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節：越是黑暗的世界，心裡越要有光。
今天是記者節，我曾經恍惚以為是11月11日，卻不想已經到了。
做記者，是我15歲的理想。
當時在涉外賓館裡看到 CNN，我記得很清楚，一位中東面孔的女記者站在戰火紛飛的巴格達，堅定沉穩地播報海灣戰爭突發，忽然一個炸彈在她身後爆炸，她踉蹌了一下，回頭一瞥，沒有驚慌，聲音依然那麼堅定。
後來我知道，當時看到的是 CNN 的鐵腕當家花旦 Christians Amanpour 。後來在新聞院學習時，我常常幻想若有一天拿了調查新聞獎，上臺領獎詞的第一句，一定要感謝 Amanpour。
再後來，也看到許多關於中國的新聞，有些趣味橫生，有些充斥著無聊的數字，還有一些滿腔熱血，這些片段總在提醒我，要有正義感！
之後的日子，我的生活就有了目標：要傳播正義的聲音。
我給自己定了很高的目標，一定要到英文媒體，一定要讓全世界聽見自己的聲音，於是我很努力地學習英語、也很感興趣歷史、政治、地理，反而對數學、物理、化學完全白癡。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青春期的孩子做對了一個夢，動力無窮。
再之後，高三報志願，我毫不猶豫地報考了武漢大學廣播電視新聞系。我們系的正宗師兄是竇文濤，他當時在洋氣又接地氣的鳳凰衛視。我看他的節目說來也已經有了二十多年，默默地看，從鳳凰看到理想。
在這個人人求個性的年代，大家似乎很羞於表達自己的榜樣，似乎有了榜樣，自己就一秒暗淡。但誰心裡不都有一個美好的樣子，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為這樣的人呢？
當時的我，就想成為一個嚴肅又詼諧的人，我想為周圍的人帶來歡樂，因為現實是那麼得沉重。
以上是理想的22歲之前的時光。
22歲，我坐上了北京到九龍的火車，24個小時的臥鋪，爸爸媽媽沒有送我，兩個大箱子，我到了香港。
當年我是港大唯一獲得全額獎學金的大陸學生，其實競爭對手很強，我到今天還有點懵為什麼系主任選擇了我。
當晚住進了宿舍，看著香港的夜景，像星際大戰的外星球，22歲的我感覺全世界都是自己的。
2007年的香港，回歸十年。
香港同學都愛跟大陸同學練習普通話，普通的文員聽見我的英文都非常熱情，我狡猾地在各種文化差異裏過得很開心。
但很快，現實來了。
新聞不是一個賺錢的行當。
正義感也不可能很快地換來香車寶馬。
當年鳳凰衛視初級新聞助理的工資是7500塊港幣，而港大附近的西環商場的導購員工資是9000港幣。《華爾街日報》的新聞助理是一個月12000港幣，港島上的一室一廳租金是9000。而再放眼望去，這些外國媒體裏充滿著常青藤畢業的鬼佬，這些人不要那麼多錢，只是為了正義感。
當然，錢已經不是話題的中心了。
這羣鬼佬，會說普通話、廣東話，文筆敏捷，社會關係廣。而我是個大陸剛到香港的小妹，廣東話一句都不會，英語也不是母語，挫敗得很。
那也許是人生當中最難過的時光，不停地遞簡歷，去面試，然後回到宿舍就痛哭，壓力大到不行，晚上從研究生堂的窗戶裏看細成一條縫的海景，覺得這個城市什麼都不是我的。
儘管很難過，我這個人有個優點，就是會找人說。
一日，我和最苛刻的一位教授談到工作的事，出乎我所有的意料，他說：我太太的朋友在北京 CBS 工作，他們需要一個助理，如果你不介意北京，我可以讓你們聯繫一下。
再後來，我就坐到了建國門辦公室的那張最靠近門口的椅子上。
上班的第一天是9月4號，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夢想成真的第一天。
之後的日子比新聞院來得生猛百倍，因為我選擇了外媒，也就選擇了西方的新聞標準行事。例如，我們絕對不可以收取費用，絕對不會付費讓別人接受我們的採訪，甚至絕對不會搭乘對方提供的車輛。
我的工作是所有新聞工種當中的倒數第二級，工作內容包括：
1 快速找到一個聯繫人，基本上是人肉搜索的能手。
2 會熟練地和別人喝咖啡喝茶喝可樂，會高效聊天。
3 協調所有的拍攝任務，從對方的聯繫方式、到司機的電話、到拍攝前拿一張白紙當白平衡靶子、然後一秒變成記者，雙語翻譯，最後還要收集發票、和酒店前臺交涉幾個房間無煙，幾個房間要在吸煙樓層。
4 語言翻譯、聽寫、總結。這個時期是我的英語高度增長的日子，我本來以為自己已經很棒了，沒想到還有空間。
5 給大牌記者點午餐，電視臺大老闆說他太胖了，再胖下去就要影響合約了，所以他每天中午都是吞拿魚沙拉，不要醬不要洋蔥。給大牌製作人點星巴克，特別要棕糖，而且要先撒進去，等到從星巴克走到辦公室的時候，棕糖恰好化了一部分，癱軟在拿鐵的泡沫上，製作人喜歡喫這個有嚼勁的奶泡。
做記者的這段日子裡，我的一天彷彿是一年。
早晨一睜眼，紐約那邊的郵件已經來了。然後擠上地鐵，開始看報紙，看國內新聞，9點之前要把國內新聞匯總給記者。通常在這之前，記者已經把今天的任務給我，不是找人就是要做調查，好在同事們都比較言之有物，我也有努力的目標。
然後11點，大牌記者會出現在我的辦公桌前：幫忙點個沙拉。
12點的時候，我會到旁邊的小食堂喫個炒茄子或者水餃。然後躲到公司的廁所裏，佯裝大號，坐在馬桶上睡15分鐘。
下午，繼續來。
6點的時候，同事陸續回家。
我開始處理長期的新聞主題，那些沒那麼著急但是要慢慢做的項目，靜靜地把各類內容分類，把拍攝好的材料錄入圖書館。
七點半離開辦公室。
回家喫飯，心情好會自己做，不好就買香河肉餅。
然後看兩集《好漢兩個半》，睡覺。
當時在自己的工位軟木版上，釘上去兩句話：
Work like an intern,
Live like a tourist.
