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磊　實習記者　梅潔　上海報道 　　楊小凱（1948－2004） 　　著名華裔經濟學家，「新興古典經濟學」創始人。1948年出生於吉林敦化，1968年，年僅20歲的楊小凱因發表《中國向何處去？》而入獄整整十年。1980年楊小凱直接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1982年研究生畢業後到武漢大學講授數理經濟學和經濟控制論。1983年在著名華人經濟學家鄒至庄的推薦下，楊小凱赴普林斯頓大學深造，並於1988年獲得博士學位。隨後楊小凱到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任教，四年之後被聘為教授，曾任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遞增報酬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主任。 　　2004年7月7日，北京時間7時49分，一個傳奇人物走完了他坎坷而又卓越的一生。他就是被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公共選擇學派創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讚譽為「當今最好的經濟學家之一」的楊小凱。在與晚期肺癌抗爭了三年後，他生命的年輪永遠在第56環上停止了生長。 　　作為一個內地長大的華人學者，楊小凱被認為是「首位衝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中國內地經濟學家」。他挑戰了新古典經濟學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開創出新興古典經濟學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的嶄新學派，成為一代經濟學宗師。 　　新興古典經濟學 　　眾所周知，新古典經濟學發端於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在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自由主義同時，以邊際效用價值論代替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同時用以需求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經濟學以供給為核心的分析。儘管在20世紀30－60年代遭遇了「凱恩斯主義」的強力解構，但至今仍可謂西方經濟學的主流。 　　而新興古典經濟學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同時，在企業理論、產權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增長理論、貨幣理論、城市化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等幾乎所有當代重要領域進行了原創、新穎解釋，並試圖通過「分工和網路效果」全線貫通之。「消弭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包納新古典經濟學」，楊小凱可謂超級雄心。 　　無論如何，楊氏卻不能親眼見證這一刻的到來了。 　　去世前，楊小凱的學術職位包括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Ｍｏｎａｓ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經濟系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澳大利亞遞增報酬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論文見諸於《美國經濟評論》（ＡＥＲ）、《政治經濟學雜誌》（ＪＰＥ）、《發展經濟學雜誌》（ＪＤＥ）、《經濟行為與組織雜誌》（ＪＥＢＯ）等國際一流經濟學刊物，已出版的中英文專著包括《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經濟發展與分工》、《分工和經濟組織：一個新興古典微觀經濟學分析框架》等。 　　他的著作《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被匿名審稿人評論為：「這是一項具有原創性和新穎性的研究，激動人心而又令人屏息以視。楊是世上少有的幾個有能力思考這類問題的人之一，也是世上僅有的幾個有能力解決這類問題的人之一……在整個經濟學面臨劇變的時代，他處於這個劇變的最活躍部分。」布坎南也再三表示，「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研究就在莫納什大學，就是以楊小凱為主的對分工的分析。」 　　休克療法設計人、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特別顧問傑弗里·薩克斯也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了對楊小凱學術研究的關注。對中國、東歐和俄羅斯轉軌的共同興趣與交疊共識，也促成了楊小凱1998－2000年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發展中心訪問（傑弗里·薩克斯時任該中心主任）。在傑弗里·薩克斯為楊小凱所著《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所作的序言里（題為《楊小凱的貢獻》），這位「世界發展的大腦」表示，「作為序言的作者，還有楊小凱一直以來的同事和值得託付的朋友，是我的幸運。」 　　在北京，楊小凱去世後第二天即7月8日9時30分，一個由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員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員共同參加的悼念座談會在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樓舉行。