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血液裏藏着隱祕的風

　　王雪茜

　　傑羅姆·大衛·塞林格是個對小說題目有強迫症的作家，也正因此，單單是他小說饒有趣味的標題，已足以讓癡迷他的讀者神魂顛倒了。

　　拋開衆所周知的《麥田裏的守望者》，按照時間順序羅列一下塞林格寫過的小說題目清單，實在是我甘之如飴的事情，實際上我也這麼做了，但清單委實太長了，隨意截取其中的一小部分便可管窺全貌：《年輕的夥伴》（1939）、《破碎故事之心》（1941）、《六號臺上可愛的死姑娘》（1941）、《羅伊絲·塔基特漫長的首演》（1941）、《兌水飲料獨白》（佚失）、《我與阿道夫·希特勒一同上學》（佚失）、《麥迪遜的輕度反叛》（1941）、《賴利的無吻生活》（1941）、《最後與最優秀的彼得潘》（1942）、《沒有海明威的男人們》（1943）、《渡海我們走，20世紀福克斯》（1943）、《破碎的兒童》（1943）、《孩子們的隊形》《我瘋狂》《魔術般的貓耳洞》《一週一次死不了你》《這片沒有果醬的三明治》（1944）、《男性再見》（1945）、《一個沒腰的女孩在1941年》（1946）、《逮香蕉魚完美的一天》（1948）、《唱片上的劃針》《戴殺人帽子的小夥子》（1949）、《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藍色時期》（1951）……

　　對文字有着敬畏和熱愛之心的小說家們想必更能體會塞林格在小說標題上的良苦用心。我不想重複標題是一篇文章眼睛之類的陳詞濫調，對那些曾爲文章題目絞盡腦汁的寫作者來說，稍可寬慰的是，寫作大師們也飽受過同樣的折磨。塞林格1947年爲《紐約客》寫了個短篇小說，起名《香蕉魚》，多次修改內容之後，名字也改成了《香蕉魚的好日子》，1948年1月發表時，名字最終改爲《逮香蕉魚完美的一天》。簡·奧斯汀1796年完成了一部小說，題目是《第一印象》，但沒有出版商願意出版。後來她進行了巨大的改動，當然包括題目。這部作品就是《傲慢與偏見》。不可否認，原題目無論從語氣上還是內蘊上都顯平淡乏味與缺少力量。F.H.伯內特《祕密花園》最初的名字是《瑪麗小姐》，書名由人名（主人公）改爲地名（書中人物主要活動地點）。用小說主人公做題目大概是很多作家糾結之下的無奈選擇，說不上好也說不上不好。耳熟能詳的比如納博科夫的《洛麗塔》，初定名是《海邊的王國》。如果我提到《阿蒂克斯》，恐怕有人會感到茫然，還好，哈珀·李最終放棄了這個庸常的標題而引用書中的一處既有淵源也與他所表達的寬容、理解主旨相呼應，同時又有新鮮感的句子做小說的題目，那就是《殺死一隻知更鳥》。擁有一個像樣的題目不能不說是這部小說以及它的讀者的幸運，也是世界文學史的幸運。列夫·託爾斯泰也曾爲小說題目苦惱過，《戰爭與和平》最早的標題是《皆大歡喜》，原題目既與莎士比亞戲劇同名，又與作品後來添加進去的克里米亞戰爭和拿破崙入侵俄國的戰爭背景不協調，自然逃不掉被拋棄的命運。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飄》，曾用名《明天是新的一天》（小說的結尾句），《飄》來自於歐內斯特·道森的詩歌《辛娜拉》中的一句詩“Gone with the wind”，直譯爲“隨風而逝”，這個題目的妙處首先是它勾連出《辛娜拉》一詩中的重章疊句：“我的心一片荒蕪，以往的激情一去不復。可當我醒來，看到灰暗的黎明，辛娜拉，我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忠誠地愛着你，很多往事我已隨風而逝……”其次詩歌惆悵無奈的感情基調暗合了小說流淌的部分情感因素。伊夫林·沃《故園風雨後》曾用名《信仰之家》，一個家族和一段愛情的分崩離析，不能簡單歸咎於信仰的缺失或精神上的距離，並且“故園風雨後”有着如中國古典詩詞般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含蓄蘊藉……在最後關頭，如果作家們不改變心意，我們今天看到的名著也許就少了一個讓讀者膜拜的理由了。

