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雖產生於廟堂之上，但捲入其中之人物，卻來源於不同地區。相應，政治史之運作，便包含不同地域互動、衝突、協調之色彩。故而，從地域出發，審視政治運作的具體過程，是政治史研究頗值借援的方法與視角。本文嘗試從明朝建國前後，不同政治羣體的區域來源、文化特徵及其互動關係入手，審視由此而造成的政治鬥爭與制度變遷。

一、朱氏政權的區域來源與儒風不昌

朱元璋與構成其統治主幹和基礎的「淮西集團」出身於淮河以南，這一地區在南宋與金朝對峙中，處於南宋管轄之北邊極限，相應容易受到來自宋、金兩方面文化的影響。元末農民戰爭前期階段主要是農民軍內部的戰爭，朱元璋以淮河與長江下游之江淮地區為大本營，陳友諒以長江中游之湖廣、江西為大本營，張士誠以長江下游之江浙地區為大本營，方國珍以浙南沿海地區為大本營。若從南宋地理分野而言，朱氏政權所在地為南宋北疆所在地區，而其它三種勢力則屬南宋京畿與外圍地區。若從南宋政治格局而言，朱元璋與「淮西集團」為邊鄙粗人，而其它政權治下則多儒學士人。四種政權雖皆標牓「復宋」，[1]但由於這種政治地理、文化傳統之不同，在政權性格上呈現出顯著差異。

北宋鑒於中唐、五代藩鎮坐大，而大興文官政治，與士大夫共天下，頗有儒家政治之追求。在這一政治文化下，北方以首都開封為中心、南方以江浙為中心，儒學呈現復興、發展，乃至攀上巔峯。北宋覆屋之後，理學重心遂完全轉移至南中國，尤其是首都杭州附近之江浙東西二路。伯顏下江南，南宋既滅，對當地經濟、文化採取包容態度，南宋理學遂仍保存於杭州、江浙東西二路，只是行政區劃改成了江浙行省、江西行省。元朝政治本位雖一度由草原向漢地轉移，但政治立場一直遊移其間，這便造成儒學作為漢族文明之代表，並未獲得獨尊地位，而與藏傳佛教、伊斯蘭教一樣，成為元朝管轄不同文明區域的工具之一。因此，雖然忽必烈在建國伊始，便仿照漢制，建立了中央集權式的國家體制，但卻以草原體制並行其中，而在政治精神上仍基本沿用「家產制」政治思想，在經濟上重用西域回回，在信仰上親篤藏傳佛教。故而，有元一代，元廷雖在形式上徵召、聘用江浙士人，並設立翰林院，專蓄理學、文藝之士，但僅為政權之附麗，於國家大政並無關係。兩宋以來「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傳統遂受嚴重衝擊。缺乏仕進空間之儒學，由於喪失利益驅動，而歸於沉寂，僅為江浙士人學術研習之寄託。[2]

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政權所在地既為南宋文化重心，張士誠治下之杭州更為南宋故都所在，故而三種政權在建立之初，便受到當地儒學風氣影響，招徠賢士、充斥政府。在這其中，張士誠政權重用文士、樂享太平之政治風氣，未嘗沒有接續南宋遺風之跡象。而與之相比，朱元璋政權在淮河流域最初建立時，以淮西集團為政權柱石，該集團以武將為主體成分，且多有將才，在開國前後一系列內部清洗後，仍能具有很強戰鬥力，開拓明初廣闊邊疆。與之相比，文官數量較少，吏員出身之李善長竟為其中文人之代表，淮河流域之儒學不昌，並造成朱氏政權最初缺乏儒學氛圍，於此可見一斑。朱元璋之招徠儒士是在佔領南京之後，主要有江南四名士與江西朱升等。雖然朱元璋有氣吞山河之胸懷，對江浙士人非常重視，但由於朱氏政權統治基礎與精神風氣已然形成，朱元璋亦有邊鄙之人粗俗卻實用之政治觀念，故而僅以江浙士人為典章制度之制定者與軍隊幕府之佐貳官，並不以其為政權主體。這種右武左文之精神，不僅使朱氏政權核心羣體較為團結，而且使朱氏政權體現出強烈的實用精神，從而能在元末農民戰爭中，發揮出堅強而實用之領導力量，是朱氏政權能夠翦除羣雄、統一全國之體制基礎。

