他從五四運動的前線退出來，轉向「整理國故」，專門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在這方面是很有影響的人物。

羅常培先生的語音學，給我印象最深，他用歐洲語音學的方法講述漢語音韻問題，許多傳統小學家說不清楚的，一經分析，無不渙然冰釋，令人頓悟。一向被視為「絕學」的中國音韻學，竟然講得那樣生動，因而我也逐漸迷上了這一門課。我在二年級時，還做了兩篇分析臨清音系的小論文，在《讀書週刊》(北大文學院主編，天津益世報副刊)發表。羅先生對我後來決定研究語言學，對於我終生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不動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沈兼士先生的文字畫理論和「右文說」等訓詁學理論，唐蘭先生的「三書說」理論，魏建功先生在《古音研究》（講授「中國音韻學」時的講義）一書中提出的上古漢語中的音韻、訓詁問題，都使我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當時分五段開設的中國文學史，我只聽過羅庸先生講的兩段，都極精彩。顧隨先生講宋詞，不但妙趣橫生，而且加上手勢表情，頗能引人入勝。陳綿先生的「話劇實習」課，除講課外，還組織了一個小小的「幹嗎劇團」，這點知識在抗戰初期一度派上了用場，我做過一個抗戰劇團的團長兼導演。

聞一多先生講的《詩經》、《楚辭》兩門課都聽過。那是聞先生第一次講這類課，搜羅資料豐富而較少發揮。後來我到西南聯大復學，又重聽聞先生講《詩經》，因為他考察過雲南少數民族的民歌、歌舞和民俗，用以同《詩經》中的詩篇對照，於是把這項研究推向一個全新的階段。他把《詩經》講活了。這是後話。

錢穆先生的「中國通史」課，不但引發了我對歷史學習的興趣，還使我學會了做學問的某些方法。錢先生自學成才，三十多歲當小學教員時立志做學問，他說，一部《史記》讀過十幾遍，每讀一次都從這部書中解答一個大問題，中國古史中的許多大問題都是這樣得到解答的。有一次他說，從立志治學，十多年來只有三天沒有看書，一直沒有間斷。這些話我至今記憶猶新。

北大還有個藏書豐富的圖書館，當時學生人數不多，讀線裝書的人更少，每可以佔用一張能坐十幾人的大書桌，一次可以借閱幾十部書，不用任何手緒；下班時可以把書籍連同自己的筆記、卡片留在原處，不會有人移動。管理員的的水平也高，你只要告訴他書名，幾分鐘就把書送來；而且有時會主動告訴你，這書還有另外幾種版本，如果需要，馬上取來。當時師生之間的關係也好，記得我在二年級時曾發表過一篇關於王若盛的小論文，魏建功先生看了立即給我寫信，說北大圖書館的石刻拓片中有王若盛的墓碑資料。這件事也可說明北大學風的一個側面。

但是我的治學夢被蘆溝橋的炮聲打斷了。1937年7月7日我在北大東齋聽到西南方向的炮聲。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關頭。我也被迫休學，在家鄉曾參加了一段抗戰活動。先是悲觀失望，認為生為亡國奴，不如死為自由鬼。後來親眼看到日本侵略者樹敵過多，中國民心振奮，逐漸得到了日本必敗的想法，而且聽說北大已經遷到雲南，成立了西南聯大學，於是決心到昆明復學，重溫治學的舊夢。

1943年從山東到雲南，逃出淪陷區，到了西安，隨後又得到朋友資助路費，第二年方到昆明。接著是抗戰勝利，西南聯大解散，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複員後，剩下一個師範學院，改名為昆明師範學院，由三校負責配備各系教師，算是三校在昆明的分校。羅庸先生擔任第一任中文系主任，我被分配擔任大一國文、國語語法和音韻學三門課程，經常在中文系主編的語文副刊上寫論文，後來又由傅懋勉先生帶頭組織，創辦了《雲南論壇》雜誌，由羅庸、錢穆、方國渝、董庶、傅懋勉和我任編輯。就這樣，我重新開始了治學的道路。

