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策蘭：沉入塞納河的啟示之光
被譽為「里爾克之後最偉大的德語詩人」
保羅·策蘭：沉入塞納河的啟示之光
1
1947年12月，保羅·策蘭在被追殺的最後一刻，逃離了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和兩年前抵達此地時一樣，他只隨身帶著幾本書和自己的詩稿，還有關於父母的記憶。他沒有任何合法文件，付了很多錢給蛇頭後，才得以偷渡邊境。在日後策蘭的記憶里，這是一趟「可怕的艱難之旅」，他睡在廢棄的火車站，在匈牙利農民的幫助下，向目的地進發。在布達佩斯逗留一周後，他終於抵達了童年時代神往的城市———維也納。
帶著老師斯貝爾拜的介紹信，策蘭拜訪了奧地利文學界的名人巴塞爾，介紹信中稱策蘭是「德國新一代最有原創性的詩人」。在一次朗誦後，他寫信給老師表達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因為在維也納，有人稱讚他是奧地利及德國最偉大的詩人。而在另一封寄往布加勒斯特的信上，他署名為「條頓母語的悲哀詩人」。如此截然不同的稱謂，其實並非是矯情，只是說明了他當時處境的艱難。看似被誇大的聲譽，讓他在流亡的他鄉獲得了及時的援助。當然，這份「偉大的榮譽」不止是虛飾，同年5月發表於羅馬尼亞文學刊物《同時代》上的一曲「死亡賦格」，已使他在一夜之間，衝上了聲望的巔峰。
最初名為「死亡探戈」的《死亡賦格》寫於1944年春。一天早上，在大教堂的鐵欄杆旁，策蘭為一位朋友朗誦了這首詩。後來策蘭在此詩後標明「布達佩斯，1945年」。說明這是他在家鄉寫成初稿，1945年4月移居布加勒斯特才最後完成的詩篇。也是在此期間，他開始用由本姓antschel的羅馬尼亞語拼法變化而來的「安切爾」作筆名。不久，他又將這名字的兩個音節前後顛倒，成了「策蘭」。他說，這樣感到自己成了另外一個人。事實也是如此，這一在拉丁文里意為「隱藏或保密了什麼」的名字，意味著此後不僅他的身世，他悲劇性的內心、甚至還有他的死，都將被置於痛苦而又撲朔迷離的背景下。
《死亡賦格》在戰後德語詩壇引起的震動，致使流亡美國的猶太裔德國哲學家阿多諾終於收回了那句「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也是不可能的」格言，因為「長期受苦更有權表達，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之後，策蘭出版了多部詩集，達到令人矚目的藝術高度。由於他對語言的深度挖掘，對後現代主義詩歌的開創性作用，特別是美國語言派，更奉他為宗師。西方評論界普遍認為，策蘭是有著重要影響的世界級德語詩人，只有偉大的里爾克可以和他相提並論。
在華文詩歌界，圍繞策蘭的詩歌曾引發一場激烈的爭論。詩人北島在《收穫》雜誌上撰文解讀策蘭，並對策蘭詩譯者尤其是詩人王家新的譯文提出批評，引來王家新針鋒相對的反駁。剛剛過去的2010年，策蘭誕辰九十周年，同時也是他辭世四十周年，國內出現了新一輪譯介策蘭的熱潮。繼北島、王家新等詩人的譯介後，孟明翻譯的《策蘭詩選》也出版了增訂過的簡體字中文版，兩個版本的策蘭傳記及研究專著《策蘭與海德格爾》陸續出版，「策蘭11卷集」也將於近年推出，國內讀者已可以通過中文譯作一窺策蘭詩歌的生動面貌。
2
事實上，就在《死亡賦格》廣為傳播的同時，策蘭已經開始了自己的告別。詩作被上演，被譜曲，被選入中學課本和各種詩選，在電台和電視台朗誦，非但沒有讓他感到欣慰，反而日益引發他對自身創作的懷疑和羞恥感，他後來甚至拒絕人們再把《死亡賦格》收入各種詩選。此後，他的寫作沒有再以對苦難的渲染來吸引人們的同情，而是通過對語言內核的抵達，以對個人內在聲音的深入挖掘，開始了更艱巨、也更不易被人理解的藝術歷程。
