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中遇到的困境與難題
當代中國在大國崛起中遇到的困境與難題。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奇蹟般成就。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續30多年增長而不衰，尤其在國際金融大危機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長。GDP總值由1978年3600多億元猛增到2010年的39.7983萬億元(約5.74萬億美元)，翻了110倍，人均達到4283美元。我國GDP總值去年已超過日本(5.47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總量已佔到世界的9.27%。鄧小平同志預計到本世紀中葉達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標，2010年已經達到，提前了40年。這真是誰都料想不到的。
再以汽車發展為例，2009年我國頂著金融危機汽車銷量飛速增長，全年銷售汽車1364萬輛，增長46.2%。2010年我國汽車生產和銷售又雙雙超過1800萬輛（生產1826萬輛，銷售1806萬輛），成為全球第一汽車生產和銷售的大國。據2009年統計，我國石油日消耗量是800萬桶，美國是2000萬桶，中國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石油消耗量僅佔十分之一，應當說還有發展空間。當然，中國幅員遼闊、人口多，主要還是發展軌道交通、公共交通。
還值得一提的是鋼鐵產量，2006年中國鋼產量達到41750萬噸，超過美英等28國的鋼產量。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三國產鋼13350萬噸，英國加歐盟25國產鋼19890萬噸，他們加起來才33240萬噸。想一想1958年我們為1070萬噸鋼，動員了9000萬人土法鍊鋼，煉出400萬噸是鐵疙瘩，更嚴重的是山林被砍光，植被遭嚴重破壞，還讓豐收的糧食爛在地裏，沒有人工收成，造成後來的大饑荒，餓死了三千多萬人。一個是命令經濟，一個是市場經濟，兩者對比何等鮮明！
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實現了三大社會經濟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變，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走上了現代化、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的發展軌道。由此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相應發生了深刻變化。從世界歷史來看，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跨國海洋貿易使歐洲國家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轉型，從神權社會走向人權社會，其間引起多少次戰爭、革命，充滿血腥與掠奪。19世紀到20世紀的工業革命，歐美國家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轉型，也是引起社會很大動蕩。至於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激烈震蕩了八九年，通貨膨脹達到百分之一千以上。而反觀我國，30多年同時進行三大社會經濟轉型，5000萬工人下崗再就業，6000萬農民失去土地，二億農民工在城市與農村間流動，卻能保持全國政治與社會的基本穩定。而且，這些年還不斷遇到國內外各種危機、災難的衝擊，都沒有引起全國性大的動蕩，值得引以自豪。
然而，社會經濟轉型期也是矛盾凸顯期。隨著國力的增強，人均GDP的提高，隨著30多年來市場化的改革，也積累起來許多問題，使當前中國發展面臨一些困境。
其一，大國崛起的煩惱。中國的崛起是客觀事實。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問題。近年來圍繞匯率、海權、領土、軍事、周邊關係、意識形態領域爭議，中國與世界大國及周邊國家不斷產生摩擦，凸顯了中國外交的嚴峻挑戰，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慮、擔憂，甚至敵意。在對待西藏、新疆、臺灣、人權等問題上更經常產生糾紛。南中國海爭議，美越聯合海上演習，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日本民間反華情緒抬頭，延坪島炮擊帶來的頻繁且規模升級的軍演，以及諾貝爾和平獎揭曉引起新一輪對中國民主與人權的施壓，等等，說明中國崛起遇到的外交挑戰與麻煩也大大增加了。與此同時，國內狹隘民族主義思潮也抬頭了。每出現一個涉外問題，民族主義思潮就上來，對正常外交產生幹擾。而在外交應對上，受意識形態影響，常出現進退失據、十分被動的局面。尤其在處理與美國、朝鮮、非洲、中東等國關係上常陷於被動。外交工作上我們有時顯得過於「另類」，適應不了大國崛起的挑戰，往往很難與國際社會達成共識。同時，應對的對策不足，方式也不夠靈活，缺少縱橫捭闔的大國氣度和韜略。
