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主義者村上春樹
「村上工業」和村上式生活方式，人們對他的接受度已經穿過了語言和虛構的邊界。
村上工業
在東京港區南青山使館集中的幽靜地段，有一座名叫「丹麥公寓」的六層寫字樓，作家村上春樹的事務所就在樓房頂層。事務所是一個三室套間，房間內陳設簡單：一張放著電腦的窄寫字檯，一個文件櫃，兩三個書架，中間是圓形餐桌，兩把椅子，沒有沙發、茶几。與其說是一個世界級暢銷作家的辦公會客之地，倒更像一間普通的租賃公寓。2003年一個初春的晴朗下午，中國翻譯家林少華在這裡和村上春樹見面。
作家的穿著和房間陳設一樣普通：灰白色牛仔褲，三色花格襯衣，裡面一件黑T恤，挽著袖口，修剪出厚厚的劉海髮型，再加上沒有發胖的中等個頭，「的確一副『永遠的男孩』形象」。林少華回憶：「就連當然已經不年輕的臉上也帶有幾分小男孩見生人時的拘謹和羞澀。」交談時，「村上不大迎面注視對方，眼睛更多的時候向下看著桌面。聲音不高，有節奏感。言談舉止和他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比如《挪威的森林》裡邊的渡邊——差不太多，甚至說話用詞，以至語調，給我的感覺真是幾乎一模一樣。笑容也不多，很難想像他會開懷大笑」。「全然沒有大作家派頭，也不像『初次見面請多關照』式的一般日本人。」
就是這樣其貌不揚，甚至「走在中國的鄉間小鎮上也不會引起任何人注意」的人，卻創造了一個價值不菲的產業。1987年，村上春樹的第一部現實主義小說《挪威的森林》僅在日本就有超過200萬冊的銷量，相當於東京的每個家庭都擁有一本。從《挪威的森林》開始的「村上熱」，像潮水一樣席捲了全球。中國也是「村上」牌產品的重要消費國。自2001年來，《挪威的森林》僅在上海譯文出版社便印行22次。《海邊的卡夫卡》面世兩年多就印行26萬冊。這在包括外國文學作品在內的圖書平均印數不足1萬冊的中國出版界堪稱「傳奇」。林少華和他見面時，上海譯文出版社剛將20卷本的《村上春樹文集》出齊，這在全世界是第一次。「讀者只看署名而不看標題的作品，只有村上春樹的書。」上海譯文出版社編審沈維藩對本刊記者說。他是《村上春樹文集》的策劃和編輯，僅經他一人之手編輯銷售的村上春樹作品就有800萬本，摺合碼洋1.9億元。
在世界文學史上，不乏一些現象級的作家或者文學作品，僅以中國而言，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潮時的米蘭·昆德拉，或者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都曾是風靡一時的文化樣本。但村上春樹成就的是一個新現象：他不僅有《挪威的森林》這樣超級單本暢銷書，還創造出了一個長銷不衰的產業鏈。從80年代開始，他的作品閱讀熱潮持續了20多年。從日本到東亞，再到歐美，「村上春樹」就像一個出版市場上的流行品牌，一本碎碎叨叨、雞毛蒜皮的薄薄隨筆——原本是傳統出版界的滯銷貨，貼上「村上」牌之後也能賣出好幾萬本。更重要的是，人們對他的接受度已經穿過了語言和虛構的邊界。日本學者藤井省三曾在台北咖啡館裡，發現了村上春樹輕食菜單——《且聽風吟》里的腌牛肉三明治，《奇鳥行狀錄》中的番茄起司三明治，《舞！舞！舞！》中的莫查列拉番茄沙拉以及火腿義大利面，《尋羊冒險記》中的鮭魚蘑菇雜菜飯，還有《海邊的卡夫卡》中的紀念保溫咖啡杯。貼上「村上」牌的食物，賣價比普通午餐便當價格貴3～4倍。
從「村上工業」衍生出了「村上世界」：人們根據他小說中描述的菜肴出了「村上」的菜譜，在線音樂網站上傳了村上春樹愛聽的古典、爵士和搖滾樂播放列表；日本札幌的海邊開起了幾家「海豚賓館」，一個韓國公司組織了「海邊的卡夫卡」關西旅遊團，而波蘭譯者正在整理一個以東京為目的地的《1Q84》主題旅遊導覽……甚至一些並不符合大眾趣味的作品，也因為他的引用而成為商業社會中的熱銷品。捷克古典音樂家雅納切克的《小交響曲》是一首並不柔和，甚至有些怪異的交響曲——緊張，激動，重疊雜亂，管弦樂隊之後有15個喇叭手，像五首曲子在同一個房間里一較高低。這首交響曲在《1Q84》中開啟敘事，並在小說中頻頻出現。村上春樹曾說，他選擇《小交響曲》是因為它完全不屬於流行音樂，但在《1Q84》出版後，這首聽起來並不舒適愉悅的交響曲流行開來，甚至世界級指揮家小澤征爾也對他表示了感謝，因為「他的唱片賣得很好」。
雖然「村上」品牌聲名日隆，村上春樹的事務所卻一直設在青山區這家外表平常的事務所內，毗鄰眾多時尚小店，但樓房低矮敦實，保留著舊日的痕迹，彷彿對周遭時髦的鄰居們不以為然。村上春樹半開玩笑地稱這裡為「村上工業」的總部。儀容整潔、彬彬有禮的員工，赤腳在鋪著地毯的房間內來回走動，利索地處理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關於版權、版稅、來訪、合作等形形色色的要求。
個人主義者