解放後因探望羅庸先生的病來重慶，以後竟留在這裡工作。1952年院系調整到西南師範學院（今西南師大）任中文系教授，直至於今。我同當時許多人一樣，懷著一種民族新生的興奮感參加工作。我根據當時的工作需要，講授現代漢語。但在昆明的幾年興趣已傾向於文字訓詁的鑽研，因此這兩方面都要兼顧。1955年我參加了現代漢語規範化會議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會議。1956年參加了高教部召集的現代漢語教學大綱研討會，由黎錦熙先生任組長，陸宗達、肖璋、張志公、劉世儒諸先生都在小組中，主要討論語法體系問題，後來幾經修訂成為中學漢語語法的暫行體系。1955我還帶去了《從漢字演變的歷史看文字改革》一文的初稿，丁聲樹、魏建功兩位先生看過後加以肯定，後來交給周定一先生（比我晚一年的北大同學，當時任《中國語文》主編），1957年發表。這是我關於文字發展史的第一篇有影響的論文。我當時還是四川省推廣普通話的負責人之一。

在那幾年，我忘寢廢食的工作、備課、寫講義、研究漢字史、寫文章，簡直不知疲勞。但是，到了1959年，在那次「擴大化」的反右運動中，竟被「擴大」成右派，被無中生有羅織了八大罪狀，於是我被陷入絕境。1962年重新任教，奉命改教三個班的習作課，還擔任一個進修班的「毛主席論文研究」和「魯迅雜文研究」課。我已洞悉這是個陷阱，在那個以階段鬥爭為綱的時代，要在這類敏感的課程中找出口實，那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在帶著枷鎖的跳舞中，我仍然認真研究，寫出了《現代漢語論文語言的發展》一文的初稿，完成了一本關於習作的講義。隨後是「文革」，我理所當然地又一次被迫離開講臺和研究。這十年我只得重新鑽研中醫，在批鬥喘息之餘竟做起了業餘醫生，至今我還保留著幾十本尚待整理的醫案。1976年我開始進入《漢語大字典》的編寫籌備工作，後來成為編委，有幸重新回到文字訓詁的舊業中來。因為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已經思考過多年，重理舊業並不困難。為了編好這部大字典，我寫了有關整理異體字、處理同源字、處理假借字等問題的七八篇論文，還給參加大字典工作的青年同志寫了一本講稿。

1982年我招收第一屆研究生，到1987年奉命退休培養了四屆共九名漢語史碩士研究生，這些學生都能堅守教學和科研崗位，沒有一個人「下海」，有幾位已經頗有成就。1985年中國音韻學研究會在武漢舉辦第三期音韻學研究班，1987年在西南師大舉辦第四次研究班（改名為古漢語研究班），共召收全國講師以上的學員近一百多人。我按照嚴學窘學長的「將令」，講授訓詁學。研究班的學員，有好多位成為各地高校古漢語一類課程的主要教師，有的在出版社成為這一領域的骨幹。1985年我把幾十年來有關文字訓詁的論文選出三十篇，編成《文字訓詁論集》一書交給中華出局出版。這幾年我先後寫出《通假概說》、《訓詁學新論》兩部書，交巴蜀書社於1988年、1989年出版。

退休後，我給自己擬了一個規劃：一是要寫出「漢字發展史」，這是我思考鑽研了大半生的一個課題。二是同我的學生合寫一部漢語史。這兩部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部書。前者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由我和方有國合作，已經完成，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後一規劃，已經著手撰寫的，有我和張博合著的《漢語詞族譜》，已有十幾個詞族脫稿。方有國、馮英合寫的《上古漢語語法研究》也寫出了幾十篇論文。「辭彙史」要等一等，將來由張博完成。還應該有一部文學語言史，我自己估計已很難完成。我的忘年好友段啟明教授和夫人毛秀月，一位是紅學專家，一位擔任語言學概論課多年，他們二位願從事這項研究，希望能夠實現。

另外，還打算寫一部關於《論語》的書，姑且定名為《論語選注》吧，因為近七八年來不斷給研究生講「古代文獻導讀」課，《論語》一書講了好多次，每次都有訓詁上的新發現，近年來孔子也得到「平反」昭雪，如何吸取孔子及其他古人的思想精華，古為今用，用以豐富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已成為研究中國文化的學人不容推御的責任。因而在我的能動筆的時候，把這部書寫出來。因為我懂點中醫，也懂得一點中國的養生之道，很多朋友希望我寫個小冊子供大家參改。這個建議我也樂於接受，不過得往後拖一拖。以上是我一生的大致情況。