林毅夫、海聞、陳平、周其仁、宋國青、姚洋等中心教員，以及錢穎一、徐滇慶、李稻葵、湯敏等著名經濟學者共20多人在沉重而悲痛的氣氛中對楊小凱進行了緬懷。 　　座談會的組織者之一，從1981年就開始與楊小凱相熟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終身教授徐滇慶告訴記者，儘管身在外地或因公務，茅於軾、吳敬鏈、樊綱和張維迎也都在第一時間發來了唁電。「我7月7日晚上打了通電話，12個小時後那麼多人都趕來了，這實在說明了小凱在我們心中的地位。」 　　從後發優勢到後發劣勢 　　國內社會科學界乃至公共實務部門感受到楊小凱的超群思維力量，卻是因為他和林毅夫2002年開始的那場石破天驚的論爭。論辯行進中，也就是楊小凱在國內精英階層中普遍性影響力的構建時。 　　這是一場關於中國發展前景的論爭，被很多知識精英和政府高級官員定義為「改革開放以來，就戰略級別上的中國發展所進行的最具原創性洞見，也是最平衡鋒芒和理性精神的論辯」。 　　爭論的開始是2002年4月，楊小凱在北京做了題為《後發劣勢》的主題演講。他原創地指出，1）發展中國家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易而模仿發達國家制度難；2）發展中國家總是傾向於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而不是制度；3）這種「路徑依賴」可以使發展中國家獲得短期內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同時也會強化制度模仿的惰性並從而給長期發展留下隱患，甚至使得長期發展變成不可能。由此他推導以為：後發國家不僅有後發優勢，後發劣勢也是國家發展基因中的隱含信息。 　　論據部分，楊小凱從仍在暗涌不息的歷史河流中採擷到了不勝枚舉的案例對其論點進行了實證。比如：1）法國為何在19世紀時落後於英國；2）蘇聯為何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經濟發展迅猛而後來又急劇趨緩；3）日本為何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乃至後來的金融危機。 　　在與傑弗里·薩克斯、胡永泰合作的一篇題為《經濟改革與憲政轉軌》的論文中，他提出警示：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國家，儘管現在改革開放很成功，但由於沒有進行根本的憲政體制改革，發展前景並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預言，儘管俄羅斯震蕩療法後的短期社會效果相較於中國的漸進式轉軌而言好像是一個失敗，但由於俄羅斯進行了根本的憲政體制變革，其將來發展會超越中國。 　　就在眾人震驚、激賞之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對好友的觀點公開表示了「不苟同」，並洋洋洒洒行文萬言寫下《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渾厚內力躍然紙上。 　　林文從理論和經驗角度分別回擊。其文以為，一個後發國家並非要先實現英、美的憲政體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後發劣勢。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利用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加速經濟發展的關鍵在於發展戰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誘導企業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那麼，後發優勢就能夠充分發揮，要素稟賦結構能夠得到快速的提升，產業結構就會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穩步向發達國家接近；反之，如果試圖趕超，經濟中就會有各種扭曲和尋租行為，結果會是欲速不達——不僅不能實現後發優勢，還將必然伴隨各種制度扭曲即所謂後發劣勢。 　　林文最後結論認為，雖然不必先進行英、美式的憲政體制改革才能成功地發展經濟，但並不是一個後發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就不必進行經濟、社會、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實在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隨後的幾個月里，伴隨著楊小凱和林毅夫接踵而至的多回合「內力公開大比拼」，互聯網路上、現實生活的學術沙龍、各式論壇里可謂「刀光劍影」。到後來，沒有人關心誰勝誰負，只是眾人的心裡，又多了兩個尊敬的姓名。 　　在7月8日的悼念座談會上，林毅夫對這場爭論是這樣說的，「公開的學術爭論，言辭難免有時相當尖刻，但是我們的友情並沒有因為這些爭論而受影響。前年暑期，我的學生張鵬飛到莫納什參加他舉辦的超邊際分析夏令營之時，托他帶了一封信，小凱看了很高興。過去他多次邀請我到莫納什訪問，這幾年我也幾次邀請他再度到中心來講學，如今病魔竟然已經奪他而去。」 　　永遠走不出的背影 　　從2001年被診斷出肺癌晚期，至今已是三年。三年里，楊小凱的愛徒，現台灣中原大學工商管理系的曲祉寧助理教授見證了全過程。 　　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曲回憶說，就病理治療而言基本上經歷了三個階段：開始是在澳大利亞接受化療，服用ＩＲＥＳＳＡ，然後經傑弗里·薩克斯介紹了多位在波士頓的資深醫師進行諮詢；病情穩定了一段時間後出現反覆，籌集資金飛赴洛杉磯嘗試ＧＶＡＸ療法，後發現不合適進行該項實驗性治療；回到澳大利亞後，服用一江西抗癌土方，效果也不明顯，直到最後一次接受化療。 　　曲還告訴記者，在楊小凱生命的最後三年里，作為旁觀者，他沒有在先生身上看到灰色，有的只是樂觀和奇蹟。 　　墨爾本是個鳥語花香的城市，市域1／3都是森林，多次被評為世界上最適合人居的城市。