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智库 |《首席说》首席经济学家系列访谈 第9期

本期嘉宾: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科创板的落地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截至4月9日,上交所已受理了52家企业的上市申请。面对这些科技类企业,投资者如何进行价值判断,选取优质企业?结合2月份中央提出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创板是否开启了中国金融领域改革的元年?

搜狐智库就此对话了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李迅雷表示,不需要教育投资者,应让其在市场的风吹雨打中成长,跟风炒作现象会随着市场的成熟而消解。还在成长中的科技类企业风险高,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不同的机构产品实现股权投资,未来中国会以机构投资者为主,

科创板中的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是股权融资,乃至资本市场的改革关键。实现放松管制以及优胜劣汰,可以有效增加权益市场的企业数量,逼迫企业提升经营效益,提高我国直接融资比重,也是降低金融杠杆率的有效手段。

他认为,资本市场有多重功能,对企业来说,可以实现融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对投资者来说,可以达到价值发现并投资的功能;此外,资本市场还可以反映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

以往我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在融资,但随着注册制和退市制度的推行,对金融和经济关系的辩证看待,资本市场的水池将被盘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也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以下是访谈原文:

搜狐智库:A股科创板的落地正在有序进行,首次采取的注册制具有重大的意义。您提到注册制是对过去28年资本市场的纠偏。背后的深层次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迅雷:A股市场在过去28年里,绝对量看涨幅大,但同时波动剧烈,比经济的增速还是要落后一些。A股市场过去28年出现的熊长牛短格局,是需要对其进行反思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想主要在两方面:

一是行政干预过多,上市公司带有各种目的进行融资。例如在90年代初,主要是为了帮国有企业解困,让其上市。再是周期性的股市比较多,这样对市场的业绩会有影响。

二是退市制度执行不严格,使得大部分股票在A股市场慢慢缺乏了活力,甚至成为僵尸企业,这跟美国股市相比存在鲜明的对照。

据我们的统计,2004到2018年,美国大概有2800多家企业退市,A股市场大概只有十几家,说明A股市场缺乏优胜劣汰的机制,从而缺乏活力。

所以注册制第一个重要意义是降低了上市门槛,可以让更多的企业上市融资。同时严格退市制度,通过这种倒逼的方式,让上市公司始终有危机感,始终想着怎么做大主业,怎么提高经营的质量等,有利于保持市场的整体活力。

(A股市场过去28年“熊长牛短”,问题在哪?)

搜狐智库:近期,A股*ST上普的主动退市,是否可预见未来主动退市将成为常态?哪一类企业面临退市压力较大?

李迅雷:这个难说,主动退市说明企业的责任心和风险意识有所提高。过去A股很多企业不愿意退市,通过重组来自救,这也是A股不规范、不健全的地方。

短期内,由于科创板刚刚成立,不可能有大量企业退市。但随着注册制试点向A股的延伸,今后2-3年内,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退市比例也会大幅度提高。

需要退市的企业一般表现为持续亏损,主营业务不突出,且受到投资者的关注度低,交易量小。这类企业将面临较大的退市压力。

搜狐智库:我们看到这一轮股市上涨,出现了很多的跟风妖股,如何遏制炒作,培育投资者,尤其是散户进行理性投资?

李迅雷:这方面不用过度地担忧,投资者最好的教育,还是让他们在现实当中经受风吹雨打。过去28年来我们投资者的教育还算少吗?每一轮都是在下跌的时候受到教训,在上涨的时候又都忘乎所以。

市场的成熟度取决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投资者普遍的学历和专业水平,相对于成熟市场来讲还是比较低的,需要通过市场不断地风吹雨打,才能慢慢成熟起来。

美国股市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从一个散户市场,变为一个机构主导的市场,花了70年时间。我们A股市场才28年时间,你要期望投资者成熟,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

(投资者不理性易跟风怎么办?)

搜狐智库:对于投资者来说,如何在科创板里发现好企业?

