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11 09:38來源:共識網-作者賜稿作者:畢唐書3076次點擊:我要評論

杜威曾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中國過去的「世界一流大學之四前一篇：畢唐書：「東方的劍橋」浙江大學——中國過去的「世界一流大學之三談北京大學，當然不能不談蔡元培;談蔡元培，也不能不談北京大學。蔡元培長校的北大，是北大人的驕傲，更是中國現代教育的驕傲。關於蔡元培，美國的大教育家杜威曾經做過這樣的評價：「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杜威這裡評價的雖然是蔡元培，但同時也間接地評價了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所以，杜威的話也不妨這樣說：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領導的北大外，恐怕找不出第二所。蔡元培和他所領導的北京大學在當時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一、蔡元培的偉大之處在於，他雖然身為老資格的革命家、國民黨的元老，卻能夠超逸於黨派利益，以宏闊的胸襟和歷史的眼光，從國家的大計著想，毅然決然地做出正確的選擇，並付諸實施。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於1898年戊戌變法維新時建立，開始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差不多每個學生都有聽差，老師講課時，要由聽差通知：「請老爺上課了!」學生平日對於學問並沒有什麼興趣,只要年限滿後,便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所以這個號稱全國最高學府的京師大學堂被人戲稱為「官僚養成所」。後來，民國誕生，京師大學堂於1912年改名為國立北京大學。到蔡元培長校之前，北京大學按照大學令的規定,雖然也作了一些改進，例如:經科與文科合併,廢止經科;延聘了一些學有專長的教授;建立了北大首屆評議會,校長擔任評議會議長，等等。期間，先後更換了五位校長:嚴復、章士釗(未到職)、馬相伯、何遹時、胡仁源。但5位校長任職時間都很短,北大的面貌也並沒有明顯的改變,仍被稱為官僚養成所。其作為「皇家大學」的官僚氣與衙門氣依然濃厚。在教員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這些教師即使不學無術，也受到學生巴結，以便自已日後仕途方便。陶希聖先生對那時的北大曾有這樣的回憶：「民國初年。貴族子弟仍然不少……兩院一堂是八大胡同(當時的妓院集中地)受歡迎的重要的顧客。一堂就是北京大學――京師大學堂。」所以，在蔡元培長校之前，北大雖有大學之名，卻無大學之實，也就是說，當時的北大，還談不上是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且腐敗之名，遠播於外，人所共知。這樣的局面要想改變，談何容易!但這種局面隨著一個人的到來，立即發生了改變。這個人就是蔡元培。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清末曾舉進士,入翰林院,後從事革命活動,參加光復會、同盟會。辛亥革命後任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從1916年底開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923年因反對軍閥政府踐踏人權憤而辭職，至1927年方才取消校長名義。1929年又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但未到校。1930年獲准辭職。他的北大校長歷史，用他自己的話說，「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實際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但短短几年時間，北京大學很快成為現代中國的思想發動機，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領袖，並領導了五四運動，從而對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此期間，蔡元培都做了些什麼呢?。對此，蔡元培1919年有過自述:「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思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後來，他在1938年12月所寫的《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題詞》中又說:「……逐年進展,成績可觀。民國八年左右,被公認為新文化運動之領袖。又如建設研究所,組織評議會,兼收女學生,編練學生軍等,無不由北大為之倡。過去四十年之光陰,不為虛度……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今日之北大,足以當之。他日河山還我,重返故鄉,再接再厲,一定有特殊之進步。」從蔡元培上述談話可以看出，他並不認為自己在北大做了多麼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在看似平淡的後面，卻是他根據現代大學精神和「世界大學制度之通則」對北大實施的根本性的改造。什麼是現代大學之精神?用蔡元培的話說，就是大學應當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學府。這是蔡氏大學教育思想的出發點。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總長身份出席北京大學開學典禮，在演說中就提出「大學為研究高深學問之地。」