現在談談我在文字訓詁學方面有哪些「創新」的地方。孔子提出來「溫故而知新」這個命題。一切學術都是人類知識的積累，都是「故」，「故」就是前人已經發明發現了的知識，當今及以後的人要在「溫故」的基礎上創新，有所前進，有所發展，這就叫「知新」。這樣，這門學科才會發展。反之，學術就停滯，僵化。但是，「新」要有個標準，不是有異於前人論說的說法都是新。「新」是事物本身的發展規律，前人沒有發現，你發現了它，而且經過實踐的檢驗，證明瞭這個發現，這才叫知新。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我在幾十年研究中的一些「新」說，是不是符合這個標準，還不敢說，這裡暫且列舉出來，希望對這類課題有興趣的朋友加以檢驗。

第一，關於假借字的問題。假借字是漢字六書中的一類，自從許慎加以解說以後，歷代小學家經常討論這個問題，清代戴震的「四體二用」說，認為假借字不是造字法，是「用字法」；於是又產生了引申假借、借形、借義、通假等說法。近代學者又有人認為古人用假借字為寫別字，又有人還分假借和通假為兩類不同的字。對於這些議論，我探索思考了多年，後來寫在《論假借》一文（載《羅常培紀念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84年出版，又拙著《文字訓詁論集》頁36?61），後來又寫成《通假概說》一書（巴蜀出社1988年出版），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我得到的結論是：一、假借字利用表形字當作記音符號用以記錄與之同音的詞，是人類文字發展的一個飛躍。一切古文字，如埃及聖書字，蘇美樂楔形文字，中國的甲骨文、金文，都有大批假借字，甚至是這些文字體系中的主要因素。這是文字從表形向表音發展的標誌。二、許慎給假借字下的定義是「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八個字，說得極是。法國學者一直到十九世紀才對埃及聖書字解讀成功，他們把假借字叫做「畫謎」（rebus），布龍菲樂德的《語言論》纔有了較切實的闡述。三、許慎的解說也有缺點，他誤把「令」、「長」兩字當作假代字，又把真正的假借字「來」、「西」等字解為會意字。只講字本義，不講假借義。四、戴震的「四體二用」說認為「假借」和「轉注」是用字法，把假借排除在造字法之外，這同漢字體系的構成和漢字的演變都不相合。五、上古漢字中假借字所佔比例最高，假借字是表音文字初級階段的標誌，因而我把秦以前的文字定為表音文字階段，在世界文字體系中，屬於初級表音文字階段。我認為，經過這番探索，許多糾纏不清的問題，如假借和引申、假借和通假、形借和義借、用字和造字等，都可以迎刃而解。

第二，關於漢字發展三階段的說法。關於漢字發展歷史的問題，也是一個亟待解答的大問題。漢字有沒有古今的不同？傳統的說法，認為古今字體的變化，從大篆、小篆變為隸書、楷書，這就是古今漢字的差異，並據以劃分為幾個歷史階段。國外的文字學家對古今漢字視為一物，避而不談漢字的發展，這無論從文字史還是訓詁學的角度看都是說不通的。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首先提出了古今字的概念，他明確指出，所謂古今字的不同，不是指篆隸楷這類字體的不同，而是用字的不同，可惜他並沒有作進一步的探討。沈兼士先生提出，在「六書」以前，有一個「文字畫」階段，他是第一個用比較文字學方法試圖構擬漢字發展階段的學者，但是他仍然沒有跳出「六書」的圈子，沒有建立起新的理論。唐蘭先生提出他的「三書說」，用以代替「六書」舊說，但是他的「三書」中把「假借」排除在外，又分「象形」和「象意」為兩個階段，都不符合漢字的實際。我的三書說和漢字發展三階段說，是在沈先生和唐先生兩位老師的基礎上繼續探討而形成的。三階段的第一個階段，完全接受了沈先生的「文字畫」說，不過改稱為表形文字。第二階段為以假借字為主的階段，同兩位先生的構擬完全不同。我讀了歐洲學者關於比較文字學的論著，又注意到商周文字中大量應用假借字的情況，才決定把秦以前劃為漢字發展的第二個階段。以假借字為主的階段。以形聲字為主的第三階段，不會有多大爭論，因為所有文字學家都注意到漢代以後形聲字大量增加這個事實。這個三階段說是1957年正式提出來的，經過多年的反覆檢驗，證明這個假說可以說明三四千年來漢字發展的歷程，我在最近完稿即將出版的《漢字發展史綱要》一書中，詳細分析了這個歷程。在這個課題下，我還對漢字的性質，對漢字造字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從比較文字學的角度看，人類製造文字元號的方法只有三種：一是表形法，包括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二是表音法，包括假借及一切拼音文字、日本的片假名；三是兼表形音的形聲法。漢字兼有這三種造字法，而現代漢字則以形聲字為主體。要認識漢字的性質，也應以此為準。