與這位「村上工業」的創始人，也是唯一的生產者見面並不容易。村上春樹對自己的生活有著近乎不近情理的低調和保護。他不上電視，不允許刊登自己的照片，不出席任何正規聚會，不參加任何社會團體，包括作協，鮮有登台演講。在京都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聞訊趕來的媒體被堅拒門外。他遠離所有文學性的群體活動，甚至連出任文學評獎評委等邀請也一概推掉——雖然他就是通過這樣的渠道嶄露頭角。他也拒絕與出版商有任何正規事務之外的接觸。林少華曾代表中國出版社與之交涉版權談版稅：「我曾透露過出版社想代以招待旅遊的意思。他讓秘書轉告，錢多少都可以，但不喜歡什麼招待旅遊。」2003年林少華和他見面，據說是村上春樹接待中國訪客的兩次之一——另一次是1996年，他的作品在中國流行前夕，江蘇譯林出版社的葉宗敏先生為引進《奇鳥行狀錄》的版權，曾和村上夫婦見過一次。為了這次會面，葉宗敏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葉宗敏知道村上事務所的一位工作人員是俳句愛好者後，將自己創作的漢俳請人書寫好後送給了她，這也成為能夠直接同村上會面的潤滑劑。見面前，「因為日本媒體當時鮮有村上先生的照片，所以他的形象有種神秘感。有位日本前衛派女詩人告訴我，村上穿的鞋子往往是不系鞋帶的，所以我也想順便核實一下。」葉宗敏對本刊記者回憶，「據說他曾做過酒吧，且在作品中屢屢出現浪漫情節，見面前想像他應是風流倜儻的氣質吧。可當村上先生攜夫人出現在我面前時，現實的他完全打碎了我的猜度。他個頭約有1.72米，五官端正，如果非要找出他的面部特徵，我覺得他的眉心比一般人稍寬一些。
以前見過的日本文壇名流不是西裝革履，便是長發須或禿光頭等文藝范兒十足的裝扮，而村上先生卻是一般得不能再一般的裝束，休閑夾克、休閑褲、運動式休閑鞋。我看了，鞋子是系帶子的。」
村上春樹生於1949年，正是日本「二戰」後第一個生育高峰期，社會學家將生於1947～1949年的人稱為「團塊世代」：看著電視、翻著漫畫、聽著披頭士、上大學後如火如荼投身學生運動的一代；他們占日本總人數大約5%，標誌著日本「二戰」後的第一個生育高峰。雖然出生時間屬於「團塊世代」，但村上春樹的家庭卻略有差別。「他的父母只有兩個孩子，除了村上，還有一個妹妹。那個時候，日本人每個家庭都有五六個人，像村上這種家庭情況是很少的。」林少華說。
作為家庭中唯一的男孩子，村上春樹受到了父母寵愛但又並不算嚴格的監管。他回憶自己所屬的神戶高中是公立的「升學高中」，每次定期測試都會將前50名的學生名單張貼出來，村上從來不在榜上，但同為中學教員的父母卻沒有因此責難他。身為高中語文老師的父親每星期天早上會輔導村上春樹日文，希望兒子對日本古典文學產生興趣，但村上春樹卻一直偏好西洋文學。雖然事與願違，但父母還是鼓勵了村上的自由閱讀，允許他在當地的書店賒賬購買喜歡的書，只要不是漫畫和周刊就行。
村上在和父母的互動中，開始了和世界輕度摩擦的相處方式。他在學校里是一個不好不壞的中等生，既不投入精力應和學校的評價標準，也不會與他不喜歡的教育體製做正面的激烈對抗——雖然後來他在自傳中不無尖刻地批評「在學校中的最大收穫，就是明白學校不能教給自己任何東西」。高中時期的他入迷地玩麻將牌，交很多女朋友，在爵士樂酒吧和電影院里消磨時光，抽煙翹課，但保持一個說得過去的成績。第一次高考失利後，他遵從父母的意願再次補習備考，但卻將原本報考法律系的複習目標改成了文學，並在第二年考上了早稻田大學的戲劇系。
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動蕩的年代。村上春樹考上早稻田大學後，正好遇到學運，學校停課。村上以一個邊緣人的形象，與時代潮流若即若離。他留著鬍子，長發及肩，以邋遢的扮相出現在同樣亂七八糟的校園內，有時也夾雜在學運的人群中，向警察投擲石塊，跟他們對著干，但卻從不涉入更深。「我認為在設置路障和其他有組織的行動中存在不純的動機，所以我個人絕不參與。」而「手拉手一道遊行示威的想法本身就令我心生厭惡」。
學運很快演變成了騷亂，反體制的派系之間發生內鬥，在村上春樹經常出入的文學院教室里，一個不問政治的學生居然被殺害。「之後，我和許多學生一樣，開始對運動的方式感到幻滅。」村上春樹在《身為職業小說家》中寫道，「當激烈的狂風掃過後，留在我們心中的只有餘味惡劣的失望而已。無論當時有多麼正確的標語，有多美麗的信息，如果沒有能夠徹底支持正確和美麗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話，一切不過是空虛語言的羅列而已。這是我當時親身體驗所學到的教訓。」
村上春樹以一種更決絕的方式遠離因失去想像力而抽象空虛，甚至包含邪惡暴力的社會潮流。「我再度走向更個人的領域，決定在那裡安身立命，也就是書本、音樂和電影這些領域。」大學期間，他有一年在新宿歌舞廳一家通宵營業的店裡打工，每天遭遇各色各樣來歷不明的人，學習著「可以在都會中生存下去的實用智慧」。留在學校的日子裡，他通常在資料室看電影和讀劇本，在一年之內看了200部電影，甚至一度想做一個電影編劇。但最終「不再寫劇本了」。「我認識到這活兒跟我的個性犯沖，因為一個劇本到最後的影片，你必須得跟一大幫子人通力合作。」
彼時日本正處在「二戰」後的經濟高速復甦期，社會的主角就是「團塊世代」。他們以集體主義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創造了經濟奇蹟，是日本現代發展史上頗具好評的一代人。村上春樹看到的卻是社會的「空隙」和另一種生活的可能。「當時的年輕人要開一家店，不像現在需要大筆的資金。所以我和那些一樣有不想當上班族、不想看上司臉色想法的人，就到處開起小店來……我想時間還留下相當多類似『空隙』般的地方，只要努力找到適合自己的空隙，就有辦法活下去。」他在22歲——大學沒畢業就結了婚，並放棄了進電視台做一份「正式工」的機會，和妻子一起借錢開了家酒吧。
