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原因出自80年前十月革命中的幾大問題

在《十月革命：陣痛與震蕩》裏，我並沒有講述有關十月革命的全部事情。我所講的只是在我對蘇聯史的研究過程中經常令我困惑的問題，也就是說，那些因為有了這種困惑而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難以得出明確結論，而又非把我引入一個又一個歷史深處的問題。

事實上，我在這本書裏只談了幾個問題，幾個我認為不弄清這些問題就無法正確認識和理解十月革命的問題。

首當其衝的問題是，究竟是誰和列寧一起領導和指揮了十月的奪權鬥爭以及布爾什維克黨在十月與其他黨的關係究竟怎樣。我們這一代人對十月革命的認識和理解幾乎完全來自斯大林親自領導主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個教程的說法，即貫穿這個教程的一根紅線是，列寧和斯大林一起領導了十月革命，斯大林是須臾沒有離開過列寧身旁的最忠實最堅定的十月革命的執行者和指揮者。其次是，攻打冬宮和奪取政權完全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一己之力。

一系列的檔案材料、十月革命參加者的回憶錄都表明，在準備攻打冬宮的那些日子裡，斯大林並不在斯莫爾尼宮，不像《列寧在十月》那些影片和繪畫作品裡所描繪的那樣緊緊站在列寧的身旁。而當時實際指揮戰鬥行動的卻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由於特定的歷史條件，當時的布爾什維克的力量還不是絕對的，因此在起義者的隊伍裏有各黨各派的人員，那些成為十月起義主力的紅水兵和赤衛隊既有受布爾什維克黨影響的，也有受其他黨派影響的。事實上，無論是十月起義的指揮部，還是衝擊冬宮的武裝人員，都是布爾什維克黨和其他黨派力量的一種組合。

而問題還並不在於斯大林是不是在斯莫爾尼宮和布爾什維克是否憑一己之力奪取了政權，問題恰恰在於托洛茨基實際指揮了戰鬥行動和其他黨派參與了奪權進程這些重大歷史事實並沒有被寫進歷史的書卷。

第二個問題是，十月革命後，在決策和平、土地和麵包這三個重大問題時，布爾什維克黨並沒有事先深思熟慮的綱領。這個問題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和平法令只是停戰的宣言，而根本沒有涉及國內和平狀態的法令。在對外的戰爭關係上，和平法令實際被佈列斯特和談及和約所沖銷，和平法令沒有保證十月革命後能有一個和平的國內建設環境。以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土地綱領為內容的土地法令暴露出了布爾什維克黨對俄國農村經濟、政治和社會關係的瞭解欠缺和準備不足，因此一時間無法拿出自己的有關農民和土地的完整綱領。因此，在實施土地法令的進程中，在政府與農村，布爾什維克黨與農民的關係上，就出現了失誤：把農村作為國家所需物資（主要是糧食）的唯一來源，將國內戰爭時期的負擔全部嫁附於農民的身上，並且用武裝徵糧隊和貧農委員會這樣激烈的手段來轉嫁這種負擔。因此，不僅當時的麵包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布爾什維克黨與農民的關係急劇緊張起來並趨於惡化，而且深刻影響了列寧之後歷屆政府的解決農民和農業問題的法令制定和措施的實施。

第三個問題是，十月革命攻打冬宮時，布爾什維克是沒有自己的武裝、軍隊的，依靠的是具有各種思想傾向的紅水兵和赤衛隊。而沒有自己的武裝，保衛十月革命的成果就是不可想像的。因此，組建軍隊就成了蘇維埃政府的當務之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裏，把組建紅軍的功勞歸功於斯大林。解密的檔案卻表明，當時組建紅軍的工作是委託給托洛茨基負責的，而托洛茨基是在從喀山之戰後的多次戰鬥中組建起了蘇維埃俄國的第一支軍隊，也正是這支軍隊保衛了彼得格勒，保證了蘇維埃政府順利地將首都遷往莫斯科，並最終保住了蘇維埃政權。關於托洛茨基組建紅軍的工作和成就，列寧本人就留有一系列文字。斯大林不滿意於托洛茨基握有重權，尤其對托洛茨基負責組建紅軍深感不滿，並且這不滿之情還常常遷怒於列寧。所以，他在列寧委託他到高加索徵糧時也開始組建自己的部隊，其中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後來在蘇聯官方史冊中，佔據斯大林組建紅軍最顯著地位的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等人的部隊。因此，事實上，蘇維埃政府從建軍的那一刻起，就有兩個人在組建軍隊，就有兩套不同的用人和建軍的原則和法度，最後就有了兩支紅軍。在組建紅軍問題上的爭吵和分歧令列寧很不滿意，但從大局考慮，列寧還是採用和事佬的辦法，希望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能夠合作共事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大前提之下。托洛茨基組建的這支紅軍的幾乎所有指揮員都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進程中遭到鎮壓，於是斯大林組建的紅軍就成了蘇聯唯一的紅軍。這段往事，沒有人提及，為什麼呢？

