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雪珥：多元化解讀辛亥百年

《辛亥：計劃外革命》，[澳]雪珥著，中國畫報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於人如是，於事件也如是。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際，對這個教科書上似乎已有定論的事件，我們聽到了許多不同的聲音。在澳大利亞華人、長期研究晚清改革史的雪珥看來，「這正是中國社會進步的直接表現」，也「或許正是辛亥革命的意義所在」。而這位一直致力於收藏有關晚清的海外文物，挖掘海外史料的雪珥，對辛亥革命的看法也與眾不同。□受訪者：澳大利亞華人、非職業歷史 拾荒者 雪珥採訪者：本報記者 李芸《科學時報》：從你的新著《辛亥：計劃外革命》的書名可以看出，你認為辛亥革命只是一個意外，這與我們長期以來接受的主流觀點大相徑庭。為什麼把辛亥革命看做歷史的偶然、晚清帝國在加速革新進程中的突然出軌？雪珥：辛亥革命是一場「計劃外革命」，因為它完全出乎各方的意料：無論是當權派、保皇黨還是革命黨，各方對此都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從已經發生的結果倒推，你當然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但實際上，從當時的各種社會矛盾的發展來看，只能說，「必然」要發生的是「變化」，這種「變化」既可能是溫和的、也可能是激進的，「革命」絕對不是唯一的選項。晚清的立憲，這種政治體制改革最為需要的就是權威資源，改革的動車也必須在這種資源的極限之下行駛，否則就會出軌，成為「革命」。辛亥年所發生的，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崩潰」。這場「崩潰」的主要原因有三點：一、被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了的改革，導致一切善政、仁政最後都變為苛政、暴政，在民生領域幾乎全盤失敗，這導致了政權及改革本身日漸喪失民意基礎；二、一刀切地廢除了科舉制度，卻又沒有在制度設計上為傳統的社會精英安排「再就業」的通暢渠道，令政權失去了精英階層的傳統效忠；三、大躍進式的立憲政改，其實偏離了憲政的宗旨，成為地方離心的運動，令政權四肢癱瘓，失去了有效的控制。至此，已經沒有任何一種工具和平臺能凝聚共識，這直接導致政權、國家、民族的全面渙散。因此，「革命」或者說「崩潰」的力量，並不來自某一個特定的人羣或政治團體，而來自全方位的離心力。《科學時報》：那你如何評價辛亥革命？雪珥：如果將「革命」這個詞與「進步」相連，則辛亥革命確實不「成功」。實際上，無論抱持什麼意識形態，百年來的主流觀點一般不認為其是成功的。除了形式上的帝制被推翻外，中國社會並無大的改變，這也正是魯迅等人一直批判的，也是之後不斷「繼續革命」的理由，也是孫中山要「同志尚需努力」的原因。辛亥革命在蔣介石時期被徹底神化，這當然首先基於其塑造合法性的需要，儘管辛亥革命其實與國民黨沒多大關係。在大陸的主流話語體系中，辛亥倒是一直沒有被神化，但是，有關這場運動中暴露的很多問題，一直沒談透。比如辛亥後很多省份陷入了傳統的爭權奪利的殘酷鬥爭，很多所謂革命英雄的當事人，如張振武、焦達峯等人，無論行為還是思想，其實與先進性毫無關係，依然是極為傳統的逐鹿者。《科學時報》：你在書中提到，辛亥革命最偉大的成果，就是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地實踐了一次「民族和解和政治寬容」。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到處都在以各種形式紀念之，在你看來，我們該如何紀念這次運動？雪珥：辛亥革命，無論與之前改朝換代的「革命」相比，還是與之後的基於意識形態的「革命」相比，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微流血」。對立的幾大派系之間，並沒有爆發血雨腥風的戰爭和殺戮。在流行痛打「落水狗」精神的中國，辛亥革命能夠「微流血」，一方面在於各方的力量相互制衡，另一方面，在多年的憲政運動之後，當權者和立憲派們初步形成了基本的遊戲規則——至少不能公開地、悍然地因政治觀點的不同而將「敵人」從肉體上予以消滅。「徹底打倒」、痛打「落水狗」，在辛亥之後，成為主旋律，其實是對辛亥革命的嘲諷。百年辛亥，百年教訓，我們必須正視辛亥之後在中國發生的「機會主義（Opportunism ）」的盛行，這加劇了中國社會的霍布斯式「叢林狀態」（State of jungle），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社會領域，都極大地拉高了建立社會公信和民族共識的成本。《科學時報》：你說自己研究歷史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人性為中心，利益與權衡是兩個基本點。無論是內生型改革，還是外生型革命，自利總是必然的第一目標。為什麼把「利益」看成打開歷史大門的鑰匙？雪珥：「一個中心（人性）、兩個基本點（利益與權衡）」是我自己縫製的「比基尼」，不止是歷史觀，甚至也可算是政治觀。我是一個懷疑主義者，基本不相信一切的「言」，而願意去推敲「行」背後的利益邏輯。從「利益」角度切入，其實涉及到基本的人性觀。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我相信人性無論善惡，至少都是「自利」的。我不相信天使的存在，也不相信魔鬼遍地。其實，絕大多數的歷史事件，都是你我他這樣的凡人所參與製造的，都是在勢禁形格中作出自己的利益選擇,因緣際會地在歷史上留了名。用這種既非仰視、亦非俯視的平視角度，我認為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的真實。當然，我的這種看法，或許不符合一些愛將歷史當做童話來看的人的口味。我的寫作，一是為了「資治通鑒」的傳統目的，二就是願意當一回那個指出皇帝其實是在裸奔的男孩。《科學時報》：在今年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中，其實各種聲音都存在，都在宣稱要撥開歷史的迷霧，但不少自成一家的觀點或許只能是自圓其說。我們該如何來還原歷史，歷史真的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嗎？雪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並非歷史本身，而是歷史解讀者們。對於辛亥百年的多元化解讀，我認為這正是中國社會進步的直接表現。「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穿著越來越個性，不同的人羣，出於不同的思維模式、不同的利益訴求，為從百年辛亥穿不同的衣裳，這是值得欣慰的。這或許也正是辛亥革命的意義所在。至於觀點能夠自圓其說，已經不容易了，不少觀點恐怕連避免自相矛盾都做不到。這是不同的「小姑娘」在「打扮」的品味、能力上的區別，或者只是認真與否的區別。受眾都是有自己的頭腦的，說得在理的聽一聽、想一想；說得荒唐的，笑一笑、放一放，當做娛樂。沒有必要為任何一種觀點歇斯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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