　　塞林格對文字（尤其是標題）的敏感和苛求履跡昭然，他鋒利的寫作智慧在少年時已錐處囊中。塞林格的父母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逆流而上，搬入曼哈頓富人出沒的上東區。住在91大街1133公園大道卡內基·希爾區漂亮公寓裏的塞林格告別了此前就讀的公立學校，進入麥克伯尼私立學校，癡迷寫作和戲劇的塞林格成績在班裏倒數幾名（除了英語，這與霍爾頓·考爾菲爾德在學校的表現不差分毫）。1934年，未滿十六歲的塞林格被學校勸退，1936年進入福吉谷軍事學院，成了三百五十名軍校生中的一員。在《麥田裏的守望者》裏，塞林格把福吉谷寫成了霍爾頓·考爾菲爾德讀預科的地方。雖然塞林格對學校的權威很是反感，但學校的俱樂部和社團組織使他受益匪淺，成績也大有進步。法語俱樂部、士兵俱樂部、航空俱樂部以及他在其中服務兩年的預備役軍官訓練團，都爲他二戰中的軍旅生涯做了鋪墊，儘管他對此總是三緘其口（在戰爭中能夠倖存下來難說與此經歷無關）。雖然塞林格滿足了學校對學員的所有要求，畢業前還被提拔爲學員上校，但戲劇和文學纔是他的興趣所在。熄燈號吹過之後，塞林格藉着手電光不停地寫作，他被“流放”到福吉谷的兩年，一直是學校的年鑑《交叉的馬刀》的編輯，年鑑的每個頁碼幾乎都能讀到他的文字——奠定了他辛辣、敏銳、從容和睿智的小說語言風格。

　　此後，他又進入紐約大學和烏爾西奴斯學院就讀，他爲烏爾西奴斯學院的校報撰稿並開設專欄，最初他爲專欄取名《一個社會大一生的默想：逃走的文憑》，不久又改名爲《J.D.S逃走的文憑》。他對題目的焦灼審慎態度初露端倪。雖然他在烏爾西奴斯學院僅讀了一個學期，但他在那裏找到了明確的生活方向：當一名專業作家。早在福吉谷時，塞林格一位年長的學員朋友威廉·費森把自己的姐姐伊麗莎白·默雷引薦給了塞林格，此後，他們兩人成了頻頻見面的朋友。在格林威治村咖啡館的漫漫長夜裏，伊麗莎白與塞林格討論文學話題，聽塞林格讀他的作品並提出建議。根據她的建議，塞林格開始閱讀菲茨傑拉德的作品，並把菲茨傑拉德當作了仿效對象和靈魂夥伴。衆所周知，菲茨傑拉德對小說題目的執念頗深，《了不起的蓋茨比》最初的名字是《西卵的特里馬喬》，後又改爲《特里馬喬》《戴金帽的蓋茨比》《星條旗下》等，最後是他的出版人柏金斯幫助他一錘定音。縱觀菲茨傑拉德的作品，不論是《人間天堂》《夜色溫柔》《一顆象裏茨飯店那麼大的鑽石》《飛女郎與哲學家》《本傑明的奇幻旅程》還是《最後一個大亨》《那些憂傷的年輕人》《清晨起牀號》《一夢十年》……都一目瞭然地彰顯了他在題目上的苦心孤詣。塞林格在他既是良師又是益友的惠特·伯尼特擔任編輯的《小說》雜誌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年輕的夥伴》，文風即深受菲茨傑拉德的影響，甚至他加盟麥迪遜大道上最著名的經紀公司之一哈洛德·歐伯聯合公司，僅因它是自己偶像菲茨傑拉德的文學經紀公司。