以上兩類問題，是文字學的問題，也是訓詁學的問題。北大中文系二十年代開設的課程，有文字學音篇（相當於後來的音韻學）和文字學形義篇（包括文字學和訓詁學）。1934年開始才分開為音韻學、文字學、古文字學等。沈兼士先生在北大隻講授文字學，在他擔任教務長的輔仁大學又講授訓詁學。從這些課程由合而分的經過，可以看出音韻、文字、訓詁這三者的密切關係。這幾門學問都是由於漢字體系的特殊性造成的。為什麼使用拼音文字的國家沒有這類學科，只有從這方面加以比較才能解答。研究這套學問的主要目的是讀懂上古典籍，進而探討中國傳統化。研究這套學問時，應以音韻學為手段，以文字學為依據，以明訓詁為中心，這樣才能真正解決訓詁學中的許多難題。

第三、關於同源詞研究。

關於漢語同源詞/詞族/字族右文的研究，清代的程瑤田、王念孫、段玉裁、黃承吉以及章太炎、劉師培、黃侃等人都從各個方面做過探討，瑞典學者高本漢在《漢語詞族》一書中，第一次提出了漢語「詞族」這個術語（書名為Word Families of chinese，張世祿譯為《漢語詞類》）。這部書利用清人關於上古音韻的研究成果，按照音韻的配合列成十個音表，然後把兩千多個詞（字）分別填入這十個表中。後來他在《漢文典》一書中（Gramata Serica, se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 Japanese）又加修訂。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也是在這個框架中寫成的。

沈兼士先生總結了前人關於「右文」的研究和有關聲訓、聲轉、詞根研究的經驗教訓，提出字族研究的方法，是在這一領域開拓的一條新路。

我的《「右文說」說》，《漢語詞族研究的沿革方法和意義》，《釋籧篨》等文都是沿著沈先生的思路繼續前進寫出來的。關於「右文」，我從漢字發展歷史的角度，解答了沈先生提出的幾個疑難問題；關於「字族」，我擬定的撰寫《漢語詞族譜》的計劃，同我的學生張博合作，已經寫了十幾個詞族的「譜」，對前人在這方面的研究分別加以吸取和揚棄。

第四、關於異體字的研究。我在任《漢語大字典》編委期間，對漢字中的異體字進行過研究，並且提出過在大字典中處理異體字的做法。我的設想深得徐中舒先生（主編）和趟振鐸、李格非兩位任副主編的讚許，在編委會下成立了異體字組，由我擔任組長，擬出第一批字書材料，翦貼了十幾萬張卡片。下一步打算在這批資料的基礎上加以補充，採用宋代《類篇》和《集韻》處理正字、異體字的方法編入大字典，以後再另編成一部《漢字異體字字典》。可惜這個計劃竟因故未得實現。許多朋友都對此深表惋惜，只有我關於異體字研究的幾篇論文和《漢字發展史綱要》一書中有一些這方面的內容，還可看出我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我希望以後有人能繼續這項研究，希望將來修訂大字典的時候，能夠把這項成果吸收進去。

以上四個方面的多數看法，都是在幾位老師和前輩的研究基礎上經過多年鑽研取得的，這些看法是否算是創新，還需要有關專家加以檢驗。

現在談談我幾十年來從事這類研究的幾點體會。

第一、關於做人和做學問。

我自幼讀書，受儒家思想影響較大，年長後親身感受到國家貧弱受列強欺凌的痛苦，曾多方摸索過人生的道路，到上大學時，才決定走研究學問這一條路。曾記得有兩位先生都在那國家危急的關頭在課堂上含淚講過這樣的話：中國有四五千年的文化，這種文化不會滅亡，中國也不會亡；我們有責任把中國的文化傳下去。當時也認識到這些話的迂腐，但也的確打動了我的心。我之所以決定鑽研語言文字，其實就是受這種思想的支配，當然還有別的原因，那就是我的性格極不適宜於做政治活動。