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後，更是反覆申述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長的演說中，便開宗明義：「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肆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他特彆強調 ，大學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場所，更不是養成資格、販賣畢業文憑的地方，無論教師還是學生，都要摒棄「做官發財思想」，抱定做學問這一宗旨，孜孜以求。就教師而言，「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不當「委身學校而縈情部院」;就學生而言，當在教師指導之下自動地研究學問，不應當 「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另一方面，他也同時強調大學對於社會的引領和服務功能;但服務社會是 「指導社會，而非隨逐社會也」; 「就是學校里養成一種人才，將來進社會做事」，作為「社會之模範、文化之中心」。什麼是「世界大學制度之通則」?一是「教育獨立」。對此，蔡元培的解讀是：「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展的。政黨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體，抹殺個性的。例如，鼓動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參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國古書說：「一年之計樹谷，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可見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時能達到的。政黨如能掌握政權，往往不出數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權也交與政黨，兩黨更迭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著改變，教育就沒有成效。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黨以外。」二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就此做過十分通俗的闡釋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這一主張後來簡稱之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這八個字不但成了北京大學的精神特質和文化標誌，而且也成了引領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永遠批不倒的教育真言和最為激動人心、彰顯人氣的口號。上述的幾點，都是現代大學教育的常規、常識，並不是蔡元培的創見。蔡元培的偉大之處在於，他雖然身為老資格的革命家、國民黨的元老，卻能夠超逸於黨派利益，以宏闊的胸襟和歷史的眼光，從國家的大計著想，毅然決然地做出正確的選擇，並付諸實施。他的舉措也並沒有什麼驚天動地之舉，其很多具體做法在時下大學的精英們眼裡，甚至會被視為荒唐。例如，蔡元培當上北大校長後，為了聘任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在致函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文件中，稱陳獨秀畢業於東京日本大學，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公函發出第三天就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又隔了一天，北京大學正式公告聘任陳獨秀。其實，陳獨秀的學歷和任職都是蔡元培偽造的。蔡元培與陳獨秀，個性完全不同。但是蔡元培看中陳獨秀的，是他的新思想和魄力。蔡是在翻閱了十餘本《新青年》後決意聘陳的，一旦下定決心，就 「三顧茅廬」。起初陳獨秀並不領情。因為他正在專心辦《新青年》雜誌，而雜誌是在上海辦。但蔡的誠意和胸懷最終說服了陳獨秀，於是決定將《新青年》搬到北京辦，這才有了後來以北京為中心的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而陳獨秀雖然為北大文科學長，但卻沒有在北大講過一節課。再如胡適。蔡元培大胡適23歲，幾乎是兩個時代的人。蔡長校北大後，當時還留學美國的胡適，引起了他的注意。蔡元培看了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加上此前的《詩三百篇言字解》後，認為胡適舊學新學皆有所造詣，決定聘請胡適任北大教授。1917年9月12日，51歲的蔡元培在六味齋為年僅27歲的胡適設宴接風，正式聘任胡為北大哲學系教授，而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自稱的這位胡博士，當時卻並沒有拿到博士學位。初入北大，胡適講授中國古代哲學、英國文學和英文修辭學，月薪始為260銀元，第二個月便增至280元，為教授中的最高薪俸。胡適在到校僅一年多的時間裡，即先後擔任哲學研究室主任、北大編譯會評議員、英文部教授會主任等職務，而這一切都得益於蔡元培的關照。胡適一直很感激蔡元培的提攜，他曾多次說自己的「青年時期如果沒有蔡先生的著意提挈」，「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報刊編輯的生涯中度過」。