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與尼姑的話題何以延綿不絕

朱熹與尼姑的話題，乃是「慶元黨禁」的遺留問題，「偽學逆黨」案已在宋理宗時平反昭雪，朱熹與尼姑的關係，卻總有疑團未釋，這個話題也就延綿不絕。

事情的緣起，在宋寧宗慶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監察御史沈繼祖對朱熹的彈劾。沈繼祖為朱熹列舉的罪狀共有十條，其中包括「誘引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按理說，冤案既已昭雪，此事也當煙消雲散。但朱熹本人曾上表認罪，他說的「深省昨非，細尋今是」之「昨非」中，就有「納其尼女」一款。既然他自己都認了，別人還有什麼話說？！

或是因為「群奸囂張，在劫難逃，多言無益」，在當時的高壓之下，朱熹說的是違心話，他還自認「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呢！但這樣一來，就構成了一個二難推理：要麼，朱熹自認的「納其尼女」確有其事，與他主張的「存天理，滅人慾」大相徑庭；要麼，朱熹自認的「納其尼女」純屬違心，與他弘揚的儒家節操相距甚遠，無論是確有其事，還是純屬違心，朱熹都是言行不一，稱其「偽君子」似不為過。

如此推斷評論朱熹，在人們的潛意識中，都有一個預設的前提：把朱熹當作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把朱子學當作句句是真理的聖經，這與「子見南子」使人喋喋不休頗有相通之處。假如我們把朱熹當做一個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慾的人，把朱子理學當做也有差錯，也有偏見，也有誤區的一門學問，那麼，事情恐怕就沒有那麼嚴重複雜。

倘若朱熹自認的「納其尼女」確有其事，當是朱熹任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之事，那年他五十二歲。查朱子年譜，朱熹於四十七歲喪妻，四十八歲時葬妻於建陽縣唐後林谷。一個五十二歲的人，在妻子亡故五年之後續弦，何過之有？！不要說那個時候有權有勢的妻妾成群——製造「偽學逆黨」案的主謀韓侂胄，就有「愛妾」四人，「准愛妾」即「其次有名位者」十人——就是現在，「續弦」也是相當平常之事。既然已為「寵妾」，而且「每之官則與之偕行」，便當是明媒正娶，並非偷雞摸狗，至於所「納」之「妾」是否尼姑無關緊要，尼姑也可還俗，武則天還當過尼姑呢！

倘若朱熹自認的「納其尼女」純屬違心，竊以為也事出有因。早在慶元元年的前夕，朱熹進言寧宗而被罷去「侍講」之時，「慶元黨禁」就已開始了的。到了慶元二年，宰相趙汝愚被當做「逆黨」之首「竄永州」，途中蹊蹺「暴卒」，朱熹為之不平上書彈劾韓侂胄而再次被詔「落職，罷祠」，由此引發對「偽學」的大規模圍攻，劉德秀、何澹、胡紘、沈繼祖等人「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甚至「乞斬熹以絕偽學」。這種圍攻，一波厲於一波。在這種高壓態勢之下，朱熹曾經違心認罪，雖不偉岸壯烈，卻也情由可原。何況，身處逆境的朱熹能為趙汝愚挺身而出，此後又孜孜不倦地「講學不休」直至淡定離世，已屬相當不易。

朱熹《孟子集注》中有一句話叫「遏人慾而存天理」，不是「存天理，滅人慾」。此二者之間，差距很大，至少「遏人慾」與「滅人慾」大有區別，「滅人慾」有「禁欲主義」之嫌，「遏人慾」，卻有利於防止「縱慾主義」。「人慾」需要遏制（或曰「節制」），順理成章。何況，所謂「遏人慾而存天理」，首先是對於君主的要求。《朱子語類》中倒有「存天理，滅人慾」這句話，出自後人編撰的《朱子語類》。理宗之後，朱熹及其朱子理學大行其道，「存天理，滅人慾」被無限放大，更多地變成權勢者對於民眾的道德教化，並有「以理殺人」之弊。這一筆賬，一直都掛在朱熹身上。道德教化的調門太高，別人不會言聽計從，卻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你陷於尷尬。道德化身被捧得太高，又極易造成人之人格分裂與逆反心理，使其陷於絕境。

朱熹與尼姑的話題，或可由此得到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