這是「團塊世代」中的青年村上春樹的選擇。和他後來作品中的主人公有相似之處：邊緣，看似溫和卻又堅定地獨具個性。他的好朋友、哈佛大學日本文學教授傑·魯賓稱他為「頑固的個人主義者」，村上春樹接受這個標籤並引申到自己的創作：「我是個太過於個人的人。在我個人身上，有我自己固有的vision，並在那之上進行賦予形式的固定過程。為了維持那過程所形成的總括生活方式中，就有不得不個人化的地方，不這樣的話我無法好好寫東西。」
村上的文體
1979年，村上春樹開始寫自己的第一本小說。那時他經營的酒吧剛度過最艱難的時期，貸款接近清償，還搬到了市中心一個更大的、客源更多的地方。深夜打烊後，他就在廚房的桌上開始寫小說。
為什麼人生出現這樣的一個轉折？村上春樹在《身為職業小說家》中做了一個非常「個人主義」的解釋：「為自己而寫。我想某種意義上這是事實。尤其半夜在廚房的桌上寫第一本小說時，我大概只意識到自己『是否心情變好』地寫著小說……我想其中可能含有自我療愈的意味。」「深夜裡在廚房的桌上，以新獲得的自己的文體寫小說時，簡直就像得到新的工作道具時那樣，興奮得心怦怦跳，非常快樂。至少我在30歲前所曾感受到的心的『空洞』般的東西，似乎已經被好好地填滿了。」這種為了取悅自己，讓自己心情愉快的寫法，產生了一種看似鬆散的特別文體。如何找到這種文體，也是一段獨屬於「村上」的故事。
村上的少年到青年時代是在阪神間地帶長大的。那時大阪到神戶是日本主要工業地帶之一。神戶作為日本最早開放的五個港口之一，是西洋文明在日本的窗口，日本首個鐵路隧道、首個咖啡廳、首瓶波子汽水、首個水族館、首個高爾夫球場、首個日本國內生產的蒸汽機車、首個爵士樂隊等眾多新事物都出現在神戶。1889年，神戶施行市制，成為日本最早的一批市。1905年，阪神電氣鐵道開通了神戶至大阪的鐵路，這是日本首條都市間鐵路。隨著鐵路的開通，神戶和大阪之間的經濟活動變得更為活躍，更開啟了阪神間摩登的時代。
村上春樹便在這既有日式依山傍海，又有美式燈紅酒綠的阪神間度過了自己從少年向青年的過渡時代。少年村上穿著Van夾克，聽音樂會，去舊書店物色廉價軟皮書，泡爵士酒吧，也可以在藝術電影院看新潮影片；或者去城市盡頭防波堤外的海邊，游泳、釣魚，領著狗散步，或者一動不動靜靜坐著，或者半夜從家裡溜出來和同學一起跑到海邊，撿來漂流木，升起篝火。更多的時候是去城市南口的商業街，市立圖書館就在這附近，在閱覽室里一本接一本貪婪地翻看各種各樣的少年讀物。
他聽了相當多的60年代搖滾樂和爵士樂，喜歡《移動標靶》中保羅·紐曼的美式硬漢形象，以及大量閱讀美國當代作家的作品，高中時還開始自行翻譯喜歡的美國作家的作品。他對美國流行文化的熟稔在他的作品創作時清楚地表現出來。村上在寫處女作《且聽風吟》時，因為走出校門後一直忙於酒吧的生計，幾乎從未提筆，一開始寫得異常艱難。因為「不知道怎麼用日語寫作」，於是買來一台英文打字機打出開頭，用自己能掌握的簡單的英語語彙描述想法，然後再翻譯成日文。
這是村上寫作的開始。從日文和英文的夾縫中，他尋找到了自己的文體——富於節奏感的短句，用字直率不迂迴。一開始這種文體並不受人尊重。他的一位高中同班同學來他經營的店鋪，評價他的處女作：「如果是那種程度的東西就行的話，我也會寫。」「被這麼一說，當然有點不高興，但同時也坦然地想到，或許正如那傢伙所說，那種程度的東西，或許誰都能寫。」村上春樹回憶，「我只是把腦子裡浮現的東西，用簡單的語言順順地寫下來。困難的文字、精鍊的表現、流利的文體一概沒用，說起來就像『鬆鬆散散』的東西那樣。但無論如何，那就是我的出發點，我從那所謂鬆鬆散散、通風良好的簡單問題開始，花時間在每一部作品中，一點一點加上自己的肌肉，結構更立體……小說的規模也逐漸加大。」
1989年，當林少華作為中國第一位翻譯村上作品的人，開始翻譯《挪威的森林》時，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村上的文體。「看到《挪威的森林》，我發現日本文學還有這麼好玩兒的東西。」曾經主修日本古典文學的林少華回憶，「日本古典文學的主要創作隊伍，一是女性，二是和尚。日本沒有科舉制度，男人書讀得再好也不能做官，就出家當了和尚，他們都是遠離塵世的。我讀書時看他們的作品，一點都不好玩，那麼消極，那麼鬱悶，色調那麼陰暗，個人的小事說得沒完沒了，濕漉漉黏糊糊的，一點都不痛快，沒有男人氣。」但村上的文體讓他覺得「很有趣，他的情節推進相對快，語言也相對簡潔明快，節奏感很強」。
林少華能隨口說出各種「村上式」的比喻：「他一直用手指擺弄耳輪，儼然清點一捆嶄新的鈔票。」（《舞！舞！舞！》）「說到這裡，話語突然不翼而飛，就像誰從遠處把電話機插頭拔掉一樣。」（《舞！舞！舞！》）「公路上方漂浮著白骨般的一彎曉月。」（《斯普特尼克戀人》）「白光光的月如懂事的孤兒一般不聲不響地浮在夜空。」（《斯普特尼克戀人》）「村上在文體上不斷地出新。」林少華說，「他的文體具有一種普世性的滲透力。他的獨特喚起了人類的心靈感受，觸動了共同的心靈最敏感的部位。村上春樹文體上的獨樹一幟別人模仿不了。昨天說孤獨是這樣說，明天又有新的說法。」