楊小凱的住處就在莫納什大學東北11公里一個晚近開發的社區里。確診後，他開始學習康德，並篤信基督教。他每天去離家不遠的森林散步兩次：早上是630出發，8：30回來；下午3：30出發，5：30回來，這四個小時，是他主要的會客、輔導學生和思考的時間。當身體條件允許的時候，他還會去爬山玩飛盤，有時還會去海灘散步玩帆船。「他掌大帆，我掌小帆。」曲的聲音有些哽咽。 　　記者了解到，就是這三年里，楊小凱建樹依舊驚人：1）建立了遞增報酬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2）催生了一份超邊際分析的學術雜誌；3）在美國、澳洲、中國內地和台灣進行了六次短期課程；4）寫作兩本經濟學教材；5）在湖南大學、復旦大學和台灣大學進行多次講演。 　　而出於紀錄超邊際分析方法歷史發展的目的，曲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也為楊小凱做一些錄音整理工作。由此，他也得知了老師青年時期的坎坷經歷：從1968（當時20歲）到1978年，楊小凱受了整整十年牢獄之災！艱苦勞改之餘，他拜當時也關在牢里的二十幾位教授、工程師為師，學習數學、英語和材料力學、流體力學和機械學。「那種精神力，讓人聯想起小說里的基督山伯爵。」 　　1983年，已經平反的楊小凱受到著名華人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庄推薦，赴普林斯頓大學深造。在這所以「美麗心靈」容納了諾獎得主納什的世界名校里，楊如魚得水——師從國際貿易頂尖高手迪克西特和格羅斯曼並於1988年獲得博士學位。隨後，楊小凱只用四年時間就成為莫納什大學的高級講師。 　　曲告訴記者，儘管在文革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但楊小凱極少向他人提及他的這些早年遭遇。而徐滇慶則認為，安靜並不表示忘卻。「那個特殊的時代，這段特殊的經歷其實是每一個留洋的中國學者都永遠走不出的背景——出去時我們已是成年人，思維模式和現在出去的留學生區別很大，只能以各自的方式去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楊小凱遭災最重，經歷也最坎坷，批判精神也因而最徹底強健。」 　　春華秋實，時光荏苒。不經意間，楊小凱已經成為一代代中國經濟後學走不出的背影——無論我們意識得到，或者意識不到…… 楊小凱：華人經濟學界的「驕楊」作者：中國人民大學聶輝華發表於《經濟學家茶座》總第12輯

題記 性格決定命運。——培根 就全球華人經濟學家而言，對中國的政治變遷和經濟改革有切身體驗和真知灼見者，是少數；能對現代經濟學做出理論性貢獻或挑戰現有理論體系者，是極少數；而同時具備這兩個條件者，更是稀缺得如鳳毛麟角。楊小凱，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華裔經濟學家，卻有幸成為其中之一。 楊小凱現任澳大利亞莫納什（Monash）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遞增報酬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論文見諸於《美國經濟評論》（AER）、《政治經濟學雜誌》（JPE）、《發展經濟學雜誌》（JDE）、《經濟行為與組織雜誌》（JEBO）等國際一流的學報，已出版了《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經濟學原理》等多部中英文專著。 一 鋒芒畢露論時政兩度陷囹圄 磐石不移苦自學十年悟真經 楊小凱學名楊曦光，小凱為乳名，1948年出生於吉林敦化。1962年，由於當時劉少奇反對考「父母」不考學生的階級路線，錄取標準不看學生的家庭成份，因而楊小凱和當時很多出身不好但成績優秀的同學考入名聞遐邇的長沙一中初中。1965年，錄取標準唯成份論後楊小凱又與許多高幹子弟一起考入長沙一中高中。不過與大多數驕橫跋扈的紈絝子弟相反，楊小凱樸素得像一個平民的兒子，只是在他文靜的外表下潛藏著思想的滾滾波濤。沒多久，「文革」開始了，像暴風雨席捲了整個大陸，楊小凱這些正需要陽光雨露的小草們就被突然卷進了這場浩劫。跟當時所有的「熱血」青年一樣，楊小凱忠貞地投入其中，甚至不惜以自己柔弱之驅捍衛天真的信念。1967年2月，因不滿省軍區抓捕造反組織「湘江風雷」的工人群眾，楊小凱挺身而出，散發傳單、寫大字報，結果被軍隊抓去，在公安局監禁兩個月。在獄中，他高唱革命歌曲，用絕食來為自己爭取「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機會。監禁沒有消滅他的勇氣，反而促使他開始深入地思考「文革」的實質以及中國的前途問題，寫下了《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調查報告》等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頗有見地的文章。這些閃爍著思想之光的文章被廣為傳頌，結果令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頭頭羞惱成怒，竟親自下令將楊小凱再次投進監獄。從1968到1978年，年僅20歲的楊小凱在黑暗的牢獄中被關了整整十年！直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親自過問，1983年他的沉冤才得以昭雪。 進去時尚是弱冠少年，出來時已到而立之年。20歲，正是黃金般的美好年華！本應坐在明凈的教室里自由地汲取知識的營養，為自己的明天憧憬著各種夢想，在廣闊天地間縱橫馳騁任意揮灑。如果一個人最燦爛的年華是在最黑暗的監獄度過，結局可能有千萬種；但是我敢肯定，恐怕很少人日後還能成為一代宗師！面對絕境，楊小凱沒有怨天尤人，更沒有自暴自棄。在艱苦的勞改之餘，他拜當時也關在牢里的二十幾位教授、工程師為師，學習數學、英語和材料力學、機械學。儘管他的肉體飽受折磨，但在精神上卻是那麼的固若磐石、堅不可摧。在獄中，能接觸到的經濟學讀物只有馬克思的《資本論》等著作。楊小凱以其天才般的智識反覆研讀，他甚至自己用拉格朗日方法推出Gossen第二定理。這些在絕境中的體悟，日後竟成為他創立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濫觴。