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丹麥國家隊的守門員，也是個量子物理學家，還拯救過世界

　　1908年的倫敦奧運會上丹麥隊奪得了男子足球銀牌。當時的隊伍中有位球星哈拉德·玻爾（Harald Bohr）爲了球隊的勝利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他還有個作爲門將替補隊員的哥哥，雖未上場，但他高高壯壯卻一臉呆相的模樣卻讓人印象深刻。這位哥哥平時在 AB俱樂部（Akademisk Boldklub丹麥最偉大的足球俱樂部）訓練時常常對着門柱沉思，手指微動，口中唸唸有詞。

　　哦對了，忘了說，他的本職是一位量子物理學家。

　　So，到底是誰，四肢發達也就罷了，頭腦還這麼聰慧呢，這簡直是作弊啊！

　　來，認識一下這位大牛。

　　尼爾斯·玻爾

　　Niels Henrik David Bohr

　　1885年10月7日～1962年11月18日

　　1908年，時年23歲的玻爾不會想到，自己獲得1922年諾貝爾獎時，丹麥報紙會用這樣的標題報道這一喜訊：《著名足球運動員尼爾斯·玻爾獲諾貝爾獎》

　　“波爾可是個足球運動員”

　　1911年，從哥本哈根大學拿到了科學碩士和哲學博士的玻爾來到了英國，轉年他慕名來到了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在曼徹斯特的實驗室。於是這位名字中暗藏祝福（字面意思應該是loser的福氣……吧）的大師就成了他的新導師。

　　盧瑟福

　　他非常信任玻爾，玻爾在盧瑟福的研究室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先生，這些輻射是從原子的哪個部分發出來的？”新來的學生問。

　　“去問玻爾！”

　　“這個實驗用的玻璃管哪能弄到？”助理問。

　　“去問玻爾！”

　　“您新買的小汽車——”

　　“去問玻爾！”

　　……

　　“玻爾和其他理論家有什麼不同？”

　　盧瑟福正色道：“那是當然的，玻爾可是個足球運動員！”

　　玻爾與妻子瑪格麗特Margrethe N rlund

　　玻爾改良了盧瑟福的原子模型。

　　1913 年，3月，6月和9月，玻爾給盧瑟福寄去了論述原子和分子結構的三篇論文。溫吞的玻爾這下子來了個大逆轉，論文裏提出的假設簡直就是大逆不道——他在論文中提出了和經典理論完全違背的量子不連續性，但卻成功地解釋了氫原子和類氫原子的結構和性質——現在讓我們回到玻爾的那個理想模型：一個帶正電的核與一個以圓形軌道繞核運行、帶負電的電子構成的原子。

　　看起來是不是很熟悉？

　　對，就是氫原子，結構最簡單的原子。玻爾因此成功地解釋了氫光譜，這一模型的使用，也使原子物理和光譜學結合在了一起。玻爾將這位“量子”這位王者從那扇多年前由馬克斯·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打開的大門背後請了出來，讓它帶着我們，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玻爾因此獲得了1922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

　　“量子力學是完備的嗎？”

　　量子力學誕生後，以玻爾、海森堡、和泡利爲主的哥本哈根學派一直認爲量子力學本身已經是完備的理論，而愛因斯坦一直批評它並不完備。1927年第五屆索爾維會議上，雙方的爭論達到了頂峯。

　　1927年第五屆索爾維會議

　　圖片來源：euranetplus-inside.eu

　　愛因斯坦堅持認爲，量子力學只能描述處於相同環境中爲數衆多而又彼此獨立的粒子全體，而不能描述單個粒子的運動狀態，因爲單個粒子的運動狀態必須是決定性的，而不能是統計機率性的。因此，現有的量子力學理論是不完備的。

　　玻爾則堅持實證論：他認爲量子世界是虛幻的、不真實的，只有對量子世界進行了測量之後的結果纔是真實的。所以現有的量子力學理論並沒有問題，它恰好可以計算這個複雜的量子世界，而且符合實際。

　　每天，當大家在旅館的餐廳用早餐時，辯論就開始了。愛因斯坦描述自己的思想實驗，玻爾通常沉默的傾聽。海森堡和泡利走在後面，跟着玻爾和愛因斯坦。在他們眼中，這兩個神話般的物理學巨人的哲學態度是如此迥異，簡直就是一種鮮明對比。常常到了傍晚，玻爾就會想到駁斥愛因斯坦的方法。

　　愛因斯坦聽着，心裏很不服氣。

　　但很多時候竟然無法反駁。

　　終於在一次晚飯後，愛因斯坦憤怒的放下刀叉，忍無可忍的對着玻爾說了那句衆所周知的格言：“上帝不擲骰子！”

　　玻爾針鋒相對：“但，不確定性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玻爾與愛因斯坦在辯論中

　　本次交鋒沒有結果，轉眼就到了1930年第六屆索爾維會議。愛因斯坦有備而來，提出了科學史上著名的思想實驗——“光子盒”，想論證測不準關係的核心公式不成立。沒想到第二天，玻爾居然就用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理論中的紅移公式，推出了能量和時間遵循的測不準關係，漂亮的駁斥了他。

