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記錄上流社會的學術作品就不是很多，因為田野方面的各種困難。以前有推過瓦爾特·伍倫韋伯的《反社會的人》，講的是德國社會的頂層和底層羣體。書裏記錄了兩個羣體的社會方式，以及這樣的生活方式怎麼嵌入到日漸分裂的社會結構中。雖然是本很難得的作品，但作者的描寫仍然是羣像式的，沒有給任何一方以辯解的空間，即沒有空間讓讀者瞭解到身處在不同階層地位的人究竟是怎麼想的，而只是提供了「聰明、隱蔽的上流社會」和「懶惰、困窘的底層羣體」的形象。儘管這兩個階層確實是在遠離主流社會，但並不代表他們完全不受到主流社會的影響，尤其是主流社會對他們的評價。

所以問題是，在社會普遍批評privilege的情況下，頂層羣體真的是毫無直覺嗎？如果不是的，那麼他們是怎麼面對這種批評的？或者說，他們是怎麼在道德上維護自己的？

Rachel Sherman的新書Uneasy Street: the Anxiety of Affluence要談的就是這個問題。

研究是基於訪談寫成的，所以先來看看她的樣本。樣本選擇標準如下：

• 在紐約市（NYC），家庭年收入$250,000以上（NYC top 5%的劃分標準）
• 30-40之間，有孩子
• 高薪羣體和繼承者都有
• 包括有色羣體和同性戀羣體

最終她採訪了來自42個家庭的55位家長。這些家庭的年收入從起點的25萬到1000萬不等，資產最低為8萬最高為5000萬。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是50萬，資產超過300萬。採訪的羣體來自曼哈頓島、布魯克林或者附近的郊區。女性佔四分之三；白人佔80%，其餘的是南亞、亞裔、非裔和多種族羣體。大約五分之一的人是同性戀。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從小長在NYC或周邊郊區，其餘的是從美國其他地方或其他國家來的。全都接受過大學教育，基本上都畢業於精英院校。三分之二有研究生以上的學歷，通常是MBA或者JD，也有其他的MA和PhD。有工作的人通常來自金融、企業法、房地產、廣告、學界、非盈利組織、藝術及時尚界。18人為了照顧孩子離職了。

向上比（upward-oriented）和向下比（downward-oriented）

在承認privilege這件事上，Sherman發現了不同的答案。傾向於向上看的人更不願意談錢，會通過與和他們相似的人進行比較來弱化自己的優勢，更願意將自己定位在中產階層，並將優勢歸因於運氣，對於privilege的看法也更理所當然，更常談論自己的焦慮和麪臨的風險。向下比較的人會承認自己的優勢，談錢時更坦誠，也願意分享特權所帶來的心理衝突，會談論自己的優勢來自於結構性的不平等。

看上去好像向上比的人似乎對自己的客觀優勢認識不太清楚，但Sherman表示並非如此。通過將自己定義為「普遍的中產階層」，這些人可以規避將自己區隔於大眾的輿論風險，並讓自己心理上過得去。They try to have less, interpretively.

這兩種取向並不是固定的，人們會根據談話情景的需要靈活地運用這兩種取消，即upward-oriented people也會談論自己的privilege。因此也不應該將人們生硬地劃分到兩個陣營裏。這兩種取向所要展示的是人們用來合理化特權的道德維度，弱化優勢或者承認優勢。