進去時楊小凱只是一個中學生，而出來時他在學力上已經完成了大學水平的學習。 恢復高考後的次年（1979年），楊小凱曾在湖南大學數學系旁聽一年數學課，於第二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所，擔任實習研究員。1982年，未上過大學的他到武漢大學教授數理經濟學和經濟控制論，被聘為助教、講師。從1984年到1986年連續三年，他每年出版了一部這方面的著作。我相信，即便是沒有進過監獄的「老三屆」也不一定能取得如此驚人的成就。怪不得一位崇拜楊小凱的網友深深感嘆：「即便楊小凱沒能有今天的成就，僅憑他這一點，他就有資格進入我們這一代中的優秀者行列。」先哲曾云：「痛苦之時，正是磨練造就閱歷人情世故之候。一生本領，多在此處得來。不可困而委頓，如無根小草，不耐風霜。看遍二十四史，古來有大功業者，孰非從艱難困苦中來？」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是的，楊小凱這棵昔日的小草飽經風霜，已經長成一棵大樹，乃至日後成為全球華人經濟學界的一棵「驕楊」。 二 負笈西域從名師五載得正果 漂落澳洲創學派仗劍闖江湖 楊小凱是不幸的，一個才華卓絕的人竟遭遇天妒其才的命運；楊小凱又是幸運的，至少他沒有像張志新、遇羅克等同時代的英雄們那般英才早逝，而且以後多次獲得大師的提攜。著名華人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庄（G. Chow）對楊小凱在經濟計量學的經驗研究方面的天賦頗為賞識，遂推薦他於1983年赴普林斯頓大學深造。在普林斯頓大學，這所以「美麗心靈」容納了天才、諾獎得主納什（Nash）的世界名校，楊小凱如魚得水。他有幸師從國際貿易方面的頂尖高手迪克西特（Dixit）、格羅斯曼（Grossmm），並於1988年獲得博士學位。隨後楊小凱到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任教，未及一年由講師升為高級講師，1992年被聘為教授（Reader）。從獲得博士學位到正教授，楊小凱只用了四年時間！需要說明的是，在莫納什大學經濟系，教師要評講師必須在國際排名前50位的經濟學雜誌上發表至少2篇論文，高級講師要5篇，而副教授要10篇，教授則必須在本研究領域內能在國際上排進前5名。因此，直到目前為止，該系只有2位教授（另一位是著名華人經濟學家黃有光）。若干年後，連一向自負的經濟學界怪才張五常都由衷感嘆：「像楊小凱，坐了10年牢，出來後還有今天的成就，我們是想不到的。你說楊怎麼跟我比？我在做基礎研究的時候，他卻在坐牢，假如他有我這樣的機會，我一定贏不過他。」 楊小凱何以如此能耐？皆因他成功地創立了一個挑戰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嶄新學派——「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又稱「超邊際經濟學」（Inframarginal Economics）。且讓我簡單地對其中的背景做些交代吧。按照古典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闡發的意蘊，「勞動分工」對實現遞增報酬的推動作用和「市場競爭」對優化社會資源的配置作用是國民財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然而，自1776年以來經濟學發展了一百多年後，能同時處理「勞動分工」和「市場競爭」的數學工具（如處理角點解的「庫恩—塔克定理」）仍沒有發現。為避開這個難題，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大師們就把全社會的人分成純消費者和純生產者兩部分，用效用函數和無遞增報酬的生產函數來描述「市場競爭」。但是生產函數只反映了各種投入產出的關係，而未反映專業化水平、組織結構、遞增報酬，這顯然與斯密關於「勞動分工」的思想相悖。在這種情況下，以楊小凱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利用現代經濟學和數學工具逐步復甦了斯密的思想，通過構建一個超邊際的分析框架，成功地同時處理了以「資源配置」為形式的邊際決策和以「勞動分工」為形式的超邊際決策。打個比方，學生在填報大學志願時選擇讀什麼專業就是一種超邊際決策，它是跳躍式的、非連續的；而一旦確定了專業後，如何在一個學年內分配學習時間就是一種邊際決策，它是連續的。新古典經濟學主要解釋後一種決策，它無法解釋前一種決策，但是從實踐上看前一種決策更為重要。 楊小凱等人所創建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在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缺陷的同時，提出了對企業理論、產權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增長理論、貨幣理論、城市化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等幾乎當代所有重要主題的全新解釋，並試圖通過「勞動分工和專業化」這條線將它們全部貫通，聲稱要消除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界限，將新古典經濟學包納其中。不可否認，楊小凱的野心實在是太大了！在新古典經濟學牢牢佔據西方經濟學界主流地位的今天，楊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一開始即遭到了西方經濟學家們的四面圍攻，但是這一學派經過戰火的洗禮，不僅頑強地生存下來，而且正日益得到好評。諾獎得主布坎南教授於2002年3月訪問莫納什大學時，在一次有副校長和院長參加的午餐會上說：「我認為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學研究就在貴校，就是以楊小凱為主的對分工的分析…」。在布坎南的支持下，楊小凱和他的同事成功地在哈佛大學舉辦了一個研討會，專門向美國一流名校的研究生講授新興古典經濟學。