其二，社會經濟轉型的困惑。三大社會經濟轉型帶來了四大問題： 一是貧富差距拉大，出現了兩極分化的趨勢。世界銀行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28上升到目前的0.48（歐洲與日本在0.24-0.36左右）。而且，1%的人口掌握了41.4%財富,財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銀行聯合貝恩管理顧問公司對外發布了《2009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內地高凈值人羣（指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以上），到2009年底達32萬人，持有可投資資產規模超過9萬億元。就是說，相當於中國總人口千分之0.2的人，持有相當於全國城鄉居民存款餘額20萬億元的近一半資金。此外，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而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電力、電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人數不到全國職工總數的8%，工資與福利收入總額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二是社會事業嚴重滯後，民生問題突顯出來。在經濟發展中社會事業發展被忽視了，比如醫療衛生、教育文化事業滯後。2003年在抗擊SARS中表現較為突出，暴露出醫療衛生薄弱特別是農村。這些年GDP快速增長，財稅大量增加，許多地方大造高樓大廈，經營城市，改造舊城，成了一種潮流。政府機關的大樓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衛生文化事業得不到應有的發展，農村小孩上不起學。不少城鎮居民買不起房子，居住條件很差，等等。特別是市場經濟所必然要求的社會保障制度，至今沒有建立起來。諸如就業難、上學難、看病貴、住房貴、治安亂等這些牽涉到百姓民生問題，民眾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醫療、住房稱為「新三座大山」。
三是發展方式粗放，生態遭破壞，環境被污染。特別是水資源污染嚴重，全國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衛生問題更是十分嚴重。高投入，高消耗，帶來能源、材料、資源浪費嚴重，喫老祖宗和下幾代人的飯。如此高消耗發展模式引發了近年來全球能源和原材料價格的暴漲。要知道，環境債是高利貸，我們這代人借下了，子孫後代還不起。
四是權力腐敗和社會腐敗。一般官商勾結經濟腐敗，是世界各國都有的現象。我國腐敗的嚴重性在於：第一賣官買官盛行，導致吏治腐敗，敗壞黨風、政風、社風，影響惡劣。瀋陽市慕綏新、馬向東買官賣官案，涉及市長、法院院長、檢察長等16個第一把手；黑龍江省韓桂芝、馬德買官賣官案涉及幹部900多人，多名省級領導、上百名地市級領導捲入，引起全省領導幹部大調整。有的貪得無厭，廣東省原政協主席陳紹基（前公安廳長）涉案總金額達20億元；有的貪財又貪色，95%貪官有情婦，60%腐敗案與二奶有關。有人在網上公佈「二奶排行榜」列出九個獎項，例如江蘇省建設廳長徐其耀包養146名情婦得數量獎；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常年在五星級賓館包養未婚大學本科女大學生17人，得素質獎；四川省樂山市長李玉書，20個情人年齡在16-18歲，得青春獎；還有海南省紡織局長李慶善，記性愛日記95本，製作性愛標本236份，得學術獎。多麼荒唐！第二，我國腐敗蔓延到法院檢察院，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開始，到各地法院檢察院不少法官檢查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鍋端」，這在法治國家少有。美國建國200年來，法官犯案的只有40來人，新加坡獨立45年來沒有一個法官犯案。因為法院檢察院被稱為社會良心，是主持社會公道的機構，維護社會正義的主要力量，它的腐敗是社會良心的喪失，社會正義平臺被丟掉。第三是媒體輿論腐敗，本來媒體是監督公權力的有力工具。我國媒體不但喪失了輿論監督的功能，而且還產生腐敗現象。一個是吏治腐敗，一個是司法腐敗，一個是輿論腐敗，顯然比經濟腐敗更嚴重，是與政治體制弊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是體制性的腐敗，值得引起嚴重關注。
其三，市場競爭的焦慮。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中，我國民眾由人人參與政治搞階級鬥爭的「政治人」，變為人人關心經濟利益努力創造財富的「經濟人」，這是歷史的進步。但同時也出現了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的勾結，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堵塞了民眾的上升通道。現在和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不同，那時憑市場的自由競爭，靠自己的才幹和努力，可以在社會獲得上升通道。現在卻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要上好學校讀書，要找好工作，要升遷，要提職，都要跑關係，找靠山，講背景，這就產生了市場競爭的焦慮。社會上瀰漫著浮躁情緒，不滿情緒，幸福感減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學術領域也受到侵蝕。這樣一來，就進入信仰空虛、是非無據、唯利是圖、險燥慆慢的時期，多年積累的不滿、懷疑、怨恨，到了釋放期，一方面督促當局改善改革，另一方面，也越來越不信任當局，當局做什麼都會被懷疑指責，越來越偏激，越來越不耐煩，越來越具有破壞性。這就導致民粹主義思潮起來，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緒到處宣洩。同時，追求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受主義，成為社會普遍現象。金錢至上觀念泛濫，人文精神喪失，人性的物化，導致不少人緊張、焦躁、精神崩潰，引起精神病患者大為增加，自殺率也不斷上升。據有關報道，我國現在有將近一億精神異常的人羣，這麼龐大的數字，真是令人不寒而慄。這就提出了一個迫切的任務，務必要把「經濟人」變為全面自由發展的「社會人」，以取得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我的和諧。