儒家思想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使自己成為仁人。「仁」字從人從二，是個會意字，表示一個人要關心別人。《說文》中「仁」字的重文寫做「〓」，從千從心，也是會意字，表示仁人的心中要想念著千千萬萬人。這同歐洲的個人主義完全不同，但同社會主義思想卻有根本性的共同點。研究中國的古代文化思想，文字訓詁、音韻這一套傳統語言學是打開上古典籍的鑰匙。正是在這個信念下，我找到了自己做人，做學向的位子。

孔子曾自述他一生學習、研究的幾個階段：「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在今天看來，仍有現實意又。十五歲立志學習，這一句容易懂，不用多說。「三十而立」這句話最不好懂，傳統的說法，認為「立」是樹立，樹立了什麼，則眾說紛紜。有的說，樹立了幾部經書；有的說，道德、事業方面的樹立，但都不能自圓其說。孔子三十歲時在立德、立言、立行等方面都還沒有「立」起來。據我看，這個「立」應讀做「位」，位是位置、崗位。現在三十歲左右的人，大多數還沒有確定自己的位子。例如，大學畢業後，做幹部？做生意？做教師？做研究工作？往往到三四十歲都還沒有找到適合於自己的位子，有些人早有了職業，但並不安心從事這種職業，甚至終生也找不到安心的位子。反之，有的人職業崗位可以經常改變，但他幹一行愛一行，行行都做出成績，卻已經找到了他的位子。孔子的「三十而立」，正是說他三十歲找到了自己的位子，四十歲時堅守這個位子，一直不動搖（不惑）。甚至到五十歲他的理想仍不能實行時，也不後悔（知天命）。這不是我瞎說，因為春秋時期還沒有這個「位」字，當時所有「位」字都寫做「立」。例如，某某王「即立」就是「即位」，書證多不勝舉，《論語》中的「位」字都是漢代學者根據漢代通行的文字改寫的。這個「三十而立」的「立」沒有改寫，是因為這句話解為三十有所樹立，字面上講得通。

回想起來，我在三十年代已找到了自己做人做學問的位子，六十年來歷經坎坷，始終沒有放棄這個位子。也有過兩三次「做官」的機會，但都「未改初衷」，因為自知並無這方面的才能，只圖一時「有所得」，失去一生應該做的工作，於心不安。這也許是我終於能夠寫出七八本書，一百多篇論文的最大原因。當然，如果不是十幾年來的國運丕變，也許不會有什麼東西留給來者。另一方面，我在最困難的時候，如果沒有這點固執的意願，也許早就告別了這個世界。現在有些人對我不理解，已經八九十歲了，還辛辛苦苦的寫這些東西幹什麼？其實，我在這裡得到的快樂，決不是百萬富翁以及在麻將桌上消磨時光的人所能體會得到的。我常有一種負疚感：總感到自己的生活消費都來自人民，自己所學到的一點知識，都來自前人，現在有幸恭逢盛世，親自看到國家的日益昌盛，只覺得自己做的事太少，實在有愧於我們可愛的國家和人民。

第二，談談「京派」與「海派」問題。我在北大讀書時，第一次聽到學術界的所謂京派與海派之爭。京派、海派這兩個詞來自京劇。當時北平的京劇和上海上演的京劇，在外行人看來並無不同，只是上海京劇多採用話劇舞臺佈景舊規，舞臺上只是一面屏幕，桌椅在需要時搬出，用完即搬回，這樣便更能突出演員的唱工和做工。內行人則可以說出一大套道理指摘海派。在學術界，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也有了京派與海派之分。那時的上海，接受外來思想較快，思想比較活躍，學術的人，喜歡寫大本大本的書。這類著作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從宏觀上對一門學科做出全面的勾畫，有的也介紹了國外的新思想；缺點是作者往往並沒有對那個課題進行過認真的調查研究，提出的論點，多無切實的證據。因此這類著作顯得內容貧乏，初看時令人眼花繚亂，看過後往往一無所得。這就是當時所謂海派學者的大致情況。當然，也並不是說所有在上海居住的學者都屬海派。