更為典型的是聘任北大落榜生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據梁先生回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1916年)六、七、八月上海《東方雜誌》上連載我寫的《究元決疑論》一篇長文……記得蔡先生和陳獨秀先生，以印度哲學講席相屬之時，我不敢應承的。我說，我只不過是初涉佛典，於此外的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先生反問：『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麼，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我說不知道。蔡先生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他這幾句話打動了我，只有應承下來。」當時學風也極為開放，學校規定，學生如果覺得教師授課未達理想，學生可以建議學校解聘。27歲的胡適被蔡元培聘為文科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他與以往的國學大師陳漢章不同，沒有從神話中的三皇五帝講起，徑直就講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這讓聽慣了老講法的學生們大為驚異，就找到當時的北大意見領袖傅斯年，請他出面摸摸胡適的根底，掂掂他的斤兩，到底夠不夠格做北大教授。於是傅先去聽胡適講課。有文字記載：傅斯年第一次聽胡適講課時，把胡適問得頭冒冷汗。但胡適畢竟古文底子深厚，問到最後，傅斯年並未佔到便宜。聽到最後，傅斯年反而感到很有新意，很佩服胡對內容的把握和他講課的風格。於是就給哲學系的學生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不錯的，你們不能鬧。」傅的一席話，就將這場醞釀的風波平息下去了。此後，傅斯年與胡適多有來往，傅和他的同學經常到胡適的家裡去。據羅家倫後來回憶說，「那時候我們常去，先則客客氣氣地請教受益，後來竟成為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寫的許多文章，特別是他們之間的談話與爭論，對傅斯年的思想有很大的啟發和激勵，使他從可能成為章(太炎)派國學的繼承與傳道者，而轉變為支持並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的一員大將。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到何種程度?對此，他曾經這樣說過：「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狹妓為韻事(以納妾為韻事的有辜鴻銘，劉半農等，詠妓的有陳獨秀，黃侃等，後來又有吳虞。陳尤喜涉花柳)。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連這事都可「則姑聽之」，難怪辜鴻銘稱蔡先生「好人」。當然，也有人批評北大「自由散漫，而蔡元培 應當對此負責。此類事情如果不是和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梁漱溟這些大人物聯繫在一起，在世人眼裡，恐怕都會被看做兒戲。但這些實實在在做出來的，而不是加工出來的、原生態的教育故事，卻成了永恆的教育經典，其中的內涵已非世人所能理解。二、蔡元培時代的北大對於歷史的最有價值的貢獻是中國教育第一次在這裡贏得了「獨立」地位，不再是權力的奴婢，薈萃於此的中國的知識精英第一次在人格上站立起來，成為時代的發言人和歷史潮流的領航者。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大旗光照下，北大迅速地把中國的各路文化學術精英吸納到了紅樓。以文科為例，從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到辜鴻銘、劉師培、黃侃，可謂大師雲集。在理工科方面.蔡元培聘請當時國內第一個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物理學家夏元瑮擔任理科學長，還聘請知名學者李四光、丁燮林、顏任光、何杰、翁文灝、王星拱、李書華、丁文江、俞同奎、朱家驊、馮祖苟、秦汾以及外籍專家葛利普等為教授。據1918年初的統計，全校共有教授90名，從其中76名的年齡來看，35歲以下者43名，佔56.6%;50歲以上者僅6名，佔7.9%。最年輕的教授徐寶璜只有21歲。這樣年輕而富於活力的教師隊伍，一掃北大過去的陳腐之氣，使北大成為魯迅所說的「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各種文化社團也風起雲湧。而那種「師生間問難質疑，坐而論道的學風」，教授之間思想學術觀點百家爭鳴的民主自由的風氣，也蔚然生成，成為北大異於其他大學、吸引後來一代又一代學子的獨特傳統。實行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在國外留學期間感悟到的。在蔡任北大校長期間建立起的教授會、評議會，各科學長由教授會公舉等舉措，都是對德國大學管理方法的仿效。當時的評議會，由全體教授推舉，約五人中選一人。評議會是北京大學的最高立法機構，凡大學立法均須評議會通過，藉以「容納眾人意見」。同時，評議會又是大學的最高權力機構，凡關於各學科的設立與停廢，各門課程的增損與改革，以及聘請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項，都必須經過評議會審核通過，然後才能付諸實施。評議會和各科教授會都是蔡元培實施教授治校的機構，在貫徹落實蔡元培的辦學方針，推進北京大學的改革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將推動學校發展的責任交給教師，讓那些真正的內行來管理學校，加強了各門學科專家、教員的責任心，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從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學質量。