明初延續了這一政權性格，將右武左文政策貫徹於整個國家體制，比如武將可封爵，文官卻不可；武將死有謚，文官卻沒有；淮西集團充斥軍政部門，江浙士人卻僅任禮部、翰林院等負責制定典章制度之機構。[3]明初右武左文格局十分明顯，後世文官政治興起之後，仍長期受其制約。朱元璋之所以實行如此政策，既出於重用淮西集團之需要，只能安排江浙士人於相對閑散部門；同時也與其打擊敵對勢力有關。由於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餘部多有逃遁海上者，朱元璋為防範這一海寇勢力與陸上殘部相結，從而採取強遷江南民眾於鳳陽之舉措；對失敗政權之舊部士人，亦加罪遷徙，[4]或表面徵召，實際置之閑地，甚至設「不為君用律」，加以打擊，以控制其社會活動。雖然一意重用淮西集團有釀成其坐大之風險，但朱元璋既早已心存翦滅淮西集團之念，江浙士人便不具有制約其它政治勢力之籌碼作用。

二、洪武時期加強專制與壓制江浙士人

伴隨淮西集團被誅殺殆盡，江浙士人或被徵召，或應科舉，從而大量充斥政府，[5]似乎江浙士人成為明初政權的主導力量。但事實卻並非如此。朱元璋出身社會最底層，又在統一戰爭中屢經部下叛亂，當時其它政權內部叛亂之事亦經常發生，受此影響，朱元璋對政權控制非常嚴格，重用私人，尤其是子侄、親屬、鄉人，缺乏雍容大度之政治精神，可稱之為「小農政治思想」。英雄人物個人在歷史中扮演著重要的主動角色，這在朱元璋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朱元璋既一掃中唐以來漢民族相對於北方民族武力不競、政權覆滅之恥辱形象，被時人譽為得國最正、遠邁漢唐、直接三代。[6]其所面對的蒙元雖為直接之歷史遺產，但在驅逐「胡虜」之時代背景下，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南宋則為偏安一隅之失敗政權，不足與計。因此歷史留給朱元璋進行政治建設的空間非常廣大。朱元璋遂從前代資源中充分借鑒各種有利於加強皇權、鞏固朱氏皇族萬世一統之政治制度，其中便包括蒙元「家產制」政治傳統與唐宋削弱丞相權力的政治制度。

蒙元家產制政治傳統之核心在於大汗為權力來源，子弟依照與大汗關係親疏，獲得相應土地與民眾，其他人為大汗及其家族之奴僕，即使掌握再高權力，也僅是大汗管家。在這一政治觀念下，大汗擁有至高無上、不受約束之最高權力，這與漢族強調皇權勢統仍受儒家道統制約之政治理念存在巨大不同。元朝既已統治中國近百年，其「家產制」部落傳統與政治觀念，遂影響及於漢地社會。淮河流域既為儒學不昌之地，又長期受到金朝、蒙古風氣影響，朱元璋容易受到北族思想觀念影響，當為自然之事。朱元璋借鑒蒙元家產制政治傳統，從其關於政治體制之制定便可看出。在國家基本制度上，朱元璋在仿照元代宗王出鎮制度，實行分封制度，形成皇帝掌中央、諸王控地方之朱氏皇族「共天下」的政治體制。[7]此外，其它具體制度的制定尚有接續金元脈絡者，如中書舍人制度。可見，朱元璋為糾正華夏傳統中不利於皇權專制的因素，有意從北族制度脈絡中尋找歷史資源，加以彌補。

朱元璋既實行皇室共天下、廢除丞相制，其不欲實行南宋士大夫政治之意至為明顯。所實行之恢復華夏禮樂、衣冠、制度等舉措，[8]不過是在政治、社會層面，為塑造和貫徹皇權至上提供工具而已。伴隨明初皇權綜合了漢地、內亞兩項歷史傳統，朱元璋本人也合勢統、道統於一身，對儒釋道三家親自註疏解釋，甚至對儒家經典《孟子》加以刪改，對朱熹多所批評，[9]專製程度空前加強。江浙士大夫遂面臨遠不同於南宋政治文化之格局，多不願出仕，明初從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元代政治、學術二元對立之格局。故明初雖然存在接續南宋士大夫政治傳統之官僚基礎，並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復歸華夏傳統之歷史取向，一時克服了元朝體制混亂造成的諸多內耗與亂象，促進了華夏文明的再次復興，但在政治道路選擇上卻刻意棄置南宋文官政治傳統，而吸收北族家產制政治傳統下的君臣主奴意識，以加強皇權專制。在這一政治背景下，南宋士大夫政治傳統與江浙士人成為被壓制之政治潛流與羣體。

