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虎城「平反」觸痛國共對立史觀載《鳳凰週刊》自連戰訪問大陸以來，國共兩黨出現和解跡象，但對於那段充滿傷痛的對抗歷史，迄今不能達成一個基本的共識。楊瀚對祖父的最初認識是一張大照片。從他記事起，每年初冬都有一個祭悼活動在家裡客廳的正前方開始，照片中的祖父身穿西裝，戴著一副眼鏡。從下午開始，陸陸續續有接近一百人來到這裡，他們在傍晚的某一刻肅立在照片前。個子小小的楊瀚被安排在最前面，他眼前是一張供桌，上面有燃燒的蠟燭和供香，還有點心、水果。楊瀚和眾人對著照片行三鞠躬禮。14歲之前，祖父在他心中只是一些信息碎片的集合：名字叫楊虎城；是個將軍；後來成了烈士；被國民黨特務用匕首殺害……1969年春節期間的一個晚上，從在「文化大革命」中住了一年「牛棚」的父親口中，楊瀚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得知祖父的生平和其生命歷程中繞不過去的「西安事變」。楊瀚的父親是楊拯民，楊虎城的長子，曾任陝西省副省長、天津市副市長和全國政協常委等職。以中共領導下的大陸為成長環境的楊瀚，很容易地就在心中形成了這樣一個觀念：西安事變是一次正義的兵諫，而楊虎城和張學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他就是帶著這樣一種認識，行動著想要促成中國國民黨對楊虎城和西安事變的「平反」。他知道，長期以來，國民黨在臺灣對西安事變和楊虎城有著不同的評價。始於2005年的海峽兩岸國共和解的新氣象，使他覺得統一認識的時候到了。在這之前，國民黨已經為一系列歷史錯誤認錯。這一次，他們也願意為非法殺害楊虎城致歉。致歉沒有問題，但他們拒絕「平反」。楊瀚的訴求，在此遇到一個瓶頸。阻止他目標實現的，是國民黨內對國共對抗歷史迥別於中共的評價體系。「給楊虎城一個公道」讓國民黨為祖父楊虎城平反，是楊瀚蓄謀已久的一次行動，它最早成型於1996年他移居加拿大之時。作為商人的楊瀚，對臺灣問題一直保持關注，時或寫些反對臺獨的文章。他認識一些臺灣朋友，從他們那裡，他知道楊虎城被殺的事實被國民黨有意遮蔽，而西安事變是受批判的。之所以遲遲不肯行動，是因為他覺得時機並不成熟。1998年，楊瀚的父親去世，他心中的緊迫感又增強了一分。此後，他抱著了卻父親遺願的想法，帶著女兒去美國夏威夷見了張學良。在見張學良之前，他對這位和祖父共患難的「英雄」充滿崇敬。但先後兩次的見面，並不令楊瀚興奮。第一次見面發生在1999年6月6日。張學良已經耳背，當親人對著他的耳朵大聲說出「楊虎城」這三個字的時候，楊瀚看見他的身子抖動了一下。楊瀚感覺，他並不願意提與楊虎城共事的那段日子。在這之後，他又間接知曉張學良對西安事變表達過悔意。「張學良大概是說，他很後悔搭了楊虎城這樣一個夥計。認識楊虎城把他的腸子都悔青了。」楊瀚對此很不滿意。但在2000年張學良百歲壽誕時，他還是前去祝壽。他說，「我去的目的，就是想說明，我們楊家對張學良還是有情有義的。」國民黨對楊虎城的態度，當然更令楊瀚不滿。2005年5月17日，在連戰首次造訪大陸回臺後不及半月，楊瀚給他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首先進行了對西安事變的正面評價：「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佔東北。9月23日楊虎城即公開致電中央要求抗日。此後，他又多次請戰不被批准，屢次苦諫而不被採納。1936年，因國難當頭，民族危亡，反對中央『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他與張學良將軍發動『西安兵諫』，結束了長達10年的國共內戰，促成了兩黨的二次合作，為全國的團結抗戰奠定了基礎。」在肯定楊虎城「以『抗日救亡』為號召，承續中山先生的愛國精神」之後，楊瀚指出楊虎城此後被祕密囚禁和殺害的事實，他要求連戰「為楊虎城同志平反昭雪。」此後，在接受香港《亞洲週刊》採訪時，他的要求更加明確：「給西安事變給楊虎城一個公道。」國民黨拒不「平反」《亞洲週刊》對楊瀚的訪談，被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看到了。他要求國民黨中央黨史館對此表示一些意見。黨史館館長邵銘煌開始在塵封的檔案中找尋與楊虎城有關的信息。「他當過中央監察委員，每次重要會議他都參加，有很多檔案，只是沒人查過。」邵銘煌說，楊虎城在臺灣的知名度非常低，「一想到西安事變，大家就-張學良！」