即使是在五四運動期間和五四運動以後，北京大學所以能夠闖過各種急流險灘，戰勝一個又一個困難，與評議會和教授會發揮了積極作用是分不開的。由於蔡元培的大力革新，一掃舊日積弊，使北大的面貌煥然一新，「學風丕振，聲譽日隆」，北大的紅樓已然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基地和象徵。講到北京大學，就必然講到「五四運動」。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的發生營造了豐厚的思想文化氛圍，而「五四運動」本身，也直接與蔡元培相關。1919年5月3日，時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的汪大燮得知中國政府準備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的消息，親自趕赴蔡元培家將密電內情告知。當晚，蔡即召集學生代表傅斯年、羅家倫、許德珩、段錫鵬等人，向他們通報消息。學生們得知消息後群情激憤，決定5月4日舉行遊行。在遊行隊伍從紅樓出發之前，蔡元培曾在出口處擋了一下。他表示大家有什麼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學們向政府提出。但群情激憤之下，學生們沒有答應。當天晚上，在火燒趙家樓後，有32名學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學生。5月4日當晚，北大學生群集在大禮堂商討對策。蔡元培對學生們說：「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當的同情。」話一出，全場歡聲雷動。蔡又說：「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我保證在三天之內，把被捕同學營救回來。」在蔡元培的斡旋和社會的強大輿論壓力下，被捕學生於5月7日被保釋出獄。而蔡元培卻在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辭呈。蔡元培的辭職，固然與當時的北洋政府有關，也和他對於學生運動的「成見」有關。其時，與蔡元培過從甚密的蔣夢麟對於當時蔡元培的心情很是了解。他說，蔡元培預見到五四之後的北京大學已經難於走上「研究高深學問」的道路了：「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潮，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於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就難以滿足。」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蔡元培對於學生運動自有一種難言之隱，既同情，也不滿。後來，在社會各界的一再勸說之下，他雖然收回了辭呈，但他對學運的成見，卻始終不改初衷。今天，當我們回顧五四運動以及此後近百年的歷史時，聯繫蔡元培先生的「成見」，其中的是非，恐怕永遠不可能定論。蔡先生自有其深刻處，學潮當然也有其合理性，兩者不是非黑即白。這是一個悖論——歷史，不就是一個悖論嗎?蔡元培時代的北大對於歷史的貢獻當然以領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為標誌，但作為中國最高學府，其最有價值的貢獻是中國教育第一次在這裡贏得了「獨立」地位，不再是權力的奴婢，薈萃於此的中國的知識精英第一次在人格上站立起來，成為時代的發言人和歷史潮流的領航者。其實，「教育獨立」也罷，「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也罷，其根本指向是人的覺醒和獨立——首先是集中於大學的知識人的覺醒和獨立，進而帶動國民的覺醒和獨立。誠如學者李劼所言：「學校經由蔡元培的改造和組建，成了整個社會的神經中樞，具有了名副其實的頭腦意味，這種頭腦意味不僅意味著為社會培育出大量的文化精英，而且意味著學校直接成為整個社會及其歷史趨勢的指導者和發言人，事實上，「五四」時期的時代中心，既不在於中央政府，也不在於地方軍閥，而就見諸北大和《新青年》。」對此，北大教授錢理群也有精到的評論：「正是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建立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新的範式：這是一批體制外的知識分子，不僅從根本上走出了充當『官的幫忙、幫閑』的傳統知識分子的老路，同時也避免落入在現代商業社會中成為『商的幫忙、幫閑』與『大眾的幫忙、幫閑』的陷阱，而獲得真正的人格獨立與個體精神自由;他們永不停止對彼岸精神理想的追求與對精神(思想、文化、學術)的探索，因此對此岸的現實存在總不滿足，永遠對現狀持批判態度，永遠是『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這是魯迅對「北大校格」的概括，我們所說的『北大精神』所指的正是北大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提供的這樣一種精神規範。」在這一方面，從校長蔡元培到教授到學生，整個北大都表現出了高度的自覺性和歷史使命感，「北大人」因此成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真的智識階級」(魯迅語)的範本。其中標誌性的人物是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當然，更重要的人物則是「折中新舊，調和中西」的蔡元培。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動者。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舉起了民主、科學兩面大旗，並使其紮根於幾代中國人心中，成為現代中國的新「道統」，不但對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至今還在影響著中國歷史的進程。