我國社會經濟轉型積累的這些問題，給社會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基層權力失控，社會羣體性事件增加。1993-2006年從8708件發展到9萬件。2007-2009年連續三年社會羣體性事件都超過9萬件。2010年全國信訪總量970萬件（人）次，羣體事件官方統計20817起。矛盾主要集中在農村土地徵用和城鎮房屋拆遷上，集中在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上。羣體性事件大體分三種類型：
一種是維權型的社會事件。從農民抗稅費到抗圈地，又發展到地下資源、林權、環境污染問題，矛盾衝突加劇。2010年發生十大社會羣體事件，安徽馬鞍山萬人羣體事件、山東濰坊拆遷衝突、江西九江拆遷衝突、蘇州高新技術開發區拆遷衝突等都是數千上萬人鬧事抗議。從成都唐福珍到江西宜黃拆遷自焚事件，到今年5.26江西撫州連環爆炸案，標誌著暴力化加強。
撫州錢明奇爆炸案具有典型的警示意義。錢明奇為房產兩次被強拆的補償問題，曾經上訪10年、上網1年。他兩次上告法院敗訴，為此絕食四天；到檢察院上告不受理，他靜坐抗議；後多次到北京上訪，被關進黑監獄。為向社會發出他微弱的聲音，五十多歲的他學電腦學發手機短訊，並在新浪、騰訊、天涯、鳳凰4家網站同時開通了微博客，在網上給媒體人士和律師發「私信」，訴說自己的遭遇。他發微博說，「我十年依法訴求未果，請大家理解我反腐報仇行動！」他表示自己不學唐福珍，也不學錢雲會、徐武，要學董存瑞。爆炸前一天，他又發微博說，臨川將會聽到爆炸聲。5月26日上午在撫州市檢察院內停車場、臨川區行政中心的地下車庫入口處與東廣場發生三起連環爆炸案，三人死亡，五人受傷。鳳凰主持人閭丘露薇嘆息：「進錢明奇的微博，赫然發現就在幾天前，他曾轉過我的帖子，後脊發涼。在那幾千條評論中，我不會知道有一個聲音是來自如此決絕、預備死亡的他。他一輩子不被聽見，直到那一聲巨響。」
今年6.6發生廣東潮州古巷鎮和6.10廣州增城新塘鎮羣體事件，引發本地民工與四川籍民工大規模持械鬥毆和互相報復，標誌著二億農民工維權問題提到新議程。
內蒙古錫林郭勒今年5.11與5.15抗議煤礦開採污染環境的兩起命案,引起5.23、5.25全盟族眾與學生抗議遊行，接著又引發5.30呼和浩特20年來最大規模的民眾上街抗議活動,蒙古族民眾、學生呼喊「還我草原」口號。這標誌著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資源開發與維護當地民眾利益的矛盾激化了！
另一種是社會泄憤型事件，參加者沒有利益訴求，主要對社會不公發泄心中怨恨，對公權力和有錢人的不滿。2009年6月湖北石首事件是典型。為一個廚師死亡，7萬人圍攻政府，火燒公安局。這種泄憤型社會羣體事件沒有組織動員，來得快去得也快。它不講規則底線，打砸搶燒行為隨意爆發。2009年海南東方事件、四川南充事件都屬此種類型。
還有一種社會羣體事件是騷亂。2008年9月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騷亂，把政府砸了，也把當地超市砸了，超市與事件毫無關係。結果國慶節商店全部關門，野戰部隊開進去才恢復秩序。2008年3.12拉薩事件，2009年7.5烏魯木齊事件，都屬於騷亂，但有政治性和社會性的差別，其共同特點是攻擊無關人員。
正是由於這樣那樣的問題，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了走回頭路，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鳴冤叫屈的思潮，借反思改革的名義來否定改革。值得警惕的是，這樣的思潮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60週年建國大慶時，我們有意無意地屏蔽了前30年的沉痛教訓，這極不利於樹立改革開放不可動搖的堅定信念。
綜觀這些社會羣體事件，沒有一件是直接針對中共的，也沒有一件是反中央的，絕大多數爭利不爭權，用人民幣可以解決問題。只有新疆、西藏問題複雜一些，有外來干涉。因此，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後，對目前中國改革面臨的態勢，我們可以作出一個總體的判斷：一經濟保持快速發展；二政治基本穩定；三社會矛盾突出。我們從辛亥革命百年來，世界與中國的實踐來看，還可以得出這麼五點共識：一、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是發展經濟的最佳選擇；二、民主法治國家是長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選擇；三、公民社會是社會治理最有活力的社會選擇；四、現代科學技術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的主要選擇；五、以人為本、思想自由、多元發展、和諧共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從五點共識和我國總體態勢判斷出發，我認為要走出當前社會經濟轉型的困境，化解發展進程中的難題，必須要深化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四位一體的改革與建設。為什麼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呢？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建立以後，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國有壟斷企業改革，財政金融體制改革，等等，這都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社會體制改革則涉及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從全能主義的政府回歸到公共服務型政府上來，要發育公民社會，實行社會基層自治，加強社會管理創新，這也都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至於文化體制改革，首先涉及媒體輿論的改革，體現言論自由、思想多元，放寬輿論統制，發展新生媒體，激勵文化產業創新，這都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內容。可見，四位一體改革，攻堅內容都涉及政治體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