「他關注別人沒有關注的青年人的東西。比如說，我們兩個人抽了256根煙頭，你會去數嗎？但他會想到這樣一種表達方法。他想表達的內容有的別人也說過，但表達的方式上，只此一家。他用非常機警的、巧妙的、有樂趣的，甚至玩世不恭的方式去表達。就是林少華說的『文體』。」上海譯文出版社編審沈維藩對本刊記者說。這種文體不僅具有爽快輕盈的「西洋味兒」，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字中有股在美式文化浸淫下，多年體制外生活的那種無所束縛的勁頭。「村上更有現代性。他破除了很多規矩，甚至可以說沒有規矩。」林少華說，他對性的描寫，細緻但又坦然，成名作《挪威的森林》甚至一度被當成色情文學，遭到一些評論家的詬病。村上春樹的回應輕描淡寫：「正常的性生活就是這樣的，如果這樣寫會被批評，我很懷疑他們（批評者）的性生活是怎麼樣的。」
挪威森林的流行
1988年，林少華在日本留學期間，正逢《挪威的森林》出版。「日文原版的《挪威的森林》上本是紅色，下本是綠色，每次去書店一紅一綠碼了兩堆，但我沒注意。同學給我送了上本，我才勉強買了下本，放在書架上沒有看。」林少華回憶，「當時只知道村上春樹這個名字，對他沒什麼印象。村上春樹1979年發表處女作《且聽風吟》，10年間在中國悄無聲息。在那個年代裡，我們這一代人對日本文學乃至日本文化都不太看得上眼，覺得日本古典文學就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分支。」而《挪威的森林》中描寫的物質豐富的都市生活，距離尚未大規模城市化的中國又太遠。林少華留學回國後，在暨南大學任教。「大學老師每個月工資是71.5元，我當時入不敷出，捉襟見肘。」為了補貼家用，他開始為灕江出版社翻譯《挪威的森林》。林少華翻譯了一個寒假，1989年夏天，《挪威的森林》在中國大陸出版了。初版3萬冊，一年後加印了3萬冊。「80～90年代是出版的黃金時期，所以《挪威的森林》的印數只能算一般，市場表現很平庸。」林少華說。
日本學者藤井省三曾分析過村上春樹作品在東亞的流行法則，其中有一條叫作「經濟趨緩法則」，即「村上熱」從日本蔓延到東亞各國，時間大多是在某個地區經濟經歷過一輪高速發展後的回落期。他分析說：「改革開放政策在加速後，中國國民生產毛額（GDP）成長率在1992年創下14.2%的紀錄。到1995年為止都維持在10%，但1996年變成9.6%，開始顯露出衰退的陰影。另一方面，全國每人國民生產毛額從1978年的人民幣379元增加到1999年的9546元。就上海和北京兩大城市而言，人均國民生產毛額分別增加為人民幣3.0802萬元和1.9803萬元，已經接近60年代末《挪威的森林》流行時代的日本經濟水平。」
村上春樹作品中的那個物質豐富，既給予個體種種生活的空隙但又給人無盡虛無感的世界開始在中國出現了。上海是對全球性都市文化響應最為熱烈的城市，南京路上有了哈根達斯冰淇淋店，看地下電影、去咖啡廳這些都市生活方式也在年輕人中流行。這一年，一本名為《格調》的講述都市生活指南的書開始熱銷，《挪威的森林》也在這一年迎來了第一個銷售高峰，上海是表現最為突出的城市。「幾乎兩個月左右加一次貨。」汪正求對本刊記者回憶，他當時是《挪威的森林》一書的責任編輯。「那一年出版了10萬冊。有的書商甚至以車皮為單位來要貨。一個車皮就是1噸的裝箱量。」
此時距《挪威的森林》在中國面世剛好10年。對國內此時出現的第一輪「村上熱潮」，林少華是這樣解讀的：「經過了10年，大家對村上春樹的認識有了深化。隨著大學畢業生的增多，白領的增多，人們的生活在經濟上相對寬裕些了，接受村上文學的土壤層變厚了。新時期相對寬鬆的人文和政治環境促進了人們自我的覺醒，經濟的快速發展又為自我的生長提供了物質土壤。而村上的高妙之處恰恰在於，他總是輕輕提醒我們——你的自我果真是你自己的嗎？或者說你的心靈果真屬於你自己的嗎？裡面的觀念沒有被置換過嗎？你的自我沒有被鋪天蓋地的商業信息所俘虜嗎？用村上的話說，你真的需要開『賓士』、真的需要穿皮爾·卡丹、真的需要戴勞力士嗎？進一步說，你沒有為了某種利益或主動或被動抵押甚至出賣自我、你的心靈是自由的嗎？一句話你的自我是否是本真的自我。曾幾何時，我們中國人用不著『自我』那勞什子，因為有人替我們思想、替我們決定，甚至替我們組織家庭，我們只要跟著齊步走喊口號即可。沒有自我，也就沒有孤獨。有了自我，就有了孤獨。可以說，孤獨是自我意識這一現代性的必然產物。」
2001年，《挪威的森林》的版權轉到上海譯文出版社，沈維藩重新包裝出版了這本書。「我知道《挪威的森林》是他在日本賣得最好的作品，我想要在這裡尋找突破口。讀譯文的時候我能敏感地覺得漏了一些東西，少男少女到了最後激情的地方，林少華先生在80年代故意地略去了，不敢翻譯，但我覺得沒關係，可以補上。總字數是不多的，但是點點滴滴散佈於全本，可以算是一個新譯本，我就加上了『全譯本』三個字。2001正式出版，發了30萬冊，就此一炮打響，之前它出了10年也只賣了20萬本。」沈維藩對本刊記者回憶。這是他編輯生涯中頗引以為豪的事情。「從運作上來說，《挪威的森林》是我最成功的。我沒有花很多錢去宣傳，而是靠書本身的魅力，與現實的契合度，讓媒體找到我們，幫我們宣傳。」