　　1933年第七屆索爾維會議上，愛因斯坦沒能出席。那時戰爭破壞了物理學家的日常生活，他翻山跨海，到了大洋彼岸的普林斯頓。他仍沒有放棄自己的觀點，準備從更普遍、更原則的方面來論證現有形式下的量子力學對物理實在的描述是不完備的。

　　愛因斯坦找了兩個助手：鮑里斯·波多爾斯基（Boris Podolsky）和納森·羅森（Nathan Rosen）一起撰寫了一篇文章：《量子力學對於物理事實的描述是完備的嗎？》於1935年發表於《物理評論》雜誌上，並選取三人名字的首字母，署名爲 EPR論文。論文提出了理論完備性的必要條件：物理實在的每個要素都必須在物理理論中有它的對應。即，如果不對一個物理體系進行幹擾，我們就能確定地預測一個物理量的值。還提出了一個思想實驗，史稱“EPR佯謬”。

　　玻爾看到老對手再次出招，深入思考之後，給《物理評論》寄去了論文。孩子氣的玻爾竟然取了和愛因斯坦一樣的題目：《量子力學對於物理事實的描述是完備的嗎？》他更詳細的闡明瞭自己的“互補性觀點”，反駁EPR的物理實在觀，聲稱必須把複合體系看成單一的不可分離的整體，反駁了EPR佯謬的理想試驗，對着大洋彼岸的愛因斯坦隔空喊話：你說量子力學對物理實在的描述是不完備的，不，我恰恰認定它是完備的。

　　而其實此時，量子力學已經高速發展，漸漸擁有無人能撼動的地位。玻爾帶着一代又一代新人們加入到這個潮流中來。

　　“影響歷史進程的一次逃亡”

　　1942 年末，納粹醞釀許久的核計劃開啓了關鍵步驟：造原子彈所需的重水已儲備足夠，他們要將其運到柏林。雖然盟軍對此早有準備，卻仍然沒能及時阻止，德國很可能造出原子彈。第二年年初，身在哥本哈根的玻爾收到了一封寫在微粒膠捲（間諜常用的保存密件方法）中的信——是英國科學家查德維克(J. Chadwick)寫來的。信件措辭模糊，似乎在隱隱約約地暗示什麼，在結尾他邀請玻爾去英國。

　　既然是如此簡單的消息，爲何這麼大費周章？

　　莫非是因爲自己在研究的核反應理論？

　　玻爾此時還在哥本哈根研究所，他提出了個“液滴模型”理論，該理論很能解釋重核裂變現象，因此經常與人談論核裂變的問題，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納粹的戰爭販子們以各種方式妄圖將玻爾的想法記下來。

　　雖然玻爾一直痛恨希特勒的行爲，甚至同自己的弟弟哈拉德成立了個“丹麥支援流亡知識分子委員會”來救助被迫害的流亡者們，並且宣揚和平，可他從未想過離開丹麥，於是婉言謝絕。

　　但到了當年的九月，迫於納粹的監視和鎮壓，玻爾不得不開始了逃亡。他先逃到了瑞典，到那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覲見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五世（Gustaf V of Sweden），希望他能對納粹施壓，讓他們放過在丹麥的猶太人。可國王卻表示，自己早已提出這一想法，卻被納粹“侮辱性的拒絕”了，玻爾根本不瞭解納粹的殘暴。

　　這番交流深深震撼了玻爾——他是一位科學家，政治不是他的專業，之前他也並不太關心它，他只懷有和平主義的理念，甚至還對德國人抱有幻想。

　　現在，事情很明瞭了。忍讓不可能換來和平。

　　眼下最可怕的危機卻是——假若德國先造出了原子彈，那會發生什麼？

　　玻爾脊背發涼。

　　他終於做出了一個決定，和兒子一起去英國。“如果一定有人要優先製造出這可怕的武器的話，我寧可去幫助同盟國，讓他們先得到它。”

　　玻爾和他的兒子——物理學家Aage Niels Bohr

　　圖片來源：what-buddha-said.net

　　這是1943年10月的夜晚，斯德哥爾摩。玻爾跟着來接應自己的英國特務來到一座早已廢棄的機場。這裏沒有指向燈，沒有控制塔，夜色像巨幕一樣覆蓋着跑道。

　　這架蚊式飛機映入玻爾眼簾的時候，他着實被驚到了。

　　它剛結束一場從英國而來的長途飛行，螺旋槳還在撲撲轉動。機身竟然是普通的三合板做的。

　　玻爾笨拙的開了個玩笑：“你們確定這架飛機不會在飛行途中突然解體嗎？”飛機將要飛越夜霧沉沉的英吉利海峽。玻爾戴上保護帽和麪罩，像個糉子似的被綁在炸彈艙裏。

　　蚊式飛機起飛了。夜間逃亡正式開始。

　　木質的“蚊”式轟炸機在二戰中給敵軍留下了深刻印象。

　　爲了讓敵人難於截擊，飛機飛行了一會兒後，就不得不爬升到更高的高度，這時乘客必須使用氧氣面罩才能維持呼吸。

　　飛行員用機內對講系統告訴玻爾：“請立即戴上氧氣面罩”。

　　但沒有迴應。

　　“請儘快帶上氧氣面罩。”