但是，鑒於中國目前的情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的四位一體改革，又要分步驟實施。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 基本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現在看來，中國的整體全面改革也需要一個「三步走」的路線圖。
四、中國改革要分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三步走（文化體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處於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的階段。
從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到2004年，用了大約25年左右時間，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著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2004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為標誌，宣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基本確立，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深化、完善。就在這次全會上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表明改革開放進入以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為重點的階段。
這個階段，需要花大約15年到20年左右時間，如果從「十二五」規划算起，大約用兩個多五年規劃，到2021年建黨一百週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間正是啟動社會體制改革的關鍵階段。「十二五」規劃綱要已經公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國民收入分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發展社會事業，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切實解決民生問題，是「十二五」規劃的重點內容。這也是社會體制改革和建設的主要要求。所以，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就是中國的一場「社會進步運動」，解決30多年來改革開放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所積累起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這個角度說，社會體制改革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既承接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務，又為政治體制的改革創造更為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
借鑒世界歷史的經驗，歐美國家從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當中也出現過很多的社會問題。比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的美國，經濟發展很快，但出現了產業與資本財團的寡頭壟斷，出現權力與市場結合，權力與資本結合，官員普遍腐敗，社會失業工人很多，貧富差距拉大，妓女滿街走，社會治安一片混亂。20世紀初，美國在老羅斯福和威爾遜總統領導和支持下，發動了一場反壟斷的鬥爭，美國媒體發動了充分揭露社會陰暗面的「扒糞運動」，引起全社會震動。由此推動了三十年代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出臺。頂住席捲全世界的經濟危機，美國政府加強對經濟的幹預和調節，逐漸建立起完善的全覆蓋的社會保障制度，推動教育普及制度、醫療保障制度、失業養老保險制度等的建立，支持工會與資方展開利益博弈，從而大大緩解了社會矛盾。這是資本主義一場成功的改良運動，使資本主義制度走出困境。這是列寧當年寫《帝國主義論》所未曾料想到的，列寧論述的帝國主義五大特徵大部分是不準確的，其結論也被實踐證明是不切實際的。
其實，第一步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中，也包含有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內容；第二步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也包含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第三步以政治體制改革為重點，也包含著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總之，改革「三步走」，經濟、社會、政治三大體制改革是互動的，互相配合、相互促進的。
社會體制改革和建設，應該包含兩個層面的內容。一個是意識形態層面的， 一個是制度層面的。在意識形態層面，我們要形成一些全社會範圍的基本共識。我們推翻了一個舊社會，那麼我們要建設的新社會有哪些基本特徵？社會以何為主體？是官府還是民眾？社會秩序的主導力量是什麼？社會的倫理、道德底線應該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應該看到，長期以來教條主義和階級鬥爭邏輯給中國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桎梏。社會上假話充斥，假面盛行。很多官員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人格完全分裂。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所應有的現象。應該把假歷史、假成績、假典型、假榜樣，像對待假貨那樣，統統送進垃圾堆。為此，有必要徹底擯棄階級鬥爭思維，讓意識形態回歸常識，使社會回歸正常。在正常的社會狀態下，才談得上社會建設。
