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 【美】 阿爾文.普蘭丁格 著 邢滔滔 許向東 張國棟 梁 駿 譯 序 言 趙敦華

我認識普蘭丁格是在1994年的「第一屆中美哲學宗教學研討會」上。那時我還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只是感覺到美方的代表對他特別尊重，他是第一位發表論文的主題演講人。我記得他發言的內容是與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這三位無神論的「懷疑大師」對話。美方的評論人認為他的發言是權威性的，從根本上解決了宗教信仰的合理性問題。這種推崇權威的做法在西方學術界，特別是在哲學界是罕見的。我當時很是不以為然，心想這一評價大概是言過其實了，一個人怎麽能解決西方思想界自17世紀以來的知識論中的這一重大問題呢？自那以後，北大宗教學系每年都與美國基督教哲學家學會舉行「哲學宗教學研討會」，彼此交流的機會多了，相互理解也逐漸加深。我在學術交流中獲益匪淺。我在博士階段曾專攻英美分析哲學，後來又研究基督教哲學，我原以為這兩個研究領域是不相關的，我在盧汶大學的導師卡洛斯.斯蒂爾在為我的那本《基督教哲學1500年》寫的序言中也說，他對我從分析哲學轉向基督教哲學的研究感到十分驚訝。在與美國基督教哲學家的交流中，我同樣驚訝地發現，他們也都是從分析哲學轉向基督教哲學的，說「轉向」也許不貼切，因為他們認為用分析哲學的概念和方法來研究基督教哲學是十分自然的，兩者之間沒有根本的隔閡。看來我們以前對分析哲學的看法停留在分析哲學的早期，對基督教哲學的看法則停留在康德時代。我們現在必須對這兩大哲學潮流的走向做重新認識。 哲學史家一般認為，康德一勞永逸地摧毀了關於上帝存在的證明，理性既不能證明上帝存在，也不能證明上帝不存在，因此必須把理性與信仰分開。從康德的前提出發，法國著名哲學史家伯里哀（他於20年代出版的5卷本《哲學史》至今仍是最好的法文哲學史著作）首先提出來否定「基督教哲學」的理由。他指出，哲學屬於理性知識的體系，不屈服於任何權威，不相信任何經不起理性推敲的證據和意見；哲學的精神是批判精神和懷疑精神，是在否定權威的、流行的、盲從的偏見和成見的過程中創立和發展的。另一方面，基督教是信仰體系，絕對相信天啟、神跡和聖經的權威，理性僅起附屬的、派生的、第二位的作用。雖然哲學家和基督徒都談論上帝，但哲學家的上帝不同於亞伯拉罕的上帝。哲學與信仰應是兩種獨立的、平行的、在各自領域行使正當作用的體系。「基督教哲學」這一概念卻混淆了哲學與信仰的區別，把兩種根本不同的體系合併為一種無所不包的「大全」，其結果是既損害了哲學的理性，又不利於基督教的信仰。在伯里哀否認基督教哲學的合法性的同時，英美哲學界也在否定信仰與理性結合。本世紀初興起的分析哲學依據證實原則，否認宗教和道德命題的意義。大多數早期分析哲學家都認為，宗教信仰只是一種主觀情感或體驗，沒有事實作為依據；表達信仰的命題不能被事實證實或證偽，因而沒有意義，應從哲學的領域（其合法的任務和方法只是澄清語言的意義）驅逐出去。但是，半個世紀之後，分析哲學界卻出現了一股回歸基督教哲學的潮流；許多哲學家用當初被用來反對基督教哲學的分析哲學的方式來從事基督教哲學。他們組成了「美國基督教哲學家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Christian Philoso-Phers）,從屬於「美國哲學學會」，現有成員一千多人。《信仰與哲學》（Eauh ond Philosophy）是他們的會刊。 提到美國的基督教哲學，不能不提普蘭丁格。阿爾文.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1932年出生於美國密歇根州的安阿伯鎮（Ann Arbor）。在加爾文學院接受大學教育，1958年在耶魯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後又在韋恩（Wayne）州立大學和加爾文學院哲學系任教，1982年起在聖母大學哲學系任教至今。普蘭丁格用英美哲學界主流思想分析哲學研究基督教哲學，1965年，他把模態邏輯引進關於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彌補康德所指出的該證明混淆了「是」和「存在」的理論缺陷。這項研究改變了二百年來哲學界中的一個定論，即：「康德永遠推翻了本體論證明」。從那時起，普蘭丁格發表了7部關於基督教哲學的著作，發表了110多篇論文。由於他的努力和影響，分析哲學和基督教哲學這兩個原來互不相容的領域被成功地「嫁接」在一起。 20世紀90年代之後，普蘭丁格接連發表了三部著作：《保證：當前的爭論》，《保證與恰當功能》，以及《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這三部著作都談「保證」（warrant），在美國哲學界掀起了一股「保證」熱。參加「中美哲學宗教學研討會」的美國哲學家滿口「warrant」，中國人開始不知所云，連翻譯都有困難。這是因為我們對人家的理論背景還不熟悉。普蘭丁格的分析哲學風格主要表現於方法和主題，他使用邏輯分析和命題語義分析的方法，討論知識論的主題。