至於京派，好像是胡適倡導起來的。胡適在五四運動的浪潮中退下來，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國故」上，那時把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研究叫做國學。北大出版了《國學季刊》雜誌。北大文學院的哲學系、中文系、歷史系原來合稱為國學門，沈兼士先生就擔任過國學門的負責人。胡適先生對如何整理古代典籍和研究國學，提出過許多設想，他自己也做過不少具體研究工作，他還多次稱譽過好幾位學者的著作。這些都是「京派」學術作風、治學方法的說明，在這裡不可能進行詳盡的闡述。據我的體會，當時京派的特點是重寫論文。你要研究某一部書或某一學科，先抓住一兩個關鍵性的問題，加以深入的探討。問題要小，但要「小題大做」。比如，胡適研究《詩經》的語法，他做了一篇《詩經言字解》，把《詩經》中所有的「言」字都抄錄下來，加以分析比較。他研究《紅樓夢》，從考證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入手。他研究孔子，寫了一篇《說儒》。這都是他「小題大做」、「先寫論文」主張的實例。這種學風的提倡者，還有清華國學研究所的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人。二三十年代在北平從事文學、語言、歷史、哲學等方面學習的學人，幾乎都受過京派學風的薰陶。

我在這種京派學風的陶冶下，形成了以京派為主的治學方法。例如，我研究文字訓詁學，不急於寫書，先寫小論文。研究文字，先抓住假借字這個問題，在中外古今的有關論述中找答案；答案找不到，就用甲骨文、金文中的假借字同漢代以後的文字作比較；又用比較文字學的方法探索出假借字是一切古文字共有的現象；於是得出結論，寫成關於漢字發展階段的幾篇論文。從研究「右文」、假借再進而寫《訓詁學新論》，也是這樣做的。?但從幾十年的研究中逐漸體會到，京派也有很大的缺點，那就是「見木不見林」。只懂得做微觀研究，不重視宏觀分析；只看得見一棵棵的樹木，卻看不到生長這種樹木的山林。例如，胡先生研究《詩經》中的「言」字，認為所有在動詞前面的「言」字都當解為「以」，他對自己的這篇文章很自許，認為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如果從《詩經》所代表的上古漢語語法的整體來看，這個結論並不可靠。我在《漢語漢字答問》（商務印書館，1997年出版）一書中，曾對這類字的語法作用提出另一個假說，認為「言告言歸」，「言採其蕨」的「言」字是加在動詞前面的前綴，這個假說是與漢藏語系親屬語言的同類情況相比較而提出來的。這是對這類問題的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我提出的這個假說，也仍然並非定論，但至少比舊時訓詁學方法要可靠一些。英國社會學家甄克思（E,Jenks）在他的名著《社會通詮》（A History of Politics）一書中有一段話說得極好： ?學之為道，有通有微。通者，了遠之璇璣也；微者，顯微之測驗也。通之失在膚，微之失在狹，故爝火可煬室而不可以覘敵，明月利望遠而不可以細書；是以在用何如耳。彼徒執顯微之管以觀物者，又烏識璇璣之為用大乎？善夫，吾師之言曰：「後世科各為學，欲並舉眾科，科詣其極，人道所必不能者也，惟於所有諸科各得其一二，而於一二之科，則罄其所有，此當今學者必由之途術也」。（嚴復譯《社會通詮》頁4，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這段話對科學研究的微觀與宏觀（通），二者容易出現的缺點說得極為透闢。一個學者治學應該既照顧到「通」又必須以「微」為基礎，掌握一二學科的微觀研究，對於有關諸學科又能知其一二，這樣才能避免兩個方面的缺點。三十年代的京派與海派之爭，其實就是甄克思所說的「微」與「通」之別，我逐漸領悟到這個道理，便不強調這二者的孰優孰劣，而改為二者應加以綜合。我指導學生寫論文時，提出的要求是「大題化小，小題大做」八個字。「小題大做」四個字是胡適提出來的，羅常培先生教導學生時經常使用。「大題化小」是我想出來的。我一直認為，「小題大做」這四個字至今仍要堅持，就中國學（包括中國語言學）而言，有許多尚待解決的小問題和大問題，大問題的解決往往要從小問題入手。一批一批的小問題徹底解決了，大問題就容易解決了，反之，如果有關的小問題沒有經過認真微觀研究，大問題就不會得到真正的解決。舉例說，孔子思想，孔子對人類文化的貢獻或罪過，對於孔子的評價，七八十年來一直為國內外學者所關注，迄今尚無明確定論。孔子思想是兩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核心思想，並且至今還有很大的影響力，要了解中國，瞭解中華民族的過去，不能不研究孔子。但是有許多小問題至今還沒有搞清楚，有些說法嚴重歪曲了孔子的思想。例如，孔子說的「仁者愛人」，有人說，這個「人」指的是貴族，不包括普通農民和老百姓，因而否定了孔子這一重要思想。如果把《論語》中「泛愛眾而親仁」等所有這類論點都一一加以微觀考查，則可得出結論，孔子是在奴隸社會解體後第一個認識到「人」的解放而提出博愛思想的大哲學家，而歐洲的博愛思想則是在文藝復興時才提出來的。象這類的例子俯拾皆是，所以我提出的「大題化小」，加上京派的「小題大作」，應該是比較切實的做學問的態度和方法。