　　1944年2月到4月，《星期六晚郵報》（菲茨傑拉德的第一篇小說正發於此報）買下了塞林格三部作品，是塞林格在軍隊服役駐紮在班布里奇時撰寫的。此前，他鐘情的劇作家尤金·奧尼爾的女兒烏娜投入了大她三十六歲的演員卓別林的懷抱，塞林格遭受了嚴重的愛情打擊，高傲而堅韌的塞林格迫切需要通過寫作轉移精力來面對變味的同情和公開的丟臉。1944年1月，剛慶祝完自己二十五歲生日並寄出了一大批稿件的塞林格收到一大批退稿信，僅《小說》雜誌就退了五次稿。在接二連三的不順心之際，《星期六晚郵報》一次買下三件作品的消息使塞林格欣喜若狂。這三個短篇是《小兵之死》《打雷喊我》《最後一個假期的最後一天》，同時，塞林格把他認爲寫得最好的嚴肅小說（本來他是打算寫成商業小說在《郵報》發的）投給了《紐約客》，聲明小說一個字也不能改動。《紐約客》對他的要求不以爲然，想要教訓一下不知深淺又忘乎所以的塞林格，小說甫一送到編輯室，就被馬上退了稿。1月18日，塞林格登上運兵船駛向英格蘭，他將在那裏完成反情報培訓，然後登陸歐洲。此時，他的那幾個故事陸續在《郵報》發表，見到刊物的塞林格卻大感震驚，三個作品中的兩個被改了名字。2月20日發表的《打雷喊我》被改成了《雙方》，4月15日發表的《小兵之死》名字變成了《傷感的中士》，塞林格極爲憤怒，他覺得他又一次被雜誌欺騙和利用了。1941年，《紐約客》答應刊登《麥迪遜的輕度反叛》，在塞林格通知了所有朋友後，雜誌社以戰爭爆發的原因撤稿，後又屢次通知上稿又屢次爽約（五年後才刊登）。《紐約客》首鼠兩端給塞林格造成的陰影還未消除，《郵報》的行徑無異於雪上加霜，塞林格覺得《郵報》背叛了它的忠實作者，趁他在國外，未經他同意就擅自改動他的作品，本來想借這些小說引起轟動的塞林格發現，他的小說被五顏六色的廣告和電影明星照片裹挾着，期待中的數百萬閱讀量化爲泡影。惱怒的塞林格發誓即使稿費再高也絕不再向這些“光紙雜誌”（專門在花哨的廣告夾縫裏刊發小說的雜誌的俗稱）投稿。小說被改了名字，自己卻無能爲力，塞林格沮喪極了，他在給伯尼特的信中說，“我們還不如口袋裏沒有錢，還不如不出名”。

　　1948年，《好管家》雜誌發表了塞林格所寫的維也納尋舊的故事，塞林格投稿時用的名字是《維也納，維也納》，但發表時卻變成了《一個我所知道的女孩》。同時期，《大都會》雜誌也沒有徵求塞林格的意見就將他的小說《唱片上的劃針》改名爲《憂鬱的音調》發表了。塞林格不禁想起1944年在《郵報》雜誌那裏發生的同樣境遇，怒不可遏的他宣佈對通俗雜誌的忍耐和合作宣告結束（實際上，他後來還有一部作品《下到小船裏》發在《哈潑斯》雜誌）。1951年，《麥田裏的守望者》在小布朗公司安排出版前，清樣被每月一書俱樂部看中（被他們選中的小說馬上就能出名），安排在夏季推出。但每月一書俱樂部的編輯們因小說的名字又與塞林格發生了矛盾，他們試圖勸說塞林格修改書名，塞林格一口拒絕，並憤慨地迴應說，霍爾頓·考爾菲爾德一定不希望改書名，此事不了了之。無獨有偶，1974年，《麥田裏的守望者》首次在以色列發行，塞林格在與出版社簽約時才喫驚地發現，出版社要將書名變成《我，紐約及所有的其他》，塞林格自然不能同意。這幾次“改名”事件使塞林格終其一生對編輯和出版社印象惡劣併成爲他後來過度保護隱私的一個誘因。