楊虎城為何回國，又為何被抓？邵銘煌對此非常關注，他看過蔣介石的日記，裡面寫得很清楚：在西安事變後，楊虎城還想要在西安有所作為，但蔣介石不希望這樣子，他想讓楊虎城出國，認為這樣西安事變就告一段落了。但楊虎城出國後不久，就回國了。「實際他是公開回來的。」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奎松說，「以往的說法是，抗戰爆發了，他自己要回來抗日。」邵銘煌也對此瞭解了一下，「有人說他還想和中共聯絡，東山再起。雖然國共合作了，但私底下還要和共產黨聯絡，樹立自己的勢力，這也是犯了忌吧。」在遞交給馬英九的報告中，他把楊虎城的一生做了描述，並建議說，當年楊虎城出國後為何又回來，以及是誰下令殺害楊虎城，目前的證據還沒有提供真相，所以恐怕還要慎重地來做處理。他還特別提到楊虎城和共產黨的關係：「包括楊虎城的一個夫人，也是共產黨員。在西安事變之前，他受夫人影響蠻大的。在講楊虎城這一事件上，也應該把這一因素考慮進去。」邵銘煌也承認，無論楊虎城因何回國，也無論殺害他的命令是否出於蔣介石，總之拘禁和殺害均未經過司法程序，從人權和法治的角度絕對是一個冤屈。他對此致歉，但拒絕使用「平反」這個詞，因為他堅持國民黨對西安事變的評價標準。邵銘煌之所以糾纏在這兩個在法治角度並不重要的問題，其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政治上。在國民黨長期的宣傳教育中，偶爾出現在歷史著作中的楊虎城，和張學良一樣是「禍國殃民的千古罪人」。所以邵銘煌喜歡強調他和中共的關係、他在西安事變中比張學良強硬的態度以及他回國想和中共「樹立自己的勢力」。沒有共識的「西安事變」國共兩黨對於西安事變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兩種評價，至今未變。在紀念西安事變70週年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發表講話稱，西安事變的發生與和平解決，基本結束了10年內戰的局面，為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全面抗戰創造了重要歷史條件……成為中國全面抗戰這一重要時局轉換的樞紐。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也因他們崇高的愛國義舉，被譽為「有大功於抗戰事業」的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從中共角度來講，之所以將張學良，楊虎城稱為民族英雄，也是因為對張楊感恩戴德。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毛澤東講得很清楚-『牢獄之災』，剩下的這些領導人搞不好都會進監獄。」楊奎松說，「因為當時紅軍的處境非常危險，如果沒有西安事變，紅軍再搞一次長徵的話，那肯定全軍覆沒。如果不搞長徵的話，當時在陝北很小的一個地方，幾萬人，肯定被國民黨消滅了。」而長期以來，國民黨的說法就是，西安事變是國民黨開始從成功勝利走向失敗的一個轉折點。胡適就曾明確表示，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他說，「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除了使中共起死回生，進一步在抗戰後奪取政權外，國民黨認為西安事變的另一個後果是，導致全面抗戰提前爆發。有史料表明，西安事變後，日本海軍認為，蔣介石已接納了抗日的意見，國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必將開始加強，因而加緊了侵華速度。史學家唐德剛就表示，「試想抗戰如推遲一二年，世界局勢又是什麼樣子？1939年歐戰既發以後，日本人是要和一個窮光蛋蔣介石繼續糾纏呢？還是南征南洋、北伐蘇俄，坐收實利呢？」西安事變的事實只有一個，而國共兩黨，站在各自的立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評價。雖然自連戰訪問大陸以來，國共兩黨出現和解跡象，但對於那段充滿傷痛的對抗歷史，迄今不能達成一個基本的共識。在這種前提下，為楊虎城平反的訴求，必定只能獲得一半的成功-可以道歉，但其發動「西安事變」的負面評價恐將繼續保留在國民黨黨史著作中。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