有人問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誰最有可能為中國人贏得第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後說：「比較之下，楊小凱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半個多世紀前，一位姓楊的中國人首次為我們摘取了一個自然科學方面的諾貝爾獎，誰又敢說姓楊的中國人不會再為我們贏得一個社會科學方面的諾貝爾獎呢？ 楊小凱創立新學派的成功固然得益於其過人的天賦，但是他一步一個腳印，遵循國際學術秩序並最終成功突圍的做法更值得中國經濟學者學習。首先，創新的思想必須體現在自己的博士論文里，因為一流名校的博士論文得以通過本身就說明它經得起主流經濟學的學術批評，這是第一關。楊小凱在普林斯頓的博士論文，就成功地提出了一個建基於遞增報酬的勞動分工的微觀模型。接下來的第二關，要能在一流的匿名評審的學報上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這些論文要有一定的引用率。楊小凱和他的同事、學生以及其他經濟學家，針對新古典的所有主要命題寫出了一系列論文，這些論文在一流學報發表後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第三關，要把自己的成果編成教科書，使教師愛教，學生愛學，並且有研究生願意做這方面的學位論文。1998年和2000年，楊小凱與人合作共出版了三本中英文教材，吸引了歐美和中國一批研究生做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論文。當一個學派的理論進入一流大學的課堂教材時，一個學派才算真正取得了成功。當然，除了上述三關外，還需要一些支持性條件，包括較強的數學功底，能將本學派的思想模型化，擁有自己的刊物和網站，並得到基金資助。楊小凱本人的強項就是數學，如今他們已經成立了「超邊際經濟學會」（Inframarginal Economics Society）以及一個互動式的「超邊際經濟學網站」www.inframarginal.com）。其門下弟子史鶴凌、孫廣振、劉孟奇和李克等人，分別把守澳洲、澳門、台灣、北美等地區新興古典經濟學的門戶。當初之所以選擇澳洲莫納什大學而不是美國一流大學，楊小凱的解釋是，因為「革命總是在邊緣地帶發起，好比英國的工業革命」。相形之下，國內的一些學者出版了一兩部未經匿名評審的著作或論文便宣稱某某學派創立的做法，顯得何其淺薄！ 三 誨人不倦傳學問睿智點中國 詈患肺癌信基督天公降奇蹟 在很多人看來，像楊小凱那樣少年時便鋒芒畢露，動輒對新古典理論大開殺戒的名人，要麼高傲冷峻，要麼性格乖戾，總應該顯得高不可攀才是。但是，楊小凱給人的印象卻是非常的和藹、平易近人，對於後學總是諄諄教導、勉力提攜。2000年我還在人大讀本科，適逢楊小凱教授到人大演講，在熱烈的演講延長了一個小時後，他竟然留下了自己的電子郵件。我按照他提供的郵件發給他一篇冗長的論文，請他指點一下。本來沒有想過他這樣的名人會給我回復，但是一周後居然收到了他的電子郵件。他指出了我論文的幾個模型有一些問題，還將與這些模型有關的幾篇文章的電子版給我發了過來。讀了研究生之後，我又向他提了一些學術方面的問題，他都不厭其煩地作答，並且將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群發給他的幾個學生看並要求他們給予解答。雖然貴為教授，但是楊小凱依然是樸素本色，在莫納什大學堅持每周上六天班，從早上8點到下午6點，風雨無阻。對於一個敢於用最寶貴的生命來捍衛心中之真理的人，還沒有什麼名利不能看開呢？正是楊小凱偉岸的人格，感召了一大批弟子投入門下，他們亦師亦友。儘管在學術觀點上有時也難免爭執，但是對於楊小凱的人格卻是讚美之詞是溢於言表，幾乎言必稱「小凱」。 作為一個華人，楊小凱始終熱心關注著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遷。他針對中國情況提出的許多觀點，例如給予國有企業老闆剩餘索取權，放開戶籍制度，破除行業壟斷，以成立企業的自動註冊製取代批准制，允許土地自由流轉等，如今部分已經被中國政府所採納。中國經濟利用後發優勢迅速發展，當大多數學者對此讚譽有加時，楊小凱卻當頭潑來一盆冷水。他提出了「後發劣勢」的假說，認為中國的發展靠的是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但卻沒有建立起成功的制度。由此可能導致經濟改革的快速發展而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在短時期內也可能是成功的，但卻可能對中國的長遠發展不利。與楊小凱的思想導師哈耶克一樣，楊小凱在中年以後開始更多地關注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從經濟、歷史、宗教和政治的多個角度來分析中國問題。一次在北大演講時，他曾半開玩笑地對北大學生說：「你們北大以前提倡民主和科學，我看今後要提倡自由和憲政了。」 正當楊小凱處於事業的顛峰時，不幸再一次降臨於他。早年的煉獄對他身體的摧殘，再加上他廢寢忘食的研究工作，2001年他被確診為肺癌晚期。真是天妒奇才！然而和年青時面對絕境一樣，楊小凱再一次顯示出他堅強的人格。他開始篤信基督教，每日禱告，並接受了科學的治療。難以想像的是，像他這樣理性的經濟學家居然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更令人難以想像的是，他的禱告居然真的令病瘤消失了！2001年9月份時，他的整個右肺都僵硬了，講話都很困難。而現在楊小凱不僅講話正常，還開始游泳、打網球，甚至玩帆船！2002年7月15日，楊小凱在上海出席了由復旦大學和澳門大學聯合主辦的「超邊際分析與中國經濟國際研討會」。上午，他給我們這些後學們語重心長地談了學習現代經濟學的感受，之後和大家合了影，緊接著就去做手術了。下午，在我們即將開始研討會時，負責會議的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石磊教授就興奮地告訴大家：「奇蹟總是發生在小凱身上。小凱的手術非常成功，他還吃了兩碗米飯！」大家一片歡呼。 總有一些事讓我們無比感動，總有一些人讓我們無比折服。關於楊小凱的故事，也許很多人並不陌生。我寫下上面的話，不是想以此為楊小凱建碑立傳，而是希望帶給更多的人以鼓舞和激勵。特別是作為青年一代，我們時常抱怨自己生不逢時，沒有受到良好的經濟學教育，還要直面社會的各種世俗壓力。可是，我們所遭遇到的這些，跟楊小凱相比又算得了什麼呢？我們絕大多數人也許一輩子註定成不了像楊小凱那麼宏大的事業，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把楊小凱作為我們前進道路上的榜樣，在小有所成時不要沾沾自喜，在遭遇困頓時不要萎靡不振。 逝者楊小凱南方周末　2004-07-15