「村上春樹有他機智的東西，他寫的東西就是我們這個時代，至少和『北上廣』是一樣的。」沈維藩對本刊記者說，「《挪威的森林》以及早期的四部曲《且聽風吟》《1973年的彈子球》《尋羊冒險記》和《舞！舞！舞！》是一個類型。這個類型中，時代的背景是1989年泡沫經濟崩潰之前，這個國家蒸蒸向上，新舊觀念的交鋒是最活躍的時候。這和改革開放時的中國是相似的。村上的讀者大多是青年人，《挪威的森林》的主人公從京都到東京，從保守的城市走向開放的城市，一男一女孤零零地走到這樣的地方，我們多少人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必然會受到冷遇，想要抱團取暖，有的人抱不到，這時候該怎麼生存？《挪威的森林》里有答案。他最了不起的是『把玩孤獨』，而不是逃走。村上春樹作品中的主人公沒有離開都市，最後都留在了城市裡。他的處女座《且聽風吟》中的角色『鼠』對社會非常不滿，但他還是留在了社會上。村上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觀念，這個都市我闖進來了，就是我的故鄉，都市沒有泥土也是故鄉。小說中洋溢著這樣一種氣息，這種氛圍抓住了讀者。」
自我挖掘和產業鏈
從1982年，也就是開始寫作的3年後，村上春樹關掉了酒吧，一改開酒吧時晝伏夜出的生活習慣，早睡早起並每天跑步，從「業餘興趣」般地寫作，正式轉為一個職業小說家。結束經營正在走向好轉的生意，這個舉措遭到了不少身邊人的反對，但村上仍然像以往一樣堅持自己的決定，他後來在《身為職業小說家》一書中解釋了為什麼要這樣做：自己開始寫作時，並不是要寫一部給大眾認可的東西，而是為了自己高興。趴在深夜廚房的桌子上，「自我療愈」般寫著讓自己心情愉快的東西。「讓活著的過程中難免產生的各種矛盾、偏差、扭曲，得以消解或升華。」「如果自己寫著時覺得快樂，想必在什麼地方也一定有讀者讀了會感受到同樣的快樂。」這種創作立場下的作品出乎意料地受到市場熱烈回應，之後他卻開始反省這種純粹為自己高興而寫的基本立場。「我想以『心情愉快有什麼不好』的寫作，當一個職業作家，日後會在什麼地方走入死胡同。」他希望寫「僅僅為了滿足自我」之外的東西，「更有深度和大器」的作品。
這是村上春樹對自己深度挖掘的開始。作為一個深居簡出的「頑固的個人主義者」，村上春樹的寫作靈感大多不是來自於對外部世界的直接探索，更多來自於內心。他相信通過對內心的深度挖掘，能打通與外部世界的聯繫。2003年，當林少華和他見面時，他就曾這麼解釋自己閉門謝客、離群索居的生活和寫作方式：「我認為人生基本是孤獨的。人們總是進入自己一個人的世界，進得很深很深。而在進得最深的地方就會產生『連帶感』……應該深深挖洞，只要一個勁兒往下深挖，就會在某處同別人連在一起。」這種挖掘是像一部機器那樣，在嚴格的規律下進行的。村上春樹過著僧侶般嚴謹的生活。他一般在早晨4點鐘起床，工作5至6個小時。下午的時候跑步10公里或者游泳1.5公里（或者兩樣都干），然後讀一會兒書，聽聽音樂。晚上9點鐘就寢。每天中午他在沙發上打個小盹，身體進入休息狀態約半小時後會自然醒來。30年來，他將身體訓練成一具非常精準的「時鐘」。「我每天重複這種作息，從不改變。這種重複本身變得很重要，就像一種催眠術，我沉醉於自我，進入意識的更深處。不過，要把這種重複性的生活堅持很長時間——半年到一年，那就需要很強的意志力和體力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寫大部頭小說就像救生訓練一樣，體力和藝術敏感性同樣重要。」他在接受《巴黎評論》記者的採訪時這麼說。
為了小說創作的深度和格局而嚴苛的生活方式，卻讓村上春樹在寫作者之外，多了一個維度——一個過著簡單、自由、健康生活的現代人，而且這種生活方式看起來是可仿效可追隨的。不僅他在極其自律的生活方式下挖掘出的虛構世界吸引了一批讀者，這種極其自律的生活方式本身也吸引著一批嚮往個體自由，卻又不知如何到達的「有閑階級」們。從這個角度說，他提供了一種個人主義者面對孤獨和迷茫時的生存方式。從他關掉酒吧，自我挖掘開始，也是他成為一個「產業」的開端。在連續幾十年像機器一樣的精準運轉中，村上春樹用各式各樣的內容來填充每天5～6個小時的寫作時間，每部長篇小說的創作間歇，他會做翻譯，寫由一個小念頭生髮的短篇，或者乾脆就是碎片式的生活隨筆。在這些隨筆中，他將自己對生活的感悟，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用村上式的眼光和文體加以描述，很多時候，他自己的生活就是描寫的對象。「村上式生活」成為「村上」產業鏈中一類特別的產品，成為現代「有閑階級」們熱衷探索，並竭力追隨的世界。
「村上春樹是一個在市場上相對好操作的作家。」沈維藩對本刊記者說，「他很勤奮，每年不管長短，都有作品出現在公眾視野，保持著很好的曝光度。」2003年，當他出任村上春樹作品的中方編輯時，他面臨著一個難題。「在日方的堅持下，我們只能一次性購進17部村上小說的版權，通俗地說，就是買進了『統貨』。那裡面有長篇小說，有短篇小說集，還有文字單薄的插圖本，有『精品』，也有不那麼『精』的『品』，我們又如何使後者也暢銷起來呢？據說，日方在與我社聯繫之前，先把這批書推薦給了譯林出版社，而譯林就是因為在這一堆『統貨』面前犯了難，最終放棄了版權的引進。」沈維藩對本刊記者回憶。但因為都市讀者對「村上」牌生活方式的認可，最終這批「統貨」在市場上有很好的表現。「喜歡村上的大概分兩類人，一類是喜歡《挪威的森林》的人，一類是喜歡村上的人。」沈維藩對本刊記者說，「我們將這17本書分批出書，每隔一段時間就給『村上迷』們帶來驚喜，造成了兩年時間的持續效應，到2002年底，20部村上小說出齊的時候，『村上春樹』這個品牌可以說已經在讀者心目中樹立起來了。考慮到村上正值創作的盛年，每隔兩三年總會有新作問世，但我們也不能坐等新作，讓『村上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冷卻下去，從2003年起，我們又引進了10多種村上的彩圖書、隨筆集、遊記、紀實文學，以使這條村上作品的『出版鏈』始終延伸著。現在彩圖書和隨筆集已經陸續出版，雖然只是些小書，而且並不如小說精彩，但總能銷出1萬冊以上。」