彙集於北大的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賢們所倡導的民主與科學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價值觀念。民主和自由、平等、人權、法治這些現代價值觀念相聯繫，與封建等級制、專制獨裁、臣民奴才思想、三綱五常完全對立;科學決非僅指工藝技術，它是一種正確認識事物的方法，更是一種求真、求實、求變的現代理念，是一種與封建的愚民政策、迷信愚昧思想相對立的新的價值觀。新文化運動最激動人心、最具有魅力的口號是「人的解放」、「個性解放」。以西方的個人主義取代中國傳統的家族本位主義、封建集體主義，是這場新文化運動的主題：「舉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之所嚮往，國家之所祈求，擁護個人自由權利與幸福而已。思想言論之自由，謀個性之發展也;法律之前，個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 ……此純粹個人主義之大精神也。……欲轉善因，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個人自由之權利，對個人而言，為人權;對國家而言，為民權。所謂「人的解放」、「個性解放」就是要把「摧殘人的天性」、「吃人」的封建專制主義束縛下的「臣民」、「奴才」、「小人」、「草民」解放轉變為具有獨立、自由的個人意志的人，讓「沙聚之邦轉為人國」(魯迅)。因為只有每個人的個性得以自由健康的發展，整個社會才會充滿活力。一如胡適所大聲疾呼的那樣：「現在有人告訴你『犧牲你個人的自由去爭取國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訴你『為個人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為社會爭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如陳獨秀、胡適等人的高調勝出相比，蔡元培在這一方面則十分低調。作為中國現代教育的奠基者，蔡元培似乎僅僅是北大這所高等學府的組織者和締造者，而不是北大所標新立異的那場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而且十分耐人尋味的是，當陳獨秀們在倡導新文化運動的時候，蔡元培所致力的卻是發起組織一個進德會那樣的道德協會。這個道德協會意在繼承中國土大夫修身養性的優良傳統。相對於陳獨秀的偏激，蔡元培則是一個中庸平和的文化領袖。他既支持《新青年》諸同仁的開拓性事業，也容納辜鴻銘、劉師培等傳統士大夫型的學者教授;既立足於極富開創性的歷史高度，又倡導傳統文化的人格構建和道德修養。蔡元培的這種兼容並蓄的文化立場和「折中新舊，調和中西」的文化人格為現代中國在文化上樹立了一個新的坐標，中國近百年的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表明，在文化上，蔡先生更能代表北大，蔡先生才是正確的方向，三、談北大，當然首先要談蔡元培，但也不能不談蔣夢麟、傅斯年、胡適這幾位蔡氏薪火的忠實傳人。沒有蔣、傅、胡，蔡元培時代的北大就不完整，就會遜色不少，也就形不成北大傳統。在蔡元培的主導下，中國教育第一次在北大贏得了「獨立」地位，薈萃於此的中國的知識精英第一次在人格上站立起來，成為時代的發言人和歷史潮流的領航者，並居於時代中心地位，固然是在當時的北洋中央政府相對軟弱無力的特殊情況下出現的歷史機遇，但蔡元培個人的人格力量、威望、影響，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事實上，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造，自始至終都承受著中央政府，以至軍閥勢力的巨大壓力，在校園內部也存在著新、舊兩派的激烈鬥爭，但蔡元培以一己的影響和力量，硬是在風雨如晦的舊中國開闢出了一方實踐現代大學精神和「世界大學制度之通則」的聖地，並薪火相傳，為其後的蔣夢麟、傅斯年、胡適等三位校長所堅守。所以，談北大，當然首先要談蔡元培，但也不能不談蔣夢麟、傅斯年、胡適這幾位蔡氏薪火的傳人。沒有蔣、傅、胡，蔡元培時代的北大就不完整，就會遜色不少，也就形不成北大傳統。如前所述，蔡元培長校北大，時間並不長，「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實際辦事,不過五年有半」。 蔡先生在職而不在校期間，代為處理行政事務的，經常是蔣夢麟。除了長期擔任總務長，蔣夢麟更三度代行校長職權，以致當時就有人評價："這五六年來的北京大學校長，與其說是蔡元培，不如說是蔣夢麟。"蔣夢麟(1886年-1964年)，原名夢熊，字兆賢，號孟鄰，浙江餘姚人。1912年於美國加州大學畢業，隨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並獲得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1919年初，被聘為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五四運動爆發後，受蔡元培委託，代理北大校長。同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為教育學教授兼總務長。蔣夢麟曾任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但他一生的最大成就仍在教育，尤其是北大教育。蔣夢麟從1923年開始以代理校長身份主持北大校務，到1930年正式接任校長，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後去職，實際主持北大校務長達二十餘年。在任北大校長期間，他致力於"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張上，蔣夢麟認為教育的長遠之計在於"取中國之國粹，調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標準，立問題"，以培養"科學之精神"、"社會之自覺"為目標。