第三，高等學校關於培養中國學的教學設置問題。「國學」在國外叫做漢學，現在國內叫做傳統文化研究、古籍整理，中國文化學，名稱很不一致，我認為應該規範一個較統一的說法，叫做中國學、中華學都可以。比「國學」明確，但中華學包括現代中國的各個方面，傳統文化、古籍整理則是中華學的分支。「國學」這個術語的缺點是對外無法使用，因為許多國家都有他們的國學，如日本學、美國學等，好處是過去曾使用過多年，商務印書館曾出版過一套「國學基本叢書」，涵義很明確。解放前培養這類學者主要由大學的中國語言文學系、歷史系，哲學系等系科負擔。那時的課程設置，面比較寬，拿中文系來說，總的傾問是重古輕今，重研究輕創作（但清華大學等大學中文系則不大相同）。因為有關古代的課程多，所以培養的學生對於古代典籍以及有關語文、文字、文學、哲學、歷史等方面的知識大都有較好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從事研究工作，比較容易。用以同解放後的課程對比，差異較大。拿語言文字課程來說，因為聽信了當時蘇聯專家的意見，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語法學、修辭學等課程一律取消，合併為現代漢語、古代漢語兩門課，外加上一門若有若無的語言學概論課。結果是傳統的幾門學科幾乎成為「絕學」。記得中國訓詁學會在武漢開成立會時，許多人把訓詁學會誤讀為「訓話學會」，一時傳為笑談。我從1982年開始召收研究生，開設的專業課程是文字、訓詁、音韻,然後纔是帶研究性質的課，這些課全是以前本科一二年級的必修課。中國有四五千年的歷史，有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有獨特的漢字作為五千年文化的載體，國家需要培養一批這方面的教師和專家，這類課程如何開設，需要考慮。

我在1944年到西南聯大復學時，發現那時的課程設置又有了變化，一是「大一國文」，是必修課。那時同班同學李松筠已升任中文系教員，我的名字就在他任課的那個班。另外，還要學兩門社會學課，一門是社會學，一門是政治學。還要學一門自然科學，我選了李繼侗先生的「生物學」。我在北大時，用了三年的時間幾乎把當時規定的學分都學完了，估計四年級只要寫論文就行了，卻不料又增加了這麼多必修課。但是後來逐漸體會到，聽聽這類課，不但可以開拓眼界，而且對我研究的課題也有不小的助益。記得當時講的社會學，實際上是社會人類學，以後我用心讀了莫爾根的《古代社會》（商務印書館譯本），又讀了恩格斯根據此書寫出的名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學習了這部歷史唯物主義著作，然後悟出語言學的歷史比較法也是這種思潮在語言學領域中的應用。我用這種方法探索中國文字訓詁中的問題，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進行的。至於生物學，我也從中得到許多直接間接的啟發和收益，說來話長，就不多說了。

今天大學文科的課程設置，同這種精神很不同。據我所知，多數學校的文科，課程都太「專」太狹。文科學生不懂自然科學，不懂姊妹學科，甚至，在同一系科的不同專業，也不通聞問。教師也是這樣，不但教語言課的不懂文學，教文學課的不懂語言，而且「古」、「今」不相謀，甚至到講秦漢的不問魏晉、唐宋，講訓詁的不講文字，講文字的不懂音韻訓詁，各自抱殘守缺，守住自己熟悉的一小塊天地。比較起來，西南聯大那時課程設置的框架，似乎仍有參改的價值。

從當前的情況看，隨著中國的日益富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文化對世界的影響也正在日益擴大。在國內，如何更深入地研究傳統文化，吸取其精華，使之成為現代精神文明的重要因素，也是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這兩方面都需要中國學這個學科的大力發展。我希望在這塊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中青年學友能夠在二十一世紀成為這一領域的大師，為中華振興和全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做出大的貢獻。至於我在一生坎坷的晚年寫下的這些文字訓詁方面的論著，如果能充當青年人前進道路上的一兩塊基石，也就心滿意足了。

1997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