王偉／圖　　□本報駐京記者趙凌 　　楊小凱的離去意味著平淡世界裡一個罕見傳奇的終結。 　　他坐過十年冤獄卻自學成才；他沒有上過大學卻創立了國際性學派；他研究科學晚年卻信奉基督。 　　楊小凱帶著坎坷的歷史離開了人間，同時帶走了他那可貴的批判精神———這一精神貫穿了他不長的一生———而這恰恰是留下的人們最為想念的財富。 　　這是一個悲傷的瞬間。7月7日清晨7時49分，世界著名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因肺癌醫治無效，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家中平靜離世，終年55歲。 　　彌留之際，楊小凱托夫人傳達對國內朋友的最後謝意。他說：「謝謝大家，我們會在天國相見。」這位被公認最有可能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華裔教授，以一個虔誠基督徒的方式向世界作了最後的道別。 　　少年無畏 　　17歲，他的思想開始超越當時的派性爭執，轉向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深層思考。 　　楊小凱本名楊曦光，小凱是他的乳名。兩個名字代表了他兩段不同的人生際遇。1978年以前，「楊曦光」這個名字飽含苦難與奮鬥的傳奇色彩，和中國當代歷史糾葛纏繞。 　　1948年，楊曦光出生於吉林省，之後一直在湖南長沙長大。他高幹子弟的身份常常不為人知，在長沙一中那個高幹子女雲集的地方，楊曦光靦腆孤獨，氣質獨特。他的父親當時是湖南省委的高級幹部。 　　1966年「文革」爆發，楊父因同情劉少奇和彭德懷的政治觀點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這使得整個家庭受盡磨難。 　　1966年底，楊曦光參與了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動。時年17歲的中學生楊曦光在大肆捕人之際，面對街道上寒光閃閃的刺刀和冷槍，公開張貼大字報、撒傳單。他因此被投入長沙市公安局看守所。 　　兩個月的羈押生活，加深了楊曦光對政治的體悟。他的思想開始超越當時的派性爭執，轉向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深層思考。 　　自看守所釋放後，楊曦光寫出了一批文章，其中以《中國向何處去？》最為轟動。這篇文章主張中國實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體。 　　1968年，20歲的楊曦光前往湖南省湘鄉縣和寧鄉縣下鄉調查農村社會情況。那次下鄉的另一個原因是避難。當時，《中國向何處去？》的油印稿不慎外傳，已有對他不利的消息傳來。 　　帶著對社會的新印象回到長沙時，同學告訴他：康生等人在接見湖南各派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負責人時嚴厲批判了《中國向何處去？》，並宣布該文「實質是極右」，楊曦光是「反革命」。康生還說這種文章不是一個中學生能寫出來，也不是大學生能寫出來的，後面定有黑手。 　　從那天起，楊曦光開始了一個月的逃亡生活。他白天在住所看書，夜裡帶著眼鏡、口罩、帽子，在街上用手電筒照著看大字報。 　　很快，在武漢他就被人檢舉，由當時的長沙市公安局軍管會派人押回湖南。在回長沙的路上，楊曦光看到四處貼著林彪的口號：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 　　他被關押在長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這個看守所因大門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是當時長沙最大的關押未定罪人犯的看守所之一。「從那天起，我就從中國社會的上層進入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湖南省委大院內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層優裕的環境不再與我有緣。」他後來在回憶文章里寫道。 　　在左家塘看守所關押近一年後，1969年11月，楊曦光以反革命罪被判處十年徒刑，押往洞庭湖畔的岳陽建新勞改農場「服刑」。 　　「那是個陰冷的冬日，我抱著背包和行李踏出九號的牢門，就踩在那看似寒徹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進二十三號那厚厚的牢門，我仍感到南方那帶有潮氣的清冷。」 　　鐵窗十年 　　那個時代的監獄裡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知識分子，他們成為楊曦光黑暗歲月中一團團溫暖的光。 　　楊曦光在獄中開始了人生中最為漫長而黑暗的日子。最初的時間裡，他狂躁而痛苦，想到漫漫十年鐵窗，他絕望至極。在判決下來的當天他甚至想到過越獄。 　　冷靜最終克服了絕望，只有高中學問的楊曦光暗自選擇知識作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內容。幸運的是，那個時代的監獄裡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知識分子，他們學富五車卻皆因政治問題入獄。在艱苦繁重的勞動之餘，楊曦光拜當時關在牢里的二十幾位教授、工程師為師———他們成為楊曦光黑暗歲月中一團團溫暖的光。 　　「一個從四號轉到九號來的扒手告訴我，有位姓陳的老師每天都在鑽研英文和數學。他有四捲毛澤東選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讀毛選，他還在鑽研他的本行數學。這位扒手告訴我，陳老師還有三卷《資本論》。」 　　楊曦光最終與這位陳老師成為忘年之交。讀罷《資本論》，楊曦光「心中期望未來的我成為一個經濟學家」。