他把營造學術中心，作為治理北大的理想目標，長期堅持"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方針，維護北大的基本傳統，在上世紀的20-40年代，鑄就了北大和"西南聯大"的幾度輝煌，並在國內外發生重大影響。蔣夢麟長校期間，堅守並強化了教授治校的原則。他吸取美國一些大學的管理經驗，強調層層分工，各司其職。他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管理方針。原屬各學院的教務和事務等工作，改由學校秘書處和課業處負責，改變了過去教授兼任各種事務的現象，使教授得以專心治學與教學。同時，他嚴格限制教師在校外兼課，使教授有充分時間研究和積蓄學問。此外，北大於1920年由他首倡並具體實施了評議會(司立法)和行政會議(司行政)制度，讓眾多教授在教學、學術研究和學校大政方針上有了發表意見的渠道，從而使教授治校的原則落到了實處。蔣夢麟在主持校務期間，始終為經費問題所困擾。但由於他的不懈努力，最終克服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使北大得以在困境中繼續前進。1930年12月，蔣夢麟正式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當時，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北大的外部環境十分複雜。 「九一八」事變後，日寇迅速向長城以內推進。　　不久，佔領了河北省北部地區，成立了「自治政府」，並鼓吹在華北推行」自治」。1935年秋，由蔣夢麟領銜，北大教授發表宣言，堅決反對「華北自治運動」，痛斥這一卑劣行徑「脫離中央，乃賣國的陰謀」。宣言義正詞嚴，贏得國人的廣泛支持，蔣夢麟因此被譽為「北平正氣的代表者」，成為日本軍方的眼中釘。1935年11月29日，日本憲兵登門造訪，「敬請」蔣夢麟去東交民巷日本大使館武官處「談話」，此行的兇險可想而知。他後來在回憶錄《西潮·新潮》中回憶了這驚心動魄的一幕：我走進河邊將軍的辦公室之後，聽到門鎖咔嚓一聲，顯然門已下了鎖。一位日本大佐站起來對我說：「請坐。」我坐下時，用眼睛掃了旁邊一眼，發現一位士官拔出手槍站在門口。……「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嗎?」「這話不一定對。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敵人，正像我是中國軍國主義的敵人一樣。」 「呃，你知道，關東軍對這件事有點小誤會。你願不願意到大連去與坂垣將軍談談?」這時電話鈴聲響了，大佐接了電話以後轉身對我說，「已經給你準備好了專車。你願意今晚去大連嗎?」「我不去。」「不要怕，日本憲兵要陪你去的，他們可以保護你。」「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裡來了。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要成為笑柄了。」他的臉色變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說。「怕嗎?不，不。中國聖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這句話。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絕不會損害一個毫無能力的人。」我抽著香煙，很平靜地對他說。電話又響了，他再度轉身對我說：「好了，蔣校長，司令要我謝謝你這次的光臨。你或許願意改天再去大連——你願意什麼時候去都行。謝謝你。再見!」第二天，宋哲元將軍出於好意，特地派一少將到北大敦促他儘快離開北平，以免遭日本人的黑手。蔣夢麟表達謝意後，堅決表示，這回，自己鐵定留在北平，負起自己的責任，哪兒都不去。其時，黑雲壓城，風雨飄搖，北大於危城中弦歌不斷，巍然不動，對於局勢和人心都起到了穩定器的作用，而在國難當頭之際，蔣夢麟作為北大校長的表現，不但成為北大人的驕傲和典範，更被視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蔣夢麟是一位有影響的民主主義教育家，他批判封建主義的"牧民教育"，反對德、日的軍國主義教育，提倡自由主義的平民主義教育。他在教育實踐中堅持貫徹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蔡元培關於大學教育的主張和"學術自由"的原則，他在北大任職期間更是謹記在心，遵照執行。他晚年在《新潮》一書中深情地回憶道:"著者大半光陰，在北京大學度過，在職之年，但知謹守蔡校長餘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對於蔣夢麟，以下評價是公允的：「蔣夢麟先生在民國教育史上的地位僅次於蔡元培"。抗戰勝利後，北大復校。此前蔣夢麟因受命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照有關規定，政府官員不能兼任大學校長，蔣只好去職。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屬意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長。傅斯年獲悉此訊，堅辭，并力薦胡適接任。國民政府接受了他的請求，決定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因為胡適在美未歸，轉推他暫時代理北大校長，並聘為西南聯大常務委員。傅斯年(1896一1950)，山東聊城人，字孟真。1913年考入北大預科，在北京大學讀書六年(預科三年，本科三年)。在校期間，就是北大的風雲人物。1917年，蔡元培先生主長北大，延攬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周氏兄弟來北大任教，「文學革命」的風暴開始震撼著昔日寂靜的校園。