三、永樂以後「江浙士人」崛起與宦官制衡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初制度建設中，與標榜華夏傳統、恢復漢族舊制不同，明朝對於借鑒蒙元遺產諱莫如深、刻意掩蓋，從而構成明初制度建設的「暗流」。形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明初政治與社會之潮流指向皆在恢復漢族統治，北族因素在剔除之中，更毋論繼承。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雖然朱元璋對江浙士人嚴厲壓制，但這一政治羣體仍伴隨漢族典章制度之復興、儒學意識形態之回歸，政治與社會地位皆呈現上升之勢，從而為文官政治復興、江浙士人崛起埋下了歷史伏筆。淮西集團既然很快集體性地被朱元璋幾乎完全剷除，僅個別家族如徐達、郭英後裔仍長期保持名位，但對朝政則基本限於象徵意義。對有明一代政治能夠發揮長期決定性影響者便僅剩江浙士人，這一勢力也成為明代政治中根基最固之政治羣體，是明代文官集團之主體力量，[10]也成為反對明代皇權擴張，以及由此延伸之宦官、佞幸、閹黨專權之主要羣體。政治史、制度史研究之根本與主線索在於政治羣體，政治現象與政治制度不過是因緣政治羣體變動軌跡而呈現的外在形式。

由於廢除了宰相制度，明朝中樞政治形成了巨大權力空缺，因此有明一代政治的核心問題其實一直是在一定程度上重建這一機構，但又不能完全恢復，由此形成了各種政治勢力的長期結構性鬥爭。內閣建立之前，明成祖朱棣與其後仁宗、宣宗已經開始思考用六部七卿與翰林院共同組成中樞權力集團。[11]既然缺乏制度保障，與皇帝或未來皇帝形成私人關係，便成為中樞權力爭奪者政治鬥爭的核心。

由於江浙儒學最為發達，明初政府中的文官相應多為江浙士人。洪武末年，朱元璋留下的未來輔佐建文帝的政治班子，文官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皆為江浙士人。建文即位之後所實行的復古改革，其實便是江浙士人復興文官政治的突破口。朱棣進入南京之後，一方面為建文殉主者多為江浙士人；但另一方面，逢迎朱棣者也多為江浙士人。朱棣遂延續金、元與國初傳統，將其中優秀者集中於翰林院，專於宮廷中闢一辦公地點，遂為內閣之起源。可見，翰林院作為宋以後擅長儒學的士人集中之所，在遼、金、元北族政權時期，承擔了保存儒學火種之角色，而在漢族政權重建之後，再次成為士大夫政治的中心。明朝政權文官多來自江浙之事實，反映出明代江浙士人已然在崛起。[12]仁宣時期，明朝逐漸進入守成時期，文官政治進一步復興，江浙士人勢力進一步崛起。

經歷永樂、洪熙、宣德三朝的政治鬥爭後，正統時期，由於六部七卿具有影響力之長官相繼衰老，內閣「三楊」從而成為朝中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加之英宗年幼，朝政處理制度由臨朝問答一轉而為奏疏批答，內閣權力相應大為提升，內閣在中樞政治中之獨特地位[13]由此形成。與此同時，作為年幼皇帝玩伴而受到信賴的宦官也開始作為另一股政治勢力，進入中樞政權核心。為避免皇帝受到宦官的影響，內閣主張將皇帝在宮廷中的教育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並從中達到監督皇帝生活的目的，從而制約宦官與皇帝接近。內閣實現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便是「經筵講讀」。[14]對於內閣這一政治目的，宦官自然極力反對，雙方圍繞皇帝的經筵日講，[15]與太子即未來皇帝的「東宮講讀」，形成長期政治鬥爭。無論「東宮講讀」還是「經筵講讀」，由於內閣與翰林院主要由善於文學之南方尤其是江浙士人組成，故而可視為南方士人地位逐漸上升，控制朝政的歷史現象。