「努力工作」作為一種道德工具

美國社會承認基於merit的差異，所以如果財富是通過努力工作得來的，那麼佔有這些財富就有了道德基礎。對於那些通過工作積累了財富的人來說，使用「努力工作」這個敘事能夠輕易地讓他們的財富變得合理化。他們也承認努力工作只是他們財富積累的一個方面，運氣和經濟上的謹慎小心等也扮演著重要角色。Sherman指出，用「運氣」來作為「努力工作」的補充敘事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它模糊了這些優勢的結構性根源，而將其變為了一種隨機的意外，進而達到了維護現有社會制度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繼承者們和家庭主婦的故事和「努力工作」有著天然的衝突，所以他們更容易暴露出自己擁有這些財富時的愧疚心理。但通過強調自己的努力，無論是在什麼方面的努力，他們也能試圖將自己區別於有了錢就大手大腳奢侈享受的暴發戶，以顯示自己的道德合法性。比如，繼承者們會強調自己的公益工作，而家庭主婦會強調自己對家庭的經濟貢獻，或把自己與「努力工作」的他人聯繫在一起。

「把錢花在了刀刃上」作為一種道德辯護

被採訪者每年的花費從12萬到80萬不等，按理來說是體現階級優勢的實錘了。然而，對這種消費水平的道德合理化手段仍然存在。將消費變為「滿足基本需求」、「和家庭有關」，展現出對過度慾望的壓制性嘗試或者努力，將偶爾的過度消費形容成「禮物」，或者將自己的消費與其他更奢侈的消費類型相比。這些手段都被用來讓受採訪者的消費行為看起來「正常」與「合理」。如果花這個錢是必須的，那麼錢就花的有道德依據，無論這個「必須」怎麼被界定，也許確實是基礎需求、也許是維護身份的面子工程。當讓自己在消費上和表面上看上去和別人都差不多了之後，他們也就獲得了道德合法性。

有privilege又怎麼樣，我give it back不就好了？

根植於歷史傳統，公益事業是與「富人」這一身份緊密聯繫的。這意味著在頂層社會的圈子裡，公益事業是一種傳統和儀式，所以大家或多或少都會做，要麼以志願工作的形式，要麼是捐贈。那這是不是意味著這些舉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階級矛盾或者緩解階級不平等。Sherman並不是很樂觀。

從她的訪談來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像富裕的家庭主婦那樣選擇志願工作。在捐贈方面，她採訪的絕大部分人都屬於「minimal giver」，即捐獻數量相對於他們的財產數量較少。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志願工作和捐贈很多還是保留在自己的圈子裡，例如孩子所在的學校。另一部分人不覺得慈善事業是他們的核心身份，因此也沒有必要give back to the society。許多人覺得即使自己捐贈了或者提供志願服務了也並不能解決結構性的問題，so why bother?

所以，privilege是真privilege，giving back is just a fantasy。

希望給孩子正確的道德觀，但ta不能成為一個實驗

對於階層優勢的掙扎，感覺這些家長在孩子面前表現地太淋漓盡致了。一方面他們想盡辦法讓孩子瞭解自己的優勢，承認privilege，削弱他們的理所當然感，讓他們能夠擁有對財富的正確道德態度；另一方面，這些嘗試也是真的作用不大。

比如擇校，都覺得孩子需要去公立學校見識多樣性、樹立三觀，但最後都以各種各樣的理由選擇了私立學校。

比如限制孩子的消費，家長試圖通過不滿足一些孩子的物質需求來告訴他們財富不是理所應當的，但家長自己的消費水平就那樣，對孩子的限制也無法達到真中產階級的地步，就更不談貧困水平了。

比如帶孩子去不同的地方體會階層差距，但這些嘗試也通常是淺嘗輒止。家長們並不會讓這些嘗試威脅到孩子以後發展的可能，比如不會選擇公立學校。

Sherman尤其指出，家長的這些嘗試不僅並沒有讓孩子清楚地瞭解到自己擁有的優勢，還強調了a sense of their place。就是說，通過與其他來自不同階層的人交往，並將這種交往定義為「拓寬眼界」、「體驗社會的多樣性」，頂層的家長們無疑是在自己和其他階層之間劃清分界線——那是他們，這裡是我們。而在正經的人生關口階段，家長們對孩子們的付出又從不手軟，所以想將孩子培養為一個「好人」的想法無異於鑽冰求火。