翌年夏天，傅斯年約集毛子水、羅家倫、顧頗剛、康白情、俞平伯等二十名志同道合的同學成立了北大學生中第一個傾向於新文化的團體「新潮社」，並開始籌辦《新潮》雜誌。蔡元培、陳獨秀給予了熱情贊助，他們從北大每年四萬元的經費中提出兩千元給傅斯年辦《新潮》，胡適則擔任他們的學術顧問。1919年元旦，由傅斯年主編的《新潮》創刊號問世。在《<新潮>發刊旨趣書》中，傅斯年強調該刊的宗旨為「去遺傳的科學思想，進於現世的科學思想;去主觀的武斷思想，進於客觀的懷疑思想;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實社會之人;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不為社會戰勝人格」。並宣稱：「期之以十年，則今日之大學固來日中國一切新學術之策源地。」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一校(北京大學)二刊(《新青年》、《新潮》)一時成為時代思想、文化、學術，以至政治的中心。傅斯年在《新潮》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內容涉及文學語言、社會政治、道德倫理、哲學、歷史等領域，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新文化運動「因得孟真而大張」。1919年，五四學運爆發，傅擔任遊行總指揮，扛舉大旗，走在隊伍的前列。從此他蜚聲校內外，成為北京大學一位富有魅力的學生領袖人物。1919年秋，傅斯年考取山東省官費留學。在英、德學習七年，先後就讀於倫敦大學文學院、柏林大學文學院。回國後擔任中山大學文科學長。中央研究院成立，應蔡元培先生之邀，出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蔣夢麟主掌北大，聘請傅任北大兼職教授和北大歷史系名譽教授。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日本京都大學教授矢野仁一發表《滿蒙藏本來並非中國領土》一文，鼓吹建立滿洲國。傅斯年聞訊，於百忙之中，組織方壯酞、徐中舒、蕭一山、蔣廷獻一起編寫《東北史綱》，專駁日本人「滿蒙藏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的謬論。此書經李濟節譯成英文，送交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後來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中表示東北是中國的領土，顯然接受了該書的觀點。不久，日寇大舉進攻華北。為了保護國脈，傅斯年提出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南遷合組的建議，被國民政府採納。三所大學隨後遷至昆明組建成著名的西南聯合大學。在此期間，傅斯年繼胡適去國後，接任了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一職。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僅僅一年，就完成了北大從邊城昆明遷回北平的復校工作，使北大各方面迅速走上了正規。其間，影響最大的是他對偽北大遺留問題的處理。傅是一個極講民族氣節的人，認為文人，尤其是教師，為人師表，更應保持個人名節，作為全國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尤其應做表率。因此，他堅決主張不任用偽北大人員，認為：「專科以上學校，必須在禮儀廉恥四字上，做一個榜樣，給學生們下一代看。」「偽北大」教職員在國難當頭之時為敵服務，於大節有失，故不擬繼續錄用。他還主張嚴懲文化漢奸。偽北大校長鮑鑒清附敵有據，河北高等法院卻宣判他無罪，傅先生搜集鮑氏四項罪狀，向有關機關繼續抗告，最終將其繩之以法。1947年7月胡適回國，隨之正式就任北大校長。北大為傅斯年卸任舉行了茶話會，「席間胡適先生對一年來為北大盡瘁工作，備致稱揚。教授亦相繼致詞，謂先生在西南聯合大學時代力謀恢復北大文科研究所，復校後又為北大廣延教授，增加數倍之校舍，至足感謝。先生則謙稱：過去為北大辦理成功之事，百分之七十為機會，百分之三十為努力;所謂百分之三十之努力，亦為教授不辭萬里歸來之結果。」傅斯年還有一個故事，足以彰顯其作為「北大人」的個性及魅力。國民黨敗退台灣後，傅在台灣大學任校長。1950年7月31日，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已對國民黨冷淡了一段時間的美國政府又派軍方統帥麥克阿瑟率領美軍代表團訪問台灣，蔣介石親率「五院」院長、「三軍」司令以及社會名流們到機場迎接。傅斯年也被邀到場。第二天，報紙上刊登了接待時的照片。在貴賓室里，坐著的僅有3個人：蔣介石、麥克阿瑟、傅斯年。坐在沙發上的傅斯年叼著煙斗，蹺起右腿，泰然自若。其他政要和名流們都垂手恭候，肅然站立。報紙的新聞特寫說：「在機場的貴賓室里，敢與總統及麥帥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與蔣夢麟和傅斯年比較，一如上述，胡適與北大有著更為深厚的淵源。胡適接任北大校長後，立即主持召開了北大行政第一次會 議，討論和研究北大院系新建制以及教師聘請問題。在當年舉行的開學典禮上，胡適以其一貫的低調向全校學生表明自己的教育主張：「我只做一點小小的夢想，做一個像樣的學校，做一個全國最 高學術的研究機關，使她能在學術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貢獻。」他引用了南宋思想家呂祖謙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以期與大家 一起反省，共勉。美國在日本引爆的兩顆原子彈震驚了世界，並非自然科學家的胡適立即敏感地認識到了它的重大意義，隨即產生了一個大膽的設想：在北大建 立一個原子能研究中心。並寫信寫信給白崇禧、陳誠：「我今天要向你們兩位談一件關係國家大計的事…… 我要提議在北大集中全國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學者，以為國家將來國防工業之用。」