李迅雷:怎么给这些公司定价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本身存在不确定性。不像传统产业发展已经成熟,龙头企业没什么悬念。但这类新兴企业本身在创业阶段,面临很多风险,真正能脱颖而出的肯定是少数,也就意味着大部分的投资者,投资这类科创公司面临的风险比较大。

我的建议,还是要投那些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企业,有独特专业技术或者平台的企业。

今后中国市场肯定是一个机构投资主导的市场,个人投资者的规模会越来越小,对个人投资者来说,更多地可以考虑买哪个机构发的产品,寻找优秀的基金经理,进行组合投资,避免这些新兴公司带来不确定性风险。

搜狐智库:从审核到注册制,是一种股权融资模式的改革。您曾判断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春天已经到来。但改革是牺牲短期利益换取长期利益,您认为这会带来哪些长期的好处,哪些短期的阵痛?

李迅雷:资本市场有多重功能,有融资功能、投资功能,还有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功能、反映宏观经济的功能,以及价值的发现功能。正是因为具有这么多功能,发挥好资本市场的作用,对整个经济、整个社会,都是一个良性的支持。

我们过去比较偏重于融资功能,偏重于对国有企业和贫困地区的支持,行政干预过多,管制过多,导致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是那么得高。但中国经济发展又很快,在这种背景之下,股权融资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首先,它不会提高杠杆率,我们现在要去杠杆,就是因为通过股权融资来获得直接融资的股东,在整个融资体系当中占比过低。其次,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降低上市门槛,也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融资。

但这样一来,既要考虑到融资的比重提高,保护投资者利益,又希望A股市场平稳,估值不要出现大幅波动。多重目标下,反而存在左右为难的情况。

资本市场改革的背后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什么现在要重新改革,过去虽然一直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但宏观经济上更多采取逆周期的调控方式,比如说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都是属于稳市场,治标不治本。

现在通过改革能够治根治本,这个是非常需要的,但肯定会牺牲短期的利益。比如说上市规模一旦扩大,对资本市场又会带来供给过多,压力增大的情况,投资者会产生一定的担忧。但这些都是短期东西,没办法避免。A股市场规模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股市,增量的那些融资对于存量的影响是越来越小的。所以没必要担忧这类问题。

又如退市制度没有严格执行,表面上似乎是保护了那些个人投资者的利益,避免血本无归,但长此以往,会使得这些个人投资者就喜欢买小的,买差的,买短现的,这样反而不利于资本市场长期发展。

改革虽然会带来一定的阵痛,但是它对资本市场和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是有利的,给资本市场带来的是新的希望。投资者是很聪明的,现在看到政策的转向,反而是有信心了。这一轮股市的上涨,更多地反映了投资者对于改革的预期。

(资本市场改革带来哪些短期阵痛和长期利益?)

搜狐智库:我们看到很多人呼吁资本市场改革中,要加强直接融资比例。一直以来,这一比例低的原因是什么?

李迅雷:中国的直接融资比重比较低,这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日本也是,整个亚洲国家都低,欧洲也不高,最高的就是美国。所以说直接融资比较低的原因除了体制因素之外,可能还存在文化因素。

西方信用体系比较健全,可以直接融资。债权融资就是建立在一个信用体系比较健全的基础上,我们在这方面尚处在发展的中早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建立健全社会的信用体系。

现在我们也进一步放松了管制,对今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有空间的。我们现在的比重在20%到30%之间,不能期望像美国那样直接融资占到80%,但至少可以增加到50%,所以至少还有20-30%的增长空间。这方面我们还是非常有可为的。

搜狐智库:怎么做才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李迅雷:在债券融资方面,这几年增长虽然快,但主要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如地方债、三大政策性银行债等。我希望以后更多的是民营企业通过信用评级,获得投资者的评估来繁荣债券市场。

中国的主要问题还是在股权融资,主要是放松管制,容许更多企业进入权益市场。

这里的难点在改革措施能否兑现。成熟市场上,企业上市是自发行为,我们企业上市很多带有政府色彩,政府会给企业补贴,推进上市,地方把上市公司当作本土资源。因此,推行注册制,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企业和政府分开了。

搜狐智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可以看作金融供给侧改革中的一环,怎么去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李迅雷: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含义很丰富。不要以为就是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一味地强调金融要脱实向虚,这样的话金融规模越来越小,实体经济怎么能够得到金融的支持?

像股票期货的交易,很大一部分都是投资者的交易,换手率很高,流动性就非常好。如果没有这些投资者,市场就会是一潭死水,正常的融资也没法做,价值发现也没法做。

所以这一轮提出来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是讲到了金融跟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比如说金融活经济活,经济强金融就强。这是观念上向好的转变。

(金融供给侧改革,实质是理顺金融和经济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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