來自戰場的震動
1991年，村上春樹和妻子離開日本，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
當時日本正是經濟相當景氣的年代，要在日本以一個寫文章的身份活下去，也不是太難。出版業相當活躍，股價一路飆升，不動產價格節節高漲，到處金錢泛濫。寫作的人也不斷獲得邀稿。但對向來想和社會潮流保持距離的「個人主義者」村上來說，卻不是欣然樂見的環境。因為已然在市場上獲得的名氣，他也不斷接到一些「肥美的」工作邀約，有富豪邀請他去自己的古堡中寫作，也有雜誌提出了報酬豐厚的週遊世界寫作邀約。「有所謂人心浮動，不是能安靜坐下來，花時間寫長篇小說的氛圍。如果待在這裡的話，或許不知不覺就被寵壞了。我想置身在比較緊張的環境，去開拓新的邊境。」他在自傳中回憶。
決定離開日本時，正值海灣戰爭爆發，出發前去美國領事館領取簽證時，村上春樹在計程車里就聽到美軍用導彈襲擊巴格達的消息。到達美國後，發現舉國上下都瀰漫著濃重的戰時氣氛，人們熱衷於對戰事表達觀點，日本因為沒有派出自衛隊參戰也遭到了美國「憤青」的攻擊。村上春樹用村上式的幽默和調侃語氣將在美國街頭的見聞，寫進了隨筆《終究悲哀的外國語》。但這段時間的經歷給他的震動遠不是一本隨筆集中的一篇短文那麼簡單。在一次接受美國媒體的採訪時，他承認客居美國的那段時間，感受到了強烈的震動，對自己身為日本人的角色有了更深的意識。「當我在日本寫書時，我想逃離那裡。一旦真的逃出來，我開始想，我是誰？作為一個作家我是誰？」「當你離開日本之後，日本在你眼裡是什麼樣的？」在這次採訪中，美國記者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村上春樹在長時間的沉默後說：「這話題太大了。」「能試試用日語說嗎？」「即使用日語，也很難說明白。對我來說要講明白這個實在是太沉重了。我們換個話題吧。」
但他用一本書做了回答。他寫了以諾門罕戰爭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奇鳥行狀錄》。這是一場「二戰」時期日本和蘇聯在中蒙邊境的諾門罕地區進行的一場戰爭。雙方調用了除海軍以外的所有兵種和現役裝備，盡出主力大動干戈。日本戰敗，向西侵略的企圖自此落空，不得不放棄北進政策而選擇進攻太平洋。諾門罕戰役因此被日本史學家稱為「日本陸軍史上最大的一次敗仗」。村上春樹在普林斯頓的圖書館裡偶然看到了關於這場戰役的不少著作，並以此為靈感開始了長篇小說《奇鳥行狀錄》的寫作。在完成這套書的前兩部後，他還去了一趟蒙古和中國交界的諾門罕戰場，並從戰場上帶回了一些當年的遺留彈片。在旅途快結束的一個深夜，他感受到了強烈的震撼。「深夜醒來，整個房間就好像被裝進拚命翻滾的混凝土攪拌機一樣上下急劇振動。所有東西都在伸手不見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咔咔作響。我從床上躍起，準備開燈。但由於劇烈晃動，甚至站在床上都不可能。我踉踉蹌蹌摔倒，而後抓著床頭好歹坐起。我想肯定來了大地震，一場要讓整個世界土崩瓦解的強烈地震。」這是村上少有描述的他個人體驗的靈異經歷，也可以說他在挖掘個體的「深井」中與這場戰役相遇了。這場戰爭中包含著日本社會的封閉性，以及在這個封閉組織中普通人被作為無名消耗品的「極差的效率性」。「對這種極差的效率或非合理性，我們或許可以稱為亞洲性。」他在記錄這次戰場遊歷的書中寫道。村上在研讀諾門罕戰役時，持續感到了一種恐懼——即便在經濟繁榮的和平年代，這樣的封閉性和理念仍然存在於日本社會中。「幾十年前那場戰爭距離我們並不遙遠。懷抱著的某種令人窒息的封閉性總有一天會以不可遏制的強大勢頭將其過剩的壓力朝某處噴發。」
村上春樹曾經說自己的目標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雷蒙德·錢德勒放在同一本書里」，就是既不讓文體變得過於厚重，但作品又要有足夠的深度和厚度。在《奇鳥行狀錄》中，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己的理想，他的譯者、出版商和讀者都看到了他的轉變。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馮濤曾是村上春樹的愛好者，也是哈佛大學教授傑·魯賓《洗耳傾聽：村上春樹的世界》一書的譯者。他說自己翻譯這本書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喜歡村上春樹，也想知道為什麼喜歡他」。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他提到了書中的最後一章「瞻望未來」：