胡適甚至已經滿懷熱忱聯繫了錢三強 、吳健雄、吳大猷等人，他們「皆已允來北大」。可是鑒於國共內戰，國民政府當時的興趣顯然並不在此，所以胡適要求的50萬 美元研究經費也就沒有了著落。不死心，胡適又轉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爭得10萬美元的「復興」經費，並把這筆錢 全給了物理系，作為建立現代物理學之用。但很快，形勢異變，這一計劃最後付諸流水。1948年11月，北平已經成為解放軍包圍中的孤城，南京國民政府有意將北大南遷。經過激烈的辯論，胡適做出了他在北大校長任上的最後一個重大決定：不搬遷。理由很簡單：北大在北平才叫北京大學，離開了北平還能叫北京大學嗎?是年12月13號，冰冷的北平城外炮聲隆隆，伴隨著四起的硝煙，北京大學也即將迎來它的50歲生日。城裡的人們已經可以清晰地聽到中共的播音員在喇叭中反覆地勸說胡適留在北平，北平的命運，北大的命運，胡適的命運，裹挾在硝煙當中，到了最後抉擇的時刻。當時，國共兩黨都在爭取胡適。共產黨派人找到胡適，希望胡適留在北平。據時任北大教授兼東方文學系主任的季羨林回憶，當解放軍包圍北平郊區時，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胡適，商談什麼問題，忽然闖進來一個人，我現在忘記是誰了，告訴胡適說，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昨天夜裡有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我們在座的人聽了這個消息都非常感興趣，都想看一看胡適怎樣反應。只見他聽了以後，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平靜，只微笑著說了一句：他們會信任我嗎?第二天下午，胡適乘飛機離開了北平。從此，蔡元培時代的北大落下了帷幕。離開北平前，他匆匆留下了一張便條，給北大的同事湯用彤和鄭天挺。便條上寫道：今早及今午，接連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託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絕不忘掉北大。1949年4月，胡適自上海坐輪船赴美，從此再未回到大陸。但胡適雖身在海外，仍心繫北大。每逢「五四」或北大校慶日，他都要與北大校友聚會，發表談話，以示紀念。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台灣去世。根據遺囑 ，他留在內地的102箱書籍和文件贈給北京大學。他走的平靜而安詳，遺體上覆蓋的是一面北大校旗。蔡元培、胡適、蔣夢麟、傅斯年都與北大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沒有他們，就沒有北大的歷史地位。關於這幾位師友之間的關係，傅斯年去世前夕，曾發表一個趣談。他說：「蔣夢麟先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之，但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最後笑著批評蔡、胡兩位先生說：「這兩位先生的辦事，真不敢恭維。」在場的蔣夢麟補充說：「孟真，你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話雖為戲說，但也應當算是對四位校長的形象定位。四、北大沒有校訓，在默默地訴說著什麼?作為中國的最高學府，有一個問題始終讓人大惑不解，這就是：北大一直沒有校訓。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似乎就沒有校訓。但那時人們一提起北大，立即就會想到「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這八個字似乎非北大莫屬。這八個字雖然並沒有被正式確立為北大校訓，但不管是北大校內，還是社會各界，都從心裡認定這八個字最能代表北大，應當是北大不是校訓的校訓。有了這種普遍認同，是否在形式上扶正，似乎並不重要。1949年，政權更迭，「徹底砸爛舊世界」成為新政權的既定路線，蔡元培時代的北大自然也在「舊世界」之列，特別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更不為一統天下的「絕對權威」所容忍;到了文化大革命，聲稱自己年輕時在北大「沒有人拿我當人看」的「絕對權威」終於一吐為快，直接從北大點火，並親筆為北大題寫了新校名：「新北大」，表示了改天換地的決心和自信。但是，極為諷刺的是，這一切很快成為歷史的笑柄。改革開放以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北大一度覺醒，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前鋒，但很快又歸於沉悶。有的人總是視「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眼中釘「，必欲打倒而後快，但公開否定總是理不直氣不壯，似乎也很少有人為了投機而寧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落罵名，於是就有了為北大確立新校訓之舉——出現了「勤奮、嚴謹、求實、創新」和「愛國，進步，民主，科學」一類難登大雅之堂，不倫不類的所謂校訓。這樣的校訓自然得不到北大師生乃至社會的認可，即使校方，似乎也怯於公開宣示，所以北大終於沒有校訓。但北大確實有一個不是校訓的校訓：「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這個校訓是誰也打不倒的。誰想把它打倒，只能說明他自不量力，不是無知、愚蠢，就是走火入魔。責任編輯：花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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