社會體制改革和建設，在制度層面主要解決三個方面的任務：
第一，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從制度層面解決六大民生問題。 一是建立完善的現代化國民教育體系，這是中央一再強調要建設創新型國家，建立學習型社會的基本要求。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要更新教育觀念，改變教育內容方式，搞好小學、中學、大學教育同時，還要搞好職業培訓、社會教育、終身教育等等。要從教育這個起點上實現機會公平和社會公平。中國現在教育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寄託謀生前途於大學學歷與文憑，將謀生與做學問混淆起來，結果畢業生往往缺乏做人做事的學問，扼殺了各行各業的創造力和生機。信息時代，完全可以利用網路、電視、手機、廣播，廣開門路，製作各種課程，從生存技能到生活藝術，從廣博的知識到專業的學問，都可以任人選擇學習。職業門檻應以職業技術資格為基本，重點在於實際貢獻。全社會應鼓勵人格平等、職業地位平等，靠合法勞動謀生光榮的風氣。職業教育與做學問分開，也是教育改革必由之路。
二是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就已提出這個問題，十多年過去了，不是國家財力不足，而是由於政府內部重重阻礙，至今未建立，使弱勢羣體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實處。現在建設進度必須加快，儘快建立城鄉失業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三是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並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擴大就業是合理公平分配格局的基礎。一次分配在提高工作效率同時，就要注意公平。二次分配更要體現公平、公正原則，使低收入者提高收入，高收入者在稅收上多貢獻些，擴大中等收入人數，拉小貧富之間差距。1993年，鄧小平就說過，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解決12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的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今天回頭看，小平同志的預見多麼正確！
四是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保證人人享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尤其是農村醫療服務最差，要改善。醫療衛生作為公益性事業，應當以人為本，最大努力保障民眾的身體健康。目前我國醫療的現狀，是所有病患都訴諸於大醫院和專科醫院，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結果是病人和醫生都不滿意。如果改為社區醫療為基本，大量培養社區全科醫生，在社區做保健診斷與保健指導（中醫講究「上醫治未病」），有了小疾病就地解決，就會大比例降低患病率和醫療成本。社區醫療解決不了的問題，才由社區醫生介紹到專科醫院、大型醫院，這樣就理順了醫療體制。
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鄉住房建設制度，但不是人人擁有產權房。應該建立廉租房、平租房、產權房三級體制，對於平民大眾，到處都有平租房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大眾就有居住自由了；對於窮人，提供廉租房。其餘纔是產權房。上海這些年建了那麼多高樓大廈，但老百姓住房卻沒有真正解決。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新到任時，到市中心黃浦區居民點考察，看到不少居民還住棚屋，晴天日曬，雨天漏水，他感慨地說，在上海繁華的市中心，還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是我們政府沒有盡責啊！的確，現在不少城市是表面繁榮，百姓痛處何在，缺少關心。
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環境，保證空氣新鮮，特別是水源清潔、食品衛生。現在水荒、水污染嚴重，食品不安全屢見不鮮，藥品有假冒偽劣，還有毒奶粉、地溝油、瘦肉精等事件，震驚朝野。百姓基本生活環境都沒有保障，談何解決民生問題？現在向全面小康社會邁進，百姓要求很高，對環境要求也高了，我們雖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決，但一定要積極創造條件逐步解決。
