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巍峙談30年代

左翼文化運動

　　周巍峙談30年代

　　左翼文化運動

　　□記者　俞琪朱永紅

　　6月5日，文化部原代部長、中國文聯名譽主席周巍峙在杭州與本報記者對話，回憶點滴歷史。

　　在上世紀30年代，16歲起就在申報館打雜的周良驥，以周巍峙的筆名參與中共領導下的左翼文化運動。這個筆名沿用至今，乾脆頂替了原名。

　　少年解答戀愛問題

　　在上海參加左翼文化運動時，基本上處於半公開半祕密狀態。他作為李公樸的祕書參加了抗日組織救國會，這個組織實際上處於中共的影響之下。利用這個平臺，周巍峙在媒體上開設《業餘信箱》欄目，回答青年讀者的來信，指導他們如何參與救亡運動。

　　為了掩人耳目，這個欄目的議題相當寬泛，從愛國到戀愛，什麼都談。但對於戀愛這事，當時尚年輕的周巍峙實在沒什麼好談的，於是一般以敷衍作答：現在不是講戀愛的時候，不應沉迷於戀愛和紙醉金迷的生活。「那個時候，太想國家興旺了，對於個人的東西都反對。」

　　禁書事件

　　當時，蘇聯國歌《國際歌》屬於「反動」歌曲，為了將這首歌介紹給讀者，周巍峙通過三聯書店，出版了抗日救亡的愛國歌曲集《中國呼聲集》，順便以介紹各國國歌的名義夾帶了《國際歌》。而中國國歌，則乾脆空白，只在附件中收集了當時中國的代國歌《三民主義歌》，應付政府的檢查。

　　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當時中共黨員都不承認國民政府的合法性。

　　這本書印刷三次，發行了1.5萬冊後，不得已停止印刷。於是，改由山東歌曲研究社以《民族呼聲集》的名義出版，再發行了1.5萬冊。

　　這次終於引來徹底封殺，租界巡捕房和政府軍警到三聯書店查抄了所有存書，並要求交出編者周巍峙的住址和聯繫方式。

　　在場的周巍峙自然不會承認就是自己，而是自認為周良驥，並以法律保護、出版社無權過問作者個人信息為由作答。對方再問編者的稿費如何領取，周巍峙以自己不是財務負責人為由予以搪塞。

　　一開始，租界並不禁止抗日歌曲，後來在日本的外交壓力下，租界也禁了。於是，抗日口號改為「打倒XX帝國主義」，或者由領頭者喊一句正常口號，應者意會，跟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完成口號的完整表達，當局也莫可奈何。

　　一起「鬧庭」事件

　　當時，三聯書店的雜誌《新生》週刊，發表了艾寒松化名「易水」所寫《閑話皇帝》一文，由於其中一段文字涉及日本天皇有「不敬之辭」，而引起的中日外交糾紛。發行人兼主編杜重遠被抓捕。

　　開庭審理時，周巍峙作為小青年參與了「鬧庭」，迫使審判進去不下去。當他們獲知開庭時間後，組織了大批人拿著紅綠兩色的宣傳標語前往法庭，結果第一次去時，發現並未開庭，鬧庭沒有成功，只好將部分標語塞進郵筒回去了。

　　回到半路，聽說又開庭了，於是急忙趕回去，將剩餘的標語撒向全法庭，完成「鬧庭」。

　　不過，「鬧庭」未能改變結局。在日方的壓力下，法庭以「散佈文字共同誹謗」的罪名判處杜重遠有期徒刑一年兩個月，並不得上訴，立即送監執行。

　　左翼領導人

　　之間的過節與誤解

　　中央中央被迫撤離上海後，一段時間內上海黨組織遭遇大面積破壞，失去了與中央的聯繫。周揚自行組織左翼文化運動，但礙於搜捕的壓力，他本人並未親自露面，而讓夫人蘇靈揚出面活動，有點規模。

　　後來，黨中央派人來上海，重新接頭，來人是馮雪峯。

　　周巍峙認為，上海黨組織被破壞後，馮雪峯幾乎不可能知道周揚組織左翼文化運動的情況，於是先找了魯迅。

　　而魯迅對周揚的活動並不瞭解，以為周揚賦閑在家，甚至像田漢等人跑到國民黨那裡去了，並撰文批評。於是，魯迅建議馮雪峯去找丁玲，而非周揚。

　　周巍峙說，當時關係搞不清，上海地方組織像沒孃的孩子在孤獨地奮鬥，想恢復組織關係，馮雪峯卻找了丁玲。

　　後來，馮雪峯自己也情緒很不好，跑到義烏老家呆著。

　　周巍峙說，這是個很複雜的情況，有魯迅的誤解，有宗派因素，有左的思潮影響等，各有責任，各有情況。

　　中國夢

　　當時，年輕的周巍峙只知道國民政府沒有合法性，但對於新中國，並沒有現實的夢想，只有很抽象的口號。只覺得，共產黨要得天下。

　　各種歌曲都在暗示，舊中國不好，希望在新中國。「這個新中國，是民主、自由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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