宦官勢力的崛起，在客觀上解決了明朝皇帝屢屢設法，但未能奏效的南北政治不平衡問題。伴隨文官政治的復興，南方尤其是江南由於屬經濟、文化之核心區，故文官集團亦以「南官」為主。雖然明朝歷代皇帝多立意矯正，有意援引北人，但仍無法根本上改變南人獨大之勢。[16]而後妃、宦官由於多在北方即政治核心區，甚至北直隸選擇，因而戲劇性地成為制約南官之「北閹」。[17]因此，明代士大夫集團與宦官集團的衝突，從地緣背景而言，未免無經濟核心區、政治核心區衝突的意味。其中內閣官員主要出於南方，其與司禮監之衝突，尤有南北衝突的地域色彩。

結語

在元末羣雄逐鹿的歷史格局中，來自中唐尤其南宋以降長期充作邊疆戰亂之地的淮河流域的農民下層，逐漸以朱元璋為政治核心，建立了具有濃厚實用粗鄙特徵的朱氏政權，並最終統一中國。由於遠離南宋以來的儒學重心，且受到蒙元家長制傳統的影響，明初君臣關係差距懸昂，明顯呈現出皇權專制加強的時代特徵。元朝以來一直保存於江浙地區的儒學火種，僅成為塑造明朝華夏正統地位、加強皇權專制的工具，而其掌握者「江浙士人」也遭到皇室與「淮西集團」的長期壓制。但伴隨文官逐漸成為明政權的主體力量，永樂以後，以江浙士人為主的士人羣體，在控制政府各個部門的同時，又藉助翰林院這一元代江浙士人的主陣地，分化出內閣，成為協助皇帝決策的政治機構。並控制教育皇帝、太子的「經筵日講」、「東宮講讀」，從而逐漸在中樞政治中施加影響。但另一方面，明朝皇帝藉助大多出身於北方地區的宦官，維持與江浙士人的政治地理平衡。

注釋

[1] 參見拙著：《明代九邊長城軍鎮史——中國邊疆假說視野下的長城制度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47－48頁。

[2] 在元代有限的幾次科舉考試中，進士以江浙、江西最多，河南次之，可見元代儒學仍基本延續金朝、南宋格局。參見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04頁。元代大都路儒學教育便遠遜江南，甚至不如其它華北地區，可見元朝對儒學並無從政治上倡導之意。參見蔡春娟：《元代大都路儒學教育》，《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3期。

[3] 「國初賜謚，惟公侯伯都督，凡勛戚重臣有之。文臣有謚，始於永樂年間，然得之者亦鮮矣。今六卿之長，翰林之老，鮮有不得謚者。」佚名：《蓬軒類記二》，載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卷6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535頁。

[4] 「張士誠闢（楊基）為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又客饒介所。時左丞周伯琦留江南，以中朝貴臣尊重無比。廳事惟設一席，客至立談遣之，惟基往，輒解榻款語，極歡乃罷。王師下江南，籍錄諸偽官。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歸。」王鏊：《震澤紀聞》卷下，《按察使楊公》，載王永熙彙輯，樓志偉、韓錫鐸點校：《震澤先生別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65頁。

[5] 洪武首次開科時，僅浙江士人便佔四分之一。「洪武十年辛亥，始開科取士，時自畿輔外加行中書省，凡十有一列，中式者一百二十名，而吾浙得三十一人，蓋居四分之一。而會元俞友仁，復為浙西之仁和人。首藩盛科，盛事如此。是時，劉基、宋濂、章溢、王瑋輩，俱浙人，一時同為開創名臣，宜其聲氣之相感也。累朝教育，遂以科第甲海內，信非偶然。是科獨湖廣一省無一人中式，而高麗國中一人。」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5，《科場·開國第一科》，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94頁。

[6] 洪武時儒士沈士榮上疏雲：「皇上翦伐羣雄，以武功定天下，拯生民於水火之中，奠四海於枕蓆之安，驅夷狄、復中夏，為漢、唐、宋之君一洗北面戎虜之恥，臣竊為千古豪傑慶快無已。」胡廣等：《明太祖實錄》卷一四八，洪武十五年九月壬申條，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2344頁。解縉也在洪武朝表達了同樣的觀念。「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卷11，《解學士文集·大庖西封事》（解縉），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73頁。

[7] 參見拙文：《明初分封制度淵源新探》，《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2期。事實上，這是中國古代草原民族分封制度之共同特徵，比如「匈奴之制，蓋以同姓居外，異姓居內，亦可謂以同姓主兵，異姓主政也」， 由此亦可見明初政治對於內亞悠久歷史傳統之繼承。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93頁。