切實解決民生問題，需要把我們的財政預算從行政財政變為民生財政。中國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據統計，1978年到2003年25年間，中國財政收入從1132億元增長到3萬多億元，約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費用則從不到50億元升到7000億元，增長達87倍。近年來平均每年增長23%。行政管理費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達到19.03%，遠高於日本的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6%,法國的6.5%,加拿大的7.1%,美國的9.9%。在這28年裏,中國公務員的職務消費增長了140倍,所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從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接近四分之一。在國外，行政管理費一般只佔財政收入的3%-6%。還有一組數字，據財政部謝旭人部長介紹，2007年中國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福利三項開支總共6000億元，相當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收入461元。而在美國，同樣三項開支為15000億美元，相當與政府總開支的61%，為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2007年美國財政稅收佔GDP的18%，中國5.1萬億佔到20%，說明中國政府相對收入高於美國，但美國把61%的財政收入用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而中國只把15%用在老百姓身上。中國政府為什麼不能向改善民生增加撥款？涉及政治體制問題，中國黨政官員多，三公消費開支大。要堅持以人為本，實施民生財政，抑制三公消費，新的財稅改革勢在必行。
第二，構建一個合理穩定的社會結構。主要是推進城鎮化，轉移農業剩餘人口，壯大中產階層。實現非農產值比重佔到85%以上，城鎮人口佔總人口50%-60%以上（目前我國為46%左右，一年增1%，約10年左右達到56%指標，發達國家達80%以上），非農從業人員上升到70%以上。這樣，年收入在6萬-18萬元（月均5000元至1500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產階層的人數，可提高到佔總人口的40%-60%（目前我國佔20%左右）。有專家提出，我們如果能培養出7000萬高級技工隊伍，就能解決這中產階層問題。這就形成了一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這樣的社會結構纔是政治社會穩定的基礎。中產階層既是推動內需、促進消費的主體，也是現代文化承載的主體，壯大中產階層就可以大大緩解貧富懸殊的問題。
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一定要解決一個什麼樣的城鎮化問題。歐洲、日本、美國的城鎮化，是保護農民本有的土地和生產生活方式，幫助農民做好醫療服務、生產服務，在村鎮的生活便利與美觀藝術設計上，在宗教文化藝術精神生活上，在環境保護和行業自律上，給予良好的設計與保護。而不是搞鄉村城市化，農業工業化，消費城市化，環境污染化。而我國有些地方的城鎮化，大批農民被改變生存基礎與生活方式之後，土地問題解決不好往往成為矛盾焦點，糧食安全問題也存在較大風險。大批農民作為城鎮化居民，會要求與城裡人平等待遇，如果得不到滿足容易成為亂源。
第三，要培育一個「三元構架」的成熟的公民社會。首先是政府公權力這一元要歸位，不搞全能主義，統包整個經濟社會事務。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務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務是調節經濟、監管市場、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這既是社會體制改革，又是政治體制改革。
其次，要從制度上保障社會組織包括宗教組織的適度發展，放寬對民間組織的管制。有活力的宗教組織和其他民間組織是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政府應該與其充分合作。在不可預知的危機到來時，社會便會顯示出強韌的彈性，社會結構就會更加牢固。所以，要重視社會組織的發育，保障基層的自治權利。比如鄉村自治、社區自治等，社會問題讓社會民眾來管理，形成廣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社會自治制度。按照發達國家的統計，每百人就有一個社會組織，而我們國家有13億人口，目前全國登記註冊的社會組織45萬個，備案的社會組織25萬個，實際存在300萬個左右，即使如此也只有發達國家的四分之一。但這些社會組織已覆蓋我國社會各個方面，初步形成體系。僅6萬多個行業協會就聯繫企業會員2000多萬，4萬多學術團體聯繫專家學者500多萬人，專業協會聯繫1000多萬家。中國各種商會、協會、學會、基金會、志願組織、維權組織、慈善組織等這些社會組織還要進一步發展，政府要推動、協助、保護這些社會組織的發展，而不要視為對立的、異己的力量。目前對社會組織還是制約大於鼓勵，重要法律法規並不完備。中央一再強調社會管理創新，要建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那就要轉變原來對社會組織從管製為主變為培育和鼓勵為主，廣泛吸收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政策的制訂，鼓勵他們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努力營造官民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為主體的市場一元，要充分保證其資源配置的權利，盡量減少政府直接幹預企業，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政府與中介分開。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主要是靠經濟手段，而不是強化行政手段，防止以宏觀調控為名干涉微觀經濟，讓創造財富的市場主體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權力為主導，把社會自治權利和市場資源配置的權利落實好，使社會三元構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協調，形成和諧的公民社會。