他當時有三個想法，一是把使用價值在價值論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問題融合到價值理論中去，三是把價值理論數學化。 　　在監獄裡，楊曦光還拜師學習了英語、機械、經濟和數學。與生俱來的質疑精神和個人經歷使他並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經濟學，在沒有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訓練之下，他開始了與世隔絕中的自由思考。 　　在獄中，楊曦光自己推導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層級理論、納什議價模型以及勞動分工理論。「我以為這些都是自己的偉大發現，但當我能看到更多書時，才發現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經濟學家發展成數學模型。不過慶幸的是，這些是自己想出來的東西，也算英雄所見略同。」 　　牢獄經歷使楊曦光發生巨大轉變。他日後說，「以前我會思考什麼是好，什麼是壞，這世界應該怎樣。在監獄我想的是：這個世界究竟會怎樣發展？」 　　在長達十年的監禁生活里，楊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讀書筆記，還有一個電影文學劇本。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與當時主流意識形態不相容的東西。獄友曾愛斌一直幫他深藏在監獄的木工房裡。 　　1976年，楊曦光的妹妹楊暉來建新農場看望哥哥。離開時，那位叫曾愛斌的獄友冒著冬天的寒風和被幹部發現的危險在雪地里跑了四五里路，跑得全身透濕，在去岳陽的公路上追上了等車的楊暉，像傳遞聖經一樣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給了她。 　　楊曦光出獄時曾愛斌還未滿刑，他給楊做了個精緻的木盒子作為紀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書，裡面可以裝筆記本。大盒子正面刻著英文單詞：Forward(前進)。 　　鋒芒再露 　　十年的苦難沒有讓楊小凱變得偏執和自閉。對於孤獨，楊小凱處之泰然。 　　1978年4月，楊曦光刑滿釋放時已是而立之年。走出勞改農場的路上，楊曦光心情複雜：「心中充滿著對未來的嚮往和不安。但不管將來發生什麼事情，我一定不能讓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動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因為我的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在一起。」 　　楊曦光出獄後，沒有一個單位敢錄用這位著名反動文章的作者。他在父親家閑居了一年。這一年，他在湖南大學數學系旁聽了不少課。這些旁聽都是由湖南大學剛復職的一些教授安排的。 　　也是在這一年，他決定埋葬「楊曦光」，同時埋葬那段苦難的歷史。他恢復使用乳名「楊小凱」。 　　改名後不久，楊小凱找到工作，在湖南新華印刷二廠當校對工。 　　1979年楊小凱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實習研究員，但因其歷史，被拒絕參加考試。1980年他再次報考，在當時的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於光遠的幫助下，他終於獲得參加數量經濟學考試的機會，後被錄取為實習研究員。 　　1981年的冬天，正在準備研究生畢業論文的徐滇慶在國家計委信息中心認識了楊小凱。「每到半夜時分，當我離開機房的時候總看見還有一個人在那裡忙碌，他就是楊小凱。當我得知他正在撰寫『經濟控制論』，不由得大吃一驚。我是自控專業出身，尚且沒有勇氣來寫經濟控制論，而小凱連大學都沒有上過。」 　　徐滇慶說，在他所見者中，楊小凱幾乎是智商最高的一個。而且，十年的苦難沒有讓楊小凱變得偏執和自閉。他穿著樸素，總是一副謙和的笑臉。 　　楊小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兩年，實際上在那個地方沒有人瞧得起他，也沒有人管他，他被迫獨來獨往。 　　「小凱被單位安排在二環路的一棟宿舍中，房子很小，堆滿了數量所的雜物，棲身之處就是一個角落，除了一張床和一張小桌子之外連個轉身的地方都沒有。」徐滇慶回憶。可楊小凱卻處之泰然，他總說，這裡比監獄條件好多了。就是在這裡，孤獨的楊小凱出版了《經濟控制論初步》的專著，並發表了若干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經濟問題的文章。 　　儘管楊小凱展示了他過人的才華，但由於沒有正規文憑，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楊小凱被武漢大學聘為助教，教授數理經濟學課程。 　　那一年，徐滇慶留在華中工學院任教。同在武昌，他曾多次騎車去武漢大學看望楊小凱。那時，楊小凱已經結婚，妻子小娟是一位善良的普通工人，兩人感情深厚。楊小凱的宿舍被校方安排在水房隔壁的小屋裡，又臟又濕。雙人床是用木板拼湊的，惟一的家當就是兩個粉色皮箱———那是結婚時別人送的。 　　徐滇慶幾乎一直為自己老友的前半生感到委屈，「我們這些研究生被第一批授予碩士，第一批提拔講師，第一批漲工資。可是這些第一批中都沒有小凱。他的才華遠遠超越了我們，我很為他抱不平。可是楊小凱只是淡淡一笑。」 　　在武漢大學期間，楊小凱出版完成了《數理經濟學基礎》和《經濟控制理論》兩本著作。他估計的一些計量經濟模型未能在國內引起反響，卻獲得了當時來武大訪問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庄的注意。 　　1983年，在鄒的安排下，楊小凱被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錄取為博士研究生。伴隨楊小凱十幾年的厄運在這一年才算最終結束。他沒有選擇學成回國，從此永遠留在了外面。 　　學者生涯 　　他的言說中透露著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滲透著他對中國命運的深切關注。 　　在故土一直無法過上合時宜生活的楊小凱，在隨後的歲月中，在遠離家園的地方，命運給了他20年的順境補償。 　　