村上春樹希望能創作一部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綜合性」的作品，用英文說是「comprehensive」，也就是複雜的、多層次的、多聲部的、多元的小說。《奇鳥行狀錄》是他最接近「偉大」的作品，我本來希望他能在下一部作品中讓我們看到他能達到的高度。
迷人的村上生活方式
村上春樹有一個網站，他在上面和讀者交流，回答他們關於工作、感情、家庭、成長等各式各樣微不足道，但對個體來說又非常確實的情緒性問題。這些零零碎碎的問答也被出版商收集起來，做成了「村上」產業鏈上的一本小問答集出版。網站上還曬出村上小說中描寫的鰻魚飯、雞尾酒，以及村上自己的工作室，用數字一一標明了工作室中的物品：一個從瑞士帶回來的簡單但醒目的紅色馬克杯；美國超市買的一大把黃色黑條鉛筆，斜插在塗鴉玻璃杯里；檯燈座上是來自斯洛維尼亞的雕刻著黃蜂的大理石擺件，還有從柬埔寨帶回來的木製佛腳，檯燈邊是村上最喜歡的養樂多棒球隊的投手玩偶。靠牆則是整壁黑膠唱片，網站上以村上的口氣標註著：「我有1萬張黑膠唱片，以及很多CD，沒有數過。絕大多數都是爵士。」
這些細碎的物件，代表著一種迷人的「村上式生活」。在村上春樹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後，他幾十年如一日過著這樣平穩，但不失優雅的生活。「在城市化迅速發展的中國和世界中，人們對於自我的認識，對於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有些疏離，但又要發生一些關係，和每天喝水的杯子、煮飯的鍋、穿的睡衣都要有關聯，村上對於這些細節的描寫是非常細膩的。因此他能受到現在的年輕人，『hipster』一代（城市時髦人士）的歡迎。你和身邊的其他人，和周圍一切的關係都變得無比重要，無比密切，你的義大利面，你的棉麻睡衣，你的沙發質感，你在跑步時談論什麼，村上對這方面的應答是準確的。」馮濤對本刊記者說。他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是離群索居，幾乎沒有什麼社會關係，有的甚至連工作都沒有，卻都過著像模像樣、有大量物品和細節支撐的精緻生活。「他會熨襯衣，煮義大利面，不巴結，不逢迎，獨立自主，會讀雷蒙德·卡佛、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有趣味的、有疏離感的、有一點與眾不同的都市形象。他的語言，到人物形象，到情節設定，到他表現出的與眾不同、遺世獨立，都非常迷人。」
迷人的「村上式生活」和由此衍生出的「村上」牌產品，對大眾有相當大的吸引力，但對一個寫作者來說，卻有不同的故事。「村上春樹是平平穩穩的一個人，滿足的是『小確幸』，這個詞就是他造出來的。」沈維藩對本刊記者說，「從傳統意義上來說，偉大的作家應有對人類的觀察。比如托爾斯泰，他要解放農奴，解放人性，而不是說僅僅對一個農奴好一點。村上春樹是一個優秀的作家，但不是一個巨匠。他對日本民族的反省是一個整體的反省，但不對具體的事情做判斷，和大江健三郎差得很遠。他隔著玻璃看討飯的人，而不是走到討飯的人邊上。他的探索性是不強的，偶爾去蒙古闖蕩了一下，寫了《奇鳥行狀錄》，往一個新的方向去了，但後勁就沒有了。這是很遺憾的事情。」在完成《奇鳥行狀錄》後村上春樹曾回到日本採訪了很多東京地鐵「沙林事件」的受害者，寫了《地下》，並在此基礎上寫出了他迄今為止篇幅最長的小說《1Q84》。「在採訪一位受害者時，當採訪進入到一個比較關鍵的時候，他對受訪者說：『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手？』日本的正統作家就批評他，在這麼嚴肅的時候，為什麼要打岔？」沈維藩對本刊記者說。
盡量少與世界發生摩擦，是「個人主義者」村上春樹的一個特點，既成就了他，也限制了他。出生於一個中產家庭，從小受到父母寵愛，幾乎沒有什麼傷痛的經歷。中年時獲得了極大程度的市場認可，因此也獲得了舒適穩定且少與人交往的生活權利。他在回顧曾對他造成重大搖撼的中蒙邊境諾門罕之行時，也曾對旅途中的「村上式生活」遭遇的種種不便有頗多記述：喝不上好喝的咖啡，所以不得不自己隨身攜帶保溫杯，在火車單間里泡青山大坊牌咖啡豆。從大連開始被塞進擠得連廁所都去不成的，堪稱中國式混亂極致的滿員硬座車，累得一塌糊塗。對中國城市交通異乎尋常的極度混亂真目咋舌，根本不想在這樣的地方開什麼車……
馮濤在30歲之後「離開」村上春樹。「村上在中年時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他的生活很順暢，失去了體察生活的機會。」馮濤對本刊記者說，「他發表耶路撒冷的宣言，寫《奇鳥行狀錄》，做《地下》的採訪，可能是在尋找一種新的突破，在此之前，他自己也說，《挪威的森林》之前，他為5萬人寫作，《挪威的森林》之後，他有了50萬讀者，好像走在大街上所有人都認識他，他說他不喜歡這個狀態。他到底喜不喜歡我們不知道，他總之嘗到了成功的好處和壞處。他後面的幾次轉向是很自然的，他一定要去尋找新的水源，但他之前局限於自己的世界，他想去探討日本民族的惡、邪教的本質，但他的處理方法和原來還是一樣的，他還是在原地打轉，並沒有做到真正的突破。」