社會體制改革，需要建立起一系列制度，來確保社會改革成果。當前急需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制度，這是解決社會矛盾和衝突的根本途徑。建立這個制度要配合建立信息獲取機制——保證公眾知情權，即有閱覽卷宗、參與聽證等的權利，讓公眾及時瞭解事關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務與公共決策，在第一時間就能保護自身權益；利益凝聚機制——以一定組織形式為載體，把公眾中分散的、散射的要求凝聚和提煉起來，達到提供政府決策的層次；訴求表達機制——讓公眾有利益表達的渠道和環節，如以聽證、表意、監督、舉報等方式向公眾提供表達機會。還要設置相關制度使利益各方通過大眾媒體等方式表達各自的利益訴求；施加壓力機制——當今利益分化，有了強勢與弱勢之分，強勢羣體擁有資源多，為自己爭利益的手段也多。而弱勢羣體必須有特殊的施加壓力機制才能保護自己的利益。當然對這種施加壓力機制需要用法律法治加以規範；利益協商機制——在利益訴求明確基礎上，矛盾各方按法律渠道和程序進行對話與談判，協商公平有效地自行解決利益糾紛，政府無需事事介入，既減行政，又節約社會成本。目前急需建立和完善的是勞資雙方的協商談判機制；調解與仲裁機制——在矛盾雙方無法達成妥協的情況下，第三方的調解和仲裁必不可免，應該鼓勵成立民間仲裁機構，大量的糾紛應該交給民間仲裁機構處理。中國古代民間糾紛，一般是族長或鄉裏有德行威望的人給予仲裁（做主），其次是找里正，再次纔是告到衙門。民間仲裁無法解決，才由政府和司法機構介入，擔任最後仲裁角色，這是矛盾終止機制，類似於法院的終審裁定一樣。
五、政治體制改革要堅決而謹慎地推進
經過經濟體製為重點的改革階段，現在的社會矛盾暴露很多，此起彼伏的羣體性事件預示著，如果不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不解決民眾關注的民生問題的話，就會影響到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本身。同時，在社會矛盾多發的情況下，如果不經由社會體制改革，而突出政治體制改革，在社會基礎、公民素質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政治體制改革很可能落空，甚至帶來政局動蕩，最終損害我們的事業。
在基本完成社會體制改革之後，我們有條件用25年左右時間推動以政治體制改革為重點的改革，努力建設經濟富強、憲政民主的國家，建設法治文明、自由發展的社會。中華民族的復興，不僅體現在經濟總量的增長上，還要體現在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以及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上，要建立一個大家都有幸福感和滿意度的和諧社會，人人能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民主，人權和私人產權得到充分保護，社會真正進入一個民主、和諧、幸福、法治的發展階段。這應該是21世紀中葉實現的目標。這樣就跟鄧小平提出的發展「三步走」戰略配合協調起來了。
改革30年多來，我們喪失幾次政治體制改革的好機會。但30多年來政治體制改革取得兩大成就，即黨與國家領導人形成年齡、屆別的定期規範的交接班制度；網路媒體日益成為推進民主政治的平臺，這些成就意義重大，為我們未來的改革做了必要的準備。
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解決黨內民主、黨際民主和社會民主問題，也即解決黨政職能分開、權力過度集中、缺少監督的問題。具體來說，要改變執政黨的執政方式與領導方式，調整執政黨與民意機關、政府機關、司法機關之間的關係，充分發揮民主黨派與執政黨的相互監督作用。執政黨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制度要進一步完善起來，提倡競爭性選舉，從黨中央到鄉鎮委員會實行較大差額的民主選舉。協商民主與直接民主互動，監督和制衡體制健全完善，黨內民主風氣活躍，社會思想文化更加多元，輿論更加自由開放。黨管軍隊、管幹部、管輿論，如何管得科學、管得民主、管得依法，要有新的規範和制度。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人大、政協、民族區域自治、社會基層自治）的改革要配合推進。總之，通過改革建立現代執政黨的執政理念和制度，改變傳統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保證既能體現黨的領導，又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都統一在依法治國、憲法民主之下。也就是說執政黨應當遵循民主政治的規律，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這必定會迎來新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政治體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共產黨改共產黨，政府改政府，官員改官員，所以相對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改革而言更困難一點，需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要有自我改革的決心和獻身精神。
經過「三步走」改革路線圖，到建黨100週年的時候，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走向成熟，社會體制改革也接近完成。到新中國建國100週年的時候，我國經濟總量有望超過美國，政治體制改革基本完成，社會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這個時候，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歷史任務可以說真正實現了，「中國模式」也可以光耀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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