或許，阿多諾對奧斯維辛的反思，可藉以解釋策蘭這種看似怪異的轉向。對阿多諾來說，奧斯維辛之恐怖，不僅在於大規模屠殺的野蠻，還在於其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理性」和文化的可怕變異。在阿多諾看來，西方整個文明和文化都應對此承擔責任，不然它就會「倒退到野蠻」，甚或還會成為大屠殺的同謀。因此，奧斯維辛之後不是不能寫詩，但寫詩的前提必須是徹底的清算和批判———不僅對兇手，還有對文化和藝術自身的重新審視和批判。
基於同樣的原由，策蘭認為，在死亡的大屠殺之後，再用那一套「詩意」的語言，不僅過於廉價，也幾乎是等於給屠夫的利斧繫上緞帶。因此，他要求一種更冷峻的、更事實、更「灰色」的語言，「它不美化也不促成『詩意』；它命名，它確認，它試圖測度被給予的和可能的領域」。他甚至從慣常的「美」的、「人類的」事物中轉開，而從「無機物」語言、「死物的語言」、遺骸的語言、植物學、地質學、天文學、昆蟲學的冷僻語言中去尋找和發掘。這使他的一些後期詩，初看上去就只是一堆破碎的「礦物碎片」，或一群怪異的幽靈般的詞語。
也因此，策蘭被稱為「二十世紀最複雜、深奧的詩人」。他的複雜、深奧不僅源於他所面對的特殊歷史狀況，還源於他獨特的「出身」和經歷。
1920年11月23日，策蘭出生在今天東歐烏克蘭境內一個講德語的猶太家庭。
1938年春，策蘭高中畢業，德國軍隊進軍維也納。同年11月9日，他動身去法國上醫學預科，火車經過柏林時，正趕上納粹對猶太人的第一次大屠殺。他後來回首那一刻：「你目睹了那些煙/來自明天。」那是歐洲猶太人生活終結的開始。
1942年，策蘭的父母被驅逐到納粹集中營，並相繼慘死在那裡：其父因強迫幹活致傷寒而亡，其母則更慘，納粹的子彈擊碎了她的脖頸。策蘭在朋友的掩護下幸免於難，後被強征為苦力修築公路，歷盡磨難。戰後，策蘭才得以回到已成廢墟的故鄉。
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歐洲的很多猶太人都遷移過去；但策蘭還是決定留在歐洲———他選擇了定居巴黎。在給以色列親戚的信中，他寫道：「也許我是活到歐洲猶太人的精神命運終結的最後一個人。」
3
定居巴黎後，策蘭的詩歌之路很快就黯淡下去。父母慘死及長期流亡造成的舊傷未愈，很快又添新的傷痛。他一直從事詩歌翻譯，法國詩人伊凡·哥爾的遺孀克萊爾對他的翻譯有異議，並進而公開指控他剽竊哥爾的某些德語詩。
1960年前後，這種「剽竊」的指控達到高潮，縱然巴赫曼、恩岑斯·貝爾格、瓦爾特·延斯等著名詩人和批評家為策蘭做了有力辯護，德國語言和文學學院、奧地利筆會都一致反駁這種指控，但是傷害已造成。策蘭不僅感到自己成了詆毀的對象，甚至也成了戰後德國死灰復燃的新反猶浪潮的犧牲品。
1970年4月20日，策蘭從巴黎塞納河橋上投河自盡。他的公寓門前，郵件堆了起來，妻子吉瑟麗向朋友打聽丈夫是否出門了。
5月1日，一個釣魚的人在塞納河下游7英里處發現了他的屍體。策蘭以這樣一種非常沉重的方式，回答和了結了歷史浩劫帶給個體生命的重負。最後留在他書桌上的，是一本打開的荷爾德林的傳記。他在其中一段畫線：「有時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中，」而這一句餘下的部分並未畫線：「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啟示之星奇異地閃光。」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