「村上春樹的格局肯定是不大的。《奇鳥行狀錄》在思想性、藝術性上是巔峰的作品，偶爾衝擊一下是可以的，但這不是他玩得熟練的東西，起不到定調的作用。他最擅長的還是對人心靈感受的描摹。他想衝擊個體與社會、個體與歷史、個體與體制的關係，在我看來，《奇鳥行狀錄》是這樣的，但《1Q84》是不成功的。」翻譯家林少華對本刊記者說，「政治不是村上的強項。《1Q84》想談牆與蛋的關係，但這不是一個非黑即白非善即惡的問題，村上春樹意識到了，所以他想寫善與惡的中間地帶，他沒有超越之前的作家。村上春樹對歷史、政治、社會的認識沒有深入到那種程度，他自己的個人經歷是比較平淡的，生命最深處的痛他自己沒有體驗過。」
關於諾獎的疑問
「有人說，如果日本再有一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麼很可能是您。您對此怎麼看呢？」
「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說。就興趣而言我是沒有的。寫東西我固然喜歡，但不喜歡大庭廣眾之下的正規儀式、活動之類。說起我現在的生活，無非乘電車去哪裡賣東西，吃飯，吃完回來。不怎麼照相，走路別人也認不出來。我喜愛這樣的生活，不想打亂這樣的節奏。而一旦獲得什麼獎，事情就非常麻煩。因為再不能這樣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
這段對話發生在2003年那個初春的晴朗下午，林少華與村上春樹初次見面時。那時的村上春樹剛年過五十，但「體形同小夥子不相上下，胳膊上的肌肉一塊塊隆起，手掌十分粗碩，很難想像這樣的手會搗鼓出那般精巧細膩的文字」。他的作品也散發著諸如此類的自然，歸屬不明的氣息。他被輿論列席於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質疑也接踵而來。村上春樹是清淺的小資作家，還是足以衝擊諾貝爾獎的嚴肅作家？
村上春樹的作品是商業社會中低卡里路的文字消費品、滿足人性淺層需求的高級安慰劑，還是對人心和社會黑暗的真誠挖掘和叩問？在之後的十幾年裡，他的商業成功與這些疑問一直纏繞在一起。2010年，他完成了自己迄今以來最長的作品《1Q84》。這本書在美國發行時，《紐約時報》記者專程去了日本採訪村上春樹。他在報道中如此評價這部「厚得像電話黃頁的書」：「村上已經說了好幾十年要努力寫一本他所稱的『包羅萬象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那麼厚的書，《卡拉馬佐夫兄弟》正是他的藝術標準之一（這本書他讀了四遍）。這似乎就是他在《1Q84》中嘗試的：一本宏大、第三人稱、包容一切的巨型小說。這是一本充滿了憤怒、暴力、災難、奇異的性行為和神奇的新現實的書，一本似乎想要把握日本所有內在的書——即使有一些笨拙的地方（也許正是因為笨拙），這也是一本能令你在閱讀的時候為一顆人腦所能容納的所有奇思讚歎的書。」
這本書的出版讓「村上」產業又到達一個商業上的高潮。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這本書的精美宣傳片，有的書店打算在這本書發售當天開業到半夜。在中國，一個新晉的出版社用100萬美元搶到了《1Q84》的版權——這還僅僅是預付費，超過了之前所有的費用。書以精裝裝幀，這是以出版界的語言表達了對「村上」品牌的定義——這不是廉價的快銷品，而是具備收藏價值的「經典」。
當他的作品在商業社會中越來越炙手可熱時，人們還在用一種文學之外的方式關注和評價他。他被掛上全球最大的博彩公司立博的網站首頁，和「歐洲杯法國是否能戰勝義大利？」「英國凱特王妃懷的是男孩還是女孩？」「特朗普和希拉里誰能當上下屆總統？」這些重大的八卦碎片輪流出現在網站首頁，招徠大量熙來攘往的投注資金。每年10月，這個網站上就會掛出村上春樹大多排在榜首的諾貝爾文學獎賠率榜，並提出一個疑問：「村上春樹是否能獲獎？」這個疑問隨著諾獎年年花落別家，如今越來越像一個商業社會的笑話。他純粹「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和創作方式，既吸引感染著大眾，成就著商業上的成功，也可能在文學評價上成為局限和否定他的理由。
「對於我，最重要的是讀者。」2003年那個下午，村上春樹這麼回答林少華的提問，「例如《海邊的卡夫卡》一出來就有30萬人買。就是說，我的書有讀者跟上，這比什麼都重要，至於獲不獲獎對於我實在太次要了。我喜歡在網上接收讀者各種各樣的感想和意見，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回信就此同他們交流。諾貝爾獎那東西政治味道極濃，不怎麼合我的心意。」
在近來出版的《身為職業小說家》一書中，針對「文學獎」，村上春樹又以一種看似無力，但更為「個人主義」的方式再回答了一遍：「在這裡我最想說的是，對作家來說，比什麼都更重要的是『個人的資格』。獎終究只能扮演從側面來支持那資格的角色……獎的價值因人而異。其中有個人的立場，個人的情況，個人的想法及生活方式。無法一視同仁地對待和評論，我對文學獎想說的，只有這些事情。不能一概而論，也希望大家不要一概而論。」
主筆 陳曉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