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經濟體而言，如果說貨幣是血液，那麼財政就是這個經濟有機體的血管，它們共同組成社會有機體，讓資源分佈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每一個角落。

所以，經濟的運轉調控離不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共同的配合。如果你想釐清中國財政體制的改革，我們必須先要釐清中國的貨幣政策，也就是中國貨幣的投放方式。

我們都知道，現在社會上所謂的錢，絕大部分都是信用貨幣，或者說廣義貨幣的構成大部分都是由基礎貨幣派生出來的信用貨幣。

而基礎貨幣是整個社會貨幣的根基。從1985年我國開始有基礎貨幣的統計以來，基礎貨幣的創造與投放歷經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985年-1998年，基礎貨幣的主要投放方式是央行給商業銀行的再貸款；

第二個階段：1999年-2014年，基礎貨幣的創造主要依靠外匯佔款這個渠道；

第三個階段：2014年至今，由於多種因素的影響，外匯佔款佔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比重開始下降，央行通過MLF/PSL/SLF等多種貨幣工具投放基礎貨幣。

我們如果仔細研究1998年以前央行的再貸款，當時大的背景是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轉變過程。

只有中央銀行控制貨幣源頭，才能把控整個社會的經濟的走向，把國內經濟帶入正軌。

在這種大背景下，通過再貸款去進行基礎貨幣投放實際上是央行管理信用貨幣的一個手段。

當時，還有一個重要的大背景，就是財政包乾體制。

1988年以前，甚至包括之後的很長時間裏，在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的機制下，各地地方政府對投資的動能、GDP的“保爭之下”使中央銀行投放了大量的基礎貨幣。

1998年之後，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中國的外貿企業在國際市場賺取了大量的外匯，從此進入到“雙順差”時代（即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都呈現順差），從此，央行開啓以外匯佔款爲主的模式進行貨幣投放。

在上個世界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雖然我們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縱向跟自己比有很大發展。但和世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整體實力依舊不強，甚至一些地區的溫飽問題都還沒解決。

那如何解決改革初期經濟效率低下、發展緩慢的問題呢？

高層達成的一致就是解放思想、貫徹物質利益。通過放權讓利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搞經濟，所以這個時期財政改革的重點就是“建設財政”和“公共財政”。

大家一起努力把蛋糕做大，而這種放權讓利也徹底激活了經濟。

在初期，財政的根子在於土地，1978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將村內土地分開承包，開創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當年，小崗村糧食大豐收。之後僅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全國農村推廣普及率達到92%。

這種改革開放從農村逐漸延伸到城市。

幾年後的1980年到1987年，個體戶、小老闆、萬元戶的大量誕生都是微觀的不能在微觀的財政改革所帶來的個體經濟活躍的時代特徵。

這就是財政改革所帶來的積極推動作用。

1994年，中國的財政體制進行了改革。分稅制的誕生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新的關係——事權下放、財權上收。

之所以進行分稅制，追蹤溯源，還是我剛纔講的，當時跟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的差距還是比較大。所以，財政放權要率先打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

只有財政上通過讓利放權率先打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財政改革先行，在計劃經濟體制上打開一個缺口，才能再次激發整個社會的創造力。

分稅制就在這種大背景下誕生了。

而分稅制的本質，就是事權到地方、財權到中央，形成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分權。

這樣中央纔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兒。這也是中國這幾十年來高速發展的核心動力。

而地方政府由於財權上交，收入的大頭只能依靠土地出讓金。

而一旦地方財政喫緊，就得依靠中央的轉移支付和當地的債務融資。

2011年，我國人口劉易斯拐點到來。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5-65歲的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開始出現下降，從2011年的74.5%降至2018年的71.8%。

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意味着過去我們靠大量勞動力紅利去賺取國際外匯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所以，過去通過中低端製造業進行出口外貿而產生外匯順差的大時代也結束了。

這就導致過去央行通過外匯佔款而進行基礎貨幣投放的路徑遭受到了巨大的阻礙。 

2014年之後，央行通過再貸款模式以及提供各種“粉”來臨時性的維持基礎貨幣的供應。但是，再貸款模式終究不是真正的基於主權信用的貨幣發行模式。

主權信用要依靠國債。但中國的國債存量和增長規模目前還無法支撐廣義貨幣的需求。

並且還有我剛纔說到的一點，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美日等國家是靠中央政府債務擴張來支撐經濟的復甦，而我們的路徑是依靠的是地方債務擴張來支撐經濟的全面復甦。

所以，地方的債務壓力比2008年前要大很多，也正是如此，我們纔要進行財政體制的改革。

對於高層而言，預防風險的同時，也有很多考量。

第一，財政體制下的各種改革，不能讓投機資本興風作浪。

我舉個微觀的產業財政補貼的例子，大家知道頭幾年很多做新能源汽車的公司，之所以做新能源汽車，其實就是想騙財政補貼。

我國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之前有國家財政補貼和地方財政補貼，並且補貼力度相當高。這種補貼也同時被一些車企當成騙補的漏洞。有些企業甚至拿電瓶車充當新能源汽車進行騙補。

而新的財政改革之下，各種財政政策變化下的縫隙都會被投機資本盯上，隨時興風作浪，所以我們要堅決預防打擊，不能讓讓投機資本興風作浪。

第二，要控制居民消費及日常用品的物價波動。

中國基礎貨幣的錨未來肯定是以國內優質債爲主，而國債又是所有債務裏的定海神針。國債與財政息息相關，而財政政策其實比貨幣政策更能引起物價的波動。

國家和老百姓都不希望物價出現巨大波動，這不符合社會穩定的基本要求。

第三，即便財政體制改革，也不能讓地方過於富裕。

不能讓一些地方部門太有錢，否則會滋生腐敗。最好的辦法還是中央集中力量辦大事兒，這是中國這些年來高速發展的不二法門。

但是對於百姓訴求多的民生、教育、醫療領域，財政應多提供定向、精準的財政支出。

我們知道，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侷限性，沒有基礎建設的大面積鋪開，城鎮化也不會有這麼快的發展。

所以，每一次我們在財政體制上的改革，都需要有人往前衝。

四十年前，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牢籠裏掙脫出來，不是簡單一句“擼起袖子好好幹”就能隨便成功的。

從前期的統一思想和整頓各種債，到稅制改革和全面建立社保，再到近年來供給側改革和一帶一路。每一個任務都是攻堅戰，沒有哪個是隨隨便便就能成功的。

每個改革都要有人排除萬難，攻克各種難關向前推進的。沒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魄力，也就不會有中國這四十年來經濟的突飛猛進。

我們回過頭審視過去經歷的種種改革，雖然都有短痛，但我們要相信，每次改革之後，都是中國經濟的再次騰飛！

改革往往孕育着機會，少些抱怨，要知道 ，成功的人都是在這種變革中找到了屬於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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