對，實習生是新聞行業最低一級的工種了。
這份工作無比寶貴，讓我採訪過為盲人說電影的志願者，接觸了北京周邊民工子弟學校，親眼看過鋼水出爐的絢麗過程；也在汶川地震的第二天前往四川，一呆就是一個半月；和奧運會各類組織踢過皮球，深深感到 NBC 有轉播權就是有多牛逼。
但也有黑暗的日子，我看見過恐懼、憤怒，也為悲傷流過淚。我當時有堅持寫日記的習慣，記得有一天我寫到：
走在世界的邊緣，我看不見這裂縫有多深。
我想，每一個在新聞行業工作過的人，都可以懂得。
現在想起，武漢大學的許多同學還在行業奮鬥，這讓我非常敬佩，整日面對黑暗，卻還要夜夜心裡有光，需要多強大。
那麼，一秒回到現在，我為什麼還是離開了新聞呢？
曾經有一瞬間，我發覺自己做的並沒用。
在北川，我們一起採訪一位地震倖存者，17歲的一位女生，在地震當中失去了右手，當時在準備高考復讀。
當時我們行程的確很趕，記者也很趕。
他問了一個問題：「你的班上多少人遇難？」
女孩說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活著。
他又問：How did that make you feel?
現在回頭看，這是新聞行業最傻逼的一個問題。
可我當時是翻譯，只得按照原話說，我也已經盡量避免突兀的語言，支支吾吾也說不清楚，最後說了幾個，那這件事你的感受是什麼？
事後我看採訪錄像，也在想，能不能做得更好一些呢？發覺無論怎麼說，這句話都是傷人的，如果換做我是對方，我肯定要反問：你說我還能有什麼感受？
鏡頭前的女孩子沒話可說，兩行眼淚滑了下來。
我當時站在攝像機旁，也忽然說不出話，那是唯一一次我採訪過程當中流淚。
這件事情一直讓我很內疚，也深深思考這個行業。
當初我得出了一個偏激的結論，我只不過是在販賣她的悲傷給廣告商。
我的正義感呢？我真的幫助了她嗎？這個工作有意義嗎？
帶著這些問題，我離開了新聞。
再之後五六年，兜兜轉轉，我做了教師培訓，原因很簡單：這是最直接、最有效地幫助最多人的方法。
現在回頭看，我也許愛的不是新聞，而是信息的正義。
做什麼行業不重要，只要能通過我的努力，讓更多人瞭解有用有趣的信息，成為更快樂和睦的人，我就很開心。
過去的一年，全世界的正義感都受挫，尤其是新聞行業。先是被社交媒體打散，然後開始陷入口水泥潭，直到最近那一則記者被殘忍肢解的新聞。
那一天，我和一位做新聞的老朋友談到這件事，他聲音凝重的跟我說：
This incident is symbolic.
Journalism is dead.
我聽著覺得心口堵了很久。
縱觀整個世界進入了閉合期。在閉合的世界裡，我們沒有了樂觀的無所謂。
我心中很悲傷，但也在思考：這就是世界的呼吸，一張一合。若親眼見過那多彩的日子，便要把這無所謂的樂觀帶入黑夜。
越是黑暗的世界，心裡越要有光。
崔冕
師訓平臺「塔客學院」創始人
夏威夷大學 SLS 全獎碩士
香港大學新聞學全獎碩士
East-West Center 全獎訪問學者
曾任美國 CBS 電視臺助理製作人
曾為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設計提供系統師訓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