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後期民眾為什麼那麼麻木？

國不知有民，清朝給侵略者送錦旗；民不知有國，為八國聯軍打頭陣

1900年，大清朝慈禧太后以光緒帝名義向各國宣戰，結果就是一敗塗地不堪一擊，八國聯軍一路打到北京城。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慈禧太后早嚇得往西安逃。北京徹底淪陷，八國聯軍在北京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從紫禁城、中南海、頤和園中偷竊和搶掠的珍寶更是不計其數，民族災難國之大恥。可令人想不到的是八國聯軍中有一支中國人的軍隊，這就是英國人訓練的「華勇營」。

「華勇營」為八國聯軍衝鋒陷陣，為虎作倀，助紂為虐。普通老百姓又在忙什麼呢？八國聯軍攻佔天津，老百姓的獨輪車隊浩浩蕩蕩為八國聯軍送糧草進城，當地民船組成的運輸船隊通過白河往北京為八國聯軍運送物資。

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老百姓百姓竟然在扶梯。侵略者進入京城，百姓居然齊齊站在河沿，靜靜圍觀，擺出一副與己無關的看熱鬧神態。

先不要指責老百姓沒有覺悟，麻木不仁，看看大清朝的官員的表現就知道了。

八國聯軍進京之後，清朝官員就敲鑼打鼓，抬著轎子給八國聯軍送錦旗去了。錦旗一共兩面，一面上寫「祝效華封」，另一面上寫「萬國鹹喜」。「祝效華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表示祝賀，祝多壽多福多男，二是被祝福者接受祝福就是俗人，不接受纔是聖人。而「萬國鹹喜」是「世界共享大和諧」之意。

給侵略者送錦旗這也是天朝的一大發明瞭，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專門欺壓老百姓，這樣的朝廷還有什麼希望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老百姓並沒有組織反抗。

《經典影像背後的晚清社會》這本書如此描述，「實際上三元里抗英只是這次戰爭中很零星的羣體性抵抗事件，而在當時，更多的中國民眾則選擇看熱鬧，或者與英國人做買賣，或者充當嚮導。據記載，當英軍剛剛登陸後，就有許多當地民眾聞風而來，向洋人兜售蔬菜、牲畜和糧食。而當英軍艦隊在珠江和清軍作戰時，居然有成千上萬的民眾興高采烈地站在遠處觀戰，就好像過端午節看龍舟比賽一樣！另據朝廷的統計，在此次戰爭中竟抓獲了1200名幫助英軍的漢奸。」

「當英軍發布廣告以每份情報二十銀元的價格懸賞時，浙江沿海的一些百姓居然每天能給洋老闆提供數十條情報，從而上演了一場全民潛伏的諜戰劇。」

三元里抗英，是因為人們聽說英軍強姦當地女人之後，老百姓才投入戰鬥，但這與保衛大清朝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艦隊突破虎門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時，沿江兩岸聚集了數以萬計的當地居民，他們以冷漠的、十分平靜的神情觀看自己的朝廷與外國侵入者的戰事，好似在觀看一場表演賽，當掛著青龍黃旗的官船被擊沉，清軍紛紛跳水時，兩岸居民竟然發出象看馬戲看到精彩處的噓噓聲。

英國統帥巴夏禮目擊此景，十分疑惑不解。然後問其買辦何以至此，買辦說：國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國。

我們這個民族有個特點就是漢奸多，帶路黨多，唯唯諾諾麻木不仁的看客多。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龔自珍的兒子龔半倫，有名的漢奸帶路黨，就是他帶領英法聯軍把圓明園洗劫一空，然後又做英國公使的翻譯，代表英國和恭親王談判，百般刁難。恭王怒道：「你等世受國恩，卻為虎作倀甘做漢奸！」。龔半倫回曰：「我們本是良民，上進之路被爾等堵死，還被貪官盤剝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罵我是漢奸，我卻看你是國賊。」

龔半倫振振有詞，為自己辯護，不管怎麼樣，認賊作父禍害國家，就是大節有虧。但一點他說的是事實，國賊貪官逼良為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喊了幾百年了，為什麼人們還是無動於衷呢？在老百姓眼裡，天下是皇帝的，是愛新覺羅的，和老百姓沒什麼關係。清朝三百年的統治，最大的功績就是造就了一個奴性的民族。當年的史可法等民族英雄很有骨氣和自尊的，吳三桂之流只能算是民族敗類。清朝用屠刀毀滅了民族的不屈挺拔，用文字獄禁錮了人民的思想。長期專制的結果就是百姓心目中只有一家一姓的意識，缺乏國家、民族的整體觀念。正如魯迅所言：中國人看到日軍殺中國人，他們只是圍著看熱鬧，認為與己無關。

梁啟超說：「長期殘忍地壓制人民，使人民變成奴才，讓人民的脊樑已經彎曲，而在面臨外敵入侵、大亂當頭之際，又指望人民在自已面前仍彎著腰當奴才，而在外敵面前直起腰來反抗，這不是白日做夢是什麼？「

大清朝的老百姓就是一幫臣民，用魯迅說的話就是「做穩奴隸的時代」「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忠誠忍耐順從而不知尊嚴為何物。所以當時的梁啟超認為中國人奴隸意識太盛，人們沒有國家觀念，不參與國事，沒有合作精神。馬基雅維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強大國家的首要條件不在於造槍炮，而在於能夠造就其國民的堅定信仰。」

梁啟超說：「我國以開化最古聞天下，當三千年前歐西獉獉狉狉之頃，而我之聲明文物已足與彼中世紀相埒。」可是在西方列強侵略和清朝統治之下，大眾變得麻木不仁陳陳相因，只知道做安分的臣民，不知道國民是什麼。

梁啟超說：「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而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

從臣民到國民這是民族發展的必然趨勢，一個奴性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這就是為什麼梁啟超鼓吹「新民說」，魯迅先生要改造國民性的原因。只有「拔去奴隸之根性，以進為中國之國民」，才能建立真正的現代民族國家。要不然爭先恐後當漢奸的歷史悲劇還會再演。

這是個假問題。任何時代，任何社會裡，「民眾」都是差不多的麻木或者不麻木，清朝後期的「民眾」也不可能例外。題主的所謂麻木，不過是建立在一些有限的個別資料基礎上。

儘管我拿不出具體資料證明，但清朝後期的「大清退位」證明，當時的民眾大多數不僅不麻木，而且很有擔當和對民族的熱情，不然，清室不會被迫退位。

少數人麻木的證據，並不能證明多數人是否麻木。

一言以蔽之：國若不知有其民，民必不知有其國。

說老百姓麻木的人要不就是傻子，要不就是別有用心。在民眾的心裡，藍眼睛大鼻子的那幫人跟騎馬留長辮子的根本就沒有分別，但是生活總得繼續過，所以誰願意掏出真金白銀來尋求幫助那就幫誰唄。當初明末的時候可不是這樣，只要安上一個通敵的罪名，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袁崇煥就是死於這種盲目而巨大的愛國熱情，那麼這件事是百姓錯了嗎？我覺得也沒有，不是百姓愚昧，這是信息不對稱的必然結果，百姓熱愛這個國家，然而國家發生的事情只有局內人才能完全明瞭，所以一個非常高效的策略就是把官方高層當做自己人，無條件相信自己人的話，這樣可以很大程度發揮出基層的能量。當然，相對的後果就是總有人會利用和愚弄民意，然而這不是民眾的錯，他們已經採取了最優的策略，缺失得是廟堂上引導和運用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