　　塞林格年輕時候是個戲劇迷，雖然他的不少作品，包括《麥田裏的守望者》都表達了對故事片以及好萊塢的輕蔑和嘲諷，但真實情形是他對好萊塢抱着熱望，極度渴望在大屏幕上見到自己的名字，甚至爲迎合好萊塢有意稀釋過自己的故事，也曾一度將《瓦利昂尼二兄弟》等幾部小說賣給著名文學經紀人馬克斯·維爾金森。維爾金森把故事送到了好萊塢，打算賣給電影公司，但最終塞林格企圖進軍電影界的希望和他與維爾金森的關係一同化爲烏有。促使塞林格和大屏幕徹底劃清界限的是他的猶太裔同胞、電影業鉅子塞繆爾·戈德溫。作爲製片人，他翻拍了塞林格《九故事》裏的一個短篇——《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這也是《九故事》中我最喜歡的一篇，漂亮的標題即是原因之一。已爲人母的“姑娘”埃洛伊斯在一個雪天強留大學時與她一樣逾矩的閨蜜排遣自己的惆悵，她瞧不起謊稱自己讀過簡·奧斯汀卻只能講出一部三流小說情節的丈夫，她也無法走進給自己臆想出一個叫吉米的夥伴的患有自閉症的女兒拉蒙娜的世界，她只有放縱地懷念起自己在戰爭中死去的戀人——戀人把她摔傷的腳腕叫作“可憐的威格利大叔”（“扭傷腳腕”的發音跟“威格利大叔”的發音是諧音）——來溫暖和消解無法擺脫的污濁世界——那卡在成人和孩子之間的狹窄深淵。這個把生活過得一團糟的埃洛伊斯，很多年前，也曾是個好姑娘。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一提改動自己作品哪怕是改動一個題目就要大動肝火的塞林格竟然同意對影片如何拍攝不聞不問，而且，他很清楚，他這部幾乎全是對話的小說被改編成話劇倒是沒問題，但拍成電影顯然需要豐富故事。只能說，對成功的孜孜追求矇蔽了塞林格的眼睛。塞繆爾·戈德溫請來因《卡薩布蘭卡》名聲在外的劇本作家朱利斯和菲利普·愛潑斯塔改編劇本，並把片名改成了《我愚蠢的心》，塞繆爾·戈德溫把一個好端端揭露上流社會，喚起大家自省的小說翻拍成了主打悲情牌的愛情故事，影片還把拉蒙娜改成了私生子，增加了很多人物。爛俗的片名以及粗糙的改編打碎了塞林格的電影夢，大爲光火的塞林格發誓再也不會把小說版權賣給任何電影公司。此後，英國BBC電臺曾通過塞林格的英國編輯傑米·漢米爾頓，希望把《獻給愛斯美的故事——懷着愛與悽楚》改編成廣播劇。《我愚蠢的心》造成的陰影還深深烙在塞林格的腦海裏，他不允許任何人再演繹他的《愛斯美》。事實上，讓塞林格徹底對好萊塢死心的事發生在1956年，塞林格打算把《九故事》中《那個大笑的男人》的電影拍攝權賣掉，好萊塢製片人傑裏·沃爾德竟然想把故事改成喜劇，後合作未成功。塞林格差一點忘記了《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的前車之鑑。那以後，塞林格把自己的所有作品緊緊抓在手裏，像護着自己的孩子一樣，生怕被人搶走。一部名著被改了名字搬上大熒幕成功的例子並不鮮見，關鍵是能否被原作者和觀衆認可。《飄》被改編成電影時即換了更適合電影宣傳和傳播的片名《亂世佳人》，經偶像派巨星克拉克·蓋博和費雯麗的演繹，無疑擴大了原著在全球範圍的影響力。而《我愚蠢的心》因無病呻吟被批評家大加撻伐，塞林格也迫切希望大家忘記這部電影，但事與願違，此片流傳很廣，至今仍是好萊塢電影的典範。