翻開分析哲學的知識論教科書，常常可以看到這樣一個關於知識的定義：知識是被證實的真信念（knowledge is the verified true belief）。知識的三要素依次為：「信念」（首先要相信，才能知道），「真」（其次要相信所知的為真的），「證實」（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證實所信的真信念）。在知識的三要素中，分析哲學家對「證實」的概念爭論最多。「證實」原來自維也納學派的「證實原則」，但學派成員對「證實」的標準也有「硬」的證實和「軟」的證實的分歧，卡爾納普於是提出用「確證」（confirmaton）代替「證實」（verification）。波普提出用「證偽」（falsitication）代替「證實」，用「確認」（corrobora-tion）代替「確證」。最近達米特提出用「證明」（justification）代替所有這些術語。達米特所說的「證明」標準很廣泛，既包括嚴格的數學邏輯證明，也包括經驗歸納的證明，總之，凡是有效的證據都可以算作證明。但什麼是「有效性」，什麼是「根據」或「證據」？對這些問題又有很多爭論。普蘭丁格所謂的「保證」是由「合適的功能」（proper function）來保證。「保證」有四條標準：（1）產生一個信念的認識能力是合適的；（2）認識環境也是合適的；（3）這種認識能力的自然的目的是產生正確的信念；（4）這一信念為真的或然性較高。滿足了這四條標準的信念就是有保證的。這四條標準全面地概括了知識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可以解決知識論中長期以來的爭論問題。當然，普蘭丁格不只談「知識」的一個要素，另外兩個要素：「信念」和「真」也是他關注的主題。他在批判近代以來知識論中的「基礎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來代替傳統真理觀的「合理性」的學說。他對「信念」的分析和分類也極有系統性，他所主張的「阿奎那/加爾文模型（Aquinas/Calvin Model，簡稱A/C模式）」就是一個有保證的真信念體系。 通過近十年的「中美哲學宗教學研討會」的交流，我們已經大致理解了以普蘭丁格為代表的美國基督教哲學思想，並與之展開了卓有成效的對話。在對話的過程中，我們體會到，用嚴格的哲學分析和論證方法來討論和說明宗教信仰問題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把信仰限制在主觀體驗、甚至極為隱私的神秘體驗的範圍之中，就不可能有普世的宗教和宗教文化，不可能有宗教間的對話，宗教思想也不可能與其他思想（如科學。哲學的思想）展開對話，宗教的社會功能和價值就會大大減弱。普蘭丁格提倡的「改革宗知識論」實際上是符合現代哲學理性的宗教觀，它可以、而且應當能夠促進宗教間對話以及宗教與其他意識形態的對話（包括有神論與無神論的對話）。但是，普蘭丁格本人在宗教對話問題上卻持「排斥論」（exclusivism）的立場。在這一點上，我是不贊成他的。我認為「排斥論』與他所主張的現代理性宗教觀是不一致的。看到普蘭丁格思想中的不一致之處並不妨礙我們理解他的基本觀點、理性精神和分析說理的方法。我相信，中國讀者從普蘭丁格的著作中可以學到很多有益的因素，從中也能得到批判性、創新性的思想的啟發。 2001年，我和邢滔滔博士到芝加哥出席一個學術會議，順便訪問了聖母大學。普蘭丁格雖然在度假，仍然在家裡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他贈送給我們剛出版的《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一書，他說這可能是他寫的最後一本書，帶有總結性，他自己比較滿意，而且適合較多的讀者閱讀。我們讀完之後，覺得他的自我評價是正確的。本書廣泛地涉及了近代和現當代的知識論理論，對他以前的著作做了明晰的梳理，而且提出了前所未見的新觀點，行文中也沒有那麼多的邏輯符號和專業化的論證。當然，深刻的哲學著作總是有難度的，不能說這本書通俗易懂，只能說它在普蘭丁格著作中可讀性比較高。但沒有對普蘭丁格思想的整體把握，是無法理解這本書的，也根本談不上合格的翻譯。好在本書的幾個譯者對普蘭丁格的思想都有專門研究。邢滔滔博士為翻譯此書專門在聖母大學做了一年的研究，他承擔了前言與第一部分的翻譯，並統校了全書；徐向東博士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上學時即已熟悉普蘭丁格的著作，他翻譯了第二部分；梁駿和張國棟一面以普蘭丁格思想為題做博士論文，一面承擔翻譯工作，梁駿翻譯了第四部分的第11、12和13章，張國棟則翻譯了全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第14章。由於在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合作翻譯這樣一本與中國人的思維和文化有很大隔閡的著作，翻譯要達到「信、達、雅」程度，實屬不易。我應該向本書的譯者表示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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