　　還是沒有回答。

　　至少還要飛行兩個小時，如果一直處於這樣的高度……玻爾只有兩個結局：窒息而死，或者凍死。

　　但如果降低高度，即使玻爾緩過氣來，飛機也可能被敵人的夜航戰鬥機擊中。

　　那麼，掉頭？更不可能，那是自投羅網。

　　向上向下，向前向後，彷彿都是死路。飛行員深吸了一口氣，他知道這位神祕乘客的命就在自己的手中。

　　那麼，賭一把。孤注一擲。

　　超低空飛行！

　　飛機開始下降。即使會被擊中，也不能讓乘客直接死在艙內。

　　飛機高度持續降低，最後幾乎是貼着海面在全速飛行，大海翻湧不息，似乎時刻想伸出浪舌將這架孤零零的飛機舔進黑暗裏。

　　必須更換航線。沿着德國戰鬥機航程之外的航線飛！

　　終於撐到奧克尼羣島，飛行員打開敵我識別器。目的地就在前方，他試着又呼喚了一次“那位客人”，仍然沒有迴應……

　　這是愛丁堡附近的夜間戰鬥機基地，空曠，荒涼，似乎也被遺棄了。救護人員，機械師，軍官，大家焦急地擠在一起等候着玻爾的飛機。可當它終於顛簸的停下，人們打開艙門時，卻看到玻爾已經昏過去了。醫生們敏捷的上去注射強心劑，給他輸氧。然後人們才發現，原來在航行途中，他的通話器的插頭掉了，所以他沒聽到飛行員的指示。

　　幸運之神最終眷顧了玻爾，他很快就恢復了。不久，美國那邊拋出橄欖枝，邀請玻爾和他的兒子奧格·玻爾（Aage Niels Bohr 核物理學家，後獲得1975年諾貝爾獎）前去參與一個祕密計劃。

　　臨行前，玻爾父子拿到了新身份證——他們成了“尼克·貝克”大叔和年輕的“吉姆·貝克”。“貝克”父子將要參與的，是一項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巨大工程。

　　1944年的洛斯阿拉莫斯

　　這裏，有提出了“康普頓效應”的康普頓（Arthur Holly Compton），有做了著名的“密立根實驗”的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有“傲慢”的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有即使在一衆天才中也光芒四射的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甚至還有吳健雄和錢學森……（如果此時全球的智慧分佈可以做成光譜地圖，這裏一定會被標紅）他們共同參與着一個被命名爲“曼哈頓”的計劃。那時候，如今鼎鼎大名的費曼（Richard Feynman）還是個小青年，他是如此評價玻爾到達洛斯阿拉莫斯時的情形的：“甚至在這些‘巨頭’們看來，玻爾也是一尊偉大的神。”

　　“曼哈頓”計劃參與者合影

　　圖片來源：manhattanprojectvoices.org

　　玻爾一直使用化名，人稱“尼克大叔”。但大家都知道計劃的新參與者是誰。在那裏，玻爾見到了許多老朋友，這其中很多是通過他的援助才逃離納粹的猶太物理學家。

　　但玻爾到美國的主要目的卻不只是協助研製原子彈，他看的更遠——是的，我們在製造“人間死神”，那麼製造完成之後呢？該如何處理它？

　　1945 年8月6日，核彈在廣島爆炸，幾天後，日本宣佈投降。正在所有人歡慶戰爭的結束時，玻爾卻懷着複雜的心情重新開始審視這一切。他在《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名爲《科學與文明》的文章：“通過原子的分裂釋放巨大的能量，這意昧着人類力量的真正革命。這種可能性的實現在每個人的心目中不能不喚起這樣一個問題：自然科學正在把文明引向何處……很明顯，如果人類社會對這種緊張形勢不自行調整的話，人類已能夠獲得的這種可怕的破壞力，有可能變成致命的威脅。在這種新的破壞力面前，沒有什麼東西能抵檔得住。因此，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全世界一致合作，阻止任何一種不把這種新力，用於爲全人類服務的作法。”

　　1950 年，玻爾發表了致聯合國公開信，呼籲建立一個“開放的世界”。他希望能達成一個“均等地威脅着所有國家的核武器存在，永不使用核武器”的普遍協議。1955年的日內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國際會議上，玻爾希望科學和科學家能在促進相互交流和理解方面起帶頭作用，希望科學的發展能夠增進世界人民的福利。他的整個後半生都在致力於國際合作及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事業：“如果原子能掌握在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國家手中，這種能量就會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如果它被濫用，就會導致文明的毀滅。”對人類命運的關切和對科學與人之間關係的深思這一條明線從此佔據了玻爾的整個晚年。

　　他預見到了，所以他無法坐視不管。當權者們顧及的當然是眼前的利益，黨派和民族的立場；而像玻爾這樣的科學家看重的，是全人類的未來，普遍真理與宇宙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