　　《麥田裏的守望者》名聲大噪之後，包括希區柯克、斯皮爾伯格、庫布裏克等無數蜚聲全球的好萊塢大導演找上門來，想要爭奪它的影視版權。但塞林格始終不爲任何人所動，對他們的請求置之不理。米高梅大老闆親自出馬，好歹得到了塞林格一句回覆：“要麼讓我來演男一號，要麼就永不要提。”已奔向不惑之年的塞林格當然演不了十六歲的霍爾頓。百老匯的著名導演艾利亞·卡贊也在被拒絕的隊伍中，據說塞林格對氣喘吁吁勸說他的卡贊說：“我不能同意。我怕霍爾頓不高興。”爭奪者中還新增了塞林格的骨灰級粉絲——童星出身的比爾·馬漢，這位不折不撓的尾隨者，一度成了已與世隔絕的塞林格的噩夢。儘管我們失去了在大屏幕上看到戴着紅色棒球帽的霍爾頓的可能性，但對維護霍爾頓形象的豐富性來說，未嘗不是好事。

　　塞林格對好萊塢和電影的疏離，既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原因，更與他對卓別林的偏見不無關係。幾乎沒有人相信烏娜和卓別林的婚姻（這是卓別林的第三段或是第四段婚姻）能長久，尤金·奧尼爾對女兒的選擇十分震怒，此後再也沒跟女兒說過話，並且遺囑中聲明，一分錢也不留給烏娜。塞林格在烏娜的新婚之夜親自寫了一封信，以此來嘲弄這對新人，並把此信羣發給了他的朋友們。1986年，蘭登書屋宣稱將出版一本英國作家伊恩·哈密爾頓撰寫的未經塞林格授權的傳記，塞林格立即提起訴訟，然而正是這場著名的訴訟拉鋸戰，使塞林格一些隱居生活的細節以及他與朋友間往來信件的內容被公諸於衆，最具爆炸性的是塞林格對烏娜婚姻的一段評論：“我可以想象他們夜裏在家的樣子。卓別林頭髮花白，全身赤裸地蹲在衣櫥頂上，拿着手杖搖頭晃腦，像只死老鼠。烏娜穿着寶藍色的外套，在浴室裏發瘋似的鼓掌。”出乎衆人意料之外的是，烏娜和卓別林共同生活了三十四年，直到卓別林1977年去世。他們還生了八個孩子。塞林格崩潰之餘，將仇恨轉移到了電影產業上。在《麥田裏的守望者》中，他借主人公霍爾頓之口說道：“如果有一樣東西是我恨的，那就是電影。”他還在自己的小說《已故偉人的女兒》等作品中惡毒羞辱卓別林。1995年，伊朗導演達瑞什·麥赫瑞在未獲得塞林格授權的情況下，把塞林格另一部小說《弗蘭妮和祖伊》翻拍成了電影，不知塞林格個性的麥赫瑞重蹈了塞繆爾的覆轍，他把片名改成了《帕裏》，因爲美國和伊朗沒有正式的版權關係，該片得以在全伊朗合法發行。然而，1998年麥赫瑞企圖讓該片在林肯中心上映時，被塞林格的律師們成功阻止。麥赫瑞對塞林格的行爲十分不解，還辯稱自己只是爲了“文化交流”。