第四個問題是，1920年代的蘇波戰爭不僅是一場戰爭的問題，它還在根本上涉及了列寧及蘇維埃政府當時對國內和國際形勢的判斷以及所作出的根本決策。無論是列寧、托洛茨基，還是斯大林，都把蘇波戰爭看成是保衛俄國的十月革命成果和推進世界革命的關鍵。他們的根本判斷有二：一是世界革命勝利在即，對波作戰將加速這一勝利的到來；二是國際革命，國際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是蘇維埃領導人決策的出發點。列寧一直把對波戰爭看成是實施世界革命的一種典範，並對其一直予以肯定和讚揚。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的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肩負保衛十月成果的紅軍是所向無敵的，並且作為解放者應是在波蘭受到歡迎的，但結果卻是出乎列寧的意料，波蘭人不僅不喜歡解放者，而且因為紅軍的無辜殺戮而奮力抗擊紅軍，結果是紅軍大敗於華沙城下。但包括列寧在內的蘇維埃領導人始終不認為兵敗華沙是推行世界革命所產生的嚴重後果，而只是歸咎於後續部隊不到，「我們的力量不夠了」，並深感沒有攻下華沙的惋惜。

在《十月革命：陣痛與震蕩》一書中，還涉及了一些其他問題，但基本上是圍繞這 4個問題展開說的。這些問題的提出，或者說這些問題的被懷疑，我積存已久。

在一個漫長的時期裏，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由於紛繁複雜的政治原因，十月革命被定義為是無產階級武裝奪權的典範，一條後來者必須亦步亦趨的金光大道。因此，對十月革命的任何思考，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所列述事實的任何懷疑，都是一種不可允許的行為。從政治上說，十月革命的問題被絕對化成了政治問題，或者說十月革命好，或者說十月革命壞，二者只得其一。於是，十月革命史就成了絕對意義上的政治學，評判是非的標準就是一條：你要不擁護十月革命，你要不反對十月革命。而從學術上說，對十月革命的研究就成了解釋十月起義為什麼是必然的、必須的、勝利和輝煌是什麼，對後人的偉大意義是什麼。列寧成了唯一不可議論的人，列寧的文字成了不可動搖的真理準則，即使是片言隻字，也要引用得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應有差錯。

其實，這種做法、想法都是背離列寧的。因為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就在不斷思索自己的決策，對於認識到的失誤有勇氣大刀闊斧地糾正，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的急劇轉變就是一例。當然，列寧的早逝使他沒有機會來審視自己的全部政策：成功和失誤。問題似乎就在於列寧死後，列寧的成功決策被視為經典，列寧的決策失誤也被視為經典，統統都要執行下去，而且還要不斷強化。成功的決策被強化自然會產生輝煌效果，而失誤的決策被強化所產生的後果就可怕了，尤其這種強化的決策還冠上「列寧教導說」的名義的話，後果就更嚴重了。

承認不承認那些被人為隱去的人物應該回歸到歷史舞臺的應有位置，承認不承認十月革命後列寧的決策存在某些失誤，蘇維埃政府的某些法令、制度和措施不合當時當地的俄國國情，總之，承認不承認歷史應該真實，承認不承認真實是歷史的靈魂，這並不是反列寧、反十月革命的問題，而是涉及到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在十月革命90多年後，在蘇聯解體近20年後，人們有沒有勇氣面對這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最後歸於失敗的內部原因，敢不敢承認自列寧以來領導人的決策有失誤，並且這種種失誤最終發展成了促使蘇聯解體的一個重大因素。

自1980年代初到今日，在對蘇聯歷史和俄羅斯當代問題的研究中，我傾向於一個結論：對十月革命史的研究、對列寧及其繼承人關係的研究是真正認識蘇聯史的核心問題。多年來，十月革命幾乎完全是個政治問題，十月革命史幾乎完全是黨內鬥爭史、政治史，由是，十月革命問題及其歷史幾乎完全成了一種政治鬥爭工具。但十月革命史，如同蘇聯史的其他部份一樣，都應該是一門科學，一門值得人們花氣力、花精神進行深入細緻研究的重大社會科學，儘管它有很強的政治性，但它畢竟首先是科學，而不是工具。

當十月革命 90週年紀念日快來到時，我就是懷著這樣的願望開始寫現在收錄在《十月革命：陣痛與震蕩》裏的這些文字的。在某些人籌備「紀念十月革命 90週年學術討論會」時仍顫顫巍巍、言語謹慎而經典時，我的文字和行為不能不說是「離俗」了。在《學習時報》的鼓勵和堅持下，我的這些文稿終於在兩年的時間裡全部刊載完畢，其中的思索、斟酌、推敲、不安、焦慮和甘苦是顯而易見的。《十月革命：陣痛與震蕩》奉獻給讀者的與其說是那些解密檔案的材料，不如說是一種觀念：作為科學的十月革命不是禁區；不如說是一種期望：十月革命史以及整個蘇聯史是一門科學，一門嚴謹的、與我們的現實生活有重大關係和影響的科學。

我感到欣慰的是，那個曾經把十月革命問題或史當成工具的時代已經遠離了我們（儘管社會中還有它的深刻影響），我們這代人和比我年輕的一代人生活在了寬容的環境和得以言心聲的大好時代，因此我們也就有了可能更客觀、更實事求是地來從事這門科學的研究工作。我的《十月革命：陣痛和震蕩》只是我個人的看法，我相信在它之後會有更好的，更系統、更縝密的研究著作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