在普林斯頓這所世界名校，楊小凱如魚得水。他師從國際貿易方面的頂尖學者迪克西特(Dixit)、格羅斯曼(Grossmm)，並於1988年獲得博士學位。隨後楊小凱到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任教，未及一年由講師躍升為高級講師，1992年被聘為教授。從獲得博士學位到正教授，楊小凱只用了4年時間，並最終當選為澳大利亞國家科學院院士。 　　楊小凱的出現使國際社會開始重新評價華人經濟學者的分量。就全球華人經濟學家而言，對中國的政治變遷和經濟改革有切身體驗和真知灼見者，是少數；能對現代經濟學作出理論性貢獻或挑戰現有理論體系者，是極少數；而同時具備這兩者者，更是鳳毛麟角。而楊小凱，就是這樣一個人。 　　關於楊小凱的經濟學貢獻，廣為人知的是：他為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關於勞動分工是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原動力這一偉大洞見，提供了微觀機制和數學框架。另一個偉大成就是成功地創立了一個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嶄新學派———「新興古典經濟學」，又稱「超邊際經濟學」。 　　在他離世後，連一向自負的經濟學怪才張五常都由衷感嘆：「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凱沒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種求學的際遇，他在經濟學的成就會是怎樣的。拿個諾貝爾獎不會困難吧。」 　　有人分析，楊小凱思想偉大之處還在於其有著強烈的處境意識，即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是他理論的真實背景。正如國際知名學者傑弗瑞·薩克斯所言：毫無疑問，楊小凱也是研究其祖國———中國社會轉型問題最深刻而無畏的分析家之一。 　　楊小凱並非一個純粹的經濟學者，在他的言說中透露著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滲透著他對中國命運的深切關注。他始終關注著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遷並提出了眾多觀點，如開放戶籍制度、破除行業壟斷、允許土地自由流轉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頓大學一起讀書的一位密友說，「當時我對小凱的感覺是，他決心遠離中國政治，潛心研究學問，但後來我發現最初的感覺是錯的。小凱仍然十分關心『中國向何處去』。」 　　「我漸漸發覺他從不迴避當代中國面臨的許多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他的有些觀點會引起很多爭論，甚至誤解，並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他從不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除非被證明是錯誤的。」他的老友，著名經濟學家文貫中說。 　　當中國國內對「後發優勢」津津樂道之時，楊小凱卻澆下冷水。他一語驚人地提出「後發劣勢」的假說。說：「中國就是模仿技術、模仿工業化模式，不模仿製度。這樣的話，就會形成後發劣勢。你光模仿技術，就等於你造了許多汽車而沒有建高速公路，制度就是高速公路。」 　　他說：「經濟改革只是憲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迴避經濟改革與憲政改革之間的關係，落後國家期望經濟改革得到的『後發優勢』最終將成為『後發劣勢』。」 　　在楊小凱去世後，一位學術上的死對頭放下多年的驕傲對他作了一番真誠的評價：其一，小凱是我遇到過的最有預感天分的中國學子；其二，他知道什麼是重要的思想。聰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學多識之輩也不難求，但預感好，知道什麼重要，則要靠天賦，要學也學不來。 　　平靜離去 　　他的基督教信仰依然和他的學術主張相關。 　　2001年，正當楊小凱意氣風發之時，他被確診為肺癌晚期。 　　這對楊小凱是個相當致命的打擊———他在平靜命運里剛剛想做些事情。 　　楊小凱因此開始篤信基督，每日禱告。 　　在一些場合，他平靜講述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心路歷程。楊小凱第一次接觸到基督教是在監獄。那時候，有個獄友是個被判了十年刑的基督教徒，「他的行為使我非常感動：他盡量幫助別人，每天早晨禱告，在迫害面前一點也沒有害怕、恐懼，他在被判刑之前還為我們禱告。他說，是上帝讓他去承受苦難。」 　　而楊小凱的基督教信仰依然與他的學術主張相關。 　　「哪些行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這就是從宗教和意識形態來的，而不是從經濟基礎來的。是這種意識形態決定整個制度、人與人的關係，然後就再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 　　2002年12月，楊小凱的身體出現奇蹟。他不僅能夠運動自如，打網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體內的腫瘤不見了。「瘤子是靠禱告消失的。這就是一個見證。當然，你可能說是碰巧了。但我的這一段精神上的靈魂生活絕對是真的。」楊小凱這樣解釋信仰的靈性。 　　在努力抗爭了幾個月後，楊小凱最終還是虛弱地走了。 　　楊小凱從不吸煙，卻患上肺癌。有人認為這恐怕是十年牢獄種下的病根。 　　楊小凱走後，得到了幾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學術上的「衝突者」。一位在學術場上和楊小凱常常劍拔弩張的知名學者說，「他的學術生涯只有二十年：滿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凱不枉此生。」 　　2002年春節，楊小凱自澳洲向國內朋友發來新年寄語。他用英語寫道：願上帝保佑中國！