　　當然，非母語的小說傳播必然會涉及到翻譯問題。說實話，我對他短篇小說的興趣，比如《九故事》《破碎故事之心》《充滿保齡球的大海》《好心的中士》《年輕的夥伴》等等要比他那部用短篇組合出來的長篇《麥田裏的守望者》濃厚得多。具體到題目，可以說一個好標題是打開文章寶箱的密鑰。《九故事》裏有一篇的題目不得不說，那就是《For Esmé—with Love and Squalor》。迄今爲止，這篇小說至少有三版中文譯本，最早的可能是傅維慈的譯本，題目是《給艾斯美寫的故事——既有愛情又有悽楚》（傅書華《希望之謎》，北京大學出版社）；還有一版是宋志宏的譯本，題目是《獻給愛斯美的故事——懷着愛與悽楚》（王向遠《二十世紀外國短篇小說精選》，人民文學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是李文俊的譯本，題目是《爲埃斯米而作——既有愛也有污穢悽苦》（J.D.塞林格《九故事》，上海文藝出版社）。原標題來自小說中十三歲的早慧少女愛斯美（愛斯美比埃斯米更貼近Esmé法語發音）。她是個十分聰明真誠，又善良孤獨的貴族女孩，父親在北非戰場犧牲了，她戴着父親的大手錶參加教堂唱詩班的排練，在一家茶室遇到一個自稱作家的美國士兵，她請求他爲她寫一篇故事，她說她喜歡“悲慘悽楚的故事”“故事一定要寫得非常悲慘，非常動人”（宋志宏譯本）；“污穢的。我對寫悽苦的小說特別感興趣。”（李文俊譯本）“Squalor”的確有“污穢、骯髒”的意思，但也有“悲慘、悽楚”的意思。況且很多外國小說的題目，意譯比直譯更有藝術性，比如《Rebecca》直譯是《呂蓓卡》，意譯爲《蝴蝶夢》，聯想和設喻的豐富性不言而喻。《Oliver Twist》直譯不過是小主人公的名字，意譯成《霧都孤兒》不僅拓延了題目內蘊，也盡顯了暗示的開闊性。我想，李先生把“Squalor”一詞譯成“污穢”無非是爲了批判現世的污濁與骯髒，但出自一個十三歲小姑娘之口未免過於成人化了。

　　與門羅對小說題目的冷淡相反，大部分作家會反覆推敲作品標題以求讓讀者過目難忘。有趣而陌生化的題目的確是會勾起讀者的閱讀慾望。《打女傭的屁股》（羅伯特·庫佛）、《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伊恩·麥克尤恩）、《超越愛情的永恆之死》（加西亞·馬爾克斯）、《國王鞠躬，國王殺人》（赫塔·米勒）、《禮拜五或太平洋上的靈薄獄》（米歇爾·圖爾尼埃）、《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雷蒙德·卡佛）、《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斯臺芬·茨威格）、《分成兩半的子爵》（伊塔諾·卡爾維諾）、《別的聲音，別的房間》（杜魯門·卡波特）、《押沙龍！押沙龍》（威廉·福克納）、《更多的人死於心碎》（索爾·貝婁）……要列一張難忘題目的清單大概要花掉我半輩子的時間。

　　塞林格歸根結底是個缺乏安全感的病人。美國心理學家卡倫·霍妮說過一句話：“受到壓抑的敵對衝動往往並不投射到事實上與之相關的那個人身上，而是投射到別的事物的。”塞林格的固執決絕冷酷恨屋及烏與他少年時的境遇、戰爭對他造成的隱痛以及他膨脹的雙重人格不無關係。然而，對隱私的尊重已上升到形而上，對冒犯零容忍又最討厭電影的塞林格在天堂裏一定不會想到，2017年9月15日，一部根據坎尼斯·斯拉文斯基所著傳記《塞林格的人生》改編而成的電影《麥田裏的反叛者》在美國高調上映了。高仿的題目和部分編造情節，使得塞迷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這“很不塞林格”的影片。也許，另一個世界的塞林格會戴着紅色的棒球帽，無可奈何地對着自己的影子說：“這個混賬人間，我他媽的還不如不出名。”

　　王雪茜，作家，現居遼寧丹東。主要著作有《尋找朝聖的方向》《無法收回的腳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