男女有別 Gender Matters

有錢就有權，有權就有可以提要求。這一邏輯充分體現在了家庭領域內，但是男女卻存在些許差別。在被採訪的家庭裏，通常誰手握主要經濟/財富來源，誰就有更多控制權，無論男女。但對於男性高薪職業者來說，這種控制權更容易體現在對伴侶消費行為的限制上。女性則更多關注掌控控制權後的獨立性，而不會對她們的男性伴侶做出這種限制，有時還需要努力維護男性伴侶的經濟尊嚴。在不同類型家庭裏，依附於高薪男性的家庭主婦面臨最大的entitlement掙扎。儘管法律上，她和她的丈夫對於家庭財產有同等的支配權力，但是由於個人生計依附於他人，且自己的家庭勞動付出又不被認可有經濟價值，所以個人在家庭中的經濟合法性完全依賴於丈夫的許可。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她們的sense of entitlement和自我價值感。而也是家庭內的這種權力掙扎弱化了她們對階層優勢的清晰認知。換句話說，儘管共同擁有財富，但家庭內部的性別政治紛爭會影響個人對自身的定位——雖然有錢，但是錢不是我的，所以我並沒有優勢，也就無所謂道德掙紮了。

以往的研究發現，人們常常把社會問題理解成是個人問題。這一傾向也展現在了頂層社會處理自己的階層優勢帶來的不適感上。雖然社會輿論並不認為privilege是合理的，也讓頂層羣體經歷了一些內心掙扎，但相比於尋求結構性的解決辦法，這些人更傾向於尋求個人因素的改變。通過利用「努力工作」、「我和別人沒什麼不同」等敘事來淡化階層優勢的道德劣勢，控制情緒，尋求內心平靜。這些敘事中，由於主流輿論對中產的關注和強調，「中產階級」這個符號更是異常的普遍和好用。這也就更幫助了人生贏家們feel less guilty and make fewer changes。

小雨說：

儘管美國社會談privilege談了這麼些年了，看到特權階層的內心回應這還是頭一次。就像窮人也有合理化社會系統的一套方法，Sherman在這本書裏展示了頂層社會的人們用來合理化自己的階級地位的各種說辭。小雨尤其覺得有意思的地方是，這些人實現合理化的工具並不是憑空創造，而是來自於美國社會的主流文化，例如「中產」、「努力工作」等。Sherman在一些論述中清晰地展示了這些敘事是怎麼被個人借用，又怎麼因為個人借用而被進一步加深，從而鞏固美國社會的意識形態根基的。從這個角度上說，Sherman的分析走的是Swidler的cultural toolkit路線，但也加進了一些心理學的思維方式，比如兩種取向。

關於Top 5 percent夠不夠頂層。有些人質疑過Sherman為什麼會以5%劃線而不是大眾更熟知的top 1 percent。Sherman的解釋說在她的研究開始時「1 percent」的概念還沒有如今這麼普遍和流行，而且個人也覺得1 percent的這個標準有點太高了，對於一個只想研究階層特權的人來說。所以最終標準定在了5 percent。而小雨覺得，5 percent的這個田野的選擇反而更好。一方面5 percent和1 percent之間確實還有很大差距，但已經可以算是有用很大經濟優勢的一個社會階層了。另一方面，像瓦爾特·伍倫韋伯提到的，德國的頂層是與社會主流漸行漸遠的，所以這意味著更高的階層地位所面對的這種privilege掙扎可能也會比較小。換句話說，5 percent們面對的主流社會的輿論和評價可能會比1 percent大，面臨privilege所帶來的不適感可能也就更多，如何處理這種情緒也就維持正常生活來說顯得更為重要。所以，正如Sherman指出，因為研究的目標是階層特權和人們怎麼合理化這種特權，5 percent這個羣體就剛剛好。

Sherman, Rachel. 2017. Uneasy Street: The Anxieties of Afflu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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