[8]與之形成對比的，便是北族文化在明初受到嚴禁。 《明太祖實錄》纂修者贊雲：「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明太祖實錄》卷30，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條，第525頁。

[9]「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語》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闊老儒。』」李賢：《古穰雜錄》，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0頁。

[10]郭培貴指出明代進士家族以浙江、南直最為集中。參見郭培貴：《明代進士家族相關問題考論》，《求是學刊》，2015年第6期。

[11]參見拙文：《銀章密奏與洪熙中樞政治》，《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

[12] 中國古代政治鬥爭中，以地緣相結的現象很早便已出現，且為習見之事。而政治中心、經濟中心之分離，甚至促使統治者以政治區抑制經濟區，以維持全國地緣平衡、政權內部制衡。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一書，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秦漢時期，中國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重合，皆在關中地區。隋唐時期，雖然政治中心仍在關中，但經濟中心卻移至太行山東，即「山東」地區。陳寅恪指出：隋唐統治者為實現「以西制東」，遂實行「關中本位」政策，以「關中」制「山東」。參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北宋建都於華北，經濟中心卻在江南，統治者同樣為實現權力平衡，實行「以北制南」。明代天順時期，由於英宗慣用北人，明朝政治中的南北分野格局已明確形成。「公（李賢）為人恭莊嚴重，得時行志，不為小廉曲，謹平居，號崇正學，能納人言，容善類，無南北之分。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眾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願先生留意。』及請選庶吉士，英廟諭公專選北人，公曰：『南人亦須選。』及會選於吏部，元禎初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進之。」尹直：《謇齋瑣綴錄三》，載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卷55，第1280頁。成化時期更明顯地形成南北之爭。「（萬）安日與（劉）珝爭權，其門下士終不得相往來。吏部尚書尹旻、都御史王越，與珝皆北人，為一黨。安與學士彭華為一黨，互相傾詆。又以計陷旻，逮其子侍講龍杖於午門前，父子皆罷去。山東人在朝者逐之一空。」王鏊：《震澤紀聞》卷下，《萬安》，載王永熙彙輯，樓志偉、韓錫鐸點校：《震澤先生別集》，第111－112頁。萬安為四川眉州人，彭華為江西安福人。

[13] 「自太祖、太宗列聖臨朝，每至日鼎食不遑暇，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沖即位，三閣老楊榮等慮聖體易倦，因創新制：每一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封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既壯，三臣繼卒，無人敢言復祖宗之舊者，迄今遂為定製。」王錡撰，張德信點校：《寓圃雜記》卷1《早朝奏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5頁。

[14] 英宗即位之初，楊士奇請開經筵的同時，便請求慎選皇帝侍從，所指便是王振。「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止端莊、立心行己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此事關係最重。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皆留聖心，為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宐早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萬萬留意。」 《明經世文編》卷15，《楊文貞公文集一·請開經筵疏》（楊士奇），第108頁。

[16] 給事中選拔標準的變化，也透露出南、北政治勢力的鬥爭。「翰林編修張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瞻者充之。其言最當。徒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礙，竟託之空言而已。蓋六科系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班行，表儀朝寧。但在前居此地者，體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文章，往往過人。蓋出自精選，號為得人，如姚夔、葉盛、林聰、尹旻、張寧輩是已。以後則專以體貌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所謂出題考選，亦不過虛應故事耳。揆其所以，其時典選者相機多北人，大率專主體貌，則其類得以並進。況學識兼備者，必思舉其職，而屢有糾彈，不若安靜簡默者之易制也。鹽山王忠肅公素有重望，亦進一二鄉裏之劣者，則其餘不足責矣。使為吏部者，以公天下為心，不陰厚鄉裏，遇缺，選其體貌豐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彈文數篇，若場屋時文，則不以試。每五六人中擇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陸容：《菽園雜記》卷7，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90－91頁。即給事中選拔呈現了從學、貌並重，至專重體貌之變化。陸為南直隸太倉人，正屬江浙士人之核心地區，其所持給事中選拔標準之變化，源於北人鑒於學問、文章不及南方，遂專主體貌之結論。

[17] 萬曆時期，依託鄭貴妃勢力之順天考生，便攻擊浙籍考生冒籍之事，不僅是明代科舉考試中，南北地域衝突之顯著案例，亦反映出北方后妃、外戚時常捲入南北之爭，成為北人奧援。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6，《科場·乙酉京試冒籍》，第418頁。

推薦閱讀：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